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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的虚构

——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

孙 江

【内容提要】 1941年10月12日夜,在八路军控制下的山西省黎城县北社村枪声突起,打破了秋夜的宁静,一起名为“离卦道暴乱”的事件发生了。离卦道是一个承载不同利益要求的宗教性集合体,它将道徒的要求统一在平等无差的神佛——老爷信仰之上。本文对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村民承受日军掠杀带来的灾难的同时,村干部在抗日游击战名义下滥用权力、实行摊派,使革命带给大多数村民的好处付之流水,本来受到革命排斥的宗教结社由此而获得了发展空间。离卦道的发展又导致了它与村中的革命政权之间的不断摩擦。但是,所谓“离卦道暴乱”,其实是民兵“平暴”在前,离卦道“暴动”于后的一个虚构事件。

历史学家“发现”故事,小说家“创作”故事。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一、离卦道暴乱事件——问题的提出

  

  1941年10月12日夜,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山西省黎城县北社村,突然响起的枪声打破了秋夜的宁静,一起名为“离卦道暴乱”的事件发生了。多年后,事件的经过是如此被描述的:

  12日夜,大约500名左右身穿黑衣、腰系白带的离卦道道徒,手持大刀长矛,准备攻打设在北社村的黎城县共产党委员会和区公所。黎城县公安局在接到一位小学教师传来的消息后,并没有意识到离卦道道徒已经暴动,只派驻扎在港东村的八路军士兵和民兵将离卦道民众驱散。但是,县公安局低估了离卦道的力量。在道首李永相的指挥下,离卦道徒重新集结后,高呼打倒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口号,向北社村冲击。黎城县县长孙竹庭见如此众多的群众意欲谋反,急忙出来喊话,劝说民众不要听信敌人的欺骗。但是,县长的规劝已经不起作用了,暴动民众继续向北社村逼近。为了阻止暴动队伍,八路军士兵向人群中投掷了数枚手榴弹,顿时将李永相炸死,这才迫使暴动民众退回港东村。其后,暴动民众在继任道首李永贵的率领下,割断县委和县城八路军驻军(新八旅)的电话线联系,杀死共产党干部和村民七人,打伤九人。眼看暴动无法成功,最后,李永贵带领剩下的男女道徒92人投奔了潞城的日军和傀儡政权。大部分道徒后来被傀儡政权安排到长治火车站当劳工,在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下,大都又返回了自己的村子。而主要首领则在潞城将离卦道改组为“东亚佛教会”,为日伪政权服务。抗战胜利后,这些首领均被共产党逮捕,或被枪毙,或被判刑。{1}

  

  黎城位于太行山南麓,属于共产党的晋冀鲁豫边区。{2}一年半前,中共中央北方局在这里召开过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抗日根据地建设问题。在会上,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报告中强调:“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心问题就是没有建立一个根据地,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一观念要根深蒂固地钉在脑子里。军队到达一地,对建立根据地,首先就要负起这个责任”。{3}从北方局高级干部汇聚黎城召开会议可知,黎城在共产党的牢牢控制之下。比照上述关于离卦道暴动的素描,读者一定会追问:离卦道民众为什么会反对从事抗日斗争的共产党基层政权呢?暴动的离卦道信徒是些什么人?这次暴乱对理解共产党的抗日动员有何意义?

  如所周知,围绕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崛起,学界积累了众多研究,形成了各种解释模式。查莫斯(Chalmers A. Johnson)提出民族主义的解释模式,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通过激发农民潜在的民族主义,从而引导农民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道路。{4}与此相反,以塞尔顿(Mark Seldon)为代表的研究批判民族主义的解释模式,强调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最大利益,这是农民支持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根本原因所在。{5}而片冈哲哉(Tetsuya Kataoka)则看到共产党的组织在斗争中的作用,正是这种组织力使其不断走向壮大。{6}后两种解释分别体现在裴宜理和陈永发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中。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注意到地理生态和社会政治环境在共产党革命中的意义。{7}陈永发则关注“现在进行时”的革命的展开过程而拒绝单一解释模式,关注乡村场景中共产党和农民的互动关系而非止于政策层面的解释。{8}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研究方法和对象的变化,学者们又有了新的看法。周锡瑞(J. Esherick)在对革命研究的反省基础上,指出共产党的文本叙述对学者研究的影响。{9}凯瑟琳(Kathleen Hartford)等指出以往的研究在方法上带有本质主义特征,即都想通过目的论的考察找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而对共产党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发现并不存在对革命的唯一解释。{10}确实,就上述黎城离卦道案看,参加暴动的人绝大多数应该是享受到共产党改革(减租减息)好处的人,然而,他们对共产党没有心怀感谢之情,看不出有任何民族主义的思想。更奇怪的是,这么一起大规模的暴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共产党这个模范根据地的真实面貌了。

  包括笔者在内,受资料性质的限制,在关于革命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从“他者”来揣测农民的政治态度,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妨碍了对社会底层的认识——村庄的变化给村民带来了怎样的实际问题,村民是如何感受和回应这些问题的。塞尔顿等认识到以往自身研究的不足,对河北南部的一个模范根据地进行了前后50次的调查,使读者听到了以往不曾听到的战争下的村民的声音。{11}同样的研究在三谷孝等人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12}但是,如果对这些调查研究进行挑剔的话,在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之后,农民的口述在多大程度上能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换言之,阅读者需要甄别记忆的再生产对再表述行为(re-representation)的影响。基于这一认识,以下笔者将以黎城事件后不久共产党的调查为基本资料,探讨村民对革命和战争的看法,通过村庄这个“场”考察作为“现在进行时”的革命和战争。笔者将分析的文本是黎城事件之后不久共产党秘密调查员对该地区的调查报告{13},报告内容之丰富,迄今还没有一份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可与之相比。这份长达数万字的调查报告,是共产党上级组织派出的三人调查团在黎城地区明察暗访得来的。三个人中,一人是在黎城领导过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一人是本地出身、很有威信的干部,另一人是女性干部。调查团从1941年11月23日至1942年1月26日,前后历时2个月,主要访问了村庄里的知识人、妇女和离卦道徒等三类人,通过对他们的访谈,试图弄清民众的思想意识和对共产党政策的态度。据报告的制作者称:“访问当中,有些对象是说出了他所想说而又一贯不敢说的话的”;{14}有些人“全盘拖出”。{15}由于报告的制作者文化水平不高的缘故,报告文句不畅,字体不规整,极难辨认,而且还夹杂了不少方言。

  对于这份调查报告,曾有两位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加以使用。一位是古德曼(David Goodman),他在十多年前的论文中,从阶级、性别和干部等角度考察了黎城暴乱事件。{16}与他不同的是,本文重点分析文本的构成,不仅注意排斥研究方法中的“阶级”、“性别”之类的概念的影响,还着意剔出调查报告制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在此基础上,笔者将通过对事件的解构和重构,指出文本中的虚构(fiction)问题。{17}另一位学者黄东兰从乡村自身历史的角度,通过对战前和战时村庄的比较,考察了革命和战争对村民的影响以及村民对革命和战争的态度。{18}本文在关于事件背景的描述上将参考她的研究。需要附加说明的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民间宗教结社的政治取向,以往多从宗教结社(一般将结社武装统称为“红枪会”)“排他性”的角度强调宗教结社如何排斥外来政治势力——国民党、共产党和日军,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批判这种目的论的假设,认为应该将宗教结社和外来政治势力之关系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政治磁场中来观察。{19}在这篇小文中,笔者将沿袭这一研究方法。

