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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中国”

——评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 ~ 1972》

诸葛蔚东

【内容提要】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的战败和新中国的成立使日本知识界在变革理念和价值观念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社会变革的全新理念影响了日本“中国观”的形成,中国一度成为战后日本知识阶层“想象的异邦”,不少日本学者试图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路径来寻求日本社会的变革方向。如今发生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又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并在学理上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研究是日本学界所要回答的问题。

  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主要是通过媒介建构起来的,冷战时期尤其如是。在被称为“拟态环境”的作为舆论和意识形态载体的媒介中,日本的形象是片面的。中国对日本采取的是一种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印有“日本尿素”的日本化肥袋被国人当作布料,但在观念中中国仍然认定日本是没有可取之处的。国内媒体在报道日本时,并不关注日本发达的物质文明,而是尽力寻找其阴暗面,如在东京街头发现了一个戴口罩的人就马上把他拍下来,以说明东京的空气污染有多么严重。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些许变化,国内媒体开始对日本进行较为客观的报道,但是,在这种报道的最后,总要有一个转折,一定要指出其负面。把日本的“奇迹”当作“经验”来研究则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

  马场公彦所著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 ~ 1972》一书,对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脉络做了系统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到,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一个特征是:中国曾是战后日本“想象的异邦”,在一个时期内,不少日本学者试图通过研究新中国社会的变迁来寻求日本社会的变革方向,这种“中国观”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方法而已。也许正是因为此,本书的作者认为,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在战后日本思想史的脉络中来把握。“本书不只是有关中国研究的专业书籍,也涉及战后日本的思想史(尤其是精神史)、国际关系史(以中日关系为中心)、外交史和文化史(特别是传媒史)。”{1}

一、“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知识阶层在诠释中国社会的变化时,在观点的形成上是颇有起伏的。战后日本的中国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不能只将其简单地看成是日本社会对中国认识的深化,而应该认识到这是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社会发展及知识分子思想状况发生变化的结果。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国际地位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日本在与中国发生关系时态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目光和社会舆论对战后日本的“中国观”之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 ~ 1972》一书在探讨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形成时指出,在战后初期,日本战败和中国战胜的社会现实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社会“中国观”的形成,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论者试图通过“中国论”来建构日本社会的发展蓝图。一般来说,日本的中国学应属于史学的范畴,但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日本知识界中的“中国观”,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尤其以具体的考证见长,作者对战后在《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和《现代》等日本24种综合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的2554篇文献进行了分析,论证了“中国观”形成的机制和变迁的过程。{2}本书所试图回答的问题是:首先,从事中国研究、具有发言权的是哪些人或者群体?其次,中国的哪些现象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并被设定为论题?再次,“中国观”是如何形成和转变的?

  作者指出,1945 ~ 1972年,从事中国研究的主要论者可以分为11个类型: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派别的新中派,欧美新闻记者,财政界的亲中派,从中国撤回的日本人,反共派,反中派,派驻中国的记者,现代中国研究者,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者,新左翼活动家、理论家,现代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研究者。作者认为,在论述新中国政权的性质、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革”的起因等主要议题时,上述论者的“中国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主观愿望和立场的影响。本书将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迁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5 ~ 1950年,这段时期活跃在学界的中国研究者多是亲日共的现代中国研究者,此时期的“中国观”带有“过度的理想主义的倾向”;{3}第二个时期是1951 ~ 1955年,由于中苏的“和平攻势”,有关中国的论坛发生了动摇,这一时期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评价亚洲的民族主义、如何推进中日邦交和日本是否能和中国共存等问题;第三个时期是1956 ~ 1964年,围绕恢复中日邦交,在如何处理中苏关系、中印关系和台湾等问题上,论坛开始产生分裂;第四个时期是1965 ~ 1968年,围绕对“文革”的认识产生了相互对立的论点,如“文革”是中国革命的继续还是权力斗争的表现;第五个时期是1969 ~ 1972年,随着“文革”和日本学潮的逐渐平息,客观的中国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作者对本书所做的一个定位是,以往中日关系研究的一般方法是多采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之类的方法,但本书重视非国家的因素,着眼于民间商业媒体的存在和作用,采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作者希望本书能对中日两国间的相互认知进行具有启示性的考察。

