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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政治

——以色列地名与话语霸权

王 炎

【内容提要】 从围绕以色列地名变迁展开的政治与文化博弈,揭示出地名虽然只是一种象征符号,但是通过它,不同的人对生活环境可以赋予不同的意义,地名从来不是客观的、自然的,它是共同体生活价值的载体。在犹太复国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以色列政府通过让国民不经意地阅读地标、地图,使复国与复兴犹太文化的意识形态印刻在地理标志上,并将其自然化。地标有意识形态的潜文本,不经意地阅读,就会将意识形态内化。本文将揭开地图、地标的潜文本,剖析地理文本背后的权力博弈。

一、地名疑云

  2010年1月我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访问,与以色列学者交流犹太大屠杀研究,不期有个意外收获。开会前几天空闲,筹划一次开车自驾游览以色列。在美国时就听说以色列租车很便宜,找到一家Hertz租车行,租价果然诱人。但不认识路,只好再租一个GPS卫星定位器。在GPS的指引下,从特拉维夫驱车开往耶路撒冷。距离并不遥远,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耶城。其实,整个以色列国土才2万多平方公里,从一端到另一端也没多远。一路上看到许多耳熟能详的地名,在《圣经》上出现频率很高。每过高速公路一个出口,绿色交通指示牌上醒目标着“希伯伦”(Hebron)、“撒玛利亚”(Samaria)、“犹大”(Judea){1}、“别是巴”(Beer Sheba)、“拿撒勒”(Nazareth)等,如雷贯耳,让我想起《旧约》讲述的古希伯来民族开疆拓土的悲壮故事。一路开下来,我越来越确信这里乃犹太民族发祥之地,一个古老民族曾昔日辉煌,如今归返故里,再次发轫,重振雄风。但一个小小的技术故障,使我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开到耶路撒冷时,我找“大卫王路“(King David Road)去入住饭店,反复在GPS上输入这个英文地名,仪器却不识别,只好问路。一位热心人告诉我,这条路原本不叫这个名字,是阿拉伯地名,与大卫王毫无关系。当输入她写给我的地名时,GPS才顺利接受。

  这件小事让我难以释怀,请教了希伯来大学一位历史教授,他说以色列建国后,政府曾成立地名委员会,把大部分阿拉伯地名,改为圣经上或犹太法典上的名字,还用复国主义色彩的称谓命名了不少地方。以色列政府通过重修国家地理,强化犹太复国与土地的联系,给以色列建国提供合法性,让国民世代缅怀犹太祖先悲壮的历史,也迫使阿拉伯人接受犹太人占领的事实。这显然是个有意思的课题,地名与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都密切相关,世界各国在历史转折关头,常在地名上大做文章,北京、上海的地名也在几十年前随政治运动风云变幻,有几次大变迁。所以,研究地名的变化,可以揭示背后更深层的权力博弈,如民族国家的认同、价值观的重塑、历史再书写、以及政治话语的合法性等。因此,我一直没有放下这个题目,继续收集资料,发现以色列地名值得研究,细致梳理以色列地图更名与命名的历史脉络,可以揭示现代以色列史上的诸多问题。

