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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革命背景下的基层动员:以中东路事件前后的满洲省委为例

沙青青

【内容提要】 1929年7月,中东路事起。在奉张当局与苏联关系日趋紧张乃至兵戎相见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曾计划乘此时机动员基层员工,继而扩大中共在当地的活动声势与组织规模。较之关内,背靠苏联的中共组织在东北地区理应拥有更多的动员优势。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满洲省委非但未能获得共产国际或联共的及时援助,反而受其所累,甚至使整个运动陷入停滞。造成此状况的缘由除了中共满洲省委与苏联方面存在缺乏沟通渠道、信息传递迟缓等细节因素外,更隐含有国际革命与地方利益认知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冲突。

一、前言

  1929年7月10日,在与苏联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奉张当局开始单方面通过武力强行收复中东铁路。{1}其东北交通委员会正式宣布接收中东铁路电报处,强行解散苏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封闭苏联远东国家贸易局、商务处;并将该路苏联籍局长、副局长一并免职,先后拘捕苏联国籍者达200余人。7月17日,由于先前的最后通牒未得到满意答复,苏联正式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继而又引发了奉张与苏联之间一系列严重的军事冲突即所谓“中东路事件”。{2}

  该事件不仅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也对中国国内的共产革命运动带来了重大影响。事件之初,中共中央便响应共产国际所发出的指示公开喊出“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口号,并指出奉张夺取中东路“乃是整个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表现”。{3}然而,这类脱离中国当时舆情现实的革命号召,难以起到有效动员的效果。此外,完全秉承共产国际旨意而行事的中共中央与部分遭遇现实困境的地方党组织之间在基层动员策略上也产生了很多分歧。其中,尤以东北地区为甚。中东路事件期间,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便由于在宣传、罢工等问题上采取与中共中央不一致的处理方式而承受多方批评,最终被迫离开满洲。{4}那么究竟又是哪些基层社会运动的实际状况促使刘少奇在东北地区转而放弃中央的运动策略呢?

  论及当时中共中央所采取的运动与宣传动员策略,在传统党史叙述脉络中多将之归结于所谓的 “左倾”路线错误。{5}在事件之初,中共满洲省委也基本同意中共中央的相关判断,认为“中央此次对满洲主观力量的估计与工作指示都恰当而实际”。{6}当知晓中共中央与陈独秀关于中东路宣传策略的讨论时,满洲省委起先也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7}直到实际工作遭遇严重挫败后,才转而采取不同策略。此外,过往研究很少注意到当时的满洲省委所采取的所谓“不同策路”之一便是不断尝试与苏联方面进行直接接触。而这种接触也直接影响着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发展起伏。所以,研究者若能暂且悬置所谓意识形态判断,仔细观察该事件前后满洲省委所遭遇的种种实际问题,或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当时基层群众动员与国际革命话语体系间的隔阂。{8}

  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当时满洲省委为代表的地方党组织究竟是处于怎样的运作状态之中?中东路事件期间,满洲省委是如何依照中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的指令而展开工作的呢?围绕中东路的基层斗争又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地方党组织又是如何与苏联方面进行接触的?当国际共产革命运动直接遭遇地方各级组织时,又会爆发出怎样的矛盾?

  针对上述诸问题,笔者将以中东路事件前后的满洲省委作为个案切入,在史实重构的基础上,尝试进行回答。

二、中东路事件初期的中共满洲省委实态

  自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奉张当局便一直对东北地区共产党势力采取高压政策。长期以来,中共在东北的各类组织只能待在“躲避斗争的深渊”,变得“既经不起打击,也不堪斗争”。{9}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奉天某党员家中举行省委扩大会议时遭军警围捕,包括省委书记陈为人在内“全体同志全体被捕”,共计13人。{10}整个省委几乎被一网打尽,“党的干部损失殆尽”,能够侥幸“所剩者是有限定的一二而已”,整个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运作均陷入瘫痪。{11}

  1929年1月2日,中共中央紧急命令刚从上海调赴满洲参加工作不足半个月刘少猷代理书记之职,负责处理善后工作。但是,刘少猷出身南方且从未在东北地区从事过组织工作,他自己亦表示:自己对于“满洲一切情况,比较隔膜,值兹危局,一个光棍如何应付得了”。{12}满洲临时省委继而向中央提出要求,“供给满洲干部人员要北方人不要南方人”。{13}于是,中央于2月16日正式任命大连出身的本地党员王立功为新任省委书记,而他却由于重病缠身始终未能到任,只得继续由刘少猷继续代理其职。

