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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紫兰

王美怡

  关紫兰是民国世界里的美人。大乱来临之前,在上海的旧公馆里,还氤氲着金粉深埋的幽静和靡丽。她的父亲是来自广东南海的富商,她从来都生活得精致华贵,穿上好的衣料,用最时新的化妆品,有专门的裁缝和发型师为她服务。她的美,建立在丰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美得从容娴雅,一点不带挣扎和奋斗的痕迹。她看起来香艳,蓬勃,还有一点无所事事的慵懒。

  民国世界里的美人,如胡兰成所说,“是从静中养出来的。临花照水,自有一种风韵。即便艳丽,亦是锦缎上开出的牡丹,底子里还是一团静气”。这团静气慢慢晕染开来,让她们的人生渐行渐淡,似一帧韵味无穷的水墨小品。

  不同的是,关紫兰画的是油画。她早年入读上海神州女校图画专修科,后转入中华艺术大学,师从洪野、陈抱一先生。为提高画艺,她还去日本学画多年。她走的是印象派、野兽派的路数,看起来很洋派,可骨子里仍是闺秀气质。她的画完全偏离了“五四”以来救亡和启蒙的宏大叙事主题,呈现的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本真状态,带着隐隐的布尔乔亚情调。她沉迷于尺幅间的纵横涂抹、点染勾勒,自自然然地表现生命的欢愉和自在,留一点欲说还休的言外之意。她不执着,不强求,不张扬,似乎不太像那个年代的艺术家。

  也许,她本来就没打算做一个艺术家,只是想做一个简静和美的女人。所以,她关心的是闺房之乐,在意的是日常生活。她喜欢画女人肖像和花卉,她在画布上慢慢呈现一个女人从青涩、张扬到丰润、内敛的生命历程。这生命是自然天成的,如一棵植物,日复一日地生长,渐渐丰盈饱满,根深叶茂。

  野兽派创始人、法国著名画家马蒂斯说:“我的夙愿是创作一种和谐的、纯粹的、宁静的艺术。”关紫兰的油画强化的是艺术的美学功能,渲染的是寻常日子的欢愉。她是民国世界里的闲人,每日在画室里安然作画,把那些淡淡的愉悦涂抹在画布上,把日常的情境描绘得婉转多姿,让她笔下的人事景物透出某种耐人寻味的气息和质感。在她眼里,艺术从来都不是使命和欲望的道具,它附着在日常之上,在本色和自在中融进趣味和美感。

  这种艺术观明显与主流和时代相悖。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关紫兰虽是红极一时的西画家,但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放下了画笔,成了上海弄堂里一个清丽、安详的妇人。她买菜、做饭、散步,过着与世无争的寻常日子。她的社会身份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但她的画都卷起来塞在了床底下。锦绣年华都过去了,日子还像流水一样前行,她的头发逐渐灰白,但总是梳得整整齐齐,冬天很冷,她穿的是对襟中式棉衣,脖子上围一条苏格兰呢绒方格长巾。有时候高兴了,会到地处铜仁路上的上海咖啡馆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她唯一不变的嗜好,是喜欢在衣服上洒些高档的进口香水。洒香水的时候,她关上门,把幽香藏起来。

  关紫兰的一生,并没有经受太大的冲击。即便是“文革”时期的照片,脸上的表情也是安宁清澈的。纵使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她的生命质地总是明慧静好的。按女儿的说法是,“永远时髦,永远低调”。女儿回忆说,困难时期母亲有侨汇券,可以买到一些当时很稀罕的食品,她每次都会大方地请售货员吃。后来去买食品,人家不让她排队等候,就把她要的食物端上来。女儿吓得要命,怕别人有意见,她却快快活活地安然享用:“他们要先端过来嘛!又不是我要这样的。”即便老了,她还是一个可爱的妇人。就像当年,摩登新潮的女画家开车去西湖,手忙脚乱地差点把车开进西湖里去,完了还哈哈大笑。

  关紫兰画的虽然是油画,可她这一辈子,更像一樽青花瓷器,看起来清雅,骨子里坚硬,经得起岁月烟尘的磨砺。她似乎缺乏奋斗的野心和激情,但内心里理性和智慧兼备。也许她早就想明白了:在破败混乱的年代,一个安详笃定的女人,是世俗生活里的福音。

  她从来都不悲不喜,不怨不怒。因为她很早就从画布上窥透了一个秘密。这秘密告诉她:

  美,一直就在那儿,它们从来都没有动过,也永远不会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