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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正规经济(下)

李明欢 李 丁 张 静 麻国庆 金一虹 庄孔韶 卢晖临 高 原 等

三、非正规经济与社会流动

  李明欢(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劳动力市场跨国化和跨国的非正规经济

  

  我要谈的题目是关于劳动力市场跨国化和跨国的非正规经济。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和本次会议主题有一定距离的话题,因为我讲的是跨国的非正规经济,而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非正规经济。那么,两者是否有联系呢?

  

  我想到一件事,大概是2001年吧,我到加拿大UBC,即位于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位加拿大教授在谈到跨国技术移民问题时,非常激动地挥着拳头大声说道:是千百万中国农民养育了比尔·盖茨!当时正是比尔·盖茨的微软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唏嘘声,我作为在场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感到强烈的震撼。千百万中国农民与比尔·盖茨事业关系何在?当时我的理解,比较直观、比较简单,我认为中国农民培育了无数青年才俊,其中好些人成才后加入了比尔·盖茨的事业,共同将微软的事业推向了巅峰。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农民养育了比尔·盖茨。

  前不久,我和项飚探讨他的英文大作《Global Body Shopping》,中文译名是《全球猎身》。这是一本通过印度技术移民流动探讨国际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优秀著作。我们在讨论技术移民问题时,涉及到了非正规经济问题,因此也就吸引我前来参加这个会议。

  

  首先我得讲讲我对非正规经济的理解与定义。昨天我们讨论了对非正规经济的不同理解。我对非正规经济的理解主要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我关注的是正规经济中的非正规雇佣和非正规操作。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在跨国劳动力迁移领域,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那些不能享受完全社会保障和应有福利待遇的跨国劳动力移民。我思考的问题是,如此违背人权理念的非正规经济或曰非正规雇佣,如何能够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或曰国族利益的旗号下享有合法性,并大行其道。

  我讲两个问题:一是劳动力市场的跨国化,二是跨国的非正规经济。

  根据联合国的最新数据,当今全世界共有2.14亿跨国移民,也就是说,全球大约每30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非本人出生国长达一年以上”,这是国际通行的关于国际移民的基本定义。跨国移民虽然是自有民族国家以来就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跨国移民潮流,却是伴随着资本、商品、信息的空前大规模流动,伴随着交通、通讯、科技的空前发达而大幅度上升。就绝对数量而言,当今跨国移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既往任何时代。

  就移民人口的构成而言,大致可以分成这样三个主要部分:国际移民群体的顶端,是一些我们说的有财、有才的顶尖精英人士,对他们而言,国界似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他们敞开欢迎的大门。处于国际移民群体最底层的是难民,包括战争难民、灾害难民等。在庞大的国际移民群体中,除了这首尾两端,绝大多数可以归入劳动力移民范畴。虽然直接的跨国劳动力雇佣有限,但在我看来,无论是通过家庭团聚的迁移,或是从留学转移民、从“非法”转“合法”,他们中大多数实际上都进入了移入国的劳动力市场,因而也就成为跨国劳动力的组成部分。

  跨国劳动力流动和人的本能追求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发达国家(或者用世界银行的说法,高收入国家)总体较高的收入水平、较高的福利待遇,或者相对平和安宁的生活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曰低收入国家的普通劳动者有相当的吸引力。

  

  以我们中国为例,中国曾经长期是以人口外迁为主的国家,仅以近30年而言,向境外流动的人口大约有五六百万。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也成为移民的目的国,并且出现外国人相对集中的特殊社区。在北京望京,有所谓韩国人社区,在广州的小北路等地,因为黑人相对集中而被当地人叫作“巧克力社区”,再比如在浙江义乌出现的阿拉伯一条街等。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来移民平均占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总量的四分之三。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北美接纳的外国移民数增长了将近1700万,欧洲增长约1500万。日本历来对外来移民十分排斥,迄今也不承认是移民国家,但是,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日本也接纳了大约120万外来移民,目前全日本外来移民总数已经达到创纪录的200万。

  

  当代人口大量跨国流动与世界人口生态的不平衡相关。发达国家在战后50年代一度出现所谓“婴儿潮”之后,人口出生率就不断下降,导致近年来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及青壮劳动力人口的缺失。从日本的“少子老龄化”,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到欧洲的“银发潮”,有数据显示,在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内,发达国家至少需要补充2000万青壮劳动力;反之,同期发展中国家则至少有10亿青壮人口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劳工运动的成果之一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尤其是西欧国家,更是形成了为全体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障。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劳动力成本明显上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转移,似乎这是降低其产品价格的有效途径。但是,这些国家很快又发现,好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是搬不走的,比如建筑业、服务业、资源性产业,因为无论是房屋、道路、桥梁的建设,还是为本地人口提供服务的餐饮、娱乐、医疗护理乃至养老服务,都只能在本土进行,而采油炼油、煤气能源等,也无法任意搬迁。可是,恰恰这些产业几乎都被贴上“脏、累、险、贱”的标签,即英文中的所谓“Dirty, Difficult, Dangerous, Demeaning”的“4D”工作。如何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唯一的途径,只有向发展中国家招收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因此,资源占有的不平衡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伴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交通的高度发达而导致国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当代西方一些国际移民学者即将此描述为继商品、资本之后“全球化的第三大浪潮”。

  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跨国利益追求正在挑战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人力资源的全球观相伴而生,走向“开放的社会”已成共识。但是,另一方面,众多民族国家却无不严格固守甚至日益强化自己“封闭的边界”,主张本国利益至上。因此,“走向开放的社会”与“固守封闭的边界”就成为当今一个严重的时代悖论。这是当代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非正规经济能够在跨国领域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再进一步,还可做如下剖析。

  第一是资本层面的剖析。众所周知,资本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追求,非正规经济为资本创造的超额利润,相当可观,尤其是跨国的超额利润。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在巴黎制衣厂做过一个实地调查。法国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完美”的社会福利来自高额的税收。以2000年的收入计算,一个无专业文凭、领取法定最低工资的正式车衣工每月所得纯收入为823欧元,但是,其雇主除工资外,还需为其交纳全民社会捐助、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各类款项,因此,老板为一名正式车衣工所支付的实际费用总额达1650欧元。反之,如果雇佣一个外国移民,尤其是无证外国移民当车衣工,那么,雇主一般只需支付600欧元工资。换言之,雇主用于支付一名正式工人的费用,可用于雇佣2.74名无证工人。

  同样,在我前面提及的项飚的大作中,也列举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数据:2000年美国微软总部的2万名员工中,有6000人系通过中介机构招聘雇用。许多人已经为微软工作多年,但劳动关系仍然在中介机构,被称作“永久的临时工”,他们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也就大打折扣。

  

  资本如何从跨国非正规雇佣中获取超额利润,显而易见,不胜枚举。

  

  其次是国家层面的剖析。在跨国移民问题上,“国家”还需进一步区分为移出国和移入国。

  

  就移出国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乐意看到本国劳动力通过跨国流动实现脱贫致富、国家增加外汇收入等有益成效。在当今世界上,墨西哥、菲律宾、印度等都是劳动力向外流动的主要国家,相关国家政府也都为本国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提供制度性保障。在跨国迁移中,既有正规迁移,也有非正规迁移或曰非法迁移、人口走私偷渡等,而相当一部分是介于正规与非正规之间的“灰色操作”,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但我认为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主管部门,如果对“偷渡”成功者“衣锦荣归”时赠予鲜花荣耀,而对“失败”回归者处以拘留罚款,那是极不公平的,其潜在影响也是极其恶劣的。

  就移入国而言,移民接纳国主要是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这些国家对待外来移民的政策,往往是在国家利益至上的旗号下,在国民和非国民之间划清界线。尽管他们也讲人权,但是,在国家利益的旗号下,非国民不能分享社会利益,其劣势地位也就被合理化了。

  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共有72个国家制订了鼓励外来移民返回原籍国的政策,对于高福利、高收入的国家来讲,这是最为有利可图的政策。因为,身强体壮的外来移民将其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贡献给移入国后,返回其原居地养老,无疑大大减轻了移入国的社会负担。

  

  以中东石油国家为例。在中东石油国家,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其国家财富可谓与日俱增,外国劳动力早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如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外国劳动力在本国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例已经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然而,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仅仅限于本国公民共享,外来劳工无论你在当地工作多久,都不能入籍,无权享有当地国民的任何福利待遇。换言之,当地公司一般与外籍工人签订三至五年合同,有些在合同期满后还可续签,但是,外籍工人即便工作十几二十年,最终还是得离开,得回到原居地去。像迪拜这样的酋长国,总人口中只有17%是完全国民,可以享受由国家提供的生老病死等一揽子福利。

  有鉴于此,一位西方著名的移民学教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托儿所。我认为还得加上一句: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的养老院。

  第三个层面,就是工人本身,同样需要分为跨国的移民工人及移入国的本国工人。跨国移民工人为什么“愿意”接受低于当地人的待遇呢?有几个原因。一是劳动力培育的成本不一样。无论在哪个国家,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长大成人,都需要总量可观的培育成本。然而,如果将同一成本置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比较,那么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父母、老师、妻子、社会公共服务人员的劳动,或是住房、医院、学校、交通等公共设施,都在低成本上运行,或者干脆被隐性化,零价值化,甚至负价值化,因此劳动力成长的价格是低廉的。他们进入发达国家之后,收入尽管低于当地,但是向后看,与自己原居地的收入相比,他们多认为还不错,因而可以接受。而且由于不少人的家庭还留在原居地,维持着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水平,这也使他们不但能够接受低于当地人的收入,而且还可能感觉不错。

  世界银行曾经做过统计,以同一职业在高、低收入国家的不同境遇相比较:若以该职业在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工资为1的话,那么,在中高收入国家大约是0.42,在中低收入国家是0.28,在低收入国家则仅为0.20。也就是说,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工资差距可能是五与一之比,甚至更大,因此移民工人的“较低收入”仍然可能高于原居地。

  另外,移民自身也存在自我剥削或曰自群体的内向剥削。三个月前我刚从南非回来。在南非期间,我对当地由中国新移民经营的商贸业做了一点调查。我发现,当地中国新移民开的店铺有好些雇佣了黑人,开始我以为是因为安全原因雇佣南非的黑人,但经过访谈发现,原来他们雇佣的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黑人移民。为什么?可以这么说,雇中国移民比雇南非人便宜,而雇津巴布韦黑人则比雇中国移民更便宜。由此不能不令我想到:市场的利润追求促使移民不仅自我剥削,即超时超量工作,而且,还包括去剥削那些比自己更弱势的群体。

  那么,发达国家的国民怎么看待外来移民呢?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发达国家国民基本是“正规”就业者,包括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等。我从调查中明显感到,他们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作为享受主体国家全面保障的国民,他们从非正规经济中获益,由外来移民所创造的非正规经济给他们提供了廉价的产品,提供了即便是中下收入家庭也可能享受的服务。在欧洲,为什么中餐馆、土耳其餐馆那么便宜?为什么市场上有那么多低得令当地人“难以置信”的商品?为什么曾经只有富豪家庭才能享受的家庭帮佣现在也进入了一些中产阶级甚至中低收入家庭?不就是因为有那么多外来移民工人的劳动被大幅度贬值?不就是因为外来移民工人“自觉自愿地”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

  

  然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国民们又不能不看到大量外来移民工人及非正规经济所造成的潜在的“威胁”。昨天有老师提到,乘坐正规出租车要600块,打“私车”其实也就是“黑车”只要200块,因此乐意打私车。但是,这“200块”的廉价背后,其实是逃避理应担当之社会责任的表现。如果大家都不纳税,不交正规的管理费,那么,筑路架桥的钱哪里来?交警的工资哪里来?无路无桥无红绿灯无交警,这车还能开吗?同理,在发达国家,当地国民也看到了非正规经济的负面影响,他们担心自己的岗位被廉价劳动者替代,他们担心国民的长远利益可能遭受多重伤害。

  

  总而言之,以非正规雇佣为主要内涵的非正规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跨国领域大行其道,根源之一在于全球化正如同由跨国资本把握方向盘的巨型“压路机”,力图突破一切不利于其扩张之国境边界,朝着政治和经济的国际化目标呼啸前行。全球化时代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以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竞争为主导,又因前者被标签化的不同身份地位而被资本那“看不见的手”推入与移入国正规劳动群体之间的竞争。如此劳动力市场跨国化的发展趋势,已经造成资本获益的提升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下降,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此趋势还将延续。

  回到中国自身,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千百万中国农民,不仅养育了比尔·盖茨这样的跨国资本巨头,也以他们的廉价劳动,为全世界不同阶层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我读到关于比尔·盖茨将全部捐出其财富的新闻报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位世界首富的裸捐,其实是将发展中国家亿万农民的隐性贡献,在阳光下回归社会!