  此时的满洲省委尚未从前次的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截止于1929年2月整个东北地区的党员仅有147人。{14}临时省委无法有效开展各类工作,“一般同志本身缺乏明了,在群众中影响当然很低”,在各类工人运动中甚至出现“党员竟躲避群众的组织,斗争的要求不敢提出来”的情况。{15}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各自的“党组织如此微弱,在主要的产业群众中,十之八九没有党的组织,即使有党的组织,而又多畏缩不能积极活动”{16},勉强重建的党组织处于“原始小团体时代”。{17}

  鉴于东北的严峻局势,中共中央于1929年6月决定派遣工运社运经验都较丰富的刘少奇前往满洲负责党组织的重建工作。6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专门召开了满洲工作会议,会上又批准新一届省委成员名单。{18}但由于交通困难等因素,刘少奇时至7月初仍未能抵达东北,而满洲省委也指出由于“刘少奇同志至今迟之不来,于工作影响甚大”。{19}然而,直到中东路事件爆发,刘少奇仍未到任。直到7月14日,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方终于辗转到达奉天。此前一天,中共满洲省委已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已先行发表通告号召东北各地党部积极组织“八一游行”以配合中东路斗争,坚决打出“反对武装进攻苏联!保护苏联!”、“中俄工人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口号。{20}

  由于环境不熟悉等原因,刘少奇抵奉三日后方与省委接头。此时正值中东路事件愈加升级,新一届省委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发动民众参与即将到来的所谓“八一游行”。不过,前届省委遭毁灭性打击的阴影依旧笼罩着新省委中的各位负责同志。在省委的实际讨论中,虽然“同志说话发言很少”,然而“许多不正确观点”却都在不多的言语中显露出来。{21}部分成员认为“组织基础过于脆弱,根本不能示威”,另也有人指出若发动群众则应“单纯以反日去号召,将苏联中东路的口号不提,或俟有机会再提”。{22}省委在向中共中央送交的报告中坦承:“在政治、组织及技术各方面均感受极多困难”,还悲观地指出“如果同志大部分动员不起来,将来逼得省委取消示威也未可知。”{23}而派往哈尔滨的干部则“去后十日无片纸报告”,几经催促才发一些简单报告,“除了一些消息外,党的组织情况、中东路事变的应付、‘八一游行’的准备工作都一字未提”。{24}

  如此情形之下,中东路事变后首次社会运动便几告失败。“八一游行”当日,除奉天、抚顺两地有党员零星散发宣传传单外,几乎未能有所作为。在奉天由于“事先准备工作做得极不充分,许多主观上可以付于行动的计划都未执行”,而刘少奇由于生病未能具体指导各级组织开展工作,结果导致“公开宣传鼓动工作完全未作”。{25}由于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运作的困难状况,时任省委组织工作的廖如愿在给中央的报告称:游行前后出现“群众一个也调不动”的难堪局面,参与宣传活动者也不过二十余名党员而已。{26}此外,本应成为运动重心的哈尔滨则根本没有组织任何有效行动。满洲省委直到8月8日都未接到关于游行的任何情况,以至于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都直呼“糟糕”{27}。

  正当省委计划在此后重新组织各地党委情况之时,省委书记刘少奇与常委孟坚却于8月22日在奉天纺纱厂参加党支部会议时意外遭逮捕。中共满洲省委只得由李易山、任国桢、饶漱石组成临时省委,负责去营救二人。{28}此后,由于证据不足等原因,奉天高等法院于9月上旬作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的判决。虽然刘、孟最终获释,但此次意外严重干扰了中共在东北地区的组织重建进程,也延误了各项中东路斗争运动的展开。{29}按照省委自己的说法便是“在群众影响不但没有扩大,没有因此项事变取得一个群众一个同志,同志们反而接受了资产阶级宣传”。{30}

  9月21日,中共中央又一次发出明确的工作指示:满洲党当前的工作路线是抓住中东路问题为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去进行各项的基本工作;应把中东路问题看作中国当前特别是满洲党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其他的任务必须附属于这个政治任务之下,一切工作必须与这个政治任务联系起来。{31}面临中央的明确要求以及东北地区的实际困境,满洲省委势必需要探寻新的运动方式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三、一地两党的尴尬:在东北建立中苏两党间组织联系的尝试

  中东路事件爆发之时,全路工人总数约一万余人,苏联工人约三千余人,中国工人约四千余人,白俄工人约三千六百余人。{32}他们主要集中居住在哈尔滨的三十六棚、地包地区和上号地区。其中,三十六棚约有三千人,地包地区约有两千余人,另有三百余人住在上号地区。上述三处的中俄工人数量均为对半。虽然中俄常居住相同区域,但苏俄员工往往占有更好的位置。而工资待遇方面,双方员工更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苏俄员工的工资一般是同类中国员工的三四倍。长久以来,中国工人对中东铁路的苏方管理者均无好感,因为但凡“中俄工人冲突总是老毛子有理”。{33}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有不少苏方员工甚至对中国工人说:“我们走了,铁路宁送日本人也不送中国”。{34}虽然,广大中国员工担心奉张接管铁路后待遇可能会减少,但另一方面则对过往不平等待遇以及事发后苏方员工的言论更为不满。{35}当时一般工人之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便是“中俄工人待遇一律平等”。{36}另根据中共哈尔滨市委的调查,当时大部分中国工人的意见是中东路“若在中国人手里,钱虽少还有活干,老毛子来则须滚蛋”。

