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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体接触、公众参与与政治效能

——以“厦门PX事件”为例的经验研究

周葆华

【内容提要】 本文以厦门PX事件为案例,在文献探讨基础上,通过实证调查与质化访谈,探讨突发事件中公众参与的程度及形态,媒体接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以及媒体接触、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的关联。研究发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以政治讨论这一“话语参与”方式为主,网络参与亦上升为重要渠道,而体制型参与的比例较低。厦门PX事件呈现出非常态参与的特征,日常新闻接触对其缺乏独立影响,但事件中的新闻关注对参与影响显著。政治参与与内部效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却与外部效能和集体效能无关。

  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件等,其中均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公众参与,尽管其动因、形态、规模与影响各异。这些公众参与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打破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9年以来中国社会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形成的“去政治化”和政治冷漠刻板印象,表现出民众对政治和公共议题的积极介入;第二,这些参与行动中不仅包含传统的由党—国力量动员之下所形成的、与党—国主导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的“响应型”参与(如汶川、玉树地震中的举国募捐),而且包含自发的,或是由非党—国力量动员所形成的、与官方意识形态或政策并非完全一致的“非响应型”,甚至“对抗型”参与(如瓮安、石首等事件中的群体性聚集,以及“华南虎”、邓玉娇、钱云会等事件中的网民集体抗议)。无论哪种类型的参与,都发生于转型期的特定社会场景之下,受到政府、媒体与相关社会组织的影响,在公民个体或群体的微观层面上展开,影响着事件走向并构成事件之一部分,对社会整体和个体产生影响。因此,突发事件中的公众参与及其前因后果,值得经验层面的系统考察。

  实际上,近年来以“事件”为视角的研究中{1},不少探讨了事件发生的宏观社会结构背景{2},分析事件中的舆论生产与传播机制,特别是新媒体的影响{3},并划分“新媒体事件”的类型{4},但相对缺少对于公众个体微观层面的探究{5}。公众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哪些渠道和平台参与事件?参与者具有哪些特征?媒体报道与公众参与之间是何关系?公众参与对其意识和认知形成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经验考察。

  因此,本文将以厦门PX事件为例,通过抽样调查和质化访谈,系统探索和回答以下3个问题:第一,公众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不同方式参与了PX事件?参与者的特征为何?第二,媒体接触与公众参与是怎样的关系?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分别是鼓励还是阻碍公众的参与?第三,公众参与与政治效能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参与者和非参与者分别如何看待自身参与政治的能力,如何评判政府对公众参与的回应,以及如何看待集体行动的影响力?

  选择厦门PX事件,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该事件是近年来在公众参与方面较为突出的事件,它包含不同方式的参与——从网上参与到网下参与,甚至包括游行示威,且从媒体报道和公众印象来说,参与面较广,有利于我们系统考察不同方式参与的程度差异,以及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特征的差异;其二,它是同时受到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较多报道的事件,有利于我们观察和比较不同媒体的影响;最后,它是中国政治运作中非常罕见的,在公众参与和各方互动博弈之后,政府既定决策(在厦门兴建PX化工项目)被改变的案例,也正因为此,它是媒体话语中中国公众参与的“里程碑”、“民本导向的典范”、“民意胜利”的代表{6},并登上各大媒体的封面成为“年度事件”,影响力迄今不衰。因此,它为我们考察事件参与的影响,特别是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知个体和集体对政府的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现实的基础。通过该案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突发事件中公众参与的基本形态、群体特征、媒体影响及社会效果。

  

一、政治参与、媒体接触与政治效能

  (一)政治参与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公众介入政治过程、“带有影响政府行动意向或实际效果的行为”。{7}在西方国家的研究中,它可以是直接地试图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如写信给政府官员、游行示威,或者通过间接方式——如通过投票选举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策制定者。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政治参与意味着普通民众希望自己的声音、利益和诉求被政府和官员感知,并且对政策施加影响。如果按照这一定义,那么厦门PX事件中的公众参与行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兴建PX,都带有了“政治”属性,因此也可以被视为政治参与行为。在传统的投票、捐款、游行、参加政治组织活动、与政治团体或候选人联系等之外,近年来西方的政治参与研究有两个新方向——一是将公民之间的日常政治谈话(political talk)与协商(political deliberation)概念化为“话语参与”(discursive participation),并视为政治参与的有机组成部分{8};二是开始关注新媒体环境下借助新技术,特别是网络进行的政治参与(“网络参与”,online participation){9}。

  就传统而言,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参与程度较低的社会。王绍光曾用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来解释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10},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义务本位的文化,而非权利本位的文化——即这种文化强调人们对家庭、家族、国家等集体应尽的义务,而非该享受的权利,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封闭式、蜂窝状的,因此历来不鼓励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和口号深入人心,普通民众第一次全面、深入,甚至狂热地卷入国家政治生活;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参与主要源自于“全能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是对国家既定政策表达拥护、学习领会,而非介入政策制定过程、影响政府决策,或是维护权益。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能渗透开始松动,“总体性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特征,利益群体和普通民众的权利、权益意识开始增长,维权意识、参与意识有所提升。但1989年以后中国社会呈现“非政治化”和政治冷漠的特征,至少在公共话语空间内,对政治(如政治改革)的公共讨论和集体行动受到压抑,娱乐化则大行其道。多项调查显示:中国公众目前的政治参与水平较低,特别是向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表达意见方面——仅有12.0%的上海市民会向政府机构或新闻媒体表达意见{11};在相对活跃的上海大学生群体中,仅有14.5%打过热线电话,10.2%投过稿{12};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佛山市,仅有一成多在接受采访、投稿、向媒体提出批评建议等方面有过实际的参与行为。{13}