  战后日本传媒的一大特征是综合杂志纷纷创刊,因为当时人们拥有一定的政治热情且对社会变革问题非常关注。此后,综合杂志作为公共论坛在舆论的形成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认为,由于同时期的中国没有综合杂志,因而中国没能形成关于日本的公共论坛,民间的“日本认识”没能在媒介中体现出来。所谓综合杂志是日本对杂志的一种独特的分类方法,指以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进行评述为主要内容的杂志。综合杂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如森有礼编辑的《明六》杂志、福泽谕吉编辑的《民间》杂志和柳川春三编辑的《西洋》杂志都是综合性杂志的前身。有观点认为,创刊于1895年的《太阳》是最早的综合性杂志。在早期的综合杂志中,《明六》杂志是日本最初倡导言论自由的杂志,后来被明治政府查禁。

  日本的综合性杂志一开始就具有反抗权力的色彩。但是真正的综合性杂志的出现,则是在大正民主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大批要求实行议会政治、普选和组织工人运动等自由权利的杂志。吉野作造、福田德三、河上肇、山川均等都是这类杂志的主要执笔者。当时,《解放》、《太阳》、《中央公论》和《改造》等是代表性杂志。但是,《解放》和《太阳》后来都因政治上过于偏激而停刊,《改造》和《中央公论》则由于立场的中庸而拥有固定的读者群。

  1945年11月,《新生》创刊,杂志的作者大都是在战争期间没有积极参与侵略战争或在战争期间不怎么活跃的作者,如室伏高信、岩渊辰雄、尾崎行雄和正宗白鸟等。《新生》的思想导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再加上定价甚为低廉,杂志摆到书店后不到两个小时便销售而空。该杂志在当时的印数为13万册,它的成功也开创了战后综合杂志流行的先河。1947年,《中央公论》、《展望》、《改造》等综合性杂志有较大的市场,销售排名仅在美国《读者文摘》日文版之后。就政治与杂志的关系来说,有观点认为,在战后初期,日本虽迎来了综合性杂志的黄金时代,但由于综合性杂志过于表露政治上的倾向性,有的杂志很难在市场找到立足之地。如《世界评论》和《潮流》因其过强的政治性而导致创刊不久后便停刊。相反,由岩波书店出版的《世界》,依靠其适度的政治平衡,则始终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岩波茂雄就开始制定《世界》杂志独特的出版方针,他认为,在少数的知识分子中间即使有优秀的文化,但这种文化也无法避免亡国的趋势。为了不再让亡国的悲剧重演,他觉得有必要出版一种能提高大众修养的大众杂志。在当时的日本要创办一份以大众为读者对象的杂志,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编辑人员,岩波书店便暂时创办了作为综合杂志的《世界》,并通过这本杂志积极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当时阻碍邦交正常化的因素有许多方面:在经济上是COCOM体制(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 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在政治上表现为日美安保体制。为了突破这种束缚,《世界》以1954年成立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财经界的经济人士为中心,策划了“日中贸易的转机到来”(1956年第12期)和“中国和日本”(1957年第2期)等特辑,呼吁摆脱对美国经济依附的状况和扩大日中贸易。代表性的论稿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的《忧虑日中关系的现状》(1955年第11期)和蜡山政道的《恢复日中邦交问题——政治方面的考察》(1957年第2期)等。

