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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政治思潮的后殖民状况分析

——以“对日新思维”为例

刘建平

【内容提要】 “对日新思维”在战后中日关系的政治史或思想史上并无其自称的“革命”意义,它不过是对日本既拒绝承担战争责任而又追求经济扩张利益之“蔑视中国观”、“市场中国观”的公然承认和理论化传播。这种承认和传播造成了表面化的中国对日外交被动和国内政治紧张,乃研究国际政治思潮后殖民状况最直观、最具启发性的实证。对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历史连续性的揭示,对帝国精神与后殖民依附性话语关系的批评,无疑是中国文化自觉和主体性重建的必要知识过程,也是直面中日关系问题的契机。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以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革命建国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新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一种反抗和批判话语,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主权平等、人民正义、革命进步的价值观。而又由于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处于国家权力场域的规范之下,国际政治研究本身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因此由身份明确之学术界自主的国际政治学不曾存在。总之,有革命外交思想或领袖名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无知识分子学术意义的国际政治学;所谓学者,则充当着注经释义、收集情况、整理报告的政治实用主义功能。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经济中心路线的确定,国家政治话语从社会主义革命向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转型,中国逐步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市场和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学术“接轨”,在反帝、反殖理论中被政治问题化的“资本输出、经济侵略”和“思想渗透、文化侵略”被改述为人情浪漫化的“引进外资、友好援助”和“学术交流、教育合作”了。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错误前提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思,传统的集权主义政治话语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检讨下空间缩小,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生成。根据邓小平“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研究“比外国落后”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必须“赶快补课”的指示,{1}学术研究、知识生产的专业独立地位取得政治合法性,追求专业化和自主性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遂形成潮流。这样,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社会政治生态和话语结构急剧转型的过渡时期;表现在国际政治思潮方面,殖民主义批判衰退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被着力介绍和引进,其占据学术理论市场风头之劲,以至于引起了“中国没有理论”之类的自惭形秽和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或“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志向。{2}

  争取被西方承认或“走向世界”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阵营消解而西方阵营冷战胜利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到重挫。但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方面与西方的对立僵局是短暂的,巨大市场之中国风情很快瓦解了西方国家貌似严肃的制裁阵线,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也迅速乘势而上,以“全球化”乃“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之真理判断和作为“硬道理”的“发展”价值观获得新的生机,80年代的“改革开放”遂过渡到90年代“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发展主义“开放改革”。相应地,随着社会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改革,教育形式和学术资金来源的国际化、业绩目标的名利实用主义创收化成为知识分子特别是“成功”知识分子的主要生存模式;学术活动也呈现两种风景线:一方面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而追求“去政治化”、“学术自主”、“退回学院”等专家风范的标榜,一方面是大量被称为“学术垃圾”的成果被生产出来,“学术腐败”作为90年代以来的新创流行语已经普及。国际政治学面临的挑战则更加严峻:从90年代的台海危机、“中国可以说不”旋风到抗议“南斯拉夫炸馆事件”示威,从2005年游行反对日本“入常”的“抗日之春”到2008年“奥运之春”发生马拉松式“圣火”传递的跨国攻防战,刺激中国民众利益感和尊严神经的国际政治事件不断引发民粹主义运动;但作为应该给大众提供相关知识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除了乐道西方理论、热衷跨国学术、喜谈“大国崛起”、擅长“理性看待”或者再加上主张“大国风范”、“换位思考”之外,其作为民间舆论市场的一种标志性品牌就是被“网民”创设了“现代汉奸排行榜”,即抽象论不知所云但具体论则疑似“卖国”。这是脱离民众实际感受的知识生产导致学者“权威正当性”丧失的证明,也是草根情绪越来越激愤而临界失控但精英思想越来越孤高甚或无理的共同体精神分裂症候,象征着学术的假冒伪劣化与大众情感、利益立场的直接对立已然形成。总之,主流精英虽然形式上占据着媒体,但并不能获得大众的认同。

  何其尖锐的历史反讽!在摆脱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和曾经高举反殖、反帝外交旗帜的中国,旧时代的特称名词竟然复活;而且,矛头直指着本应代表知识追求和思想良心的学者:标榜专业精神或学术独立固然可嘉,但被大众怀疑已经从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出走就成为问题了。当然,网络舆论难免具有不负责任、疑似“大字报”恶意攻击的“文革”特性,网络大众一般而论也缺乏专业素质,但民粹情绪的暴跳与精英学术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知识生产、思想资源和价值论证有关,中国思想的精神分裂乃确凿无疑的事实。和行业规模的假冒伪劣物质生产与普遍受害的消费者之间的敌对关系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生存共同体感一样,网络时代的大众情绪对精英知识思想的排斥则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共同体感。

  那么,如何把握相关的社会病理?“汉奸”之类民族政治话语敌视指称的再现,或许有网络时代即兴、扩大、夸张的游戏特征,但也提示了历史连续性或历史记忆投射的事实框架,使关于中国国际政治思潮的后殖民状况分析成为可能。后殖民国际政治现象和后殖民文化研究早就受到重视。80年代,曾经体验过贫民区生活的北美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就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进步和觉醒以及垄断资本的内部矛盾,殖民帝国主义逐渐让位于“新殖民主义”,即容忍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独立但仍然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控制,同时推行从“思想意识”上影响第三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所以,“20世纪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是一个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两者含混难分的世纪。”第三世界的本质在于其对西方依附性、边缘性的“不平等关系”;第三世界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3}而作为一种文化批评,从70年代到90年代,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探讨殖民地时代以后问题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后殖民批评分析帝国主义统治对殖民地社会造成的冲击及其后遗症,认识到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未能有效消除殖民地时代的负面遗产,至今仍然处于隐蔽的“新殖民主义”现实之中。也就是说,殖民主义并没有简单地终结,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后”时代存在着历史连续性;而且,相比较于殖民时代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后殖民时代被西方知识话语重构的第三世界意识形态使得经济依附、文化受殖能够维持一种含混的合法性论证。关于前殖民帝国的后殖民状况研究,日本学者小森阳一以官方资料论证了战后日本如何在美国的庇护下拒绝承担战争责任并利用所谓“经济援助”达到“再进入”亚洲的目的,他指出:日本之所谓“再进入”,其语境当然是以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亚洲为第一次“进入”;把亚洲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工具”,这与殖民主义时期“蔑视亚洲”的思想一脉相承。{4}而作为亚洲国家的反应,无论是在70年代的东南亚,还是在80年代的中国,都发生过以抵制日本“经济帝国主义”或“经济侵略”相号召的民众抗议运动。如此,从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进入”到战后“经济帝国主义”的“再进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亚洲军事殖民与经济扩张这种在事实上或民众感受意义上的连续性。同样,尽管“现代汉奸排行榜”可能是情绪化的、印象性的、漫画式的亚政治标签,但它反映着一种“后殖民”的中国感受,而相关事实并没有被纳入学术视野。因此,无论是作为文化批评,还是作为国际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分析中国国际政治思潮的后殖民状况是必要的。