  李 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非正规经济与农民子女的社会流动

  

  我讲的题目是非正规经济与农民子女的社会流动,这里讲的内容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收集CGSS06的数据。汇报的主要内容,一个是农民子女社会流动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的重要意义,农民子女的社会流动遭遇了怎样的情境变化,非正规经济 / 就业的操作定义及其普遍性,最后是值得讨论的四个命题。

  昨天李强老师讲到中国是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结构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城乡二元性。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走向,国内大致有四种判断,第一种是孙立平老师说的断裂论,我觉得工人阶级再生产理论也是一种断裂论,认为我们社会正在形成分割清晰、相互对立的阶级结构。另一些人认为还有一个趋向,就是中产化,包括中国社科院提出的“趋高级化”论调,南京大学周晓虹老师等对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研究。除这两种趋势判断之外,李路路老师的结构化论和李强老师的碎片化论也是重要观点。

  到底何种趋势判断比较正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及其子女的社会流动与分化,这一因素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出路非常关键。首先,农民子女的社会流动对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弥合作用。农民子女的分化流动从年龄段看,有三个趋势:第一,非农化显著;第二,中层化明显,自雇业者比例越来越大;第三,高层化不明朗。昨天,李强老师讲,希望通过职业技术等级制的恢复让农民有更好的社会流动。实际上要实现这种向社会高层的流动,仅仅通过职业等级制度可能是难以完成的。

  在这样一种趋势下面,农民子女的社会流动正遭受着几个方面的力量作用。第一种就是我们农民子女受到了流动的拉力和压力,这种拉力来自国家的现代化话语和实践。农村的学生从小接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化教育,向往城市生活和消费。地方政府在政绩动机下的城市化、工业化也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第二,实质性圈地与农村的虚空化趋势。农业和农村的经济收入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子女的需要,加上农村攀比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大家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农村已经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地方。

  

  在流动动力如此大的情况下,体制内外的区别在市场化浪潮席卷之下变得更大,医疗、教育、教育、养老等重要方面的内外差别很大。

  从传统流动渠道的变化来看,高等教育是农民子女进行社会流动非常重要的机制。1998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张,给整个社会包括农民子女社会流动提供了机会,但这种机会的分配是不平均的。我们的教育有文凭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刘精明和李春玲老师的研究表明,优势社会阶层更多地选择通过高考这条路实现社会地位的再生产,而大部分农民子女只能选择档次较低的技术道路来争取社会流动。可是,我们的技术教育已经沦落成为为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提供廉价学生工的境地。

  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高等教育过程也存在分化。教育改革中,学习成绩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素质的内涵在“扩展”,这也使得家庭背景及家庭投资等先赋因素对教育成就的影响扩大。

  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就业过程即一个阶层分化的过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以发现,条件好的同学更有可能找到好多工作,背景条件不好的农村同学找到好工作的很少。

  除了高等教育这条流动通道外,另外一个,就是当兵提干。随着提干及复员转业的市场化,这条路也越来越窄了。还有就是招工制度,计划经济下让一些农村人实现了社会流动。现在,临时工是永远的临时工,不可能通过临时工转变为体制内的正式工。

  婚姻流动也是社会流动的一种渠道,关于这一通道的变化趋势,还没有一定的定论。

  在这样一种结构下面,社会流动有非常强的路径依赖,这个是比较有共识的。与此同时,会看到体制外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如果从流出率看,2006年的调查中,你最后一个职业和你的第一职业很有可能是一样的;你第一个职业是在什么性质的单位,最终这个职业很可能还是这类单位,稳定性非常强。每一种职业和单位性质都可以向比他弱势的职业或单位流动,向上流动是非常难。除了在国有、集体单位里面可以实现向上(党政机关等)的流动外,进入到私营或个体企业的,你基本上没有向这种单位流动的可能。

  另一方面,私有或者个体,就是市场化的部门,不管什么单位什么职业,都有可能流动到这一部门,包括“下海经商”的人,使得这个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个体户和自雇业者的回报越来越低。从农民子女的流动来看,面对的是具有类似特征的体制外渠道。

  总结起来,从职业流动上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如果你进入到体制内,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职业,比如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向上流动;但是,一旦开始时就进入下层领域,向上流动非常难。从职业来看,一旦初职落入服务人员、农业生产人员、工人的行列,其出路基本上就限定在这三者之间。从流入的角度看,最具封闭性的单位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其次为集体单位,其人员主要来自同类性质的单位;最具开放性的单位是党政机关和外资单位。从流出的角度看,最稳定的单位是个体户,其次是国有单位,最不稳定是社团群体及党政机关。最后一条,体制外竞争强度在加大。

  此种情境之下有两个问题非常重要。

  第一,如何突破上述流动渠道逐渐狭窄化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与行动,以消除这种制度屏障。

  第二,在上述结构不能断然改变的情况下,作为农民的子女,谁能够采取何种方式通过窄化的传统渠道实现这种社会流动?谁又能够采用怎样的方式通过体制外的渠道实现社会流动呢?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第二个问题。这里所谓的体制,是我们原来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建立起来的保护人之作为人的一种制度,但是这种制度今天保护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制度对于劳动者的保护作用,在市场领域选择性地相对缺席。中国市场部门或者体制外都处于非正规经济的状态,因而我们总有一种想重建国家福利制度或重建公民社会的冲动,以将所有的劳动者都作为人平等地置于一种集体力量的呵护和尊重之下。我们来看看我国的非正规经济的普遍性。这里我将体制外的个体经营者(又分为有经营执照和没有经营执照的人)、临时工、无合同的固定工,还有相对于长期工的合同工,划定为非正规部门。

  这是来自2006年的另外一个调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见表1),可以看到,不管是对于城镇户口的人,还是农村户口的人,如果从事非农生产的话,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无雇工的个体经营以及临时工或者是领取工资的家庭帮工。2006年的CGSS调查同样显示了这个特征(见表2)。其中,目前正在从事个体经营或办私企的人中有22.9%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35.7%没有营业执照。受雇于人的非农劳动者中65%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剩下1/3签订了劳动合同,又有1/3仅签了1年,签了5年以上的只有1/3。如果按照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没有经营执照,把所有人进行分类,分为正规经济 / 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可以看到,非正规就业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阶层。

  这里衍生了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由于相对于土地、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加上失业大军的广泛存在,以及农村土地保护机制的存在为政府采取不作为态度甚至作为资本推手提供了可能性。在竞争如此激烈,资本剥削如此严重的市场化空间中,谁能够把握自己,进而把握别人的劳动剩余控制权,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谁能够在劳动市场上获得稳定而又有合同保护的工作,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检验正规的合同确实能够带来回报,有证的经营者收入比没证的高。第二,个体经营者确实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回报。第三,非农就业相对于农业仍然能为社会流动提供机会。如果刘易斯拐点已经达到了,那么你从事农业还是从事非农业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我用CGSS2006数据做了一个验证。这是一个简单的描述分析,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其实劳动者有无合同,其工资差异非常小,只有你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时候,你的收入才能大幅度提高。

  我做了三个模型,发现劳动合同对于挣取工资收入的务工者获得较高收入没有作用,甚至有负作用。考虑所有农民子女中的在职案例,将经营者及经营性收入考虑进来,发现个体经营者相对于受雇者并不具有优势。仅仅当你成长为私营企业主的时候,才能够有明显的收入优势。而非正规的经营者也不一定比有经营执照的收入低。从2005年的收入来看,刘易斯拐点并没有到来,非农就业仍然具有相对于农业的显著优势。合同制度并不能保证你有更高的收入。

  小结一下,上面的分析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劳动合同并不能保证个体从对应工作中获得高的收入,当然,合同保障的并不仅仅是收入。第二,摆脱了资本的直接剥削,成为自雇者或小雇主似乎也难以真正获得劳动剩余。因为作为个体户,它的商品同样面临劳动价值的实现问题,而他们的产品的定价及价值的实现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如普通劳动者工资的长期低迷,大规模连锁超市的价格竞争等。不过,相对于纯农业生产,非农就业仍然是农民子女实现其改善自身收入(不一定是幸福感和处境)的重要渠道。



  张 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刚才的两位发言,在我看起来,都是非常出色的研究,两位都是基于事实,用大量的证据说明自己的论证,从他们的发言当中,能够体会到强烈的情感,他们非常关注低层的境遇。我简单说一下自己的感想。

  我觉得两位发言人在理论背景和逻辑分析上是一样的,虽然研究的领域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际。基本上他们使用的是社会学视角、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讨论劳工流动在国际国内经济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提出的如下几个方面问题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非正规经济在流动领域当中,导致的利润分布不公平的问题。

  第二,比较成本给资方带来的显著利益问题。

  第三,外部隔墙的形成,内部流动圈的形成,导致的封闭式流动问题。

  第四,剩余转移,利润流向高层、资方或国外问题。

  

  还有,二位指出,流动中劳工的身份限制明显,虽然存在大规模的国内和国际劳工流动,但这些人并没有社会身份改变,虽然他们赚了一些钱。所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地位上升。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现象。但联系到我们关心的“非正规经济”问题,我想提出几个问题和大家讨论。

  

  一个问题是,两篇论文中提到的同样现象(但非利用中国劳工的资料),在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发展社会学中多有涉及。那些理论为的是证明,“分工”导致的剩余流动,带来了绝对贫困、低度发展乃至发展停滞的现象,那么,怎样解释如今这现象大量在中国劳工中存在,但中国却保持高速发展?

  

  另一个问题和上面有关,如果流动的结果是负面的,当事人没有获益,为什么它会大规模、经由自然选择发生?在过去二十年中迅速地发展?这些参与流动的人获得了哪些机会?

  

  劳工流动在中国主要是体制外现象,而且成分主要是农业劳动者。这的确是重要的非正规经济现象。但如果这些人在正规体制内,似乎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幸亏还有一系列的非正规经济的存在。所以我们需要研究,选择流动的劳工动力是什么,利益是什么,宏观效果是什么。否则我们无法回答这样的诘问:高速发展中谁获得了什么利益。

  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讨论中国的转型当中,非正规经济的作用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劳工缺少保护,体制不健全,国家责任缺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隐含着一种强调,应该把非正规经济正规化。但是如果正规化,劳工尤其农民工的机会是否还在?所以上面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范围的非正规经济的存在,就是它的动力和合理性究竟在什么地方,非正规经济在中国整个的发展当中,它的作用是什么?讨论这种作用,不仅应看到宏观的经济发展以及资本方、国家的各种利益,还应包含分析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底层的利益。



  郭伟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刚才张静老师说,非正规经济从80年代至今一直存在,肯定有内在的合理性和一定的动力因素。

  

  假如非正规经济在80年代中国经济进程中,起到改革转型积极作用的话,90年代以后,一面倒的过程恰恰相反,人们不再希望下海经商,而是希望到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这个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然后非正规经济在不同转型阶段的作用是什么?

