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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争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

冯筱才

【内容提要】 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爆发,一般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洗礼下的产物,亦是大众经知识分子宣传启蒙后思想觉悟的结果。但笔者认为,五四事件在北京发生,并随之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均与民国初年以后的中国国内政治权力竞争直接相关。北京学生风潮之发生,与三种力量的互相配合紧密相关:处于安福系包围中的总统徐世昌及其潜在势力;参与政府或在外围的研究系势力;在教育界拥有相当势力的国民党势力。这三种力量在南北和会前后的结合,是当时政治权力矛盾无法调和的一种后果。反安福势力通过报纸媒体广布消息刺激民气,一面操控社团发动群众,将风潮逐步扩大,更获得其他政治势力如直系军人的奥援,最终导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去职。然而,此次事件并未撼动安福系之基础,参与各方未必就能完全得利,尤其研究系政客深受打击,国民党内部派系更趋分裂,为未来中国之政局变化埋下伏笔。

一、前言

  五四运动,从其发生后,便慢慢演化成一个包容极广的概念。尤其在中国,由于革命史叙述模式的支配,五四事件的爆发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洗礼下的产物,亦是大众经知识分子宣传启蒙后思想觉悟的结果。但是“新文化思潮”或“知识分子启蒙”,实际上并不必然会导致一次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充其量只能用作解释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而不能说明为什么在“此时”“此地”发生这一事件。如陈曾焘曾指出的,人们在讨论五四运动时,往往没有注意到其有三种不同层面:事实本身如何?过去是什么?以后又变成什么?{1}

  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有时过于聚焦,而忽视了同时发生的其他事件。人们总是喜欢将“五四”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界标,此后的任何事件都与其挂起勾来,而不仔细分析哪些变化真的是缘于文化思想的刺激?哪些变化又是政治环境所造成的?也许我们要更加注意南北和会失败后中国各政治派系图谱新的组合,而不是仅仅将注意力放在一些新文化领导人的言论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活动上。本文讨论的五四运动,便主要指1919年5月4日及以后两个多月中,在北京及其他各地发生的包括学生及各界民众在内的群众运动,不包括前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讨论视角则主要聚焦于派系政治问题上。

  此前众多讨论五四运动的论著有时也稍微提及派系政治在其中的影响,但大都一带而过,把其归咎于安福系或日本方面的偏见,或外人的造谣,并未就其所举证据进行考辩。对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末次铃子及刘永明的论著已有详细的研究,{2}但是对于其他派系在运动中起到何种作用,以及与运动过程的进展关联性如何,国民党与其他各派系间之联合与分裂情形如何,对运动造成何种影响等问题则未论及。

  如周策纵的名著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对五四运动作了细致研究。但其对当时酿成运动的政治环境缺乏了解,尤其对北京的党派纷争与“五四”前夕南北方面的政治变化几乎没有认真着墨。中国在凡尔赛会议上的失败未必一定会带来暴风雨般的学生运动及民众大规模的反应,此中必然有动员者与宣传者,以及种种身份的参与者。他们的活动才是导致事件突然发生的主要原因。周同其他研究者一样,将许多党派团体或者准党派团体当成是民众自发的团体,因而对于民众政治热情有过高的估计。{3}陈平原等人认为“五四”之所以能发生,与当时大总统徐世昌对知识界的宽容政策有关,五四运动的展开有赖于徐的“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所营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不过他也注意到外交协会与林长民在煽动民众情绪中的作用及研究系人对学生的援助。但是该书对研究系人褒扬过甚,力赞其爱国一面,而忽略了其热衷于党争的一面。{4}尤其对徐世昌与研究系的关系没有进行必要的探讨。

  其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也曾注意到研究系人与五四运动间的关系,这其中特别关注的是梁启超与林长民。{5}欧阳军喜的研究已经点出五四运动起源的一些关键因素,他对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铁路统一案”与“山东问题”的斗争开始重视,并认为五四运动虽因外交问题而起,但其中杂有许多内政的因素,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分化互动的结果。不过由于他的论文的讨论对象是林长民,因此便过多地聚焦于林个人的行动在此复杂事件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政治派别,尤其研究系及联盟党派的内部整合关系与动员策略。除国民党、研究系之外,其他政治派系与五四运动之关系,学界讨论得更少。

  探讨五四运动的起源,我们可能要打通时空的自我束缚,将此事件放置于广阔的民国初期的政治背景下来讨论,在时间上不仅要注意到1919年前后的史事的内在联系,也要关注政治变化潜在的脉络。在空间上,不仅要关注北京、也要关注上海、天津、广州,甚至南京、汉口等地政治势力的互动。在相关背景上,更要将此事件相连的众多重要事件乃至一些不可忽略的细节弄清楚,不仅要注意表面的公文来往以及报纸消息,更要注意幕后的策动情报与信息披露。如果我们能将运动发动者与反对者的言辞与行动放在一起分析,而不仅仅凭单方面的记载来作判断,史事之明了方有可能。同时,单纯把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归因于某个人的活动也是不完全的,容易把一些政治派系内部酝酿已久的策略视为个人的即兴发挥或偶然表现。

