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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跨国倡议与中国劳动体制转型的新议题

——以台兴工人连锁罢工事件为例分析

黄 岩

【内容提要】 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的劳动管制体制,传统的国家立法或行政手段、工会运动和国际劳工运动都面临着全球资本和品牌流动的挑战。跨国倡议网络借助于社会责任和道德进入中国,反血汗工厂运动在中国的深入使得中国的劳动管制面临转型。本文以台兴公司的骚乱事件为分析对象,探讨跨国倡议网络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并反思市民社会的发展空间。

一、导言

  过去的三十年,经济的全球化和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使得劳工权利保护问题成为学术和政策辩论的焦点。从性别歧视、强迫加班、最低工资标准再到童工保护、职业病等等,血汗工厂议题报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中国不断地卷入全球化的生产链中。跨国公司凭借品牌的强大力量不断地转移生产订单,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的生产商和供应商,以廉价劳动力作为自己比较优势的中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潮中不得不陷入一场“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中。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订单合同和国际化的品牌迫使发展中国家依附于他们的生产链,“跨国公司的这种经营方式要求以一种全球性社区视角去探讨劳工问题解决方案”(佟新,2005:371)。

  中国的劳动管制政策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变,国家一方面不断地完善劳动法规以适应资本跨国界流动和品牌跨国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家又要试图挽救意识形态弱化的冲击以维护工人权益正当性和应对跨国劳工运动的扩散。本文试图以一个发生在中国华南地区DG市台兴公司工人骚乱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工管制体制转型进行分析。台兴工人的连锁罢工事件尽管已经过去了6年,但它对整个中国劳动管制体制转型具有标本性意义,来自国际社会的劳工倡议网络在台兴骚乱发生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干预活动。与国家立法、工会保护等传统劳动管制体制不同的是,这种基于公司动力的管制体制被学术界称为自愿劳动体制或私有化体制,它作为一种全球化的体制正在不断地扩展。以干预台兴事件为代表的劳工跨国倡议运动与全球性的公司社会责任运动(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紧密相联,它是否能够取代传统的劳动管制体制?中国传统的国家组合主义保护和超越国家的国际工人团结受到挑战,而伴随着市场化逐渐成长的市民社会兴起以及日益活跃的跨国劳工倡议组织以自愿劳动标准和劳动监察等形式把中国劳工权益保护推向一个新方向,台兴案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后威权时期中国劳工政治。市民社会行动力量和跨国倡议网络必须同时面对宏观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地方政治结构以及变动中的资本力量等诸多复杂的环境。本文结构除导言外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形态的变革进行介绍,分析传统的国际工人团结、工会运动和国家(政府)干预的劳动管制体制受到的挑战,并对跨国倡议网络进行概念导入;第二部分对台兴骚乱事件进行描述,介绍台兴事件发生的背景及结果;第三部分结合台兴案例对跨国倡议网络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空间进行分析;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二、生产的弹性积累与劳动管制体制的比较视角

  始自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带来了新一轮的组织制度和生产形态的变革,传统的福特制被替代,一种更为灵活和适应复杂竞争环境的生产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定制”、“后现代管理”等生产领域的变化被英国著名左翼学者戴维·哈维归纳为“资本的弹性积累”,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征与其说是劳工市场全面成为灵活具有弹性的市场,不如说是货币资本脱离了物质生产循环领域实现了空前的自主权(即金融资本的无限膨胀)(Harvey,1989:161)。因此,“全球化可以被视作一个过程,一项条件或者一个特定的政治规划”(哈维,2006:53)。

  就劳工政治而言,左翼学者德里克在哈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因而生产的定位似乎处于一种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弹性生产加快了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和权力控制,“(这场新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场开创新纪元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从政治上重新组织的革命,其目的是让全球资本主义摆脱各种政治羁绊放手统治全世界”(阿里夫·德里克,1998:472)。当然,这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跨国流动从积极意义上来说也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合作,如世界公民社会、世界主义民主、工会国际主义等概念开始引入,在弹性生产方式的作用下,资本主义通过分散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市场,从而在全球形成了地理上流动且回应更加灵活和紧密的跨国行为体。全球化对劳动体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在国际间的快速流通使得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无法继续维持,不仅发达国家内部的劳资之间的权力关系受到挑战,而且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劳工运动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而工人本身无法随资本而流动,工人的工作机会更缺乏保障。