  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政治体制中缺乏足够的参与渠道,另一方面政府和官员对民众参与缺乏有效的回应。在渠道方面,目前可供人们选择的政治参与途径极其有限,制度性(如投票)、职责性(如投稿、写信、捐款等)、公民性(如投诉、示威抗议等)与绝大多数人无缘。尽管存在一些名义上的政治参与平台,如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但其宣传、教育、联谊的功能远大于维权、组织、参与的职能,许多社团甚至长年没有活动,处于虚设状态。{14}政府的公共决策停留于“关门决策”状态,普通民众基本被排除于决策过程之外。即便民众参与,政府的回应也缺乏有效性,有研究表明通过信访渠道获得回应的比例只有1%左右{15},绝大多数民众投诉如“石沉大海”,永无下文。与此相对应,民众的政治无力感非常明显。2002年的一次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发现,民众在感知自身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方面,大多数(60%)被访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进步,“没什么用”、“是不可能改变的”成为许多民众在回答参与意向时的常见反应。{16}在缺乏制度化保障的情况下,中国民众倒是发展出自己的参与方式——如找领导、托关系、请客、送礼等,其目的主要是为解决个人问题或谋求个人利益。史天健在北京市的调查{17}和胡荣在厦门市的调查{18}都证实了这一点,后者的研究发现,厦门市民最常进行的政治参与行为是“为自己或同事利益找单位领导”(比例为58.7%)。毫无疑问,这种参与缺乏有效保障,并流于私人化,特别无助于公共问题的解决。

  不过,如果我们将日常政治谈话作为“话语参与”视为一种政治参与的话,那么参与比例则随之提升。最近在上海进行的一项随机抽样调查显示{19},大约有86.1%的市民会与家人、邻居或同事谈论时事政治问题,私下表达相对公开表达明显更为活跃。

  另一方面,在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等传统参与渠道受阻的情况下,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出现和崛起改变了公众参与的形态。由于技术的优势,相对于空间有限和管制严密的传统媒体,互联网首次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直接面向公共空间表达意见的机会,以及与政府和官员直接沟通、直接发声的渠道,具有“赋权”意义。{20}特别是以用户创造内容(UGC)为特征的Web2.0形态与工具的出现,为民众通过网络表达利益、参与政治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统计,有31.5%的中国网民使用网络论坛(BBS),55.1%的网民拥有自己的博客或个人空间{21};而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有接近55%的网民通过网络论坛、博客等Web2.0渠道表达自己对于新闻时事的意见。{22}在一系列社会公共事件中,中国网民的网络参与表现都极为抢眼,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亮点。

  由上述文献讨论可见:第一,就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公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并不普遍;第二,就参与方式而论,最为普及的是公众之间的日常政治谈话,而向政府、媒体等机构反映民意的比例较低,同时网络正成为普通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那么,这些基本特征是否适用于特定的突发公共事件?当面对可能影响自身及家人健康的政府大型化工项目决策时,市民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参与、施加影响?鉴于目前有关中国公众政治参与的经验研究总体上并不多见,针对具体事件的研究则更为稀缺。因此,我们首先提出:

  研究问题1:厦门PX事件中公众参与的基本状况和形态如何?具体地,网上参与和网下参与的程度分别如何?两者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政治参与依赖时间、金钱与技能{23},而这些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并非平等分布,因此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政治参与程度也并不相同。以往研究已经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政治参与的程度更高。{24}在媒体有关厦门PX的报道中,也不乏“中产阶级参与”的判断。那么,厦门PX事件中的参与者到底呈现何种特征呢?

  研究问题2:厦门PX事件中的参与者主要集中在哪些阶层?

  (二)媒体接触与政治参与

  尽管少数学者将新闻媒体的接触视为公共生活中参与政治的一部分{25},绝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将实际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接触媒体对于政治议题的报道区分为两个独立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新闻媒体的接触对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鼓励和促进参与的重要因素。{26}其原因在于它有助于提升对于政治知识、参与机会和目标的认知{27},社会资本与参与政治的技能{28},以及提供了政治讨论和协商的基础{29},而这些因素均有助于促进政治参与行为{30}。陈韬文和周葆华(Chan Joseph Man & Zhou Bao-hua){31}最近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也显示,传统媒体的新闻接触对私下场合的政治讨论以及网络空间的意见表达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过却并没有如西方研究预设的逻辑线条那样进而影响公共空间的参与行为——即传统媒体新闻接触的多寡在向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表达意见方向并没有产生区分效应。这似乎预示着,在中国场景下,新闻接触对那些动用资源要求程度相对简单的参与行为——如日常讨论、网上参与,具有正向影响,但对资源动员要求较高的参与行为——如向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提出意见,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一趋向在厦门PX事件中的表现如何,需要经验的考察。

