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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朋友圈”:正在形成中的在华外籍团体

吕云芳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客居厦门的西方人建构非正式联谊团体的过程,在分析其特点的基础上,剖析外籍联谊团体在外籍社群、社团和当地社会的三方互动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外籍团体推动了外籍社会空间的发育成熟,但在推动外籍社群融入当地社会时显得力不从心,外籍人员的客居者身份和中国对外籍人员的管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发挥“桥”的功能。

  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国门的政策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据统计,21世纪初期在中国的外国人就已超百万,①长期居留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伴随外籍移民人数增长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许多人举家来到中国,或在中国成家立业。他们来华目的虽有不同,但在华就业人员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09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持外国人就业证在华工作的外国人达22.3万人,未登记的“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籍人口数可能更为庞大。在华的外籍人员从高层专家和投资者到中产阶层,再到蓝领工人,甚至还有潜逃的罪犯嫌犯,已形成一个包容各阶层身份的特殊移民群体。

  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变迁促进了外籍社群的发展。外籍人员从个体活动到小群体交流,再发展到组建内向型的社会团体,营造出一个独特于中国本土社会的特殊空间。在这一社会空间形成过程中,团体活动的出现和发展尤其值得关注。

  根据中国法律,外国人只能在中国申请设立商会之类的组织,志愿联谊团体不包括在内。国务院于1989年制定并实施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又实施了新的管理条例,但是该条例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外国人。因此,中国政策如何影响在华外籍团体的发展,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笔者以厦门为田野调查点,在历时一年半的调查中,实地观察了厦门外籍社群的主要活动,并对80余位外籍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文以此为基础,追踪厦门外籍非正式志愿性联谊团体的组建过程,分析其特点,探讨其功能,同时与其他国家的移民社团进行比较,总结在华外籍志愿性联谊团体的发展规律和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移民与移民社团:文献综述

  许多已有研究表明,外来移民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移居地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因而移民往往在异族大环境中努力建构本族群的社会空间,以获得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另一种适应移入地社会的途径。同族群成员团结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建构起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空间,在这一过程中,组建志愿性团体(社团)通常是一个共同体发展成熟的重要指标。

  李明欢教授在论证欧洲华人社团的组织功能时指出,华人社团担负着“桥”和“墙”的社会功能。② “墙”指对内强化成员的我群认同,实现阻抗“他者”的无形屏障。“桥”指社团充当本社群的代言人,并在与移入地和原居地大社会的交往中进行沟通与协调。华人社团的这一双重功能其实反映了几乎所有移民或族裔团体组织的本质功能。

  移民社团组织的出现及发展引发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并且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迁,学术关注点不断变化。早期一些西方学者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移民如何组织起来应对陌生的环境,这一时期的研究大都关注社团组织对移民适应城市社会的影响,如安德森(Robert T. Anderson and Gallatin Anderson)对法国的乌克兰裔志愿性团体的研究,从城市化的角度加以分析。③更多的研究则从移民特殊性角度分析,移民团体对移民异文化适应过程的影响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对移民团体的研究发现,移民团体为移民(尤其是新移民)提供适应性帮助,从而成为移民重要的社会适应工具,对这一重要功能的阐述成为移民社团研究一贯的关注点和出发点。