  潘 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这个不是阶段的问题。其中一个是阶段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阶层的问题。

  

  郭伟和:

    

  不同的阶段变化会推出来,可能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先前阶段提出来的东西,后来为什么起了负作用?包括哪些力量因素,这些需要更深入一些研究和讨论。

  

  张 静:

    

  我认为,我们的讨论需要在一些基本的共识基础上进行。比如,什么是非正规经济?由行政主导的叫不叫非正规经济?刚才讨论到国际移民,不少国际移民是政府组织的。国内也一样,我们知道前几年广东出现新疆民工的问题,其实是新疆的政府部门帮助本地青年的计划,把他们集体送到广东,这是行政主导的经济,这是非正规经济吗?

  

  第二,地下经济显然是非正规经济,不注册、不交税、没有法规的经济,是不是非正规经济,只有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知道哪些是属于非正规经济,哪些属于正规经济。尤其非正规经济的作用是什么?

  

  张 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听了以上三位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我做拉美劳动力流动与就业的研究,其中会有一部分涉及到劳动力的国际流动,而拉美地区是国际移民来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今天借此机会向李老师请教几个问题,同时也是把我学习中的体会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相对于商品和资本来说,劳动力的流动最为困难,我想这与移民政策密切相关。通常而言,移民政策总是倾向于精英阶层及高技术人员而不利于普通的非熟练劳动者。那么,移民政策的作用究竟是什么?现在发达国家趋于收紧的移民政策,是不是导致移民非正规流动及非正规就业的主要因素?

  第二,许多流动到国外的劳动力,向本国寄回了大量的侨汇。关于侨汇的统计,也是一个存在争议且很难准确测量的问题。因为不知道那些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汇兑的未经记录的资金的规模,这可能也含有非正规经济的成分。如果把这些都算上,实际的侨汇规模可能要高很多。那么,这个巨大的侨汇资金对接收国有哪些影响呢?据我看到的相关文献,侨汇有助于减少贫困,但是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还不太明朗。不知李老师是否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刚才讲拉美劳动力流动的时候,我提到这样一种现象。国际移民对于移出国而言,有个“人才流失”的问题,影响到移出国的人力资源储备。而与此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在迁入发达国家后遭遇“教育贬值”型就业,即虽然与当地人具有同等的学历,但是,所获得相应的管理和专业人员职位的比例却低于当地人。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四,想从国际移民角度解释一下城市失业率。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想通过劳务派遣而降低总失业率的做法往往导致更多的劳动力涌入城市。因为招工机构一般设在城市,潜在的国际移民不仅必须首先来到城市登记以获取外国就业机会,而且还得在城市等待,而等待这段时间可能有长有短,因此大多数他们进入非正规就业。当劳工移民到国外后,空出的城市就业机会又将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填补,这样一来,城市失业率常常居高不下。

  潘 毅:

    

  我问李明欢老师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托儿所和养老院,你的解释是把它放在生产成本,所以造成了这样的格局,除了生产成本以外,资本主义国际分工背后开拓市场,这部分也是很重要的部分,跑到中国,不仅是为了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还为了用中国市场本身。

  

  李明欢:

    

  谢谢大家提了很多很好的问题,一来因为许多问题还在思考与探索中,二来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一一作答。我想归纳一下,就最基本的问题做一综合回应,向各位进一步讨教。

  

  关于国际移民问题,前些年联合国提出了移出国、移入国及移民个人“三方共赢”的努力目标,也就是说,通过劳动力的跨国流动,移入国获得需要的人才或劳动力,移出国既增加了人口就业,也可望从资金回报中减少社会贫困,而移民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则获得较高收入,并且有可能追求自己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实现“移民梦”。三方共赢显然看上去很美,是一个很理想的模型,但是,三方共赢,究竟三方中的谁共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我从三个层面谈谈我的思考。

  

  第一是资本的层面,我前面已经说过,资本通过跨国的非正规雇佣追求跨国的超额利润。这是总趋势。我最近刚刚完成一个课题,是关于国际移民政策的比较研究。总体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大资本多希望本国政府实施更开放、更宽松的移民政策,因为这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充分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但具体分析,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不同。给大家举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历史上中国移民尤其是来自福建晋江地区的华人在菲律宾经济中十分活跃。这一连锁移民现象长期延续。近年来,菲律宾市场中出现许多来自福建的小商小贩,他们将海量的廉价“中国制造”带入菲律宾,当然许多是非正规经营,因而价格极其低廉。其结果,严重冲击了当地已经步入正规经营的大型超市,而当地最大连锁超市的老板也是华人,是已经在当地安身立命的华人。他们对此极其不满,强烈要求政府对这些中国新移民的小商小贩,即“非正规经济”进行打击限制。这就是一个资本、阶级的利益冲突超越了民族或族群边界的典型例子。

  第二个层面是国家,更具体地说,国家政策、行政管理是支持还是打击非正规经济?这是比较宏观的话题,同样需要具体分析。我在做国际移民政策比较分析时注意到,移民政策的文本制定与具体实施之间有差距,有时差距还挺大。刚才陈先生提到山东的劳务外派。是的,前些年我的研究中也涉及到山东的劳务外派问题。相对说来,山东的劳务外派是比较规范的。比如福建人的偷渡曾经是欧美报章的热点话题,但山东人就没有。但是,由政府部门主管的操作并不一定就是正规的操作。我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山东外派劳务到了国外,与福建人、浙江人一比,总觉得自己吃亏吃大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国外辛辛苦苦的收入经过七折八扣后,比那些通过“非正规途径”出去的福建人、浙江人少多了。那么,这中间的缺额到哪里去了?移民操作的规范与不规范如何区分?诸如此类,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又如,日本的研修生制度,正经八板地是国家许可的制度,招收外国研修生,去学习技术,去接受专业培训,听起来同样很美。但实际上又是如何呢?日本许多企业将外国研修生当成廉价劳动力无情剥削,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有些内幕简直触目惊心,包括日本学者对此也已经进行了揭露与批评。

  第三个层面是人,是劳动者。可以说,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潮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把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发达国家的工人置于面对面的境地,表面上看是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实质上却是利益的直接冲突。原本应当由国家担当的责任被推给了市场,不同身份地位的劳动者在身不由己的竞争中,出现劳动者工作条件及劳工相对利益“奔向底层的竞赛”(race to bottom),成为跨国资本“制造出来的”、劳动者“心甘情愿”接受不公平待遇的又一典型例证。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把两百年世界劳工运动的成就一扫而光。市场的胜利,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意味着许多当权者已不再把极端不平等视作一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提高经济体制效率的关键。在我看来,这应当是我们今天认真思索非正规雇佣为何能够大行其道的关键所在。

  潘 毅:

    

  李丁的报告主题是很重要,可是李丁后来提出的两三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奇怪,第一,为什么需要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劳动合同到底跟什么相关?劳动合同在今天中国的意义,不是为了增加收入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个里面讨论?第二个问题,谁能够控制别人的劳动剩余,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奇怪,为什么不问谁能控制自己的劳动剩余?

  

  

  沈 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李丁问的是,谁能够变成资本家?

  

  李 丁:

    

  谢谢各位老师的问题。我想就三个问题说一下。第一,非正规经济的作用问题。非正规经济实际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我们国家收入分配的平等起了很大的作用,市场转型理论认为我们国家原来是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那种情况下,是权力说了算,体制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农民和城市边缘人推动的,有利于加强平等。但是随着这种经济不断地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体制内的人进入到市场上,看到了市场的回报,很多官员在留职甚至留薪的情况下下海,这使得后来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各种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不雄厚的普通经营者并无太大优势,市场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不过,我发现,非农就业不管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相对于在农村干农活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第二个问题,劳动合同的保障作用问题。我在做PPT的时候,遇到了现在在浙江大学的张翔师兄,他说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每一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什么有的人同意接受没有合同和保险的工作,因为他能拿到了更高的收入,那个工资里面已经包含了保险部分。也就是说,如果竞争足够激烈的话,签订合同的交易方式和不签订合同的交易方式并无实质差别。我其实是不太认同这种观点,合同保障的并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但现实中,签订合同确实有可能减少人们的直接收入。这可能是我们国家非正规劳动如此普遍的重要原因。我想,我们还是必须有一种集体的力量来保护你收入之外的权益,而且这个可能更重要。

  最后,关于自雇业者能够实现突破性发展的问题。现在很多年轻农民工都有一个做生意、创业或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表面上看,在资本剥削如此残酷的环境下,谁能够获得自己的进而别人的剩余劳动的控制权——也就是说成为小资产阶或者小资本家——谁就获救了。但实际上,即使你获得了个人的剩余劳动控制权,拼命进行“自我剥削”,你也难以获得超越性的收入。因为商品的定价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市场的波动不由你主宰。谢谢大家!

    

四、非正规经济与社会发展

  麻国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非正规经济与“内发型”发展

  

  面对全球化的今天,作为全球体系之中的地方或族群,常常在文化上表现出双重的特点,即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种边缘性,边缘层还会不断地从自己的角度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认同和地方性。这一地方性甚至是族群性的认同,常常又和社会转型、经济文化的生产和再造联系在一起。即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消费和文化策略之间已相互扭结为一个整体。这一思考与后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类学家面对这一瞬息万变的多元文化的社会,开始思考“讲文化的权利到底是谁”。面对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自然涉及到谁来确定正规和非正规,也就是说我们讨论任何正规非正规问题的时候,它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多种社会类型都存在。我想讨论的问题,本身源自自身一套社会文化模式,如狩猎、游牧、农耕等社会,在国家政策导向与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上述传统的社会类型都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型,如从狩猎转变为农业,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在原有社会类型中认为正规的经济方式转变成他们自身认为并非其文化传承的新的生产方式,他们自身认为是非正规,然而在国家或地方的话语里面,又认为这一转变是一种“进步”的经济方式,是正规经济的组成部分。这就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正规和非正规背后的文化逻辑,要分析不同社会类型的现状和定位。同时,要注重其内在的发展,即内发型的发展。

  

  (一)多种社会文化类型并存与内发型发展

  多样性社会类型的存在让我联想到2000年我陪《东京新闻》记者采访费孝通先生,当记者问到费先生的经历和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现状时,费先生说,他这一生经历了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可以概括为两个变化和三个阶段,他称之为“三级两跳”。这段历史里,他先后经历三种社会类型,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第一个变化是我国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变为一个引进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从这一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到接近他一生的最后时期,他说有幸碰到了又一个时代的新变化,即信息时代的到来,这是他所说的第二个变化,即我国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费先生的社会分类是从他个人的体验来分的,这三种社会类型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都是并存的。而人类学目前对于社会的分类主要分为游牧、农耕、工业和信息文明。

  

  上述各个文明之间并非简单地如早期的进化论所提到的替代的问题。而是相当多的文明在同一时空中共存的问题。费先生的“三级跳”的概念,其实也是要说明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中的少数民族社会以及移居城市的少数民族或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汉族,在文明的对话中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政治权利、社会和文化以及生产如何,所面临的问题以何种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等等问题,应该成为全球化与文明对话中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同时在讨论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时要把这些内容纳入进来进行思考。特别是要把外发型和内发型作为参照系来考虑。

  

  针对上述较为传统的社会类型的分析,如果粗略分类的话,所谓外发型的非正规经济主要为农民在国家与资本的牵引下产生的非正规经济;而内发型的非正规经济较为突出的特点是“传统”与“地域”中的内循环经济:从自然攫取的经济、基于互惠关系的经济、基于伦理与文化中的经济——当国家大刀阔斧地想将这些经济纳入到视野中时,便成了“非正规经济”。我们先来讨论内发型发展的概念及其内容,然后结合我的田野来说明不同类型社会的特点。

  

