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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认识问题的现状和未来

姜克实

【内容提要】 现今出现在东亚各国间的“历史认识”对立问题的核心,并非“历史事实”的对立,而是一种国民间“历史感情”的对立。这种历史感情在形成过程中,由于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媒体传播等外部影响,容易产生过激和偏颇的倾向。各国在其历史教育中总强调不要忘记过去,防止历史自然风化,同时又总站在本国的政治立场上去选择史料,宣传对本国有利的历史解释,其结果无非是在种植和加深国家与民族间的历史怨恨。笔者认为,如果各国都不能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用世界公认的方法进行历史教育的话,不如任随人间本性,让历史自然风化,以全体人类的利益为目标,去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的国际社会。

一、三个要素——对“历史认识”对立问题的解析

  围绕对过去战争的评价而出现的国家间的对立,即所谓“历史认识”对立的问题,在战后66年后的今天仍未能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成为当今国家间往来与民间交流中不可回避的难题,而且已成为引发各种政治对立问题的隐患,直接影响着当今国际和平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为解决这个难题,至今为止许多研究者、有识之士竭力促成多种渠道的交流和对话,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2003年,中日韩三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互相协作,开始编写共同历史教科书,书虽编成但却未能获得预期的“意见一致”的效果。{1}2007年开始,在双方政府的支持下,中日两国的研究者又设立了“日中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经过共同的研究,在2009年写出了总结报告书,“双方就同一个题目作了充分的讨论和意见交换,在本报告书中明确地论述了各自的观点”,最终报告书在诸多观点上并未能达成共识,而只不过是各自将自己的观点,分别记入了自己的报告书中而已。{2}

  民间进步学者、有识之士共同编写的教材,即使在某些方面能够达成一致,也并不能代表各国政府和各国国民的历史认识和政治立场。各国政府出资的共同研究,不用说就更加难以背离作为出资者的国家的立场,因为,即使平时在研究上能够相互理解的学者们,一旦坐到调整意见桌的对面,自然而然地要成为各国“国旗”的代表者。有身份、有知识、有教养的历史研究者的行为尚且如此,一般国民间的交流就更无理性可言,其失控而白热化的结果,从中日两国间有关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领土纷争中可见一斑。{3}为寻求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必要对历史认识对立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重新解析,找出症结所在,然后再对症下药。

  笔者认为,现在统称为“历史认识”问题的概念里面有三个要素:一是“历史事实”的对立;二是“历史感情”的对立;三是“历史观”的对立。事实上,对立最激烈,又经常政治问题化的,并不是围绕“历史事实”的对立,而是国民间“历史感情”的对立。而促成“历史感情”对立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各国对同一“历史事实”所持的不同“历史观”中。

  2005年4月发生在上海的反日游行示威曾引发中日两国历史认识对立的问题。当时,向日本总领事馆投石以及对日本人经营的店铺纵火而被称为“暴动者”的数万人,大多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年轻人。{4}另外,频发不断的互联网“战争”的策动者——攻击服务器的黑客以及打着偏狭爱国主义旗号,煽动国家间对立感情的网上论战的参与者,{5}也几乎是青年学生。而实际上,这些有强烈反日感情的激进分子,并没有亲历过战争,对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的了解,也只不过是教科书和政治教育所片面灌输的一知半解的知识而已。然而,正是这样片面的历史知识和深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历史观,使他们的历史感情常处于失控状态。

  以下笔者将从“历史事实”、“历史感情”与“历史观”三者的特征及相互关系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历史事实”的对立问题

  提到历史认识问题,首先让人想起的是围绕“历史事实”展开的争论。例如:南京大屠杀中牺牲者的确凿数字,《田中上奏文》的真伪,“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 “从军慰安妇”是否真的存在、其背后隐藏的真相到底如何,等等。

  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可以通过传闻、捏造给人们留下曾存在过的假象,而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却又往往被隐藏、尘封或者被缩小而记入史册。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在于史料的发掘、调查、研究的不足等技术面的缺陷,有许多是由当事国、当事人出于维护国家、个人利益的企图,在历史记录过程中人为操作的结果。利点,宜多多宣传;蔽点,则尽量隐匿。如此这般,就出现了对于同样的历史事实各国在记录方法及观点上的差异,由此造成国家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龃龉不合,从而导致了今天这种对立纷争的出现。另一方面,像这类问题,说到底是属于对事实的认识差别和立场的不同,而并非事实本身的差异。因为,事实只有一个。所以笔者以为,像这种对立可以通过研究者的调查、考证、史料的发掘等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至少可以缩小认识差距。虽然国籍、立场不同,但如果抱着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态度,那么,历史的真实应该会被还原、解明。因此,只要是真正的研究者,双方在对待历史事实问题上不应该存在永远解决不了的深刻对立。