  对于民初历史研究来说,梳理清楚当时纷繁复杂的人事脉络,以及幕后细节,或团体活动实际,可能是最为困难的事。尤其像五四运动这类重大历史事件,由于牵涉面过于广大,介入其中的势力又极为繁多,掩盖真实动机的宣传报道与陈述也铺天盖地,陷于此种杂乱的信息洪流中,后来的研究者几乎无法彻底洞悉当事人的底牌,如何从其中找出相对较为妥实的事件演化轨迹也绝非易事。本文只能依据目前所见资料,努力弄清“五四”前后国内政局的实际变迁脉络,理清相关当事人或利益相关人的行动表现,并考察种种政党派系以及社团的大致内幕。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对五四运动之形成史,可以提出比较新的看法。

  

二、风潮背景:内外政局变化与派系势力消长

  如果我们要清楚了解五四运动为何在北京突然爆发,为何又很快席卷全国,成为重大的风潮,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了解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各种政治派系的源流与斗争。尤其要对与“五四”关系最密切的前进步党人,及国民党内部诸派系在民国初期之势力演化有足够的认识。同时,对以段祺瑞为首之安福系的形成,及其与所谓“北洋文治派”之矛盾,乃至袁世凯逝世前后北洋各派军事势力的角力,南方军事派系与北洋军人集团的利益冲突等,我们也必须弄清楚。

  今人往往会把当时之中国,想象成为一个民意发达的时代,将“群众运动”与“群众的运动”等同起来,对运动政治之实际,却缺乏兴趣或耐心去仔细探究。对这些派系之间纵横捭阖的现象,及其与北京“五四”风潮形成间的关系,学界虽然有人注意,但囿于既有认识框架仍倾向于从新与旧、激进或保守,或民族主义意识来区分。如张朋园、周策纵等学者即如此。{6}尽管后人记载提及此事内幕甚多,{7}但均不大为人所采用。当事人如曹汝霖之讲述,更多被视作是片面之言辞。{8}

  1919年5月4日,北京之所以能够发生学生风潮。个人认为至少与三种力量的互相配合紧密相关。首先是在处于安福系包围中的总统徐世昌及其潜在势力。其次,则是当时参与政府或在外围的研究系势力,他们包括在巴黎传递信息的党魁梁启超,以及在北京全力鼓动风潮的林长民,以及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还有熊希龄等。最后,则是在北京教育界拥有相当势力的国民党势力,最有名的当然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而其他各校的行政与教学人员也有许多该党成员或同情派。这三方面各有其政治打算,然而,其共同打击目标为段祺瑞之安福系无疑,也是此前种种政治利益矛盾无法调和的一种后果。这其中最为活跃的是研究系,学生上街及激烈行动与其策动直接相关。然而,徐、段之间的冲突也是当局在对待学生游行一事上态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如教育总长傅增湘、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等人之态度可能均与徐相连。{9}蔡元培则起到两重作用,一方面是以北大学生为主的风潮能够成型,与蔡之努力有关。{10}另一方面,风潮之激化及扩大,部分也是缘于蔡后来的离校行动。

  就研究系或其前身进步党而言,论者谓其宗旨一贯系“与现有势力相结合,意欲乘机而指导之、改造之”,并藉此实现其政见。{11}辛亥以后,他们通过与袁世凯、段祺瑞之合作,曾先后在1913年、1917年两次组阁,然寿命均不长。尤其到1918年因安福俱乐部之成立,及安福系完全控制国会,研究系基本上已无法走体制轨道来重新取得“内阁优势”。此种内政权力之争,又潜含外交政策的严重分歧在内,既然研究系以英美势力为依恃,而段系更倾向于亲日,故在对日外交问题上便形成死结。在中央权力争夺上已处下风之研究系,如何联合徐世昌等“文治派”甚至直系(如冯国璋、李纯等)或西南系等武力派,以外交之力反制安福系,便成为“五四”前夕之重要政治暗潮源头。梁启超及汪大燮、林长民、熊希龄、范源廉等人之所以对巴黎和会一事倾注全力,通过与徐合作之外交委员会,以及所谓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国际联盟同志会”等,其用意也即在此。{12}