  如果想真正发动中国工人参与反对奉张收回中东路的斗争运动,那么中共满洲省委则必然需要苏方能够在舆论宣传和运动组织上予以配合,至少不应增加阻力乃至激化既有的民族矛盾。早在7月20日,满洲省委便已向中共中央呼吁,称“我们必须与兄弟党发生关系,无论如何严格的秘密的技术,我们都能遵守”;并认为“怕影响外交就不发生关系是不正确的,请求中央介绍给我们”。{37}这也是满洲省委第一次明确要求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能够打消此方面的顾虑,直接与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党组织{38}建立沟通管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部分满洲省委成员大都认为“目前党对群众的领导很弱。现在必须通过俄国共产党派几名强的同志去中东路做生产工作”。{39}所以,中共满洲省委计划争取获得苏方在铁路工人动员组织方面的协作,同时也试图借助其资源来发动新活动,“希望联共采取措施,使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在这些口号下联合行动”。{40}

  除了运动工作的实际需要外,中共满洲省委希望与苏联建立直接联系的另一原因可能也是基于动员资源匮乏的考虑。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长期处于较为困难的状态。中共中央时常无法及时地向地处关外的满洲省委派遣工作人员或提供活动资金。比如在9月27日致中央的报告中就抱怨由于资金、人员迟迟未能到位而耽误了相关工作,称“本已预备作一十分有系统顾及到各方面的实际计划,但你们老是没有答复。尤其关于经济上的……中央欠我们的一二百元,已经使我我们受到很大的困难,事实上不能不妨害工作。现在我们生活上已成了大问题。借款均到期,无法偿还,再有三天不来钱,我们已束手无策……请求中央体贴地方的困难”。{41}在此情形之下,满洲省委自然会转而希望从远东以及中国东北地区既有的苏联势力直接获取运动资源上的帮助,而不是共产国际供给中共中央再转给远在东北的中共满洲省委。

  事变爆发后不久,苏联方面也逐渐意识到中共在满洲活动的重要性。其实,中共中央在9月21日发予满洲省委的指示便是秉承共产国际先前决议的结果。9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加强中共在满洲的工作问题”的决议,责成“中共中央在北满采取措施,加强在工人、农民、铁路员工中,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工作”,同时“建议中共中央在南满加强在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在南满铁路上工作的中国人中的工作”。{42}此外,莫斯科方面也在考虑“向中国派遣一位负责的中国同志,就中共在满洲的任务对中共中央作出指导”,同时要求中共中央“向哈巴罗夫斯克派一位中国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以便及时进行沟通。双方代表应在哈巴罗夫斯克进行紧急协商并采取措施,在中国东北地区尽快出版和散发中文报纸和传单以支持苏联在中东路方面的斗争。{43}之所以将双方代表商谈地点安排在哈巴罗夫斯克,自然也是基于尽可能接近中国东北地区之缘故。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计划在“莫斯科各类学校动员50名中国同志,派他们去东方加强在北满的工作”,同时“还要吸收居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参加这项工作”。{44}

  面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与满洲省委的呼吁,中共中央很快便同意满洲省委之前的请求。之后,苏联驻东北的相关人员很快便尝试与中共满洲省委的人员发生接触。中共哈尔滨市委自1929年10月已开始直接向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党组织去信请示。{45}但由于满洲省委缺乏通晓俄语者,所以无法直接接头,彼此沟通存在一定困难。于是,满洲方面只得请求中共中央交通处给予人员上的帮助。{46}时任东北地区巡视员的陈潭秋专门受命负责向中央转达东北地区中共组织与苏联方面的联系情形。{47}10月底,满洲省委再一次向中共中央反映由于语言问题无法与东北地区存在的联共势力进行有效联系,“只可得到一些材料”,所以“要求中央帮助发生正式关系”。{48}不过,除了语言障碍外,中东路以及哈尔滨地区的联共组织也同样遭到奉张当局的打击。中共满洲省委曾向中共中央说明:中东路斗争中,中共组织与苏联方能“彼此发生关系是万分的需要”,然而“最近他们又遭一大破坏,未知将来结果如何”。{49}