  并且,与中国国际政治学相关的某些简单事实也确证了后殖民研究的根据。比如,一位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在1997年回忆道:1991年北京曾经召开过一次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研讨会。因为中国学者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顿时引起了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学者的强烈反对”,其理由是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遍性”。中国学者一方面难以接受西方学者这种“不容置疑”的说法,“一方面又底气不足,因为实际上到那时为止,这个领域中国学者的工作引进多而创新少,是述而不著。”{5}事实上,岂是“到那时为止”,即使现在,除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理论”之类的捶胸顿足和“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理论”等摇旗呐喊,与津津乐道西方理论、国际合作熙熙攘攘以及崇拜国际大师、垂涎国际资助相比,具有主体性自觉的中国本土经验实证研究和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建构不还是冷清寂寞的吗?再比如,日本一贯重视在亚洲的文化交流合作即推行文化外交。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首相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后,尽管中国政府立即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本学者注意到中国民众尤其青年学生没有发起成规模的抗议行动,认为是“长期的民间层面的交流”开始在对日感情方面“带来超过预期的正面影响”;而且还发现对政府“有影响力”中国学者提出要努力“超越历史”,便强烈意识到“现在正是解决历史问题的良机”。{6}不过,靖国神社问题仍然导致中日关系的严重政治僵局,甚至发生了“政冷经凉”的担心。危机之际,小泉首相成立咨询机构“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在研讨中,日本外相町村信孝称:战后日本已经不是依靠军事力量的“硬权力”国家了,要向外扩展日本的“软权力”。有专家建议:整备在国外的文化传播据点和国内的地区研究据点,在收集情报的同时展示日本的魅力,使日本的学术研究为文化外交所用。作为文化外交的对象,该机构的研究报告把存在历史问题的东亚和需要加强文明间对话的中东伊斯兰地区列为重点。有的委员指出:只要有“战斗机尾翼”程度的预算,文化外交就会发挥保卫日本的力量。还有的委员说: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变得不那么固执于战争和历史问题了,要健全组织和预算,向中国、韩国传播“日本的和平理念”。{7}很显然,日本的上层保守精英不仅追求经济上“再进入”中国,即把中国看成日本维持繁荣的“市场”和“机遇”,还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努力主导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当前主要是改变中国人的历史观。相应地,中国的先锋日本观和中日关系论生成了“对日新思维”,从主张“超越历史”发展到宣传“以日为师”,并反指责中国人“斤斤计较”、“仇日”不解,甚至搬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教条。{8}而日本政府方面也更加放纵言行,指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新馆的展示可能造成“对日本人的反感和仇恨”,要求中国方面重新考虑。{9}如此种种,恰是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历史连续性的证明。

  西方学者把自己的理论说成普世思想,当然是隐瞒利益立场的谎言或回避社会科学主观局限性的传播策略;而日本用“战斗机尾翼”程度的预算发动文化外交,虽称为“软权力”,却很具有“战斗”性。鉴于西方学术对中国的霸权姿态和日本文化外交对重构中国思想生态的积极行动,注意到中国学术在西方理论覆盖下的负重爬行和思想潮流被“文化外交”后的反戈转向,可以肯定把中国国际政治思潮的后殖民状况纳入学术研究视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将以中日关系论中的“对日新思维”为例,通过文献梳理和过程研究,揭示中国国际政治思潮一个方面的问题。

二、战后历史坐标系中的“对日新思维”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来说,近代日本的崛起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政治灾难,它带来了持续半个世纪最为嚣张的殖民主义掠夺和凶残的大规模屠杀。经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打击,军国主义日本投降并接受军事占领、民主改革和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亚洲受害国人民在取得国家独立的同时,通过追究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而恢复作为人类的民族尊严,相应的战后处理和形成的国际法文件则构成日本与各国重建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它是受害国人民具有人类平等政治面目的象征。

  但是,正义和平、民族平等、人权尊严的价值追求在战后不久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受到了美国冷战政治逻辑的压制。为了扶植日本支撑其反共战略,美国占领当局释放战犯、限制亚洲受害国要求赔偿的权利,而着力复兴日本经济和重建日本军力。在美国冷战政治的温存下,随着战犯分子重新掌握日本的政治、经济权力,日本保守势力全面延续了敌视中国、蔑视亚洲的战前思想。

  当然,日本地处亚洲,就要在亚洲生存,所以战后处理即战争责任问题的解决即便流于形式,也是其不可逾越的外交门槛;但日本根据美国的东亚国际战略巧于外交操作,使得这一国际政治过程失去了清算战争责任的意义。首先,50年代初的对日议和排除中国代表,并规定了对日索赔要照顾日本的支付能力、避免现金赔偿、索赔要与日本谈判等项赋予日本有利地位的条款;其次,日本选择偏安于台湾的“中华民国”缔结“日华和约”,利用蒋介石政权争取国际承认的困窘,压迫其放弃赔偿要求;第三,由于日美反共、遏制新中国的禁运政策,失去中国市场的日本必须建立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因此日本在50年代中期选择与损害较轻的东南亚小国签订赔偿协议,但拒绝国家间政治意义的侵略战争罪行检讨和开诚布公的谢罪反省;第四,对于受到其野蛮殖民统治的韩国,顽固拒绝谢罪和赔偿,直到60年代才利用朴正熙政权对日本经济合作的期待,达成了拒绝赔偿名义而提供无偿、有偿共五亿美元援助条件的日韩关系正常化;第五,对于战争受害最大的中国,不仅拒绝谢罪、赔偿,甚至以中国保证放弃赔偿要求和否认中国政府具有赔偿请求权为前提进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使得对中国的战争责任处理仅以“反省”二字了之。{10}