  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如吴景濂、褚辅成之“益友社”,孙洪伊之“民社”,及唐绍仪之“政学会”,乃至孙中山、蔡元培等诸多人物。不过在“五四”一役上,各方似均能将恩怨暂时搁置,全力对外。如吴景濂与蔡元培之联络,{13}唐绍仪与孙中山之合作均是例子。{14}徐世昌此时似与旧国民党各派系间均有联系,研究系更倾向于联合孙中山、蔡元培等系统,国民外交协会便是其势力结合的产物。三种势力的合作,加上青年学生之热情易动,便造成了北京之“五四”一幕。另外,梁士怡为主之旧交通系,此时因与安福核心人物徐树铮交恶,亦与林长民等研究系人结合。{15}以曹汝霖为领袖之与安福系合作的新交通系,因对日借款等坐拥厚利反成为各方攻击之靶,{16}所以曹氏后来被反对派列名于“三大卖国贼”之首。

  徐世昌继任大总统后,以和平统一为号召,南北和会是焉开幕。然而,此一会议,实为徐氏欲藉此与南方势力合作之资本,国民党内之政学会首脑唐绍仪也以西南军事势力(主要与广东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一派相结合)为依靠,企图通过联合其旧友徐世昌重上舞台中心。{17}但徐既无法整合北方,唐绍仪也无力左右南方其他势力,安福系则视南北和会为徐为抵制段祺瑞之计谋,{18}和会流产乃属必然。当研究系全力策动之“五四”风潮爆发之后,徐、唐等人的关注焦点也随之而转移。研究系方面,如熊希龄等人对和会似较感兴趣,他们利用“平和期成会”为之鼓吹,{19}并将此问题与外交问题直接挂勾。熊氏曾在1919年4月26日给赵竹君的电报中,为外交部电令巴黎中国代表与日本同签和约一事,愤愤不平,希望“南北代表会议愈速愈好,宁愿有恶国会,不愿有恶政府也。望公密告少川,设法迅结,能于五月十一日以前蒇事更妥。否则,此期内亦不可停顿破裂,因德国媾和签字在此期中,且看欧局如何再定方针。”{20}但南北和会终至破裂,安福系决定对南方采取强硬政策,各地之五四运动始大规模展开。

三、从舆论到团体:群众如何动员?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五四运动往往被视为代表民众觉醒的群众运动。尽管一些论者已注意到其展开与某些政治派系间的斗争有关,然而,他们多依据当时之报道或学生自身的叙述,认为运动“与党派无关”{21},当时的政治诉求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商人希望把自己“从殖民统制下解放出来”的“真实要求”。{22}“五四”在1919年发生后,相关论述中,民族主义就已经成为统慑性的基调,因此,无论是事发当时遍布报章的“合法性叙述”,还是事后的种种历史记载、编撰、回忆,大多数都强调运动的“民众自发”一面,而对运动的实际动员过程均语焉不详,或有意无意加以回避。发动者如此,参与者更是如此,剩下一些对立派关于上述种种政治势力在幕后运作的零星记载,多被视为个人攻击或诬蔑之辞。

  对五四运动来说,当时最重要的动员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报纸媒体发布内幕消息及煽动性文章,以刺激民气,吸引大众关注,形成公共舆论;一种则是通过已有的社团或新立之“民众组织”,从基层入手发动群众。舆论及社团,也往往被后世学者用来作为判断民意的依据,多数研究均会以报纸上的大量报道或团体发表的电文告示等,来用作分析五四运动的基本史料。但是,如果这些报纸从一开始即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偏向,甚至其自身就是某些政治党派的言论机关。或者,这些报纸的主持人或主笔、主要稿件撰述人,本身就有党派身份,那么,我们为什么就能把他们的言论,或报纸上的文字,完全视为是能反映“大众声音”的材料呢?相似的,如果当时的社团,尽管其名字中含有“代表广大民众”的意义,然而,其机构与活动,完全是由某党某派,或少数几个有相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建立控制,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把这些团体真的视作是代表公共意见的民众社团呢?

  以舆论而论,无论是研究系,或旧国民党系,两派人士在清末时就已认识到控制舆论的重要性。梁启超可以说是从办报中开始其政治生涯,相同的,蔡元培、章太炎,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很早就介入“革命舆论”宣传。辛亥革命之后,由于两派人士在武力上均不敌北洋军人或其他地方军人,争取言论自由及结社自由,便成为很重要的权力获取手段。“五四”前夕,研究系的言论机关主要包括北京的《晨报》与《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这些报纸对“五四”政潮之鼓动,可谓不遗余力,{23}主要负责人如张君励、张东荪等人,及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等人均常亲自撰文在报纸发表。国民党则在上海拥有机关报《民国日报》,它曾经在醒目地位刊登“安福世系表”,立场十分鲜明。{24}