  此时,由于苏联与奉张当局交涉失败,双方开始爆发激烈的大规模武装冲突。10月1日,苏军开始进攻满洲里。12日,三江口战役爆发,苏军随机占领同江,东北军败退。31日,苏军又陷富锦。11月17日,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两日后,满洲里和扎兰诺尔先后失陷,黑龙江省第十五、十七旅全军覆没。在此期间,刚在党内权争胜出的斯大林曾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指出中国革命的重心应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50}在他看来,虽然苏军已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但单纯由苏军发动的军事行动仍是不够的。{51}

  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在东北地区组织一支反张的本地军事武装,如此可规避国际上对苏联的指责, “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如此也就“不违背任何国际法”。{52}其设想的主要内容是“要组建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让中国人当旅长他们派到满洲去”,而他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53}11月20日,遭受严重损失的张学良终向苏联求和。12月2日,奉张谈判代表蔡运升赶赴伯力与苏联代表正式进行和谈。由于张学良已全部承认苏方所提出的一切条件,斯大林便决定暂时搁置发动所谓“满洲军事起义”的计划。

  不过,莫斯科方面依旧密切关注中共在满洲省委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重心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经常性工作外”,需集中力量配合在“俄国革命12周年、广州起义两周年和临近的中国新年开展运动”。{54}联共还透过共产国际进一步要求中共满洲省委秘密地在苏联俘获的奉军中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中央在12月发布的通告中也向地方党组织强调了士兵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武装保护苏联的总路线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在军阀战争已经爆发的地方与进攻苏联红军的前线”。{55}

  得此指示后,中共满洲省委便“有计划地在北满和奉天省城等地开始士兵工作”{56},发动基层党员“在士兵群众中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要从积极方面破坏这股军队,联系到拥护苏联的方面”。{57}之后,刘少奇在致黄平{58}的信中还提出“归国俘虏应与满洲党组织建立密切而牢固的联系……因此当战俘回国时应派几名强的同志与他们一起回国”,而这种“与满洲党组的联系应通过军事组织(情报处)的联络员进行”。{59}在写信给中共驻苏联的成员的同时,刘少奇也代表满洲省委致信联共远东边疆区委员会请求其与黄平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60}

  1929年底,随着苏联与奉张达成和议共识,中东路局势亦渐趋缓和。不过,此前中国东北地区的激烈战事,反倒使中共组织在东北地区有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与苏联方面的接触也逐步打开局面,似乎应能为东北地区的斗争带来全新的运动面貌。然而,斗争的实际走向却恰恰迎来了反面。

四、反应迟缓的共产国际与中共满洲省委内部的分歧

  1929年12月21日,奉张代表蔡运升与苏方代表西门诺夫斯基草签协定。其要点为奉张当局立即恢复7月10日之前中东铁路、使领馆以及一切商业机构的实际状态。{61}以中东路为例,所有在7月10日后遭革除的苏方员工立即复职,同时革除冲突期间中方单方面雇用的一切人员。{62}而正是苏方的这项要求使得整个中东路斗争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当中东路问题和平解决消息刚传出的时候,大部分中国工人感到高兴,但又担心“红毛子回来向中国工人实行报复手段,因为过去中国工人在争斗问题上往往不跟红毛子走”。{63}另一部分新上工的工人和在事变期间被提升的工人则感到恐慌,害怕遭裁员或降回原来的地位。当时中共哈尔滨市委最大的任务便是在群众中鼓动欢迎红毛子回来,计划“当红毛子进厂时可举行一群众大会”。{64}为了安抚工人的忧虑情绪,满洲省委原本要求哈尔滨市委提出的口号是“恢复红毛子时代的一切待遇,反对开除中国工人,开除一切白毛子”。{65}

  1930年1月9日,苏方管理人员重新返回哈尔滨的厂区,所有机要职位几乎均重新由其占据。{66}随后不久“忽然传出一种消息,说厂里准备大裁人,机器分四部,有一部才80余人,就裁73个,其他各厂各部亦有类似情形”;原本就惴惴不安的中国工人得知此事后,抵制反对苏联的呼声立刻充斥上下,“满厂空气为之一变,马上变成反红毛子的形势。工友们摔机器的摔机器,骂的骂,全厂议论纷纷”。{67}当天下午临近散工时,铁路局方面召开职员大会,会上居然爆发了中方代表、职工与苏方代表之间激烈的肢体冲突。事变后曾代理铁道局局长的范其光与苏方代表大打出手,一时间会场情形极为混乱。{68}此后数日,中国工人一直陷入恐慌怠工的状态之中。

  次日,路局正式公布哈尔滨地区的裁员名单。其中,中国工人被裁者达三百余人,白俄分子也有约两百人被裁,所有7月10日后上工的均遭辞退。令中共满洲省委颇感棘手与尴尬的是其在哈尔滨中东路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李梅五及其他积极分子亦包括在裁员名单之中,厂里已没有党员、团员,组织联系陷入中断。{69}在工人们之中普遍流行的看法便是“红党一来就裁人,反对红党空气甚盛”。许多工人、路警以及白俄一起联合举行反对裁员的罢工,全路上下工人抗议呼声此起彼伏,继而酿成中东路多年来未有之工潮。不过,这非但不是拥护苏联的工潮,却恰恰是中国工人反对苏联的工潮。

