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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土时空观念的改造:集体化时期农业“现代化”改造的再思考

李 洁

【内容提要】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成为新时期下国家在乡土社会的主要治理目标。但是由于抽空了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这种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到对文化和社会观念改造的层面上。然而,权力以“现代化”之名对传统乡土社会时空观念所展开的社会改造不仅与事实上仍然延续的小农生活方式相去甚远,而且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现代社会意涵上的“自由公民”。在此过程中,权力却成为一切资源的拥有者,并通过对农业日常生产的介入,进一步控制了农民的生活世界。农民对国家的依赖加深了,但二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却一刻也没有消失,并以隐蔽的方式不断积蓄。

一、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改造


  20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乡村出现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乡土社会开始日益成为国家强化自身政权建设和提取资源的对象。(杜赞奇,2003;费孝通,2006; Skocpol, 1979; Siu,1989;张仲礼,1991)但是在20世纪上半期,这种国家权力的渗透仍然是相当有限的,“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郭于华、孙立平,2003:513)

  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全国规模的土改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则在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土地所有状况的格局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农民生活状态和组织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地主”与“农民”这样两个阶级框架及其之间不可化约的对立通过诸如“诉苦”、“批判”、“斗争”等权力技术被塑造出来,并且成为影响了农民日常行为和社会观念的重要框架。(方慧容,1997;李康,1999;郭于华,2003;郭金华,2001)

  进入到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体化时期之后,国家对农业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增强了。但是本文认为:这种控制的增强并不单纯表现在税收政策或利益分配的经济角度(Shue,1980),也不能只从国家连续发动的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运动经济”、“群众大会”和“阶级斗争”等政治活动中得到证实(黄宗智,1998;程秀英,1999)。伴随着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1956年之后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向日常生产的一种转移。在后革命时期,国家出于“常规化治理”的考虑,需要建立起一种基于日常生产和生活进程的合法性基础。

  如果说在土改时期,国家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上,强调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立(何江穗,2001),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区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作社集体化)这样两种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那么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这种分类框架变成了“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与“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之间的对立。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因其“狭隘”、“分散”和“落后性”,无法与新时期下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目标相一致,因而需要被加以重新改造和建设。{1}现代化农业的目标是“要使我国农业在公社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王耕今,1959:23),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一起,成为国家在新时期下的重要发展目标和运作基础。(毛泽东,1999:207,268)

  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一方面是常规化治理时期,国家在日常经济生产过程中建立起的新目标;另一方面,这种改造又不只是出于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而是具有更进一步的社会与政治改造的意涵。“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李大钊,1984:875)“无产阶级”不但代表了生产方式和政治上更先进的阶级,其本身还具有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先进性”。因此,“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有双重任务,即不仅要支持帮助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同时还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克服农民的狭隘思想,而代之以先进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列宁,1972:641)由此可见,国家在乡土社会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努力不仅是要在农业社会中建立起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包括对与之相对应的人心与社会观念层面的改造。

  作为党政国家在乡土社会中新的合法性基础,建设现代化农业的目标在之后的30年中,一直没有中断。然而在农村地区实现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王耕今,1959:27)但是大跃进之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导致大部分农村地区不但没有建立机械化农业的物质条件(除了东北的部分地区),而且还成为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化的重要资源来源。经济上被剥夺的状态抽空了乡村工业化的基础,由此一来,权力在农村的现代化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架空到对文化和社会观念改造的层面上。

  在下文的分析中,笔者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考察权力在后革命时代是如何对传统乡村的社会观念进行重新打造的。在这一改造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现代国家对农业社会的改造远不止财产和社会关系等层面,更是对内在于农民身体和心灵之中的时间、空间概念这些沉积在农业社会中几千年的内在精神和意义所进行深层次的改造。这样一种权力对农业生产日常安排的管理和控制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国家财政需要的满足{2};也无法完全等同于现代国家精细化治理的需要{3};而是成为后革命时期党政国家合法性基础再生产和资源控制与动员的重要渠道。

  文章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于笔者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赴安徽省肥西县的田野调查资料。调查资料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安徽省一镇三村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另一部分是对散落在县、镇、村的档案资料、文献资料的汇总和收集。

二、对乡土时间观念的工业化改造

  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Halbwachs, 1980)中指出了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的相对独立性。自然时间,也可以叫做抽象时间或普遍时间,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空洞的、无意义的时间概念划分,它在各个国家、城市和地区之间具有普适的一致性。社会时间,或者叫做真实时间或历史时间,是各个群体社会生活的节奏本身。有多少种社会群体也就存在着多少种社会时间。例如学校、工厂、乡村等都具有自身特定的时间安排体系。(Halbwachs, 1980:103-110)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现代人所广泛熟悉的“钟点时间”也不过是诸多“社会时间”中的一种,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最具支配力的计时方式,是与现代工业革命的诞生息息相关的。工业大机器生产是机械性的流水线安排,在时间上经过精密的度量并要求操作人员严格遵守时刻的划分。然而,不同于工业机器生产节奏对钟点时间的严格控制,延绵几千年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要求农业劳动者依照严格的机械时间进行劳作。在农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乡土社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时间”观念。