  同时,国内许多其他大型报纸的主笔或负责人,也有不少与研究系有渊源,或者在此时立于反安福系的同情者立场。如罗志田注意到的,上海重要报人如陈景韩(冷血)、包天毅(天笑)、张蕴和(默)、戈公振等,不仅对当时的舆论有相当的影响,且与江苏实力人物张謇、黄炎培、赵凤昌等人,有亲疏不等的关系。{25}实际上,张謇与赵凤昌、黄炎培等人一直对上海几家大报发挥关键影响力,如《申报》、《新闻报》等。这些报纸在“五四”爆发时,其立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反安福联盟。《申报》社长史量才与《大晚报》社长沈卓吾(以孙中山为报纸津贴来源)更是在上海“三罢”酝酿时,每日夜间参与学生的聚议,研讨分析局势,指导其行动。{26}媒体对学生运动的介入与帮助,不仅是江苏地方绅士派,当时的北大学生、五四运动的“健将”许德衍曾在回忆中也提到: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时事新报》的张东荪,也与他们经常见面。到1920年初,梁启超从欧洲回上海,张东荪还约张和康白情、张国焘、罗家伦等北大学生在时事新报楼上与梁晤谈。{27}正因为上海的报纸多倾向于反安福同盟,所以曾经对“排日”宣传非常热衷,甚至在江浙一带惹出日本人放毒谣言风潮,直至民众骚动范围扩大,报纸才开始抑制类似言论。{28}

  在社团方面,问题似乎更加明显。笔者曾经就民国初期上海历史上的商人社团研究做过分析,提出只有我们把社团的名称与实际、政治背景、主事者的人际网络等都弄清楚,我们才能对社团的历史有相对较为准确的认识。{29}其实,这个观点应该也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其他类型的民众团体。辛亥之后,由于结社自由有法律保障,中国曾掀起组党结社热,但是,这些一夜兴起的许多党团,大都如昙花一现,甚至只在报纸上出现过一二次,即再无任何消息。而每逢重大事件发生,有势力之人物也会组织相应的社团,以作动员宣传之凭籍。但这些团体往往是因事而起,因事而消,或名称与事实完全不合。

  如“五四”前夕,研究系为了推动外交运动,争取在巴黎和会上有所收获,曾成立一系列的社团,如前文已提及之国民外交协会,以及国际联盟联合会、协约国同志会等。熊希龄等人联合南北“民间”势力成立的平和期成会,也属此类性质。1919年2月10日,熊曾电上海赵凤昌,催他“召集团体,发布舆论,通电政府,激烈反对”,{30}抵制当局之对日妥协企图。为了反对中日续订山东铁路合同,熊也曾要赵转告唐绍仪迅加反对,否则停止和会,“并须运动沪上各团体,一致反对,攻击交通,以为欧洲外交后援”。{31}当时,熊、赵、唐等人能够控制的社团范围似乎甚广,如山东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以及上海、广东两地的商会、教育会与议会,好象均在他们掌握之中。{32}这些机构的国际电报费用,熊也表示愿意承担,{33}背后操纵之痕迹十分明显。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1919年5月2日,林长民等人得到国务院已密电陆征祥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时,便立即通过种种途径向报纸发布消息,并通过自己掌握或影响的社团通电抗议,同时动员北京及上海两地学生,以作最后抵制。{34}无论是北京学生上街游行,还是上海学生罢课,实际上都与这种幕后的策动直接相连。当然,在其中起作用的不仅是研究系,更包括国民党。当许德珩等学生自北京串连到上海,经由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介绍,他们即与孙中山取得了联络,学生所办的《国民》杂志亦得到了孙的支持。{35}1919年五六月间,各地代表聚集在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扩大学生运动的时候,孙中山也曾多次邀集学生到他的上海住宅谈话。{36}国民党并成立了一些类似于空头团体的组织,以推动运动,如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曾发现中国国民大会、中华工界联合会等均系国民党的团体,报告称该党利用工人们作为其工具来看他们的政治阴谋。{37}

  在群众运动中,社团的真实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五四”,还是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曾冒出一大批“民众团体”,然而其真实性却大可存疑。工人团体多半并非工人自发组织而成,学生团体也往往只是某派某党的工具,与绝大多数学生毫无关联。在此种情形下,社团动员,其实就是党派动员,没有党派背景的社团也很少能看见。类似的情形也包括“公共媒体”。报纸几乎都有其党派背景,能真正代表“公众舆论”的报纸也很难发现。因此,报上的言论,便充满了谎话与虚构。报纸之主要目的乃在于“煽动民意”,而非代表民意。即使有少数商业化程度高些的报纸,或者未必纯粹属于一派之报纸,其新闻稍有损及其他党派利益,即会遭到暴力对待。中国近代政治之未入轨道,大概首先是这两点上出了故障。

