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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城记

——深圳学童绑架案引发的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

周裕琼

【内容提要】 本文以2009年深圳发生的学童绑架案为切入点,考察由此引发的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在对各方言论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对相关人员深入访谈以及对深圳5区10所小学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再现了群体层面的流言演变为社会层面的谣言,并最终沉淀为文化层面的都市传说的全过程。从流言到谣言再到都市传说,既是时间递进、传播范围扩张的过程,也是意义不断升华的过程。从中,我们看到了现代都市

一、引言

  2009年6月至11月,深圳接连发生了4起针对中小学生的绑架案,其中有2起惨遭撕票。4个孩子,相对于深圳1400万的常住人口,以及每平方公里17150人——全球第5的人口密度{1}来说并不算多。然而,这4起绑架案引发的舆论风波却让深圳这座刚刚迈入而立之年的新移民城市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城殇”。这场官民话语博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阶段性特征:在官方公布信息之前,流言和谣言粉墨登场,搅动民众脆弱的神经;而在官方公布信息之后,喧嚣的舆论沉淀为都市传说,静水流深,向民众讲述具有警示意味的现代寓言。在对各方言论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对相关人员深入访谈以及对深圳5区10所小学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将再现深圳学童绑架案由流言发展到谣言最终演变为都市传说的全过程,并探究这三种“畸形舆论”背后的社会现实和民意诉求。

二、事件背景

  2009年6月24日,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六年级学生小曹被绑:警方于7月9日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并成功解救小曹(以下简称“南外绑架案”);10月20日,南外另一名六年级学生小易被绑:警方于11月12日抓获1名犯罪嫌疑人,但小易已遭撕票(以下简称“南外撕票案”);11月3日,深圳高级中学初一学生小麦被绑:警方于11月6日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并成功解救小麦(以下简称“深高绑架案”);11月17日,深圳园岭小学六年级学生小陈被绑:警方次日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但小陈已遭撕票(以下简称“园岭撕票案”)。

  图1在纵深的时间维度上对4起案件的关键节点进行了标注。我们可以看到,从案发到告破,时间差短则1天或3天,长则半个月或3周,平均破案周期为10天,警方反应不可谓不迅速。在警方和绑匪展开正邪角力的同时,官方、媒体和民众也正在进行信息和话语博弈。与警匪之间的殊死搏斗不同,舆论场上的博弈不是要一决胜负,而是力求三方良性对话。遗憾的是,在这场博弈中,本应引导舆论的官方反应迟缓,而本应疏导民情的媒体也束手束脚。具体而言,纵横对比案件进程、警方信息公开和媒体报道日程,学童绑架案的舆情呈现出以下阶段性特征:

  第一,除了6月发生的南外绑架案获得相对迅速的信息公开和媒体关注外,其他3起案件的信息公开严重落后,媒体关注也相对不足。从10月20日南外撕票案到11月接连发生的深高和园岭绑架案,存在较长时期的官方信息空白期和媒体报道空白期。虽然警方的缄默或许有技术层面的考虑{2},但客观上造成了民众的猜疑和恐慌,为流言和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留下了空间。在官方失语的情况下,毗邻深圳的广州、香港媒体通过“异地监督”的方式率先破冰。其中,多家港媒在12月6日所做的报道引起热议,最终迫使深圳警方于两天后公布案情,从此学童绑架案的舆情实现转折:官方信息和媒体报道成为舆论场上的主旋律,流言和谣言偃旗息鼓。

  第二,深圳媒体于12月9日开始对绑架案展开后续报道,并对深圳警方的“校园周边整治行动”和“平安鹏城10行动”进行了系列追踪报道,较好地扮演了“喉舌”角色。而异地媒体则更多地从非官方角度报道和评论学童绑架案,较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功能。

三、文献综述

  如果说官方公告和媒体报道是对学童绑架案的“正史”呈现,那么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这一系列“畸形舆论”{3}则是老百姓对学童绑架案的“野史”讲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流言、谣言和传说基本上通用于指代各种捕风捉影、真假难辨和大道不传小道传的消息。事实上,从学术角度来看,三个概念的本质、内容、发生语境、传播形式、功能都各有侧重,不可混为一谈。

