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11年第6期 >> 正文

批判、自主与多元

——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翁 雪 郑广怀

【内容提要】 社会工作教育,既要适合当下的社会需求,也要预估未来。大陆的社会工作教育积极借鉴香港地区经验的同时,台湾作为一个值得参考的范例却被忽略了。本文从生态模式的五个层面考察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脉络,分析社会工作教育中的种种推力,并结合笔者在台湾的交换学习经历,对两岸的社会工作教育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历程能对急剧扩张中的大陆社会工作教育有所启示和借鉴。本文认为,台湾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批判、自主和多元等特质开启了大陆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另类的可能性。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社会工作专业逐渐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后,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的速度犹如一夜春风,短短几年间全国已有200多所高校设置社会工作专业,每年有1万名左右的本科毕业生,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队伍得以迅速壮大,社会工作在教育规模上取得了很大突破。{1}与此同时,高校的社会工作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随着专业教育的深化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制约社会工作专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针对当前社会工作的教育形势,学术界存在有两种主流论断,即“超前论”与“滞后论”。

  “超前论”指出,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是“专业实践先于专业教育”,而大陆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明显超前于本土的专业实践{2},社会工作教育先于社会有效(非潜在)需求而存在{3}。作为一个舶来品,大陆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早于职业化,但整个社会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制度上仍缺乏容纳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大环境。“滞后论”则认为,社会工作教育在具体实践内容上发展滞后。刘斌志综述了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20多年来有关社会工作教育的文献,为我们勾勒出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尚未形成成熟的理念;课程模式缺少实用性和批判性的基本要素;学生兴趣与社会需要尚未有效结合;未建立系统的课程评估制度;教学方法偏向单向传输;伦理教育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与张力;实践教学缺乏规范的督导制度;师资的专业度不高;本土性教材缺乏,等等。{4}

    “超前论”和“滞后论”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论调实质上传递着同一个信息,即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与专业本身的不相符。无论从具体内容还是从发展方向上看,社会工作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在专业发展初期,社会工作教育起着显著的导向作用。社会工作教育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专业人员的培养和素质,从而进一步影响大陆社会工作事业的整体发展。那么,大陆的社会工作教育应该何去何从?高校社会工作教育又应扮演何种角色呢?

  除了积极借鉴香港经验之外,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经验对于亟待寻求突破的大陆社会工作教育来说,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了解台湾高等教育如何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我们可以获得改善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现状的启示。大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各具特色。相较于香港社会工作较多受到英国福利国家的影响,台湾社会工作主要借鉴美国的发展模式。笔者查阅资料时发现,大陆文献中有关台湾社会工作发展经验的介绍较少,涉及台湾社会工作教育就更少。{5}可以说,作为大陆社会工作教育值得参考的范例,台湾社会工作教育被忽略了。

  2010年2 ~ 6月间,笔者赴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进行一个学期的交换学习。通过亲身体验台湾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如课上的互动、课下的交流、机构的参访等,让笔者对台湾社会工作教育有了切身的感悟和整体性的认知。本文试图基于现有文献,结合笔者与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师生的深入接触,与之前接受大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经历,从生态模式的视角出发,比较两岸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路径,寻找大陆社会工作教育可资借鉴之处。

二、生态模式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教育

  生态模式(Ecological Models)由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 U.)提出,主要论述有如下两点:首先,他将“生态环境看作是一种嵌套结构的机制,正如俄罗斯娃娃玩具一样的层层相套。”{6}具体而言,生态系统包括空间系统和时间系统两种维度,空间系统从最内圈开始向外依次为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部系统(exosystem)、宏观系统(macrosystem)。{7}时间系统(chronosystem)用以捕捉系统内、系统间的发展动态,是一个纵向的视角。这五个系统构成一个立体的互为关联的结构。其次,他认为,主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是互动的,主体的成长历程是与生态环境不断互动的动态过程。{8}

  受到生态模式的启发,本文试图将两岸社会工作教育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厚的历史背景中予以审视,将社会工作教育视为特定环境中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如社会环境、社会政策、文化脉络等形塑力量。换言之,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有赖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组织之间的相辅相成。笔者总结了在生态模式各系统中,作用于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相关因素(如图1),具体内容将在后文详细阐述。

三、生态模式视角下两岸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50多年来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经历了由点到面、由低度专业化到高度专业化的过程,时至今日,已经具备专业人才丰富、学历高、社会认可等特点。相比之下,大陆社会工作教育尚存较多的努力空间。笔者将从生态模式的五个层面切入,描绘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特色,厘清每个层面上台湾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概貌,再与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现状进行对比。