  中国公众对跨国品牌代工产业的了解更多地来源于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的系列跳楼事件。与富士康公司一样,台兴公司也是一家典型的代工制造企业,资本来自中国台湾。跨国公司通过代工订单把中国工人带进了全球化的热浪中,支持者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有助于工人权益的进步,艾特肯和利普西(Aitken & Lipsey,1996:345-371)的研究发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在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要比国内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芬斯特拉和汉森(Feenstra & Hanson, 1997:371-393)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增加对劳工的需求来改善工人的生活。巴德(Budd, 2002)认为,随着利润的上升,跨国公司将与第三世界工人分享收益,因而反对血汗工厂将会减少这一地区的就业与投资。代工企业从跨国公司手中拿到订单,承担的是分包商的角色,而血汗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些分包商身上(转引自Miller, 2003:93-122)。

  冷战结束后,国际劳工运动中意识形态对立性逐渐消除,全球化使得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的工人都卷入跨国资本的控制中,跨国公司力量的增强也意味着各国政府通过国内的劳工立法已经难以充分保护本国劳工利益了,不同国家的工人彼此竞争廉价工作岗位,跨国公司通过外包等方式将工作机会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更落后的国家。当工厂被分散到全球各地时,资本国的劳工法律不可能在其他地区执行,而工会组织要将其活动扩展到跨区域或全球联盟也非常困难,因为工会首先要保护的是本地会员利益,避免本地工人的工作机会转移到低工资地区。一些学者对超国家的劳动监察机制表示怀疑,如阿贝尔鲍姆(Appelbaum, 2005:369-378)认为具有国际约束力(和可实施的)的劳工法律根本不存在,隶属于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在劳工、雇主和政府三者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运作,但缺乏执行权力。国际劳工组织已经制订了大约182条管制工作条件的公约,可是这些措施必须经过成员国批准才能正式生效,即便这些公约生效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值得吊诡的是美国仅仅批准了13条劳动公约。目前唯一一个能够执行有关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只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然而WTO的强制力量不能够用于执行劳工标准上。

  在市场机制发达的西方国家,劳动管制的主要途径是工人通过工会与资方的谈判来实现,国家负责保障工会与雇主平等协商并规范劳动争议程序。著名劳工社会学家布洛威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美国制造业劳动现场的观察认为:“公司在它们自身的权限范围内以集体讨价还价和申诉机制的形式确立政治过程,以此来设法为它们诸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布洛威把这种生产体制称为“内部国家”。他强调,内部国家从专制形式过渡到霸权形式依赖于工人代表在工业政府中的有限参与,工会要从其成员那里获得忠诚,必须足够强壮并能积极回应劳工,但其能力不足以挑战资方在组织与控制劳动过程中的特权。工人对工会的支持更强有力了,但工会对资方的挑战更微弱了(迈克尔·布洛威,2008:113)。全球化对于工会运动的冲击在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导致不同国家对工作机会的竞争加剧了。30年后,《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中文版出版,布洛威为此专门写下著名的中文版出版序言《又一个30年》,并坦言,他没有预料到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工会的衰退和生产霸权政体的衰退,因为市场和国家的变化以及加诸于劳工的强化的压力,霸权政体削弱了劳工对资方的对抗以及他们抵制雇主侵犯的能力(迈克尔·布洛威,2008:4)。