二、革命与战争

  

  1917年,阎锡山出任山西省长后,在全省推行新的行政体制,建立了省—县—区—村—闾—邻—户行政网,省权力进入了村庄。不过,黎城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关系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化,省权力的行使依旧依赖原有的“社头”、“香老”制度。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后,侵华日军于同年末占领太原,建立了以苏体仁为省长的傀儡政权,阎锡山被迫率领主要力量退守吉县等地。在此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进入了山西,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北、太岳抗日根据地。这样,在山西同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曾经被阎锡山视为政权基础的村庄如今被不同政治力量所支配。

  1938年,八路军的一支部队进入了黎城县。同年,前来“扫荡”八路军的日军在对村子进行了一番破坏后离去。这样的情形在1939年和1941年也曾经发生过二次。除此之外,在1938 ~ 194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八路军实际控制着整个黎城地区。共产党建立了县—区—村政治支配体系。这种行政区划沿袭了阎锡山时代的做法,但内容根本别异,出于意识形态和抗日战争的要求,共产党在山村发动了一场革命,主要体现在政权和土地关系上。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残杀共产党人的“晋西事变”后,共产党与阎锡山决裂,115师的部队在“除奸”口号下,对在日本“扫荡”部队来黎城时曾出面“维持”的人进行了捕杀和严厉的惩罚,这是一件让黎城县特别是城中居民胆寒的事。进而,共产党着手对县、区、村政权“大换班”:将原来的知识分子改换为农民,把地方有名望的人改换为共产党人或亲共产党的人。12月,黎城县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决定撤换县行政、财政、司法、武装等科长,包括牺盟会元老、担任公安局长的康珍甫。离卦道骨干“铁笔”(负责文书)崔琦、赵连城原为武装科科员,也是在这时被撤职的。这样就形成了调查报告所说的“知识分子外流者颇多”、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存在“某些不正常的关系”。{20}区一级的情况也差不多,区长都是农民。在村一级,共产党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将村长、农会会长都换上了共产党出身的农民。通过这些变动,共产党意欲将其政权基础建立在农民的支持之上。

  那么,这些农民主要是怎样一些人呢?在整个太行山区,黎城县虽不算穷县,“还莫是富庶的”。在阎锡山时代,全县一万五千户中,无地户占总数8.03%,无房户占总数10%。{21}按照共产党的看法,“战前地主高利贷的剥削是很残酷的”。{22}据报告引用的名为“野政民运部”在1939年对两个村151户、2250亩土地占有情况的统计,从中可以大体知道黎城乡村的土地关系(见表1)。

  共产党是如何划分“阶级”的呢?报告里没有明确说明。按照共产党设定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阶级区分标准,以及报告中“四分之一的土地集中在二十分之一的户中”字样,可以推断黎城乡村的阶级划分标准大致如下:1 ~ 10亩为贫农,10 ~ 30亩中农,30 ~ 50亩富农,50亩以上的算地主。

  对于这种土地占有关系,共产党首先按照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制定的“减租减息”的政策,规定地租为25%左右,在黎城,利息还可以不付。如此一来,获益的自然是雇农和贫农,受损的是富农和地主了,中农没有受太大影响。这种情况其后有了更大的变化。1940年春耕时,分配荒地(公地、庙地、社地 = 村地),得益者是雇农和贫农;1941年春耕时,又进行“赎地”和“清理旧债”运动,强制剥夺了地主五十多顷土地。据报告收录的“最近统计一个村”的资料可见,在总的阶级关系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有些中农上升为富农,有些富农下降为中农,这和劳动力多寡及分家不无关系,富农“下降也有因为赌钱与吸毒者,贫农上升到富农的只有一家,是因为作生意赚了钱”。{23}报告称:“一般情况,中农以下的生活是改善了。地主比战前有很大削弱,但大都过得去,生活还是优裕的。富农生活还不错。不说那一阶层,只要有劳力,有人经营,能作些生意者,均好过”。{24}

  作为对共产党改革的回报,村民们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和阎锡山时代一样,这要以征粮和支差来衡量。按照报告的说法,“支差在太行区说,不算繁重”。如1941年一个108户村庄,62个支长差,18个支短差,14个支牲口差,全年共支差和牲口工60个,人工169个,占全年全村人工5%(牲口一头合一人)。因参加共产党开会,共误995工,占全工2.9%。以上合计支差占全村人工7.9%。此外,开大会影响到一些生产,零星地给部队、机关砍柴送柴,“合算出工亦不多”。{25}总体上,这些“支差”因为不是在农忙时节,对村民的生活影响不算很大。

  支差是出劳动力或以钱粮折抵,村民人皆有之。但是,征收钱粮却不然。1940年12月进行征粮时,在“合理负担”的口号下,将征粮户锁定在15 ~ 30%的家庭——主要是地主和富农。有个区的干部在动员大会上公开说要用“挖窑洞”的方式强收,“一石不出者出十石,影响颇为恶劣”。特别是在村一级权力易人后,“合理负担”落在何家?每家负担多少?都颇有讲究,由新的村干部特别是村长来决定。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其结果,在征粮派差等问题上,共产党通过将穷人和富人差异化,剥夺富人的利益并增加其负担而赢得了村庄里大多数人支持。一位参加离卦道的富农认为,共产党征粮用的是“平高山”的办法,即“把富的都弄穷”。这位富农特别强调:清丈土地,按亩量定分数,出负担的办法很是公道,但这比1939年乱要粮还可怕。“当时是乱干的,没粮了,自然就不再要。现在是法令,卖地也得出。这样下去,永远无翻身的日子”。“政府所谓的民主,实质上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今后不是共产党员,永无当村长的希望”。一位名叫李风棋的五十岁的“上层知识分子”,曾举一个地方村选的例子说,“村选实行三三制,说起来是很好的,可是结果还是人家教选谁就得选谁”,“可见还是一党专政”。共产党属意的人是谁呢?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是地主、富农,无疑是在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穷人——贫农和中农。

  但是,与我们以往看到的情形不同,获得利益、没有增加负担的穷人对共产党的拥护是极有限的,当他们得到土地、享受“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好处后,不但对村务不热心,对共产党没完没了的政治规训也感到极其厌烦了。前述李风棋说:

  

  今天所谓民主自由,在群众看来,较满清时代的专制还不自由,因为在当时,只要完了粮(交田赋),便完全自由,任你抽大烟、赌博……一概无人管。今天出门还得开路条,动不动就开会,反而成了不自由。回想那时,真是在天堂上生活。{26}

  

  这位老知识分子毕业于山西大学工科,曾经考上阎锡山时代的县长(未上任),长期执教于长治中学,在黎城威望极高。从报告不断提到的村民厌恶“开会”可知,他的话是不无道理的。

  而且,当村庄里的阶级差异成为“日常”后,共产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穷人和富人共同关注正在发生的另一种不公平:村干部的特权。没有权力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没有道德制约的权力更容易腐败。共产党在村子里的阶级斗争把以往制约村民的“旧道德”破坏了。当年的村长( = 社头)大多受不同村中势力的制约,几乎无人敢肆无忌惮地把意志强加于他人,而如今不同了,当年连衣食都难以为继的穷人一旦拥有了村子里的权力,他们中许多人比之旧的统治者更谋求行使特权。如此一来,在阶级对立之外,村干部的行为孕育了另一种对立:共产党和村民之间的对立。