    (一)时间系统:从政治化到专业化、从“洋买办”到本土化

  从时间系统来看,两岸的社会工作教育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关于台湾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具体阶段,林万亿、莫藜藜等台湾学者已有详细论述{9},笔者将其整理成表1。总体说来,社会工作在台湾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后来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转变,专业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应运而生。

  在早期,台湾社会工作被称作是“摆荡在党政控制与知识依赖间的社会工作”,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讲是“依赖的”:依赖威权体制来进行社会工作的建制,以获取合法性;依赖美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体制与知识体系来构筑台湾社会工作的教育蓝本与知识生产。{10}此时第一代从美国学习回来的台湾学者,也开始在个别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与社会工作相关的部分专业课程。{11}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的变迁带来诸多新问题,民间力量对社会公平的诉求强烈,促使政府政策的转型。一系列福利政策的出台,带动了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与此同时,从欧美学成归来的第二代台湾学者,扮演着“传译员”、“洋买办”式的社会工作知识传播者的角色,促进大学系所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12}20世纪90年代是台湾福利发展的“黄金十年”{13},特别是1997年4月2日《社会工作师法》正式公布施行,标志了台湾的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建立,这对提升专业地位有显著的贡献。在法令赋予公权力和规范社会工作专业角色的同时,各领域专业服务流程和制度纷纷建立起来,使得台湾的社会工作专业制度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14}社会工作教育也进入全新的阶段。经过30年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本土化实践与研究逐渐形成了以“实证为本”(evidence-based)的专业追求。{15}截止到2010年,全台湾已有26所大学设有社会工作学士班,24所设有硕士班,4所设有博士班。{16}

    1949年,大陆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运行。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经历了“撤销—恢复重建—初步发展—快速发展”的曲折历程(如表2)。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恢复重建,不但让我们见证了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异军突起,更看到了两岸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路径中的相似之处。

  由于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撤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随着社会学学科被取消而停止。虽然社会工作教育在大学中撤销,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工作实践的停止,政府和单位承担着大量的行政性的、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成为社会服务的主体。民政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服务输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给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恢复重建带来了关键性契机。1987年国家教委批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设立社会工作专业,中断36年的社会工作教育开始恢复。{18}而社会工作课程在高校的迅速扩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得益于政府对高校政策的调整,特别是1999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19}在政策的推动下,每年新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数量快速增长,专业学生大量产生。社会工作教育仓促上马后,外来引入的专业知识在未被充分吸收的情况下便传授给学生,专业实践在还没有被系统接纳和领悟的情况下,就要指导学生的实务实践。这种“拿来即用”的发展途径{20},是现阶段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一大特征。在这种外来专业体系的植入过程中,大陆社会工作专业深受香港模式影响,这主要得益于相同的文化底蕴、回归之后交流机会的增加、大量香港专家前往大陆支持专业建设以及大陆学生赴港学习等。由此,大陆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领域便存在一种准二元的结构,即恢复专业后建立的一套专业社会工作与服务输送中占主导地位的非专业社会工作并存的局面。{21} 

    (二)微视视角:多元文化与政策倡导

  微视系统关注的是与主体有直接关系、互动最频繁的因素。社会工作教育主要依托于高校,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授课内容、人员训练、专业知识的本土化,都可归为相关的影响因素。在课程设置上,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学制与大陆基本相同,包括大学部4年、硕士班2年、博士班4年。社会工作系所的实习课程规定应修二次,分别于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暑假与四年级上学期实施。以笔者所交换的台湾大学为例,暑期中的实习以至少连续六周,每周40小时,合计240小时为原则;学期中以每周12小时,合计192小时为原则。社会工作师证照方面,现行政策规定应考者须修够20学分的规定课程。而2013年将执行更为严格的政策,考生须修够15门指定课程方才具备报考社会工作师的资格。{2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工作的焦点逐渐从以往关注静态社会变迁的“结构功能观点”,纷纷转向采取“冲突批判观点”,以应对动态的社会变迁。{23}台湾高校的专业老师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一些老师身兼政府部门或民间机构的要职,多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其观点较具批判性,日常授课除了基础知识外,往往联系实际,针砭时政。基于社会工作实务专业训练上的需要,尤其是一些临床课程,一些资深的社会工作督导会受邀聘至大学讲授实务课程。