二、英托管巴勒斯坦时期的地名博弈

  所谓“以色列地名希伯来化”,并非肇始于以色列建国,早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1923~1948年),这一计划已经初露端倪。19世纪赫茨尔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风起云涌,他号召欧洲离散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失去的家园。离散犹太人对“以色列地”(这里采用《旧约》“和合本”的译法,Eretz Israel,或the Land of Israel)的想象,主要来自犹太《圣经》和犹太教仪式,但现实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Jewish Settlement),与经书文本记述的象征性家园相去甚远。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给满怀热情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当头泼了冷水。这给犹太复国运动提出一个迫切任务:必须将犹太历史和记忆与巴勒斯坦地理联系起来,把犹太复国与复兴犹太文化的意识形态印刻在地图上。{2}也就是说,用希伯来地名唤起犹太移民的民族情绪,认同巴勒斯坦为“上帝应许之地”,让命名建立起身份与空间的联系,让记忆穿越漫长的时间阻隔,通向当下对巴勒斯坦的文化殖民。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圣经》和犹太史料只提到过174个地名,而巴勒斯坦的山川河流、村镇城市大多是阿拉伯地名,一百多个希伯来名字无法满足更名的需要;于是,推动重修巴勒斯坦地理的“希伯来文化纯粹主义者”称,尚有大量希伯来地名不为人知,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3}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欧洲机构、团体对巴勒斯坦进行地理考察,目的是将《圣经》地名与当代巴勒斯坦地貌联系起来。{4}这一时期渐渐形成一种理论,认为虽然朝代更迭,历史沧海桑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名中仍保留了古代闪族名称的形式,即使拼写变化较大,也还可以回溯到《圣经》时代;拼写变化系公元7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占领巴勒斯坦的后果,古代希伯来地名被阿拉伯人扭曲了;这一假说为希伯来化地图奠定了理论基础。{5}

  在1925年,定居英托管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自发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规划犹太人定居点的命名,命名原则有两个,一是“恢复”《圣经》或犹太法典上的地名;二是以复国主义历史人物或政治领袖命名,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6}这一组织到1951年3月才解散,一共存在了26年。{7}这26年中,特别委员会一共命名415个新定居点,其中,“恢复”古希伯来地名108个,为纪念历史人物命名120个地方,还有187个命名属象征的,即以象征犹太历史或文化的名字命名土地。{8}应当指出的是,1931年复兴希伯来语运动与地名希伯来化运动一起,构建起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9}希伯来语复兴,绝不止于恢复希伯来语为日常语言,它有更重要的使命,即将锡安主义者从巴勒斯坦地区族群混杂的现状中提升出来,使其成作为一个鹤立鸡群的文化共同体。{10}

  英国托管当局从1922年起,承认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英语一道,共同充作巴勒斯坦官方语言,但对官方出版物上标出希伯来地名却十分敏感。{11}犹太复国主义者常年游说英国人接纳希伯来地名,使之与阿拉伯和英语地名并列印制在地图上,至少也要出现在官方文件的索引上,促使官方事实上认可巴勒斯坦为犹太家园。{12}但结果不如人意,20世纪40年代当局出版的“圣地1:100000地图”上,绝大部分地方仍为阿拉伯和基督教传统地名,具体数字为:3700个阿拉伯地名,200多个希伯来地名(在犹太人定居点范围内),还有以英语形式拼写的《圣经》地名,比如Jerusalem (阿拉伯语:Al-Quds, 希伯来语:Yerushalaim),Hebron(阿拉伯:Al-Halil,希伯来:Hevron)。{13}地名以不同形式标识,显然不仅是语言表层的差异,它可以唤起不同族群的情感与记忆,也是操纵政治环境的工具。{14}

三、以色列建国后内盖夫沙漠地名的希伯来化(1949 ~ 1950年)

  

  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地图希伯来化成为一场国家推动的、旨在以希伯来语命名整个以色列地貌的一场运动。{15}这是现代以色列空间史上的一场革命,它始于1949年对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的命名计划。透过这场运动可以看出,立国后的以政府,努力把复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层面结合起来,一个是犹太复国的地缘基础——“以色列地”(Eretz Israel),另一个是犹太文化复兴政策——即恢复希伯来语和犹太传统为以国核心文化,两者的结合便转化成声势浩大的地名希伯来化运动。{16}

  英国政府曾在1948 ~ 1949年间,图谋将内盖夫沙漠从以色列版图上分离出去,结果引发了以政府的内盖夫沙漠更名计划;内盖夫沙漠占以色列领土近一半,为宣示主权,以总理本·古里安亲自主抓内盖夫地理计划。{17}1949年6月,他第一次视察内盖夫沙漠,做出指示:

  内盖夫地区有大量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混乱的和无意义的,有些甚至有负面影响或属冒犯性质,体现了外国文化精神。当以色列国旗在内盖夫沙漠升起时,更改地名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去掉外国地名,改为希伯来名称,才能贴近内盖夫保卫者和定居者的心。{18}