  学术界对这一关注点的分析采用了不同的角度,如社会网络分析、文化认同、政策解读等等。社会网络分析角度的研究将移民社团视为社群成员的重要关系场,布兰顿(Brenton)指出移民社团组织拥有资源从而极大影响移民个体的适应,如社团组织影响移民个体的社会网络发展,影响移民的经济和就业。④在移民的文化适应和认同方面,移民社群和移民社团相关组织,如教会组织、文化团体、俱乐部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移民团体与来源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联系同样是移民社团研究的主题之一。学术界关注移民团体如何帮助移民保持来源国文化认同,强调移民团体在移民与来源国之间的协调作用。涉及海外华人华侨的会馆及社团组织的学术研究多属于这一类型,而且因为华侨华人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贡献,作为研究重要力量的中国学术界更多关注社团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联系,如华人社团在移居地建华文学校传承中华文化,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组织活动捐助家乡建设,通过这些以家乡为生活重心的活动,强化了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⑤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主义思潮风行学术界,移民“既在这儿也在那儿”的生活状态使学者们意识到移民团体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跨国性,进而关注移民团体在来源国和居住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移民及其社群团体通过拓展跨国社会空间展现其跨国性,因此移民社团组织成为移民跨国社会空间中的重要力量。如李明欢教授的研究揭示了海外华人社团在华人社区营造两个世界,即在中国又在外国。{6}费斯特(Faist)对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的研究涉及到土耳其裔团体及组织,他们组织政治类活动以影响德国的政策制定,同时也影响土耳其的政策走向,他们的文艺团体是德国少数族裔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影响土耳其当今文化的力量之一。{7}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剧,世界进入大移民时代,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主权国家如何应对移民潮以及移民的权利保护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探讨,许多学者关注移民团体在维权运动和国家政治架构中的位置。如前文所提李明欢教授对荷兰华人社团的研究,华人社团作为华人社区的代表与当地政府互动,为华人社群利益抗争。拉马克利什南(S. Karthick Ramakrishnan)关注美国墨西哥移民团体帮助墨西哥非法移民改善生活、逃避移民局的突击检查、申请合法身份、组织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非人道对待等等,移民社团通过这些活动,同时营造出一个“我群”认同。{8}

  学者们也更多地意识到当地政策及社会态度对移民社团发展的重要影响。萨拉夫(J. Salaff)研究加拿大多伦多华人移民组织如何受到加拿大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影响,为应对这些影响,不同组织选择不同策略参与资源的争夺,这些组织都成为当地生活(至少是移民社群)中的利益方,它们与移民和当地机构的互动成为了移民社群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9}

  这类研究提出了移民社团的另一重要功能——“桥”的功能,代表移民社群与当地社会互动,同时也提出社团的代表性问题:哪个移民社团可以代表移民全体?移民社团是移民与各方关系的重要节点,因而当地政府将移民社团当作移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的“中间人”对待。但是移民个体的差异性如语言使用、法律地位、经济及职业状况、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等等因素导致移民群体内部分层,因而移民社群内社团林立,没有哪一个社团能取得公认的代表性。如萨拉夫对加拿大多伦多华人移民组织的研究发现,华人移民因其语言使用和来源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形成内部利益多元的局面,政府却将更多的资源赋予粤语群体组织,以为该组织最具代表性,从而导致不同华人亚群体之间的利益争夺。{10}卡塞利(Marco Caselli)对米兰的少数族裔组织的研究也提出对移民组织代表性的质疑。{11}

  研究关注点的多元化与移民团体本身的功能变迁息息相关。移民团体经历了从互助团体到多元文化群体代表,再到利益团体和政治力量的变迁。早期的团体基本上是互助组织,帮助成员共渡生活困境,在异文化中抱团以应对当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随着移民数量和结构的变迁,移民团体为成员提供的不只是生活上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网络和来源国文化氛围加强了成员的原文化认同。移民团体也为争取移民和少数族裔权利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移民对移居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参与,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更好地维护移民和少数族裔权利。如盖维(Alyshia Gálvez)研究纽约墨西哥非法移民团体游说政府出台有效措施保护非法移民的基本人权,力促大赦非法移民等行动,并通过这些集体行动建构并强化群体认同。{12}这些移民组织的理念和行动挑战了传统观念,即融入移居地社会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并应当接受当地社会和文化标准,这些组织促使移民认识到他们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才能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移民社团的发展和研究同时也为“融入”注入新的含义,“融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完全与当地社会一样,而是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前提下成为当地社会中重要的文化成员和政治力量。

  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向中国的移民独具特色,他们在华社会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中国政府的政策、中国社会文化和其自身移民特点的影响,显示出不同于已有研究中的移民现象。他们来源于文化多元的西方,来自不同国家,虽然有相近的西方文化,但内部多样化明显。他们是否类似传统移民组成志愿性团体,以应对在华侨居生活?在与中国社会和政策的互动中处于什么地位?是否具有“墙”与“桥”的功能?如何影响侨居生活和外籍社群社会空间的变迁?对中国社会将产生什么影响? 