  在战后日本的思想界,岩波书店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岩波书店出版的《世界》杂志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思想界的一面旗帜。《世界》的读者定位主要是知识阶层,对于日本社会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讲和”和“再军备”等问题,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以《世界》为阵地与保守的政权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以《世界》为代表的综合杂志对战后日本的“中国观”之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它为代表的综合杂志也迎合了战后日本的思想状况。实际上,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存在综合杂志这种民间的商业媒体,它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平台,从而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政府的对外决策,促进了中日邦交的早日达成。

二、想象的异邦

  

  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对近代日本的反思是以对新中国的肯定为基础的,同时这也是一种对近代中国的肯定。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改变了日本人一贯持有的“分裂、落后的中国”的观点。

  在战后的一个时期内,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兴趣。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战后初期,对近代日本的批判和对新中国的憧憬,同时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他们认为日本的近代化失败了,而中国正走向近代化的成功。日本所推行的并非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从而使日本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与此相对照,中国则是通过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对日本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人士的影响很大,《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新民主主义论》都在当时拥有众多读者。{4}

  人们对战后的憧憬被日本的现实所击碎,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中国的变革上。在日本知识界,中国革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变革理念。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主义统领思想界,作为认识世界的有效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战后的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得以合法化,与此同时很多知识分子也开始关心起社会主义来。当时的共产党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党员人数,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在战前和战中都是对抗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因此也就成为反战运动的思想支柱。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诸经济问题》发表之后,学者们对日本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以该论文为准则进行研究。

  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的形成和变迁是在战后日本社会思想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进行的。不难看出,战后初期日本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解读来表明自己的理想与寻求社会变革的方向。也就是说,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多是出于对近代日本的批判,研究者认为中国代表的是日本社会的变革方向。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中岛岭雄在出版了《现代中国论——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内在性考察》之后,受到了许多中国研究者的指责,此书被认为是“反中国”、“反毛泽东”的书籍。这种研究倾向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 ~ 1972年》一书的后半部分附有作者对当时相关人士的采访,其中就有关于中岛岭雄对竹内好拒绝为《现代中国论——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内在性考察》写书评的回忆。{5}在战后日本学界,竹内好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认为日本近代化失败的原因在于日本社会的变革方式,战后初期日本的现实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化之路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日本没有民众革命、没有社会变革、没有道德变革,因此在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竹内好认为日本文化欠缺这种主体性,即放弃了抵抗,从最初开始直至当时一直在放弃。这种放弃自我是日本文化的特性。站在这种立场上,竹内好否定日本的明治维新,肯定中国的辛亥革命。他指出,与前者相对照,辛亥革命是内部不断涌现否定力量的革命,是创造性的真革命。竹内好在1965年5月17日和18日的《东京新闻》上发表了《明治热潮思索》一文。他指出,明治国家主义“有国家而无国民”,是形成民族的不成功的事例。他认为要把目光投向探究“溯源明治维新的可能性”是合情合理的。1951年7月,竹内好在《改造》上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关于学习运动》一文,把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日本知识分子的参照物加以介绍。在竹内好看来,在中国成立的新政权,通过实行知识分子再教育来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因为包括学生在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对政治所采取的是旁观态度,而且,旧政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因为接受了旧式教育,因而不具备真正献身于人民的精神,所以必须进行彻底的精神改造。中国共产党把这种变革作为政策付诸实施时,具有不脱离现实来进行彻底改革的精神。新政权承认、重视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的重要性,并希望他们能够自发地协助新政府,因此没有强制征用他们,而是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革命的思想作为一种和西方文明相对抗的新思维,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得到高度评价。当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以及核实验所造成的核泄露,开始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现代科学的发展与物质文明的进步开始呈现出各种弊端,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此产生了一种不安和愤怒。在欧美各国,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文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对生产力、效率的无节制追求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疏远,这一切都引发了人们对近代化的批判。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中,中国革命思想已不仅仅是中国的,在更深层次上它已成为挑战世界近代文明的变革思想,从而获得了“顺应时代要求之思想”的历史地位。“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缩小三大差别”、“非城市化的近代化”等“中国道路”,作为中国特有的政策为世界所了解。另外,在冷战体制下,中国对美国世界霸权主义的抨击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共鸣。世界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持续高涨,使得中国成为对抗欧美霸权主义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的代言人。以这样的世界形势为背景,在欧洲文明以外探索新的人类生存之路已成为超越国界的人们的共同愿望。法国哲学家萨特也参加到这个行列之中来,在某种意义上,萨特支持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他觉得毛泽东思想是批判资本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法国共产党的有力武器。