  古里安任命一个委员会,任务是勘定内盖夫沙漠各地方、山脉、河流、道路的希伯来名称。{19}地名勘定工作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由委员会下属的“地理分会”(geographical sub-committees)根据托管当局1:250000地图收集地名,把阿拉伯地名翻译成希伯来语。第二步再由“历史分会”(historical sub-committee)整理收集来的地名,在圣经、犹太法典、埃及或亚述碑文上,甚至在希腊、罗马文学中寻找历史材料,炮制希伯来地名。{20}最后,由委员会制定命名规则,按规则落实命名工作。规则大致归纳如下几类:第一,尽量使用《圣经》名称,即使不是地名也可以用;第二,以犹太历史人物命名,例如,马萨达(Masada)附近的不少地名,就以反抗古罗马起义的犹太英雄命名;第三,反映地标和地貌的阿拉伯地名,直接翻译成希伯来语;第四,实在找不到历史渊源的阿拉伯地名,就音译成希伯来名。{21}

  当然,首推圣经或犹太法典地名,既可以表达“以色列地”与古代文献之间的“连续性”(continuity)与“一贯性”(coherence),又可以见证古代犹大和以色列王国与现代以色列之间的历史联系,是一种复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诉求。{22}但人愿难遂,因历史材料缺乏,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在内盖夫范围内,《圣经》只给提供了大约40个地名,委员会只好去搜集一些非犹太史料,坚信现存地名的背后,一定隐藏了希伯来名;于是东拼西凑,勉强恢复了些希伯来经卷地名;但令人头疼的是,一些古代文献中出现过的地名,无法确定其地理方位,只好命名了些无关紧要的干河;这样算下来,内盖夫沙漠一共才恢复70个古希伯来经卷地名,其中包括河流、水井、定居点和废弃的阿拉伯村。{23}

  内盖夫地名工程仅用8个月就胜利完成,一共命名了560个地名(大部分是翻译阿拉伯地名和以历史人物命名),地域覆盖从埃拉特(Eilat)、加沙至英该地(Ein Gedi)一线,幅员近以色列国土的一半。这项计划意义重大,标志着官方组织的地名工程正式启动,具备了向全国推广的条件。{24}内盖夫地名勘定工作一结束,本·古里安就给地名委员会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盛赞他们的成就:

  我代表以色列政府对你们的工作表示感谢。你们勘定了内盖夫沙漠地区的山川、河流、道路、泉井等地名,让以色列一半领土洗刷了外国语言带来的耻辱。这项工作首先由以色列国防军开启,他们把内盖夫从外国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我希望你们继续他们的工作,把以色列全境从外国语言的统治中救赎出来。{25}

四、以色列全境推广更改地名计划(1950 ~ 1960年)

  委员会原职责仅限于南部内盖夫沙漠,此时委员会主席已不满足这个范围,他在1950年11月向政府提议将整个国家地图希伯来化。{26}1951年3月,以色列政府正式组建“政府地名委员会”(Government Names Commission),成员由当时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组成,希伯来化范围向全境推广(但不包括地方政府管辖的街道名称)。{27}紧接着,政府又于1952年成立“希伯来语言学院”(Academy of Hebrew Language),希伯来化名称已经扩大到动植物学名;不久语言学院与地名委员会合并一家,同心协力清除以色列境内所有外国名称。{28}当年改名的情形很偏激,国父本·古里安利用声望和特权,强迫政府高官改从希伯来姓氏。要知道以色列国民来自世界各地,很多人的姓氏早按所居国习俗归化了,他命令军队高官和外交官改姓,会给多少家庭带来不便和尴尬,这一政策到1995年9月才废止。{29}当然,还有很多到以色列定居的犹太移民主动改姓名,比如,名叫大卫·格鲁恩(David Gruen)的波兰移民,到以色列后就改名为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本来叫戈尔达·迈耶森(Golda Meyerson)的姑娘,改随以色列铁娘子总理戈尔达·梅厄(Gold Meir)的名氏。{30}以色列人要彻底弃绝老欧洲犹太人的一切,塑造“萨布拉”(sabra)——新犹太人的形象。欧洲犹太人没有土地、苍白怯懦,而萨布拉则是有家园、全副武装、皮肤古铜色、有能力保卫家园的犹太人。命名占领的土地象征一种文化裂变,也即民族精神的超越与升华:《圣经》上的古希伯来人涅槃重生了。