  相应地,亚洲的战争责任处理过程同时也就是日本帝国精神挣扎苏醒、顽强复活的过程。1951年9月美国主导的片面《对日和约》签署后,10月靖国神社即举行了战后首次大祭,吉田茂首相以“公资格”参拜;而天皇则于1952年4月和约生效后的10月参拜。{11}在这种政治风向标下,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舆论甚至战争时期的军歌公然流行,“占领下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思想广泛地开始喷发出来。”{12}关于日本的东南亚赔偿,据外务省和大藏省的资料称:“提供出口困难的成套设备和过去没有进行的资本输出作为赔偿来搭上关系,为将来打基础,这正是我国所希望的”;“多年顽强的赔偿谈判”使得“负担大大减轻”,并且“拖延赔偿时间带来的效果是,利用赔偿和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复兴后的日本从经济上再进入东南亚时绝好的开拓。”这佐证了日本把东南亚当作“日本经济发展的工具”的心理与殖民主义“蔑视亚洲”思想的连续性。{13}而在日韩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日本政治家“几乎都有试图将殖民地统治合法化的想法,且始终都没有改变过。”{14}到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田中角荣更试图以“添了麻烦”作为战争责任处理的了结;经过周恩来的批评和毛泽东的追问,大平正芳才同意表示“反省”。{15}当然,这也是把日韩交涉时表示“反省”但拒绝谢罪的故伎重演。关于对东南亚的赔偿,有日本学者指出:美国主导“单独议和”放弃赔偿追究而使日本充当美国的反共基地,日本当局把“冷战结构中”的美国对日政策“作为唯一参照之镜”,“不正视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甚至毫无羞耻之心地推进以‘压价’、‘延期’为基本路线的赔偿外交谈判。”这样,“由于履行赔偿义务本身欠缺赎罪意识,不仅失去了‘反省与责任自觉’的契机,反而转化为以‘经济进入’之名与美国勾结的新殖民主义。”{16}至于日本对韩国和中国的战争责任处理,不仅欠缺“赎罪意识”,更成为变本加厉地玩弄外交谋略和语言游戏的国际政治斗争了。例如,1972年9月中日谈判时周恩来拒绝接受田中角荣以“添了麻烦”交代侵略战争责任,但田中辩称那在日本就是“诚心诚意的谢罪”,意指中国的翻译、理解错误;其实,据当时起草田中讲话的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确证,“添了麻烦”不是什么翻译、理解的问题,而是精心推敲后作出的“极限表达”,以保持日本的尊严。{17}最为甚者,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还敢于以“日华和约”已经放弃赔偿为由阻止《中日联合声明》写入赔偿条款,这是对知识准备不足的中国谈判者进行的冒险敲诈;因为在所谓的“日华和约”中,日本把“中华民国”限定在了“台湾及澎湖”,只不过后来又改口解释为适用于“全中国”。{18}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在赔偿问题上压迫、侮辱了台湾当局之后,又来敲诈大陆,以致周恩来当场怒斥说:“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简直不能忍受”。{19}而在日本社会的舆论中,认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目的在于避免“错过巨大的市场”和“落后于世界大势”者高达47%、31%,考虑到战后处理的仅占15%,即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动机排斥了对战争责任意识的自觉。{20}总之,冷战政治逻辑、谋略主义外交、经济主义动机使得日本在战后处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逃脱了战争责任,追求逃脱战争责任的日本政府及其责任者只谈“反省”而拒绝“谢罪”,而与此同时并行的就是保守政治势力祭奠战犯、为侵略战争辩护的明目张胆化。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巧于外交操作,但毕竟与东南亚国家谈判过“赔偿协议”,而“赔偿”行为本身总意味着对“战争罪行”无可抵赖的承认和谢罪,相应地东南亚对所谓“历史认识”问题的刺激反应便不强烈。在日本与中、韩之间则大不同,由于日本拒绝赔偿、谢罪而只表明没有准确结果的暧昧“反省”,这样的战后处理就把谢罪、赔偿的战争责任问题转化成了作为“反省”结果的“历史认识”问题;因此,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也就随着日本政府领导人言行、政策所体现的“历史认识”而发生周期性恶化——当“反省”糖衣消融后所暴露的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等“伪反省”炸弹爆破了国家间政治的和解底线时,放弃赔偿或求而不得赔偿的国家自然认为是受到了外交欺骗和政治侮辱。这就是80年代以来日本“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证伪了“反省”而导致中韩两国政府严正交涉、民众强烈抗议的原因。但这些交涉和抗议并没有形成对日本足够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在美苏冷战、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中苏关系持续僵局以及日本经济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80年代,受到警告的日本政府只是有所收敛;到冷战终结而中国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的90年代以后,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遏制和冷战敌视公然复活,日本在美国渲染“中国威胁”和“朝鲜威胁”的东亚战略乃至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战略中地位显重,而中国发展主义的对外开放政策又渴望外资、外企的支持,因此日本政府也就一方面以“国际贡献论”强化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一方面敢于拒绝中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抗议。根据日本学者对战后社会史的理解,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存在着双重立场:即面向外部世界表示最低限度的“反省”,在内部则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拒绝承认“侵略战争”。自然地,反映了战前、战后思想连续性的“内脸”成为“新民族主义”的温床,而“新民族主义”在90年代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于是对外“反省”的“外脸”向自我辩解的“内脸”统一而“一体化”,日本政府“内外有别的双重立场”不存在了。{21}

  

  面对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不断撕破“伪反省”的“外脸”而公然为右翼教科书辩解、持续参拜靖国神社,面对拒绝战争责任批评的日本“新民族主义”崛起,面对战争责任问题“历史认识”化以后纷争无解、抗议无效的尴尬局面,中国是进行战后中日关系的学术反思进而寻求有知识根据的批评和有外交效果的抵制,还是干脆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般地妥协?很显然,附和日本的宣传而主张妥协是既易于“接轨”又适于懒惰、既貌似力排众议之机智又迎合妙手回春之幻想的;但怎样进行合理论证?于是,“对日新思维”应运而生了。

三、“对日新思维”的发生过程及其主张

  “对日新思维”并非中国本土的外交思想,而是冷战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崛起、日中关系“再定义”所推动的对华外交政策思想转换在中国的反映。

  早在9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联手制裁中国,日本从其阵线内部积极活动恢复对华经济合作,同时受海湾战争的刺激而思考自身的“国际角色”。日本外交努力捕捉经济利益和政治大国地位的契机,有学者肯定日中关系将要迎来“重要的再定义时期。”{22}日本重开对华日元贷款和高层访问,被中国认为是“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23}但对于日本来说,则是在确保中国市场的同时顺利实现“海外派兵”、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克服“历史问题”以终结“战后”的机遇。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1989年后西方谴责、制裁中国的国际政治氛围中率先并携经济援助访华。对此,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处境艰难的中国恐怕不会对日本提出直率的看法。果然,中国领导人不再表示“忧虑”日本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甚至连原定在天津举行的日本强掳中国劳工死难者追悼会、在南京举行的大屠杀纪念也被取消了。{24}而就在这次访问中,海部俊树发表了题为《新的世界和日中关系》的演讲,提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新概念。他说:“在我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将发挥更大作用之际,从全球观点重新思考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变得重要起来;也就是说,已经进入了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探索两国关系新定位的时代。”他还进一步谈到确保和平、裁军、环境保护、实现民主与保护人权的政治改革、积极贡献于国际社会等一系列问题。{25}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宫泽喜一首相更强调指出:今天的日中关系不仅是两国之间或地区性的关系,而且已进入“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时代;建立国际新秩序要求两国为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两国要致力于“为世界作出贡献的日中关系”。{26}日元贷款烘托的中日关系已然如醉春风,日本的海外派兵便不再是敏感的问题;而所谓“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之重新定义,既迎合中国国际政治新秩序论的哲学高调,更有利于消解中国对日本“国际贡献”的警惕,有利于以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优势置换“历史认识问题”道德劣势的外交话语转型。这是日本为配合追求国际化的政治军事实力地位而厘定的对华外交“新思维”。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新概念所取代的是80年代日本对华反省历史、政治克制、经济合作、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阐释框架。这种国际政治战略调整,适应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全球战略和以日美同盟遏制中国的东亚战略对日本军事政治作用的要求,受到中国遭遇“八九挫折”、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左翼政治势力衰败和负面中国��不努力理解对方的立场就会发生紧张和摩擦,甚至可能出现长期培育的良好关系一举崩溃的最坏局面。”总之,善善相报、恨恨相招,“过度的批判”无益于建设“和平、繁荣的21世纪”,反而会导致对方的批判,“我们要有理解对方苦恼的宽广心胸。”{29}这样,日本建构起了在安全关系、经济合作、历史问题等全方位约束中国的地区政治体制和外交话语体系,既发起军事遏制、经济诱惑、历史问题各方面的进攻,又警告中国不要“批判”日本以免失去“大局”。