  在西方,流言的学术对应词为gossip,谣言的学术对应词为rumor。西方学者从二战开始对它们展开系统研究,社会心理学是其主要路径。在他们看来,流言表面上是关乎个人的闲言碎语,而实质上却是群体互动中重要的社交语言(social talk):一些无伤大雅的流言(比如,员工关于老板的各种猜测)可以帮助人们建立社交网络、获得群体认同;而一些指向第三方的对抗性流言(比如,某某是同性恋)则可以加强群体规范、维护内部和谐。{4}

  流言主要在群体层面发挥影响,而谣言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社会层面。综合西方学者的定义,谣言是未经证实却广为流传{5}的对现实世界的假想{6},或人们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7}。通过对谣言的“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s),人们获得了社会认知,规避了社会风险,解决了社会问题。{8}尽管谣言和流言同样具有“非官方”色彩,但谣言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并且指向重要的社会(以及具有社会意义的个人)问题,而流言的内容则仅是关于个人的鸡毛蒜皮式的闲谈(idle chatter{9})。

  与西方学者的社会心理学路径不同,中国学术界侧重流言和谣言的对策研究,像哈佛大学孔飞力(Philip A. Kuhn)那样见微知著,从乾隆年间的“叫魂”妖术大恐慌中解构出专制体制下各社会阶层的失序与动荡的研究并不多。{10}中山大学的李若建对“毛人水怪”谣言的研究揭示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民间集体记忆”的威力{11};而新闻学者徐晖明和严三九针对非典的研究则直言不讳地指出权威声音的缺席导致处于“应激状态”的公众不得不用流言来“解决疑难问题”。{12}

  青年学人蔡静通过全景式研究揭示出“阴影中的社会传播”对转型中国的特殊意义。{13}笔者考察了过去10年间的艾滋谣言{14}、抵制家乐福事件中的新媒体谣言{15}、杭州飙车案中的胡斌“替身”谣言的产生、传播与影响的全过程{16},结果显示,谣言正成为中国民众获得社会认知(如艾滋谣言)、进行社会动员(如家乐福谣言)和表达社会诉求(如胡斌“替身”谣言)的“工具性说法”{17}。如果说,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张家长李家短”的流言是非正式话语空间(informal discourse)的主导声音,那么,随着媒介信息技术的进步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加剧,借助新媒体(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在素不相识的民众中大范围传播的关乎社会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的谣言正成为非正式话语空间向正式话语空间挑战的筹码。而且,一系列迹象表明,谣言这种“弱者的武器”{18}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扰乱社会秩序的同时又创造了重构社会公平的契机;它在瓦解社会信任的同时又提供了重建社会和谐的可能。

  流言和谣言的区别主要在于社会场域的不同(群体层面VS社会层面),而都市传说(urban legend)与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叙事风格。流言和谣言传达信息,而都市传说讲述故事;流言和谣言可以迅速生成与传播,而都市传说则需要较长时间的凝结与沉淀。都市传说中“urban”一词亦可用“modern”和“contemporary”替代。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都市传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吸引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而中国学术界对它的研究才刚刚起步。{19}

  美国学者Brunvand在1981年的著作中解读了在美国各城市流传的众多故事,指出原始 / 传统社会的传说、神话和民间故事形式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衍生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都市传说。{20}后继学者的研究表明,都市传说一般扎根于令人恐惧的刑事案件(比如割肾故事{21})或寓教于乐的小笑话(比如生日偷情故事{22}),体现出都市人对现代化文明(比如工业化、高科技)的反思以及对传统道德规范(比如家庭伦理)的坚持。都市传说围绕着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讲述故事,借以警诫听众、弘扬道德和传递文化。{23}正如好的民间故事可以流传千古一样,都市传说也往往需要经历长时间的辗转变迁才能逐渐凸显其真实意义。在这方面,法国学者勒莫对半个世纪以来“可口可乐瓶中喝到异物”的都市传说所做的分析极富洞见。{24}勒莫(Reumaux Francoise)透过可口可乐瓶中油漆、混泥土和安全别针等在内的一系列异物看到了以清教主义立国的美国人对工业化的恐惧和宗教信仰的焦虑。在中国,过去十几年间不断演变流传的各类艾滋(艾滋病、艾滋西瓜、艾滋针、艾滋牙签、艾滋烧烤等)谣言已经具有都市传说的基本形态,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民众对医疗卫生、城乡差异、社会治安和食品安全的担忧。{25}

  尽管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具有“非官方性”的“畸形舆论”这一共同特征,但它们在本质、内容、发生语境、传播形式与功能上存在诸多区别(如表1所示)。一言以蔽之,流言关注微观的群体互动,谣言关注中观的集体行为,而城市传奇则关注宏观的文化传承。