  从1950至1960年这十年间,地名希伯来化政策已在以色列全境展开,国家地名委员会吸取内盖夫经验,给第二阶段地名勘定工作制定了严格、明确的实施细则:{31}第一,总原则:把所有阿拉伯地名更改为希伯来地名,给无名地方命名。第二,凡以阿拉伯人名或诨名命名的地方,一律彻底更换名称。第三,凡属描述地貌或自然现象的阿拉伯地名,一律翻译为希伯来语。第四,阿拉伯地名发音与希伯来语相近者音译。{32}第五,阿拉伯聚居村地名不宜希伯来化者,但如恰有对应的古希伯来名称,也建议更改。

  从1950年到1958年,地名委员会共勘定地名3000个,取得阶段性成果,官方出版了1:100000希伯来化国家地图。{33}到1960年代初,委员会勘定地名5000个。{34}在这些数字和成果背后,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日常经验被改写或取消了。阿拉伯地名对本地阿拉伯人来说,乃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自然的事情,即使对犹太老住户来说,也是如此。而以政府却认为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不真实的,人们尽可用阿拉伯地名辨识地形、地貌,但在文化上却是错误的。{35}政府推行希伯来化工程,漠视本地居民以日常语言称呼的地名,这意味着通过地名积淀下来的民间经验与记忆丧失殆尽了。{36}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所以,阿拉伯世界谴责以色列不仅在空间上隔离巴勒斯坦人,也在语言上囚禁他们。{37}

  当以色列地图大多已更改为希伯来地名时,新地名是否深入人心、畅行无阻仍是个问题。百姓的习惯很顽固,地名委员会要宣传和推行新地名,任重道远。本·古里安首先带头贯彻落实,他利用军队纪律严明,强行灌输新地名,命令以国防军系统内全部使用新地名,军方最高指挥部要逐级下发新地名到各军事单位,并立即投入使用。{38}委员会还发现路标是个有效手段,可以让人不知不觉地接受新地名。{39}于是,动员交通部门修改路标和交通牌。同时,下文到教育部,要求学校老师和学生把宣传新地名作为一项光荣任务,从己做起,剔除外国地名,牢记希伯来地名。{40}地方政府也行动起来,号召出版社、邮局、劳工部门、教育机构、公司、电台一起宣传、使用新地名。{41}据以色列国家地名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截止到1992年,共勘定希伯来地名7000个。{42}不断更新的国家地图,让犹太文化与以色列土地紧密相连,有效地强化了公民的国家认同感。新地名循序渐进地融入公民日常生活和语言中,今天以色列人完全内化了希伯来地名,对大规模的更名运动却浑然不觉。{43}

五、“六日战争”与“被占领土”地名(1967 ~ 1992年)

  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被占领土地”(Occupied Territories)也被纳入国家地名工程。所谓“被占领土”,要追溯到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时,阿、以在联合国斡旋下划定一条“绿线”(Green Line)作为停火线。以色列国的版图即划定在绿线范围内,也就是所谓“老以色列”(Old Israel),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六日战争”以色列大获全胜,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加沙地带等“被占领土”,也被囊括入以色列版图,耶路撒冷东区也被并入“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从此,“绿线”就在以官方地图上消失了,以色列儿童再也不知道它的存在。{44}地名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也随战争扩大,政府要求新领地上的地名要与国内地名相一致,要有连续性,这样,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等地区也同样实施希伯来化政策。{45}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后,约旦河西岸立即更名为“犹大”(Judea)和“撒玛利亚”(Samaria)。因为“约旦河西岸”(West Bank)或者“被占领土地”这样的名称,无法表达与《圣经》的历史联系,更没有实现《圣经》救赎的涵义。{46}启用“犹大”和“撒玛利亚”等《圣经》意象,可以吸引犹太人到约旦河西岸移民或定居。犹太人从小就饱读各种《圣经》读物,尽人皆知撒玛利亚为古以色列王国首都,又是现代以色列的心脏;也知道古犹大国王约西亚如何复兴犹太教。这些故事吸引着世界犹太人回到上帝应许之地,以便遵守上帝神圣的戒律。{47}