  革命使村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日军对黎城的“扫荡”则使村庄陷入了空前未有的灾难中。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太原后,开始对抗日地区进行有计划的“扫荡”。黎城成为八路军根据地不久,日军随之而至。日军是从潞城方向来的。离潞城不远的是长治市,同浦铁路线将这座城市和其他日军占领区连接在一起。在离卦道事件前,1938年、1939年和1941年黎城先后经历了三次日军“扫荡”。

  在八路军和日军对峙之外,村民们是如何看待战争的呢?1937年12月太原沦陷后,风传日军即将逼近黎城,城内大士绅杨仲文等商定,“敌来即维持”——和日军交涉,维持地方秩序。{27}此事为115师侦知,立刻将杨等逮捏�供了攻击的把柄。范家庄的先天道有信徒50人,在国民党人马希俊的领导之下,马编口诀讽刺道:“先甜后苦”——如共产党最初来时打老财,好像对穷人有好处,叫穷人高兴。现在二三亩地都要钱,都征粮;“杀人如割草”——共产党组织游击小组、民兵,慢慢地都会被编入八路军里去,将来都想法让老百姓死光,这就如割草;“打胜仗”——说不定在哪死多少人,又跑到这宣传来了。

  不止范家庄村民不满,在路堡,对村干部游击战的不满导致了部分村民起来与村干部斗争,斗争过程惊心动魄。

  1939年夏,日军第二次进攻黎城,久久不去。该村干部组织游击小组,脱离生产,每人每日的生活开支都由村中负担,“派粮也无定量,无定期,因此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村民王自清藉此发动20户联名请愿。在将请愿书递到编村公所时,王被“扣留吊打”。王等失败后,又以反对游击小组村队长为名,发动斗争。编村队长去村中询问为什么要反对村队长,“许多人都不敢说,最后有一个人说是因为他不懂军事”。编村队长认为这些村民的行为是反对抗日,企图解散游击队小组,判罚王等出大刀几把、军衣几套。王等认为合法斗争已无希望,准备暗杀编村队长。结果,王被公安队长捉去吊打,诬陷王曾经扣留他们枪一枝,让他赔偿。王得空偷走,由平顺跑到长治。接着,村干部以“维持敌人”为名枪毙了富农杨世杰。村干部将抗日“游击战”变成自肥的工具,容不得他人丝毫质疑。

  当然,村级游击小组并非都是自肥的一群。在王家庄,1940年11月反“扫荡”时,村民全部逃走。村公所、村指挥部搬迁于一老百姓家中。一天晚上,躲在这儿的村长与其他几个干部偷吃了老百姓家的玉米和面粉数升,并拿一斗玉米和面粉作了准备“游击战”的干粮,耗去一斤油。老百姓发现东西少了后,即追问村干部。村干答以不知,后诬称是民兵吃拿的。于是,老百姓将状告到村武委会(村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那儿。武委会主任逼问民兵为何偷吃老百姓的粮食,民兵说晚上并没有用那间房子,而且,夜里或在外站岗,或在外送信,怎有时间来吃东西?武委会遂质问村长。村长不得不承认偷吃了玉米,强调那是暂借的,而面和油则是通讯员拿来的。适通讯员在旁,答曰,我也吃了,但不是我带来的。于是,武委会主任怪罪村长不该拿老百姓家的东西,民兵们也跟着“小声骂起来”。村长听后大怒,与武委会主任争执起来,命人将武委会主任关押起来,后送到县府。{33}武委会主任和民兵让我们看到了村级共产党游击队的正面形象,而充当反面教材的却是一村之长。不幸的是,就是这个反面教材利用手里的权力,以不积极组织民兵抗战为名,颠倒黑白,将武委会主任给逮捕了。

  上述素描仅仅是关于战争下村庄的几个片断,考虑到报告制作者的立场,村级游击战的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糕。如果说,日军的一次次“扫荡”给村民们带来了绵绵不断的灾难,那么,村干部在抗日游击战名义下的摊派和权力滥用则将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合理负担”给大多数村民带来的好处化为乌有。1941年春,日军终于离开了黎城,村民的苦难可以稍稍舒缓了,但是,突然爆发的瘟疫(5 ~ 6月间)扑灭了这一丝希望。民间宗教里“末劫”来临的预言在悄悄流布,“老爷”成为陷入恐慌中的村民们争相膜拜的寄托。

三、村民与老爷

  

  在黎城,存在各种宗教结社——离卦道、还乡道、先天道、长毛道、清茶道、太阳道、九宫道、大佛道、三教道、孔子道等,它们没有在天翻地覆的革命和战争中式微,相反却得到了很大发展。宗教结社在村民与神灵、此岸与彼岸之间搭起了桥梁。

  算起来,在黎城的宗教结社中,离卦道可能是最晚出现的一个。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八路军进入黎城的那一年,一个名叫李永相的港东村人创立了离卦道。李永相,小名牢儿,富农出身,读过几年书,擅长拳脚。1936年,李永相去河北大名府南宫县外祖父家时,接触到离卦道教义。次年,回到黎城后,李便开始在亲戚朋友中传播教义。

  离卦道属于八卦教的一个流派,道徒顶礼膜拜的“老爷”在离卦道中真有其人,经卷中称为“南方离宫透天真人郜老爷”。{34}但是,比照以下内容可见,民间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传统不断被“再创造”的现象,原先的道统也许还在传承,{35}但从源头出来的支流分叉已经面貌大变。在黎城离卦道,道徒入道时,由“引导师”介绍,摆设神案,道徒长跪连叩五个头,称“弟子某某某,给南海老母叩头”。接着发誓,“不准走漏真言,皈佛皈法皈三宝;上要尊当家,如要不尊,不过百天身化脓血”。入道后,每顿饭前要双手举过头顶,默念:“弟子某某某,给南海老母送饭,请记录”。每天早、中、晚三炷香。每月初一、十五及四月八日南海老母生日时,要上供敬神。敬拜的神灵除南海老母外,还有西天佛祖及仙童仙子等。道徒修炼集中在四个字上:修精养性。坐修时,双腿相盘,平心静气,心中默念无字“真经”:弟子给南海老母叩头一二三四五。坐修时,面不能朝南,其他方向均可。坐工修好后,接下来可以学习护身咒语、护心符和避疫法,等等。

  离卦道是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教结社,核心成员之间大多都是亲戚,正是借助这种亲亲传授的方式,离卦道得以逐渐向县城周边的村庄传播。离卦道内成员分京、津、省、府、州、县等六级。京级是三师李永相;津级为李道凤(李永相弟李永贵之媳妇);省级17人,男15人,女2人;府级103人,男49人,女54人;州级7人,男4人,女3人;县级92人,男66人,女26人。三师李永相负总责;副师李永贵(李永相弟)、李永福(李永相兄)负责日常道务;铁笔崔琦、赵连城、宇文斐三人负责文案;秘语师王雨宽(瞎子)负责传达师话;通讯常纪虎(常华庭之养子)负责联络;小姨王云、崔安唐(常华庭之妻)负责女道徒事务。常华庭则负责对外交际。一般道徒没有级别之分,男叫大众,女称二众,每月交一次“门丁钱”,数量无定。

  1940年,日军第三次“扫荡”后,离卦道发展甚快。关于离卦道迅速发展的原因,报告认为有以下四个:第一,三次“扫荡”后,群众损失大,情绪不好;第二,1941年春耕赎地运动引起地主、富农不满;第三,5 ~ 6月疾病流行,群众不安;第四,8月建立分坛后,教务发展很快。

