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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资源与矛盾*

潘家恩 杜 洁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结合历史和当代两波乡村建设实践,在具体历史脉络下重新加以“复杂化”,反思“乡村建设—现代化”这一常见的二元对立假设,分析讨论乡村建设具体行动背后的三类思想资源:现代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本土思想与传统资源。正是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思想资源影响下,当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巨大冲击而急速转型时,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乡村建设、乡土社会和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多重冲突与复杂互动,这些矛盾混杂交错、相互转化。也因此,乡村建设存在着在现代化中“实践出”另类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性。

一、引言

  本文借用“现代梦”这样一个比喻意向,暂时搁置现代化常见的“史诗”式宏大叙事的角度,而以“农民、农村、农业”为基本立场和出发点,用同样丰富的脉络与充分的事实,尝试指出另一个不同的现代化,它之所以被称为“梦”,不仅因为其承诺与现实存在差距;也不止于其“美好、中立”形象背后所隐藏着的殖民主义和都市精英主义之武力与思维暴力;现代化的更大“梦幻”,还表现在“叙述者”们浪漫化的表达与其所产生的接受效果上,似乎他们和“听众们”都已达成共识——存在着某种“单一纯粹”的现代化,因此“冲击”之后的“反应”也可能是共同的。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脉络和复杂的现实层面,现代化的来源和传播不仅夹杂着各种政治经济诉求与诸多来自内、外部的限定与“拉扯”,对现代化的反应也自然充满着“差异”与张力,“冲击”所产生的“直接反应”与丰富多样的“另类反应”共存,它始终作为“现代化”百年史的内在产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反复不断地发生着。

  本文所讨论的乡村建设实践也需要重新加以“复杂化”。非进行一般研究所习惯采取的“对象化”处理,而希望进一步讨论:乡村建设到底“包含 / 隐藏”着什么?如果跳出以往研究对乡村建设所做出的“成功或失败”的评价方式,{1}乡村建设本身的“两难”是什么?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暂时借用作为“‘宿命’的现代化(康晓光,2008:209)”这一概念,我们有什么资源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二、“另类”的空间:乡村建设的不同资源

  正如我们后来人所看到的,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知识界也爆发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讨论。(罗荣渠,2008)而历史上的这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则同时是该讨论的发起者之一、实际产物与后续跟进。

  类似讨论既让乡村建设实践的立场更加清晰,也让乡村建设不同团体获得某种“共同体”的感觉与命名。然而,正如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乡村建设运动遍于全国,却非自一个中心扩大起来,而是先后由各地发动的;彼此见解互相接近,而不无出入。” (梁漱溟,2005:591) 

  也即,除了乡村建设与各种主流发展思路不同,乡建团体内部也存在诸多的差异与张力,不同表现的背后实际则是支撑它们的思想资源与对未来理想社会(乡村)的想象不同,它们分别是什么?这些不同资源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现实实践又是如何表现和回应着这些不同脉络的资源?

  在近代百余年来“屈辱自强”的历史背景下,影响乡村建设的思想资源及其对话对象可能包括: 

  (一) “现代化”思潮

  近百年来的中西碰撞与全球化进程,西方元素当然是乡村建设思路的首要来源与参照。(潘家恩、杜洁,2010)它为乡村建设打开思路并重建价值提供空间,同时还带来包括现代社团、社会(教育)“试验”等新的实践形式。具体又可分为:

  1. 晚清以来的变革思想与“新民”想象

  面对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器物说”到庚子事变的“制度说”,清末官方用了近半个世纪以不同形式学习并引进现成的“西方”,这样的“拿来主义”甚至延续到今天这一经过革命涅槃后的“制度决定论”。它既规定了我们与西方互动的基本方式,更使不管“器物”还是“制度”背后的西方文化价值都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而深入人心。

  

  乡村建设也是产生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并因其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本土化实践而让这样“西化”风潮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正是因为让“新民”与中国乡村及社会变革进行了结合,它尝试跳出一直以来的“自我客体化”,而试图为社会变革寻找定位“主体”,而这些“主体”不再只是常见的能人志士与民族英雄,而是最为普通但却多达三万万的中国农民。

  历史乡村建设的重要代表晏阳初先生更是对“新民”赋予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期待,其自我总结早期在中国的工作是推动“作新民”,随后在亚、非、拉三大洲则是“作天下新民”,甚至还让“新民”成为他一个儿子的名字。在他的理解中,“新民”将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基础,而中国的平民教育,则是使平民——民族的脊梁以适应现代工业和政治所必需的基础教育。(晏阳初,1992:101)

  也即,这样的“新民”,是现代化所需要并更具适应力和竞争力的“公民”。

  然而,“新”和“旧”永远都只是相对而言,只有存在着某种参照和标准(努力达到或努力摆脱),“新”才成立。可当“新”成为某种本质,并当“求新”成为前进的主要动力时,我们是否已经不自觉地陷落到以“现代化”为图景的“线性”游戏中?  