  举几个例子来说,随着史料的发现,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的存在事实、“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的历史逐渐被昭示天下,冲绳战役的悲惨结果及原子弹投放的原因也已基本被探明。曾长时间引起过国际间争论的《田中上奏文》的真伪、{6}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到底是“南侵”还是“北侵”的问题等,{7}也通过研究者的努力,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得出了结论。另外,在关于被称为引起中日战争“第一枪”问题的论争中,虽然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弄不清这“第一枪”到底是日方的支那驻屯军还是中方的宋哲元军的责任,{8}但从各方面的综合分析来看,多数研究者一致认为,中日战争的爆发决不是因为这一声枪响所引起,而是日军一连串有计划的侵略活动和阴谋的必然结果。同样,对于是否存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尽管舆论上日本国内右翼与一部分国民持否定态度,{9}但是在研究者中,只有对牺牲者的确凿数字持有异议者,而对大屠杀及暴行的事实几乎无人否定。{10}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秦郁彦对大屠杀事件研究上的态度。从立场上来说,他与批判日本政府的左翼学者针锋相对,他在家永(三郎)教科书裁判案中作为代表国方面的证人出庭,被认为是右翼保守派。但作为研究者,他以缜密的研究和尊重客观事实的学风而著称,决不轻易被激进的右派团体的发言所左右。在“大屠杀主张派”和“大屠杀虚构派”的激烈争论中,他坚持注重证据和史料的实证方法,亲临现场调查。他指出:“这样吵下去,历史真相的研究活动将受到妨害,有陷进偏见或政治立场先行的泥潭中的危险。所以要停止感情论争,从整理大量虚实混杂的情报入手,搞清楚在南京的周围到底发生过什么,在确认事实关系之后,才能对其原因、责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重新考证。”{11}他与持“30万牺牲者”见解的研究者高兴祖共赴现场,根据史料的记载和证言进行现场实测、计算尸体掩埋坑的体积,对一个一个证言进行还原鉴证。{12}

  研究者们对于大屠杀事件认识的不同只是一个数字上的问题,谁也不否认大屠杀事实的存在。这个数字差距,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完全可以通过对史料的发掘、调查的结果来逐渐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历史事实的意见对立,决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更不可能成为各国间历史认识问题的焦点。

三、“历史感情”的对立及特征

  以上所论述的是“历史事实”对立问题的特征。与之不同的是,对立一旦从“事实对立”发展成一般国民阶层的“感情对立”,事态就难以掌控了。笔者认为,当今所谓“历史认识”问题的中心,几乎都是这种国民间“历史感情”的对立。

  所谓“历史感情”,是在某种“历史事实”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主观上的厌恶感、敌对感、不信任感的表象。这种感情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深受情报选择方法、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影响,并且,历史感情也不会随着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进步而变化,具有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的特征。正因为在历史认识对立中存在着这样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历史感情发生的可能性,才导致各国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对立扩大、激化,甚至失控爆发,进而转化为国家间的政治对立。

  “历史感情”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大众化。因为历史感情是以统一的教育、宣传体制为媒介而形成的,所以具有范围广大和深入民心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它不会无缘无故地表现出来,但在遇到敏感的政治、外交问题时,一旦被政府的宣传、新闻报道、电视转播所煽动、刺激,便会突然爆发。这首先表现为学生、年轻人激愤而起,继而扩大到全体国民的响应,形成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同仇敌忾之心,这种情感随国家利益的指向而变动,却难以被国家所掌控。

  第二,神圣化、象征化。由于是主观及直觉上的厌恶感、敌对感、不信任感,自然不能够受客观事实的约束,持这种感情者也不可能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思考。感情先入为主,从开始已将对方彻底否定,所以理智的对话根本不可能实现。在这里,“自己正确”的认识观被固定化,甚至被神圣化,即使后来知道自己的错误确凿无疑,也不会低头认错,具有一种近乎于宗教信仰的性质。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南京大屠杀就是其中一例。不同于研究者,在一般民众的历史感情中,“30万”这个死者数字早被固定化、抽象化,已经成为象征侵略和屠杀的符号,{13}至于数字采用的出处、根据所在根本不做深究。不用说否定大屠杀,就是对“30万”这个数字提出质疑,想加以科学鉴定的研究者,也会立即被戴上“否定过去、赞美侵略”的帽子而遭到猛烈攻击。同样,对于日本人来说,因原子弹爆炸而遭受的伤害也是被神圣化的历史感情。只宣传被害的惨状、控诉原子弹投放的罪行,对日本受到原子弹攻击的原因却毫不关心。在这种感情的左右下,制造和投放原子弹的美国成为一个绝对的罪恶角色,而对发动侵略战争并为了维护天皇制而对劝降的《波茨坦公告》置之不理的军部和本国政府,{14}却无人问责。{15}类似的感情化现象,也表现于朝鲜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态度中,以及美国人对珍珠港惨剧的态度中。

  第三,非理性。由于历史感情是在大众阶层发生的非理性的感情活动,所以一旦受到刺激便很容易走向极端。在近代日本历史上看到的“日比谷烧打事件”、卢沟桥事变后“暴支膺惩”的军国主义热潮都是感情失控的实例。2005年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反日游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被袭击、互联网上日本“网上右翼”与中国“愤青”的过激论争也是代表性的例子。

  第四,永久化、普遍化。当代民众的历史认识几乎都是通过长期的学校教育而形成的。历史感情一旦形成,在没有特别契机的情况下很难发生改变,大多将持续一生。战后长期的平均化、划一化的学校教育,也促成了历史感情的模式化和普遍化。