二、外籍社会空间的组织化

  (一)在厦外籍社群空间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后,厦门优惠的特区政策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吸引境外投资和外国人,90年代中期以来,旅厦外籍人口数量增长迅速,人口结构渐趋多元。据厦门市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办理纳税登记的合法外籍(含港澳台地区)从业人员6000多人,其中非港澳台地区外籍人员约2000人。{13}这些数据并不能充分表明在厦外国人的确切数目,实际数字应该更大。第一,纳税登记人数并不等于在厦就业的人数,存在未进行纳税登记或未达到个税起征点收入而不必进行登记的人员,还因为外籍教师3年免税政策,许多外教并未包括在内。第二,留学生不在此列。第三,许多外国人持L、F(旅游、商务)字签证但长住并在厦门就业,他们并未包括在内。据外籍人员自己估计,厦门应该有五六千西方人长期居住。当前在厦外籍人员(不含留学生)主要来自日本、美国、菲律宾、新加坡、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德国等地,从事职业多元,以经商和从教居多。

  在厦外国人之间的交流语言主要是英语。与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的侨民倾向于以来源国背景而结成群体和社区的现象不同,欧美澳和南美籍外国人相互交流较多,因此形成了一个以英语为主要交流用语的外籍子群体,虽然群体内部文化多元,但以欧美风格为主。本文以这一群体为关注对象,并且为行文便利,下文中“外籍”、“外国”人员均指欧洲、南北美洲和澳洲籍人员。

  虽然在厦外籍人口总体上呈散居状态,但有三四个较为集中的区域,如马可孛罗酒店周围社区(西方中心区)、京闽中心周围社区、厦门大学周围社区(学府区)等等,这些自然形成的地理区域是群体社区发展的重要表现。在一些区域内,如西方中心区有着服务该群体的相关生活设施:以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医疗机构;以外国人为主要顾客群体的商店和西餐厅,出售来自西方的食品、物品;以外国人为受众的媒体,如杂志What’s on Xiamen和Xiamen Wave,甚至还有最新的西方媒体杂志等等,该区域内各类广告信息都是中英文双语写成,由此提供西式的生活氛围。

  然而,单纯地理空间上的聚居并不足以表明社会空间的形成,社会空间是在成员共同实践和互动中建构而成的,具备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关系网络的群体空间。外籍人员的消费、娱乐、信息获取、子女教育、宗教信仰活动等等实践将外籍人员组成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也同时造成了这一空间的内部分层。在这一过程中,社群内部朋友圈和联谊团体组织形成并发展,继而反作用于社群空间。

  在厦外籍社群中形成了3个较知名的或有影响力的圈子,并且冠名为“协会”,其中一个是互助性团体,一个是体育娱乐性团体,第三个是宗教类团体。

  在厦外籍社群中成立最早的志愿性团体是厦门外国人协会(Association of Xiamen Expatriate, 简称AXE),名义上是所有在厦外国人的联谊组织,宗旨是联系在厦外国人,丰富大家的侨居生活,并对新来者提供帮助。协会正式成立于1999年,但至今未能登记成正式民间团体。协会设会长、副会长、联络员等职,常务4人,任期1年,每年7月份换届,联络员任期不限,一直由CU担任。{14}因为不是正式团体,不能设立自己的活动基金,成员不交会费。AXE主要成员是一些随夫来厦的太太们,因而又被称为“太太会”或者“妈妈会”,她们来自不同国家,以欧美国家为主。AXE每月组织1次“咖啡早会”,通常有20来人参加,在重要节日时组织一些活动,鼓励会员及家人参加。AXE还定期举办外籍儿童交流会,称为“国际儿童俱乐部”(International Children’s Club)。协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经济阶层特点,活动费用高,“一般在马可孛罗、索菲特或喜来登聚会。”副会长JA说。这3家酒店均为四星或五星级。这也是闲人的活动,“她们的活动时间是别人的上班时间,每月太太会是在当月的某个星期二上午。”BE介绍说。