  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著名发展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反思西方现代性时,提出了“内发型发展论”,她在很多著作和论文中明确指出其“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另一个是日本的思想家、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城乡发展模式、少数民族的发展与地方文化传统以及晚年的文化自觉等理论和方法中,很清楚地透射出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等的理念,正是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中所强调的重要概念,而且费孝通开创的小城镇和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也是她构筑内发型发展论的实践事例。1989年,鹤见和子在执教20年的上智大学进行了最后一次讲演,题为“内发型发展的三个事例”,对于内发型发展的特点,她表述为:内发型的发展是“适应于不同地域的生态体系,植根于文化遗产,按照历史的条件,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进行自律性的创造。{1}同时她进一步分层论述,她认为内发的发展,文化遗产以及广泛意义上的传统的不断再造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传统主要指在某些地域或集团中,经过代代相传的被继承的结构或类型。特别要强调的是“为特定的集团的传统中体现出来的集团的智慧的累积”。传统有不同的层面。第一,意识结构的类型。主要表现为代代被继承下来的思考方式、信仰体系、价值观等;第二,为代代被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的类型。如家族、村落、都市、城乡之间的关系的结构等类型;第三,提供像衣食住等所有必需物品的技术类型。{2}可见,这是一种由内而外而非由外而内的发展。

  

  我展开一下讨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在两种发展模式下的非正规经济,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在外发性的非正规经济,他们在国家资本的牵引下,原有的来自于内生的经济方式常被看作非正规的方式。而内在发展的方式,对于当地社会来说又是一种正规的经济方式。我想基于上述的思考举几个不同类型的社会的个案作简单说明。

  

  (二)狩猎、游牧与农耕

  先看我所调查的原来作为典型狩猎社会的鄂伦春族。采集狩猎民社会对于一般处于所谓“工业文明”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与自然共生”、“与地球和谐相处”、令人向往、富有想象空间的原初的社会。与农耕社会的“男耕女织”相对应,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男女的分工以年龄、性别为基础,主要为“男猎女采”,即男子打猎,女子采集。食物的分配也相对平均。或许经济学者对于这类社会的生活感到非常的苦涩。而人类学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感受到狩猎采集社会的那种牧歌式的浪漫。萨林斯就把狩猎采集民称为“原始的富裕社会”(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3}。这一观点主要强调狩猎采集民并不希求食物以外的东西,而且,在那里如果有食物,他们就拥有了所希望有的一切。而这种“原始的富裕社会”在近代以来由于受国家机器的影响,固有的牧歌式的浪漫已经被来自外力的政策等所打破。而我们在第三世界所看到的狩猎民,在相当多的程度上,是受到国家政策导向的直接影响。{4}即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狩猎社会目前具体的生活和技术的变迁,已和我们的想象相去甚远。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间,全球范围内的采集狩猎社会几乎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第一,一些国家和地区从法律上禁止采集狩猎活动;第二,在一些温暖地带由于开发农田和耕地,使得当地的森林等资源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猎民们失去了狩猎的家园;第三,有关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定居化政策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等,使狩猎民处于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内,受到了各种政策的保护,让他们远离狩猎的地方等。

  

  鄂伦春族曾经是大兴安岭中典型的狩猎民族。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鄂伦春经济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如果我们翻开鄂伦春自治旗的有关文件和宣传稿件,我们会看到如下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三次大的飞跃:一是从以狩猎为主的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直接过渡;二是1958年全旗内的鄂伦春族全部实现定居,结束了游猎的生活,在定居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狩猎和其它辅助性的经济方式(如采集、农业、牧业等);三是1996年1月全旗禁猎,实行“禁猎转产”,狩猎经济从鄂伦春族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转变为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结合多种经营的经济类型。鄂伦春民族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在当地看来是一次革命,是历史的“进步”。在这一进步的过程中。通过我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生态、生计问题在政策导引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里,姑且不论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过程,应该承认的是这一文化常常为边缘地带的一种文化。在相当多的研究中,一直是把狩猎采集民的经济生活方式置于比农耕要低的社会阶段进行分析,同时在相应的政策层面也就出现了“进步”的农耕技术和“落后”的“狩猎”技术的价值上的判断。当他们变成农民后,又不会种地,所以后来很多汉族进来,承包他们的土地,他们自身又没有自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不适应。出现了一些疾病、社会问题、文化消失等问题。这个变化的过程里面,如果不尊重地方内部的文化系统,把他们的文化系统破坏,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出现了精神家园的消失,带来了一种焦虑的社会,原来狩猎社会有浪漫的色彩,变成了没有精神寄托的社会。这里面可以看到,一种国家的政策可能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如果不尊重当地的理念,也会导致社会文化的不适应。

  

  第二个是游牧社会的个案。游牧与农耕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它们所依据的生态体系亦不同,前者具有非常精巧的平衡(a delicate equilibrium)而后者则为一种稳定的平衡(a stable equilibrium)。具体来说,游牧是人们以文化的力量来支持并整合于被人类所改变的自然之平衡生态体系结构。这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单纯适应,而农耕则以生产力的稳定与地力的持久为其特色。它能自给自足,而游牧若与农耕结合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两种生态体系在性质上有所差异。在中国的草原生态区,这一互为依托的生态体系,常常被来自民族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因素所打破,这一点在北方的沙漠草原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历史上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自匈奴政权与汉王朝相对峙之始,在中国北方一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游牧民族政权与农耕的中原王朝相对立,并在对立中发生冲突。不过,其中民间的往来并未受到政权的控制。而大规模汉族农耕民向游牧区域的移动却是在19世纪末期以后。这些从事农耕的汉族农民向草原社会的不断渗透,特别是在农耕结合部,导致了两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冲突。汉族在这一冲突中立住脚后,以其自身的农耕的方式,在草原生态区开垦草原,迫使一部分从事游牧的蒙古族北迁或就地转化为汉族式的农民。这种大量的移民浪潮对草原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经过数代的开垦,甚多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其固有的生态体系受到严重的破坏。而这种以经营农业的思想来经营草原的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如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盟白音锡勒牧场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仅明显退化草场就达20%以上。可见,从历史上的“移民实边”开垦草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四滥”(滥砍、滥收、滥垦、滥采)等都对草原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看来当靠天放牧和粗放农业碰在一起,是对牧场的一种重大威胁。这样的农业在这个过程中确是破坏牧业的消极因素。从事农耕的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其动机一般是想通过迁移行为来改变固有的生活窘境。一系列迁移行为组成的迁移链,把迁出地与迁入地连接起来,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迁移系统。

  

  粗放型的农业向牧区的扩张,破坏了游牧民生存的空间——草原。这一系列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引起了一般所说的“农牧矛盾”,在民族杂居地区又表现为民族矛盾。这一后果的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开发与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蒙古民族对生态适应的民间环境知识,当然这并不是环境问题的全部,但对这些民间的知识体系,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其合理的内涵。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中,人们已意识到当地民众对他们的环境问题的观点,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管理环境的方式,只有在环境计划中反映当地的信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时,社区才给予支持。那种认为环境的传统知识是简单的、静止不变的观点,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项目在如何利用、管理环境上,正在利用当地的环境知识。当然,我们也不能固守在传统的氛围中,我们所寻求的是传统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的最佳结合点。不过,纯粹的依靠知识与技能来保护环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人们树立一定的环境伦理观和道德。

  

  我们在内蒙古调查了生态草原变化过程,看到当地没有实行草原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前,游牧自由。现在承包了,铁丝网圈起来,家庭内部草场又不断地分隔,由于利益导致家庭内部的紧张感全部出现,草原生态全部破坏,因为游牧不能穿越过去,这里面带来的问题,也是与政策导引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游牧社会出现的问题,也和我们把农区的承包理念纳入到牧区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个背景里面,对内在的发展,不同地域的人所组成的集团,应该尊重他们固有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男女成员的创造性,同时要关注通过与其他地域人的合作,进行该地域创新型的合作,所以地域文化活动和生态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今天生活在周边地方所谓的边缘的群体,他们自身的自主性和发展,到底在什么方面?我想举我做过的另外一个调查,像岭南民族走廊瑶族山地生态里面,也面临着一个地域重新发展的问题,因为在这种社会里面,基本上社会化没有市场,因为它比较偏僻,但是有一点,内部消费到每家的酒可以制造几百公斤,养猪不会卖,因为卖猪只会得到猪腿,因为成本高,这种社会不是发展的概念,是基本的维持和原有的生存状态,你会看到,传统的类似费孝通的乡土社会各种关系在今天社会表现得非常清楚,生产的互助形式在存在,从建房过程里面,我建房你帮我,你建我帮你,每家出多少钱,邻居怎么样,你会看到社会交换理念是一个良性的过程。

  

  这种个案很多,至少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边缘社会里面,相对乡土性质比较稳定的社会是存在,但是这样的社会,让他们“被发展”,当地政府也在帮助他们发展,世界银行也进去。其发展的过程就蕴涵着正规与非正规的问题。

  

  (三)流动的群体与社会

  

  谈完狩猎、游牧、乡村,我们看一下城乡之间。内发型发展论把费先生的城乡发展作为原点之一进行讨论,其核心是小城镇的问题。小城镇是我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合处,是事关城乡协调与统筹发展的关键点。费孝通先生早在1980年初即已开始倡导小城镇建设,并将之概括为“小城镇,大问题”。当时胡耀邦还为他的书写了序。费先生认为,所谓的城镇化其实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从农业化的社会过渡到工业化的社会,就是从传统的乡土经济过渡到现代化的工业经济过程。在这个思路下,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费先生重点将小城镇建设关注点放到了乡镇企业上。这种在集镇发展手工业和工业的路子,因为农民不需要转移到大城市而能参与到工业化过程当中,被称之为“离土不离乡”。由于农民在空间上没有大规模、远距离的移动,使得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能直接惠及农村。它能够有效实现城乡之间的链接,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的束缚,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小城镇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蓄水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环境进一步宽松,尤其是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完善,农民外出务工变得日益便捷。再加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以及大中型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较好,工业、服务业发展较快,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因此在我国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是“离土”又“离乡”,使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战。在农民工流出地的广大农村,集镇的发展面临着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缺乏的局面。再加上原有的乡镇企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过程之后,普遍开始进入技术革新甚至产业升级换代的阶段,它们对农民工的需求下降,而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上升。正面临着“离土”又“离乡”的农民群体,他们也遇上了与少数民族变迁过程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原有的文化上正规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全新的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国家和全球资本和农民直接发生了对接。这是传统的乡民社会从来没有遇到的挑战。

 

  刚才是在传统的社会类型中和城乡之间展开讨论,如果应用在一个城市里面的话,非正规经济如何思考?在广州,多元民族文化经济是非常大的一块,特别是穆斯林的经济体。据说青海一个县的穆斯林,在广州的兰州拉面馆就有三千多家。这类经济体进入后,广州市政府认为他们卫生方面不达标,会产生很多麻烦,最后政府建议统一化,帮助他们把这套经营纳入到政府的体系里面,这虽然是一个非正式经济规划,但是政府把他们纳入到城市统一的管理框架里面,是需要一个对接的过程。

  

  穆斯林的经济,也涉及到海外阿拉伯人,非洲人在广州据说有20万,还有西北来的穆斯林群体,他们在广州这个地方,经济生活之外,他们的精神生活、宗教信仰体系如何表述?他们的精神社区如何形成?这都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不同的穆斯林的群体,跨越国家和民族的边界,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完成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形式。

  在这个意义里面,民族的流动的过程,是一个非正式的过程,但是实际上,他们到了移居地之后,仍然保持着文化的传承和社会交往的模式,所以在这几个个案里面,我想说,在民族的框架里面,如何来重新思考国家政策和民族的发展问题。另外,流动过程里面,如何讨论流动过程中少数民族在大城市中的精神世界和他们的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正规和非正规,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如何把他们的文化的概念植入进去,让人感觉依托一种社会基础的正规和非正规,超越现有社会环境,进入一种新的社会环境,是如何表达出来的。非正规经济如何从文化上解释需要我们关注。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麻国庆教授把我们带到更多元的认知框架里面,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考虑,引发了一些不同的思考。我认为麻国庆教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我们前两天的讨论,好像是把正规、正义隐含地联系在一起,麻国庆教授指出,一个经济的正规化很可能是双刃剑,会给另外一些群体带来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正规的不一定是正义的。

  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分析

  

  昨天我们一直说到关于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经济的界定问题,大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昨天的提议很好,起码每个人讲的时候先说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种概念。

  