  教学内容上,台湾社会工作教育很注重社会政策的倡导,除了在授课中援引相关法条作为某个福利领域存在的依据,福利政策的立法更被视为社会福利发展中的里程碑(具体发展进程详见表1)。这种教学的侧重同样体现在课程名称上,比如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此外,所供选修课程的领域多样,除了传统服务领域,还包括原住民社会工作、家庭暴力与社会工作、跨国婚姻家庭的服务、长期照护服务、安宁疗护社会工作等。{24}这些课程安排的差异性较高,反映出所面临的社会情境或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样化,相对的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发展也更加多元。而在大陆社会工作的教育内容中,结构功能流派占有重要席位,具体表现为一种问题取向的视角。社会工作被描述成弥补经济增长引发的社会问题与后果,实现社会功能的复原。由于社会工作扮演的补救性的社会角色,使它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下能够获得较多的资源支持,“社会工作的基本功能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人们也就会认识社会工作的价值”。{25}然而,面对转型期繁多的社会病态,仅仅从微观层面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工作需要通过参与制定影响更为广泛的社会政策、采取实际行动发展社区组织来保护弱者的利益。笔者通过查找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等大陆高校的社会工作系的课程设置,对比台湾类似课程,发现大陆高校在社区工作、社会政策等课程设置中,多为介绍性的内容,既缺少政策倡导、社区发展的元素,也缺乏对当前制度反思、批判的观点。笔者在此分别选取苏州大学与台湾大学社会政策相关课程的大纲为代表,以资比较。

  近年来,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着重于学生多元文化观的培养。早期台湾社会主要是倡导相互融合的文化观,以求达到社会的同质性建构。20世纪70年代后,一种多元文化的模式逐渐取代原有思维,亦即弱势群体面对主流文化时,有诉求文化认同与差异的权利,以保证他们免遭排斥、边缘化,过上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即“差异的文化权利”。{26}在这种思潮的引导下,台湾的原住民、外籍劳工、外籍配偶、新移民第二代的议题逐渐引发社会关注。无论在课程规划、课程内容上,还是在课外实习、政策倡导中,笔者都深切感受到台湾社会工作教育对多元文化的重视。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期待在教学上能够充分响应社会日趋多元化的需要,以及帮助学生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培养出足以分辨弱势或是遭受欺压族群的觉察能力。{27}如原住民社会工作,体现了对少数族权,以及对其本族传统、语言及文化遗产的尊重。这些课程期望培养学生对文化的敏感度和多角度思考的能力,通过对边缘族群处境更详尽地了解,以便在今后的实务中能够更好地理解服务对象,有效地提供服务。相比台湾社会工作教育所强调的多元文化理念,大陆社会工作教育多侧重于关注边缘文化。近些年农民工等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来逐渐被更多人听到,边缘群体的利益被更多地考虑。为保障他们的福祉,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者委身其中。同时也为社会工作扩大服务范围,拓展就业渠道提供了机遇。

    (三)中间系统:从依附到自主

  中间系统着重于各种微观系统的关联与互动,譬如社会工作与社会学专业间的互动关系。从历史发展来看,台湾早期社会工作教育寄社会学系之篱下,是由多重原因导致的。首先,是大陆经验的延伸,最早的燕京大学即是如此,第一个在台湾成立社会学系的中兴大学法商学院亦不例外。其次,当时正值社会学系刚成立不久,师资匮乏,社会工作专家更寥寥无几,只能寄人篱下。再次,党政部门对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均不十分了解,而许多社会学者也自认为在行于社会工作或社会行政,两者结合也不足为奇。{28}

  这种依附关系易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角色的混淆,外界常常以社会学者称呼社会工作学者,社会学者也被期待精通社会工作或社会福利,专业知识界限模糊,影响双方学术发展。另一个常见的混淆,即认为两者有理论与应用的关联。但实际上,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都属于社会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没有相互臣属的关系。{29}其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实务三者难以截然区分,因为专业的认同来自于教育形塑的过程,通过此过程训练出来的学生会直接面对来自案主与社会环境的压力。社会工作专业存在的价值与社会工作教育的有效与否,会在实务过程中受到严格的检验,进而反过来影响社会工作教育,甚至更进一步影响下一代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性。{30}可以说,社会工作训练的社会学化成为早期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特色之一。