四、研究架构

  现有文献已充分说明了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之间的区别以及各自特征。然而,迄今为止,鲜有学者考察三者之间的关联。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予以考察,考察的层面越多,就越有可能避免盲人摸象的局限。2009年在深圳发生的学童绑架案因关乎特定群体的切身利益、普通大众的社会安全和移民城市的道德文化,引发了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这三种畸形舆论形态,涉及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

  研究将以深圳学童绑架案为分析对象,对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三个概念进行打通与整合,分别考察流言在微观的群体层面的传播与影响、谣言在中观的社会层面的传播与影响以及都市传说在宏观的文化层面的传播与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三者之间的演变过程。

  与多元的研究视角相配合,我们交叉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

  第一,深入访谈,主要用于流言和谣言研究。2009年12月,我们在事发学校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文华部和园岭小学对家长和小学生进行了随机采访,追溯流言的不同版本与路径;同时我们对学童绑架案讨论最为热烈的深圳门户网站房地产信息网(以下简称“房网”)的相关版主进行深入访谈,了解网络舆论(尤其是谣言)的总体趋势,并采访了2位重要网友。{27}

  第二,内容分析,主要用于谣言研究。我们收集了房网、爱卡网、奥一网和天涯这四个网站的论坛有关深圳学童绑架案的帖子,根据内容进行了分类,并结合帖子的回帖数、发帖时间等做出深入的分析,从而把握绑架案引发的谣言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规律。

  第三,文本分析,主要用于谣言和都市传说研究。我们对房网论坛上的代表性帖子进行文本解读,探究绑架案引发的网络谣言背后的社会诉求。而在绑架案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又对其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余波进行文本解构,从而揭示出都市传说背后的文化意义。

  第四,问卷调查,旨在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之间建立联系,并由点及面,展现学童绑架案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辐射与影响。2010年3月,我们在深圳南山、福田、龙岗、宝安、罗湖5区10所小学{28},针对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家长展开调查,共派发问卷227份,回收有效问卷215份。

五、流言

  根据文献综述,我们把流言界定为在小群体内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散播的关于个人的闲言碎语。在学童绑架案中,流言是在案发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中流传的各种与被绑学生及其家庭私事有关的说法。4起绑架案发生在深圳的2个区(南山区和福田区)的3所学校,我们在各区选择了一所学校调查流言发生发展的过程。

  采访显示,2009年11月17日发生的园岭撕票案因破案迅速(次日告破),并未在该校学生和家长中引发大规模流言潮。正如一位家长告诉我们:“开始到处传说孩子被绑架了,结果被撕票了,后来老师说有那么回事以后家长就不说了。”悲剧已经发生,再对受害者说三道四显然有悖情理和道德。

  2009年10月20日发生南外撕票案,因破案时间相对较长,处于焦灼忧虑状态中的南外师生、家长以及周边群众对案件的疑点和隐情议论纷纷,各种流言应运而生。根据采访资料,我们绘制了一张流言扩散图谱(图2)。在案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小易同桌向班主任反映小易没有来上学,再经班主任联系到小易家长,家长又协同警方来到学校旁边便利店查看录像,小易失踪的消息由校内传向校外。第二天,南外附近张贴的寻人启事成为校门口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们的议论焦点,小易的同班同学和便利店员工都成为他们打探消息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未能获得更多消息的学生和家长们开始猜测小易的行踪,流言在潮起潮落中逐渐逼近残酷的真相。采访中,一位小易同班同学的妈妈回忆,“当天孩子就把小易失踪的消息告诉了我,当时我并不觉得很严重,而当听说小易三四天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事情变得严重起来,认为小易很有可能是被绑架了。”这基本上概括了大部分南外学生和家长的心路历程:最开始大家以为他只是生病了,走丢了,但寻人启事否认了小易生病的说法,而作为一个六年级的孩子,走丢的可能性也很小;接着就有了打游戏,出走未归的猜测,然而小易平日的表现又让“问题少年”的猜测站不住脚;此时,大家联想起6月份发生的小曹绑架案,不约而同做好了最糟糕的预期:小易被绑架了。围绕小易去向所产生的种种流言,是南外学生和家长寻求群体共识的产物,其中也体现了家长对孩子的权力控制。在我们的采访中,孩子们最初多认为小易是“生病了”、“走丢了”,而家长们则更容易联想到是“打游戏”、“离家出走”。前两种去向值得原谅,而后两种去向理应惩戒。通过对流言内容的修订,家长们借小易失踪一事提醒自己的孩子不可背离常规。而“绑架说”的出现则促使南外的学生和家长同仇敌忾,面对来自外界的威胁。