  另一方面,关于网络新闻接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也存在争议。多数学者认为网络提供了多种信息渠道和双向反馈机制,有利于公众表达和参与{32},一项以38项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元分析(meta-analysis)也发现网络新闻的使用对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3};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则指出网络使用降低了公民的社会资本和网下联系,以虚拟互动代替现实行动,从而对民主参与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可能影响网下参与。{34}在中国场景下,早前的一项研究显示{35},可能与上述研究中将网络新闻与传统媒体新闻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36}不同,在中国网络新闻与传统媒体新闻之间存在差异与“另类”关系,因此网络新闻的接触对参与传统媒体的意向(如向传统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投诉等)没有显著影响。最近的研究发现,网络新闻的使用只对网上表达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无法影响网下表达,无论是私人讨论还是公开表达。{37}这些经验发现提醒我们,对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赋权”功能和解放意义{38},必须给予谨慎地对待,以及针对不同场景具体分析。

  具体到厦门PX案例上,我们假设新闻媒体的接触使得公众加深了对于PX项目和事件的知识获取,为参与事件提供了基础资源;同时,对相关新闻的关注,也增加了对事件的投入感,总体上可能促进对事件的参与。但对新闻接触影响的具体形态和程度需要区分对待:首先,要区分日常新闻接触和特定事件的新闻接触——以往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均对事件参与产生影响,但特定事件新闻关注度的影响要大过日常新闻接触的影响{39};其次,要区分传统媒体新闻和网络新闻,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可能不同;第三,要区分不同类型新闻接触对不同类型参与行为的影响。因此,我们将在本研究中回答:

  研究问题3:日常新闻接触和PX事件新闻接触(包括传统媒体新闻和网络新闻)分别对PX事件中的参与(包括网上和网下参与)具有怎样的影响?

  (三)媒体接触、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

  “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指的是普通公民自我感知到的影响政治过程的能力{40},包括内部效能(internal efficacy)和外部效能(external efficacy)两个基本维度。前者指个体对自身理解政治和参与政治能力的基本信念,后者指其对政治体制(主要是政府)能否对公众参与进行有效回应的感知。最近的文献开始强调第三个维度——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的重要性。{41}所谓集体效能,指个体对公众作为集体力量所能达致的社会或政治结果的信念,即对集体力量的感知。

  在现有研究中,媒体接触、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的关系存在两个不同角度的理解。大部分研究将政治效能视为个体早期社会化的产物{42},按照班杜拉的“信念—行为”(belief-behavior)模式{43},建立起媒体接触—政治效能—政治参与的理论链条,发现政治效能是促成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44}同时,在媒体接触与政治效能的关系上,研究发现:接触报纸或电视新闻(特别是硬新闻)使受众掌握更多的时事信息与知识,加深对政治过程的理解,因此与内部效能之间存在正向关系{45};不过对媒介使用与外部效能之间的关系却没有统一结论——例如平克勒敦(Pinkleton)等发现的是正关系,而纽哈根(Newhagen)的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负关系,他将之归因于媒介对政府的负面报道倾向。在网络新闻的影响方面,由于经验研究尚不充分,所以结论更为多元——休费勒(Scheufele)等{46}发现在控制个人背景和传统媒介使用后,网络政治信息的使用对政治效能没有影响;肯斯基(Kenski)等{47}和李宽敏(Lee K. M.){48}则发现网络政治新闻的使用对内部效能有正影响,而对外部效能没有影响。

  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指出,媒体接触、政治效能与政治参与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确定。特别是政治效能可能受到政治事件参与本身的影响{49},这一点在班杜拉的经典理论中亦得到支持{50}——班氏指出,在影响个人自我效能的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基于个体直接经验的亲身成就,行为成功的经历会提高对自身效能的评价,而反复失败则会挫伤效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政治参与及其带来的结果会对个体的政治效能产生影响。学者们指出,这一方向的理解尤其适用于转型社会,因为在这些社会中持续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所提供的正面经验性示范,完全可能促成政治效能的变化。经验研究方面,赛莫特克(Semetko)和沃根伯格(Valkenburg){51}质疑内部效能稳定不变的前提假设,他们立足东西德统一后的社会情境,通过固定样组调查,发现是政治参与行为正向影响内部效能,而非相反。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场景下,李连江等认为农民通过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实践,会提升自己的外部效能,他们的实证调查也证实了这一假设。{52}

  本文认为,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确定,本文也不致力寻求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在理论上倾向于遵循上述后一种逻辑。其理由在于:如前面的文献探讨所述,传统来讲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程度是很低的,民众的政治无力感亦为常态;而在社会转型期中由于某些特定场景和案例的出现——例如本文所分析的厦门PX事件,以及新型参与渠道的出现——网络和手机,刺激和鼓励了普通民众在特定场景和事件中的参与行为,尽管他们的日常参与是非常少的;那么,在这样的历史经验轨迹下,以事件作为激发点探讨其对政治效能的影响就特别具有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抓住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定情境,探讨突发事件作为媒体话语中的“里程碑”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而不是囿限于西方理论预设的模式链条之中。具体地,我们希望了解:是否亲身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参与过PX事件,在其政治效能上是否造成了差异?同时,作为间接环境来源,对媒体报道的接触又如何影响政治效能?