    (一)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时间观念

  农业生产面对的并非机械化了的生产对象,而是具有生物特性的农作物。生物时间缺少精确的时刻划分,没有一种固定的严格节奏。这就使得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并不用依照生产流水线节奏进行劳动分工,从事精确化、单线程的生产;相反,农业生产在时间上具有模糊性、多线程的特点。“一大早”、“天黑以后”、“打盹的功夫”这些貌似并不精确的时间单位在地方实践中却可能比精确地时间刻度更能传达出有价值的信息。“起了个大早下地干活”并不意味着早上八点整准时下地干活。“晌午时分”也不对应着某个精确的时间点。“打盹的功夫”可长可短,只要能够恢复田间耕作的辛劳。这种模糊性的生物时间更加适用于农业生产劳作的实践逻辑。

  农业劳动不同于工业生产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农民从事的并不是流水线式的标准化生产。尽管农业劳作也有简单的家庭劳动劳动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仍然多是非标准化的初级分工。更多的时候,农民要在其日常劳作中同时兼顾好几项工作的进行——这在女性的日常劳动中尤其明显:例如妇女种地的间歇回家喂孩子、烧饭,烧饭的时候顺便抓一把稻糠喂鸡,送饭的路上顺便采摘一些晚饭食用的蔬菜等。

  农业时间的模糊性在现代理性观看来是一种缺乏“时间观念”的表现,但事实上这恰是符合农业社会本身特点的“社会时间”,传统农业社会在长期劳作和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时间制度。其中,节气就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它反映了对农业劳作而言至关重要的太阳运行周期。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位置,“二十四节气”把一年划分为24个彼此相等的段落等份,以此反映对农业劳动至关重要的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不同地区都有为人们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歌,提示人们不同节气对应的不同气候和生产任务。{4}

  在农忙时节,农民可能要在宝贵的几天时间中不分早晚的抢种、抢收,不能推后:“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清明(农历二月底)天气回暖,要抓紧时间播种春小麦;谷雨取自“滋五谷之雨”,借此天时,农民需要大规模的展开春耕。类似的还有:“麦忙不怕忙,就怕豆叶黄”——农历五月间麦收季节固然已经很忙,但是麦收加上夏种总共也忙不了二十天。而“豆叶黄”时才真正到了农人们最紧张的“三秋大忙”时节。此时农作物纷纷成熟:大豆、玉米、高粱、棉花都得抓紧收割。秋收之后,还要再翻一遍地,然后再种冬小麦。秋收、秋耕、秋种,一刻也不能耽搁。正所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深谙此道的农民知道自己必须抓紧这短暂的宝贵时光,哪怕白天黑夜的加班加点,也要赶在时令结束之前完成相应的农业劳作。

  而在相应的时节还未到来之前,农业生产也无法提前进行或完成,必须耐心地等待作物的成熟或成长。哈布瓦赫在谈到时间的“社会性”时,特别指出,农业时间具有这样一种“等待性”的特点:“农民必须等待,直到稻谷结穗,母鸡下蛋,马驹长大,奶牛产奶。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加速这些过程。”(Halbwachs, 1980:116)可见,有“农忙”就有“农闲”,忙碌之后等待作物自然成长的过程是内在于农业劳动生产本身的特性之中的。农业社会时间的这种生物节奏使得农民可以依据气候、环境、农作物长势、家里其他农副作物的安排等各种情况,对自己的时间做出有弹性的安排:

  “你想干到黑,我愿意,我想今多出好力,我干到黑,这个活干掉了,也照(也可以)。那时候呢,你要讲你早干完,那你就可以早去家,再忙家务。”(2006年5月7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72岁)

  不同的节气对应着不同的农业生产任务,必须在相应的时间内完成各自的生产安排,无法追赶也不能懈怠。农业生产中的仪式和庆典一样要顺应节气的时间安排,事实上,这也是“节日”一词最早的由来。刘宗迪在对中国节日起源的探讨就发现:作为一个农业社会,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所流传下来的“节气”实际上是对与农事生产紧密相关的寒暑变化、风雨水旱、草木荣衰等自然现象的关注。由于节气的准确与否不仅会影响农事的成败,甚至会继而影响社会的治乱、国家的盛衰,因此古人对节气予以特别的重视。作为农耕周期关节点的节气,往往也成为传统社会举行各种庆典和仪式活动的庆祝日,如立春时的“藉田典礼”{5}、冬至时的“元旦之礼”{6}等莫非如此。(刘宗迪,2006)

  尽管后世历法已经与上古时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但是并不妨碍中国传统节日中那些源远流长、世代流传的庆典、仪式与农时周期的密切关联。其中,“春节”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传统意义上的春节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廿三、廿四的祭灶开始,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而这恰好是在一年中万物凋零、生机潜伏的冬季“农闲”时节。无论是“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还是“小寒游子思乡归,大寒岁底庆团圆”,都显示出“春节”对农业社会的重要文化和社会意涵。人们在这样一个休养生息的节日里祭祀神佛、奠慰祖先、除旧迎新、祈求丰年,这既是对一年生产结束的庆祝和间歇,也是对下一年生产开始的祝愿和准备。春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是与其作为农耕周期的关节点密切相关的,它内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的节奏安排之中,对农民的生活世界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意涵。

  (二)权力治理的需要与工分制的引入

  在上文中笔者提到:农业生产是一种复杂的多线程的劳动。农民通过田间劳作、家庭副业、小手工业等各种劳动组织方式,与最终劳动产品发生直接的联系。{7}传统社会中的农业时间的安排是以农时和农事为基础,小农的一切劳动就是要确保自己一年的劳动成果除了支付赋税之外,还足以应付来年的生存。农业劳动这种复杂多样的劳动投入方式意味着除了最终的劳动成果之外,很难用其他外部度量方式对农业劳动的投入多少进行测量。