四、“历史感情”的形成途径

  历史感情,原本是在真实的历史事实(经验)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的经验与记忆中断后,这种事实和经验只能依靠历史记录的方式得以重现。当今各国国民的历史感情,可以说都是在这种重现的历史事实和经验之上第二次形成的。其形成过程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学校教育。学生们的历史知识,大都通过教科书的宣传、教师的传授得以积累,或者通过参加课外的社会教育(和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主义教育,纪念、追悼活动等)得到培养。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由于自己的判断力尚未形成,所以成长阶段的学校教育对受教育者一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观察日本的教育体制时可以看出,其学校教育所重视的不是对历史构造、理论的分析,而是从描写战争的悲惨、残酷、非人道等方面入手,侧重于感情的培养,{16}其结果是,造就了大批无原则地从感情上憎恶战争、爱好和平,而对战争的历史构造却一无所知,不能从理智上思考判断的年轻人,从而埋下了感情对立的种子。

  第二,现代社会的传媒效果。与学校教育相比,历史剧本、历史小说、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等媒体要素,可以说对年轻人历史观的形成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在笔者每年例行的对选择历史学专业的大二学生的民意测验结果中显示,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几乎都是通过NHK的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流行作家的历史小说、历史漫画、历史游戏等养成的。与导致被动形成的历史观的学校教育相比,媒体的效果则表现为诱导本人自发的兴趣和对问题的关心,从而对其历史认识和历史感情的形成产生主动、积极的效果。

  第三,时事政治以及政治家言行的影响。诸如北方领土问题,独岛(竹岛)、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领土纷争问题,东海天然石油气开采问题,靖国神社参拜,历史教科书等一系列问题都能成为对立意识的发生源。每当这类问题发生时,电视新闻的报道、国家间的舆论会战、政治家的发言都会变得频繁。过去的历史认识问题也必然作为争论的话题被提起和利用,从而促进了关心者们历史认识的培养和历史感情的高昂。

  第四,思想教育与政治宣传。即各个国家有目的进行的、以培养爱国心为中心的教育和宣传。在中国,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被纳入教学内容,承担这种教育的“政治”科目,是所有学生必须选择的课程。通过长期的宣传及强制的思想教育,某种特定的历史观和历史感情渐渐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学生的思想中。在日本,虽然没有类似的政治教育,但国家从政治意图出发进行的学校教科书审定、文部科学省对学校进行的教育行政指导、政治家的发言、特定政治团体的主张宣传等都起到了类似思想教育与政治宣传的效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现在人们所持有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感情都不是从直接经验中自然产生的,而是通过教育、记忆、娱乐、宣传等途径二次再生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人为操作而形成的认识与感情。

五、“历史观”的形成原因

  在此必须指出,历史感情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客观和公正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迎合本国利益而实行历史教育和政治宣传,其结果,传播种植的只能是一种不可能体现国际社会共识的、本国中心主义的、偏颇的历史感情。在培养历史感情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个特别的概念,即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历史观的存在。这个容易被国家或政治家所操纵的历史观,是促使偏颇的国民感情发生的根本原因。

  以下将分析国民历史观的成因。这是一个各国有共同倾向的普遍性问题,但笔者考虑到自身的专业研究(日本近代史)和见闻,在此仅以日本为例。

  第一,学校教育的影响。首先指出的是,在初等义务教育、初中和高中教育中存在本国本位的历史观和教育方法。这样的学校教育本来就是在教科书审定和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学习指导要领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国家管理性质,所以无须赘言,其方向目的就是要遵循国家利益,一切服从国家的指挥。在指导要领中,最受重视的是培养学生们的爱国心和对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尊重,{17}把瞻仰国旗、齐唱国歌规定为学生必须遵守的义务。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也通过对教科书的官方审定,反映到课本中有关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记述中。{18}

  在教科书有关近代日本的记述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强调明治维新后的文明开化、产业的发展、政党议会制度的确立、文化艺术的进步等近代化的“成果”,而对伴随着这种近代化过程发生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殖民地掠夺和统治等阴暗面的记述却很简略含蓄,只罗列年表、事件,对内容不进行详细解释。从内容上看,几乎都是有研究根据以及经过事实考证的,算不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捏造,但可以看得出,在教科书的构成和史料的选择、安排、解释过程中,就如何更好地维护日本的国家脸面和利益,有利于培养受教育者的爱国精神作了巧妙安排,明显存在着人为操纵的痕迹。这种人为的操纵行为,使历史教育偏颇化,许多看似描写战争悲惨、宣传和平主义的记述,其真实意图是遮掩其侵略行为的事实,推卸战争责任。

  举例来说,关于教学中出现的近代战争的内容,教育者和教科书重视的不是批判对外侵略、奴役欺压其它民族的事实,而是注重强调战争带来的悲惨。而被列为悲惨的事实,也几乎都是自己的国家和国民在战争中的被害状况,诸如冲绳战役的悲惨,广岛、长崎因原子弹爆炸而遭受的伤痛,美军实行的东京地毯式轰炸的惨状等。在这种战争“受害者”的意识之下,年轻的被教育者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战争的“和平意识”,但这种意识无原则地否认战争中有正义(反侵略的抵抗)和非正义(侵略战争)之分,并且缺少作为加害者的自我反省要素,所以很难取得国际社会认可,更不能被战争受害者的亚洲各国所接受。