  研究问题4:厦门PX事件中的政治参与(包括网上和网下参与)、媒体接触(包括传统媒体新闻与网络新闻),与政治效能(包括内部效能、外部效能和集体效能)之间是何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抽样调查方法考察厦门PX事件中公众参与的基本状况、群体特征,以及媒体接触、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之间的关系趋向。同时,为深入理解和辅助解释量化研究的发现,亦进行了必要的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

  (一)抽样调查

  1. 抽样

  问卷调查在厦门市的思明、湖里和海沧三区进行,主要以农业形态为主的另外三个市辖区——集美、同安和翔安不在调查范围之内。调查以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首先,我们通过厦门市电信局收集了完整的三区电话局号(前三位);然后,采用电脑系统对后四位电话号码进行随机生成,从而形成了电话号码样本库;最后,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生利用这些电话号码进行访问,按照“最近生日法”(last-birthday rule)在电话接触到的家庭户中选择年龄在18 ~ 65周岁之间的知晓PX事件的被访者。调查在2008年11月进行,最终共获得有效样本724个,按照AAPOR第三公式计算,访问成功率为33%。

  2. 测量

  政治参与:主要包括两个主要维度——网络参与和网下参与。具体测量方式参照了西方较为成熟的研究。{53}网络参与指通过互联网手段影响政府决策制定或执行的行动,在本研究中具体化为公众个人利用互联网渠道参与PX事件的程度。它由6个问题组成——“在网络论坛或博客上就PX事件发表看法”、“通过网络向朋友转发PX相关信息”、“通过网络与朋友谈论PX事件”、“通过网络动员、鼓励朋友参与PX事件”、“通过网络向有关部门表达对PX事件的意见”、“通过网络参与有关PX问题的投票”,所有问题均采用从0到5的量表衡量,0表示“完全不做”,1表示“做得很少”,5表示“做得很多”。因子分析后显示只有一个因子,故将之组合成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有两种使用方式:第一,在分析参与频率以及媒体接触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时,区分出网络参与者和非参与者,前者在所有问题上的回答都是0(“完全不做”),后者至少在一个题项上选择为1 ~ 5;第二,在分析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之间的关系时,将对6个问题的回答取均值后组合成一个变量,代表网络参与的频率(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81)。

  网下参与包括了一组共6个问题——“与别人当面谈论PX事件”、“当面或打电话动员别人参与PX事件”、“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或参加座谈会”、“向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投诉PX”、“向别人转发过关于PX的短信”,以及“参加市民散步游行活动”,均采用二分变量(0 = 否,1 = 是)衡量。这组变量同样有两种使用方式:第一,在分析参与频率以及媒体接触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时,基于前文的理论探讨,我们将“与别人当面谈论PX事件”与其他5个问题分开,前者代表资源动员要求较低而可能更为普遍的“网下讨论”,后者代表资源要求较高而可能较为稀缺的“其他网下参与”(按网络参与变量的处理方法区分出“网下其他参与者”与“非参与者”);第二,在分析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之间的关系时,将6个问题的回答加总组成一个连续性变量,代表网下参与的程度。

  媒体接触:日常媒体接触请被访者直接回答日常平均每天阅读报纸新闻、收看电视新闻和浏览网络新闻的时间(以分钟数为单位)。对PX相关新闻的关注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传统媒体PX新闻关注度由报纸新闻关注度和电视新闻关注度构成,分别用5级量表(1 = 基本不关注,5 = 非常关注)测量,由于两个问题之间有较高的相关度(皮尔逊相关系数r = 0.66),故将之组合成一个变量,代表传统媒体PX新闻关注度(α = 0.80)。网络PX新闻关注度由针对网民提问的两个相关程度较高(r = 0.63)的变量组合而成——对网络上PX新闻的关注程度和对网络上PX相关帖子 / 博客的关注程度(5级量表测量,1 = 基本不关注,5 = 非常关注)(α = 0.77)。

  政治效能:对该概念三个维度的测量主要参考前人成熟的指标{54},但在两面翻译(back translation)的基础上又结合前测结果进行了调整,最终在调查中询问被访者一组共6个问题(均以5级量表衡量,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这组变量经主成分斜交因子分析,区分为负载明晰的3个因子(表1),分别代表内部效能、外部效能和集体效能。其中,“内部效能”由“我对政治问题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组成(α = 0.58),“外部效能”由“如果我向政府提意见,政府不会理会”和“我对政府的决定没什么影响力”组成(反转编码,α = 0.69),“集体效能”由“公民的集体力量会改变政府决定”和“民意集体表达后会影响政府的决策”组成(α = 0.81)。

  主要的控制变量为社会人口学变量:包括被访者的年龄(平均值 = 35.84周岁)、教育程度(从“小学及以下”到“研究生以上”,以1 ~ 6升序排列,中位数为4,即“大专学历”)、收入(以全家平均月收入测量,从“1000元及以下”到“1.5万元以上”,以1 ~ 8升序排列,中位数为4,即“4000 ~ 6000元”)、性别(女性 = 0,男性 = 1,男性比例为42.9%)。此外,在分析媒体接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时,还引入了反对PX项目的程度(1 = 完全赞同,5 = 完全反对)作为控制变量。 