  在一个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国家、资本与劳工关系还未能通过市场机制和法治机制来解决,通常的情况是,由强大的国家机器通过一些功能性利益代理组织来与社会中的主要团体或个人发生组合性政治关系。如工会、总商会等,一旦发生劳资纠纷或社会事件,这些组织也能够起着缓冲器作用(王振寰,1993:106 ~ 109)。陈佩华用国家组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概念来解释中国工会的定位,国家组合主义认为国家也是一种利益代表系统,在此系统中的利益体组成一些有限的、单独的、强制的、非竞争性的、等级化的和功能性的不同团体,政府在每个界别或社会集团中仅仅承认1个全国性组织(例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会、全国农会,等等),由这个惟一的组织来全盘代表该界别或集团中一切个人或单位企业的集体利益,这些团体的活动要受国家的一定控制(陈佩华,1994)。工人在现代化建设中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如一位中央领导在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所强调的“(中国工人阶级)要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习近平,2008)。在中国,劳动管制体制主要由国家(政府)通过规范劳动法律来实现,工人与资方劳动争议必须在国家法律框架下通过调解、仲裁和诉讼程序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工人代表的工会很少发挥作用。尽管国际劳工组织1948年的《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公约》(第87号公约)和1949年的《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公约》(第98号公约)规定了工人结社自由,中国《宪法》第35条、《劳动法》第7条、《工会法》第2条和第3条、《外资企业法》第13条具体规定了工人的结社权,但中国实行单一工会制。

  进入90年代,欧美国家人权、消费者、大学生、工会组织等开始发起声势浩大的反血汗工厂运动,这场运动以欧美著名品牌公司为批判对象,借助于消费者市场和媒体监督,要求跨国公司通过订单来监督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的劳动状况,承担公司社会责任。这种由企业主导而不是政府或工会主导的劳动监察机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正在逐渐深入,西方学者称之为自愿劳工标准或民间认证标准,因其区别于国家的劳动立法而又称之为私有化机制。有学者把反血汗工厂运动描述为一个“关键的转变”,即从以工厂为中心到“供应链”和“品牌”管理的转变,国家法规从只关注生产的个别场所到关注生产链中的多重角色的转变(O’Rourke, 2003)。生产守则分公司内部守则和外部守则两种。内部守则由某一跨国公司自己制订,用来监督代工企业,其透明度不高。外部守则由跨国公司与工会、消费者组织、人权组织等多边组织共同制订,服装、电子、鞋业等行业有共同的生产守则。

  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跨国倡议网络的进入,国际政治学家凯克和辛金克将这些由来自五湖四海的活动家(activists)组成的、以道德理念或价值观为核心、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网络称为跨国倡议网络。“网络(networks)是以自愿、互利、横向的交往和交流模式为特点的组织形式”,倡议(advocacy)是指参与者超越人们对“利益”的传统理解、“为了提倡某种事业、道德观念和规范”而促进“政策变革”的活动。倡议网络的行为体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的地方社会运动、大学生、基金会、媒体、教会、商会、消费者组织和知识分子;区域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有关部门、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的有关部门等等。在美国,1998年夏天,不同学校团体组成“反血汗工厂团结学生联盟”,使全国的学生反血汗工厂活动人士沟通更为便捷,并采取共同的战术和策略(Appelbaum & Dreier, 1999:71-78)。这种方法需要工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现有的工会联盟的跨国形式,如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和世界劳工联合会还不能适应这项挑战。 

  对反血汗工厂运动的批评主要在于,这种私有化的监管模式是一种“狐狸看守鸡窝”把戏,因为监察员是由制造商自己雇佣和支付工资的(Esbenshade, 2004; O’Rourke, 1997)。O’Rourke(2003)进一步提出:监管的私有化通过把政府管制转化为更容易为公司控制的私人实施机制从而逐渐削弱了政府监管;它通过制造一种无效的替代品来削弱工会作用;它致使公司剔除了那些被发现存在问题的承包商;它把问题转移到别处去从而使工人付出更多的工作;它甚至把非政府组织从监视者转变成本该被监督的公司的合伙人;它产生了数以万亿美元的全球监察产业,增加了另一个生产成本的“获利回吐”阶层。印尼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反血汗工厂施加的压力下,纺织服装和鞋类行业的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得到了显著提高,但他们却无法阻止工厂搬迁(Harrison & Scorse, 2004)。国内学者余晓敏对反血汗工厂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回顾,她以一家台湾代工鞋厂作为观察对象,认为守则监察主体的“查厂”行为并没有实现劳工标准的显著提高,各种应付客户查厂的造假行为最终造成守则实施流于形式,而且还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将利润最大化逻辑“合法化”的工具(余晓敏,2006,2007)。香港学者潘毅通过对具体的工厂情境观察提出,资本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将劳工自治和劳动权利等问题故意限制在生产守则的范围之内,实际上是对劳工自治和劳动权利的压制,跨国资本的道德表面背后的利益本质使其在中国工厂进行的“道德理念重构”过程充满了虚伪和荒谬(潘毅,2005)。