  20世纪60年代积极参与越南反战运动的小田实对中国革命思想进行了独特的诠释。拥有广泛的问题意识和独特观察视角的小田实,是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把握中国革命的。当时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世界的超级大国,越南以这样的国家作为对手,从而使越南战争大大地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小田实把中国的“文革”看成是一场推进世界变革的革命运动,而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来说,是一次重新检点个人内心世界的机会。对于寻求变革道路的人们来说,它已超越了重新检点的意义,成为寻求自我与自我世界根本变革的契机。“这只要回想一下60年代到70年代在日美欧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刮起的‘学生力量 ’ 的狂风的强烈程度就会明白了。”{6}

  由战后初期日本学者对中国的诠释,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社会潜在的要求变革的倾向,这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状况的具体反映。这样的中国认识论必然会随着日本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三、超越想象的方法

  总的来说,《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 ~ 1972》一书勾勒了战后日本“中国观”形成和变迁的轮廓: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其中国认识的形成;其后,客观的研究取向开始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

  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学在观点的形成上所经历的曲折,伊藤一彦在岩波书店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导读》一书中曾指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学受到过去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冷战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由于资料和统计的不足和不正确,很多研究多为现状介绍性的东西,真正的研究很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研究尤其如是。自1970年以后,日本的中国学开始脱离政治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作为研究的对象开始被客体化,成为一个“普通”的国家。而且,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量的资料被逐渐公开,日本与中国学术交流也不断深化,因此,日本的中国学开始转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在20世纪中期前后,不少日本学者在变革理念和价值观念上受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冲击,并进而影响到“中国观”的形成,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如今发生在中国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又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如何在学理上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研究是日本学界所要回答的问题。

  《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 ~ 1972》的作者在书的结尾部分所引用的《中央公论》前主编柏谷一希的话值得深思:“并不是对中国有恶意,但通过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可以看到21世纪的中国。即使对中国有反感、不把中国看成伙伴,中国也会断然把自己的意志贯穿下去。”{7}2010年,中国的GDP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这种中国式的社会变革模式对国际社会产生很大冲击。一直未能从“泡沫经济”中恢复过来的日本再度把目光投向中国。2011年2月8日,日本《读卖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房地产的报道。尽管文章称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中国经济存在不安定的风险,但对于已陷入经济低迷时期的日本企业来说,如果当前不参与中国经济,不到中国投资和经营则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当今日本的中国认识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2010年12月18日,日本各大媒体披露了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人仅占20%,比上年下降了18.5个百分点,创下了1978年实施该调查以来的新低。对中国“没有亲近感”者高达77.8%,增加了19.3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认为日中关系“良好”者也从38.5%骤减至8.3%,创下1986年实施该调查以来的新低。“不认为日中关系良好”者则从55.2%急剧上升至88.6%。自然,这一好感度创历史最低的结果与近年来中日两国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内在的关联,但应该指出的是,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日本的社会现实和国民情绪曾影响了当时“中国观”的形成,现在的这种状况将会对日本的“中国观”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值得研究。寻求超越想象的方法依然是达成客观的中国认识的起点。


【注释】

{1}[日]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 ~ 1972》,东京:新曜社2010年版,第3页。 {2}同上,第54页。 {3}同上,第414页。 {4}[日]山边健太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历史文献》,载《思想》1956年7月号。 {5}同注{1},第595 ~ 608页。 {6}[日]小田实:《毛泽东》,东京: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329页。 {7}同注{1},第652页。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