  然而1956年之后的农业集体化改造则改变了延绵几千年的农民与农产品之间的这种关联。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直接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发生关联,并上交赋税,传统国家感兴趣的只是通过一整套官僚体系和赋税制度最终征收上来的财政赋税。而在集体化时期,党政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全面改造和渗透则改变了这种格局。“由于粮食市场的关闭、统一购买和供应的制度化,以及最重要的粮食配给的制度化,国家把农民及产量区隔开来。”(Oi, 1989:42)农民不再与自己的劳动成果发生直接的联系,所有的农业产品都归于国家或者说集体所有。这极大增强了国家的物资动员能力,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国家主导了一切基本物资的分配。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也有义务按照一种清晰、简便的标准计量方式,对农民的劳动投入进行计量,才能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将农业产品分配到劳动者手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原本作为现代工业社会产物的“劳动日”和“钟点时间”被现代党政国家引入到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劳动日”和“钟点时间”的使用和盛行,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兴起和扩张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产业工人的快速增长,劳动时间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市场商品,资本家按照劳工的“日价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马克思,2004)同时,“为了使这些靠工钱劳动而过活的工人能准时上下班,并计算其每日的工资,时间的钟点化计算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黄金麟,2006:162)严格的分时和计时方式产生了,并成为资本控制劳动的重要基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每个工作日的时间安排是大体相似的,工人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时间开始劳动,遵循精确化的钟点时间刻度,并按照劳动时间领取自己的劳动报酬。

  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工分制”就是党政国家权力在借用上述两个工业时间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工分制就是以劳动工分作为计量劳动和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而工分的计算一般是用劳动日作为社员投入劳动的计量单位,一个劳动日表明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天完成的劳动量。在权力引入这样一种“标准化”的工作计量时间之后,小农原本模糊化、多线程的劳动时间被打破了,权力以一种更加精确的、可从外部加以观测和计量的劳动时间安排替代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时间观念。

  每个劳动日中,由生产队长按照严格的钟点时间对农民的生产—生活作息进行管理:

  在生产队干活就像在劳改队,伤心啊!哨子一吹,就要去。去迟了,就扣半分工……有时候,生产队哨子一吹,我们把小孩一夹就去上工了。干活时,就让小孩坐在泥地上,蚂蚁爬得满身都是。(2007年1月29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女,74岁)

  不但上工有严格的时间要求,整个劳动时间里,社员必须确保每天都在田地里劳动——记分员就负责在中饭后和傍晚下工的时候进行监督。只有通过了早、中、晚三次检查,才能算一个“劳动日”,计算相应的“工分”。

  (记分员)傍晚时候就要到田埂上记工,看你可在家里。{8}这样算一个劳动日嘛!人不在家,他还记你工吗?就是吃过饭,出去干活,他也要望一下子。要收工的时候,也要去看一下子。(2007年2月5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女,51岁)

  由此造成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是,农民的生产目的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农民每天也就是围着工分转。没得工分就没得粮食啊。它那个粮食的话也就是靠这个工分来买,分粮食分钱。也就是讲,大家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也就是工分,就是讲没工分就没得生活了。(2007年1月28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68岁)

  由于劳动投入不再直接以劳动产品作为回报标准,而是由国家、集体按照外在的“工作日”计算“工分”,这样一种把农民的内在劳动以外在的“工作日”进行度量的标准显然给农民的日常抵抗留下了空间:“出去干活就是混。反正把那个时间混掉了就来家。”并给整个集体经济造成日积月累的消磨。{9}

    (三)农民的体验与后果

  对于国家而言,这样一种标准化的劳动时间的计量方式是在国家成为劳动产品的最终所有者之后,对小农进行管理和激励的一种控制方式,它可以让农民像工人一样遵循严格的钟点时间“上、下班 / 工”,便于国家对农业产品的统一调度,并最终成为国家介入并指导农事生产、安排和分配的重要基础。但是对于乡土社会而言,由于农业机械化在短期内并未建立起来,以工业社会时间观念为基础的工分制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一方面表现在标准化的钟点时间远离他们日常生产和生活安排的需要,因而显得颇为多余和不便,甚至会影响他们长久以来有条不紊的时间安排,导致日常生活的混乱:

  刘老家大队女社员朱先聪的故事

  说某天早晨,队长已经吹响了第二遍上工哨子,她还有三件事未来得及做:自己未吃早饭,小孩未吃奶,猪未喂食。在第三遍哨声之前的几分钟内必须赶紧做完这三件事。于是,她把小孩抱到锅台上坐着,左手搂着孩子喂奶,右手端着碗喝稀饭,身子靠在锅台边站着,右脚不时的伸进猪食盆里拌猪食。这事恰巧被她的小叔子看见了:“哎哟呀,嫂子,当心你的脚被猪咬了。”接着她要拴猪、丢下嚎哭的孩子、锁门、嘴含饭跑赶去上工。(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2005:88)

  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节气和节日”、“农忙与农闲”的生产节奏被打破了,农业生产的每一天被赋予了相同的含义。无论农忙农闲,刮风下雨,作为生产队一份子的农民每天都被安排了相近的劳动或政治学习任务:“那时候生产队干活啊,天天有活干!”在类似这样的抱怨声中,可以看出农民不满的并不是农业劳作本身的艰辛,而是每一天的劳动任务不再是由作物生产状况或是内在于农业生产中生物节奏所决定,而是被外部权力进行了强制性的标准化管理。甚至在农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农闲”时节,没有农活可做的时候,农民也要被组织起来栽树、修路、建造堤坝,甚至被拉到更远的地方进行国家公共建设的服务{10}:

  冬天都要出去,修河坝、兴修水利,都干工程。有时候不在村里,把人拉到外地去干,都到老远的场子,几十里路都干过的。(2007年1月9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男,70岁)

  就连传统社会中最富有农业色彩的春节,其意义也被淡化了。内在于农业时间安排中那些“节日”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习俗、实践在集体化高潮时期被完全取消,取而代之的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严格组织化了的劳动安排:

  老百姓忙到什么程度呢?一年到头365天,初一上午还有工分,上午一起吃一个忆苦思甜饭,那个还有工分。然后下午休息半天。(2006年5月7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68岁)

  年初一都干!那年是,(一九)五八年,年初一的时候,一个人给几分工,上面要求干。那时候是形式主义。生产队给几个乡去栽树。(2007年1月9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男,70岁)

  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现象是,为何权力花费如此之大的监督成本对农民的劳动进行如此细致入微的动员——除了初一下午的半天休息之外,一年三百六十四天半都要从事劳动生产——结果却是农业收益和费用指数的入不敷出?(周其仁,1994)并从交易成本和博弈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功利层面的回答。(周其仁,1994; Lin, 1990)但是文章认为“物质激励”的不足固然可以解释制度集体经济的危机,但却无法展现制度改造在社会规范和观念层面所遭遇的张力。集体化时期农民对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满并不在于农业劳动生产本身的艰辛,而且也包含了对原有时间意义被剥夺和改造的不适与紧张:“劳动日”的安排不但打断了节气本身对应的传统乡村社会的时间节奏,而且也与农民长久以来对“节日”相应价值的赋予形成了冲突,并由此导致了国家对农业时间观念的“现代化”改造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农民实践观念和规范的私下抵制和日常反抗。

三、对生产—生活空间的割裂

  权力对传统农业社会时间观念的改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权力对空间的改造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由于权力将“生产”从原本未经划分的农业生产—生活空间割裂出来,纳入到国家监控的视野之下,上文中提到的权力对劳动的“钟点化”监督才成为可能。以下,笔者将以江淮农村为例,考察传统乡土社会空间观念的特点,权力对乡土社会空间观念的改造及其背后的逻辑,以及小农自身的经验和行动。

  (一)乡土社会中生产—生活空间的模糊性

  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并不严格区分生产与生活空间。房前屋后同样是生产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安徽省江淮一带农村的家庭布局通常是房屋临街。屋前还可能有一两株果树——通常以桃树、柿树居多,这种安排既有美观的目的,也不可完全忽视其传统的实用价值。进入大门是有一个近三米高、三十平方米左右的大客厅——这并不只是单纯出于家庭聚会的目的,这样一个又高又大的客厅通常也兼做临时堆放各种粮食作物的粮仓。客厅的两旁是卧室,后面是厨房。而在房屋主体的后面则通常是一个很大的后院。这个后院往往是各家各户将小农的“生存智慧”发挥到极致的地方。这里一般都会有:水井——提供生活用水;茅房——既是人的生活所需,也是为生产积蓄肥料的场所;稻草堆——农业生产的副产品,同时也是厨房的主要燃料。此外,依照各家各户的不同喜好和安排,后院里还可能有猪圈、牛圈、鸡棚,甚至还会有一个小水塘用来养鱼、养鸭。房子周围的土地则被种上自家食用的葱、蒜、小白菜(当地称鸡毛菜)或其他蔬菜。

  这样一种房屋布局使得家不再仅仅是生活的空间,而成为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家庭里的青年壮劳力在田地进行重体力工作时,老年人或者妇女可以在家带孩子、养鸡喂猪、洗衣做饭,照料屋前屋后的小菜地。家里七八岁的孩子也会在上学的路上拾粪、捡柴、拾麦穗:

  

  那时候我们还要去拾粪,像我们都拾过粪啊。就搞那个耙子啊,捞那个狗屎,搞那一扛,这我们都干过的。现在小孩根本就想不起来的,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粪都没有要。那时候那个草到处砍,都没得烧,哪有草啊?连那个田里面的根,小麦茬子都扒出来了,晒干,烧锅。到秋天就上山去寻草了,去拈细柴。(2006年5月11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男,42岁)

  这种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实际上反映了农业生产本身灵活性、日常化的特点。与工业厂房不同,传统的小农生产并没有实现生产领域从家庭领域中的分离。除了田地耕种之外,一些其他日常化的辅助性劳动——如小买卖、小手艺、季节性的临时工,以及种菜、饲养鸡鸭、捕鱼和森林采集活动等,都是保障农民生存安全的重要资源。在农作物歉收或发生其他外部世界的动荡时,这些“副业”往往成为确保他们安全度过危机的重要保障机制。(斯科特,2001)

  (二)生产空间成为权力治理的领域

  然而在集体化改造时期,由于割断了农民和其产品之间的直接联系,国家无法直接通过物质激励的方式调动农民的生产能力,因而就需要将生产空间从原本未经划分的生产—生活空间中划分出来,以权力监督的方式控制整个劳动生产过程,以此达到生产管理和控制的目的。

  上文所提到的对小农生存方案而言至关重要的家庭副业被取消了{11},生产空间从家庭经济的私人领域中被剥离出来,纳入到国家公共领域之中。农业劳动力不再是散在各家各户的田地里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整个生产队的劳动力集中在一块或若干块相对集中的田地里,由生产队长统一安排任务,集体完成工作:

  

  生产队那时候干活跟现在不一样哎。那时候干活,就讲今天都到哪干,就都到那场子干。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假设讲,分配你放牛,那你就放老牛。哎,是这样子干法的!(2007年2月15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男,70岁)

  通过对生产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严格划分,权力可以通过制定生产计划、分配生产资源、统一生产管理等方式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全面渗透和管理。集体劳动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性,也使得权力对农民的监督成为可能。在对“工作日”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记分员分早、中、午三次进行农业劳动的检查,只有在整个工作时间内身体都出现在工作场所中,才能计算一天的工分。农民如果要探亲、休假、赶集,都要征得生产队长的同意,才能够暂时离开生产空间:

  准你假,才能去,到时就要回来干活。准你半天,半天就要回来,到时候就要来家,干活,不给乱跑。(2007年2月15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女,74岁)

  既然生产空间是公共领域,那么并不是只有农民自己所在村庄的土地是生产空间,其他生产队的土地也一样是公共的生产空间。如此演变的逻辑结果是在集体化的高潮时期,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可能接到上级单位的通知,开拨到数里之外的生产队“协助生产”,甚至是到离农民居住更远的地方“兴修水利”:

  就讲今天到哪个哪个地方去干活,哎,都去了。好哎,走了离家里大概有二三里路远,三四里路远,都有的。明天那个地方活干完了,就讲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干活。(2007年1月28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68岁)

  (一九)七几年,我们扒河都扒累死了。到处都扒,我们整个都跑,有时候都跑一百多里路不都去扒嘛。……这个干不是干一天、两天的事情,都干一个多月哎,一个多月!带锅带被子。(2006年5月11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男,56岁)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所有的人口、河流、土地都是其统辖的空间。(斯科特,2004)将小农的经济生产改造为国家领导下的公共生活,就使得国家对小农的身体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这就为集体化时期权力最大限度的实现对劳动力的国家动员奠定了基础。大量的农田、堤坝、河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在集体化时期,国家以极小的动员成本,大量调拨有效劳动力进行艰苦建设的结果。

  但在小农的空间观念中,外在于生养自己村庄之外的地区都是从情感纽带上而言相对疏远的“他者”。在江淮地区农民的说法里,“在家”指的是在本村。相应的,去村庄以外的地方赶集、上学、打工,被叫做“不在家”。这里“家”的涵义不再是私人家庭的居住场所,而是一个同时包含了生产与生活空间,与自己的生命、生活血肉相关的乡村共同体的概念。由此,如果说在小农的生存逻辑中,“在自家干活”(本村)还能够说得通的话;那么“跑上一百多里路”,到“别人家”“干上一个多月的活”{12}则显然有些荒谬了。

  可见,权力对生产空间的全面改造实际上与传统小农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空间观念相去甚远。就某一方面而言,国家话语中的“生产空间”小于农民话语中“生产空间”所指涉的范围,因为前者排除了私人家庭从事生产的可能。但就另一方面,国家所指的“生产空间”却又远远大于农民头脑中与自己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的乡村共同体的范畴。因而,在整个农业改造过程中,国家的治理逻辑不时面临着与乡土社会观念的冲突与碰撞。

  (三)生产空间成为权力再生产的日常领域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关系从其他社会关系(家庭、亲属、宗教认同等)中分离出来(Chakrabarty, 1989),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恰恰在于:国家对公民身体的绝对统治是以确立公民人心自由的绝对地位为前提的。”(应星,2009:132)西方现代经济关系的诞生实际上是与现代社会领域的诞生相应出现的。(波兰尼,2007)资本只购买并控制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利用价值,相比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依赖和庇护关系而言,工人的精神世界却是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暇生活和自由集会成为具有相似生产经验的工人达成共识和形成联合的重要基础。(汤普森,2004)

  但是在集体化时期我们看到,国家对生产领域的渗透和管理与现代工厂制度出自经济效益的考虑并不等同。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是权力在后革命时代在日常化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重新寻找其运作基础的结果。如此一来,权力对生产空间的控制就不仅仅是出于对劳动力身体的控制和调动的目的本身,而且还包括对乡土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渗透,和对小农生活世界与精神领域的重新组织和动员。通过将生产空间从传统的家庭空间中分离出来,国家在实现对农业生产过程的监督和对劳动力自由调拨的同时,也打碎了社会自发联系和生长的空间。生产过程的高度集中为权力进行日常化、不间断的政治规训奠定了基础: 

  基本上,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做活的时候都要向毛主席做这个早请示,晚上收工的时候也要晚汇报。每天都要做这个,向毛主席做早请示、晚汇报(笑)。也就是讲每次做活的时候,上工的时候和下工的时候都要做这个。组织集体,天天做,天天学习(众笑)。到田里做活的时候,到田里这里一站,首先就是要做一下,读一篇毛主席语录以后再做活。(2007年1月28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68岁)

  国家对农民生活世界和精神领域的日常控制就是在这样一种对劳动过程的社会改造之中被常规性的塑造和确立起来。在集体化高潮时期,生产队或大队组织村里的年轻人成立专门的宣传小组,在集体的劳动空间中以唱歌、跳舞、喊口令、打快板、劳动竞赛等活动,起到组织、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作用:

  那时候在喊操哦,喊队哦,我都照(都干过)。我们那时候都比赛。经常就在一块学习啊,唱歌啊,比赛啊,都这样干。那时候年轻,也开味(有趣),是的哦。(2007年1月30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女,60岁)