  我做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分析还是很多年前做的,主要利用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分析很浅,论述不是很充分。我现在在做一个村30年的变迁研究。为什么选这个村,这个村地处长三角,乡村工业发达,是苏南模式发祥地。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村只有一千多本地居民,但是外来流动人口有五千多人,和我合作的一个年轻人(正在准备他的博士论文),他说为什么你不讲我们这个村的故事?确实,这个村曾经是苏南模式的典型,它经历了集体化和去集体化(分田到户和乡镇企业改制),也经历了工业化和去工业化的变化。本来,这里三个层级都在争夺土地资源——镇政府一直在征地,建工业园;村委会说,我们也要抢地,建村级工业园,不然,地就都征没了。然后是村民小组,村民也在“拿地”,盖厂房,办家庭企业,出租,2006年全村一下子冒出好多小老板,最终,市一级城市扩张的规划把他们全都打到原点。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不仅在摧毁这个村(它马上要拆了),也在摧毁那些被认为规模小、处在产业加工链末端的小企业(拆迁不补偿厂房),非正规就业脆弱性表现得非常明显,政府拆迁他们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大批家庭小企业关闭,小老板倒地又变回打工者。昨天李强教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刘利群经常预测中国经济要崩溃,但是没有崩溃,为什么?我也联想到,都说乡村工业特别是家庭企业是低效率的,但是它养活了那么多人(全村还有三倍于它的外来人口)。家庭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效率并不低,特别是家庭在抗拒风险性当中的重要作用,是正规企业所不具有的。如果从非正规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将是非常有意思的。尤其昨天听了黄志辉和万老师的发言,我特别想讲这个话题,本来是想从一个村庄的兴衰,大批小老板涌现出来,到大批地破产和关门,家庭主要基于性别、地域还有年龄等的分工,对他们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在风雨飘摇中熬过一个一个难关,我昨天晚上在写这部分,很兴奋,因为原来没有从非正规经济的角度思考,现在这个视角使我有很多感受。

  但是我还是得(抛开这个兴奋点)按计划做一个非正规就业的性别话题,就是劳动的非正规化的性别构成。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存在着劳动的非正规化的趋向。非正规就业我再说一下定义,就业于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和正规部门的非正规雇佣,这两块,我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劳动的非正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向下竞争”的产物,在非正规化趋向中,有充分的数据来说明,全球化带来的是劳动以及劳动保障和福利的向下竞争,造成了劳工标准的降低,“强资本、弱劳工”格局进一步强化,劳动力市场分层。

  

  非正规就业者中大量产生“有工作的穷人”。有一个关于农民工的调查报告说到(这里用的是国家统计数据),每天收入低于2美元的比例,民工是2.7%。农民工很多从事非正规就业。我们看到非正规就业有比较高的致贫率,在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中,比重最高的是失业人员——登记失业人员占总人数的21.8%,未登记失业人员占总人数的17.5%;其次,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占总人数的18.4%。换句话说,非正规就业比正规就业对贫困发生率更高。

  

  下面我从非正规经济构成的性别要素来分析。我们这两天在讨论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就业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这里面,我想,性别和民族、地域、年龄等因素一样,应该成为底层社会形成的重要的构成性要素。

  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化和女性劳动的非正规化,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全球现象。

  经合组织国家从事非全日制就业的女性比男性高出2 ~ 10倍。

  日本的正规就业中的女性比例一直停留在30%,而部分时间工作人员钟点工达到了80%。

  日本尽管雇佣形态呈现非正规化,然而男性集中于正规雇佣,女性集中于非正规雇佣的结构没有变。

  在中国是不是存在着女性劳动的非正规化和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化?下面我用了很多数据,因为我们中国分性别的统计是非常缺少的,所以使用的是2000年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对妇女劳动的非正规化做了很多分析。

  2000年第二次妇女调查的时候,可以看到,女性劳动的非正规化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但是是不是非正规就业女性化了?这个有待证实。

  200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非正规就业当中,女性的比例确实显示出了非正规就业女性化的趋向——在城镇女性从业人员中,67.7%为非正规就业,比男性的同一比例高出14.7个百分点,我们中国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男女都有非正规化的趋向,但是女性的非正规化程度要比男性高。

  

  同样,我们再看一个非正规就业人员中的比例,现在女性已经超过了一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统计数据的变化,肯定存在着女性劳动的非正规化和非正规劳动的女性化这两种趋向。女性劳动的非正规化和非正规劳动的女性化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昨天很多专家讨论了这个非正规经济的激增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后果是女性劳动的边缘和女性的底层化。非正规就业的出现,加大了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这个也是从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显示的。关于社会分层的十大阶层,蒋永萍做了一个分性别分析的结构图。{5}我们可以看到,在底层女性的比例,和在上层十个阶层里面,每一个阶层——女性也是分布在社会不同的阶层的——女性在底部占72.2%,在最低的三个阶层妇女比例都超过了半数,而在高层,女性的比例偏低。这个社会阶层的性别结构图(图1),大家一目了然。

  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性别分析,也显示了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中国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和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时期,行业有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我始终强调仅仅是行业的去性别化,比如重工业部门,也有大量女性进入,但即便在那个时代,倡导女性更多地参与到工业化当中,但是在职业分布上,仍然存在着那样的性别分层。

  但是行业的去性别化过程,50、60、70年代都是存在的,现在在社会转型当中,职业的性别隔离得到强化。比较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两种就业形态里面,非正规就业的性别隔离要比正规就业更加明显,比如偏女性职业和女性化职业;男性职业和偏男性职业,我们看这个图,大量地分布在女性职业和偏女性职业当中,正规和非正规的比较,这个差距看起来比较明显的。

  一般而言,男性为主导的行业平均收入中位值要高于女性为主导的职业和行业。

  无论哪类职业或行业,女性的收入水平都要低于男性。但在男性职业工作的女性收入要高于女性职业的女性。

  男性的收入水平在男性主导或女性主导的职业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

  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每一个职业阶层等级化的固化,前面的报告讲到一个永久的临时工,我们看到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固化,我举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在正规部门,采取非正规雇佣形式,在这个里面,固化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女性化程度比较高,我们现在看到的银行的柜台,电讯的客服,所有这些领域里面的一线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临时工,或者是采取劳务派遣。我做过劳务派遣公司的调查,在很多三甲医院,现在所有的护士都不和她们签订合同,都是用劳务派遣的形式,甚至在同一个医院里面,护士、医生之间待遇会有非常大的差别,护士和护士之间也有差别,这种等级分化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在大学里面的辅导员都不是长期的,劳动关系都不是放在学校的,我们可以看到,正规部门的非正规雇佣,里面等级的固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不知道大家坐火车有没有感受,我经常要坐火车,你就可以看到,越是卖票贵的高铁、动车里面,列车员打扮训练得像空姐一样,以前的列车员就是打扫卫生、倒水。现在她们都不做了,都是用临时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等级,列车员的相貌、体态、训练完全不一样。坐廉价的普通列车,列车员像大妈,要自己打扫卫生,都是女性列车员,等级化非常明显。

  还有一个影响,女性劳动对家庭贡献的隐形化,我从非正规经济家庭工厂里要特别论证,女性被定义成依赖者。

  原因分析,一个是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要么是性别盲视,要么是有利于男性。市场转轨过程中,女性更容易遭受下岗就业的打击,失去稳定生计和福利。女性占失业者总数的59%,高出男性18个百分点,再就业比例只有男性的62.2%,而且失业持续时间远远超出男性,所以更多的女性在转岗过程中,是被抛入了非正规劳动的部门的。

  还有,建立在户籍身份、性别、年龄、族群之上的等级化的劳动市场也是绝对有利于资本的。

  第三,劳动的非正规化,是一个去组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男性从正规部门进入到非正规部门,我们都可以看到,也是一个去组织化的过程——非正规就业的男性加入工会的只有1/3,女性更低。组织资源的匮乏,使她们更难利用组织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回归分析,是否是工会会员也有较强的影响力,如果女性加入工会可以提高其收入的13.4%。

  还有,父权制家庭之所以能够为资本提供低廉的劳动,和在这种家庭制度下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妇女提供的无酬劳动相关。一个脆弱的非正规经济体,是怎样抵抗各种各样的风险的?它的风险分担机制很有效,是通过家庭、通过女性提供的无偿的劳动力来支撑的。

  这里面有家庭结构的原因,女性经济学家也在说,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就存在通货紧缩偏见和商品化偏见,所谓男性要承担养家糊口。

  我们怎么样看待非正规经济的增长和劳动的非正规化?当然一方面在我们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下,对我们大量的下岗工人和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非正规经济提供了较低的进入门槛的就业机会,给一些穷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谋求生计的经济的生存方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给非正规经济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我们从非正规劳动者的权益,从女性权益在这个里面受到了更多的损害,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不应该逃避责任。一方面他应该支持生计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劳动保护方面,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特别是正规部门的非正规雇佣的滥用或者是泛化,有些正规部门完全可以采取正规雇佣的方式,而各个部门现在竞相竞争,像石油也好,银行业也好,电讯业也好,他们的经济收益、他们的雇佣条件、他们的劳动条件完全可以采取正规雇佣的方式。

    

  庄孔韶(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对麻国庆教授的问题,我昨天晚上搜索了一下。麻教授在网上的那篇文章有比今天更简洁更好的概念阐释。我可以引证一下,他的意思是说,要在全球体系中定位中国农业,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中,打造(或许用“发现固有的”)一个个“蓄水池”,而这个蓄水池的本质是开发农村的地方内部潜力。

  我理解所谓内部潜力,任何一个地方社会,千百年来发展到今天,都会有一个自组织的状态,社会学人类学总是关注社会变迁,不过传统的时候,变迁很慢,长此以往都会形成了一些自组织的生活框架,或者是宗族组织社会的框架,也有非宗族组织社会的框架,形成中国各地多样化的自组织生活结构,特别在当今全球急剧变迁的状态以前,当那些市场经济、交通和通讯有限达到地方社会的情境下,很有生命力。例如,最近我邀请华盛顿大学的雷伟力(William Lavely)教授做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后续研究的讲座,他和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在研究施坚雅逝世后留下的照片和笔记,讨论1949年前后的川西平原的照片记录和笔记,使我们直观地体会到施坚雅何以在川西平原联想到了“中地理论”的运用,耐人寻味。那是一个人群松散分布的和集市、水利、村镇和茶馆连接的一个个熟人社会,我们也看到了那里的自组织社会的运转,例如和地方茶馆联系的自组织的茉莉花业的运转,一个真正内需为主的地方农副业“蓄水池”。施坚雅当过海军,他的摄影构图不错,他拍了上个世纪中叶川西的农民怎么种茉莉花,实际上是一个蓄水池或者内需型的产业。当时市场还没有过多冲击这里自组织的农副业生活方式,是实实在在地包含在施坚雅的抽象的六角形市场模式之中,只不过这次研讨更多地观察他的摄影细部、地方实况,这和学术抽象之间总是少不了有机的联系。今年夏天我到过川西、陕西和甘肃农村,特别在那些丘陵地带,小型乡村自组织扩充了对猕猴桃,柑橘等新老产品的合作,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内发型的自组织的“蓄水池”还能存在。麻教授说的,在西部和边远一点的,在强大的国际市场没有抵达的时候,这种自组织内需的东西还是有机会存在的。所以我想,这方面如果扩展研讨一下,中国的版图多地貌、多气候,和多文化生存方式的多样性状态,发展内需型经济的可能机会仍然很大。

  金一虹老师的发言涉及女性地位,我不敢太多地评论,因为有很多男性学者会回避这个,唯恐没有女性学者那么细腻。她的研究,我也看了她几篇文章,我觉得属于从大的城市社会、国际的城市化的过程、工业化的过程,从欧洲到北美,乃至中国城市社会的状况,妇女地位有类同的趋向情况发生,比如到处的城市社会,女性的就业处境不好,这是事实,金老师的研究,给这种女性地位张目,争取权利,我觉得非常有益。