  厦门高尔夫球协会(Xiamen Golf Society, 简称XGS)是个较新的纯娱乐团体。协会成立于2006年,源于一次闲聊而提出的高尔夫球比赛,爱好者们既是组织者也是运动员,他们分成北美队和欧洲队,赛后,这些高尔夫爱好者提议组建了第一个外籍人员的厦门高尔夫球协会,美商NS担任会长。与AXE一样,XGS未经注册为正式团体,协会不设活动基金,比赛时各自付款。比赛期间,在外籍人员较为聚集的西方中心区两家小酒吧(被称作“运动类酒吧”)宣读每场比赛成绩和结果。NS说:“感兴趣的都可以去那儿听听。”因为高尔夫球项目花费高昂,该协会显然是个富商阶层组织。

  厦门国际基督教协会(Xiamen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Fellowship, 简称XICF)是外籍基督徒的团体。每周日上午在厦门Y酒店举行礼拜活动,中国大陆以外的人员均可参加活动,外国人凭护照、港澳台人员凭回乡证、华侨凭绿卡进入活动场所。这其实是一个半合法组织,因为按照国务院144号令,官方设立的临时宗教活动场所只是用于满足外国人特定时间段的宗教生活需求,即每周日上午9:30至12点,外国人不能在那里设立组织,不能设办公场所,所以这个点的官方名称是“在厦外国人基督教活动临时场所”。因此,XICF不能设立活动基金,也不设负责人职位。与其他团体不同的是,XICF每周日的礼拜活动接受中国官方的管理,经与当地管理部门协商,推荐两名联络人,与管理部门联系,并对当日的活动负责。XICF同时组织外籍儿童宗教活动,配有标准的主日学校教材,由家长们志愿出力,组成教学力量,确保每周都有人上课,课程均有关宗教故事,因而是孩子们宗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每周日的礼拜活动及相关聚会之外,XICF在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和感恩节会组织聚餐。

  这些协会成员的流动性大,但核心人员较为保证。外商的商业关系在厦门,因而不会随意短期流动,如CU的美籍丈夫是在厦外商,他们在厦10年了。外派人员一般都有两三年的合同,而且因为外派工资待遇很高,许多人选择续签留厦,如JA的丈夫完成了第一次驻厦任务后续签合同,现在是续签之后的第四年。一些人合同期满之后留厦开辟自己的事业,如NS。因此,虽然协会结构松散,但能确保协会的延续。

  (二)朋友圈?社团?

  外籍人员通过活动作为纽带,创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外籍社会空间,向当地社会展现着它独特的文化特性。在这个空间里,外籍人员通过参与群体活动与社群发生联系,使得这一群体空间构成极具情景性,因活动不同而成员构成不同。与传统移民社团相比,这些群体更像是一个个关系圈。“其实我们只是一群人约着聚会,一个朋友圈而已。”AXE副会长JA介绍说。冠名“协会”,但却被解释为“朋友圈”,到底是“朋友圈”还是社团?

  相对于正式社团组织和传统移民组织,这些团体更像是“朋友圈”。“朋友圈”的最突出特点是非正式性和高度开放性,圈内以友情和道德规范成员行为。而社团却具有组织性和正式性。正式社团组织一般有正式的组织形态,内部有一定的章程、宗旨、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还有与其他组织和当地社会相联系的外系统网络。但是在厦外籍人员团体却不同,缺乏正式社团的结构,因成员的高度流动性,这些团体保持着高度的开放性,活动形式和内容表现出典型联谊特点,而且凸显其西式风格。这些团体之间联系较为频繁,成员可能有所重叠,XGS的成员可能是AXE女士们的丈夫,也会参加AXE组织的圣诞大聚餐,其中一些人可能是基督徒,可能会参加XICF的活动。但是这些团体日常活动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较为缺乏。这些组织没有正式的社团章程,但“丰富侨居生活,互助互利”基本为创建者和参与者的共识。