  台兴公司发生的大规模工人骚乱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作为代工企业,其生产品牌来自世界一流企业,罢工事件发生前,品牌公司在工厂建立了常规化的监察制度,台兴公司每年都接受来自多个品牌的生产守则认证公司的检查,罢工事件发生时,跨国品牌驻工厂人权代表就在现场,事件发生后,来自全球的跨国倡议网络迅速地把台兴工人的声音传到全球,参加罢工的工人的命运经历了十分戏剧般的转折。

三、台兴罢工事件的跨国扩散

  台兴公司是一家以生产运动鞋为主的典型代工企业,资本来自台湾地区,其客户包括耐克、阿迪达斯、天波伦和克拉克等国际著名品牌。台兴在DG市投资有15年的历史,并与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在DG市有5家工厂,分别为台莱、台鹏、台雄、台泰和台立,雇佣了超过3万中国内地工人,这些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其中女工占了90%。5家工厂生产模式和管理制度、工资标准等完全相同。2004年4月19日,位于CHA镇台兴集团下属的台莱厂和台鹏厂发放工资,工人发现工厂承诺的补回伙食费没有到帐以及因加班工时调整而造成工资减少,将近2000名工人举行罢工,由于公司高层及时向工人作出了承诺,这起罢工事件没有升级为暴力事件。另外一家位于DLS镇的台兴集团下属的台雄工厂4月21日晚发生骚乱,由于同样事由,数百名愤怒的工人砸毁了生活区、生产车间,然后围攻保安和来自台湾的管理干部,并与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4月22日晚,与台雄一墙之隔的台泰厂因为同样的事由发生骚乱,工人还毁坏了生活区一些设备。4月23日深夜,台立厂上千名工人在一位不满16岁女工的指挥下砸毁了车间机器、办公设备、生活设施。台兴连锁骚乱事件造成数百万元直接经济损失,工人还毁坏了十多辆警车,并导致数名警员受伤。组织化的劳工缺位曾经是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保障条件,台兴5家工厂的数万名工人面对相同的怨恨对象(同一个台湾老板)和共同的诉求(补回伙食费和加班工资)。5家工厂分布在国道两边,相距不到10公里,工人的厂际之间的流动十分频繁,但他们没有组织起更大范围的联合行动。工人喊出了“增加工资”、“处理台干”、“改善伙食”等口号,这些诉求也仅仅停留在车间政治范围。骚乱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工人在上班通道上等来了荷枪实弹的警察,数百名工人逃离工厂,数十名工人被治安拘留,10名工人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刑事逮捕。

  台兴工人骚乱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大陆著名劳工非政府组织(NGO)——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Observation, ICO)的工作人员来到台兴,他们把“工人与管理层的沟通”项目带到工厂。 ICO对工人进行法律教育,让工厂及时了解工人的要求。工厂建立了员工投诉机制、重大事件处理机制、工人表达机制等。由于台兴代工的产品都是国际品牌,天波伦、耐克、阿迪达斯和克拉克等跨国公司通过订单给台兴施加压力,台兴的订单在短时间内急剧减少。美国的人权组织和消费者组织发起了针对这些国际品牌的抗议活动,他们把台兴代工的产品称为血汗产品。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国际劳工团结中心、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等组织积极为台兴被捕工人命运奔走呼告,他们给台兴的代工品牌公司写信,要求正视代工企业的人权问题。同时,他们联络国内律师为台兴工人辩护。著名的人权律师高某和唐某等前往DG市看守所会见工人,他们的辩护词随之通过网络传到全世界,让全世界及时了解到台兴审判的真相。基于各方面的压力,台兴公司开始改变态度,一审过后他们给DG市中级人民法院写信,要求对10名工人从轻处理;代工品牌商克拉克公司也分别给DG市政府和中级人民法院写信,要求轻判工人(以下信件来自辩护律师)。