  3. 统计分析

  首先我们报告厦门PX事件中公众参与不同形态的程度(参与者百分比),并在与总体样本构成比较的基础上分析参与者的基本特征;然后,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日常新闻使用、PX新闻关注度对PX事件中参与与否的影响;最后,通过OLS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媒体接触、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二)访谈

  在调查开展的同时和完成以后,本研究还辅助进行了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访谈,其目的在于进一步了解在PX事件中,厦门市民如何看待他们的参与,如何感知自身和集体的影响力(即政治效能)。通过“滚雪球”抽样,以及电话调查中邀请两种方式,共访问了厦门市民21人。其中男性16人,女性5人;20 ~ 30岁左右的7人,31 ~ 40岁左右的10人,41岁以上的4人;职业主要包括公司职员 / 单位办事员(7人)、教师、律师等专业人士(5人)、企业老板或小店主(2人)、无业或退休人员(2人)、媒体从业者(2人)、学校领导(1人)、刚毕业的大学生(1人)、自由职业者(1人)。

  访谈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5组:(1)个人背景和日常媒介使用状况;(2)对PX事件的接触过程;(3)在PX事件过程中的参与行为及主要考虑因素;(4)对PX事件中的参与行为是否影响了其政治效能的感想,包括内部、外部和集体效能;(5)对PX事件是否影响了其日后参与的判断。平均每场访谈时间均在2小时以上。我们将采用质化研究的资料辅助解释量化研究的部分发现。

三、研究发现

  (一)网上与网下:厦门PX事件中公众参与的总体状况与具体形态

  表2显示了厦门PX事件中公众参与的总体状况与具体形态。首先,如果以至少一种方式参与来衡量,PX事件中公众参与的比例较高,达到了70.4%。

  如果按照网络参与、网下讨论,以及网下其他参与三种方式区分,市民参与厦门PX事件的最主要方式是网下讨论,与别人当面谈论PX事件的比例达63.6%,印证了其所需资源要求较低的理论假设;其次是网络参与,网民(占被访样本总数的67.2%)中近一半(49.1%)通过网络上的各种渠道参与了PX事件,使得市民总体中的参与比例达到33.6%,这说明互联网的崛起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公众参与的形态,成为民众针对政府决策问题发声的重要表达空间,并在厦门这样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城市中压倒其他体制型参与途径成为不可忽视的参与形态。在网络参与的具体方式中,比例最高的是“通过网络与朋友谈论PX事件”(39.8%),其次是“通过网络向朋友转发PX相关信息”(27.1%)。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有体制并没有为普通民众就诸如厦门PX项目这样的重大地方决策提供投票的空间,但“通过网络参与有关PX问题的投票”(26.8%)成为网络参与中第三普及的参与方式。应当看到,与私人空间内的谈论相比,网络空间内的参与,无论是谈论、转发,还是投票、论坛与博客发言,都具备了一定的公开性质,即相关意见的发表不仅仅在私下流传,而是进入到一定的公共空间,从而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事实上,厦门PX事件中的公众集体上街游行,就受到了以论坛、博客和QQ群为载体的网络动员。{55}从这个角度说,尽管就参与比例而言,网络参与不及网下谈论,但其影响力却高于后者。但正如“话语参与”概念{56}所强调的,公众日常的政治谈论并非毫无意义,恰恰是这种私人空间的政治谈话为其他类型参与(如网络参与)提供了基础、资源与氛围。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网络参与对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也不可忽视作为“话语参与”之一的、更为普遍的网下谈论的潜在价值。

  在三种参与类型中,比例相对较低的是其他网下参与,仅有14.0%的市民通过网下的其他方式参与PX事件。其中最高的“向别人转发过关于PX的手机短信”比例也仅有7.6%,而传统的制度性参与途径——报名或参加座谈会、写信或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向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反映,即便是在像厦门PX这样危及城市共同体环境与居民健康的事件面前,参与比例也仅有1.8%和1.4%,甚至不如游行“散步”(2.2%)。这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以往研究所发现的制度性参与渠道的缺失和缺乏信心{57}依然是基本样态,由于政府机构的决策本身违背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而新闻媒体只充当政府的“传声筒”而不替民众发声{58},公众自然也不愿意将它们作为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无论是面上抽样调查,还是特定事件的分析,都揭示出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更确切地说,限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的基本规律——以私人谈论比例最高,其次是网络参与,比例最低的是网下其他类型的参与(尤其是面向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公共表达)。

  虽然厦门PX事件中的公众参与形态呈现这样的阶梯分布,但不同参与形态之间则又存在紧密的联系。交叉统计显示,网络参与者中的绝大多数(84.7%)同时也是网下参与者。卡方检验显示:网民无论是在网下讨论的比例上,还是其他网下参与方式的运用上,都要显著高于非网民,网络对于中国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从这个角度亦能得到证明。