  2. “五四”以来“科学、民主”思潮与“启蒙”情结

  根据《中国现代化史》的分析,“如果说晚清以来的‘乌托邦’思潮保持着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认同和价值选择。那‘五四’后知识分子所焕发的乌托邦热情,则表现了其超越西化而重觅未来理想社会的热忱。”(许纪霖、陈达凯,1995:356)同时,“五四”以来更加激烈的内外刺激也让许多知识分子转向超越“书斋”的社会改造。这些都是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背景与基本环境。

  这样一种对“五四”的开放性阅读,更在刚刚离世的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那里得到充分的展开,在《另一个“五四”》这篇长文里,沟口先生专门谈梁漱溟思想与“五四”的互动,他认为正是梁先生开创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五四”,它“既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五四’,也不同于以往人们由常识所认为的‘五四’是反对和打压宗法的、儒教的传统思想这样的道路。总之,这是一条与毫不妥协相对立的另外一条道路”。(沟口雄三,1997)

  的确,丰富的“五四”不仅直接产生了北大平民教育宣讲团这样的“平民教育”雏形,乡村建设运动所大力推广的“合作社”基本思想也是那个时候引进的。而梁漱溟先生总结乡村建设最核心的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梁先生在结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和他整套乡建理论的前提下,对“五四”所倡导之“科学”“民主”两面旗帜的修订与取舍。

  如果说晚清产生了启蒙的对象——“新民”,“五四”则让停留在口号和理论阶段的启蒙与其行为主体进行了直接的互动和结合。同时,“‘五四’后弥漫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激情和对西方的不信任情绪,为现代化批评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许纪霖、陈达凯,1995:363)而乡村建设正是被孕育与呼唤出来的其中一种社会实践。

  (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除上述资源外,两场乡建的脉络和资源中都已包含着西方社会及现代化内部的自我质疑与反思元素,并同时与全球范围内革命思潮的兴衰和传播紧密相关。因此,这些带有“另类(Alternative)现代化”诉求的乡村建设实践也必须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双重历史语境(寻求现代化与对西方现代化种种历史后果的警惕)中解释。 

  1. 现代化的自我质疑与反思

  根据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基于充分史料而做出的分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暴露了各种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被沾满了血污,于是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同时在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温和地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罗荣渠,2008:代序第8、9页)  

 

  同时,正如学者汪晖所指,“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成为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现代思想及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是以悖论式的方式展开他们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会实践的。” (汪晖,2008:65)

  也正是通过这些中国知识界“忽然”到来的新转变,外加随后1929 ~ 1933年大萧条经济层面上的严重验证,这些综合因素无疑催生出了反思“西方式”现代化的某种氛围。只有回到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才能理解“新派”知识领袖梁启超在欧洲之行后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他为何会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而梁漱溟先生何以在本应“自卑”的大时代里保持着如此高亢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梁漱溟,2005:152-157)  

  正因如此,“理想”和“对照”中的乡村建设不仅能使中国得到现代化的好处,同时还能“避免西方过度都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精神及物质上的罪恶。”(艾恺,1996:248)

  2. 革命作为“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对乡村建设的影响

  西方诸国近百年的掠夺外加现代化和资本主义逻辑的传播,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潘家恩、杜洁,2010)继续“现代化”似乎提供不了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伴随着理论界对西式“现代化”的质疑,也同时引入另一种尝试解决“现代性”所产生问题的方案与思路——革命,特别是从与传统“西方”有着一定区别的俄国传来的“共产革命”。而此时,作为现代化“抽取”资源之后某种“废墟”的中国农村,恰好为这样的激进变革提供了广阔的土壤。

