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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 ~ 1949年间的天主教中文报刊

周萍萍

【内容提要】 本文以何凯立博士对1912 ~ 1949年间基督新教出版物的研究为基础,探讨了1879 ~ 1949年间的大陆天主教中文报刊。以1912年为界,天主教会在华出版发行中文报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创和迅速发展阶段。在初创阶段,报刊所载内容除宗教题材外,还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科技和文化;在迅速发展阶段,虽然报刊的种类、发行地逐渐增多,内容更加丰富,但是其社会影响力反而削弱。当然,这些天主教报刊都努力将当代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纳入宗教视野之内,因此不论在教会中或是社会上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1}在华发展较为迅速,传教士除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作为庇护,采取直接传教的方式外,还通过教育、医疗和出版等辅助手段扩大其在华规模及影响。对于教育、医疗这两个领域,已有学者做过各方面的研究。关于出版方面,迄今为止认真系统的研究专著当属美籍华人何凯立博士的《基督教在华早期出版事业(1912—1949)》一书。作者通过考察基督新教出版机构的发展与运作、分析新教出版物的内容和发行模式,对新教出版活动的性质、动机和目的做出研究评价。

  2004年,四川大学陈建明教授把该书翻译介绍到国内,对国内学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无疑起到推动作用。至今,该书仍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帮助。但略显遗憾的是,何凯立博士只把研究焦点集中于1912 ~ 1949年的基督新教出版物,丝毫没有提及天主教出版物。作者自言:“天主教出版物也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主要缺乏可资考察研究的资料。”{2}何凯立博士长年居住海外,或许查阅天主教中文出版物多有不便,可惜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亦甚寥寥。就本人所知,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藏有大量天主教在华出版刊物的缩微胶卷。本文以在上海查阅到的资料为主要依据,拟就1879 ~ 1949年这70年间天主教在华出版发行的报刊作一简单介绍,以期为有志于此方面研究的学者查找资料提供便利。

  自1879年《益闻录》正式发刊至1949年,天主教会在华出版发行了多种中文报刊,以1912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79 ~ 1912年是第一阶段,可谓初创阶段。初创阶段的天主教报刊所载内容除宗教题材外,还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科技和文化。

  当时,清王朝因闭关锁国政策已经整体昏聩愚昧。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为挽救颓败的清王朝,已开始强调科学知识的作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3}清末著名实业家、思想家郑观应在著述中说:“今夫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莫先于富国。然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而不求格致,犹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4}因此,在这些开明士绅的倡导下,清政府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浪潮之中,来华传教士无形中扮演了媒介的角色。尽管他们创办报刊的初衷是让其成为教会的信息载体,但每期报刊所载的文章都涵盖了西方科学知识、国内外社会新闻等内容,无疑为国人了解外界提供了信息渠道。西方很多新思想和新技术,包括《共产党宣言》,最早都是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介绍给国人的。那时,基督新教尽管来华时间不长,但是传教手段灵活多样,一些传教士认为:“设教堂讲道、办学校和开医院,对于传教来说都太慢,收效不大,只有文字出版才是‘以百万计地进行感化’的方法。”{5}因此,文字出版始终是在华基督教差会注重的工作之一,他们在报刊杂志和书籍中不仅传播基督教福音,同时还顺应时代需要,传播一些现代的科学知识和哲学。基督新教传教士自1815年创办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以来,至1890年已出版发行了76种期刊,在办刊经验上比较成熟。

  天主教内部分爱国人士受基督新教创办报刊的启发、受国难深重的激发,试图通过创办报刊这一方式更有效地阐扬教理,同时传递时事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思想舆论,进而唤醒民心、开启民智。李问渔神父在《格致益闻汇报》序中称,他们所宣传的西方科技是“在不断的以光明注入这个黑暗的中国”,目的是使中国“风气遍开,人才迭出,国富兵强,民康物阜”。{6} “西学”、“格致之学”等都成为天主教报刊的必备栏目,《格致新报》、《格致益闻汇报》更直接把“格致”用作报名。《格致益闻汇报》为体现绍介西学的功能与作用,把“使阅者知西学而识时务”写入章程。

  这一时期天主教会先后创办的报刊主要有——

  《益闻录》:这是天主教会在华出版发行最早的中文报刊。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试刊;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二十四日正式发刊。创办人兼主笔是耶稣会中国神父李问渔。初为半月刊,自光绪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起改为周刊,后又改为一周出版两次,设有“恭录上谕、教皇谕旨、西报摘录、申新两报摘录”等栏目。