  表3显示了PX事件参与者的特征。

  从表3可见:首先,就参与者的构成本身来看,厦门PX事件的参与者中包含了各阶层人士,例如大约有26.8%的网络参与者、41.3%的网下讨论者以及29.0%的网下其他方式参与者为高中以下学历,而21.8%的网络参与者、32.4%的网下讨论者以及28.6%的网下其他参与者来自于月均总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从这个角度说,与我们前述发现一致,厦门PX事件并不能简单说成是“中产阶级的集体行动”,而是包含了全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的动员与参与,具有广泛性。不过,如果与总体样本的人口学指标分布相对照的话,厦门PX事件中的参与者平均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明显更高,而除了网下讨论外,网络参与和网下其他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也显著更低。因此可以说,厦门PX事件中的参与者与市民总体构成相比更加年轻、社会经济水平也更高。同时,表3还反映出,政治参与的三种方式——网下讨论、网下其他参与以及网上参与,其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依次降低,而平均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依次升高。这说明,政治参与依赖资源的理论假设,不仅在参与者整体上得到证实,而且在不同参与方式之间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媒体接触与公众参与

  表4显示了媒体接触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经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在控制人口变量(年轻、教育和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和反对PX项目的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之后,媒体接触仍然对是否进行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不过,日常媒体接触和事件新闻接触的影响力迥然有异。无论是在引入PX新闻关注这组变量之前还是之后,有关日常新闻接触的三个变量对三种形态的政治参与均无显著的独立影响,这与在西方社会的以往研究发现有所不同{59}。这一结果表明,针对PX事件这样的场景而言,日常新闻接触并不是催生参与行为的关键要素。这也间接证明,PX事件中的参与行为并非源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以日常新闻接触为基本资源的常规性参与的自然延续,而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与偶然性,这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在文献讨论中将事件作为激发点检验参与与政治效能关系的理论逻辑。这一量化发现也获得质化访谈的支持:

  

  这件事为什么会参与?是因为没有办法了,要影响子孙后代的,所以必须要有所动作。{60}

  这件事搞得太大了,平常我也不在网上发言的,这件事大家都要议论议论,你不议论人家也要议论。{61}

   

  与此相对照,有关PX事件的新闻关注则对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传统媒体的新闻接触虽无法影响网上参与,却显著刺激和促进了网下讨论和网下其他方式的参与;而网络PX新闻的关注,不仅显著正向影响网上的参与行动,而且显著正向影响着网下的参与行动。这一发现与以往网络新闻接触对网下参与缺乏影响的发现不同{62},再次提醒我们,对中国场景下媒体接触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应当建立在更多、更具体的事件与案例分析基础之上。就本案例而言,我们需要看到:第一,由于政府机构和传统媒体限制了真实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渠道,导致网络空间成为新闻传播和意见表达的主要平台,因此网络新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必然提升;第二,由于PX事件对居民个体的生命安全和城市整体的环境安全都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网络新闻接触可能带来的对政府机构和传统媒体的负面评价并不能阻止其开展参与行动的强烈需求。概言之,网络新闻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亦具有情境依赖性,需要具体分析。

  (三)媒体接触、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

  在解读媒体接触、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的关系之前,首先报告一下政治效能的基本状况。总体上,厦门市民的政治效能不高,其中最低的是外部效能(均值 = 2.75,标准差 = 0.96),显著低于5级量表中值3(单样本t检验,t = -6.898,p < 0.001);其次是内部效能(均值 = 2.97,标准差 = 0.85),亦未达到5级量表的中值;相对较高的是集体效能(均值 = 3.56,标准差 = 0.92),它也是三个维度中唯一显著高于5级量表中值3的(单样本t检验,t = 16.397,p < 0.001)。这说明厦门市民对自身参与政治的能力、特别是政府有效回应的表现,整体上缺乏信心,但相对而言较认可集体参与影响政治的能力。

  我们采用OLS回归分析检视媒体接触、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的关系,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政治参与是否对其政治效能产生了区分效应。表5显示:第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新闻接触(电视新闻)和政治参与对内部效能产生显著的独立影响,无论是网上参与抑或网下参与,都与内部效能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那些PX事件中的参与者对自己在理解和影响政治方面的能力的确更具信心;不过,无论是新闻接触、网上参与还是网下参与,对外部效能均无显著影响。这说明,那些积极参与过厦门PX事件的人士,在对政府回应能力的认识上与非参与者并无二致,一样表现出明显的悲观;不仅如此,尽管厦门PX事件被普遍视为集体行动的一次成功典范,政治参与却同样无法对集体效能——感知集体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力产生显著影响,参与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并未比非参与者更具信心。有意思的是,对传统媒体上PX新闻的关注,却是这组变量中唯一对集体效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变量(β = 0.124,p < 0.001)。

  为什么这一媒体话语和公众心目中的参与“里程碑”并未在政治效能,特别是外部效能和集体效能上留下足够的印记呢?又为什么是传统媒体PX新闻的关注、而非网络PX新闻的关注对集体效能产生显著影响呢?我们在质化访谈中特地询问了这方面的问题。被访者对此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们不认为这件事的成功是政治参与的结果。