  我在美国常看电视上一个“犹太生活”频道(JLTV),节目间总插播公益广告,这些广告号召美国犹太人去以色列移民,给他们展示《圣经》上昔日辉煌的所在——圣殿山、锡安山、撒玛利亚或犹大,风光秀丽、人杰地灵,召唤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建设犹太家园,不再饱受异乡凄寂飘零之苦,很有煽动力。其实从1300年以来,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的金顶一直标志着耶路撒冷圣城的天际线,它坐落在摩利亚山顶(Mt Moriah),亚伯拉罕曾在此祭子,默罕默德夜行登霄,从麦加到耶路撒冷于此落脚。千百年来,这里一直叫“崇高圣所”(Haram al-Sherif)。但从“六日战争”后,此处更名为“圣殿山”(the Temple Mount),凸显第二圣殿被毁以及残留的“哭墙”(Wailing Wall)地位。从此,美国媒体和英语导游图上只提“圣殿山”而无“崇高圣所”,因为基督徒更喜欢这个名字,特别是美国原教旨基督徒,坚信犹太人回到以色列重建家园、重修圣殿之后,耶稣就会再次降临。{48}

  国内有学者曾收到邀请信,称在巴勒斯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的世界地图上有巴勒斯坦,但西方地图上却根本没有这个地方,所以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办签证。以色列政府在“六日战争”后,不仅把约旦河西岸地区更名为“犹大和“撒玛利亚”,而且还禁止官方使用“巴勒斯坦人”这一称谓,生活在西岸和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被统称为阿拉伯人,铁娘子梅厄宣称:根本就没有巴勒斯坦人这回事。{49}自古希腊时代已存在数千年的古名称,竟被以色列政府矢口否认了。

六、巴勒斯坦人的抵抗

  早在1946年,巴勒斯坦人就不断向英国托管当局提出抗议,指责犹太人企图以希伯来地名替换阿拉伯地名,这与犹太人没有签证来巴定居一样没有合法依据;纳粹大屠杀开始后,英国政府曾试图控制犹太人大量涌入巴勒斯坦,结果犹太人竟不惜用暴力、走私等非法手段,从欧洲和其他地方越境闯入。还利用各种手段从阿拉伯人手里骗得土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以色列建国后,政府有计划地驱赶巴勒斯坦人,更改地名,破坏巴勒斯坦原生态文化。{50}第一次中东战争造成了60 ~ 7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往周围国家,{51}四分之三的阿拉伯村名在地图上消失。{52}以政府有意将阿拉伯文化与记忆连根拔除,代之以复国意识形态,并使之渗透到国民日常生活之中,以牺牲阿拉伯语言为代价复兴希伯来文化。{53}

  巴勒斯坦人从来不承认犹太人重返家园,而指认其为殖民者。{54}他们用犹太人的逻辑对抗以色列政府,例如,出版《巴勒斯坦百科全书》,号称经过大量考古调查,认定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名源自古代迦南,而闭口不谈古代以色列史。{55}就像19世纪欧洲犹太人一样,巴勒斯坦人也制作自己的地图,地图上标明1948年前巴境内只有阿拉伯人居住,而故意抹掉犹太定居点;更有甚者,不注明他们使用的地图乃为19世纪巴勒斯坦的人口分布。{56}似乎受害者总会内化加害者的逻辑,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反过来变本加厉迫害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变得更为极端,不择手段地报复、袭击犹太人。