  随着重新定义中日关系概念和调整对华政策的完成,日本不断设置各方面的外交议题,并加强相关政治对话、学术交流和思想传播;而中国“对日新思维”论者所追溯的“对日新思维”起源,也正在此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运动发起攻势和中日关系获得新定义的时期。根据一位“新思维”核心作者回顾:“新思维”最早起源于一位资深国际问题研究者发表在1997年5月11日《环球时报》的长文《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其中提出了“实事求是地评估日本”等主张中国应自我反思的意见;到1999年,国际问题研究者们围绕中日关系展开“空前热烈”的讨论,有学者建议从“全局”考虑“历史问题”以防止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而2002年、2003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和《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更认定“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主张搁置历史问题,在“中日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后,国际问题学界继续深入讨论,“对日新思维”的基本观点“日益渗透到大量有关对日关系的文章中。”{30}对照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国民权利缺位的战争责任虚无化——战犯审判形式化、放弃赔偿要求当然化、以“反省”替代“谢罪”的“历史认识”暧昧化——舆论导向和外交过程,“新思维”论者仍然以自封的国家立场取代国民意见,可谓旧国家主义的新版;但它能在人权意识已经觉醒的后冷战时代“摸着石头过河”而跃进升级、轰动一时,堪称中国特色的思想史奇迹。

  1997年问世的《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一文是内部调研报告《对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的删改稿,发表的当时曾受到组织内部的批评,但报告后来被收进了2000年出版的文集《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作者忧虑中日两国互疑、互厌的“消极倾向”,表示相信日本“不做军事大国”的承诺,特别在历史问题方面提出一种争取维持现状的意见,说:战后由于美国的包庇,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像德国纳粹那样较为彻底的清算,日本右翼不断翻案,而国民也理解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的主流基本承认侵略和殖民统治,“打算就这样结束过去,通过战败50周年,将历史问题告一段落。”加之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作古或下台,新一代认为战争与己无干,所以日本社会已经“厌烦”追究历史问题,“抵触和反感”外国批评,连某些友好人士也有此情绪。而且,国际上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批评逐渐“淡化”,已难形成“强大压力”。总之,根据日本的社会政治状况,“已经很难使它对过去的侵略有更深刻的认识”,倒是许多日本人对中韩“抓住辫子不放”感到不满。但“中日友好符合中国根本利益”,“发展中日关系是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稳定周边国际关系需要日本合作,而且“搞好中日关系便于我国利用大国间特别是日美矛盾”——美国才是“我国的主要对手和威胁”。因此,我们只能“严防它从现有表态倒退和进行翻案”,同时“高举中日友好的旗帜”以“修复和发展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根据历史经验,我们要“多谈友好”,注意“小局服从大局”;按照邓小平所说:“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我们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批评日本时要“全面和适度”,“否则会激起自己的民族情绪,反过来又影响舆论以至决策,形成某种恶性循环。”{31}作者的中心思想是,既然对日本要求正确的历史认识无能为力,就应该接受不愿意承认的现实,甚至以主动回避历史问题争执来取得日本的好感以维持“友好大局”,而根据“美国威胁论”也必须接受不愿意接受的日本现实。

  固然,日本国内的保守政治势力强大并非虚言,但试图在接受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问题的前提下与日本维持“友好”则毕竟是空想,因为那是蔑视中国、侮辱战争受害国人民的前提,蔑视、侮辱的目下何来友好?尤其是日本首相在十余年后复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造成的政治挑衅过于猛烈,而且中国当时处于大国外交气势与“可以说不”的民间精神相得益彰的氛围,所以上述“多谈友好,小局服从大局”的对日妥协论缺乏合理的现实逻辑,自然被视为异端。1998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一方面推进实务合作关系,一方面突出强调“历史问题”。此前,日本在韩国总统金大中10月访日时发表了“沉痛反省和由衷道歉”的“共同宣言”。尽管一些中国“智囊”和外交干部建议历史问题降温,但中国领导人不接受“历史问题”的现状,更不接受日本的“靖国神社攻势”,而要推动日本政府以国际文件约束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行,期待日本对中国也作出书面谢罪。然而,中国首脑访日原本安排在金大中之前(照此顺序进行的话,日本无意对中国谢罪不会特别引起中国感到被区别对待的屈辱),因为抗洪救灾推迟到金大中之后,日本竟仍坚持不向中国书面谢罪的立场。结果,中国领导人反而多讲历史问题,没有在“联合宣言”上签名。{32}

  经过此次不欢而散的访问,“历史问题”所反映的中日关系深层冲突性进一步表面化。及至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战争打击南斯拉夫以解决科索沃独立问题,而中国反对军事干涉,美军则用多枚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使得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孤立劣势暴露无遗,种种“伙伴关系”旗帜下的“大国外交”呈现虚脱性危机。相应地,改善中日关系的心理需求走旺,一些主张“战略思考”、“理性”处理中日关系以及多方面论证其重要性的思潮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论坛。这些主张认为:面对一个“新国家主义”占据主流、保守势力主导政治、不断追求国际战略地位的“新”日本,中国需要“把握战略态势”、“客观对待分歧”、“明确共同利益”,将历史问题“纳入外交整体之中,置于特定框架之下,以防冲击全局利益。”{33}尽管日本右翼分子一再以历史问题挑起“人们的义愤”,但我们要“做到冷静坚持以国家利益作为对日政策的出发点”。日本拥有资金和技术,中日合作体现了“先进生产力跨越国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在束缚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矛盾“终将被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性的力量所冲破”。而日本社会的事实已经“预示着解决历史问题的长期性、艰难性”,我们应该坚持发展中日关系,通过扩大交流来“增加在历史问题上的共识”,使歪曲和否定历史事实的“少数右翼分子”日趋孤立,在发展“地区合作”、经济开发、“共同从事各种大型建设项目”等“共事”过程中“推进和解”、“谋求关系的改善”。{34}