  克拉克公司致DG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信内容如下:

  

  我们是一家世界品牌的国际鞋业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许多经贸往来。通过在台兴公司的联络人员,我们得知台兴公司下属一些工厂的工人因在工厂闹事而受到起诉。我们知道这些工人闹事是因为当时他们不明白由于他们工作时间的减少,他们的工资也会有所减少。台兴公司已经向我们表明,他们目前已致力于改善工厂内部的沟通工作,类似事件将不会再发生。我们十分赞赏法院对这些工人的非法破坏行为给予严重的指控,但鉴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有其特殊的背景,我们也十分诚恳地请求贵院对判决给予重新考虑,宽大处理。我们相信体现同情心的法令更有助于劳资关系的改善。

  

  克拉克公司致DG市市长的信内容如下:

  

  我们是一家世界知名品牌的国际鞋业公司,与DG市有着十分重要的生意关系。我们通过在台兴国际制鞋公司的联络人员得知,在台兴公司下属一些工厂的工人因闹事而在今年四月受到起诉。我们知道这些工人闹事是因为当时他们不明白由于他们工作时间的减少,他们的工资也会有所减少。

  台兴公司已经向我们表明,他们目前已致力于改善工厂内部的沟通工作,类似事件将不会再发生。与事件有关的工人已经被法院判决以三年六个月的徒刑。我们认为应该为这一判决提起上诉。我们十分赞赏对非法行为给予严重指控,但鉴于这一事件的发生有其特殊的背景,我们也十分恳切地请求你们对法院提出复审要求。我们认为富有同情心的法令更有助于改善有关工厂的劳资关系,此举也将进一步提升DG市作为众多国际投资商青睐的城市地位。

  

  台兴公司给DG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信内容如下:

  

  台兴国际有限公司在大陆发展的15年里,“以人为本”一直是我们的经营理念。虽然公司在这次事件中是受害者,但我们并没有提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是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些员工都很年轻,难免血气方刚;同时,通过这次事件,我们也感到公司应该更努力去畅通与员工之间的沟通管道。我们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念及这些员工可能是一时冲动,并且相信经过这次事件之后,他们会变得更加成熟很多。在这里,恳请法官从轻量刑,给年轻人一个自新的机会。

  

  鉴于此案的敏感性,DG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延期审理。请示内容如下:

  

  本案各被告伙同同厂员工因工资问题于2004年4月21日和23日晚发生闹事,毁坏公司财物,由于近期发生了多起同类案件,涉案人数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敏感性,需要慎重妥善处理。

  

  2004年9月,大陆多位维权律师、法学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聚集在广州,专门就台兴案件召开研讨会,这也是中国大陆知识精英首次直接声援劳工事件。研讨会还邀请了台兴工人的家属出席,他们的行动给相关政府部门施加了很大压力。在多方压力之下,DG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除3名未成年人被判免于刑事处罚外,其他7名工人均被改判为9个月有期徒刑,并处1年缓刑,如表1所示(资料来自辩护律师)。2004年12月31日,10名工人走出看守所,台兴公司承诺一定让工人回家过春节也实现了。2005年3月,台兴公司以人道方式给予10名被捕工人9个月工资作为生活费补偿。

四、跨国倡议网络与市民社会的连结:劳动管制新机制在中国的可能性

  从骚乱事件发生到工人走出看守所,台兴事件在不到1年时间后就彻底走向沉寂,公司的生产规模仍然在不断扩张,在骚乱事件中曾经逃离的工人也陆续回到了工厂,公司的加班费得到提高。两年后笔者再次来到工厂访谈时,大多数参与罢工的工人都对事件保持着距离,毕竟事件已经过去了,台兴公司已经是当地福利最好的企业,工人感到很满意,正如一位女工所说的“过去的事不想再提了,我们只想出来打工赚钱”。台兴事件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新的劳工管制机制的兴起?在工人、资本、跨国网络、品牌公司、地方政府之间,台兴事件到底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得到解决?如何评判反血汗工厂运动在中国当下政治背景下的发展前景?或者说,这一运动是否已经融进了全球化的劳工体制变迁的浪潮之中?