  还有一种情况,即在教育中不解释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构造,只是机械地罗列年表、事件、人物,有时还别有用心地精心选择一些能遮掩日本侵略意图的用语。例如,把“琉球处分”这一当时用来遮掩侵略企图的外交辞令不加任何解释批判地写入教科书,{19}为日本吞并独立的琉球王国的行为辩解;把“三国干涉”立为重要的考试用语,试图以此增加受教育者对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行为的仇恨,散播对俄开战正义论;{20}在论及太平洋战争起因时用强调“ABCD包围圈”、{21}《赫尔备忘录》的方法,让学生产生一种日本是因受同盟国的封锁、威压,迫不得已行使自卫权的错觉。这种由政府当局进行的对材料与重要用语进行选定的人为操纵行为,将一部分侵略战争美化成正义的、自卫的战争。这种教育方法,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仅把自己国家牺牲惨重的太平洋战争看作是“悲惨”的,而对日本取得胜利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却感到“骄傲、自豪”的支离破碎的战争史观。总而言之,日本的学校教科书和学校教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对历史构造缺乏全面认识,只知道对自己国家有利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的青少年。

  第二,媒体的影响。电视广播、报纸、小说、电影等媒体也已成为影响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工具。对受教育者来说,学校的历史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义务性的、被迫的灌输式教育,而来自媒体方面的信息,却有个人选择的自由。所以通过媒体形成的历史观可以说是积极的历史观,更加根深蒂固。现在媒体的主要传播手段是电视剧,历史小说,以历史为题材的电影、漫画、电子游戏等。

  笔者通过多次调查发现,作为“辅助教材”的媒体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学校教育的影响,笔者还发现个别学生不读任何正经的史书,不看任何史料,只是读了小林善范的历史漫画,{22}就形成了自己坚定的“自由主义史观”。{23}面对这种现象,笔者担心的不是这些持有强烈政治信念的少数右翼学生的存在,{24}而是那些持有特殊历史观的大多数人的存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观,即依赖各种媒体,在无意识、无反省、无思考、无批判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历史观。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作“司马辽太郎史观”的历史认识方法,即“光明向上的明治时代”与“黑暗阴郁的昭和时代”的历史对照法。{25}司马辽太郎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的历史小说家,活跃于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他的小说题材跨越古今,对一般民众历史认识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作为一个流行作家,司马懂得怎样去迎合国民的口味。在战后复兴和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他极力描写时代的光明,鼓舞国民上进,创作了许多激励国民奋斗的作品。其代表作之一是以明治时代到日俄战争之间的历史题材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坂上的白云》。{26}司马在这部作品中歌颂明治时代青年人的上进精神,赞扬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对几个青年主人公的描写,刻画出了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国日本的时代形象,而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是这光明时代的顶点。司马认为,在此之后日本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堕入黑暗的昭和时代。经历过战争的司马,痛恨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所以创作中只颂扬明治时代的伟业,从来不以黑暗的昭和时代为创作题材。司马本人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意图去制造一种历史观,他只在意如何创作迎和时代潮流和读者口味的小说去赚取稿酬。可是他这种鼓舞国民上进心的创作意图,却被一部分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或右翼分子所利用,经过政府的怂恿操纵和右翼组织、反动学者的恶意宣传,使之成为一种把明治时代看作伟大光明的时代,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感到自豪的历史认识。这种历史观随着司马小说的畅销和电视剧的热播而广泛流传于民间,{27}对一般大众历史认识的形成有着很深的影响。

  第三,国家政治立场的影响。与上述学校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指导同样,国家政治立场的影响也是借助于民众对时事政治的关心,而使其形成个人历史认识的要素。对民众历史观的形成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代表国家立场的政府首脑的官方见解,以及政治家们的立场、发言和行动。

  战后,日本政府对过去的历史评价颇为关注,其中一种表现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利害出发的“真心”;另一种则是顾全国际关系、尊重他国感情的“应酬”。前者表现了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辩解和对殖民地统治时代部分肯定的政治倾向;后者则表现了在国际交涉中必须有的“道歉”和“反省”姿态。因为“真心”根深蒂固的存在,所以不管政治家如何“应酬”,其“真心”肯定要在各种场合以不同的形式暴露出来。过去历届大臣和政治家的“失言”、“放言”、“暴言”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掩饰要比说实话更为困难。并且,平时对外深藏不露的“真心”,在国内政策中会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如同前面所述的那样,它无不渗透于教育管理政策、文化政策中,对国民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感情的形成产生着影响。