  前三项并非离卦道独有,是其他宗教结社也共有的外在条件,因此,要理解离卦道迅速发展的原因,似乎应该从第四项来探寻。

  如果说上述离卦道的教内等级模仿了清代以前的官僚行政制度的名称,分坛后的组织则有些类似于阎锡山、共产党支配下的行政制度。{36}坛,在离卦道里属于“县”级组织,领导机关中坛,又叫中央坛、老坛。进入8月后,离卦道在老坛之下设立东、南、西、北四个坛,称地坛,相当于“区”一级。地坛下设分坛,相当于“村”级。道徒多的分坛,会设分班,每班12人以内。各地坛都有平行师一人,由老坛派人兼任。东坛平行师李永相,西坛李永福,南坛李永贵,北坛常律虎。{37}这种自上而下的跨越村界的组织网和其他组织松散或以家庭聚会为主的宗教结社相比,有助于开展教务、吸收教徒。为了加强道徒对组织的向心力,离卦道定有十条坛规,计:

  

  私传真言,三魂腾空。

  私传宝法,火里一行。

  男女不分,解甲抽筋。

  假诓传语,病上三月。

  私自收入,立为斩刑。

  贪无义之财,功去七十。

  不听领导,功去五十。

  不遵和平,罚香九炉。

  背师忘祖,肉体仍在万仙阵。

  坛外发言,人头立刻落平川。

  

  这些约束道徒的条规,使得离卦道具有相对高度的凝聚力。据说,有的同村道徒,因为引导师不同,之间甚至互不来往。就这样,离卦道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徒众陡增至3321人(男1762人,女1559人),一跃而为黎城最大的宗教结社。

  离卦道各坛在方圆15里地之内,中坛设在李永相所在的港东村,东坛在城内,西坛在坑东村,南坛和北坛分别在报告所调查的范家庄和王家庄。

  报告认为,离卦道活动的村庄都是共产党组织工作“异常薄弱的村子”。其实并不尽然。港东村是共产党的县“救联会”所在地,离县政府北社仅一里之遥。如果说离卦道兴起于党组织“异常薄弱的村子”,那么,黎城何处是党组织“异常强大的村子”呢?回答只有一个,黎城县共产党组织本身就“异常薄弱”。这可以前文论及的村干部行为来印证。在革命与战争的交织下,村干部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意欲建立的政治形象,在村庄里,村民与共产党干部的对立已然成为阶级对立之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矛盾。离卦道迎合或反映了村民中的普遍情绪,在教义里通过反复表达“甲年”(末劫)来临,暗喻对革命的不满。

  对于离卦道批判共产党之问题,报告罗列了很多据说出自离卦道的“谣言”。对于这些谣言,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类是基于教义的“现世批判”,另一类是基于利益冲突的“现实批判”,后者是否离卦道所为,是在怎样的文脉下被生产 / 再生产出来的,需要其他资料来证明。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文论述,这里专门讨论基于教义的现世批判问题。这是理解离卦道何以吸引村民入信的重要文本依据。

  离卦道教义里有30首诗和关于其历史的文字,传说为李永相所作。30首诗中,每一首诗都叙述了一个故事,或讽古喻今,或修真养性,主题一以贯之:末劫(甲年)即将来临,赶快修行,争取“成神圣”。摘其片断如下:“鱼鳖下界闹哄哄,男女老少动哭声”(第2篇)。喻“真龙”(清朝)不再,鱼鳖当世(民国)的乱象。“鬼子治世在中盘(大地),兵行天下民不安”(第7篇)。说日军横行,民不安生。“平等自由都说好,阴阳不分打不开”(第10篇)。讥共产党革命。当此乱世、民不聊生时,中国大地上出了个真主——李永相。第8首诗写道:

  

  十八顽童总坛前,提笔落点泪流开。

  木目成功英雄动,神仙炼成等几年。

  

  第一句讲十八子即“李”呈现在“扶乩”坛上;第二句说“乩手”落下一点后,点立时化开,现为“永”字;第三句木目即“相”。三句连起来即“李永相”现身,天下英雄群起响应。但是,李永相要大功告成,拯民于水火,尚需“等几年”。

  “十八子”是清代民间宗教结社里流传的暗示末世来临的一句谶语,在历史上可以追寻的原始形象是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李永相在论及离卦道四字真言“修”字时,曾塑造了“草龙”李自成的故事,暗喻自己是取而代之的“真龙”: 

  草龙下凡李自成,混乱明朝锦江尽,招兵聚将陕西地,杀杀反反到河南。走一处,杀一处,鸡犬不留。他本是,奉玉旨,来收生灵。领人马,杀到了,黄河岸边。大月天,难过河,困住草龙。那草龙,河岸边,自思自想,有何人,渡过我,不忘恩情。混水精,水晶宫,听龙点祝,急慌忙,聚水爽,搭桥讨封。那草龙,受重恩,天宫奏本,准劫年,灭清朝,华年横行。他本是,水里精,难占龙位。以人民,立主义,破坏世风。说平权,讲自由,思享幸福。眼前乐,忘根本,不如鸟虫。

  上文的大意是,“草龙”李自成受命灭清,建立“华年”(中华民国)。但革命之后,世风日下,“甲年”渐近。李永相的诗句批判了共产党的革命。

  对于这种批判立场,报告归结为阶级仇恨,但从报告所调查之道徒出身统计数据看,似乎并不尽然。如关于地坛以上29个领导的调查结果显示,地主5人,富农13人,中农10人,小商人1人。虽然地主和富农加起来有18人,但中农以下也有11人。报告在另一处提到某村道徒194人,得出的结论是地主1人,富农占21%,中农占53%,贫农26%。地主、富农仅四分之一强,而中农超过了一半。在另一处关于某村女道徒出身的统计中,全村有道徒79人,其中女道徒35人。女道徒构成如下:富农15人,中农14人,贫农6人,中农以下计20人。比较上述三个数字,毋宁说中农出身者在离卦道占有重要位置。中农在共产党革命中受损失不大,何以这一阶层有如此众多的人参加离卦道呢?显然阶级理论无法解释。报告关于离卦道道徒入道动机的若干调查,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认识离卦道性质的可能性。

  在离卦道所有3321名道徒中,有年龄统计的2436人,其年龄段分布如下:1 ~ 15岁,627人;16 ~ 25岁,658人;26 ~ 35岁,587人;36 ~ 45岁,231人;46 ~ 55岁,206人;56 ~ 80岁,127人。15岁以下的道徒大概是随父母入道的,他们的父母应为中青年,而在15 ~ 45岁之间的道徒占了整个道徒中的绝大部分。上述关于一个村35名女道徒的年龄统计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女道徒的年龄构成分别是青年13人,中年14人,老年8人。本来嘛,离卦道的教主李永相也只有28岁。