  然而不幸的是,日本的事态发展迅速打破了上述自我安慰的国家利益论和浪漫想象的生产力发展哲学论。到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公约”参拜靖国神社,并以猛士气概毅然每年参拜,但他仍然宣称重视中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强调“政经分离”,即一方面在政治上侮辱中国,一方面在经济上确保来自中国的市场利益。对于日本首相冲锋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高压姿态,中国反复抗议并以拒绝首脑会晤相抵制。这样,小泉的冲锋式靖国神社参拜和调侃式中国观把中国学者所主张的谋求历史共识的“交流论”、推进和解的“共事论”、发展友好合作的“大局论”打得灰头土脸,造成了一种即使中国想回避历史问题也根本得不到机会的双重尴尬局面。而自然地,许多民众对日本的政治侮辱不能容忍,针对日本的抗议、谩骂甚至暴力行为不断出现,知识青年群体处于激愤的紧张状态。

  很显然,政治侮辱和经济利用“分离论”的日本外交,无异于对中国“崛起论”和“现代化建设论”的嘲弄,传统的“人民”日本论和“友好”中日关系论已经破局,中国的日本研究已经被证明不能提供可靠的经验知识和有逻辑、有尊严的思想理论了。正当专业学者自我阐释失语而需要重建中国的日本研究和中日关系研究知识体系之际,知识更加欠缺但主张格外旺盛的非日本研究专业知识分子把主张“革命”的“对日新思维”旗帜插上了论坛。本来,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两年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已经登上强攻“历史问题”的制高点,中国外交正急需舆论支持,岂料2002年第6期《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随笔式的中日关系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释放出一种打翻“历史”前提、痛斥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问题休战论,给中国外交开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麻醉剂。该文以源于愤恨日本而引发中国人之间暴力、谩骂的事例,抨击中国“民族主义狂热”之“野蛮”、“愚昧”、“落后”,提出:目前中国最需要什么?“最大利益”何在?应该“韬光养晦、稳定发展”,要争取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要“巧妙地把握国际平衡”而“决不能率性胡来”。文章呼吁:中国人“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应该“正确评价”日本对中国援助的“诚意”,“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对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不必大惊小怪”;要推动贸易合作,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争取向一体化迈进”。{35}而在小泉纯一郎首相于2003年初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中日民间之忧”的话题再起,《战略与管理》杂志2003年第2期发表题为《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的政策论。作者描绘了一幅中日关系如此紧张下去可能导致政治偏激、军事扩张的极右势力控制日本政权的前景,主张中国必须“大力争取改善中日关系”,以集中应对美国“威胁”。文章呼吁把“加剧中日敌意和阻碍中日接近”的历史问题“撇出”对日外交议程,说:中国政府要积极“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在华的经济份额以缓解日本的经济衰退并感谢日本的经济援助,宽容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接受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和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36}如此,“对日新思维”立足于日本的政治现实来贬斥中国的政治现实,从要求日本明确“反省”的传统对日外交原则进一步后退,暗示中国接受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前提即以视而不见“历史问题”而使“历史问题”非问题化,主张全面迎合日本的跨国利益欲望和帝国精神追求。

  “对日新思维”的旗帜挑出来后,因为其在历史问题上的投降气息而遭到民间舆论的非礼和一些日本研究者、国际政治学者的批评。然而,在当今国际化、商业化的媒体社会,标新立异虽有风险,但骇人听闻即是“成功”。于是,尾随在骇人听闻的“对日新思维”之后,居中辩证的潮流泛起:诸如“我们不能不超越历史”、历史问题不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只有发展中日关系“才能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等等,宛如真理判断一般;更有论者称“对日关系新思维”是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极力占领住“政治正确”高地。{37}但遗憾的是,小泉首相在2004年元旦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拒绝从象征“历史问题”战场的靖国神社里拔出脚来而到“发展中日关系”的“友好大局”席梦思上专心与中国拥抱,证明企图“超越历史”的“对日新思维”乃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一厢情愿和擢发自拔;并且,所谓“对日新思维”的灵感来自于上层精神之类的说法更刺激了国内的政治紧张,尤其受到网络舆论排山倒海式的讨伐。结果,不堪于严重的内外夹击,“对日新思维”论从2004年春在中国媒体上销声匿迹了。

  此后,“对日新思维”度过了遭受非礼责攻的困难期乃至更加尴尬的2005年“抗日之春”游行示威。但随着日本首相的更替,安倍晋三的“参拜不参拜就是不说论”终于给“对日新思维”一点颜面而使之获得一线生机。据“对日新思维”核心论者透露:由于小泉的持续参拜严重激怒了战争受害国民众,“有人”把怒火发到“主张理性处理对日问题”、改善中日关系的“新思维”论者身上;“新思维”论者“感到极大的压力,陷入了进退维谷的难堪境地。”不过,“对日新思维”的主张“顽强地存活下来,而且越发地具有生命力了。”{38}这种“生命力顽强论”显然是自我神化了,因为如果小泉后的安倍晋三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新思维”必然余韵枯竭。但安倍晋三首相忧虑历史问题可能促成中韩共同斗争阵线、导致中日经济合作遭遇困难,因此以“参拜不参拜就是不说”的暧昧策略搁置靖国神社议题而推进所谓中日“战略互惠”,政府间关系得以“破冰”、“回暖”,“历史问题”争议淡出中日外交;于是,中国媒体便忘记了刚刚过去的“靖国神社”之痛而急剧兴奋、反弹,“学习日本论”、“以日为师论”、“停止仇日论”、“走出历史悲情论”等等翻版自日本的中日关系论层出不穷。虽然这些五花八门的议论并未向“对日新思维”认宗,但其指责中国人“非理性”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可归于“对日新思维”的范畴;并且因为“历史问题”的暂时隐性化,它们无须面对正宗“对日新思维”所曾经遭受的内外交困,姑且得以安稳地占领论坛,而“对日新思维”的核心作者引以为“对日新思维”具有“生命力”的证明。但无论如何,“对日新思维”作为一种时代主题的呈现终于得领一时风骚;据此,日本学者称:“对日新思维”宣告了中国日本论的“多元化”时代到来。{39}

四、作为后殖民文化标本的“对日新思维”

  一般说来,在西方学者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中,“多元化”是指舆论控制、政治管制松动后开始出现的学术思想独立、言论表达自由和结社事实合法的趋势,指称那种原规范失效后从抵抗、混乱向新的价值共识和政治秩序过渡的良性状态。所谓中国日本论的“多元化”固然是对政治学、社会学概念的借用,但其不当之处在于:“对日新思维”造成的“多元化”并无任何新共识的可能性,倒是中国思想在旧规则失范后新规则不得确立之混乱、分裂的确证,是中国学术思想伦理瘫痪、知识生产假冒伪劣化的确证。