四、五四运动在外地的扩展:上海与北京的互动

  五四事件之所以后来成为一次群众运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似乎席卷了全国许多地方,而不仅仅局限于北京。这也往往被看作是全国民众对北京学生爱国之举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区分的话,就会发现,不同地方发生的五四运动,往往有很不相同的面相。不同的省份与城市,军民长官之派系不同,或政治派系活动的力度不同,运动的规模与范围也大有差异。这种现象,实际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五四运动与政争之关系。笔者姑且以上海的情形作为一个说明的例子。

  上海之活动之所以能够声势较为浩大,其实也是与背后支持势力有关。如当时支持南北和会的苏督李纯,以及直系要人冯国璋,都传与国民党方面的唐绍仪、孙中山互通消息,甚至会商对策。{38}在当时,各个派系在上海都有代理人,但国民党系的势力更为强大。公共租界的情报称“国民党正预备利用目前的骚动来着手第四次革命”。{39}

  如前所述,当研究系林长民等人截获巴黎和约即将签约的情报后,即开始发动抵制运动。除在北京有所行动外,他们首先便将消息透露给上海,并打电报给当时的复旦大学的校长李登辉(国民党系),称“我们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40}此节与上海学生运动之兴起有密切关系。到5月7日,上海“国民大会筹备会”寄信给公共租界警务处,称次日他们的游行队伍要经过外滩。尽管租界当局立即拒绝,但游行仍然进行,正在外滩德国总会参加南北和平会议的唐绍仪公开接见游行负责人,表示支持。{41}而亲历其事的学生回忆,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国民党背景,孙中山属下)对学生联合会之成立给予重要支持,并借给他们办公室。{42}

  

  蔡元培则因为北京的五四事件成为全国青年学生导师。五四事件发生后,由于北京政治压力较大,蔡元培后来南下,另觅途径,其对上海之形势发展也在隐约着力。蔡到上海的第二天,即召蒋梦麟、黄炎培、沈信卿、赵厚生等人商议,发电北京。{43}同时又派其堂弟蔡元康赴江苏教育会与学生商议进行之法。{44}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他自避至沪、杭等地后,表面上不理世事,对劝其复北大校长职之电文不加理会,但实际上,其与北京方面乃至旅沪之北大学生等人一直在保持通信联系,如许德衍、张国焘等人。这些学生同时也保持与孙洪伊、唐绍仪,及其他有力反段人物的关系。{45}在这种情形下,上海也很快就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另一个中心。

  亦属旧国民党系统的孙洪伊在当时更是中心人物,孙洪伊曾经孙中山委任,为南方政府之驻沪全权代表。{46}不仅如此,孙以其政、军两界人脉关系在东南以及华北均拥有相当大的动员能力。“五四”时期各地曾涌现出的“国民大会”便与孙氏有关,他倾向于采用此种形式来组织群众。{47}特派江苏交涉员杨晟在给北京当局的报告中,称上海国民大会“其始不过少数人发起,继至耸动有千人,前日游行街衢,流氓随同附和,集至四万余人。晟曾遣人不动声色到会视察,据报绝鲜正当士商在内,学生亦鲜至者。除樊桐外,其主席之李大年,即系孙洪伊代表。”{48}亦有报道称天津罢市系由孙洪伊弟主动造成。{49}孙洪伊之活动也引起日本当局的关注,中国驻日官员庄璟珂在一份转给段祺瑞的报告中,就称当时的日本陆相田中义一既将中国的排日风潮与英美势力联系起来,同时更对“过激派”与孙洪伊等接近表示担忧。{50}

  另外,与研究系关系极深的江苏地方士绅派,如赵凤昌、黄炎培、史量才等人也直接参与其事。据黄炎培日记,1919年5月6日,黄炎培刚从南洋返国,即召集各校代表商议在次日召开国民大会。此后连续二三周,黄氏都与上海学生界及教育界人士保持密切互动,最终促成6月3日之罢课游行。{51}张謇则在“五四”事发前专电徐世昌,劝其阻止签青岛之约,同时勿以安福派人长教育。可见其与安福系之对立态度,及与研究系立场一致。{52}反安福的声音也一直贯穿于上海五四群众运动期间。到6月11日,上海工商界大会曾通过开市案,但许德珩仍提出段祺瑞、徐树铮不准上台案,欲以此为条件,打击目标异常明显。{53}