  这种以身体的共同在场为基础的,在相对集中的生产空间内达到身体激情的相互感染,的确使得国家的政治宣传达到一种类似传统仪式中“集体欢腾”的效果(Durkheim, 2001;郭于华,2003),甚至内化为农民身体的组成部分,让他们至今仍然怀念那时的生产激情:

  集体那时候习惯跟单干习惯不一样。那时候人干活比现在还是热烈,那时候水利啊,干什么啊。现在,后头搞疲掉了。(2006年5月14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男,74岁)

  但是实际上,普通农民这种基于空间和身体的“政治化生产”也有一种更为复杂和矛盾的感情。一方面,在世俗化、常规性的经济生活之外,农民的确需要在日常生活之外有某种激荡人心的力量来满足其“神圣情感”的需要。(Durkheim, 2001)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这种集体激情是通过“祭祀”、“节日”等仪式化的方式得到满足,那么在这些传统仪式被国家取消之后,围绕在新的政治话语之下的“集体欢腾”方式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占据了农民——特别是成长在新的国家话语之下的年轻一代的心灵世界。

  就是讲只要你闹革命,就是你讲那个大批大干斗喽,……也就是讲你这个思想提高了,你在这个田里面劳动,一个小时做这个事情可以做三个小时至四个小时的活……

  那当时心里也就是有这种想法哎,就想那是要过劲(厉害)一点哎……

  那是不过劲一点,那就是讲,是出不上来啦,也有这种想法哎。但是实际上,心里有这种想法,做起来那一个小时做不到两个小时的活。(2007年1月9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68岁)

  但是另一方面,基本的生活理性不可能被政治激情完全磨灭。出于生存理性的实践本能,在短暂的激情消逝之后,小农仍然要面对实际的经济生产和劳动产量——而恰是现实的经济生产本身让农民对权力不断建构出来的政治理想和话语始终保持着一些怀疑和距离。

  搞宣传队啊,当时也有反对。怎么反对来?当时有些老农民啊就反对了,你们这些年轻人整天就搞宣传,一天到晚就是看那些,唱啊跳啊,马上(往后)吃什么,各对(对不对)?其他一般人呢,也是敢想不敢讲。这些老农民,反正就是想我老了,哎呀,犯法了我也不怕你,他是敢讲的。一般人那是不讲的。看在眼里,在心里,但是嘴里不敢讲。(2007年1月9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68岁)

  在农民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种政治激情和生存理性之间的纠葛始终内在于整个集体化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的改造过程之中。

    (四)农民的体验和反应

  通过对传统乡村社会中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重新划分,国家将生产领域从家庭空间中划分出来,纳入国家权力治理的范围之内。生产不再只是物质产品的创造本身,而成为国家政治规训和权力再生产的重要渠道。然而,国家在生产空间中的权力对劳动空间的渗透与介入本身也存在着内部紧张与局限。一方面,这种权力对生产空间的监视并未达到全景域的监视,其监督的空间有效性是极其有限的,这显然会给农民的日常反抗留下空间:

  (集体化高潮时期晚上也要干活的时候)看不见群众就跑田里面睡着。你干部就是讲往里面看着,走这样走,干部来了,都起来了。干部一走啦,都睡觉。到哪个地方就哪个地方,就这样,干部就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群众都起来了。把人看着,看干部来了,当时那个干部也是分工干部了,他不是全部在这一块了,他就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人就在干;他一走了,那帮人就不干了(笑)。(2007年1月9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68岁)

  另一方面,这种权力监督并没有实现“无形化”,或者说权力的具体执行者仍然是“可见的”,是与被监督者同时“在场”的。这就导致普通农民对那些出现在生产空间之中但却并不与农民一起从事劳动生产的生产队干部产生了不满。在农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几十户左右生产队中,不仅生产队长经常外出开会、负责组织生产,而且还有其他一些辅助性的权力执行者也不能直接从事生产:会计要负责记账,记分员要负责监督记录,“大锹把子”(水利管理员)要负责维护水利设施等。

  那时候生产队啦,往上叫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组长,就是那个队长,现在叫组长,最多隔三五天就要到这个队上、村上开会,往上叫大队,开会。那时候生产队长基本上就不干活,不参加劳动,不和群众一起劳动,整天到晚,那就开会,那就开会。生产队就是那个那个会计啊,他时还要统计账,也干不到什么事情哎。(2007年2月5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男,68岁)

  一个生产队,有三四个不干活的(笑)。(这个访谈对象说话很谨慎,但说到此处仍然很介意)队长、会计,还有这个领班的嘛,这个这个纪录员、记分的。天天傍晚上记工,也不干活。(2007年2月5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女,51岁)

  那时好几个人不干活。那时候到田埂上锹水的,也不干活。那时候叫大锹把子,农村叫大锹把子,也是不干活的。就是沾沾水,看一看田里的水,整天也不干活。队长也不干活,会计也不干活。反正一个生产队,不干活的多。那一个生产队都五六个。(2007年2月5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男,56岁)

  在这些农民日常化的表述中,我们发现了一对很有意思的概念:“干活”和“劳动”。二者之间既密切相关,但又有所差别。“干活”是农民基于生存伦理的日常表述方式:“干活、干活,你要干了才能活!你不干事情,咋能活呢?”而“劳动”则是来自于农业社会之外的话语措辞;同时在集体化时期,“劳动”作为国家重要的话语基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价值和政治内涵:“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劳动人民”拥护的基础之上,等等。这实际上为农民对集体化管理方式的不满提供了直接、有效的话语基础:基于生存伦理,不“干活”意味着没有尽到一个农民的本分;而作为国家权力最具体的代表——生产队干部“不和群众一起劳动”,则意味着国家基层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遭到了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科特对葛兰西“霸权”(hegemony)理论的反思或许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任何一种霸权意识形态都表现为一种理想的状态,这就造成其内部必然会隐含一些矛盾。从被支配者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都在其内部为反抗话语提供了原材料。(斯科特,2007)