  此外,还可以常常看到政治家在国际间政治、经济交涉中把国民感情作为外交筹码,或者在国内的政治论争中,以挑拨国民历史感情来提高自己政治身价的现象发生。比如一部分政治家在领土纠纷、东海石油气田开发问题上,故意怂恿国民的爱国主义感情膨胀,想以此为借口来威胁、压制对方,以取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也有一部分政治家在国内政治派系斗争中,试图用积极参拜靖国神社、肯定过去的方法来刺激国民的爱国意识,提高和强化自己的政治影响。其结果是,国民通过教育而最初确立的有偏颇倾向的历史认识,在现实中受到国家政治立场的影响以及政治家发言的怂恿,极易上升为感情对立,从而使历史认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第四,历史记忆的风蚀现象。最近许多人喜欢用“风蚀”一词形容青少年对历史问题的漠不关心。笔者认为,“风蚀”的寓意,不仅表现在时间上的疏远、记忆上的淡薄,而且还表现在空间上的疏离、感觉上的淡化。战后已经历了66载岁月,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环境的改善,过去的悲惨记忆逐渐淡薄。战争体验从经过战争的世代传到未经过战争的世代,从亲身经历的第一次体验变为经教育传播的第二次体验,相隔时间越久传播手段越间接,记忆也越淡薄,对悲惨的理解也好,对加害者的责任认识也好,逐渐出现一种麻木不仁的钝感。

  人类具有一种以自身经历体验自己伤痛从而进行反省的本性。不仅是因为时间的风蚀,也因为空间的疏远感日渐增大,致使大多数人只记住自己的伤痛(包括自己的家庭、自己生活的环境、自己的国家),而漠视对于加害于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也缺乏对给他人造成的伤痛所应有的反省。每年8月15日,在日本举行的全国战争牺牲者追悼会上,悼念的对象仅为本国的310万牺牲者,对在侵略战争中死亡的亚洲各受害国的2000万牺牲者,却没有任何负疚的表现。1995年3月,当时34岁的保守派众议院议员高市早苗曾有过如下发言:“至少我自己不是战争的当事者,所以从来没做过什么反省,也没有什么需要反省的理由。”{28}可以说,这番话表现的不仅是她个人的想法,也是这一代多数年轻人的心理。

  为防止战争体验的风蚀,许多人做过不懈的努力以试图让青年人记住过去。可这种努力不外乎是如前所述的那样,以讲述和宣传本国的被害经历为方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加强这种单方面的记忆,越是会给将来留下感情对立的隐患。另外,这种历史风蚀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身上,即使是战争经历者,也同样会产生意识上的钝感。战后长期安定富裕的生活环境给人们带来的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享受和愉悦,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悲惨艰辛的体验以及对侵略加害对象的罪恶感,也开始逐渐演变为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乡愁。2000年前后,在日本兴起的对“满洲国文化”的关注现象就是一例。{29}在当时的战乱中不可能有心情品味的浪漫情愫,经过战后长期物质文化生活的沉淀,以文艺作品的形式被加工再现出来,撩拨着经验者对“满洲国”的离情别绪,给后世留下的不是战争的悲惨、残酷及侵略者应有的反省意识,而是一种对殖民地的怀念。在日本还流行一种名为“听取当事人记忆的口述历史”的传播方式,许多研究者也热心于这种记录。对此,笔者深感疑问的是:和平环境下养尊处优的当事者的记忆,在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岁月侵蚀之后,残留下来的还是历史的原貌吗?

六、解决“历史感情”对立的几个方法

  将以上论述加以整理,可归纳为五个要点:第一,所谓国家间历史认识对立问题的核心,并非历史事实的对立,而是国民间历史感情的对立。第二,当代国民的历史感情,几乎都是在第二次形成的历史认识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第三,第二次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中,爱国主义教育和本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被强制性导入,同时受到时事政治报道与媒体传播手段等外部影响,结果导致了偏颇的历史认识的产生。第四,偏颇的历史认识一旦受到刺激,不但会产生非理智、破坏性的结果,并将大范围、长时间地持续下去。第五,历史认识和历史感情的偏颇现象具有普遍性,在各国都有发生的可能。其根源是各国的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以上分析了历史感情的性质和产生原因,读者可能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必然性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危害。那么,能否寻求一种消除历史感情对立或者抑制偏颇的历史感情爆发的具体方法?以下笔者将就目前正在实施的几种方法的实际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以弄清事实的方法来填补历史认识的鸿沟。这的确是一种方法,但效果有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各国的研究者、教育者都在这方面做出过不懈努力,很多曾经不明真相的历史事实被揭开面纱,很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也逐渐得出结论。可是这种成果仅仅反映在研究者、教育者的圈子中,并未能在多数民众中起到纠正历史认识和缓和历史感情的效果。研究者的责任在于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提供正确的信息,可是,这种正确的信息能否被掌握教育政策的官方所采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大量的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中,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去填充那页数有限的教学课本,以及采取什么方式实施历史教育,是被国家掌控的教育当局的职权。如果不改变这种行政和教育的从属关系,研究者做再大努力也很难产生实效。