  起初,哈尔滨方面曾盼望得到来自路局的联共势力的帮助,一直试图向联共(布)哈尔滨委员会与远东边区委员会通报情况,希望苏方能够采取措施即“至少在政治上、在策略上彼此一致”。{70}从当时不利的群众气氛来看,“与联共关系目前是严重迫切的问题”,因为中共方面“须向苏联工人说明目前斗争真相,并联合他们共同行动”。{71}当时厂内的苏联党非但未能有效与中共合作,反而制造很多额外的麻烦。比如“有一些自称共青团的苏联青年不了解严重局势,在群众进行反对中国工人的鼓动工作”,结果导致“在主要的铁路机修厂里局势十分紧张”。{72}虽然满洲省委及哈尔滨市委曾多次去信要求当面接触,但却一直未接到任何答复。事到如今,市委方面“除去信催促外,务请省委转中央很迅速地介绍给我们这种关系”。{73}

  与此同时,哈尔滨市委不仅未能与共产国际在哈尔滨组织合作,甚至还爆发冲突。1930年初,市委严厉指责其军队运动负责人不顾“中国党组织上的认可”,“以同志个人关系”招徕个别党团组织成人参与共产国际工作即“到处找同志,随便乱拉人”,市委认为“因请中央转国际予以严重处分”。{74}之后,共产国际内部也曾谈及此问题,但认为“对待共产国际的代表应该很尊重,很有分寸”。{75}至此,中共东北党组织寄希望于打通苏联路线的努力终未能取得效果,反而由于苏方态度消极而陷入困境。

  在与中共满洲党组织合作的问题上,苏方由先前积极甚至激进的态度转向反应迟缓消极的原因,或可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当时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期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并不畅通。先前满洲省委给联通远东边疆区委员会的信虽早在1月11日发出,但直到2月24日才转至时任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此间则正是中东路斗争情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随后,皮亚特尼茨基还向中共驻莫斯科代表询问有关刘少奇的情况。结果,瞿秋白3月25日才答复皮亚特尼茨基称“我很了解刘少奇同志。最好通过联共哈尔滨组织与他建立联系”。{76}此时刘少奇却已离开满洲省委书记岗位返回上海了。其二,对苏联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有限的军事打击来加强苏联在铁路沿线的实质控制力,而莫斯科也希望通过短促有力的军事示威,尽快了结中苏之间长期以来的紧张状态。而这正是斯大林现实主义外交策略的体现。{77}既然张学良已经同意满足其要求,便无必要冒更大风险进一步扩大事态。{78}这种风险也包括支持中共在满洲方面的群众运动,相反苏方此时希望的乃是尽快稳定、恢复中东路的运输生产状态,所以在党际联系方面渐失动力和积极性。

  对满洲省委而言,此刻东北地区的问题已演变为如何安抚工人普遍的反苏情绪。但是,在第一线参与工作的刘少奇与中共哈尔滨市委认为:目前需要结合工人的实际需要,通过发动失业工人来扩大中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博取社会各界同情支持。{79}所以,中共在路局的骨干成员李梅五先后多次带领失业工人向苏方局长请愿,提出中苏两国工人应享受平等待遇等具体要求;同时,在刘少奇的直接参与下,中共也开始着手组织所谓“失业团”。当时中共成员在中东路的各类行动则常以当局认可的工人组织即“工业维持会”的名目展开,所以此时的“斗争可以完全跑上公开的方式,报上的稿件亦能登出”。{80}由于失业工人的斗争是公开的,所以“各地的工人都派代表到中东路来接洽,表示援助中东路失业”。以刘少奇为首的哈尔滨行动委员会认为“现在的哈尔滨已经开始了群众的斗争高潮。由中东路工人的斗争而影响到各部工人——电车、电气、呼海路、吉长路、中东路全路、中东路路警及手工业工人店员等”。{81}

  然而,留在奉天的满洲省委在接到哈尔滨方面报告后,却完全否定了其做法。首先,他们认为工业维持会属于“黄色工会”,决不能与其同流合污。其次,也批评哈尔滨市委及哈尔滨工作委员会“只知道只要群众起来斗争便是极大地保护苏联”,但却忽略其危险性即群众斗争会演变为反苏斗争,还进一步要求哈尔滨方面“今后的工作中心应转移到东路在业工人身上”,而不是继续发动失业工人请愿示威。即便失业工人得以复工,也不能被视为中东路工作的有效成绩。此外,省委甚至认为诸如“中苏工人各半”之类的要求是狭隘国家主义的体现;也不能为了发动工人起来运动,而采取所谓“反红毛子的口吻”。{82}