  在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方面以松散为特征,既没有具体的入会标准,入会后也没有相应的职责和义务,想来就来,不来也不打招呼。BE说她到厦门的第二天,一个菲律宾邻居敲她的门,告诉她当天上午在马可孛罗酒店有个外国人聚会,邀她一起去,BE就这么去了。“这是我们热心人的互助方式,看见新来的人就帮助他。”JA介绍说,“介绍新成员入会没什么程序,就是带她去参加我们的咖啡早会。我当时就是这样。我跟着丈夫来厦门D公司,丈夫对早已来厦的外籍同事打个招呼说‘我和太太刚来,请大家多照顾。’于是,其他外籍太太就联系我,约我出去熟悉厦门,就这样参加了AXE。”

  选举协会的领导者也非常随意,并不经过正式的选举过程。“就是大家讨论时,某人提议‘某某,你来当会长行不行?’大家附和,我自己觉得可以,就可以了。”XGS的会长说。AXE副会长JA也说他们会长不是选出来的:“其实是非正式的讨论,大家提议某某来做,如果本人愿意而别人不反对的话,就做了。”大家一般会推举知名度较高并有组织能力和热情的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担任领导者首先是担任“联络人”,因此在移民社群有一定的知名度,也可能就是社区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同时还可能对当地有一定的了解。如XICF的联络人之一WP在厦门住了20年,XGS会长NS27年前就来到厦门,是厦门移民社群发展的重要见证者。但是AXE就不一样,因为有专任不变的联络人,会长及副会长一般是圈内活跃的女士,不一定与厦门有什么关系。

  由于组织者及早期参与者的经济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倾向于发展本层次的人员入会。因而,目前为止,这些协会还只是精英性的组织,除XICF外,其他协会会员通常为有钱或有闲人士。

  这些团体都不设活动基金,首要原因是不能登记为合法民间团体,不交会费,在开展活动时采用AA制,每人平摊。XGS会长说:“我们只是一群兴趣相同的人一起娱乐,不想有太多的负担。”不设活动基金的另一原因是成员的高度流动性。“如果交了钱,可他人很快离开厦门,他享受不上,这对他不公平。”JA说。

  活动内容表现出非正式性和联谊性。JA认为AXE的定期活动“其实就是朋友聚会”,朋友们约好一个固定的时间见面,如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上午,大家约好去哪里品尝咖啡或某国菜肴。大家相聚后,也是谈论一些闲话,比方说,某个店里的东西如何,值不值得买。XGS的活动也就是组织球赛,大家在酒吧里聚会,讨论比赛。比较而言,XICF的活动因为其宗教性质而稍显正式。组织宗教性质的活动如每周日的礼拜和主日学校活动、圣诞节活动,还有一些联谊性活动如感恩节聚餐、主日学校孩子们的娱乐活动等等。“我们活动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方式,海外生活有时很寂寞,有时很难,让大家有个交流的地方。”AXE的联络人CU解释道。

  活动形式和内容的非正式性,注定了这些团体的高度开放性。以AXE为例,什么时候加入,什么时候离开,没有任何约定,来去自由。“许多人去一两次就不去了,那只是某个阶段的需求。”BE说她过了安顿期就不再去了。JA说:“有时候我们组织大餐会,给大家群发Email,会收到‘我已经离开厦门’的回复。”

  成员来源多元化带给活动内容以独特的文化特色。如AXE组织的儿童交流会,活动内容不是某一国特色,而是多元特色。“我们上次交流欧洲各国如何过圣诞,下次肯定是关于中国如何过年。”JA说。在XICF的圣诞庆祝活动中,虽然以北美特色为主,但揉合了欧洲和中国的风格。AN对春节庆祝活动的描述是:“不知道是哪里的特色,新加坡的一点点,中国的一点点,北美的一点点。”这些风格融合的活动内容和形式显示出典型的客居特色。

  所有这些特征似乎都表明这些名为“协会”的团体都是一个个朋友圈,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社团。虽然这些协会都具有非正式性,成员流动性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成立过程和实践活动确实为外籍成员构建了不同于当地社会的空间,展现其异质性,强化了外籍社群的认同——客居者的认同。

     