  然而,各派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国民党系内,不少人对孙洪伊之势力甚为忌惮。《民国日报》曾借“外间舆论”,称孙洪伊“有谓孙君受徐世昌金钱者,有谓暗中联段者,又有谓其图拥冯以倒徐者”,更有人说“孙洪伊在沪与过激党往还”的,{54}甚至转引日本人出版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称“列宁政府派遣密使一人与孙洪伊会见。孙洪伊亦有派遣密使于列宁政府之形迹。”{55}此种消息出自叶楚伧、邵力子等人主办之《民国日报》,可见其对小孙态度之一斑。不过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有资料显示孙洪伊与当时苏俄关系之实情,但无疑此时莫斯科方面已经将注意力投注于中国,并且已在物色相应合作者。在一年后共产国际代表给俄共中央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孙洪伊的能力相当欣赏,称他是“以在贫苦人中开展工作而闻名”。{56}这似乎隐约可以推测到孙与俄方代表之间应有一些事实的接触。

  不过,政治派系左右的群众运动,往往也会因为政治局势之变化而失去继续的动力。6月10日,徐世昌通令罢免曹、陆、章,同时咨两院辞职。政治斗争之目标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盖对反安福联盟而言,虽剪去了新交通系,安福系之基础并未撼动。参与各方未必就能完全得利,徐世昌也无力自保,总理钱能训也被迫去职,由安福系之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由于外界风传研究系在背后操纵学生,发动学潮以遂一派之私,这给熊希龄、林长民等人带来压力。《时报》消息就曾称“某省学界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当局惩办“卖国贼林长民、汪大燮、熊希龄、叶恭绰”等人。{57}熊在“五四”后,由于饱受攻击,一面否认春参与“阴谋“,一面宣布“实不愿与罪恶政治、罪恶社会再共戴天”。{58}林长民更早在5月底就发表辞职书,以示负责。{59}梁启超1920年3月返国,由于国内局势已趋于武人内斗,很难再有他们从容发展的舞台,于活动重心乃有所转移。国民党内部各系,在“五四”后也更为分裂,孙中山等人走上武装割据及联俄之路,借“军阀”及外力争政权,唐绍仪则宣布告老返乡。惟孙洪伊则继续其联络实力武人以组织政府之路线。但在全国形势日渐接近“黩武主义”之形势下,梁启超所谓“入轨道之政治”也越来越变得不大可能了。其症结,其实又何尝与这批政客们的做法无关呢?

五、结论

  1919年的五四运动,可谓是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集合大表演。正如此前许多研究所揭示的,这场运动确实能够激发出许多中国人的爱国意识,及政治参与意识,尤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大中城市的识字阶层,他们在运动中开始尝试以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参与国事,希望能达到“救国”之道。然而,我们并不能把这种意识普遍化为广大国民的共同认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民族主义风潮之所以能够突然爆发,也确实与民国初期以来的中国国内政治权力竞争直接相关,此次运动亦对中国后来的政局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五四”与“五卅”恰成对比,五卅运动是执政府想藉此挽救其政治生命,{60}相反,五四运动是政府内外的安福反对派想藉此机会打倒段系安福与交通势力,而藉外交激动民气,为其党增强声势,以达其倒阁目的。然而,当内政与外交纠缠在一起,政党派系斗争下的鼓惑煽动言辞与民众朴素的爱国情感交织混合,便合成一幅极为复杂的图画。

  自清末始,中国政客就善于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推动政治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往往与派系纠葛有关,而群众运动亦陷于不同派系运动之中。政治权力的更替,亦往往与运动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客挟群众力量以制服对手,其藉口便往往是一些容易煽动群众情绪之事件,如外交、贪腐等议题之操作均如此。尽管这种运动,对于激励群众之“民族认同”,或“政治觉悟”有若干帮助,但是政客为了激发民意,经常是不择手段,滥造谣诼,种种非法勾当不胜枚举。小团体小派别之阴谋,媒体沦为派系私利之工具,民众也常常沦为运动之牺牲品,法律则被视为虚无。幕后之运作,与口头之宣传,有时竟然完全相反,民众则为徒为其驱使欺骗。在此种情势下,所谓“公民意识”,所谓“法治精神”,所谓“民主政治”,皆不大可能养成。公共之政治,于民众适有大益,而小派系之阴谋运动,可能仍会给民众与国家带来戕害。

  当然,群众运动并不是天然的恶,但近代中国历史的经验却告诉我们,当群众运动被某些势力操控时,其“代表民意”,便成为一句空言。当政治并不能基于真实的民意,其走上歧途便在意料之中。从“五四”时期的历史来看,普通工农缺乏政治知识,而惑于谣言偶尔会采取暴力举动。即使是识字少年学生,也未必就有足够的理性知识辨别事实真相,并对自己的行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当主事者尽力煽动,少年往往坠入其网,成为阴谋政治之兵卒。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的运作模式,其实也可以在此后的群众运动中不断发现,而理性政治之路便一误再误,至今仍无法步入健康之轨道。在这方面,也许近代中国的经验可以与东亚其他国家形成一个鲜明的比较。