  上述两种意见的冲突在随后的半个月不断升级,彼此争执不下。而莫斯科方面迟迟未能就此问题进行表态,进一步加剧中共组织分歧的扩大化。最后,双方都给对方扣上了“托洛斯基取消派”的帽子,而其发动失业工人的斗争策略则被省委部分成员视为“右倾机会主义”。3月13日,刘少奇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提交《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详述中共组织在中东路斗争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对满洲省委内部存在的各类矛盾问题予以了总结。{83}次日,刘少奇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的病十分厉害,在哈所得心脏病,不时心血来潮……脑病已到经常不能睡觉。我确实是完全不能工作了”。{84}在随后中共中央的多次催促下,刘少奇于3月下旬正式离开满洲返回上海。虽然刘少奇的健康的确不佳,但真正促使中共中央急调其回沪的真正原因则是对其在中东路斗争所采取策略的不满。当时政治局曾有人当面指责刘少奇,称:“你将消灭满洲的党!东路斗争的失败是党的可耻的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因此改组指导机关,调你回来”。{85}

  正当满洲省委的相关工作由于人员变故陷入停顿之时,莫斯科方面却又重新想起了刚被调离的刘少奇。此时,4月4日,皮亚特尼茨基终于就先前中共满洲省委及刘少奇个人的要求给予了答复。共产国际联络局认为联共(布)和中共组织应建立密切联系,因此联共在远东及哈尔滨的各级党委“应各派一名谨慎、党性较强的同志去做这件事……最好先与这里都熟悉的刘少奇取得联系”。{86}

五、余论

  相较于关内大部分地区,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共发展历程较为特殊。因为此地的中共组织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以中东路事件前后为例,中共满洲省委便曾将运动成功的希望寄托于国际革命的鼎力相助,结果其多项努力均以破灭告终。中共哈尔滨市委事后如此总结运动斗争过程所遭遇的种种麻烦:“在同一产业有两个党存在,彼此未能发生密切关系且采取相反的策略,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办法”。{87}而造成这种怪异局面的深层原因则是源自国际共产革命与国家利益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88}

  面对1930年后中东路的形势,若站在中共满洲党组织角度出发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个近乎二律背反的状况:一方面可以利用工人的激昂情绪来建立中共领导,继而推动革命发展;另一方面,使相关运动动员成为可能的基础却是对国际革命大本营——苏联的不满,而此类运动一旦形成却又难以避免地会与苏联的实际利益产生抵触。实际上,这种吊诡的悖论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满洲省委的发展过程。

  随着刘少奇的调离,中共满洲省委围绕中东路的各项工作也渐渐走入低谷进而告一段落。紧接着,省委却再度遭遇异常严重的打击——包括新任党委书记李子芬在内的9位成员于1930年4月9日突遭逮捕。随后几日间,各地又有三十余人被捕,“党团省委已完全瓦解”,整个东北的组织都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89}不过,直到1936年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撤销满洲省委为止,如何处理国际革命与地方实际运动之间的落差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局。