四、对集体化时期农业“现代化”改造的反思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成为新时期下国家在乡土社会的主要治理目标。但是由于抽空了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这种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到对文化和社会观念改造的层面上。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地方实践和观念都成为国家权力改造的目标。传统“节气”所对应的生产安排、“节日”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以及生物化时间所具有的模糊性与多线程的特点被视为“缺乏精确刻度”,可能会滋生懒散怠惰、“靠天吃饭”等心态的负面因素被国家权力加以摈弃。现代工业生产的“劳动日”安排和“钟点化时间”被引入进来,成为衡量农业生产新的时间尺度。另一方面,小农家庭生产格局也被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加以改造。家庭被剥夺了进行个体生产的权利,国家成为生产组织的发动者、制定者和监督者。

  然而,由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广大农村地区并未实现。即便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完成之后,农民面对的依然是传统的劳动工具和耕作方式。换言之,这种文化和社会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改造由于缺乏现实的物质基础,不仅与农民的实际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因而显得颇为多余,甚至荒谬;并且也与乡土社会中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文化观念相冲突。伴随着那些貌似“非正式和随机的活动”{13}被正式制度取消或替代,农业经济赖以为生存的社会意涵和根基也被动摇或削弱了,并带来了上文中提到的种种农业社会的紧张和不适应。

  然而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对乡土社会时空观念的改造却具有实际的治理意涵。通过切断了传统社会中农民与土地及其产品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对生产空间的集中管理,国家在乡土社会中成功建立起一个“拟制的工厂”。尽管这个工厂没有厂房,没有机器,也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但却有着细密入微的权力渗透体系。仍然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劳作的农民每天进入到这个“拟制的工厂”中,按照严格的管理制度进行集体劳动,并完全服从权力对劳动力的调拨。同时,以工业社会“劳动日”和“钟点时间”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工分制”,使得仍然以传统技术进行耕作的小农被打造得像产业工人一样,按照外在的衡量标准领取劳动报酬。上述种种以“现代化”之名建立起来的乡土社会改造最终使得国家成为一切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劳动力的所有者。

  尽管从形式上看,这一结果似乎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无产者化”的经历有些类似,但是这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社会改造却与资本的扩张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西方现代化演进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随着市场力量的扩大,共同体解体为个人。宗法社会中“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切劳动产品、能力与活动进行私人交换”。(马克思,2003:105)小农从“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的“单个的人”,成为工业社会中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的现代公民,并拥有了市场经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2003:104)但是在农业集体化时期,这种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通过将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在时空上重新安排,农民被改造为集体化生产的一个环节。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从这个环节中脱离出去。因为农民除了作为生产队的一员之外,一无所有。

  那时候当干部啊,干部一般是上面分派的。分派的如果下面不听的话,这个饭碗大权在他手里面啊,饭票子在他手里面,你要是不听话的话,今天马上就不给你饭吃,就是来现成的。就像现在讲扣你工资,那时候就是扣你饭票。(2007年1月29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68岁)

  饭票就在队长口袋里装着,讲不给哪吃就不给哪吃。现在上班就讲扣工资,扣工资也不紧张,那家里旁人还拿呢。那扣你饭票就甚都没了,饭都没得了。(2007年1月29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76岁)

  “农民劳动的价值及其对产量的分享由国家决定,并且从集体获得。……单个农民的经济生活要依靠集体。”(Oi, 1989:42)单个农民的生活只能依赖于生产队,但生产队也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牛草、化肥、种子和贷款等物资调拨都依靠上级部门的发放。个体是生产队的一环,生产队是大队的一环,大队是公社的一环,而公社则是更大的国家体制中的一环。“这种社会空间是垂直性的,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嵌入在最终溯及国家权力的层级之中。”(流心,2005:84)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论述的,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购买和控制的只是工人在劳动时间之内的使用价值,工人的闲暇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为其私人领域,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事实上,自由的闲暇生活和精神世界在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联合和无产阶级的意识认同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汤普森,2004)然而在由权力主导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权力对生产过程乃至私人领域{14}的集中和控制,并不只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通过将农民的身体集中在相对紧凑的公共空间内,激荡人心的政治宣讲和动员就具有了现实的场景基础。通过展开诸如制定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劳动力配置、督导具体生产过程和节奏等方式,权力不仅直接介入到农业劳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而且通过这一过程打散了传统社会纽带和建立新的社会联系的可能,从而实现了对农民生活世界和精神领域的全面控制和动员。

  可见,集体化时期以“现代化”之名展开的社会改造项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改变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但却通过对文化和社会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产品和劳动力的高度集中。不仅如此,权力还试图通过对生产过程的高度集中,建立起新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的基础。这一切最终导致权力在乡土社会的“现代化”改造不仅没有生产出现代社会意涵上的自由公民,反而生产出了新的——如果不是更深的——依赖关系:由于国家控制着农业生产的最终产品,等于剥夺了农民的全部退出机制。农民不得不选择依附国家 / 集体,并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机器上的一个环节。