  所谓旧规则,乃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学术研究为领袖思想和国家政策注经释义的政治正确原则。1996年桥本龙太郎复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小泉纯一郎首相进而从2001年开始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甚至中断首脑会晤以示最强烈抗议。面对抗议无效和心理疲劳,“对日新思维”论者魔术般地虚构“道歉问题已经解决”的“大跃进”神话,从“大战略”和“根本利益”{40}之类国家主义价值空论出发,否定“历史问题”的正义和平价值;其主张中国的对日外交“不能沉溺于情绪”而要“理性”化,呼吁搁置历史问题或在两国关系交流、发展中解决历史问题。这些不仅是在技术层面批评对日政策,而且是否定中国把日本反省侵略战争历史作为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传统政策原则,所以它突破了以阐释指示、宣传政策为特征的旧的政治正确形式。当然,“新思维”论者之所以敢于否定旧的政治正确形式,是因为他们高举“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的根本利益”、着眼战略“大局”等新的更高级的政治正确旗帜,并借助此类术语暗示“知识分子”或专家学者天然地代表着实事求是的工作伦理、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然而可悲的是,所谓“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乃日本右翼舆论的虚构,既非日本政治的事实,也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历史的事实是,日本既严格区分“添了麻烦”、“反省”、“道歉”、“谢罪”的语言使用,也严格区别国会决议、首相谈话以及内外有别的发表形式,更善于使用参拜靖国神社的身体语言、教科书的文字语言颠覆任何“反省”。总之,中国人重复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强词夺理而以为“道歉问题已经解决”是极其不堪的失态。而尤其应该反问的是:如果不以严正、有效的政治斗争追究日本领导人的“历史问题”挑衅,反而在接受价值观嘲弄和民族蔑视的语境下以经济合作谋求“中日接近”乃至“一体化”,丧失民族尊严的对日外交能得到什么样的“根本利益”呢?既然网络民意和直接投书的民间舆论有70%反对“新思维”,{41}而2005年春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抵制日本“入常”的大规模游行也证明了事实民意,并且中日共同舆论调查的结果至今仍然显示有72%中国人和54%的日本人认为“历史问题”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42}那么谎称历史问题“已经解决”或因为日本的挑衅貌似不可抗拒故而干脆主张实行单方面视而不见的“撇开”战略,这种反民意而行之的政策论代表“国家利益”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如果国家外交在对象国的压力下休克式地放弃曾经坚持的原则而全面接受对象国的利益要求、政治主张和价值判断,那就意味着外交被反民意的从属、依附心理所控制,所谓“国家利益”从何谈起?至于所谓以“中日接近”谋求“集中应对美国”,更是貌似“战略思考”的白费精神;因为美国威胁中国本来就以日美同盟为战略支撑,日美同盟乃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即在东亚地缘政治前沿威胁中国的并非美国而是日美同盟,所以鼓动中国拉住日本、“应对美国”无异于不理解基本事实而对日本发生的单相思。还有“新思维”论者主张的对外政策要“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核心”等等,{43}貌似占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发展才是硬道理”之类的政治正确高地,其实乃出于对国际政治似是而非的理解或逻辑混乱的想象;因为,作为国家外交的一个方面,交涉历史问题并非要排斥互利的经济合作,倒是失去尊严即不平等外交前提下的所谓经济合作不可能求得真正的“互利”——接受蔑视只会刺激对方追求不平等利益的贪欲和野心。总之,“对日新思维”虽然打破了为权力注经释义的旧政治正确原则,但事实上并没有秉持“国家利益”和学术规范的新政治正确原则,而是在不顾事实地高谈“大局”、阔论“战略”之类的抽象论意义上与旧原则殊途同归。既然不能建构新的公共性原则,或者与所主张的新原则貌合神离,“对日新思维”论也就难免招致背叛国家共同体的怀疑并受到政治主张过剩而学术研究欠缺的批判,所引起的论争便没有什么学术建设性而成为象征中国精神分裂、思想混乱的媒体文化事件了。

  “对日新思维”虽然没有思想价值,但不能否认它在中国社会引起思想骚动和精神分裂的意义;它以鲜明的依附性、空想性、消极性作为后殖民文化的重要标本,提供了中国外交思想反省和中国学术自我认识的契机。

  首先,“对日新思维”欠缺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性。“新思维”论者列举了日本厌恶追究“历史问题”、热衷贸易投资合作、积极追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等“事实”与“实际”,并据此要求中国对日外交搁置历史问题、满足日本的经济需要、支持日本的大国化追求;显然忽视了另一方面,即中国国家需要政治尊严、民众要求正义价值,而不能接受、更不可能支持无战争责任意识的日本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这种让中国人情感绝望而一味在日本追求的利益方向上寻求“合作剩余价值”的政策论,其根本错误在于它无视外交是内政延伸的政治学原理,忘记了外交的目的在于从利益和认同两个方面强化国家政治的国际关系原理,而把外交甚至是苟且息事宁人的外交视作外交的目的,把外交当成了以价值观臣服和甘做利益工具为诱惑的国际贿赂;它试图抹杀中国之为中国的历史记忆,又脱离当今中国国民主张、国民权利的政治实际,欠缺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性。“对日新思维”的民族国家政治主体性缺损是思想的、也是政治的病态。如果极力让内政满足外交的需要而不是相反,国家政治就必然被外交牵制、甚至被外国牵制而不断发生国内政治的分歧、分裂和冲突。外交之所以造成国内的政治紧张,原因就在于无视国民主张而专行国际贿赂。尤其需要辩明,排斥国民权利而主张所谓国家利益的“精英理性”不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思想,而是以抽象国家排斥具体民意的国家原教旨主义、宗派主义或阶级偏见,必然导致内乱或阶级斗争。中国的近现代史以及90年代以来的事实反复证明,如果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利益原则的精英思想缺位,则盲乱、激愤的民粹主义运动必然崛起;这是因为,丧失了共同体政治主体性的外交即使没有迎合外国利益,也是缺乏本国民意支持的外交。