  被驱赶的阿拉伯人,在加沙或西岸给自己的定居点命名时,仍会沿用原住地名称,原来一个村子的难民也还会住在一起;甚至到第三代难民儿童的身份文件上,仍填写第一次中东战争前祖辈的住址。要知道,这些阿拉伯村早已不复存在了,或被犹太移民霸占,而巴人却拒绝接受新命名。{57}他们希望保留阿拉伯人乡村居住的模式,保有祖籍的名称,通过世代相传,建立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延续,让当下悲惨的生活仍连接着过去的记忆。{58}巴勒斯坦人抱怨自己是“地图的牺牲品”(victim of the map)、失去家园的人,地图在他们心目中已不是指涉地理、地貌的工具,而转化成一种信念,一种呼唤报复的行动。{59}

七、结论

  命名总是指向行动的,它是话语权力中的核心元素。它既可以激活行动,又为行动提供合法性,让行动客观化,同时确保权力主体不断生产和复制知识话语。{60}南希·邓肯(Nancy Duncan)认为:“地标是有形的、熟悉的和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框架内,不经意地阅读地标,可以让印刻在地理标志和地图上的社会关系不自觉地进入意识,将其自然化。任何地标都有意识形态潜文本,不经意地阅读,就会将意识形态内化。”{61}以色列政府深谙地名、地标对思维和习惯的塑造作用,花大力气更改地名、重修国家地理。但追根溯源,犹太人修改地名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希伯来经典中就有许多更改地名、宣示征服的事例。《旧约》“士师记”中记载:“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Zepphath)的迦南人,将城尽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珥玛(Hormah)”(《旧约》和合本《士师记》1:17)。还有公元前2世纪哈斯摩尼(Hasmoneans)王朝对统治地域内的希腊地名,悉数更改为希伯来名。{62}给征服土地易名的先例,在犹太民族史中比比皆是,它象征文化上的再次征服。因此,以色列爱国主义自有其民族血脉里的悠远传统。该民族对地名的象征意义也异常执着,例如“犹太复国主义”或曰“锡安山主义”(Zionism)本身就从地名而来,追溯到大卫王时期,锡安山与圣城或圣地同义。{63}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籍地名表达三个核心概念:上帝、选民和土地,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在地名上融合了。笃信宗教的犹太人与强硬的复国主义者同样坚信,这三者相互紧密联系,乃犹太精神的永恒品质,只有生活在上帝应许之地,犹太人才能遵从上帝的法律,“以色列地”与《圣经》“法律书”(Torah)两者密不可分。{64} 

  我驱车到达耶路撒冷时,发现这个城市人口按照信仰、种族分居四区: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基督教区和穆斯林区。风格迥异的宗教建筑,被一股脑挤压在“老城”墙内局促的空间里,好像世界文明的微缩景观。虽然同为以色列公民,但穆斯林人、基督徒与犹太教徒貌合神离,大家住在一起乃权宜之计。不同族裔的导游,讲起耶路撒冷史会各不相同,犹太导游从大卫、所罗门王起讲,犹太民族万世一系,此乃古希伯来圣城,犹太人的梦想与家园。而阿拉伯导游则情绪激昂地谴责以色列霸占耶路撒冷,驱赶无辜巴勒斯坦人,使他们失去家园,流离失所。不同信仰在文明交汇处相互博弈,竞相表达自己,争抢旁观者的认同,给自己正名。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指出:信仰不是对象化的偶像崇拜,这样只会被偶像抽干其神性,信仰之真谛乃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在耶路撒冷,宗教信仰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现代西方政教分离,宗教退居私人领域,成为现代生活的心灵缓冲剂或孤独焦虑的心理抚慰,它不进入公共政治生活。而在圣城,信仰就是公共生活本身,许多人每天的作息围绕着宗教仪式,犹太人、阿拉伯人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信仰去死,信仰规定了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在以色列,现代与古代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传统宗教信仰与现代民族主义相互重叠,信仰生活与政治斗争犬牙交错。哭墙、圣殿山虽为宗教圣地,也恰是民族主义交锋的场所。{65}犹太人在宗教朝圣中激发出的民族认同,把政治斗争换来的独立国家,想象成遵上帝召唤重返“应许之地”,给现代国家搭起重返历史的虹桥。结果是,以色列国变成古犹大和古以色列王国的现代化身,一个“万世一系”的神话就这样打造出来。