  与早期台湾的经历相同,大陆也面临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关系模糊不清的问题。在大陆高等教育的学科层级体系里,社会工作是属于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社会工作专业或是设于社会学系之下,或是附属于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内,师资也多为这些学科背景的老师。这在当前社会工作教育中极为常见。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尚未摆脱分支学科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边缘性的社会科学。{31}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师资的匮乏和社会学发展的成熟。当然这对恢复时日不久的大陆社会工作教育来说在所难免,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更快、更好地走向成熟,如何让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实务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促使社会工作教育逐渐摆脱附属地位,走向追求专业自主性的道路。

    (四)外部系统:政策引导和机构推动

  社会工作教育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实际运作中会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政策、社会需求、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实务等。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起步,可以说是由政府推动的《约聘社工员实验计划》开始,“政府部门只遴选曾经接受社会工作相关训练的大学毕业生担任社会工作人员,在社会工作就业市场里有其指标性的意义”{32},带动了大学中社会工作教育进入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分组教学的时期{33}。1997年《社会工作师法》颁布实施后,引发社会对社会工作者的进一步需求,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专院校逐渐增多,毕业生人数也迅速增加。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促使台湾社会工作从早期慈善式的社会工作,转型为针对不同群体和社会问题的多元化专业服务为主的工作模式。社会工作教育开始涉及更多的服务领域,其培养的专业人才也身兼更多元的角色。简言之,外部环境的变化带动社会工作就业市场的变化,而教育界则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训练,以满足就业市场的期待。{34}

  作为承载社会工作的主体,社会服务机构具有专业特色的运作方式推动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台湾社会服务机构数量众多,规模不一,大量由民间组织承办。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才开始被动介入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建立{35},扮演主要供给者的角色。社会工作专业团体及其他民间组织积极主动地推广服务,对社会工作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6}一方面,这些社会服务机构形成了社会工作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另一方面,它提供了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结合的场域。笔者了解到,在台湾,绝大多数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每年也会接收大量的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这既保证了机构的良性运作和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本土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机构的前线社会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加以概念化后,生产出“可以解决问题的工作模式或观点”,再经由积累的工作模式或观点来发展理论论述,之后再回馈到实务工作中去实践,这种实践—理论—实践间的循环往复,正是台湾本土社会工作知识得以创新及积累的关键。{37}

  就外部系统而言,大陆社会工作教育主要受政府政策导向影响。社会工作教育的迅速发展,正是在1999年政府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兴起的,高校开始增设新专业,“社会工作被视为一个较好应付的专业而纷纷设立”{38}。加之后来一系列有关社会工作政策的出台,更引发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大跃进”。固然,这种现象是政策积极引导下的一个必然趋势,表现出社会工作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一种预见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大陆社会工作教育却与市场需求明显脱节。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都没有做好如何接受这些数量庞大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准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与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并不匹配。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和岗位的设置,导致每年毕业的社会工作人才大量流失。已有的文献显示,2000年上海市社会工作专业首批毕业生中,仅有40%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2001年的比例下降到33.3%{39};在南京某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调查中,仅有20%的毕业生认为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教育相关。{40}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逐渐增加,在解决社会工作机构资金匮乏的同时,也大大拓宽了社会工作人才的就业市场。但这种以政府政策为蓝图的发展,是否局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其他可能路径?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同时,是否成为结构功能主义下配合政策推行的机制?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工作专业究竟选择走社会服务还是走社会变迁的道路?以上问题都是值得反思并亟待解决的。

    (五)宏观系统:民主政治、社会转型与宗教文化

  宏观系统主要关注的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影响。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工作的国际扩散等因素,导致了社会工作教育在台湾独特的发展。{41}

  如前所述,在早期,台湾社会工作是政治经济考虑下的依赖性建制。依当时国民党的定义,“凡是本着党的社会政策而推动的工作,即是社会工作。”{42}因此,社会工作教育界不愿挑战当时统治阶级的政党体制权威,仅仅专注于解决个人问题,希望案主适应其生存环境,而较少处理因不良体制所带来的问题{43},社会工作多扮演残补式的社会福利角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政治经济环境迅速变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民众对社会福利的诉求日趋高涨,政党政治也使社会福利议题成为竞选的政见或是立法院激辩的政策。{44}在这种情形下,台湾当局意识到应建立社会工作制度,作为满足民众需求、执行福利制度的一种方式。1997年《社会工作师法》的颁布,标志着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建立,社会工作专业集体地进入国家机制{45},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福利输送模式,社会工作教育随之迅速发展。可以说,正是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福利的扩张和相关福利政策法令的颁布促进了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当前大陆处于社会转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赋予了社会工作教育的特殊使命,促使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的变迁,使社会工作专业有了发挥功能的空间。但在现行的威权体制下,社会福利是政治化的,在具体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仍然主要靠行政性的或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进行福利输送。因此,社会工作的存在不只是解决个人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工具来稳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社会环境。{46}这既反映了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也体现了当局利用社会工作进行社会控制的策略。{47}在实际的教育领域,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也被期待去学习当局的政治决策,在大学系所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计划中,都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体现当局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课程。{48}