  不过从人类学的研究看问题,绕来绕去,就会绕到文化多样性,我不知道金老师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比如全世界的稻作,一直到中南半岛、东南亚、南部中国,历史上就是女人劳作的比重就非常大。但也有例外,我调查福建古田,到今天也没有解释好为什么偏偏古田那里女人过得舒服。民谣说“要想闲,嫁古田,吃白米,烧柴片”。是说古田女人很闲在,但是周边的绝大多数地区女人农活很重,很辛苦,但那里的家庭男女劳作搭配得很好,自然辛苦异常,但他们并未因辛苦而觉得不满,他(她)们生儿育女,世世代代。即使到今天,她们也总是起早贪黑,让她们停下来不干活都不行,不就是一种地方的生活方式嘛。在多样性文化的背景上讨论家庭分工、妇女地位和妇女参与比例或劳累程度的问题,需要十分谨慎。不知金老师如何区隔文化多样性、性别分工与社会地位中的妇女问题,这个主题历来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我还想提到一种作为“非正规经济”的性产业的问题,这似乎难以回避。当我们的研究人员到达一个城镇的红灯区的时候,人类学关注她们是怎么组织的,从家乡出来,到达红灯区,她们和嫖客建立的网络连接。我们关注了大约40个男人跟女人的小型性关系网络,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和打通了他(她)们的线索,这样,40个性的小网络和红灯区,这个是组织人类学研究的,我们把全套组织线索提供给公共卫生专家,希望他们找到健康教育与疾病防治的对策,我们反对行为主义的一刀切的防治办法,我们希望公共卫生界有卓有成效的办法,对症下药才好。

  

  例如我们对南方一个交通便利的4万人口的小城多年调查,师生深入到红灯区。前两天我还到过那个城市。研究生跟性服务者一块做饭、吃饭,和那些女性性服务者非常熟。这显然最终方便了解性网络和性交易细部。结果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这个小城一年竟有不少于1600万的性产业价值。令人惊讶!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里的性服务者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问题,而是主要提请这次会议注意性产业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一项非正规经济。我们人类学做这个研究,前面提到,是为了提供性服务者组织和自组织的轨迹,以便公共卫生专家有效地制定防治艾滋病的对策;我们由于调研深入基层细部,因此可以得到性产业的较为准确的产值,直到这次会议,我们才想到我们的研究或许对经济学家的中国通盘研究有好处,而以前没有想过。

  

  多少年前,我们就有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说应该制作两个中国地图,一个是中国的牛肉面地图,一个是性交易价格地图,这两个地图最能反映地方最真实的生活需求、生活水平和价格,因为这两种需求的定价总是考虑了地方正式收入和灰色收入总合。地方生活水平的真实状态,参考这两个地图最为逼真。

  不过我们这里只说经济问题中的非正规经济部分,那些面上的非正规经济,还有半公开的或暗地里的“灰色的”和“黄色的”经济。然而,这里并不讨论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这里仅仅是说中国整个生活方式的一些事实。真的要讨论上述问题,大概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甚至地方银行与公安局人员都要参加,讨论大中小城市性产业的特征异同,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性服务者存在的事实与趋势,也包括疾病防治和社会治理的对策。

    

  麻国庆:

    

  我的发言,实际上把这么多年关于不同类型的民族的研究,放到这么一个相关的框架里面,也是一种文化的解读方式,特别是在这么强大的国家政策之下,本身是一个自主性的社会,本身是一个正规的经济型态,如何被纳入国家政策管制而成为所谓的“非正规经济”。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提供一点善意的意见给女权主义者,道理还是要讲的,但是不要光讲道理,要提出一点手段、路径。现在大都市第一难题就是交通,有非常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很多种职业的工作是不需要到办公室去做的,甚至办公室都可以撤掉,大家定期碰面讨论,然后各自回家干活。因为女性的特征导致女性在就业的时候,有劣势,如果我们改变正规的工作方式,如果相当人都是在家里干4天,在单位干1天,这样的话,就缓解了城市交通,同时彻底打破我们正规的工作方式,女性再无劣势了。

  金一虹:

    

  我先对庄教授做一个回应,庄教授刚刚提出了很专业的问题:性别分工里面体现的文化多元性。讲到稻作文明,同一个地区,有下田的女人,也有织毛活的女人。我也做过稻作文化的观察。在男耕女织时代,有些地方是男耕女织,有的地方是女耕男织。但是同一地区,这个文化也是会改变的,男耕女织的情况下,插秧在农活里面曾经是最高等级的活儿,有话说“女靠月场,男靠秧场”,秧先生、秧师傅级别是很高的。

  后来插秧这个活儿的技术含量越来越低了,男的都不高兴做了。解释的理由是,男的现在有啤酒肚了,不能弯了,那女的不累吗?主要是嫌它没技术了。

  后来抛秧的技术出来了,不用插秧了,这个活的技术等级更等而下之了,因为“老太婆都能做了”。同一个地区,从插秧的变化,然后从男耕女织,最后变化成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了),其实在这个变化中,是有规律的。费孝通先生说,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文化,劳动分工是不以性别为基础的,但是从身体性别各方面,并不完全按照自然体力的差别来分,而是谁决定了分工?

  但是这里面不仅是差别,分工是有等级制的、插秧过去是高得多的等级,现在是很低的等级,这里面,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掩盖劳动分工里面等级制存在的事实。

  说到女权主义者最喜欢发现(被遮蔽的)性别。一些人总爱强调性别分工这个是一个本质的东西,就是男女天生不一样么。性别分工有时候说是一种性别不能一样的禁忌,有时说是文化造成的。

  (回答郑也夫)我记得1995年“世妇会”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曾经写文章说一个男人半个女人造就了日本的现代化,中国也需要这样的现代化。具体观点我们下面再争论。你说到女性的劣势,你指的这个劣势是生理上的,还是社会的?你现在说在家里上班,客服这个劣势表现在哪儿?男性在家里不也一样吗?这个非正规化,非正规经济的兴起,不仅仅考虑生物学上的差别,更重要是劳动体系和核心—边缘雇佣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各国为了提高竞争力,向下竞争,我知道你对生物学很有研究,有很多这方面的藏书,我希望不要陷入生物决定论。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资本的弹性积累与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发展

    
  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具体的研究,是潘毅和我这两三年重点关注的建筑业劳动用工问题。这两天,大家对非正规经济发表了很多看法,我和在座的很多人一样,对于小商小贩小作坊这类非正规经济,持同情、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但是建筑业劳动用工问题,则明显属于另外一类,它是过去30年整个建筑行业“非正规化”的结果,它符合地产和建筑业资本压低生产成本,追逐高额利润的内在利益,是资本灵活积累的典型形式。

  有一次我和一位法律专家谈到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他说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有很大的改进,工资拖欠问题已经基本不存在。我举出建筑业的例子,他一愣,马上说建筑行业是非正规行业,他对农民工的考虑,显然没有考虑到建筑行业,这让我很吃惊。要知道,中国大大小小的建筑工程,绝大多数都是在有着正规资质、正规工商注册的建筑公司名义下完成的,换句话说,在中国的经济统计中,建筑业对GDP的巨大贡献是放到正规部门中计算的。不过,细细想来,这位法律专家对建筑业的印象又很有道理,因为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建筑工程都是由那些没有劳动关系、没有工资关系、没有社会保障的建筑工人完成的。就此而言,建筑行业真的已经沦为一个非正规的行业。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经常讲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中国也同时成为“世界工地”。200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表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目前的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建筑业增加值占到GDP的6%以上,建筑业从业人员3900万人。建筑业施工现场人员基本都是农民工,然而这个多达三千多万的庞大人群,基本上都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现象,这几千万人分明是在正规部门(建筑公司)的工地上工作,分明是在为正规部门建造工程,却与正规部门不发生任何直接的关系,他们是“没有雇主的工人”(在法律意义上,直接雇用他们的包工头不过是个自然人,不是用工主体),而那些年产值动辄数亿数十亿的建筑公司则成了“没有工人的雇主”。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已经3年,然而一纸劳动合同对于绝大多数建筑工人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可及的奢望,缺乏劳动合同给建筑工人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一,建筑工人无法按月领取工资,工资拖欠问题严重,由此引发大量冲突。在目前建筑业普遍的包工体制下,和工人们进行直接接触的是包工头,而大部分工人和建筑公司并不直接发生关系。工资是建筑公司支付给包工头,然后由这些包工头发放给工人。整个过程基本上靠口头关系来维持,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每到年关,因讨要工资而发生的集体性暴力事件在建筑行业频频发生。第二,建筑工人遭遇工伤事故后责任难以认定,往往拿不到足额的赔偿。建筑行业是工伤事故高发领域,工伤数占到全国工伤总数的四成。我们在研究期间曾经全程追踪了多起工伤的处理过程,没有劳动合同给受伤工人们追讨赔偿造成极大的困难,很多工人只得无奈地选择和包工头或者建筑公司私了的处理方式,在一些工地上,死亡赔偿仅有两三万元。这种不公正的结果对于工人家庭今后的生活造成持久的不利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在工人那里积蓄起对于社会的不满和怨恨情绪。第三,建筑工人不幸罹患职业病后同样难以确认直接责任人,难以得到及时的诊疗。2009年先后被媒体报道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湖南耒阳工人尘肺病事件以及张家界工人尘肺病事件都表明,对于没有劳动合同的工人来说,最基本的职业病鉴定都成了难以跨过门槛,更不要说问责和赔偿了。

  今天的中国,不管所在地区,不管建筑什么样的工程,基本上都使用层层分包转包的劳动体制。国家级工程也好,重点工程也好,最后到工地上看,都是包工头带着一帮乡亲或者在街头临时招募的工人干活。从工地上竖立的标牌,我们可以看出谁是总承包商、分包商,但是这些正规的建筑公司和工人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甚至也没有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它们至多只是提供总体的技术指导和工程的整体协调管理,各项具体的建设任务都是分派给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包工队来完成。

  我们把这样一种劳动用工体制称作“分包劳动体制”或者“包工制”。我们已经讨论过它对于建筑工人造成的伤害,但是它的存在却符合地产和建筑业资本最大限度积累利润及规避风险的需要。经过层层分包后,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体系。以房地产项目为例,该金字塔以开发商为最上层,建筑工人为最下层,中间涉及建设单位、劳务公司、包工队等多层。最少的涉及四层,最多的可以超过十多层。开发商位于整个分包体制的最上端,是整个建设项目的发起人,但它基本不参与实际的建设工作,它只是通过招标等形式将工程发包给一家或多家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在承接具体的建设项目后,只会部分参与管理工作,具体的生产任务往往在肢解后进一步分包给其他建筑公司,后者再分包给专门的劳务公司或者单独的包工头。然后,劳务公司或者包工头一级,可能直接负责一线工人的招募与管理,也可能进一步肢解工程,分包给规模更小的包工头。最后,层层分包后,直接面对工人的包工头就是建设项目的直接管理者。他们不但负责工人的招募,而且在日常生产中全面负责具体生产计划的制定、工作任务的分派、劳动过程的监督等等。除此之外,劳动过程终结后,他们还要全面或部分地负责工资的结算。

  正是由于这种分包劳动体制(包工制)的存在,建筑企业可以在没有固定工人,只有很少一些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情况下,既完成大量的建筑工程,又无需承担工人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房地产和建筑这个“无本生利”的行业,正是以侵害和牺牲一个个建筑工人的基本劳动权益为前提。千千万万建筑工人的劳动,在短短的十数年里制造了胡润房地产富豪榜的奇迹,同时他们自身却被带入到一个甚至连工资都没有保障的悲惨世界中。

  建筑业的非正规化,是最没有办法用经济活动本身的特点来解释的。有一些经济活动,劳动保护如果过于全面,可能很难开展。譬如对于那些小餐馆小商店业主,如果一开始就强调劳动用工的正规化,可能根本就办不起来,从而影响就业目标的实现。但房地产和建筑行业显然不属于这样的情况。房地产是最近十年来中国出现亿万富翁最多的行业,“2009胡润百富榜”前十名中,就有八位出自房地产行业。为房地产这一暴利行业服务的建筑业本应具备最充分的劳动保护条件,可恰恰是这一行业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劳动用工的非正规化,以及最普遍的工资拖欠现象。