  地名只是一种象征符号,通过它,不同的人对生活环境赋予不同的意义,符号作为信息源,规定着不同人群彼此间交流的内容与意义,所以,地名从来不是客观的、自然的,它承载着共同体的生活价值。{66}


【注释】

{1}英语中有两个同词源的名称:Judea 和 Judah。在希伯来语中同是   (读   )。Judea这一拼法依据希腊、罗马规则,主要用于指今天包括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在内的以色列南部地区,而Judah常用来称谓古希伯来王国“犹大”(Kingdom of Judah)。 {2}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ro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2(2001), p. 183. {3}Ibid., p. 184 {4}Ibid. {5}Ibid. {6}Ibid., p. 183. {7}Ibid. {8}Ibid. {9}Ibid., p. 182. {10}Ibid. {11}Ibid., p. 183. {12}Ibid. {13}Ibid., p. 178. {14}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2, No. 4 (Dec., 1992). p. 655. {15}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ro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2, p. 178. {16}Ibid., pp. 178-180. {17}Ibid., p. 186. {18}Ibid. {19}Ibid., p. 184. {20}Ibid., p. 186. {21}Ibid. {22}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2, No. 4, p. 662. {23}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ro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2, p. 187. {24}Ibid., p. 185. {25}Ibid., p. 187. {26}Ibid., p. 185. {27}Ibid. {28}Ibid.. {29}Ibid., pp. 182-190. {30}Julie Peteet, “Words as interventions: naming in the Palestine - Israel conflict,” Third World Quaterly, Vol. 26, No. 1(2005), p. 160. {31}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ro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2, p. 187. {32}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属同一个语系,发音接近,音译很方便。但有些地名的词源是希腊语、拉丁语或亚述语,这些地名进入阿拉伯语时,阿拉伯人发音有困难,因此地名往往以讹传讹,从阿拉伯地名上已经难以确认出处,再翻译成希伯来语,则更面目全非了。 {33}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ro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2, p. 188. {34}Ibid. {35}Ibid., p. 183. {36}Ibid., p. 188. {37}Julie Peteet, “Words as interventions: naming in the Palestine - Israel conflict,” Third World Quaterly, Vol. 26, No. 1, p. 161. {38}Ibid. {39}Ibid. {40}Ibid. {41}Ibid. {42}Ibid., p. 192. {43}Ibid., p. 190. {44}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2, No. 4, p. 674. {45}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ro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2, p. 189. {46}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2, No. 4, p. 671. {47}Ibid. {48}Julie Peteet, “Words as interventions: naming in the Palestine - Israel conflict,” Third World Quaterly, Vol. 26, No. 1, p. 165. {49}Ibid., p. 161. {50}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ro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2, p. 192. {51}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2, No. 4, p. 659. {52}Ibid. {53}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ro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2, p. 192. {54}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2, No. 4, p. 659. {55}Ibid., p. 673. {56}Ibid. {57}Ibid. {58}Julie Peteet, “Words as interventions: naming in the Palestine - Israel conflict,” Third World Quaterly, Vol. 26, No. 1, p. 159-160. {59}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2, No. 4, p. 673. {60}Julie Peteet, “Words as interventions: naming in the Palestine - Israel conflict,” Third World Quaterly, Vol. 26, No. 1, p. 156. {61}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ro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2, p. 182. {62}Ibid., pp. 189-190. {63}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2, No. 4, p. 658. {64}Ibid., p. 664. {65}Ibid., p. 659. {66}Ibid., p.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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