  其次,“对日新思维”欠缺学术思想的文化主体性。“新思维”论者所描述的日本状况和要求中国“超越历史”以改善中日关系的逻辑,并非中国学者经过独立自主的系统、实证学术研究获得的日本知识和学术思想,而是日本以政治对话、民间外交、学术交流等形式传播的日本的外交要求和利益主张;其中当然也有事实的部分,但并非对日本社会及其发展史的全面深入研究,而是突出反映了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和右翼组织所宣传的主张。尤其是所谓“日本国家领导人已经21次向中国人表示反省”、“道歉不必拘泥形式”的说法,{44}乃“历史问题疲劳”、“谢罪疲劳”等日本主张的简单翻版。然而,受到日本主张牵引的“对日新思维”论者应该注意到: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对自认为日本是受害者“历史问题”的兴趣从来没有“疲劳”过,诸如原子弹轰炸受害、苏联扣押日本战俘等等。而且,“对日新思维”论者还应该了解国际舆论对日本战争责任的看法。就在中国的“对日新思维”乘中日关系僵局“破冰”而复活之后,2007年以来,美、欧、亚多个国家国会以不同形式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等战争责任问题作出诚恳的道歉和赔偿;如果真的存在“新思维”论者所谓“道歉问题已经解决”的事实,这些国家的议员不是在胡言乱语吗?至于要求中国最高领导人“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经济援助,更是做了日本反制中国追究历史问题的情报战宣传工具。如果认真研究战后日本经济重返亚洲的外交过程,如果比较研究日本的对外国别关系史,就会明白日本援助的真正意义和他国对日本援助的看法。比如,在日韩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日本代表久田保一郎鼓吹殖民统治时期给朝鲜“修筑了铁路、港口”之类,并拒绝韩国的赔偿要求。这一方面是“历史问题”范畴的拒绝反省,一方面也是对韩国赔偿要求的“压价”手段。在以日本提供“援助”而拒绝“赔偿”的条件达成日韩关系正常化之后,1973年8月曾经发生韩国政府机构参与在东京绑架“反体制派政治家”金大中的事件,当时日本媒体一致指责韩国“侵犯主权”,政界酝酿中断对韩经济援助。于是,韩国主要报纸《朝鲜日报》发表社论讽刺道:日本政治家和评论家主张中止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对这种胸襟狭小的轻举妄动“禁不住苦笑置之”;因为“有史以来,日本原本就没有对我们有过这种援助。”{45}绑架事件的意义另当别论,但在所谓“援助”问题的意义上,记忆健全、知识准确、思想自主的韩国既不接受日本对“援助”的定义,更不接受日本在片面定义逻辑上的外交高压,当然更不会诚惶诚恐地表示感谢。再比如,70年代初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日本媒体承认:随着日本向亚洲注入资源开发援助,亚洲各国对日本的经济依存度增加,“各国不感到日本支配的危险才是不可思议的。”但日本的媒体和教科书一贯把经济援助描述为“人道主义”的“大国应尽之义务”,当国民质疑这种慷慨的对外援助时,日本政府便发表宣传文告说:经济援助不是单方面的牺牲,“事实上”对于援助者“也会带来很大的利益”;“对于缺乏资源的我国来说,怎样确保资源来源的安定,不消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46}而即使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日本政府一直有“平等互利”的公开见解,日本学者则更明确地指出对华援助与开发、利用中国资源以及打开中国市场的直接关系。{47}由此可见,所谓“感谢日本援助论”貌似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实乃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日本宣传而不知日本事情之学习欠缺导致的奇谈怪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相当隔膜。比较韩日关系,放眼地区和世界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学者和媒体应该树立独立研究、深入学习、立足实证的文化主体性,否则就可能简单地被“文化外交”施以知识倒灌和思想麻醉。

  第三,“对日新思维”的政治工具性志向过剩而学术自主性意识欠缺。“新思维”论者尽管是知识分子、国际关系专家或日本问题学者,但“新思维”乃献计供谋的政策主张,甚至是转述日本所希望于中国的政策主张,而并非基于实证研究的知识系统建设。这种政治工具性追求,即使在为了中日友好或国家利益方面道德纯洁、政治正确,仍然有现实政治隔膜、国民道德缺陷的问题。学者本以知识生产为业,片面关注日本需求或者以所谓“国家战略”排斥民众意见的政策论不仅不是知识,反而是脱离、背离中国政治实际的专制主张;既然人民民主、公民权利为基本法理原则,学者以国家主义立场蔑视民众对于国际关系的价值诉求为“非理性”就失去道德;由于研究对象不是自然界的客观物体,社会科学研究者根本不具备把握国家和人的未来行为的“神”性,不能充当敢于预言的先知——比如认定只要中国采取“超越历史”的对日外交政策就能满足日本从而给中国造成“集中应对美国”的政治利益和“真正强大”经济利益,不过是一种自封“智者”的想象而并非苦劳学者的知识。总之,学者没有垄断价值判断的权利,而只有以专业精神厘清事实、建立事实之间关系论述的学术本分;这种学术本分就是价值中立的知识生产,为社会提供基于实证研究的可靠知识、基于知识的有逻辑思想、基于知识和思想的公共价值论证。具体到对日外交,中国民众对正义和平的价值追求和日本保守政治势力蔑视中国、重视谋略的利益追求都是战后历史的基本事实,研究中国的价值追求未得实现和日本外交有所成功的历史逻辑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作为学者,即使不对侵略战争受害民众的利益和尊严诉求表示同情,也没有权利根据自以为是的“理性”排斥他们的价值判断为“非理性”或“狂热”。如果疏于本分的作为而简单贬抑中国民众的追求,甚或曲线迎合日本保守政治对中国的利益贪欲和精神欺压,那就既不利于中日友好之政治大局,更是职业精神缺损、思想伦理瘫痪的证明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对日新思维”给中日关系造成了越发乖戾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更加变态的外交心理期待。小泉纯一郎首相持续参拜的后期,“对日新思维”基本上销声匿迹;但及至小泉下台、安倍晋三上台,首相参拜中止,中日关系得以“战略互惠”的新概念“破冰”,“对日新思维”也以“停止仇日论”、“以日为师论”之类的国际关系人情化议论在媒体复活。于是,原来的“对日新思维”论者乘势自赞“对日新思维”为中日关系的“稳健主张”,把“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等浪漫美名的首脑外交指为“新思维”终能“占据主流地位的结果”。{48}其实,首脑外交的恢复并非中国政府“撇开”历史问题而接受日本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妥协,倒是以日本当任首相不参拜的事实为政治前提;既然中日关系的“政治冰川”不是在日本首相持续参拜的前提下被打破的,那么“对日新思维”也就没有充分的理由贪“破冰之旅”和“战略互惠”新概念之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首脑外交在形式上温热了两国的官方关系,但在“以日为师论”、“停止仇日论”之类“对日新思维”复活背景下的强化经济合作、解决东海划界问题进展等等,并没有在日本社会获得“中日接近”的善意理解和“友好大局”的事实回应,相反却南辕北辙——日本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对中日关系的悲观看法竟然越发严峻起来:据2008年8月发表的舆论调查结果,中日两国认为中日关系“好”的为67%、36%;日本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为19%,负面评价为78%;中国对日本的正面评价为56%,负面评价为42%;对今后中日关系乐观的,中国为75%,日本为38%。关于这些数据,日本媒体称之为“严厉日本与乐观中国”——即日本漠然以对而中国愚乐自欢——的构图。而权威学者的评论则更加严厉,说:中国把对日政策转变到协调路线,媒体也在善意地报道日本,但中国的“反日”是否发生了“本质”转变则还需要观察。{49}很显然,若言对日“善意”,“对日新思维”可谓大善;然而,当中国媒体热烈拥抱日本的时候,日本舆论分明是蔑视的氛围。而可以形成比较的是,对于没有“新思维”甚至一向义愤填膺于“历史问题”的韩国,共同舆论调查竟然出现了51%的日本人喜欢韩国、但只有37%的韩国人喜欢日本的结果。{50}如果这可以理解为“自尊的韩国与善意的日本”构图,那么中国发生“对日新思维”实在是适得其反的大不幸了:韩国以斗争求尊严得尊重,中国以妥协邀友好遭蔑视。