  

  我们对建筑业的非正规化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建筑行业是一个高度规范的行业,是一个正规的行业,非常细的我不讲,我们看一下建筑业变革前夜1980年的状况,该年国营建筑企业、城市和农村的集体企业分别雇佣职工482万、166万和334万,只有为数不到1万人为私有建筑企业职工。无论是国营还是集体企业,当时的建筑工人在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方面都有比较好的保障。

  1980年,国家发布了《建筑安装工程包工合同条例》,允许建筑企业与建设单位建立承包关系。同时,建筑企业开始实行限制劳动用工的内部承包制度,在雇用原单位职工的条件下,允许内部员工进行利润包干。到1981年,90%以上的城市工业建设项目重新引入了承包体制。198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国有建筑安装企业,要逐渐减少固定工的比例。今后,除必需的技术骨干外,原则上不再招收固定工,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增加合同工的比重。”90年代左右,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劳动用工的非正规化愈演愈烈。

  回顾建筑行业劳动用工的历史,你会发现,包工制在建筑业的形成并非必然,也不是建筑行业行业特色的产物。建筑业体制的变革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先声,施行承包责任制、减少固定工、招收合同工等,是国家试图提高建筑企业生产效率,恢复其赢利性的一些举措,但在追逐灵活积累的资本的驱动下,竟走向了国家明令禁止的层层分包的包工制,整个建筑行业在事实上已经全面非正规化。

  高 原(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政治权力与乡村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经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政治权力的运用和经济变迁过程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但是,一直以来,学界对于涉及经济事务的政治权力,缺乏比较细致的梳理和分类。通常,政治权力被简单地等价于党政官员所握有的行政权力。这一观点,集中地体现在Andrew Walder(魏昂德)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之中。Walder认为,在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官员,在管理隶属于地方的集体企业时,面临硬预算约束和谋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因此他们的行为和自由市场环境中的私营企业所有者一样。地方政府官员管理企业的权力就是来源于行政机构的权力。所以在Walder那里,介入经济事务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单线程地来源于地方干部所隶属的庞大而又等级分明的官员体系。

  

  但是在实践中,介入经济事务的政治权力,并非完全是自上而下地来源于国家行政体系。村庄内生的政治权力,同样不可忽视。这种权力,往往集中地被行政村的村干部所掌握和运用。

  Walder不认为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有本质的区别,而认为他们同样是国家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同样的行为方式。但在实践中,村干部的行为,尤其是作为整个行政村最主要的负责人——村支书的行为,却明显地不同于乡镇干部。他的行为既会受到上级影响,同时也是村庄内生政治力量的展现。

  

  一方面,作为自上到下庞大的党组织的成员,村支书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这样,当乡镇党委以组织的名义向其下达任务时,村支书需要按照上级的要求来开展工作。同时在实践中,选择谁做村支书,乡镇拥有相当之大的权力。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村支书身上体现着上级组织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虽然是党组织的一部分,村支书却几乎没有可能继续向上提拔,进入乡镇,成为乡镇干部。在村和乡镇之间有一条鸿沟,阻断了村干部的晋升途径。因此,虽然在表述上和日常生活中,村支书和他的“领导班子”成员也被称为干部,但是却和乡镇干部有原则性的区别。乡镇干部,无论是党的干部还是政府的干部,都是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吃财政饭”的人。他们不仅领有可以脱离生产的薪俸,也具备攀登官员晋升体系阶梯的可能性。对于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而言尤甚。以我调查的山东省西北部的贾寨乡为例,1995年之后任职的所有书记和乡长,除去目前还在任职的以外,无一例外地升入了县里任职,最近离开的一任党委书记,更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山东省文化厅任职。乡镇领导的调换是很频繁的。贾寨乡从1995年开始的书记和乡长,最长的任期不过五年。而村支书任职十年以上的则毫不稀奇。

  

  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相比,体系化的程度更深。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主要地来源于上级,来源于他们所隶属的巨大的组织体系。他们已经脱离了生产,依靠组织来生存。不仅他们的权威和权力,他们的生存能力也是由组织赋予的。而村支书和村干部并不像乡镇干部那样吃财政饭。村干部的主业,仍是农业或非农业生产。当来自上级的要求难以完成时,一些村干部甚至会选择辞职,甩手不干。乡镇干部则没有这么自由。

  

  因此,和乡镇干部的政治权力主要地来源于体系化的组织不同,村干部的权力更大部分地并且是决定性地根植于村庄内部。固然,乡镇党委可以为自己中意的村党支部成员创造条件,让他成为村支书,但是如果没有村民的认可和配合,村支书的工作无法开展。村支书在具备干部的属性、在负担组织开展基层工作的责任之前,首先是村庄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他和村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村庄已经不再像集体化时期那样,被组成一个个管理严密的生产队和大队。而且随着90年代中期,特别是2000年以来,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农民进行经济活动的选择集合不断扩大。一个从前除了种地没有别的出路的农民,现在随时可以去大城市打工挣钱。农民行为自由的扩展,实际上越来越削弱了村支书单纯依靠上级权威对农民施压影响的权力。

  

  乡村政治经济实践表明,村庄内生的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集体土地所有制派生出来的。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既是村干部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构成了对村干部运用这种权力的根本性约束。

  

  在半年的时间里,我和地方农业部门合作,对山东省西北部的贾寨乡和它下辖的耿店村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调查。根据所得到的经验材料,可以进一步阐释村庄内生权力和集体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

  

  在90年代中期,贾寨乡党委政府曾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下辖各村发展冬暖式大棚,种植芸豆。建一个棚需要一亩地,这在人均耕地极其稀缺的中国,是相当大的土地投入,而且没人知道大棚的收益如何。一旦大棚失收,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建设大棚和种植蔬菜的投资,而且还有一亩土地原本可能带来的粮食产出。这样的风险,如果是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足以构成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逾越的门槛。因为没有农民敢于将自己维持家计的土地用于冒险建棚、种植不熟悉的作物。在这种情况下,耿店村干部首先拿出属于集体的两个场院用于建棚。这样将原本高不可攀的土地成本降到了零。

  

  1998年,当贾寨乡再一次要求各村发展大棚时,耿店村已经没有像场院这样属于集体的空闲土地可资利用。耿店村首先想到的办法,仍然是通过运用调动集体土地的权力,来实现大棚推广。耿店村决定从全村每个村民的承包地中调出2分地,一共是150多亩,用来建棚。全村剩下的土地还是在所有村民中——既包括建了棚的也包括没建棚的村民——平均分配。这相当于由全体村民分担建大棚的土地,进而分担种植大棚蔬菜的未知风险。而建棚农户在种植大棚蔬菜的同时,还有一份承包地可以种大田作物。同样,这种做法降低了由一家一户自行建棚的高准入门槛。 

  

  村干部不仅仅只具有一次性调整集体土地的权力。因为全村土地属于村集体,亦即属于全体村民共有,而村干部则是行使村集体权力的负责人,所以,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客观上也赋予了村干部继续管理集体调配出的、用于建造大棚的土地的权力。因为这些土地是通过村集体的统一的土地调整,从全体村民那里调出来的,这些土地从其它村民手里转移到种棚农户的手里的过程,是通过村干部权力的运用才得以实现的。没有村干部权力的运用,就不会有这些建棚土地的出现,进而,这些土地附加着村干部对其进行管理的权力。因此这些土地在性质上,与人均一份的承包地截然不同。在实践中,耿店村的干部也正是积极地运用着调出的集体土地所附着的管理权力。

  

  耿店村对大棚有严格的约束措施:只要申请建棚,首先要向村里交1000 ~ 2000元押金,大棚建成后,就把押金退还给农户。而申请后不建大棚的村民,村里不退还押金。大棚建成后,如果当年不种植蔬菜,要每亩地缴纳300元的承包费,如果连续两年不种,村里无条件收回大棚占地。

  

  有些建棚农户在自己大棚的周边栽上树苗,这样做看似可以不浪费零星土地,但是树苗长大之后遮荫厉害,严重影响大棚蔬菜的光合作用,降低棚菜产量。而且,树木还会影响邻近农户的大棚生产。面对这种情况,耿店村村支书带头拿着斧子去栽树的农户那里砍树。在砍了一部分之后,那些栽树的农户就自己把树处理了。

  

  耿店村干部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明确而且正当:这些土地是集体调整出来让愿意种棚的农户种大棚的,而且其余村民为大棚地承担了农业税费,是无偿支援这些建棚户种大棚菜的,所以这些调出的地就必须种棚菜,不能不种,也不能栽树。

  

  我们往往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视为一则静态的制度,将其狭隘地认为仅仅是“土地村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这样简单的一项制度安排,而忽略了集体土地所有制所支撑和孕育的丰富的权力关系。集体土地所有制既孕育了这些内生于村庄的权力,又在这些权力的运作下变得动态和立体。村集体和农户不是一种简单而静态的发包和承包的一次性的契约关系。如果仅从合同和契约的关系理解“土地村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就会看不到土地承包在实践中是依靠村干部的权力进行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的基本经营制度,一方面约束着村干部必须为每个村民提供一份承包地,这是村民作为村庄共同体的成员所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有法律的保障;另一方面,集体土地所制也保留了村支书管理集体土地的权力,调配集体土地的权力,以及运用集体土地发展村庄经济的权力。在中央明确要求严格限制在30年承包期之间调整土地之前,村干部调整土地的权力更是相当大。当然这种权力如果运用不当,很可能会损害村民的权益——因为在人均土地稀缺的中国,如果再打村民那少量土地的主意,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如果运用得当,通过合理调配集体土地,也可以有效地促进村庄经济发展,逐步使全体村民都从中获益,耿店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而当集体土地所有制出现细节的调整之后,村干部权力的运用形式也随之出现变化。中央严格要求,不允许再调整土地,但是允许在村民之间进行土地流转。在这之后,村干部涉及土地的工作,不再是直接运用权力调整农民的承包地,而是在需要流转土地的农民之间,进行协调和服务。这也说明了,集体土地所有制,不仅是村庄内生权力的重要来源,而且它的具体细节,也制约着这种权力的运用。

  

  贾寨乡的经验还表明,乡镇干部作为行政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介入经济事务的行为,并不像Walder想像的那样具备经济理性,而是深受体系内部政治过程的影响。1996年,贾寨乡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在全乡范围内推广大棚,短短几年就发展出五千多个大棚,这一期间,因为上级县、市党委和政府相当重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所以贾寨乡干部对全乡大棚产业的介入非常之深,甚至亲自参与到建大棚的细节中。乡政府专门组织购买建棚所需的材料,然后低价卖给农民,还从外地聘请技术员,由包村干部陪同,专门进村向农民传授技术。但是当2000年,上级的工作安排重点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转移到招商引资之后,原本全面介入大棚发展的行政权力,立刻从中收缩。当全乡大棚的经济效益因为芸豆重茬而越来越差时,乡政府也没有及时提供技术服务。乡政府介入大棚产业的行政权力的收缩,随着带来了全乡范围内大棚生产的滑坡。

  

  耿店村对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大棚的管理措施是独有的,贾寨乡的其他村庄都没有类似的措施,只是在乡政府的压力下消极地建棚。当乡政府不再强制性地干预之后,这些村的大棚产业随着出现了滑坡。

  

  只有耿店村充分利用了村庄内生权力对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大棚进行管理和服务,并且在乡政府的行政权力收缩之后,积极负担起大棚技术更新的任务,从而促进了本村大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在耿店村,大棚产业的发展不是单纯的乡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也不是单纯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农民自发的行为,和其他村大棚的荒废形成对照,耿店村成功的关键在于村庄内生权力的积极运用。

  