三、外籍团体的功能发展

  (一)社群内部空间的拓展:强化“墙”的功能

  群体形成后如何发展,这些在厦外籍协会并未制定发展蓝图。随着外籍群体人口数量增长和结构变化,它们面临发展的困境。首先外籍人员是否选择加入,与这些协会的代表性相关。

  学术界对移民社团在何种程度上代表移民社群的质疑,也同样适用于在厦外籍协会。经常与外国人来往的当地人在谈及外国人时首先想到AXE,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当地人将AXE的成员当作当地外国人的代表,在交往中,会不自觉地将外籍人员都当成AXE成员那样经济层次的人来对待。

  从这些团体的内部组织和活动内容可以看出,与传统移民社团被视为“富豪政治” 一样,{15}这些团体的组织者、联络人和成员都属于精英阶层,因而无法代表整个外籍社群。从在华外籍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和结构上的变化可以看出,如今外籍人员主体是普通就业人员,如教育机构的教师、外资公司的普通员工等等,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承担AXE和XGS组织的昂贵的活动,协会组织的活动对普通的社群成员缺乏吸引力。

  协会组织的活动极具客居特点,都是外籍社群内部的联谊活动,而许多年青西方人想在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因而与中国当地社会联系更符合他们的需求。我访谈过的许多年青西方人和任教于当地学校的外籍教师甚至不知道AXE和XGS这两个协会。

  XICF是个跨越阶层的组织,但是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外籍基督徒的利益,也显而易见。参加者来自移民群体中各个阶层、各个职业,甚至是基督教内的敌对派别,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种族成分多样,但其中亚洲人占了一半多,其余以美国和加拿大人为主,这两国人中亚裔占了约50%。对协会持反对或矛盾态度的人不少。CS说:“那是个非常非常美国化的地方,我很反对。”一些人参加XICF的活动只是源自对社群集体的心理需要。CN说:“我对XICF是一种矛盾的态度,我不太喜欢那儿,但还是较常去。我是个虔诚的人,XICF有点狭隘,有点原教旨主义的味道,更倾向于天主教。而我觉得自己比较开明,不太赞成他们。但那是个很重要的社群,我需要它。”

  协会的发展还取决于社群成员的身份合法性。一些人因为自己的灰色或黑色生存状态而不太敢参加这些协会。许多人持旅游签证或短期商务签证但在中国工作,是中国法律所不容许的,因此出于身份上的顾虑,这些人并不想惹麻烦。两年前ED考虑组织“西班牙语教师协会”,但因为自己的灰色身份,而不敢大张旗鼓,最后只形成了10人规模的经常性聚会圈子,其中还包括两个中国人。

  综上可知,这些协会组织在外籍社群构成多元化的今天,它们的代表性受到质疑,从而影响其在社群内部“墙”的功能拓展。

  (二)空间的外部延伸:隐约可见的“桥”

  移民社团作为“桥”,意味着代表移民社群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进行互动,融入当地社会空间,维护移民社群利益。

  在厦外籍协会组建宗旨强调丰富侨居生活和互助互利,而加强与本地社会的联系并不是其主要方面,活动形式和内容与当地社会几乎没有联系。按规定,XICF的活动只允许非中国大陆籍人员参加,至于AXE组织的咖啡早会和节日聚餐,以及XGS的高尔夫球赛,本地人不会参加,连东方人都少有参加,正如AN说的,“如果出现东方面孔,那可能是西方人的配偶”。

  尽管如此,互动仍不可避免。为了与当地联系,AXE设了联络人职位,一直由CU担任。CU原籍香港,通晓英语和汉语,了解中国国情,是协调AXE与当地互动的重要成员。AXE曾专为厦门特殊学校的孩子捐款而举办了一次时装展示会,娱乐性超强,现场收到大量捐款。“我们生活在厦门,想为厦门做点事情。”太太们说。然而据JA回忆,他们不能以协会名义在中国捐款。AXE在2005年前后曾组织给希望小学捐电脑,“不知道为什么,捐出去的电脑被收走了。后来听说我们不是组织,不能以组织名义做这些事情。”主要成员很受打击。她们现在就只是聚聚餐,连每年圣诞聚餐时邀请当地幼儿园小朋友友情表演都取消了。她们试图建“桥”的努力受挫,使得AXE退回外籍社群,这无形中强化了其客居者意识。