  这场事件的胜利不是市民的胜利,我认为市民也不会认为是他们的胜利,因为这个事件有国内、国际的大背景。{63}

  我觉得网络在PX中的力量最多是50%,关键还是在中央。……十七大会议在召开,所以也有一定力量。{64}

  (PX)后来没做,不是因为厦门民众的原因,而是因为高层考虑到厦门太小,害怕影响太大。{65}

  既然PX事件的最终结果都不被认为是“厦门市民”的胜利,则被访者更不会将之视为自己个人的胜利,视之为政府对自己个人参与的回应。

  第二,他们对事件解决的过程不完全满意,甚至心有余悸。

  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充满了偶然性……新闻封锁,网络也会被封锁……5月底,看到小鱼社区被关闭,我知道事情定性了,我就不再表达了。{66}

  今后,民生性的我会参与,政治性的,不会参与了。{67}

  第三,他们从体制角度对政府对民意的回应缺乏信心,在此基本认知框架下将厦门PX事件主要视为一个个案。

  PX基本不会改变我对于政府反应的看法,因为中国的政府是对上而不是对下的。{68}

  PX事件绝对不是民意的胜利,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民意的胜利。{69}

  而关于传统媒体PX新闻的关注对集体效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发现,虽然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在访谈中的确获得了一定的解释。其原因似乎在于虽然PX事件中的参与者普遍对传统媒体保持不信任,甚至是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们仍然倾向于将传统媒体视之为政府反应的最可靠代表。有几个被访者谈到:

  只有当报纸发布座谈会名单,其中还出现了Fuck PX的报名者,这时候我才放心了……这时候才觉得好像有结果了。{70}

  电视台开始直播摇号(参加公众座谈会的号——笔者注),我才觉得事情好像真的要变化了,此前我一直不相信。尽管大家在网上闹得那么凶,有什么用呢?{71}

  也就是说,传统媒体虽然在PX事件中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信息管制、言路闭塞,但在事件进入后期后,它们成为市民感知事件“成功”结果的最主要渠道,而这些信息的获取加强了他们对集体力量有效性的认知。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厦门PX事件为例,通过抽样调查和访谈,考察了这一事件中的公众参与,及其与媒体接触和政治效能的相互关联。研究发现:总体上厦门PX事件中的公众参与达到了较高比例,其中又以政治讨论这一“话语参与”方式比例最高,网络参与亦上升为重要渠道,而体制型参与比例较低。厦门PX事件中的公众参与并未完全集中于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而是包含了来自中低社会经济水平背景的人士,但网下参与,尤其是网上参与者的确相比非参与者更为年轻、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更高。在媒体接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方面,研究发现:日常新闻接触对参与缺乏显著的独立影响,而事件中新闻关注则对此影响显著。这说明厦门PX事件中的公众参与与事件本身一样具有“突发性”与“偶发性”特征,并非是以日常新闻使用为资源的常规参与的自然延续。这一发现使得在理论上关注事件为激发点探讨参与对公众政治效能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回归分析发现:新闻接触和政治参与仅与内部效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却无法影响外部效能与集体效能。唯一能影响集体效能的媒体变量是对传统媒体上PX相关新闻的关注。

  本研究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场景下,以一个具体案例实证地探讨了媒体接触、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之间的关系。由于目前有关中国政治参与的经验研究本来不多,且多集中于一般常态下的考察,因此本文有助于丰富中国政治参与领域的经验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凸显出有关政治参与,及其与媒体接触、政治效能之间的关系,需要结合不同特征、不同场景的案例进行具体剖析。同时,研究也提示,基于西方社会和民主体系形成的基本理论模式和研究发现需要在本土场景下得到仔细的考量。

  第一,西方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其传统媒体居于社会主流地位,新媒体在整体上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补充,并容易被吸纳进主流媒体的光谱之中。{72}因此其研究并没有特别区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网络参与作为一种参与方式亦无须凸显,而且传统媒体新闻和网络新闻总体上均作为基础资源对政治参与产生一致的正向影响;但在中国场景下,特别是在类似厦门PX事件这样的“权益抗争”事件中,网络媒体往往成为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另类媒体”,而网络参与则成为传统媒体参与之外一个更具意义的参与空间和平台,因此其理论假设和前提就不能与西方亦步亦趋。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在私人空间的讨论之外,网络参与已成为厦门PX事件中最为主要的参与方式,而这一点也得到其他非事件性抽样调查的证实。但在其他非事件性研究中所发现的网络新闻与网下参与之间的缺乏联系,在本研究场景下又不适用——网络新闻接触对无论网上还是网下参与均具有显著的刺激和促进作用,这就体现出中国转型期特定事件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有意思的是,尽管网络对于中国政治参与的意义在不同层面上得到证实,但集体效能的获得却受到传统媒体报道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公众虽然批判传统媒体的报道,却将之视为政府反应的风向标。个中奥妙,实属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色”。

  第二,西方研究大多将政治效能视为个体社会化的产物,被置于政治参与之前,并证实其对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政治参与的重要资源。{73}但诸如厦门PX事件这样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体现之一就是它在公众参与上亦具有突发性,即公众未必是以政治效能为基础进行政治参与,而是情势所迫(例如本研究访谈中不少被访者都谈到厦门PX事件中的参与并非其常态,而是迫不得已)。而这种突发性参与恰恰可能成为观察其影响政治效能的一个逻辑起点——缺乏参与传统的中国公众从这种参与的“操练”中获得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历史经验与记忆?本文认为,这种方向的思考比依据西方传统预设的理论模式更具现实性。研究发现的其与内部效能的正关联,而与外部效能和集体效能的缺乏关联,特别是访谈中发现的原因与机制解释,相信具有超越案例的意义。