  虽然“革命”最激烈并又最具规模效果地实践着“反现代性”,但正如汪晖先生早在1997年就已经提出并分析过的,这样方案虽然携带着“反现代”的特征和目的,但当其在具体脉络中演绎并受到各种现实力量限定后的结果,无疑也只是某种“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汪晖,2008)

  而革命对乡村建设的影响则具体表现在:

  首先,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的“北伐”,各地农民运动迎来了大发展的高潮,特别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动员效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乡建派在农村的实践开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证明与舆论准备。

  其次,因为共产党在各地发展迅速,出于争夺对基层控制的需要,同时为战争和现代上层建筑提取税赋与兵丁,这对国民党政权形成很大的威胁与竞争,而尚未完全统一和稳定的国民党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实力来大范围地推广试验某种“稳定乡村”方案,这在客观上也迫使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为“非共产党”的民间乡建运动“让”出一定空间。这一点在梁漱溟的意识里非常清楚,但与一般人以为“乡建派”被国民党所“利用”不同,他认为恰恰是乡村建设在“利用”政权给出的空间来做那些与政权目的相差甚远的事。(梁漱溟,2005:440)

  再次,既然革命某种程度上是“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因此它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都引起梁漱溟等试图更为彻底“反现代化”的“乡建派”{2}产生与之对话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并在实践中处处尝试与之有交叉、区分或互动。

  因此表面上看,被称为“改良主义”的乡建实践似乎与革命格格不入,但除了明显的“竞争”与“对话”关系外,两者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如:延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的农村方案中亦有梁漱溟当年尚未实现之计划的“影子”。{3}而晏阳初50年代则在台湾帮助国民党完成土改……

  (三)本土思想与传统资源

  作为一种尝试回归“三农”这样一个本土议题的努力,乡村建设实践除了受“现代化”/ “反现代化”这两方面思潮的影响外,还很大程度上尝试从本土和传统中获取资源。

  然而从资源的角度重新进入传统和本土,并不等同于一般论者对其“复古、保守”这样不甚公正的指责。因为,正如最为“保守”的“传统派”乡建代表人物,都曾经指出:“中国文化到清代的时候,表面上顶光华,顶整齐文密,而内里精神顶空虚,顶糟;外面成了一个僵壳(指礼教),里面已经腐烂。……所以西洋东西进来,一下子就慌了。”(梁漱溟,2005:272-273)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又要处处与西方为“敌”?那是因为其有更为现实及操作层面上的反驳:“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前期之所为,乃欲举数千年土生土长之‘礼’而弃之,凭空采摘异方花果一西洋之‘法’以植于中国者,其事何可能邪?”(梁漱溟,2005:257)

  因此,梁漱溟从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寻找“乡村(另类)现代性”的元素和可能土壤。比如其认为“礼俗”是建立乡土社会秩序最有文化基础,同时又是最低成本,不造成“分化”与人与人紧张关系的一种传统资源。

  但他也反复声明:这里说的绝不是鲁迅所猛烈批判的“礼教”。因此才需要恢复其“僵化”之前的根本精神,并加以改造。因此他说,“不一定点头鞠躬算是礼。礼的根本、礼的重要、礼的大端是在制度,不过这个制度运用去行的时候,还是要靠礼貌之礼、礼节之礼。”(梁漱溟,2005:385)这同时也是他为什么不像一些“道学家”一样停留在纯粹的“道德教化”上,而是同时推动合作社建设、农业技术改良、乡村自卫武装等,因为只有系统成套的建设才能产生综合的效果,并为“新礼俗”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

  不仅“本土派”从传统中获取资源,即使被普遍归纳为“西方派”的晏阳初先生同样也在回归热土中吸收运用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资源,这从他不断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便可窥见一斑。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名师杜威的洋博士陶行知,同样也在很大程度受明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影响。

  以上充满差异甚至对立的思想来源充分说明:无论历史还是当代,乡村建设的主体和思路本身就充满着复杂的张力,同时这些思想资源往往也正是其“对话”对象,这既很大程度上挑战我们在评价时的某种“清晰 / 二元”倾向,也彰显出现代化对乡村建设的多重影响。

三、当乡土中国走进现代社会:乡村建设的矛盾与冲突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非常确凿和自信地提出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只有当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费孝通,1999a:316-321)正是在类似结构性冲突的限定下,乡村建设的内部和外部从来就存在着各种不同层次的矛盾。