  那么,这些道徒是在怎样的动机驱使下参加离卦道的呢?先看王家庄的杨先堂、董某加入离卦道的情形。

  王家庄有84户,420口人。抗战前,村子里的公共事务都必须经过“龙王社”来决定。“龙王社”的社首“香老”由村民轮流当值,一人一生只能当一次(一年)。“香老”聘请“书记”,“摊款派差”等村公所事务要通过“书记”来办理。“书记”由杨先堂等几个人来担任。此外,王家庄还有一些外来户,受到本地户的排斥。外来户于十几年前组织起“柴米社”,以收互助之效,规定如哪家死了老人,其余12家各出米5升,柴80斤,以作安葬费用;同时,各家出壮丁一人,以使棺材入土。{38}在王家庄,杨先堂等书记和董文田家有矛盾。杨41岁,是22口人家之主。有地六十余亩,房子3座,羊一群,牲口3头,雇有长工1人,羊工1人,在王家庄属于第二富户。1930年,董文田在当“香老”的时候,杨先堂等四人各带一匹骡子替村庄支官差。当时约定,一骡一人,每天大洋两元五角,如中途骡子丢了,村中包赔。两个多月后,杨先堂等出差回村后,声称丢了两头骡子,要求村中包赔骡价与支差费,两项共计一千一百余元。他们向社首要,社首向村民要,而村里人一致认为骡子是被杨先堂等偷偷卖掉了,拒绝支付。于是,双方打起了官司。官司打了一年半才告结束。社首董文田在此期间死去,董家的儿子(调查时已是共产党员)认为其父是给杨先堂等气死的,欲报杀父之仇,这为以后埋下了斗争的种子。{39}

  杨先堂加入离卦道后很快成为北坛主师。他投入离卦道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村干部”和“升官发财”。眼见杨先堂参加离卦道,和杨先堂有“杀父之仇”的董文田之子不顾共产党员的身份,也参加了离卦道。董33岁,地18亩,牛2头,骡1头,房子16间,属于中农。他参加离卦道据说是为了久病不愈的母亲,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父亲是与杨先堂生气气死的。几次与杨先堂打官司,他都参加,且是最坚决干的一个”。“他知道他村里的离卦道徒已有百来十人,若不参加,就恐怕杨先堂将来要报他的仇”。这种情形和一个甲子前天主教进入华北村中传教时对立双方争相入教的情形很相似。{40}

  在王家庄,有两个结拜青年(中农)入道。他们入道是因为看上了杨家的两个漂亮的女儿,据说:“去年敌人扫荡时,全村的人都搬到山里住了三天,杨的姑娘就住在李月桂家里,同李月桂兄弟三人住在一块睡觉,全村人谁不知道?”两兄弟也想接近杨家姑娘,“但恐怕人家看不上咱们”,于是加入了离卦道。

  除王家庄外,调查还提到他村村民入道之动机。李忠和(33岁,鸽子歧村人,富农)因为思念亡父,家里人都信离卦道。王潇仓(56岁,孔家歧村人,长工)本来信奉长毛道。还有为了治病,即前文所说的瘟病流行后,“全家闹起汗病来”的王家庄的张有哲(56岁,贫农)是其典型。{41}

  在上述道徒的个案中,杨家和董家在阎锡山统治时代的“私仇”不仅被带到革命时代,还反映在离卦道团体中。两个结拜兄弟参加离卦道,是另有非分之图。另外三个皆出于各自身心问题。这五个人,如果硬要说有阶级仇恨的话,最多只有北坛主师杨先堂一个,但这不完全是有身家财产的杨先堂入道的目的所在。

  男道徒如此,女道徒如何呢?报告就“甚事儿最痛快”,统计了34名女道徒的回答:第一类,“有好汗(汉)就痛快”,4人;第二类,“没人管就痛快”,3人;第三类,打击日本就痛快,6人;第四类,“一家和气就痛快”,6人;第五类,有吃喝和日子过好,10人;第六类,祈望儿子平安无事,5人。报告在另一处收录了关于6个女道徒的调查。

  中等身材,“非常热情,爱说爱笑”,“非常老练有主意”的李乃庭(19岁)属于第一类。其父李贵兴革命前是桂花村“有权威的人物”,“她家有信仰神佛——老爷的传统”。革命后,李贵兴沉默无闻了,李小姐却非常活跃。她出入妇救会,上识字班,最后加入了离卦道。李小姐对外说入道是想医治身体的毛病,其实想结婚才是心病,她说:女人有个好男人就是福!

  对婆家和老公不满的上桂花村的一个童养媳(18岁)属于第二类。女调查员称,此人“没受过家教”,言谈举止很“不正规”。她在妇救会里任过组长。一次离家出走时,结交了一个23岁男子,两人“发生感情”,在一次同居时被丈夫发现,被毒打了一顿,从此夫妇关系恶化。她说,“最讨厌是婆子管,男人太大了。没人管的时候就痛快,可是回到娘家没人管,也不痛快”。她自称是受道徒丈夫所劝而入道,名为“敬老爷”,其实可以借口不在家里呆着。

  和李小姐同村的一位中年妇女和丈夫“关系还好”,但是婆母很厉害。二十多岁守寡、信仰清茶道三十多年的婆婆,“嫉妒儿子与媳妇好”,要求二人都信仰清茶道。出于对婆婆的反抗,“你有老爷,我也有老爷”,这位中年妇女听从李乃庭的劝说加入了离卦道。

  与这位中年妇女不同,武俊峰(19岁)是一富农家的媳妇,丈夫还在高小读书,“她嫌她丈夫小,不懂事,感情不好。她是个聪明精干的女人,和另一个男人相好(共产党员)”。她参加离卦道的目的是要摆脱婆家的束缚,到村外“活动活动”。

  在范家庄,富农刘长珍的媳妇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女调查员,留女调查员在家“吃面条”。这个被调查员称为“非常虚伪”的中年女人,家庭完满,属于第五类。“将近一天的谈话中,她常提起她的合理负担重,出不起,要求给她设法减轻些。说她的苦楚(处境)如何艰难,雇工工价太贵,现在不给好好感(干)事情,太不好使用等”。

  前述李乃庭的母亲属于刘长珍媳妇一类,她加入离卦道一则因为“对今天的负担是不满意的”,此外是因为离卦道人治好了女儿的病。

  以上6个女道徒各有其入教动机,虽然有二人直接表达了对共产党政府“负担”的不满,但是,还不至�%C�照预定计划,深入乡村,特别是离卦道徒比较多的村庄,通过直接走访或间接走访(委托亲戚朋友),最后撰写了《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调查团的目的原本是揭开“离卦道暴动”的真实原因,却为后世留下了在革命与战争下村庄里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正是由于有记录这些故事的资料的存在,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报告对离卦道事件的解释时,却意外地发现报告内容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之处。

  报告一方面认定离卦道发动暴乱由来有自,离卦道的反动性是由少数上层分子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又承认广大道徒和这种反动性没有任何关系;报告既称离卦道企图“先联合日本打八路,后打日本与中央军,万道归一坐江山”,造谣“朱毛是猪猫下界,日本人不杀老百姓”,同时又说:“这一点对一般道徒是不说的”。连“一般道徒”都不知道,那么,又怎能说离卦道企图暴乱和暗中造谣呢?调查者何以断言这些是离卦道所为呢?追根溯源,原来,在调查开始之前,调查团即已认定了离卦道的反动性质。何以见之呢?原来,上述八路军司令部发言人在称颂黄崖洞战斗的时候,也谈及离卦道事件:

  缘上月12日,敌会策动黎城离卦道,在汉奸李老二、常华亭等率领下举动过汉奸暴动,袭击我黎城县府,阴谋破坏我根据地之秩序,孰意暴动溃败,诡计未遂,敌寇不得不亲自出马,而结果反又暴露了汉奸后台老板之无能,大足以振奋全区军民。{44}

  这段文字告诉了我们,在考察团对离卦道事件进行调查前,共产党、八路军方面业已给事件定性:离卦道事件是离卦道与敌伪勾结的暴动。在这一前提下,尽管调查团在村庄里倾听到不少村民的声音,但并没有改变对事件性质的认识。吊诡的是,如果反复阅读调查报告,让人不禁对本文开头写下的文字——以往关于离卦道暴乱的历史叙述——产生了疑问:离卦道真的“暴乱”了吗?