  日本的历史课本对长崎、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记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导致原子弹爆炸的责任不仅在于投放方美国政府,还有至少一半责任在于为捍卫天皇制的存续而拒绝《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政府和军部身上。这种观点在日本学术界几乎已经得到公认,可是,至今为止却不能如实地反映到教科书或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中。{30}此外,由于研究者的结论、认识和媒体、文艺作品、小说的立场观点并不一致,所以给教育的现实带来很多混乱。学生们白天在大学的讲堂里听到的是关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讲义;晚上坐在电视前观看的却是歌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胜利和夸奖日军智勇善战的节目。可以说,这种故事情节精彩、影像冲击力极强的文艺作品的效果,远远超出了课堂上枯燥乏味的讲义。所以,以弄清历史事实真相来填补历史认识鸿沟的方法,在研究者、教育者中有一定效果,可对全体国民的影响是有限的。歌颂日俄战争的电视剧《坂上的白云》在日本备受推崇,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因为正如原著者司马辽太郎曾经担心过的那样,这部作品具有 “讴歌军国主义”的现实作用,{31}司马在生前,因为担心自己的创作本意被曲解,所以一直拒绝将这部小说剧本化。

  第二,纠正国家和教育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偏向。这种方法看起来十分理想,如果各国都能实行的话肯定能取得巨大成效,但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气候下可以说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纵观历史,哪一个国家的教育机构不是统治阶级控制国民意识形态的工具,只要有国家、民族和政治壁垒的存在,这种方法就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

  第三,政治家要尽力避免在公开场合讨论国家间有争议的、敏感的政治话题及领土问题,更不要故意挑拨和利用国民的历史感情。可以看到,在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和平宪法等问题上持强硬态度、不断挑拨国民感情的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两任内阁倒台后,由于后继内阁政治家们的努力和低姿态,至今为止日本和亚洲各国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钓鱼岛海域冲突事件发生后,由于两国政治家的自制,最终没有发生中日两国彻底对立、决裂的恶果。当然由于存在着 “应酬”和“真心”两面,矛盾只是得到暂时缓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间的政治对立问题,但至少可以回避眼前的危机,抑制国民感情向极端发展,避免了最坏结果的发生。

  第四,促进民间的交流和友好往来。迄今为止,许多民间的亲善团体、个人以及非赢利性国际组织在交流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取得了不少成果。虽然国家间的历史感情没有对话的可能,但个体之间的往来,即使是国籍、信仰不同,也还是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存在共同语言的。在同食共住的交流中,会产生一种朋友间的友情和理解,对立的历史感情也可以因此而得到一定的缓解。然而,这种民间交流因受到国家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交流范围相对有限,因此最终效果也很有限。

  第五,促进互惠互利的政治经济利益。以长远的眼光,面向未来的姿态,采取重视实益的方式,互谦互让,尽量避免历史认识和感情对立问题的发生,在各国具有共同利益的经济层面互相协调,创造新的经济格局。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方法,特别在贸易和经济交流方面,可以说具有很好的效果。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亚洲各国在经济贸易层面的合作交流,对各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有巨大利益。另外,民间艺术和文化层面的交流也可以取得同样效果,因为优秀的文化和艺术是不分国界的。近几年出现在日本的韩剧流行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调查结果表明,韩剧流行热不但丰富了日本人的文化生活,而且大大改善了日本人对韩国的认识和感情。{32}这种民间的互惠性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可以修正国家间和国民间的关系,起到缓和历史感情对立的效果。

  第六,把过去的记忆忘掉。这似乎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和态度消极的方法。但笔者认为,人类有一种忘却过去苦痛经验的本性,特别是没有直接经验的人更具有这种倾向。正因为如此,各国的政府才重视历史教育,希望通过人为的努力来维持历史记忆。然而,人类的历史爱憎感并非出自自然本能,而不少是在政治和教育的外因作用下产生的偏见。所以这种间接记忆越多,隐患也越大。在此,可以将中国人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历史感情加以比较。就前者来看,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死者数约计1200万人,{33}可是,与之相比后者更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期间,死者数远远超过了前者。据统计,1958 ~ 1960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中饿死或因营养失调致死,他们被称为“非正常死亡者”;{34}“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罪、自杀等受迫害致死的“非正常死亡者”人数,也不下数百万人。{35}若从时间序列上看,后者比前者更近,对众多经历者来说仍记忆犹新,可是如今中国的年轻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记忆非常清晰,而对解放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导致的惨剧却没有什么记忆,甚至一无所知。前后两者同为造成大量死者的历史事实,而国民对其悲惨状况认识的程度却截然不同。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侵略战争的题材作为政治教学内容被列入了学校教材,通过教育的手段灌输给青少年一代,而相对来说,教材对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产生的原因与造成的恶果,却记述不多。

  战争已过去六十余年,战争经历者大多已经过世。如前所述,现代人的历史记忆,包括那些处于重要决策地位的政治家们的记忆不外乎都是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下,通过教育手段再形成的第二次记忆,即失真的、有偏向性的历史记忆。这种间接记忆的普遍存在,已成为现在国际间感情对立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政治土壤中,与其把不正确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感情灌输给后代从而播下怨恨的种子,不如忘掉它,让其自然风化。

七、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代各国都以自己利益为中心进行历史教育的环境下,国际间关于历史认识的和解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如此,经教育和宣传而形成的偏颇的历史认识,一旦受到刺激上升为感情对立,更是后患无穷。这种对立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各国受到国家管理和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学校历史教育和政治教育。各国政府越是努力让后代接受这种不完全的历史记忆,民族间的怨恨就越深,国家间的隔阂也就越大。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最理想的方法应该是放弃历史教育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指导。但是,在国家与民族存在的当今时代,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其方法也谈不上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剩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放眼未来、尘封过去。为此,政治家的低姿态和忍让的态度十分重要。如果不能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用世界公认的方法对自己国家的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话,不如顺其自然,任随人间本性忘记过去,让历史自然风化。与此同时,努力促进贸易、经济间互惠关系的发展,以实益为杠杆来推动创建一个新的未来。这个“忘却过去”的未来,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而且也是全人类的未来、全世界的未来。