  与此相比,XICF与当地政府的互动却取得了有利于社群发展的成果。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初,外籍人员的宗教活动地点分散、不固定。当时,厦门没有外籍人员宗教活动点,外教们也不常去厦门本地教堂。“我们听不懂闽南话,也听不懂普通话。”WP说。于是,他们自己集中在一起做礼拜,地点一般选择在某位教师的家中或宿舍里,后来,人实在是太多了,一些外国人租借商业地点集会,如外国人较为集中居住的西方中心区的酒店、环岛路的Y酒店。由于规模不断扩大,集会时通常有一两百人,而且有一些当地信徒参加,这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

  之后,活跃的外籍基督徒策划使活动合法化。在美籍WP和加拿大籍SY等人努力下,厦门的外籍教徒向当地政府申请活动地点。当地政府也出于开放和管理的需要,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于2004年设立了“境外人员宗教临时活动点”,地点设在Y酒店,外籍教徒可于每周日上午举行宗教活动,官方称之为“临时宗教活动场所”“用以满足特定时间段的宗教生活”,外籍人员则称之为“厦门国际基督教协会(XICF)”。XICF与管理部门协商,定下双方的联络人,负责双方的联系,并对该时间段的活动负责。

  XICF因获得官方默许而发展迅速,与中国其他城市的国际基督教协会保持联系,并成为许多来厦基督徒精神生活和传教活动的重要力量。通过XICF,当地政府也实现了对外籍人员宗教活动的有效管理。在这一事件中,XICF发挥了“桥”的作用。

  在外籍协会、外籍社会空间和当地社会空间的三方互动中,协会都试图承担起“墙”与“桥”的功能,这与传统移民社团类似,面临的考验也类似:当地政府是否认可社群的利益?协会能否代表社群全体?协会能否成为外籍社群和当地社会之间沟通的“桥”?

 

     

四、结语:超越“朋友圈”

  与“朋友圈”更相近的外籍协会,其实来源于“朋友圈”,但已开始超越“朋友圈”,向社团迈进。然而这一发展过程面临着考验,这不仅取决于协会的组织形式,更取决于其承担的社会功能:在与外籍社群的互动中,外籍协会能否发挥“墙”的功能,建构空间内的群体认同?在与当地的互动中,能否以社群利益代表者身份与当地政府协商,推动外籍社群参与和融入当地社会?

  与移民研究所指出的“墙”与“桥”的功能相比,在厦外籍协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墙”的功能,然而其建“桥”的努力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与中国政策和外籍人员的身份特殊性——客居者身份紧密相关。

  与传统移民相比,在华外籍人员组成的是一个客居者群体,“客居者”身份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活动特点及社会空间结构。首先,在华居留时间决定了他们的“客居者”身份。富恩汉姆(Adrian Furnham)认为:“(作为侨 / 客居者)的第一要素是旅居时长,但并非永久居留……通常情况下有返回母国的打算。”{16}虽然在中国住了十几年到二十几年的人越来越多,但外籍人员的主体是三五年的侨居者,一般不超过十年。尽管具有在中国永久居留愿望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当前的中国政策不可能赋予他们公民身份,因而在法律意义上他们仍然是“客居者”。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可以申请获得中国国籍,但并没有出台可操作的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因此,目前绝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要获得法律意义上的中国公民身份几乎不可能。同时,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外籍人员也是“客居者”,中国社会并不积极鼓励、期待他们融入。纵观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史,外国人很难褪去“外人”身份。故而,对中国社会而言,外国人即客居者,他们早晚会离开中国。外籍人员自己也认同“外国人”身份,有“早晚会回国”的心理。因此无论是客观环境或主观愿望,他们都无需像传统移民那样融入移居地社会。