  凯克和辛金克两位学者用“回飞镖模式”(boomerang pattern)来解释跨国倡议网络组织的运行机制。回飞镖模式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对本地区公众的压力反应迟缓或消极时,来自国外的一些活动家或活动组织基于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可能容易找到进入的机会。国际社会中的这些行为体出于不同的动机,利用自己掌握的杠杆向相关国家和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并迫使该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进行一定的政策调整。如果本地的活动家与国外的媒体和活动家建立联系,就会产生一种明显的回飞镖效应,即绕过本地政府的冷落和压制,通过国外渠道向本地的上层决策者施加压力。活动家们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选购”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并寻求可能施加压力的杠杆支点(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2005:14)。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体通过品牌管理和订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权益,而跨国网络是基于共同事业和价值观念而形成的,因此,理解跨国网络的活动目标要与跨国公司目标分开,因为跨国网络超越了传统上人们对利益的理解,全球化提供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察角度是国家不能作为国际政治的单一行动体,在全球化背景下,耐克、克拉克这些品牌公司与跨国非政府组织以及超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如联合国一起重构了全球市民社会。台兴事件的观察意义在于,国际劳工观察、ICO等跨国网络进入中国是在何种背景下开始的,中国的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性是否会带来更多的国际干预力量,政治机会的开放程度不仅会影响跨国网络的活动深度和广度,也决定了它的效率和活动方式。

  跨国资本流动创造了全球治理制度的需要,有学者认为反血汗工厂是“过去50年最有创新意义和最惊人的”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Bartley, 2007:297-351)。持市场竞争论的学者认为生产守则和反血汗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跨国公司的支持,是因为它可能维护企业的声誉(把好苹果与坏苹果分开),并向消费者提供可靠的资信,因而这种劳动管制模式被称为自愿管制或私有化模式。但是它更应该被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广泛力量冲突的结果,它反映了源于国家、NGO以及其他市场行为者和企业间冲突的协商解决方案和制度构建方案。相对于政府和企业,这些国际倡议组织的能力和凝聚力更能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发挥作用,因而具有更为深远的政治建构的意蕴。

  跨国网络都是“基于共同的事业和价值观”而走到一起来,跨国网络向公众提供信息,不是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而是采用一种“既要代表一种形象,又要寻求更易于接受的政治立场的双重战略”(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2005:20)。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劳工观察把台兴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海外,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强烈关注。由于中国大陆首富张茵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公开对劳动合同法进行批评,来自大学师生监督无良企业行动(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r, SACOM)的大学生进入张茵的玖珑造纸集团收集证据,SACOM不仅促进了张茵改善企业的劳权状况,而且也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通过媒体的跟进报道了解到血汗工厂的内幕。当然,信息策略在今天仍然显得分散,因为跨国网络在大陆的活动还不够广泛,信息策略的进一步深入也会引起政府的警惕,大陆的媒体报道受到严格限制而响应不够。

  跨国倡议网络还擅长利用灾难符号或精致的故事让不知情的公众更多地了解情况。在香港迪斯尼公园大门口、在欧美国家工业展览会上、在香港中环超级写字楼前,许多国际性的劳工组织代表通过演说、散发宣传材料、展示血汗工厂证据、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来揭露污点企业,向品牌公司施加强大的压力。在香港和大陆劳工组织共同发起下,一批职业矽肺病患者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品牌公司监察不力。在华南地区,由跨国网络支持的“妇健快车”、“流动图书馆”等载着各种宣传材料,穿梭在工业区、工厂和街道。台兴罢工中的一名不满16岁的女工被捕也成为跨国网络进行倡议的一个手段,这名女工的故事能够唤起公众对中国工人命运的深度同情。