  《圣心报》: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李问渔神父在上海创办。该报是教徒善会“祈祷宗会”的机关报,其宗旨是“礼敬耶稣圣心”,月出1期,全国发行,主要刊登有关宗教的文章与通讯。1949年7月,改为活页半月刊,并改名《祈祷宗会》,同年10月1日又改名为《心声》,1951年6月停刊。

  《格致新报》: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天主教徒朱开甲等主编、法国传教士向爱莲等主撰,旬刊。设“格致初桄”、“格致新义”、“答问”等栏目,一共出了16册,七月即停刊,与《益闻录》合并为每周两期的《格致益闻汇报》。

  《格致益闻汇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由《益闻录》与《格致新报》合并而成的《格致益闻汇报》在上海创刊,法国天主教会主办,设有“算学题”、“西学问答”等专栏。出至第99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四日后更名为《汇报》继续出版。

  《汇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四日,《格致益闻汇报》从第100期起更名为《汇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改为册式,走向杂志化。其后,一度改称《时事科学汇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一月,分成《时事汇录》与《科学杂志》,发行国内外。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两刊合并。同年五月十二日,主笔李问渔去世,六月十八日,《汇报》停刊。次年,教会另出《圣教杂志》以代之。

  《崇实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法国传教士古洛东(Gourdon)和雷龙山创办川东(重庆)教区报刊《崇实报》。该报初为半月刊,1906年改为周刊,另有法文副刊,由中国神父唐若翰任总编辑,后有王泽溥、李树声等人继任。设有政论、宗教及教务活动、京师要闻、世界新闻、西学等栏目。1949年10月停刊。

  由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初创阶段的天主教报刊全部设有西学专栏,且基本在上海创办发行,其他地区则没有或很少。而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天主教报刊的最早发行地,是因为自近代开埠以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上海首当其冲成为中西文化对抗、交流与融合的前沿。历史上,上海所处的江南地区因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天主教发展势头一直较好。康熙末年,因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民“祭祖”、“敬孔”引发的“礼仪之争”,导致中国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拉开了百年禁教的帷幕,但江南地区世代信奉天主教的信徒仍不在少数。鸦片战争后,再次来华的耶稣会士没有把总部建在北京,而是建在了上海徐家汇,并带来当时较为先进的印刷设备,为上海成为中国早期出版业中心奠定了基础。

  1912 ~ 1949年是天主教会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迅速发展阶段。1935年9月,第二任教廷驻华宗座代表蔡宁总主教(Archbishop Mario Zanin)在上海全国公进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新闻事业为公教进行的呼吸,如无公教新闻事业,则公教不能活动,正如人无呼吸即死。”他鼓励教会发展新闻事业。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也纷纷表示:“如不注重公教新闻事业,难望得到传信圆满结果。”{7}可见天主教会对新闻报刊事业的重视。教会人士把创办报刊作为其在华“文字传教”的一个重要途径,希望借报刊让更多的人了解教会、提升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这一阶段教会所办刊物的数目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但是比初创阶段增加了许多。1935年,中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委员会秘书兼宠光社社长、玛利诺会会士迪茨(Frederick C.Dietz)对当时中国各教区出版的刊物,作过一次深入而全面的调查,用英文绘制了一张汇总表。根据该表,当时我国天主教在全国(包括港澳地区)发行的中西文报刊共有115种{8},其中以外文为主的报刊56种,中文报刊59种。抗日战争中一些刊物的发行受到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些刊物都相继停止了发行。该阶段发行的天主教报刊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一些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报刊的种类及发行地逐渐增多。随着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不断发展,上海不再是天主教报刊的惟一集中地和发行中心。除上海外,华南、华北、华中等地均有天主教报刊的创办与发行。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公教妇女》上曾经刊载全国天主教主要刊物40多种,其中包括《圣教杂志》(上海)、《圣心报》(上海)、《益世报》(天津)、《广益录》(后改为《益世主日报》)(天津)、《公教白话报》(山东)、《光华报》(山东)、《武汉光华报》(湖北)、《我存杂志》(浙江)、《新北辰》(北京)、《公教青年》(北京)等。

  第二,报刊的名称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洋枪洋炮再次来华。中国民众对“洋教”的本能抵制以及当时社会上“民教冲突”的不断发生,使清末天主教人士在办报时都小心回避了“天主教”、“公教”等惹人注目的字眼,而采用“格致”等突出西学的名称,以迎合国人心理。至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兴办了许多报刊社和出版机构,它们承担了介绍西方文化的角色,作为非主流媒体的基督教刊物于是减少了介绍西学的成分,逐渐增多宗教、社会时务等内容。另一方面,国人在探索富国强兵途径的过程中,也逐渐对基督宗教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民国时期创办的一些天主教报刊直接冠以“公教”、“圣教”等名。