  然而,“神圣情感”和政治激情不可能完全取代农民生活的现实基础和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理性。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仍不时地看到农民基于自身的社会传统和生存逻辑所生发的不满和抵制。尽管在“总体性社会”的结构安排之下,这种紧张与不适无法以集体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但乡土社会观念与“现代化”改造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却一刻也没有消失过,并以日常反抗的方式积攒和凝聚起来,逐渐侵蚀着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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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为了大力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使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更加协调,工农联盟更加巩固和发展,使我国农业赶上和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王耕今,1959:23) {2} “权力与生产发生关联并不奇怪,因为所有的政权都会由于财政需要而关注生产”。然而在传统社会中,权力对生产的介入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赋税和徭役制度是皇权与农业生产发生关联的主要渠道,权力对生产的关注更多的以祈雨、祭天、春耕等象征性的形式来表现。(李放春,2005:247) {3}斯科特在对20世纪社会乌托邦项目的研究中指出:通过土地调查、人口登记、城市规划和法律条文的标准化,现代国家试图对其领地进行彻底的再组织和简单化 / 清晰化,以期达到对其疆域、劳动力和产品的全面控制。(斯科特,2004) {4}如东北歌谣: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滴水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大家乐,夏至不着棉。小暑不算热,大暑在伏天。立秋忙打垫,处暑动刀镰。白露快割地,秋分无生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先封地,小雪河封严。大雪交冬月,冬至数九天。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再如南方歌谣:立春梅花分外艳,雨水红杏花开鲜;惊蛰芦林闻雷报,春分蝴蝶舞花间。清明风筝放断线,谷雨嫩茶翡翠连,立夏桑果象樱桃,小满养蚕又种田。芒种玉秧放庭前,夏至稻花如白练;小暑风催早豆熟,大暑池畔赏红莲。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白露燕归又来雁,秋分丹桂香满园。寒露菜苗田间绿,霜降芦花飘满天;立冬报喜献三瑞,小雪鹅毛片片飞。大雪寒梅迎风狂,冬至瑞雪兆丰年;小寒游子思乡归,大寒岁底庆团圆。 {5} 《国语•周语》:“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祼鬯,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 {6} 《易纬通卦验》:“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正此之道,以日冬至日始,人主不出宫室,贾人众不行者五日,兵革伏匿不行起。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人众,亦家家纵乐五日,以迎日至之大礼。……故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树八尺之表,日中规,其晷如度者,则岁美,人民和顺;晷不如度者,则其岁恶,人民为讹言,政令为之不平。” {7}传统社会中农民和其产品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从农民自己的一句习语中看出:“做田吃上粮,东家吃下粮。”一位72岁的老太太对这句俗语的解释是:“做田的吃头稻,给东家的稻都是二稻。他给东家的稻都不是上粮,都是下粮稻,不好的粮食。做田吃头稻,做田做好了吃好稻嘛。”(2007年2月5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女,74岁) {8}此处“家里”不是私人家庭,而是农民对乡村共同体的一种泛指,后文在谈到农民的空间概念时会进一步涉及到。此处可以理解为“在地里干活”。 {9}可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以及李洁的《生存逻辑和治理逻辑的“交融”——安徽省农村改革口述史研究》中第三章的“日常生活中的策略”一节。 {10}戴慕珍曾经从价值功利的角度谈到国家如何更多地利用农民的劳动力。(Oi, 1989:108-109)实际上这并不只是对劳动价值的无偿占有,也是对乡土社会时间观念的一种侵犯,从而引发农民的不满。 {11} “那时候就是不给搞走资派,不给搞资本主义道路,正在搞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时候,不给搞投机倒把。那个时候家里喂的鸡啊,鸭啊,鹅啊,他就都不准搞,搞就犯法。后来呢,(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期间,我去做一次生意,到六安苏家埠贩趟猪油。贩趟猪油,就是从苏家埠拉回来,到我们山南地区来卖。当时就被小分队发现了,发现之后就把我抓起来了。抓起来罚了600块钱,还叫我去劳教吧,一个星期,到小农场里面去。(小分队是公社里头的?)小分队就是山南公社里头的,成立的小分队,也就是工商所吧,叫打办室,那时候不叫工商所。(打办室?)就是专门打击投机倒把的,叫打办室,是这样搞法。”(2006年5月7日,肥西县山南镇,被访者:男,64岁)即便有一些研究指出:在集体化的不同时期,家庭副业和自留地也曾以不同形式隐蔽的存在过(Nee,1996),但总的来说只是作为农民一种私下的反抗方式,无法再成为其食品获得的重要补充渠道。 {12}就口述历史本身的特点而言,无论是“一百多里路”还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或许在事实的真实性上未必有多么可靠,但至少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感和“时间”上的长期性对农民的实践情感而言是真实的。关于事实真实和情感真实之间的差别,参见Alessandro Portelli,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in Oral History. {13}斯科特在对现代国家乌托邦项目的考察中指出:“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仅仅严格的服从制度而没有非正式和随机的活动,生产可能在事实上已经被迫停止。”(斯科特,2004:6) {14}在集体化的高潮期,不只生产空间成为权力治理的对象,甚至生活空间也成为权力集中治理的目标:“我们(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大集体全部睡在一块,男归男的,女归女的。就这么做了。我一个人,他奶奶死过了。我当时两个小孩,都还小,小孩是跟妈妈睡,我的小孩好哭闹,哭啊,吵旁人都不能睡觉。后来,就让我带小孩在自家睡。”(2007年2月5日,肥西县柿树镇黄花村,被访者:女,74岁)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