  社会工作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就文化而言,社会工作在西方和港台社会,长时间受到宗教的熏陶。早期宗教的传入推动了台湾福利事业的发展,如1964年成立的基督教儿童福利基金会台湾分会(现名为家扶基金会)等。直至今日,笔者在台湾所见的社会工作机构多为宗教背景,如台湾的慈济基金会(佛教)、励馨基金会(基督教)、善牧基金会(天主教),都是著名的社会福利团体。可以说,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宗教已经深深融入于台湾社会文化中,社会工作所秉持的价值观较易获得认可和理解,让工作者能够出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提供服务。

  由于历史发展的迥异,大陆现行的主流文化缺乏宗教的元素,因此当社会工作这个舶来品引入时,本身就缺失了一定的价值观基础,高校接受社会工作教育的学生大多是被动“服从专业调剂”的结果,较难认同社会工作秉持的利他主义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进入社会工作领域的最初动机也许是复杂的,但能够抵御住物化社会的各种诱惑,长期坚守这个职业,甚至为之付出毕生努力,如果不把社会工作价值观内化为个人的信念和行为导引,是不可能的。{49}因此,在实际的社会工作教育中,不仅要将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助人自助的专业精神贯穿其中,更要将这些价值观内化为社会工作者的精神气质。这个内化过程对于缺乏宗教文化底蕴的大陆社会工作教育来说,需要另辟蹊径。

四、小结

  基于前文中对两岸社会工作教育的具体描述,为提炼出生态模式视角下两岸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路径中的相同和相异之处,笔者整理成表4。

  从表4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社会工作教育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相比台湾的社会工作教育,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缺乏立场的批判性、专业的自主性与领域的多元化,具体表现在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系统层面,如教育的内容上较缺乏倡导的因素和宏观的视角,教育的发展方向上多受政府政策规划的指引,依赖于政府单方面的支持,专业的发展上尚未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专业地位和专业追求。但巧合的是,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重建与发展与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早期发展轨迹如出一辙。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台湾社会工作教育已经成为社会调节和福利输送的重要机制。至于大陆社会工作教育是否走上台湾式的发展道路还言之尚早。大陆社工教育能否透过理论与实务间的循环机制,将外来的知识进行本土的吸收和再造,并形成以教育为先导的专业化道路,依然需要社会工作教育者不断地探索和经验的累积。不过,台湾社会工作教育为我们了带来了不同于欧美、香港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以批判、自主、多元为追求的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汲取经验与拓展思维的平台。在与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对比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差距和不足,更看到了社会工作教育在大陆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本文受中山大学3期211“转型中国的社会建设实践问题研究”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注释】