  跨国倡议网络还与国内NGO采取联合行动。跨国倡议网络具备良好的国际化动员能力和充足的财力支持,但是他们对中国工人权利需要缺乏了解,他们进入中国从事活动又受到严格的身份限制,所以跨国网络一般都会在中国寻找合作机构,这种合作有的是简单的项目合作,有的是长期的机构能力培养的合作。能力建设包括项目管理、团队建设、提供资金孵化、领导力和公民社会理念培训以及NGO之间的联合与交流。

  台兴事件之后,跨国网络认识到工人赋权的重要性。在ICO的坚持下,台兴公司终于愿意开放工厂,接受ICO进行工人赋权的免费培训,但是这些培训被严格限定在劳动法相关内容方面。在跨国网络的帮助下,华南地区已经活跃着超过20家从事劳工权益保护的NGO,他们的经费、团队、项目管理甚至是议题设置都得到跨国网络的支持。但是要用西方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观点来对这些NGO进行评价还不是很现实,比如说,中国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NGO的发展面临许多困境,如注册和经费障碍。中国仍然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便面对公众的压力,政府也非常有信心自己来处理这些危机,而且,本地的行动者如果想与跨国行动者进行联系,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受到意识形态宣传的干预。总体性社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网络在中国要绕过本地政府向上寻求支持的可能性不大,尽管有很多研究发现媒体在推动NGO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曾繁旭,2006,2009)。在台兴工人事件中,媒体与知识分子的关注非常有限,骚乱事件没有上升为一个全社会关心的公共事件,这与其他公共事件中的媒体反应完全不同,在玛格丽特的回飞镖模型中开放的媒体和开放的NGO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如果缺乏这两个变量,跨国网络很难找到支撑点。

  中国沿海地区外向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劳动力,出口导向不仅缔造了中国制造奇迹,也缓解了农村承包制下解放出来的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强资本弱劳工的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保护体系已经失效,在中国发展主义的改革导向下,“GDP追赶”和税收成为地方的政绩压力,而现行体制则从立法和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限制多元主义所强调的利益表达,外来资本、跨国公司、外来工人、本地政府组合成一种奇特的产业生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国家常见的“大三方”(劳工—政府—企业)和“小三方”(工人—工会—雇主)等劳资关系模式无法在沿海的出口加工区里建立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独特的四方机制,即外来品牌—外来资本—当地政府—外来劳工,显然在这个体系中工人的力量最为弱小。DG市户籍人口不到200万,外来人口超过1000万,有学者统计外来人口对广东省GDP贡献超过30%(孙自铎,2004),正是上千万外来工创造并刺激了当地的经济繁荣,而地方政府并不需要对外来工承担保护责任。从资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可以看出,由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和官员在吸引外资(DG市主要是台资和港资)上采取相当积极而富有弹性的政策,台商或港商与地方政府形成了特殊类型的官商联盟,有学者称之为“发展型地方主义”(郑永年、吴国光,1995:26),也有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local state corporatism),地方政府在其领域之内协调公共事务(包括处理劳资冲突),如同经营一个公司(Oi, 1992: 99-126)。回到中国现实当中,我们发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特性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地方政府在特定历史条件的生产组织网络、政治结构、劳资关系、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都会影响着资本的流动方向,当国家的角色在日益模糊时,地方特性于是成为资本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新的重要变量。