  而日本政治家的言论就更为露骨,日本的对华外交具有了以假妥协要求真利益的话语优势。2006年被中国舆论欢呼为“破冰”首相的安倍晋三退任后公开指出:绝不允许外国对首相参拜“英灵”指手画脚、干涉内政,但政治需要根据现实思考战略,不搞无用的“刺激”,“不明言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之要义在于“决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的可能性和权利”。{51}可见,所谓“历史问题”实乃发自日本而中国躲不开、“撇”不掉的持久战。8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家在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问题的战略上愈挫愈奋但步步为营,在战术上或以攻为守或以退为进,“对日新思维”可谓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在小泉的参拜“强攻”下发生阵线崩溃、思想分裂的表征。有了“对日新思维”这种既不梳理历史知识、也不考察日美同盟功能的思想混乱前提,安倍晋三“参拜不参拜就是不说”的暧昧化策略才可能产生“冬尽春来”的错觉效应,中国在东海问题谈判等实际利益方面受到日本越发执着的要求。然而,从战后日本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史和安倍表述的参拜“战略”来看,尽管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在内的历史问题一时处于休眠抑制期,但很难断言“风波”不会再来。那么,轻率独奏起“友好合作”高调的中国对日外交舆论怎么能禁得住下一场“风波”的冲击呢?如果无奈向日本要求回避“历史问题”的妥协,当日本以“不参拜”之类毫无让步意义的让步来向中国要求实际利益问题的妥协时,中国不就落入要么任历史问题引发国内政治紧张、要么作出实际利益妥协但又难以对国内合理说明的两难陷阱了吗?这就是“对日新思维”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后殖民话语结构性困境;而舆论调查结果的“严厉”和安倍晋三所透露的蔑视,正补全了中日关系后殖民状况的完整构图:日本帝国精神的顽强存在与中国日本论的碎片化和依附性。当然,中国国际政治思潮的后殖民状况分析之意义并不主要在于获得文化研究的结论,中日关系的微妙演变已经表明“对日新思维”带来的教训:向蔑视求友好的所谓“战略”乃脱离事实根据的空想,难免造成伤害政治自尊和国家利益的恶性循环;而尤其在所谓国际政治“软权力”的话语竞争时代,文化主体性缺损、懒于知识生产的理论依附者更容易迷失入彀——逻辑上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


【注释】

{1}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 ~ 181页。 {2}倪世雄、许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载《欧洲》1997年第6期,第12页。 {3}[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王红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20、514页。 {4}小森陽一『ポストコロニアル』岩波書店、2003年、123頁。 {5}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6}天儿慧:《日本人眼里的中国》,范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 ~ 29页。 {7}《“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第七次会议议事要旨》(2005年7月11日),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jp/singi/bunka/dai7/7gijiyousi.html),2008年11月4日访阅。 {8}庚欣:《不必介意“以日为师”》,载《环球时报》2008年6月27日;《中日交往,不能斤斤计较》,载《环球时报》2008年5月5日;郭东光:《融冰之后,应是“学习日本”再出发》,载《南方周末》2007年4月19日。 {9}「バランス欠く展示物   日中関係発展の妨げ」、『読売新聞』2008年1月25日。 {10}1972年,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是抱定“如果中国提出赔偿要求就立即归国”决心来华谈判的;而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更以蒋介石在“日华条约”中已经放弃赔偿为理由,企图连“中国放弃赔偿要求”条款的慷慨脸面也给以抹杀。 {11}田中伸尚『靖国の戦後史』岩波書店、2005年、26と31頁。 {12}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刘建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13}小森陽一『ポストコロニアル』岩波書店、2003年、123頁。 {14}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15}刘建平:《新中国的原点》,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 ~ 239页。 {16}小森陽一『ポストコロニアル』岩波書店、2003年、114-115頁。 {17}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 ~ 238页。 {18}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的“赔偿问题”史》,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3期,第38页。 {19}姬鹏飞:《“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建交纪实》,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20}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第126页。 {21}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142と170頁。 {22}田中明彦『日中関係   1945-1990』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185-187頁。 {23}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24}[新加坡]卓南生:《评海部俊树的北京之行》(1991年8月),载《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日本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 ~ 263页。 {25}海部俊树:《新的世界和日中关系》(1991年8月11日),田中明彦研究室编《世界与日本》数据库(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exdpm/19910811.S1J.html),2008年10月27日访阅。 {26} 《宫泽首相在欢迎江总书记宴会上发表讲话》(1992年4月6日),载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2页。 {27}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170-171頁。 {28}田中伸尚『靖国の戦後史』岩波書店、2005年、199頁。 {29}桥本龙太郎:《以新的对华外交为目标——在读卖国际经济恳谈会上的演讲》(1997年8月28日),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jp/hasimotosouri/speech/1997/0829soriyomiuri.html),2008年10月29日访阅。 {30}冯昭奎:《对日关系的艰难求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第26 ~ 27页。 {31}何方:《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载《环球时报》1997年5月11日。《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 ~ 367页。 {32}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153-154頁。 {33}杨伯江:《以理性思维谋求中日关系的跨世纪发展》,载《现代国家关系》1999年第9期,第1 ~ 6页。 {34}冯昭奎:《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期11,第11 ~ 16页。 {35}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第41 ~ 47页。 {36}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第71 ~ 75页。 {37}王逸舟:《中日关系的十个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9期,第9页;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第1、8页。 {38}馮昭·岡部達味「日中は『戦略的互恵』関係を目指せ」、『中央公論』2008年第2号、265-266頁。 {39}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162頁。 {40}时殷弘:《历史问题与大战略权衡》,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第191页。 {41}鲁义:《中日相互理解还有多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 {42} 《第4次日中共同舆论调查(2008年)》,言论NPO东京·北京论坛网站(http://www.tokyo-beijingforum.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45:canvass4th2008&catid=83:canvass4th2008&Itemid=160),2008年11月6日访阅。 {43}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8期,第2页。 {44} 《马立城再谈“对日新思维”》,载《南风窗》2004年3月1日,第23页。 {45}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314页。 {46}[新加坡]卓南生:《从田中将访东南亚谈起》(1973年12月),载《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日本外交》,第77 ~ 80页。 {47}岡田実「日中『戦後和解』プロセスと経済協力『1979年体制』をめぐる一考察」、『アジア研究』2007年4月号、82-86頁。 {48}冯昭奎:《论中日关系“对日新思维”的来龙去脉》,载《日本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10页。 {49}「共同世論調査」、『読売新聞』2008年8月4日。 {50}「日韓世論調査」、『毎日新聞』2009年1月4日。 {51}安倍晋三「わが告白   総理辞任の真相」、『文芸春秋』2008年第2号、123頁。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