【注释】

{1}2002年3月,中日韩三国的民间学者互相协作,编著了这本名为《未来をひらく歴史―東アジア3国の近現代史》的“历史副教材”。可是在这些立场接近的学者中,关于对历史认识的意见调整也并非顺利,书中许多地方采取了叙述与记录并行的方式。参见日中韓三国共通歴史教材委員会『未来をひらく歴史―東アジア3国の近現代史』高文研、2005年。 {2}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委員会『日中歴史共同研究·第一期報告書』(序)、外務省網、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pdfs/rekishi_kk_j-2.pdf、で公開したPDFファイル(2010年10月1日現在)による。 {3}2010年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相撞。日本方面以“妨害公务嫌疑”为由,将中国船长詹其雄拘留并提出控告。这种行为遭到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强烈抗议,致使一系列民间交流计划暂时中断以及访日观光团计划取消。一时间,两国关系骤然恶化。9月24日,那覇地方法院官员铃木亨称:“从今后日中两国关系和对我国国民的影响面考虑,我们决定在‘保留处分’的前提条件下,释放詹其雄船长。”参见「尖閣沖の衝突事件、中国人船長を釈放“日中関係考慮”」、『朝日新聞』2010年9月25日。 {4}2005年4月,在上海发生了数万人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一部分参加者向日本总领事馆和日系企业投石、放火,造成经济损失。示威的参加者多为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年轻人。《日本经济新闻》在2005年4月24日的报道中称:“这些成长在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平日在论坛上,以发表攻击日本的言论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煽动反日情绪,其结果终于导致出这次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活动。” {5}在日本被称为“网上右翼”,在中国被称为“愤青”(Angry Young Men)。他们站在极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是网上散布过激言论的中坚分子。 {6}关于《田中上奏文》,日本许多研究者指出奏文本身只是一个“伪文书”,这种见解基本成为学界通说。在《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中,日本方面的论文也将这一研究成果做了记录。参见服部龍二「日本の大陸拡張政策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委員会『日中歴史共同研究』第1部第3章。另可参见服部龍二「『田中上奏文』と日中关系」、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年、455-493頁;服部龍二「『田中上奏文』をめぐる论争──実存说と伪造说の间」、劉傑·三谷博·楊大慶『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认识──日中対话の试み』東京大学出版會、2006年、84-110頁;服部龍二「満州事変后の日中宣伝外交とアメリカ──『田中上奏文』を中心として」、服部龍二·土田哲夫·後藤春美『戦间期の东アジア国际政治』中央大学出版部、2007年、199-275頁。 {7}关于朝鲜战争发生的理由,曾经有“南侵说”和“北侵说”两种说法。后来根据俄罗斯政府公开的机密文件,“北侵”的事实终于得到证实。参见A.V.トルクノフ著、下斗米伸夫·金成浩译『朝鮮戦争の謎と真実·金日成、スターリン、毛沢東の機密電報による』草思社、2001年;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沈志华(编):《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6月24日号)和英文报纸Global Times(2010年6月17日)也承认了这个事实。 {8}日本方面对卢沟桥事变的研究,参见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會、1996年、138-211頁;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社、1993年;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朝雲新聞社、1975年。 {9}指责大屠杀是一种“虚构”的代表著作,可参见鈴木明『「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文藝春秋社、1973年。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著者的目的在于批判与揭露媒体对“竞杀百人”事件报道的虚构失实,谈不上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10}例如,在《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书》中,日本方面的研究者以秦郁彦的研究为根据称:“关于大屠杀的牺牲者,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资料来说是‘20万人以上’,其中《对松井(石根)司令官的判決书》称有‘10万人以上’。中国方面的依据是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提出的‘30万人以上’的数字,而在日本,研究者提出的上限数字是‘20万人’,也有‘4万人’、‘2万人’等的推测。”参见波多野澄雄·庄司潤一郎「日中戦争―日本軍の侵略と中国の抗戦」、『日中歴史共同研究』第1部第2章。 {11}秦郁彦『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増補版)中公新書、2007年、53頁。 {12}这一研究方法是秦郁彦在2007年1月31日东京财团主办的“南京事件研究会”上所阐述的。除秦郁彦以外,日本学者桥爪大三郎,中国学者张连红、程兆奇、赵军和笔者等人也参加了这次研究会。 {13}中国研究者孙歌指出:“对中国的几代人来讲,南京大屠杀不直接意味着1937年11月在南京发生的那场惨剧,而是代表了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感情上的痛恨,它不仅是日军在中国国内的犯罪象征,而且是对至今不肯低头认罪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组织的愤怒心情的象征,也是战后历经了50年仍然存在的、两国之间的难以修复的感情裂痕的象征。”参见孙歌『アジアを語ることのジレンマ 知の共同体を求めて』岩波書店、2002年、37頁。   {14}在日本、参观过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的人都知道,纪念馆的解说词中把原子弹投放的责任全部推给美方,却绝口不提拒绝《波茨坦公告》的本国政府和军部的责任。