  台兴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基于两种考量必须严格控制骚乱蔓延。其一,骚乱事件的连锁反应会对资本构成严重的威胁,地方政府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政商联盟是这种特殊地区的主要特色。其二,它也与中央政府强调的维稳压力相关,因此地方政府有充足的理由来对骚乱进行镇压。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公安侦查和司法判决中国家机器运转的目标高度一致。在对事件进行安抚中,企业没有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新闻媒体没有开放,本省的几家媒体都接到消息并前往采访,但后来采访并没有刊出,中国大陆只有一家来自北京的媒体对事件的发生进行了报道,但后续报道也没有进行。另外,多级工会缺位,从骚乱前的工资协商到骚乱的善后处理,地方工会和企业工会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骚乱事件发生时,品牌公司驻工厂的人权代表没有出面向企业施加影响,他们没有与企业高管进行沟通,而是目睹了事件的一次又一次升级,似乎事件与品牌公司没有关联,这引起了公众对跨国公司道德的怀疑。生产守则这种私有化的监察机制,尽管发展到后期已经跨越生产守则而成为市民社会的一种新的抗争方式,即消费者、学生、人权、宗教等组织行动起来,但是在西方学术界,学者对反血汗工厂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种机制忽略了劳工的自我赋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如约翰等(Johns & Vural, 2000: 1193-1213)就指出,反血汗工厂运动是为具有道德关怀的中产阶级消费者设计的运动,而不是劳工组织寻求为工人阶级赋权的运动。余晓敏和潘毅的研究都认为代工企业中的工人对于守则制订和监察机制的建立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更不可能主动地将守则作为一种与资方谈判的工具,因此这种通过商品链自上而下的由管理者导入的守则监察模式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 (潘毅,2005;余晓敏,2007)。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工而言,由于政治体制的封闭和媒体的不独立,工人自身的权益需要借助于其他的力量来代言,因此批评反血汗工厂的国家缺乏劳工动员和劳工赋权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特性的。

  与西方的观察不同的是,工会与NGO的结盟在中国当下还有很多困难,首先是中国工会的定位仅仅是工人与资方之间的一个协调者,而不是一个劳方的代理人,在中国组合主义的解释中,工会只是政府进行威权治理的工具。华南地区一些劳工NGO也曾经寻求工会的支持,希望工会成为他们的主管单位,但最后都没有成功。劳工NGO的发展对工会存在威胁,NGO的动员基础是广大的产业工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NGO与工会争夺工人资源,与工会是天生的敌对关系。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税收,为外国资本创造投资环境,不惜牺牲工人的权利,约束工人的权利诉求,而工会受制于政府“招资”政策而默许企业侵犯工人权益,在台兴事件和深圳富士康事件中我们都发现工会的缺场。

五、结论

  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兴起,中国政府逐渐放松对社会的控制,社会团体进入国家体系越来越活跃,在环保、教育、扶贫等领域,国内外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进来。因此,传统以国家为中心或以社会为中心的两分论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现实。一方面,国家仍然以意识形态的名义牢牢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运转,尽管这种控制的方式和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另一方面,国家开始主动倡导社会组织的多元发展,并赋予他们更多的自主发挥的空间,国内NGO数量在最近的十年间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在处理国内NGO与跨国网络的联结时,往往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超越了经济压力,中央政府考量的是国家的统治稳定和意识形态的稳定,地方考量的是资本所带来的税收和官员寻租收入的稳定。陈佩华借用国家组合主义概念可以解释中国正在兴起的其他类型的NGO,但不适合于解释中国正在发生的劳工NGO与跨国网络结盟这种现象。中国各级政府严格限定劳工NGO的活动,即便他们的活动只停留在经济维权领域,而NGO的生存受到挤压又客观上把他们推向与跨国网络联系,包括ICO在内的从事劳工保护运动的机构只能在国内通过工商注册或个体户口登记来谋求合法化。深圳外来工协会因为没有进行社团登记而被处以严厉的税务罚款。NGO与跨国网络的往来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组合主义可以用来解释国家主导下的诸如环保、教育和扶贫等NGO的兴起,在国家看来,这些机构的壮大不会对政权统治构成威胁。而劳工NGO天生就有与跨国结盟的传统,中国学者比较关注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在劳工NGO领域还缺乏实证。由于中国工会只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为一种“笼络以便排挤”的工具,市民社会理论也无法帮助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工人抗争中的工会角色,因为市民社会理论重视公民、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制衡和约束。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9年基金项目(09YJC840017)“全球化、跨国倡议网络与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教育部重大课题“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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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郑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