  《最后的儒家》副标题之所以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因为作者认为“梁漱溟的运动和他的哲学理论一样也是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在政治上的模棱两可:它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保守的,也的确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一种‘革命的保守主义’……他幻想着一种民族化运动以反对国家化;他认为,政府天生就是乡村建设的妨碍;同时他也认识到乡村建设只有含混地和政府联合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武装的政治运动并把权力抓在手里。”(艾恺,1996:280、284)

  而梁先生本人则认识到,无论是自己思想中看似的“矛盾”,还是乡村建设的“难处”,其实都应先追溯其所面对之处境与问题本身的“不伦不类”——“……这些矛盾,使中国陷于左右来回的双重矛盾中。……中国在这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有法子相安。”(梁漱溟,2005,206-208)

  除如此本来就矛盾重重的基本脉络以及乡建代表人物个人思想内部的“张力”外,作为组织化的乡村建设运动从一开始就面对着无数充满矛盾的“评判 / 批判”,这些拥有挑剔眼光的批判者以现代性的标准对民间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了过多的期待。其中一个有趣的例证是:民国期间,海外归来并带着现代化“真经”的陈序经在访问山东邹平归来后以胜利者的口吻得出了多少有些令人吃惊的结论:梁漱溟仍然没能把山东农村变成上海。(艾凯,1996:276)

  与此同时,在强势的“单向”现代化基本背景下,乡村建设团体内部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许多受西方教育的乡建同行对梁漱溟先生就有微词,虽然他们对其个人的品格和学识也公开表示敬慕,“但他们基本上把他看作一个并不十分了解当代世界的‘非科学的’过时儒家。而他们自己则大多把乡村建设仅仅看成是一个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纲领,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生产率和教育水平。”(艾凯,1996:275)

  总体上说,既然乡村建设作为一种希望在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定下尝试寻求非主流现代化、非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建设性方案。故这一实践本身及其所带出的各种相关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按照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以不断地再现、限定与“无害化”,因此,可能存在着如下不同层次的矛盾与“难处”{4}:

  (一)现代化与乡土社会的冲突矛盾

  作为对《乡土中国》所提“乡土”命题的延伸,费先生在《乡土重建》中指出,“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进一步可以说,乡村和都市是相克的,都市克乡村,乡村则在供奉都市。”(费孝通,1999b:314-318)这当然也是乡村建设所直接遭遇的很大“麻烦”,但本文把重点放在其他一些易被忽略的“矛盾”上。

  比如:追求并努力完成“现代治理结构”的行政体制与分散小农和传统社区自治存在着矛盾,并以大幅提高“治理成本”和“干(部)群(众)冲突”为两大表现形式。因为这套照搬自西方的制度对城市或许适用,但却不适应于分散的小农村社经济,除了维持不了较高的“制度成本”外,它还将导致农村基层管理混乱,公共负债增加。这点在梁漱溟所处的时代,就被他敏锐地发现了:“非乡村自身生出一个力量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单靠外力(政府的力量)绝对不行……(因为)乡村是政府力量所不达的地方,因警察没有那么多。”(梁漱溟,2005:397)

  而在2004 ~ 2006年逐步取消农业税之后,当举国上下欢呼所谓“后税费时代”来临之际,虽然可能向乡村过分提取的“黑手”被“砍断”了,但那个“无手”却依然庞大的“怪物”仍内在地存活着。

  比如,作为“后税费时代”进一步“惠农”举措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本应取得更大的成效。但正如有调查所指,“在新农村建设资源分配中,大多数政府主导实际上已经沦为部门利益主导,它们追求的并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普遍性的‘精英俘获’已经导致精英农户得益多,而多数小农被‘客体化’和边缘化。这既不利于‘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更可能因‘大农吃小农’而产生农村进一步分化等新问题;……还可能造成合作社发展的虚假繁荣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重点与政策研究”课题组,2009)

  因此,即使这个已完成工业化并具有充足资源以“反哺”“三农”的政府,当其回过头来想真正回馈“三农”时,也可能无可奈何地受到条块分割与部门利益的限制,更受制于原有的“路径依赖”及以“都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强势逻辑之影响。

  (二)乡村建设与现代化的矛盾

  梁漱溟先生有个十分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他说“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梁漱溟,1932:288)因此,除上面分析的矛盾外,乡村建设与现代化也存在着不同方面的直接冲突:

  1. 以乡村建设为“名”、实为国家 / 地方“政权下移”的现代政权建设与民间以“乡土 / 社区”为本的乡建精神相冲突

  突出例子无疑是山西阎锡山的“村政”试验和国民党以“保甲制”{5}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政策。

  根据张鸣先生的分析,阎锡山这位唯一的民国“不倒翁”,从辛亥革命获得山西政权,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止,一直牢牢坐在“山西王”的位置,即使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迫下野,仍能遥控山西。(张鸣,2001:76-84)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其“秘密”在于所谓“村政”——“阎锡山以政治上的军国主义,行政上的警察化和经济上农业国家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迅速实现山西的富强……实际上,他一箭数雕,既把原来乡村存在的各种名目的独立和半独立的武装统统收在自己的名下,从根本上免除了乡村地方势力潜在的离心威胁,又建立起一套乡村准警察体系与预备兵部队,为日后扩军扩张做准备,同时,在这个偏远的小省,他迅速地从农村聚敛了巨大财富,用于主要是军工业的工业建设,……从这个意义上,阎的‘成功’体现在真正实现了从清末开始的国家政权下移,并以政权的力量完成了对个体农民的超常榨取,而对农村的控制更强化到了极致。”(张鸣,2001:78-87)

  然而,也正是这个被梁漱溟评价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梁漱溟,1991:892)却名噪一时的省级“村治”试验。有研究者认为“1927年以后,山西的自治系统堕落成为一种以控制为主的官僚政治,它不过是把官僚政治下放到地方。这样,阎的计划因不为乡建运动所承认而名誉扫地。”(艾凯,1996:244)

  而对于充满“裂隙”的国民党来说,名义上的乡村建设可以从早期的“地方自治”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实验县(江宁实验县、兰溪实验县)”。但这个以“乡村 / 地方自治”为名义而实际却是“防共反共”的改革,“虽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了一点加强,但农民的负担却因此而加重,既无任何促进乡村建设


【注释】

{1}例如,梁漱溟参与的河南村治学院、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温铁军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都曾经被以非正常手段关闭,存在时间均不超过4年,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因日本侵华而中断,这些都被一些叙述作为他们各自“失败”的有力论据。 {2}需要说明的是,从来没有统一的“乡建派”这一“整体”,其内部充满着“差异”,其间也有十分认同现代化,而只是希望如此现代化能真正惠及“三农”的派别,但正因为乡建内部的多元,它也可能产生一些十分“微小”但却很有挑战性的“另类”思想,此处所指的更为彻底“反现代化”,主要指其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思路和做法。 {3}如:梁漱溟早在30年代就认为,应“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同时并且布置了合作的根底,则乡村工业自必勃然而兴。”(梁漱溟,2005:510)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完成工业化的“路径”有几分相似。当然,其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却是梁毛观点的根本不同,这也是1953年他们那场著名“争吵”的起因,但从1938年,梁访问延安并同毛谈话8次之多,可见他们的思路是有一定的交叉和互相影响。 {4}此处的“难处”源自梁漱溟先生的著名演讲《我们的两大难处》,笔者认为该篇演讲被广泛地“误读”,大多数人认为梁先生在此是“缴械”般地自我坦言“失败”。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字里行间,梁先生是用他的理论和分析来反驳这种“失败论”。所以他在文中强调,这“两大”不是 “危机”,也不是“矛盾”,而是任何事物发展都会遇到的“难处”。(梁漱溟,2005) {5}保甲制是始于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一种军事制度,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城乡居民采用保甲制作为基层政治制度。1932年,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以户为单位,十户编为一甲,设甲长;十甲编为一保,设保长。在保甲内,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强迫劳动和征抽壮丁的办法。1934年,国民党政府将保甲制在它的统治区内全面推行。 {6}此处参考自温铁军教授的一个大胆判断,他认为与其说是日本1937年侵华的“铁蹄”中止了民国乡村建设,不如说随着1934年国民党“保甲制”的全国强制推行,乡村建设的空间已经不再存在,真正乡村建设也正因这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走向尽头。 {7}这从梁漱溟先生谈乡建的书名即可看出,《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另一本乡建文集更名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 {8}更多反思请参考:潘家恩:《毛驴、传统与雪灾》,载《天涯》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