不仅如此,经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接受完学校教育进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几乎都不知道原子弹投放事件和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事件之间的关系。 {15}笔者在2007年12月22日查阅了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的参观者留言簿,其记录内容中约有三分之一都流露着对投放国美国的憎恨感情。相反,几乎见不到有人指责本国政府和军部,正是他们当年为维护天皇制存续而拒绝《波茨坦公告》,从而导致这一惨剧的发生。 {16}关于这种“无构造历史观”的特征和其发生原因,可参见姜克實「日本人の歴史認識の問題点につい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47号、2007年7月。 {17}比如,2008年3月2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表的《中小学校的新学习指导要领》中不仅补充了“爱国爱乡”的内容,也加强了学校对合唱国歌的指导义务,充分显示出教育是为了培养年轻人的爱国心这一强烈的政治意图。参见「文科省、新指導要領に“愛国心養成”を追加」、『読売新聞』2008年3月27日。  {18}比如在1982年日本政府公开的审定内容中,出现了把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出”,把韩国当年的“独立运动”改为“暴动”的修正。对此,中国和韩国政府进行了抗议,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再行修正。2001年,对南京大屠杀持有疑问态度的《新历史教科书创造会》的教本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查时,中国政府也提出了正式抗议。 {19}日本政府在1879年3月将琉球并入日本版图时,称此行为是“废琉球藩设县”,在遭到清政府总理衙门和驻日公使何如璋“此行为不能承认”的抗议后,寺岛(宗则)外务大臣为其行为辩解,称此举是为处理日本国家内部纠纷而采取的行动。之后,日本政府又故意采用“处分”一词,以掩饰侵略行为,如“冲绳县处分之仪”、 “琉球处分”、“内政之处分”等。从这个过程来看,“琉球处分”之用语是日本为逃避各国对合并琉球行为的指责,而别有用心采用的狡猾的“外交辞令”。参见「琉球所属ニ関シ日清両国紛議一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12巻。 {20}1895年4月,俄、德、法三国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强调“三国干涉”意在激发日本人的屈辱感,借以遮掩甲午战争的侵略行为,指责俄国等列强的不义之举,并为之后日本发动日俄战争进行辩解。 {21} “ABCD包围圈”是战争中日本军部使用的欺骗本国国民的宣传用语。江口圭一的研究曾指出,当时被称作D的荷兰,已陷入纳粹德国的掌管中,怎能有余力参加包围圈呢?参见江口圭一『日本の侵略と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書店、1995年、26頁。 {22}小林善范是对日本青少年有很深影响的右翼流行漫画家。他否定侵略战争责任的政治立场众所周知。参见小林善範『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SPECIAL戦争論』幻冬舎、1998年。 {23} “自由主义史观”是右翼的历史观,以改写有关近代的历史记述,宣传侵略和殖民地统治的正义性,鼓舞国民的爱国心、荣誉感、自信心为目标的历史观,其代表组织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24}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类学生的比率约占3%以下。 {25}关于司马史观的详细内容,参见中村政則『近代史をどう見るか——司馬史観を問う』岩波書店、1997年。 {26}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全六巻)文藝春秋社、1969年。 {27}比如说2009年11月开播的NHK电视连续剧《坂上的白云》。 {28}参见『众议院外务委员会议録』第9号(1995年3月16日)。 {29}2000年前后,出现了一股“满州国”文学、文化热,许多史料被整理出版,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代表性的研究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关于近代中国東北部(旧満州)文化的综合研究』(2001-2004年)、『「満州」学的整理和再編』;研究刊物有:植民地文化研究會『植民地文化研究』(2002年より、1-7号);西原和海·川俣優編『満洲国の文化―中国東北のひとつの時代』せらび書房、2005年。 {30}由于日本政府从《波茨坦公告》中没能得到容许存续天皇制的内容,政府首相铃木贯太郎拒绝投降,而导致了被原子弹袭击的悲剧发生。可不管是日本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也好,日本学校的教科书也好,却从不触及此事实,只指责投放者美国的责任。 {31}司马辽太郎1986年在NHK广播中的发言。参见「『昭和』という国家」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8年、34頁。 {32}2010年6月至7月,日本NHK和韩国KBS电视台共同进行的对20岁以上成年人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对韩国“有好感”或者“多少有一定好感”的回答率达到62%,比以前的调查数据有大幅提高。其中“能想起的人名”中,第一位是韩国电视连续剧《冬季恋歌》的演员裴勇俊(占20.8%),大大超过第二位的金大中(占7.6%),显示了文化交流的强大力量。 {33}此处采用的是可信度较高的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索赔委员会报告》中的统计数字(12,784,974人)。参见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4页。 {34}参见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载《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李若建的研究认为这段时期内“人口损失”的总数应在3000万以上。 {35}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死亡人数, R. J. Rummel的计算结果是773万人。参见R. J. Rummel,China’s Bloody Century,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