  本文的发现告诉我们,相对于媒体和知识精英的某些过于乐观的估计,厦门PX事件的亲历者却对事件的影响给予了冷静的估计。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外部效能需要有人们对民众(民意)—政府之间制度性关系的感受,而目前民众对中国是否存在这样的制度性关联表示明显的怀疑,因此无论参与与否均对外部效能保持较低的水平,不会因一次“成功”的事件而改变。这充分说明,外部效能关涉体制改造问题。同样需要体制改造的是传统媒体的角色,传统媒体本应成为体制性参与的重要平台,却只能扮演政府回应风向标的角色,而将公众参与的核心媒体平台推向网络,传统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错位亟待体制的改造。如果我们相信,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应当包括普通民众对公共决策的积极参与,那么,如何鼓励、促进和保障民众的参与,就不仅是微观层面上个人差异的问题,也不仅是基于资源可得性的阶层差异问题,而是关涉如何重建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重建民众对于媒体的信心,也就是体制改造的问题。关注转型期突发事件中的媒体接触、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也是这个大的理论对话的一部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Web2.0对社会舆论的影响研究”(07CXW011)、重点项目“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08AXW003)的阶段性成果。研究及修改过程中得到陈韬文、潘忠党、李立峰、邱林川以及匿名评审人惠赐意见,并得到陈醇、谢清果、佘绍敏、毛章清、刘昉等提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邱林川、陈韬文:《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9期(2009年)。 {2}于建嵘:《求解网络时代的官民冲突》,载《新民周刊》2010年第1期。 {3}如周裕琼:《真实的谎言:抵制家乐福事件中的新媒体谣言分析》,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9期(2009年);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9期(2009年)。 {4}同注{1}。 {5}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笑蜀:《祝愿厦门PX事件成为里程碑》,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9日;苏永通:《厦门人: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6日;刘向晖、周丽娜:《历史的鉴证 民本导向的典范——厦门PX事件始末》,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1月7日;上官敫铭:《厦门人反PX之战:环保旗帜下的民意胜利》,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25日。 {7}Sidney Verba, et al.,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8. {8}Delli Carpini, et al., “Public deliberation, discursive 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 engagement: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Issue 7, 2004, pp. 315-344. {9}Dhavan V. Shah, et al.,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in a digital age: Modeling Internet effects on civic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sue 32, 2005, pp. 531-565. {10}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95 ~ 112页。 {11}Chan Joseph Man & Zhou Bao-hua, “Expressive behaviors across discursive spaces and issue types in Shanghai,”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1, forthcoming. {12}刘佳:《上海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报告》,载《新闻记者》2006年第3期,第63 ~ 65页。 {13}周葆华:《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载《中国传播学评论》第3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洪瑛:《关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效能的思考》,载《学术探索》2003年第7期,第42 ~ 45页。 {15}王建芹:《强化监督,制约权力》,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 {16}同注{10}。 {17}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142 ~ 159页。 {19}同注{11}。 {20}郝晓鸣、李展:《传播科技对中国大陆传媒体制的挑战》,载《新闻学研究》(台湾)总69期(2001年),第95 ~ 112页;Yongnian Zhe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uploadfiles/pdf/2010/7/15/100708.pdf,2010年7月30日访问。 {22}周葆华:《Web2.0知情与表达:以上海网民为例的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4期,第75 ~ 82页。 {23}Sidney Verba, et al.,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2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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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y, et al., “Knowledge or Trust?Investigating Linkages Between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60}访问者编号Q,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访问于2008年11月28日,厦门。 {61}访问者编号T,女,40岁左右,大学教师。访问于2008年11月29日,厦门。 {62}周葆华:《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 Chan Josehp Man & Zhou Bao-hua,“Expressive behaviors across discursive spaces and issue types in Shanghai”。 {63}访问者编号A,男,35岁左右,大学教师。访问于2008年11月27日,厦门。 {64}访问者编号S,男,40岁左右,大学教师。访问于2008年11月28日,厦门。 {65}访问者编号C,男,50岁左右,下岗工人。访问于2008年11月28日,厦门。 {66}访问者编号D,女,25岁左右,公司职员。访问于2008年11月29日,厦门。 {67}访问者编号U,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访问于2008年11月28日,厦门。 {68}访问者编号A,男,35岁左右,大学教师。访问于2008年11月27日,厦门。 {69}访问者编号B,男,40岁左右,自由职业。访问于2008年11月29日,厦门。 {70}访问者编号Q,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访问于2008年11月28日,厦门。 {71}访问者编号T,女,40岁左右,大学教师。访问于2008年11月29日,厦门。 {72}尽管在西方,新媒体也带有一定的“另类媒介”色彩,但就总体而言,传统媒体是建构社会现实的象征性力量(symbolic power),是人们认知社会现实的来源和社会现实的定义者。参见N. Couldry, The place of media power: Pilgrims and witnesses of the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2000;李立峰:《范式订定事件与事件常规化》,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9期(2009年)。 {73}A. Bandur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