【注释】

{1}所谓中东铁路即东省铁路、东清铁路,原是根据《中俄密约》、《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等一系列条约,由俄国出资建造于中国东北地区,干线西始满洲里,途径哈尔滨,向东抵至绥芬河,直线则由哈尔滨经长春通大连。日俄战争后,长春至大连段的铁路转让于日本,该段改称为南满铁路。俄国革命后,中苏于1924年签署协定,继而承认了苏联政府在中东铁路的管辖权力。 {2}近年来,国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79 ~ 100页;杨奎松:《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37 ~ 187页;左双文:《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收场》,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4期,第66 ~ 78页;申晓云:《中东路事件新探》,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40 ~ 49页。 {3} 《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1929年7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7 ~ 610页。 {4}关于刘少奇调离满洲的具体经过可参见刘贵田:《刘少奇怎样离开满洲省委书记岗位——读〈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和〈中共满洲省委的会议记录〉》,载《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49 ~ 52页。刘少奇之前在满洲的工作经历可参见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著):《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1929—1930)》,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春阳:《刘少奇与中东路工人运动》,载《世纪桥》2009年第3期,第19 ~ 20页。 {5}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角度讨论中东路事件的研究可参见慕向斌:《中东路事件中共产国际的策略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载《理论学刊》2003年第3期,第104 ~ 108页;祝彦:《评陈独秀与“左”倾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101 ~ 105页;谭译、王连捷:《中东路事件与中共内部两个口号的争议》,载郭俊胜(主编):《中东路与中东路事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 ~ 297页;高洋:《浅析中国共产党内部应对中东路事件的分歧》,载郭俊胜(主编):《中东路与中东路事件》,第298 ~ 307页。 {6}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中东路问题的讨论总结》(1929年7月28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4月—1929年2月)》甲2册,1988年,第199页。 {7} 《中共满洲省委对于“两个口号”讨论的决议》(1929年9月25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4月—1929年2月)》甲3册,1988年,第313 ~ 314页。 {8}国内学界关于中共满洲省委的学术性研究并不多见。目前,较值得关注的是刘贵田、郭化光、王恩宝所著的《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沈阳出版社2001年版)及李月军的《东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3年)组织生态分析》(载《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第59 ~ 62页)。 {9} 《中共满洲省委通告第五号》(1929年4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44页。 {10}《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信——关于上届被破坏和新省委组建的情况》(1929年1月2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4月—1929年2月)》甲2册,第333页。 {11}同上,第334 ~ 335页。 {12}同上,第 335页。 {13}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本身的组织状况及对中央的请求信》(1929年1月13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4月—1929年2月)》甲2册,第338页。 {14}大连、安东地区具体人数不详,未计算在内,参见《中共满洲省委第一号报告——满洲的政治情形与党的工作路线》(1929年2月5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4月—1929年2月)》甲2册,第371页。 {15} 《中共满洲省委第一号报告——满洲的政治情形与党的工作路线》,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4月—1929年2月)》甲2册,第372页。 {16}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党务工作的报告》(1929年4月),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60页。 {17}《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计划草案》,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87页。 {18}该届省委成员共计7名,分别是刘少奇、赵子琪、孟坚定、王立功、李易山、任国桢、张子安,另有候补委员3名。 {19}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26号报告——奉天、抚顺、旅顺、大连、哈尔滨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7月1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158页。 {20} 《中共满洲省委通告第二号——关于中东铁路事变与“八一”工作》(1929年7月1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167 ~ 168页。 {21}《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沈字二十九号报告——中东路事件后省委的工作计划》(1929年7月2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183页。 {22}同上,第182 ~ 183页。 {23}同上,第183 ~ 184页。 {24}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三十三号报告——关于“八一”工作的准备情况》(1929年7月3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208页。 {25}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八一”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8月),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239 ~ 240页。 {26}同上,第239 ~ 240页。 {27}同上,第243页。 {28}辽宁社会科学院(编):《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1929—1930)》,第48 ~ 49页。 {29}当时满洲省委内部亦存在分歧,时任省委秘书长的廖如愿便曾以个人名义致书中共中央对刘少奇凡事亲临第一线巡查的工作方式予以批评,认为其“组织观念都十分的模糊”。这也为日后省委内部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具体可参见《中共满洲省委廖如愿关于省委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231 ~ 233页。 {30} 《中共满洲省委转哈尔滨市委的报告——过去反帝运动中的错误及今后工作的路线》(1929年9月26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327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32}这些白俄流亡者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了不受苏联方面的管制而选择加入中国国籍。1925年至1926年间,苏方控制的中东路局曾下令解雇那些没有苏联或中国国籍的职工,借此来逼迫白俄侨民重新申请苏联国籍。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大部分俄侨不得不申请了苏联国籍,但仍有数千人拒绝转而加入中国国籍以保住工作。奉张当局出于牵制苏方的考虑,也乐于接纳这类人名义上归化华籍,参见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版,第108页。至于中东路事变前后的白俄问题另可参见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33}《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抄录市委关于中东路工人情况的调查》(1929年7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192页。 {34}《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抄录市委关于中东路工人情况的调查》(1929年7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193页。 {35}以当时情况而言,中东铁路工人待遇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最好的之一。工作第一年薪水大致约10卢布,第二年为20卢布,第三年为30卢布。工作满三年后,即可转为正式员工,还能享受其他各类补贴。事变之前,中东路铁路系统的工资主要是“金卢布”为主,而大部分工人觉得若奉张正式接管则势必会改发“哈大洋”。考虑到汇率和实际购买力等因素,工资有可能无形减少近40%。 {36}《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抄录市委关于中东路工人情况的调查》(1929年7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193页。 {37}《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沈字二十九号报告——中东路事件后省委的工作计划》(1929年7月2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184页。 {38}苏联在东北地区组织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联共(布)远东边区委员会直接领导,由苏联籍工人、侨民等参与的党团组织;第二类是隶属共产国际系统的相关人员,诸如担负各类不同使命的联络员、特派员,其中既有苏联国籍者,也有中国国籍者;第三类则是身份极为秘密的情报人员,大部分来自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农红军情报总局及共产国际。相关研究可参考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 {39} 《刘少奇给黄平的信》,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40}《中共满洲省委给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的信》,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8页。 {41}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五十五号报告——关于宣传工作计划及经费等问题》(1929年9月27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338 ~ 339页。 {4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4号记录》(1929年9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第164页。 {43}同上。 {44}同上。 {45} 《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斗争情况给满洲省委的报告》(1929年10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1990年,第9 ~ 10页。 {46}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奉天、抚顺、辽阳、哈尔滨等地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9月1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309 ~ 310页。 {47} 《中共满洲省委转哈尔滨市委的报告——过去反帝运动中错误及今后工作的路线》(1929年9月26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333 ~ 334页。 {48}《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党的组织等工作及任国祯个人的意见》(1929年9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341 ~ 342页。 {49}《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斗争情况给满洲省委的报告》(1929年10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10页。 {50}《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9年10月7日),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第187页。 {51}同上。 {52}同上。 {53}同上。 {5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据给共产国家执行委员会的信》,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第214 ~ 215页。 {55}《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1929年12月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9年)》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 ~ 570页。 {56} 《中共满洲省委通告第八号——为中东路事件之缓和与保护苏联》(1929年12月22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1988年,第84页。 {57}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12月22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86页。 {58}又名有恒,俄名“沃罗夫斯基”。1920年曾任职于苏俄远东通讯社。1923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共,后曾参与广州起义。1928年再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中东路事件后,受共产国际委托前往远东地区在奉军俘虏中做宣传鼓动工作。相关经历可参见其回忆自述《黄平遗稿》,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4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 ~ 78页。 {59} 《刘少奇给黄平的信》,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4页。 {60} 《中共满洲省委给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的信》,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7 ~ 28页。 {61}《伯力草约正文》,载《大公报》1930年1月26日,第4版。 {62} 《东路罢免之俄员均得有复职权利》,载《顺天日报》1929年12月24日,第2版。 {63}《中共哈尔滨市委报告第十二号——关于中东路、工维会、韩国党、反帝、农村、妇女工作等问题》(1930年1月3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1990年,第47 ~ 48页。 {64}同上,第51页。 {65}《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斗争情形致满洲省委的信——附满洲省委给中央的信及东铁斗争剪报》(1930年1月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69页。 {66} 《中东路仍为俄人把持,华职员等于无》,载《顺天日报》1930年1月12日,第2版。 {67} 《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斗争情形致满洲省委的信——附满洲省委给中央的信及东铁斗争剪报》(1930年1月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70页。 {68} 《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斗争情形致满洲省委的信——附满洲省委给中央的信及东铁斗争剪报》(1930年1月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70 ~ 71页。 {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62页。 {70} 《中共哈尔滨市委致满洲省委的信》(1930年3月2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120页。 {71}《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斗争情形致满洲省委的信——附满洲省委给中央的信及东铁斗争剪报》(1930年1月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75页。 {72}《中共满洲省委给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的信》,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7页。 {73} 《中共哈尔滨市委报告第十二号——关于中东路、工维会、韩国党、反帝、农村、妇女工作等问题》(1930年1月3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52页。 {74} 《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国际军运负责同志不遵守中国当的组织手续致满洲省委的信》(1930年1月5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65 ~ 67页。 {7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1月30日),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37页。 {76}《刘少奇给黄平的信》,注释1,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5页。 {77}Alfred F. Rieber, “Stalin as foreign policy-maker: Avoiding War, 1927-1953”, Sarah Davies & James Harris (eds.), Stalin: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0-158. {78}关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以及东北问题上的决策模式与依据的相关讨论,可参考沙青青:《九一八事变前后苏联对日政策再解读》,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9 ~ 33页。 {79}由于哈中东路局势严峻,刘少奇于1月中旬紧急赶赴哈尔滨指导具体工作,还特临时组建哈尔滨工作委员会。为集中力量处理中东路问题,刘少奇甚至建议中央专门成立北满省委,长春以北地区的工作均由其负责,南满另成立一省委。参见《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问题及一般群众斗争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86页。 {80} 《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问题及一般群众斗争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82 ~ 83页。 {81}《中共哈尔滨行动委员会关于各地工人斗争情形致中央的信》(1930年1月27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89页。 {82}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对哈尔滨市委工作的指示》(1930年2月7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154 ~ 156页。 {83} 《刘少奇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207 ~ 263页。 {84}《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满洲党内情形及个人身体状况》(1930年3月1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269页。 {85} 《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的答辩》(1930年4月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335 ~ 336页。 {86}《皮亚特尼茨基给佩列佩奇科的信》,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89 ~ 90页。 {87} 《中共哈尔滨市委致满洲省委的信》(1930年3月2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5月—1936年11月)》甲32册,第119页。 {88}此类情形并不局限于中国,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也往往面临与共产国际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相关研究可参见Kevin Mogan, Gidon Cohen & Andrew Flinn (eds.), Agents of the Revolution: New Biographical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Bern: Peter Lang AG, 2005。 {89}《中共满洲省临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五十八号报告——省委破坏以后的工作情况及经费等问题》(1930年4月25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359 ~ 360页。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