  至此,在报告里,我已经着重分析了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的不同。乡镇干部介入经济事务,主要是通过他们所握有的行政权力实现的;而村干部介入经济事务,主要是通过运用由集体土地所有制派生出的村庄内生权力实现的。对地方政府干部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事务的传统和行为,已经有不少研究的积累,但是对由集体土地所有制所派生出的村庄内生权力,对这种权力的性质以及它和行政权力的差异,则缺乏系统的研究。而恰恰在实践中,村庄经济的持续和稳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这种内生权力的合理运用。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我一辈子的学术生涯中,从来没有当过事先没有看过的论文的点评人。今天勉为其难。

  我非常欣赏卢晖临和潘毅他们做的研究,非常贴近真实、非常贴近事实,说服力非常强,我一看一听之后,就觉得这个完全是真实的,而他们对建筑工人所做的研究,我觉得也是对国际劳工组织原来打出的非正规经济的概念和理论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在后面,卢晖临还加上了小商小贩的讨论,也可以说,他试图综合我们整个会议潜在的,其实是一个针锋相对的分析,一直没有好好讨论的问题,昨天我已经谈到,我们对非正规经济有两个基本不同的认识,一个是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它是跨国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利用廉价劳动力而产生的全球的现象。

  另一种理解是最新的最近的不可思议的理解,把非正规经济完全理解为非正规经济人员有意识为了逃税而不登记的现象。

  让我对卢文提几个细微的意见。卢辉临使用的分析框架完全是一个资本相对劳工的框架。它提到,开发商是主要的受益者,我不怀疑。我觉得需要补充的是我们的地方政府现在共享收益。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预算外的经费来源。

  

  另外,聚焦于建筑工人也许会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你这个分析框架只适合建筑行业,但是根据日常经验来说,这种现象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餐馆服务员、清洁工、运输工、社区保安、保姆等,应该说这些群体占了城镇非正规人员大多数。你说的现象,不附带劳动合同、不附带劳动法保护,也没有福利、保障,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在非正规人员之中,应该说占到绝大多数。

  

  其他我临时也想不到什么要说的,连带提一下潘毅、卢晖临他们在《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的文章,有血有肉,有扎实的研究,有概念的一篇文章。

  高原的报告,我觉得安排在最后,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它被安排在最后是因为他资历最浅,但是他讲的题目是农业的出路,而我们谈的非正规经济的问题,最终的出路是在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所以我觉得用它作为最后一个报告,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让我说一下我对他研究的耿店村的理解,可能跟他的理解不一样。这里面的故事非常重要,我们有这样二元对立的框架,要么是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要么是过去的计划经济。耿店村说明的是一个第三条道路的道理。它归属的贾寨乡所展示的则完全是由上而下的农业政策,从1995年之后,大规模强制性地推广大棚蔬菜,大棚蔬菜当然非常重要,我最新的这本书证明中国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均产值在改革30年中上升了5倍,是一个隐性的革命,已经超越了历史上所有农业革命的先例,这个东西主要展现为我称之为新农业,今天已经占到新农业的百分之三四十,这个新农业一个主要方面是大棚蔬菜。所以耿店村这个例子,它的重要性就是它展示了大棚蔬菜非常成功的种植,而和它对照的是贾寨乡的全面失败,他强制推行了芸豆的种植,全乡推行五千个大棚,但是他那个是官僚手段推动,他不了解过了3年,同一块地,芸豆就不产了,所以到2000年,全乡的大棚蔬菜全面崩溃,唯有耿店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我对它是这么一个理解,它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主要体现了一种社区主体性,高原把他说成是村干部所起的作用,通过集体土地所有权所起的作用,我理解这个就是村庄社区的领导,通过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传统,集体时代遗留下来的干部制度,在新的环境之下,起了大作用。这个大作用,是在全市场化的环境,而且跟贾寨乡的实验不一样,不是强制性由上而下的做法,而是村民积极参与的做法,现在这个耿店村变成了一个在聊城市里面,是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周围的农村都在学这个东西。我说要是冠个词的话,可能是市场化的社区主体。总而言之,它体现了一种农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既非资本主义模式,也绝对不是过去的集体主义模式,而是一种新的现象。

  当然这个不会是中国农业唯一的出路,龙头企业是一个出路,跨社区的专业合作社也是一条出路,这个例子很鲜明,由村庄领导组织产、加、销一体化,很成功,人家开着大卡车实地来买。

  这是我们一个最终的话题,回到刚才说的这一点,非正规经济要解决问题最终是要解决它的制度和经济基础,因为非正规经济源自城乡的差别,源自大量乡村过剩劳动力的存在,现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隐性农业革命,已经实现了许许多多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农业,不是大规模的讲规模经济的农业,也不是集体化,而是一个一个小家庭农场,但是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大棚蔬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露地蔬菜,两个劳动力要种十亩,但是种大棚,一两亩就够了,节约土地,土地上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同时也提高产值,提高了五倍,这其实是非常大的农业革命,我们眼前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契机,是三种大趋势所组成的,一个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形成了每年新增加的就业人员的降低,另一个是大规模的城市就业和城市化,再一个,大家食品结构的演变,我们过去应该是8:1:1,八份粮食,一份肉食,一份蔬菜,今天是5:2:3的感觉,将来可能会转为4:3:3。

  总之,非正规经济最终出路应该是农业出路的问题。

  王则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我对卢晖临教授的题目很感兴趣,“资本的弹性积累”,请讲讲弹性积累。

  

  卢晖临:

    

  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通过直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并控制他的劳动来获取剩余价值,劳资双方的冲突和矛盾经常围绕着劳动过程而展开。后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积累形式,资本为了规避劳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突,为了不承担因工资过低、工时过长和劳动条件不合格等触犯劳动法规和相关法律的责任,一句话,为了尽可能地压低成本,将全部或者部分生产过程转移出去,譬如今天很多著名电子品牌都采用的外包。

  

    

  郭伟和:

    

  原来的资本是一个体系化的,通过工厂制度,从劳动管理到流水线在一起,现在通过分包生产、标准管理等模式,减少了资本生产的组织刚性和组织成本,所以说是灵活资本积累。

    

  卢晖临:

    

  刚才黄宗智先生谈到非正规就业在餐饮、家政等行业都非常普遍,确实如此。我认为,在现阶段,对这样一些行业的劳动保护很难完全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去做,举例来说,如果要求每个小饭馆老板都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可能很多饭馆压根就开办不起来,出于支持小业主创业及保障就业的考虑,可能需要在劳动保护实践中作比较宽松和灵活的调整。另一方面,这类行业中的雇主和员工之间,还存在比较明显的人身性的关系,譬如饭馆老板和服务员之间,即使没有劳动合同,老板也不可以做得太过分,双方之间的矛盾,往往因为具体可见的人际关系而在彼此都能接受的一个“度”内得以解决。建筑行业则完全不同。表面看来,包工头带着工人,和小饭馆老板与服务员的情形类似。但包工头不过是地产和建筑业资本实现资本灵活积累的一个工具,他的背后,是一个资本增殖的组织化的体系,也正因为这一点,包工头与建筑工人之间具体可见的人际关系(往往是老乡,甚至是亲戚)经常在包工头自己都无力控制的局面下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起到保护建筑工人的作用。所以,为了减少对广大建筑工人的进一步伤害,建筑业的非正规化必须加以制止。

  

  

  邱泽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非常感谢大家,这次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与开放时代杂志社一块举办第八届开放时代论坛,这个事情的缘起,是今年年初5月份~7月份之间。这本杂志给我的印象、给我的教育很多,当卢晖临第一次提到开放时代论坛希望在北京举办一届,并且希望跟北大合作,我马上问希望谈什么?因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是费孝通教授创办的,1987年创办,那个时候他还在统战部,他那个时候主要关注黄河中上游地区发展。费老有三个三角区,珠江三角区(他有个珠江模式),还有黄河中上游三角区,第三个三角区是长江三角区。珠江三角区接近资本主义模式,厂子工人来源是内地,这样构成了珠三角的加工模式,这也是珠三角优势劣势同时存在的模式。

  黄河中上游,50年代、70年代,中国政府建了大量的三线工厂,辐射能力能够带动当地地方经济的发展。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模式,在西部大量搞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试图带动当地的发展,显然,这两个模式都不是很成功,主要还是通过劳动力的流动渠道到了东部、东南部地区,西部还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地区。

  长三角不同于珠三角,在于它通过50年代到80年代隐秘的乡镇工业的发展,有向工业化转移更多的模式,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摆脱费老当初的判断和估计。我们不能说费老是预言家,但是他当时说得比较准确。

  

  我们非常高兴共同举办了这次论坛。

  

  这次论坛信息量非常丰富。第一,主题非常多元。首先我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比如对非正规经济,我觉得是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对于遵循市场规则来作为判断标准,就是国际劳工组织,事实上他们用了在发达国家或者是在已发展国家不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方式,把它转移到第三世界,用规则差异的方式来获得发展机会的办法,黄先生在文章中,特意用地方政府的行为来试图解释这个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性,尤其地方政府利用资源掌握的权力,用免税的方式吸引所谓的投资,当然还有其他的解释,这是一种理解。还有一种理解,利用国家法律差异的另外一种方式,劳动力的转移或者劳动力的运输,包括劳务派遣的方式,这些方式都是利用不同国家在法律上对于劳动力市场约定的差异性,在这中间,各自希望获得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些理解,比如地下经济的理解。未进入市场的经济活动,比如家庭酿酒、腌猪肉,我们实际上归入了地下经济的范畴,刘世定教授、金一虹教授谈的都属于非正规经济。

  

  还有把非正规经济具化,比如非正规就业。其实对非正规就业的理解,好像这两天讨论也有比较大的歧义,没有遵循法律法规的劳资关系大家也觉得是非正规就业。还有非法就业,不遵循既有的法律法规的就业,我们也归纳为非正规就业。

  

  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非正规经济的理解,在座的各位从不同的学科,甚至是在不同的工作领域、不同部门的理解,差异性比较大,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第一个观察。

  第二,这两天是多学科的讨论,优点是多元视角。我们发现,有利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做讨论的,还有用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的,还有结构主义视角、对国际分工理论批判视角、性别视角,都能发现他们的观点和阐述。其中也涉及多个与非正规经济相关的主题,比如地方政府政权实践,不仅表现在今天下午最后一个发言人的发言,黄教授第一篇讨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地方政府的政权实践,比如招商引资、土地管理和产业管理等等之类,都纳入到我们讨论的范畴。

  还有用工问题,实际与农民工相关的,比如农民工就业。农民工的就业和城镇的自我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都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议题,也纳入到不同的理论视角下讨论。

  第三,劳动力转移问题。这是全球化背景下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已经被我们这次会议关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李强教授和李丁、胡鞍钢说的社会分层、社会结构问题。非正规经济是一种经济的活动类型而已,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落到最后是人的尊严、权利和幸福,这些高度相关,大家都纳入了讨论,使我受益良多。

  会议没有就非正规经济理论达成一致,至少我们形成共识:非正规经济是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密切关注和探讨的现象。我们的会议在理论和经验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开放时代》作为一个平面媒体,希望在理论探讨上有所引导性,我想这个目的应该是达到了,我觉得学者们可以沿着各自的立场和兴趣做不断的深入,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为了社会的公平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心力,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学者、参与者,感谢《开放时代》和北大的工作人员,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是他们的辛勤努力和认真负责任的态度,才保证了我们两天会议能够圆满完成,在北京举办两天的会,通常是比较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到了。

  谢谢大家!


【注释】

{1}鹤见和子:《内发的发展论的展开》,东京:筑摩书房1996年版,第9页。 {2}鹤见和子:《内发的发展论的展开》,第29页。 {3}Marshall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 London: Tavistock, 1974. {4}Kazunobu Ikeya, “Hunter-Gatherers and the Stat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Subsistence Among the Kalahari San,” Senri Ethnological Monograph 4, 2002. {5}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课题组(著)、蒋永萍(主编):《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图4-5:社会阶层的性别结构,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责任编辑: 吴莆田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