  第一个疑问是,离卦道有暴动的实力吗?

  从1937年秋共产党进入黎城地区到1941年事件的发生,除去日军的三次“扫荡”外,4年间,黎城全县66个村均控制在共产党八路军手中。黎城没有一个日军的据点。八路军有一个旅驻守在县城,区有自卫队,村有民兵。事件发生的两天前,即10月10日“双十节”,共产党八路军还对“全县大戒严”。在平时,没有“路条”,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外出的。然而,报告在关于离卦道准备暴动的一节里却这样写道:

  八月以前,他们主要方针是大量发展,八月以后即以继续发展、积极准备暴动为方针。从各地挑选精壮忠实之道徒,组织五大队,下分三个或四个小队,小队下分二三班,每班七、八人到十一、二人,男曰铁罗汉,女曰铁女兵。令组织执法队,负督战责任。这一套军事组织对一般道徒是秘密的,并打刀枪准备武器。{45}

  这段统计文字存在很多疑点。如果按照最小值来计算的话,离卦道内存在一个由210人组成的军事组织;如果按照最大值来计算的话,其人数则高达720人;即使取平均值,人数也有465人。前文提到,调查报告称离卦道有3321道徒,但只列出了2436人的大致年龄的统计数字,其余915人没有年龄统计。在村村建有党组织、村民互相知根知底、事件后对离卦道进行彻底调查和取缔的情况下,黎城县委居然不知道这915人的大致年龄,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在我看来,2436人当为比较可靠的离卦道实际人数。如果按照前文道徒一半多是青、壮年(16 ~ 55岁)来推算的话,道内1173人强属于青、壮年。从这个数字里“挑选精壮忠实之道徒”465人,也就是从2 ~ 3人中要挑选1个,考虑到离卦道内有将近一半的女道徒,有体弱多病者,有“温病”的受害者,还有很多携家带口的,要组织一个465人的军事组织,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何况还是“对一般道徒是秘密的”。因此,报告里的数字不是夸大其事,就是事后编造出来的。退一步说,假定存在一个手持枪矛的465人的军事组织,在一个半月左右时间、缺乏训练的前提下,怎么敢和荷枪实弹、训练有素的自卫队和民兵作对呢?更不要说一个旅的八路军了!

  在这种实力相差悬殊,毫无暴动成功希望的情况下,离卦道何以敢冒险犯难呢?报告说:“他们计划先解决公安局,后解决县政府,然后由敌人保护进占县城”。理由是“9月间常纪虎去潞城一趟”,回来后,离卦道开了两次会议,“十月五日(中秋节)开二次会具体布置,决定东坛出120,西坛80,南坛100,北坛200,共500人,分五路,三路合击在北社的县政府,一路打一区署,一路打二区。同时规定各路集合地点,时间即定为八月二十日(公历10月10日)夜”。但是,由于碰上全县大戒严,离卦道决定将暴动推迟至12日。“十一日,据说有人去潞城县找人联系”。这里所说的“敌人”和“潞城”,非常可疑。从“然后由敌人保护进占县城”一语看,暴动是9月间常纪虎去潞城和敌人事先商定的。计划没有如期进行后,暴动前一天派人“去潞城县找人联系”,按理暴动当夜黎城应该出现潞城日伪军的影子,可是没有出现。因此,这里的“据说”或为道听途说,或为有意编造。离卦道和日伪军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个疑问是,离卦道有暴动的动机吗?

  要动员道徒发动与共产党政权作对的暴动,必须首先提出令道徒信服的现实的和宗教的理由。笔者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共产党通过“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阶级差异方法,建立了在村庄里的领导霸权。但是,村干部的腐败行为不仅损害了共产党意欲建立的革命形象,而且还在村子里造成了共产党政权与村民之间的对立。

  就贫富阶级出身而言,离卦道是以中农为主体的宗教组织,这个阶级在抗日战争下的黎城受到的损害不大,虽然不像贫农一样享受到革命的好处,但也没有地主、富农般的对革命带来损失的不满,从阶级利益上很难解释中农道徒会积极参加暴动。此外,正如共产党对“维持敌人”者之惩罚所显示的,不听共产党抗日号召的村民不仅会失去财产,还可能丧失生命,因此即使是革命的受害者地主和富农也不敢轻易发动或参加暴动。

  一般而言,在教主有着魅力领袖(charisma)性格的结社里,教主发出的“末劫”召唤会促使教徒产生抛弃现实利益的殉道冲动。李永相关于“甲年”的陈述吸引了众多民众的注意,道徒期待着他们心中“真主”的出现。不过,在李永相的30首诗中并没有预告“甲年”何时来临,只凭道内诗歌第8首“木目成功英雄动,神仙炼成等几年”一句,还难推断末劫年为何年。报告里记录了一句歌诀:“今年没冬,明年没春,后年出朝廷”。称“这谣言来源不详,传播好几县,好些道门都这样说”。{46}今年指1940年冬,冬暖。从时间上推,后年应该是1942年。假定离卦道宣称甲年来临,号召道徒群起暴动,时间也应该在1942年,而不是1941年10月。

  那么,离卦道是否在为1942年甲年来临做准备呢?报告说,离卦道为招揽道徒,“你有什么要求,他就给你什么希望”。8月后更进一步提出:“不参加,渡不了目前大劫”;“中秋节后善门闭了,想进也不能”;“将来好房好地好女人由我们挑选”等。“这是其能够大量发展的原因”。历史上,一些民间宗教在举行反叛前会制造“八月刀兵动”之类的预言。从调查报告可知,离卦道确实宣传了8月后“善门”关闭的预言。但是,这离“甲年”还有一段时间,在看不到离卦道具体行动前,不能轻易断定是暴动的信号,毋宁说教主用危言耸听来吸引教徒。更何况,当时“好些道门都这样说”。因此,虽然不能否定离卦道有举行暴动的宗教动机,在甲年未到(1942年)、缺乏暴动实力下,这种暴动动机是否存在,应该具体考察10月12日晚上的事件。

  这样,很自然地产生了第三个疑问,即被表述的12日晚的暴动是真实的吗?关于12日晚的情形,本文开始引用的那段叙述文字基本上出自报告如下部分:

  

  12日夜,打区署的两路及打县府的一路在集合时为民兵或驻军发现驱散。主力的一路在港东村北三皇瑙集合的三百余人,由李永相代替老爷讲话,大家摆好供,跪下不敢抬头。他说,现在已摆下万仙阵,我们要攻打公安局县政府,能捆就捆,该杀就杀,谁要后退,老爷就在宫中,等等。接着,常华庭说,合理负担公粮太重不能活,县政府不叫敬老爷该打倒等。以后,崔琦讲,现在向前走是光明大道,向后退就将三魂七魄提到宫中等。然后就叫大家把嘴张开,把符吹进去喝下,说这就不怕了。当时有些道徒听说是杀人就跑了,只留下二百余。那时,公安局已发现委派公安队在港东村搜查,道徒向下冲喊:“打倒县政府,活捉范云章”,“打倒共产党,反对亲苏派”,“打倒八路军,建立东亚新秩序”等口号,遂起冲突。公安队退北社村边。李永相等人冲来,被手榴弹打死,道徒始后退,又散了一些人。至港东,常华庭等宣布由李永贵继三师之位。把自己房子烧了,就向南走。路上会合在土地瑙集合计划打县政府的另一路约八十五人,及其他路被驱散,……(字迹不清)份子约三百人向敌据点微子镇走,沿途烧草堆(大概是通知敌人的记号)。至城南角土堆,有一人说,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只好到微子镇,家也没了,不必再惦记。这一下又吓跑了一些人。渡浊嶂时,还有二百人。到潞城,被游击队打了一下,抓住常华庭等几人,又跑了许多。自城里的敌人明白时,只留下九十二人,男女都有。{47}