【注释】

{1}陈曾焘:《五四运动在上海》,陈勤译,台北:经世书局1981年版,第8 ~ 9页。 {2}末次铃子:《五四运动の国民党势力》,载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史像の再检讨》,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86年版;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 ~ 216页。 {4}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5}张朋园:《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张德旺:《重评五四运动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载赫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欧阳军喜:《林长民与五四运动——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载《复旦学报》2003年第6期。 {6}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版,第202 ~ 209页;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上册,香港:明报出版部1995年版,第206 ~ 208页。 {7}如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曾写道:“进步党前次被屏之憾,密谋倒段,派汤化龙游欧,从外交上挑拨英美恶感,以制段死命。汤之秘书长林长民,以为与总统徐世昌公然出面,鼓动风潮,恐地位上诸多不便,愤而谋‘北京人力车公会会长’,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出而止之,林每日赴大学讲演,明晰事实,鼓励情感。”,其又称“在革命史上有名之‘五四运动’,遂由林长民一人造成。……学生一片赤忱,焉有余暇探索政治内幕,殊不知此事徐世昌为幕后政战总司令,林长民为临时前敌总指挥,徐意在对段示威,林意在对段泄愤。溯其近因远因,皆徐树铮一人为之崇。”参见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上海:海天出版社1937年版,第37 ~ 39页。 {8}曹氏曾在回忆中称:“东海(徐世昌)本拟借上海和会,抑制合肥(段祺瑞)势力,故南方代表,初提陕西及参战及借款问题,都是针对合肥。若合肥不理,即以破坏和会之责,委之合肥,公之世论。乃合肥测知其用意,即令陕西划界停战,参战案件送阅和会。南方代表,乃提议裁撤参政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关于东海自己地位问题。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会以剪除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201页。治近代史之学者沈云龙曾对曹氏回忆评论曰:“此举容或可以解释为研究系对皖系及新交通系之乘机修怨,则尚不无蛛丝马迹之可寻”,但后来徐、钱文治派不昧时势,以军警干涉学生罢课游行,遂激成大风潮,举国一致要求罢免曹陆章,“此则本诸国民爱国天性,非林长民个人或研究系所能操纵利用,其理至明,况其时党团组织控制群众之说尚未臻成熟乎!”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02页。 {9}1919年5月6日,交通银行协理任凤苞(此时附安福势力)在复朱启钤的电报中,曾表示事发当时,“警察过于文明”。参见《任凤苞复朱启钤电》(1919年5月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5页;唐在章则明白表示“吴(炳湘)此次行为似受徐意”。唐更密告朱氏,5月7日,警厅未得钱能训许可,“擅放扰事学生”,钱因此而提出辞呈。徐树铮则自蚌埠超回北京,“商定倒阁”。参见《唐在章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55页;次日,许宝蘅在给朱氏的电文中,更责怪警厅在7日上午即准学生保释,“事前不先请求,释后以不报告”。参见《许宝蘅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8日),载《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59页。傅增湘与徐世昌系旧交,亦为文友,关系极为密切。有关两人交往,可参见《徐世昌日记》1916年3月25日、1919年3月29日、1924年1月11日、1925年1月20日等诸条记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10}有关蔡之作用,叶景莘曾提到外交委员会决定不签约后,一面结束委员会事宜,一面四处发动抗议。叶自陈向汪大燮建议请蔡元培协助:“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会议。北大学生原定于5月7日(即1915年日本发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纪念日)游行,于是决议将日期提早三日,因而“五七运动”就变成“五四运动”了。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 ~ 111页。与叶景莘同在外交委员会任事务员的梁敬錞在1982年台湾北大同学会五四纪念会上演讲《五四运动之回忆》词中也说:该会委员长“汪大燮得叶景莘报告,亦闻政府有训令专使即将签约之事,则亦大愤,亟往北大蔡校长于西(东)堂于胡同私宅,告以实情,蔡校长亟召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告以实况,于是山东救亡示威运动,北京大专以上八校,定于五月四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梁敬錞:《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 ~ 178页。关于蔡之鼓动,可参见原北大学生何思源回忆:“蔡先生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北京出版社l979年版,第67页)。 {11}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刘本人为研究系要人,曾担任《晨报》总编辑。 {12}关于外交委员会及国民外交协会,叶景莘的回忆可供参考。叶氏当时参加政府的外交委员会,并担任事务员(相当于秘书)。据叶的回忆,陆征祥出国后,以陈箓代理部长不足以应付,梁启超与林长民遂建议徐世昌设立外交委员会,以汪大燮为委员长,林兼事务长。徐世昌虽被段祺瑞拥上台而自己并无实力,所以要拉拢各党派以增加他的势力。林长民建议派梁赴欧洲游历,以联络各国,被采纳。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05 ~ 109页。 {13}1919年6月9日张瑞萱曾电告吴景濂有关上海罢市事:“此次罢市,商工俱坚,声势甚大,有由学、商、工组织新政府之谣。内容不悟,世局将呈奇变。弟等疏庸容商与南共进,……军府国会宜指派几人密与学商接洽并蔡鹤卿表示愿共谋救国共组新府以昭大公,一面速电全国学商工表示,希望一致进行。”参见《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5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 ~ 508页。 {14}唐绍仪与孙中山间素来有隙,但是在和会开幕后,两人渐趋接近,并有恢复国民党,仍以孙中山为党魁之计划。孙洪伊则与唐、孙又有不同,章太炎与之接近,因唐不请命于小孙,故其“变扶助之态度为攻击之态度”。暗中与苏李接近,而李本想和会在南京开,但唐坚持不允,故李欲联北洋某系之计划泡汤。某派联冯李梁熊组党一说决不可能实现(参见《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5卷,第120 ~ 124页、130 ~ 135页、215 ~ 218页)。不过,素有阴谋家之称的孙洪伊,此时似有首尾两端之意,一方面其运用其政治资源策动反段运动,一方面又有人传其正与段系联系。据1919年5月19日张瑞萱致吴景濂电,孙洪伊传与段祺瑞联络,以推翻上海和会及南北文治派之主张为目标,段以恢复旧国会为条件,而孙以去徐(树铮)为要挟(参见《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5卷,第418 ~ 424页)。 {15}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15页。 {16}研究系与新交通系之矛盾由来及与“五四”政潮之关系,可参考《新交系与汪大燮》,载《时报》1919年5月20日,第1张,第3版。 {17}徐世昌与唐绍仪为盟兄弟,曾在东三省任上共事,一为总督,一为巡抚。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18}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84页。 {19}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0 ~ 3587页。 {20}同上,第3590页。 {21}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49页。 {22}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上册,第150页。 {23}兹列五四事件之后《时事新报》的一些新闻标题如下:东荪:《全国青年其速兴》,载《时事新报》1919年5月7日,第1张,第1版;《直接行动》,载《时事新报》1919年5月13日,第2张,第1版;公展:《今天的感想》,载《时事新报》1919年5月7日,第2张,第1版;《实力对付》,载《时事新报》,1919年5月9日,第2张,第1版。 {24} 《安福世系表》,载《民国日报》1919年9月5日。 {25}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26}李玉阶:《上海学生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 ~ 173页。 {27}许德珩:《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28}参见冯筱才:《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9}参见冯筱才:《名实·政治·人事:关于民初上海商人团体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0}熊希龄: 《熊希龄先生遗稿》第4册,第3498页。 {31}同上,第3499页。 {32}同上,第3503 ~ 3510页。 {33}同上,第3506页。 {34}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10 ~ 111页。 {35}许德珩:《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第42 ~ 62页。 {36}许德珩:《孙中山先生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37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9、306页。 {38}同上,第338页。 {39}同上,第321页。 {40}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10 ~ 111页。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303 ~ 309页。 {42}李玉阶:《上海学生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 ~ 173页。 {43}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16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1 ~ 72页。 {44}同上,第72页。 {45}孙洪伊与北京学生的关系,似与李大钊有关。李曾是孙之下属,受孙提携甚多。罗宝轩:《李大钊与孙洪伊》,载《历史教学》1990年第10期。 {46}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1889—192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4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1919—1926)》,台北:“中央研究院”1993年版,第66页。 {48}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47页。 {49} 《国内专电》,载《时报》1919年6月14日,第1张,第1版。 {50}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62页。 {51} 《黄炎培日记》第2册,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2 ~ 63页。 {52}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页。 {53} 《今日全埠开市之消息》,载《时报》1919年6月12日,第3版。 {54} 《民国日报》,1919年6月20日。 {55} 《民国日报》,1919年6月22日。 {56}只是这份报告实际上是介绍孙中山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小孙只是其中一位,其他正在与孙中山合作的“国民运动领导人”尚包括陈炯明、唐绍仪、唐继尧、陈独秀、章炳麟、林长明(民),梁启超等。在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获知,至少到1920年,国民党各派系的联盟以及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与西南派军人之间的合作似乎仍然存在。《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李玉贞译,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5页。 {57} 《汪大燮之运动忙》,载《时报》1919年6月16日,第3版。 {58}熊希龄: 《熊希龄先生遗稿》第4册,第3606页。 {59} 《时报》,1919年5月29日,第2张,第3版。 {60}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1925年的执政府》,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