{1}参见《我国200所高校设社会工作专业,形成三个办学层次》,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jrzg/2006-07/31/content_351027.htm,2011年1月20日访问。 {2}熊跃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的路径与策略:理论解释与经验反思》,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23 ~ 28页。 {3}史柏年:《新世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选择》,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0 ~ 35页。 {4}刘斌志:《20年来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研究综述》,载《社会工作》2009年1月(下半月),第9 ~ 12页。 {5}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以香港社会工作为题的文章有52篇,以台湾社会工作为题的文章为10篇,台湾社会工作文献篇数约为香港社会工作文献篇数的1/5。 {6}Bronfenbrenner U., “Ecolog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Vol. 3, No. 2 (1994), Oxford: Elsevier, pp. 1643 -1647. {7}微观系统是指个体在直接互动的场域(setting)中所体验到的活动(activities)、角色(role)和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比如个体与家庭、邻居和学校、同侪的互动关系。中间系统包含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场域之间的联系互动。例如个体与家庭和学校、个体与家庭和邻居、个体与学校和同侪的互动关系。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认为个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就是靠这些中间系统来接触真实的社会环境,是个人发展的推进原因和发展结果。外部系统指个人没有直接参与接触的社会环境或场域,但是在其中发生的事件会对个人的生活环境与发展产生间接影响。包括父母的职业、学校的环境、社区服务、大众传媒等。宏观系统是指影响外部系统、中间系统、微视系统形成的系统,包括在次文化或文化层次上的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知识结构(bodies of knowledge)、物质资源(material resources)、社会习俗(customs)、生活型态(life-styles)等。宏观系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社会的蓝图。包含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 {8}同注⑥。 {9}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26 ~ 158页;莫藜藜:《台湾社会工作学科教育的发展与变革的需求》,载《社区发展季刊》(台湾)第120期(2007年12月),第30 ~ 47页。 {10}郑怡世:《台湾战后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分析——1949—1982》,暨南国际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227 ~ 230页。 {11}Joyce Yen Feng, “Quality vs. Quantity: The Developments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Taiwan,” Social Work Education, No. 6, 2007, pp. 595-600. {12}同上。 {13}“监察院”:《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总体检调报告》,2002年。 {14}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第126 ~ 158页。 {15}同注{11}。 {16}Wan-I. Lin & Kate Yeong-Tsyr Wang, “What Does Professionalization Mean?—Tracing the Trajectory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Taiwan,” Social Work Education, No. 8, 2010. {17}Xueluan Xia & Jing Guo,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work in today’s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No. 11, 2002, pp. 254-262. {18}同注③。 {19}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页。 {20}同注③。 {21}王思斌:《非协调转型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24 ~ 28页。 {22}同注{13}。 {23}詹火生:《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经验与展望》,载《社区发展季刊》(台湾)第120期(2007年12月),第21 ~ 29页。 {24}莫藜藜:《台湾社会工作学科教育的发展与变革的需求》。 {25}袁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及其面临的转变》,载《中国社会工作》1997年第1期。 {26}《台湾原住民族文献索引资料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文化园区管理局”网站,http://index.tacp.gov.tw/System_Background,2011年1月20日访问。 {27}廖美莲:《看学生,看课堂现场——再思社会工作教育之性别意识建构》,载《社区发展季刊》(台湾)第126期(2009年7月),第339 ~ 349页。 {28}黄彦宜:《台湾社会工作发展:1683—1988》,载《思与言》(台湾)1991年第3期,第120 ~ 152页。 {29}同注{14}。 {30}《变迁中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社论),载《社区发展季刊》(台湾)第120期(2007年12月),第1 ~ 7页。 {31}熊跃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的路径与策略:理论解释与经验反思》;Miu Chung Yan & A. Ka Tat Tsang, “A Snapsho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hina: A Delphi Study”;史柏年:《新世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选择》。 {32}陶藩瀛、简春安:《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之回顾与展望》,载《社会工作学刊》(台湾)1997年第4期,第1 ~ 25页。 {33}同注{14}。 {34}同注{24}。 {35}同注{23}。 {36}台湾公益团体的设立,主要可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两种类型。社团法人是人的组合,其名称大多为协会等,其决策机关为会员大会、理事会,并以理事长为法人代表。财团法人一般是指“基金会”,其设立和运作均是以“基金”为基础,设有董事会负责决策,以董事长为法人代表,参见台湾公益资讯中心网站,http://www.npo.org.tw/NPOLaw/index2-6.asp,2011年1月20日访问。 {37}同注{10}。 {38}同注{21}。 {39}王晓瑞:《上海市高校社工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分析及对策建议》,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67 ~ 72页。 {40}常魏、茅馨丹:《社会工作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载《社会工作》2009年5月(下半月),第39 ~ 41页。 {41}同注{16}。 {42}梁永章:《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的意义与成就》,载《中国劳工》第492期(1971年5月),第18 ~ 27页。 {43}同注{24}。 {44}王卓圣:《台湾与香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比较分析》,载《台大社会学刊》(台湾)2004年第9期,第137 ~ 182页。 {45}陶蕃瀛:《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分析与展望》,载《社区发展季刊》(台湾)第88期(1999年12月),第190 ~ 196页。 {46}Miu Chung Yan & A. Ka Tat Tsang, “A Snapsho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hina: A Delphi Study,” Social Work Education, No. 11, 2005, pp. 883-901;史柏年:《新世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选择》。 {47}同注{21}。 {48}同注{46}。 {49}左鹏:《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价值观》,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第1 ~ 5页。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