  

  长段引文出现了五个场面:第一,听说要暴动,1/3的道徒被吓跑,只剩下二百余人。第二,县公安队发现离卦道的阴谋后,双方“遂起冲突”。公安不敌,退回北社村。第三,李永相率众冲向北社村,被手榴弹炸死,离卦道大乱。第四,离卦道退回港东,李永贵继任三师。李率众和其他几路被打散的道徒会合投奔潞城微子镇敌人。听说要投敌,一些人被吓跑。渡过浊嶂时,仅有200人。第五,在潞城地界上,离卦道遭到游击队的狙击,很多人逃跑。等敌人明白是前来投奔的离卦道时,暴乱离卦道只剩下男女92人了。

  上述五个场面分别叙述了离卦道暴乱从动员到与民兵冲突和投敌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叙述都存在疑点。首先,关于动员阶段的问题。报告曾说,离卦道内成立了五路准备暴动的军事组织,出场的只有四路,且分头进行。当主力一路在听教主李永相代老爷动员时,另外三路,一路攻打县政府,两路已被民兵打散,进行暴动的离卦道各组织之间如此缺乏沟通和统一领导,匪夷所思。更不可思议的是,李永相动员说要去打公安局和县政府,其他三路中不是有两路分别去攻打公安局和县政府了吗?这一路如何分身既打县政府,又打公安局?我推测,另外三路很可能虚拟其事,无中生有。

  关于冲突过程问题。按照报告的说法,公安队发现离卦道阴谋后,二者曾有过小冲突,但是,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北社村。在这里,李永相毙命于公安局的手榴弹下。这是12日晚上最重要的一幕。但是,当晚出席港东村敬老爷会的道徒的叙述与报告不同,这位道徒就是王家庄的李忠和——一个自称参加离卦道是为了看到亡父的人。他说,他的引导师告诉他去中坛(港东)敬神,要其身着黑衣服,腰缠白带,手持武器。他讲述的事件经过如下:

  暴动起来了。“他还以为是敬神”,却听到“打倒县政府”等命令。接着,枪声响起来了,正当恐惧中,“轰隆隆几棵手榴弹在他的面前爆炸了,他眼看他叔父的儿子同李牢儿(即李永相)等几个人在火光中倒下去”。这时,他既怕又悔,糊里糊涂被同伴架着到了潞城。到潞城后,他“渐渐地清醒了”。最后,与三四个人返回黎城。{48}

  

  李忠和言辞闪烁,虚虚实实。当晚他不仅在现场,而且就在教主身旁,他的叙述透露了重大的秘密:当“敬神”仪式刚刚开始不久,民兵就打起枪来,李永相和其他几个重要成员当场死于手榴弹下。

  如此说来,事件不成了民兵“平暴”在前,离卦道“暴动”于后吗?是的,这种可能性不仅有,而且很大。如在王家庄与杨先堂多次争斗的董某,此人不仅参加了离卦道,而且当夜“并参加了暴动”。董是王家庄阶级革命的得益者,还是共产党员。他如果知道是暴动,会参加吗?事件后,黎城县委一度逮捕了101名离卦道徒。那个急切要结婚的李乃庭是其中一个。她说:“离卦道造反的那黑夜,我一点也不知道,咱只知道是敬老爷。谁知道是杀人放火的。天明,区公所就派人来,捉在离卦道的人,我也被捉到县政府”。{49}据旁人告发:“在李乃庭对人说话中是不承认参加过暴动,实际上,那天晚上是参加过的”。在去港东的路上,她听说暴动已起,就往回跑,“被自卫队查住,捆送到区公所了”。{50}这段话让我们知道,当晚道徒只要人在现场,就算参加暴动,就是暴徒。

  最后,关于投敌问题。在敬老爷的仪式上,教主和其他主要成员突然被民兵炸死,可以想见道徒随之而来的暴力行动。在这种对抗中,离卦道砍死了民兵多名,“公安队退北社村边”。“维持敌人”者尚且被杀,杀死共产党人那还了得,这是离卦道投敌的原因所在。我已经指出将离卦道投敌视为事先预谋的产物之不合理,其实,在调查报告的最后部分也说道,躲在微子镇据点里的日伪军根本就不相信在外面喊叫的离卦道徒,直到凌晨天麻麻亮,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对此,黎城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李风棋冷静地分析道:

  他对港东事件的发生,认为主要是迷信,怀疑事先会与敌人有关系,因为他从一个参加暴动过河后而又逃回来的群众口中得悉,在过河后,……当时认为无路可去,只有投降敌人;但半天连个去接洽的代表都推不出来,在此时间就跑了不少的人。因此,他认为他们之投敌是由于已闯下祸,不得已而投敌。{51}

  这是报告里留下的唯一一个持不同意见者的声音。“主要是迷信”一语,言简意赅,直击问题要害:10月12日夜,离卦道根本就没有准备暴动,是在举行一场“敬老爷”宗教集会。“他们之投敌是由于已闯下祸,不得已而投敌”。敌方留下的记录也证明了这点。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史料里,我发现了一份时任山西省长苏体仁的电文(1941年11月),内容如下:

  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钧鉴:兹据上党道张道尹电称,黎城县港东等十九村民众因不堪匪军残虐,群起反抗,卒以手无枪械,被匪击散,除多数流亡各地外,其逃至潞城县属微子镇者二百余人,向友军请愿,状极凄惨,恳请拨款救济等情前来。{52}

  民众“逃至潞城县属微子镇者二百余人,向友军请愿,状极凄惨”。这证明二者事先根本没有联络。结果,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山西省和上党道等三处函电交涉后,由上党道拨款2万元及其它设备建立一个麻袋厂,将这一干人等收容安置。{53}

  人们一定会问,如果离卦道没有准备暴动,那么,应该如何理解10月12日夜里发生的事件呢?10月10日原本是离卦道徒们亲近老爷的节日,在教主所住的村庄,教主会代传老爷的声音。但是,因为共产党政府要庆祝革命节日——纪念辛亥革命的“双十节”,全县实行大戒严,这使得离卦道不得不将自己的节日推迟了两天。两天后的12日夜,离卦道的敬神终于开始了。以下,是我重新建构的当天晚上的事件经过:

  12日夜,道徒们身着黑衣、腰缠白带,悄悄从各村前往港东村,参加敬老爷的仪式。这在共产党统治下是被禁止的“迷信”活动,路堡村还乡道就曾因为这种“迷信”活动而被“查禁一次”。{54}人越聚越多。离卦道徒的行动引起了当地公安局的注意,公安局立刻派出公安队、民兵加以阻止,意欲驱散人群。宗教仪式刚刚开始,民兵们的闯入引起了道徒们的强烈反感,对立情绪升级。民兵朝天鸣枪,以为可以吓退道徒,没想到反而引起了双方的肢体冲突。被愤怒的道徒包围的民兵在危机中拉响了手榴弹,并将其抛向教主李永相。李永相等当场毙命。眼见教主毙命,道徒们更愤怒了,往日对村干部和民兵的不满爆发了,高呼打倒县政府的口号,群起围打民兵,当场击毙多人。其余民兵见寡不敌众,急忙撤往北社村。道徒们知道闯下了大祸,走投无路之下,决定过河投靠日伪政权。

五、结语

  

  导演姜文拍过一部电影,名为《鬼子来了》,其情节如下:

  在长城脚下的小村子,一天夜里,中国抗日军人(八路军)突然敲开了村民马大三的房门,扔进两个麻袋,军人要马大三好好保管麻袋,8天后来取。麻袋里装着两个人:一个日军俘虏,一个翻译。这下可难为了马大三和村民们:日军的宿营地就在不远处,随时可能来村子。如果将俘虏交给日军,那么抗日军人绝不会放过“投敌”的村民。8天过后,军人没来。6个月过去了,军人还是没有来。结果村民听信俘虏的哀恳,将其放回。但是,不久村民们迎来的不是日军的感谢,而是败战后陷入绝望状态下的日军的枪林弹雨。

  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有着深刻的寓意,“鬼子来了”意味着强制性的政治“匀质化”时代的到来,村民们不要说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利,连不选择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同样,结社的革命 / 反革命往往不是其自身选择的产物,而是如《鬼子来了》中的村民一样,是“被选择”的产物。

  黎城离卦道事件中的村民具有同样的境遇。直到20世纪初,黎城乡村还处在“自然村”状态,村民们按照百年不变的习惯管理着村中事务,村庄是一个自律体。民国初,山西省的统治者阎锡山将黎城村民带入了近代历史的进程中。阎锡山的编村不是通过剥夺地方固有的政治文化资源来进行的,而是将行政村这个近代装置嫁接在村庄原有的权力上,因此直到抗日战争开始,黎城村民还处在和“传统”紧密联系的状态中。战争爆发后,黎城乡村的历史传统终结了:村庄被卷入革命和战争的漩涡中。如果说,革命让多数村民感受到新时代的好处的话,村干部的腐败和特权化让更多的人感到压抑,这样不仅少数地主和富农,甚至连广大贫农和中农也都对革命产生了怀疑。日伪军的“扫荡”不但给村民带来了种种难以道尽的苦难,也使那些在革命中获得好处的人的利益付之流水。不管村民们是否愿意,抗日战争意味着每个村民必须付出更多,这是民族利益的要求;不管是否反感,抗日战争意味着每个村民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规训,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于是,我们看到了与以前研究大不一样的光景:在革命与战争下,村庄好似一叶不能自主的扁舟,人人不安,个个不满。相比之下,渺不可见的神佛——“老爷”显得可亲可近,宗教结社的“末劫”(甲年)宣传使村民们不是紧密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是迅速地集结在老爷名下。

  意味深长的是,10月12日夜在黎城县北社村发生的事件,原本起因于地方公安队和民兵强行制止村民的“迷信”——宗教活动,为推卸事件的责任,事件被定性为一起“反动会道门”勾结日伪军进行的暴动。接到黎城县下级党组织的报告后,太南专区共产党对于事件的发生感到震惊,于是,派出了三人调查团到黎城县调查。调查报告在事件性质上追认了黎城县党组织的结论,但于字里行间还是无意中透出了事件的真相。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在其著名的关于16世纪法国赦罪者的研究中指出:“把一个恐怖行为转化为一个故事是隔离自我与事件的一种方法,最差可以达到自欺的目的,幸运的话还能使自己得到饶恕”。{55}就离卦道事件看,将自身行为和事件“隔离”也是事件引发者所采取的方式。与戴维斯的研究结果不同,本文的结论是:最差可以达到欺瞒上级的目的,幸运的话还能获得上级的褒奖。

  历史是表述的产物。在无法穿越时空的限制、亲临事件现场的情况下,我的重构工作肯定是不完整的,甚至还可能存在错误。但是,与调查报告和后人以此为本的再叙述相比,至少我的重构是迄今为止关于黎城事件最合理的一个解释。


【注释】

{1}王志道、刘书友:《黎城县粉碎离卦道暴乱记》,载《山西文史资料》第43辑,第166 ~ 169页。另外,还可参阅《平息离卦道暴乱》,载黎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黎城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2}1940年8月,冀太联办区成立后,黎城与潞城、长治、平(顺)北、壶关等县被归为太行区太南专区。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民政志》第35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0页。 {3}《杨尚昆同志在黎城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4月16日),载《晋察冀抗日根椐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椐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4}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5}Mark Seldo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6}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7}Elizabeth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8}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9}J.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Modern China, Vol. 21, No. 1 (Jan. 1995). {10}Kathleen Hartford &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1989. {11}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5. {12}三谷孝(编):《农民が語る中国現代史》,东京:内山书店1993年版。 {13}黎城考察团:《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1942年4月),黎城县档案馆藏。 {14}同上,第3页。 {15}同上,第6页。 {16}David Goodman, “The Licheng Rebellion of 1941: Class, Gender, and Leadership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Modern China, Vol. 23, No. 2, (April 1997). {17}参见孙江:《没有暴动的事件——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先天道事件的表述问题》,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1卷,《感觉·图像·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8}Huang Donglan, “Revolution, War, and Villages: A Case Study on Villages of Liche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 6, No. 1 (March 2011). {19}孙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3月版。 {20}黎城考察团:《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1942年4月),第6页。 {21}同上,第2页。 {22}同上,第2 ~ 3页。 {23}同上,第3页。 {24}同上,第5页。 {25}同上。 {26}同上,第62 ~ 63页。 {27}黎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黎城县志》,第376页。 {28}黎城考察团:《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1942年4月),第6页。 {29}同上,第82页。 {30}同上,第7页。 {31}同上。 {32}同上,第80页。 {33}同上,第97页。 {34}参见马西沙:《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5}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36}参见王志道、刘书友:《黎城县粉碎离卦道暴乱记》。 {37}此处字迹不清,引用时参阅了王志道、刘书友:《黎城县粉碎离卦道暴乱记》。 {38}黎城考察团:《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1942年4月),第92页。 {39}同上,第92 ~ 93页。 {40}Jean Charbonnier, Histoire Des Chrétiens De Chine, Desclée, Paris, 1992。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耿升、郑德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 ~ 240页。 {41}调查报告称:在共有25家人的石桥背村,有18家参加离卦道,“其中17家都害过汗病,他们都是因为希望常华亭(庭)给治病而参加离卦道的”。 {42}关东地区雪部队慰灵会编纂委员会(编集):《雪第三十六师团战志》,1988年,第17页。 {43}《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发言人关于黄崖洞保卫战的谈话》,载《新华日报》1941年11月27日,华北版第480号。 {44}同上。 {45}黎城考察团:《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1942年4月),第26页。 {46}同上,第25页。 {47}同上,第27页。 {48}同上,第36页。 {49}同上,第45页。 {50}同上,第46页。 {51}同上,第64页。 {52}《转报黎城县港东等十九村民众暨盂县平定两县边境村庄被匪残虐情形乞迅拨款以资救济由》(山西省省长寒代电,1941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二○○五,案卷号:511。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