  第三,报刊的宗旨和内容更加多元化。除了一些旨在传教的纯宗教性报刊外,大部分报刊都包含了时事评论、新闻讯息等内容,更多关注社会现实。以《新北辰》为例,在1935年所发行的12本期刊中,就有曾勉《罗玛公教和现代社会问题》(1935年第1期)、黎正甫《乡村教育实施的困难及今后进行的途径》(1935年第3期)等多篇文章阐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观点和意见。尤其是比利时籍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等创办的《益世报》因内容宏富,新闻报道客观真实,社论和时评文章多由名家主笔,而且发行量较大,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重要报纸之一,与《申报》、《大公报》和《民国日报》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旧中国“四大报”。

  民国时期天主教报刊创办数目尽管增多,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报刊的社会影响力反而削弱,远不能和清末时期相提并论。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清末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的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兴办了众多报刊社和出版机构,仅“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就猛增至400余种,中国非宗教出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种情形下,基督宗教在华出版事业就显得微不足道,其繁荣时期已一去不复返了,基督宗教出版物只能集中精力为教会群体服务。正如何凯立博士在著述中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随着中国非宗教书刊出版物的崛起,和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引进西学,教会的文字事工便逐渐沉寂下来,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再明显。”{9}

  另一方面,天主教报刊的受众面太窄。这些期刊的内容多以宗教为主,无疑使其发行对象局限在教会内部,即使有教外人士订阅,也仅限于与教会工作有关联的人。以1913年山东兖州府天主堂主办的《公教白话报》{10}为例,该刊主要宣传天主教教义教理、传播天主教动态,同时采用小说、鼓词、诗歌等形式发表各种宗教类文学作品,显然对教外人士吸引力不大。就是在教会内部,由于相当一部分信徒特别是内陆地区的信徒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因此天主教报刊的发行量并不大。以迪茨的“中国各教区出版刊物汇总表”为例,59种中文刊物中发行量在2000份以上的只有(天津)《益世报》(发行量25000 ~ 30000份)、《新祷宗会主保单》(发行量14500份)、《圣心报》(发行量5200份)等16种刊物,余皆在2000份以下,有的甚至只有寥寥的一两百份,如《友善年刊》(山西)的发行量只有100份。

  内容上的单一以及发行面的狭窄使得教外人士对基督教报刊不甚重视。当时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作品的文字风格一般都较差,思想内容浅薄,而且所载信息要么是些无关痛痒的话,要么就是一些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东西。”{11}

  尽管天主教报刊的题材内容过于专业和狭窄,对教会外的广大读者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它们的使命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些天主教报刊都努力将当代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纳入宗教视野之内,因此不论在教会中还是社会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首先,促进天主教会的中国化。康熙末年,罗马教廷不准中国教士、教民“祭祖”、“敬孔”,康熙帝遂亦下令从此以后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鸦片战争后,依靠不平等条约再次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最初对中国传统文化存有蔑视的心态。但是清末多次发生的“民教冲突”使部分传教士开始认识到若想使“中国基督化”,首先必须“基督中国化”。罗马教廷亦决定致力于实现天主教的中国化,1922年派遣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为教皇宗座驻华代表来到中国。1924年,在刚恒毅枢机的主持下,第一次全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迅速建立一个中国化的天主教会。作为天主教会在华喉舌以及耳目的教会报刊在推动“天主教中国化”的问题上自然不遗余力,特别是这些中文报刊的创办人或主笔多是中国籍神职人员,他们把推动天主教会的中国化列为公教报刊的主题之一,大力提倡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文化适应”传教方式,促进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为此,天主教报刊登载了一系列围绕明清来华传教士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及习俗方面的文章,以此来提醒当下的传教士面对中国教务现状时需采取何种传教方式方法。这些文章不仅对促进天主教会的中国化颇多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教会史研究,丰富了中国天主教文化研究。

  其次,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有一定认识。自明末利玛窦等西洋传教士来华,他们就把介绍西洋科技作为其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以博得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与尊重。鸦片战争后,再度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大多能够认识到科学传教的重要性。他们以报刊为媒介,积极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而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也可能对天主教产生兴趣。民国时期著名天主教人士英敛之就是在1886年读到清初传教士汤若望(J. A. Schall von Bell)的著作《主制群征》后,从此开始对天主教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并在1889年受洗入教。1901年,他在天津筹备出版《大公报》,其办报的宗旨是致力于改良社会、为中国人传播新思想。当然,即使没有这些基督宗教报刊,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接触到西方文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刊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沟通中西的作用。陈百希在其著述《他们影响了世界》中曾对《益闻录》作了这样的评价:“当时我国除《申报》外,没有其他的报章杂志,所以李神父创办《益闻录》,不但有功于教会,而且还有助于启发民知,有功于国家。”{12}