  外籍人员的客居者身份是外籍协会形成的基础,因此,外籍协会显现出典型的暂居性特征,由此制约了自身的长期发展。外籍协会组织了各种有别于当地风格的活动,在互助和丰富侨居生活的同时,强化了外籍社群内部认同——客居者的认同,发挥了“墙”的功能。然而,外籍协会成员不断变更,使得真正意义上的集体难以形成。任何组织的发展需要一些骨干成员的努力,但是外籍成员无法保证其长久居留,也无法制定出组织的长远发展规划,这必将制约外籍团体充分发挥“墙”的功能。

  作为“桥”,它欲代表外籍社群加强与当地的联系。移民研究表明,外籍社群的发展必然要与当地社会接触,而社团组织必然要成为社群与当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力量,它试图在外籍社会空间和当地社会空间建立联系的桥梁,积极推动移民社群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当地的文化成员和社会力量。目前为止,外籍协会充当了外籍社群内部的联系人,至于能否担当起外籍社群与厦门本地社会之间的“桥”——协调人角色,需要移民社群、协会领导者和当地政府三方的相互认可和共同努力。

  根据中国法律,外籍协会还不能成为社团组织,中国社会也无法将其接纳为社团组织,这必然影响其发挥“桥”的功能。当地社会对外籍协会建“桥”努力做出耐人寻味的反应可以佐证。AXE试图参与当地的生活,为当地做贡献,在客居者社会空间与当地社会空间中架起一座“桥”;不同的是,XICF试图建立外籍基督徒的独立空间,将其宗教信仰空间从当地社会空间中剥离出来,在两者间竖起一道“墙”。结果是AXE失败而XICF成功,这暗示着中国政府和当地社会面对外籍社群融入时显得很犹豫,不太接受这一异质群体以团体方式参与当地社会生活。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外籍社会发挥“桥”的功能无从谈起,协会的长期发展也将受到制约。

  总之,从移民社团研究角度看,在厦外籍协会的组织特点和社会功能表明,这些协会虽然超越了“朋友圈”,但止步于社团之外,这源于外籍协会、外籍社会空间和当地社会空间三方互动的结果。然而,随着中国完全融入世界,在华外籍社群不断发展,这一特征和发展态势值得政策制定部门和学术界进一步关注。

  *本研究得到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共同事业项目“与和谐社会的对话:从文化公民权看华南地区的边缘群体”的资助。


【注释】

①王佩军:《关于社区开放与国际性社区发展的思考》,载《城市管理》2003年第6期。 ②Li Minghuan, “We Need Two Worlds”: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02. ③Robert T. Anderson & Gallatin Anderso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mong Ukrainians in France,”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35, No. 4 (Oct. 1962), pp. 158-168. ④Raymond Breton, “Institutional Completeness of Ethnic Communities and the Personal Relations of Immigra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0, No. 2 (1964), pp. 193-205. ⑤石沧金:《试析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社团与华人文化发展的关系》,载《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王立芳:《全球化下的海外华人社团》,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的现状和前景》,载《世界民族》2003年第6期。 {6}Li Minghuan, “We Need Two Worlds”: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Thomas Faist,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8}S. Karthick Ramakrishnan & Celia Viramontes, “Civic Spaces: Mexican Hometown Associations and Immigran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66, No. 1 (2010), pp. 155-173. {9}J. Salaff & Pearl Chan, “Competing Interests: Toronto’s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Vol. 13, Iss. 2 (2007), pp. 125-140. {10}Ibid. {11}Marco Caselli, “Integration, Participation, Identity: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the Province of Mil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8, No. 2 (2010). {12}Alyshia Gálvez, “‘I too was an Immigrant’: An Analysis of Differing Modes of Mobilization in Two Bronx Mexican Migrant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5, No. 1 (2007). {13}林润等:《去年每个“老外”平均在厦纳个税4.47万元》,载《厦门晚报》2008年2月22日。 {14}文中受访对象均以两个字母简写表示。 {15}Li Minghuan, “We Need Two Worlds”: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 p. 149. {16}Young Yun Kim & William B. Gudykunst (eds.), Cross-cultrual Adaptation: Current Approach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8, p. 43.

责任编辑: 郑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