  最后,民族危难时期提升了天主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广大天主教爱国人士加入到反法西斯阵营,教会发行的天主教报刊亦成为反法西斯的舆论阵地。发行量较大的《益世报》坚持爱国立场,在“九·一八”事变后更是成为反日的舆论先锋。日本人一再采用威迫利诱的手段,曾出过50万冀求收买《益世报》,但没有得逞。在敌人勒令其停刊、在总经理生宝堂被敌人绑架一直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益世报》依旧坚持抗敌救国的立场,不畏艰难继续工作。正如其辗转迁徙后在复刊词中所言:“敌人可以杀害本报的重要负责人员;敌人可以封锁本报的全部物质资产,然而敌人对本报下列两件东西,依然无从破坏毁灭:(1)深深印在全国国民心中的‘益世报’这面招牌,(2)益世报数十年传统一贯的忠诚爱国精神。”{13}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在今天读来依旧荡气回肠,更况在遭敌人铁蹄蹂躏、战火纷飞的年代。《益世报》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人构建了一道抵御外敌的精神长城。

  当然,这些报刊毕竟是天主教机构或传教士所办,在一些内容的处理上难免会发生偏颇。出于维护教会或母国利益的立场,他们的报道有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如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益闻录》明显偏袒法国。它在报道法军进攻福州马尾岛时,一再为法军掩饰,“初三日法人升红旗示战,华人未应。法人乃燃炮放击。不旋踵,中国扬武兵船已被击坏,华兵大受摧残,几无生还之庆”。{14}法国将领科拔被清军大炮击中而亡后,该报却多次为此事“辟谣”,“法将科拔并未死亡,前日所言乃传闻之误也”。{15}不过,该报也对“《马关条约》后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多有报道”。

  同样,有西方教会背景的《益世报》在创刊伊始,一度附和帝制,不仅遭到读者反对,也受到教内部分爱国天主教徒的反对。英敛之就曾写信给《益世报》,对该报的拥袁(世凯)言论进行指责。他责问道:“惟念我亦天主教分子,今见此玷辱圣教道德,败坏圣教名誉之事,倘缄默不言,天良何在?”经历过这一风波后,《益世报》的立场有所改变。1916年,天津发生了法国人在老西开擅自扩充法租界事件,法租界的中国员工掀起大罢工,引起全国民众的关注。此时,《益世报》站了出来,公开替中国人说话,严词抨击法国侵略势力的卑劣行径,报纸因此而销量大增。

  此外,1927年以后,受天主教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以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敌视,天主教报刊与国民政府主流媒体保持一致,不断出现称共产党为“共匪”等字眼并刊载一些教皇******************的文献,如《江西馀江天主堂被共匪蹂躏志略》(《圣教杂志》1930年第10期)、《中国共产党消灭之必然性》(《我存杂志》1933年第2、3期)、《公教防共战略》(《新北辰》1937年第6期)等。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发生“西安事变”。武汉《益华报》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在社论中作了如下评述:“现在蒋委员长虽已出险,而陕甘多数将领,仍是执迷不悟,宁受共匪愚弄,称兵反抗中央。……总之救国基础,厥为和平统一,不容赤化,不容分裂。”{16}

  1949年前后,这些天主教报刊在中国大陆逐渐停止发行,完成了其近代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也有天主教刊物《信鸽》、《广扬》等相继创刊,但都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文革”前夕,这些报刊亦相继停止了发行。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方重新有天主教报刊的印行,当然这些已不在本文的介绍范围之内。

  *此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001。


【注释】

{1}基督教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和其他一些小教派。陈垣先生把历史上基督教来华分为四期:“第一期是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是明清的天主教,第四期是清朝以后的耶稣教。”参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3页。 {2} [美]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陈建明、王再兴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清]张之洞:《劝学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4}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5} [美]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译者序。 {6} 《格致益闻汇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1898年8月17日),上海图书馆藏。 {7} 《益华报》1937年1月10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8}Rudolf L?觟wenthal, The Catholic Press in China, 上海档案馆藏, U101-0-209。 {9} [美]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作者序。 {10}顾卫民在《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中认为《公教白话报》创刊于1917年,而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缩微胶卷,该刊创于1913年。 {11} [美]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译者序。 {12}陈百希:《他们影响了世界》,台湾:光启出版社1962年版,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5页。 {13} 《益世周报·益世报复刊词》1938年11月20日,上海图书馆藏。 {14} 《益闻录》光绪十年甲申七月初七日(1884年8月27日),上海图书馆藏。 {15} 《益闻录》光绪十年甲申七月初十日(1884年8月30日),上海图书馆藏。 {16} 《益华报》1937年1月17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