  小易失踪的第二个星期,“绑架说”基本得到确认。亲自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的家长越来越多,而在校门口等待的时间里自然会互相聊天。在任何社交场合,个人隐私都是最畅销的信息。正在全力寻找孩子而无暇他顾的小易亲友没有想到,他们的私生活正引发热议。从小易父母的工作到座驾再到房产,甚至夫妻感情都成为大家的谈资。这些猜测的出发点或许并无恶意(从小易家庭背景去推测绑架案发生的原因),但流言在口耳相传过程中被不断歪曲{29},小易及其家庭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反而被异化成“他者”——“有钱人”、“特权阶级”、“住别墅的人”、“开宾利 / 保时捷的人”、“穿名牌的人”{30}——被抛出群体之外。除了关注小易为何被绑架,流言还对小易如何被绑架进行了细节假想。由于对绑匪的真实面目一无所知,流言聚焦在“白色的车”、“保姆”这些具体对象上,从中也折射出大众对现代文明的恐惧和对外来人员的猜忌。

  半个月内,南外学生和家长群体中先后涌现了两波流言,以小易最亲密的社会关系为核心,通过链式传播(同学—老师—家长 / 同学—学生—家长 / 同学—家长—家长)和群体讨论(家长在校门口接送孩子时的闲谈)向网络周边迅速扩散。两波流言的内容主要针对个人(小易、小易的家庭和保姆),而功能则在于维护群体。前一波流言关注小易的去向(What:发生了什么事?),后一波流言关注绑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Why & How)。前一波流言通过强调规范建立群体认同,后一波流言通过排他策略实现群体防御。

  由于官方和小易亲友保持沉默,校方成为学生和家长群体所能接触到的唯一权威信息源。小易失踪后,校方全力寻找孩子。据便利店员工回忆,第二天,老师们在附近张贴寻人启事。外教Anna{31}也告诉我们:“发现孩子走丢后,老师们都非常伤心,学校连续三个星期每周末开会,在星期六把所有老师都召集起来贴告示,或者开车去寻找小孩。”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学生以及家长的安全教育。据我们采访的学生回忆:“老师告诉我们那个小孩为了去买零食,他本来可以晚点走的(就不会被绑架了)……(歹徒说自己)来修车问说小朋友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车,之后那个六年级的哥哥相信了,他就过去,那个人一把就把他拉上去了,到了后来他被撕票了。老师就这样跟我们说……然后强调我们的安全意识。”而且在安全教育中,校方(以及校方请来的在公安部门工作的家长)对比南外两起绑架案的不同结果,向学生强调,遭遇绑架后不要“大哭大闹”。采访中,学生告诉我们:“(小曹)他让自己保持冷静……然后他就要求歹徒给他书看,从书中启迪知识;而另一个孩子(小易)就不吃盒饭,不吃他们任何东西,歹徒心也慌了肯定就要杀人了灭口了。”我们看到,在老师的描述中,外面的世界是令人恐惧的,而违反常规的行为(买零食、不吃饭)则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惨剧。这样的信息很容易诱导学生和家长将绑架案归因于个人而不是社会,这与私底下流传的各种猜测不谋而合,势必使流言越传越玄。

  直到“小易被撕票”消息传出,而且其他学校又传绑架案,人们关注的焦点才从个人悲剧转向公共安全,流言升级为谣言,在社会层面掀起波澜。

六、谣言

  从不同学校家长口中传出来的不同小孩遭遇绑架的流言,仿佛一条条游走山林的溪涧,在2009年岁末,它们汇聚成汹涌澎湃的江水,所经之处,谣言四起。事情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是谣言传播的两个先决条件。{32}学童绑架案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事情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案发之后官方讳莫如深,媒体三缄其口,只有小道八卦满天飞,信息的模糊性不言而喻。绑架案所带来的恐慌情绪具有极强的传染力,一时间风声鹤唳。社会大众亟需谣言这种“精神口香糖”{33}来释放焦虑。客观条件和主观动因都具备了,谣言蓄势待发。当然,从流言到谣言,意味着内容的演进、影响的扩大,而这一切都和媒介升级(从口耳相传升级为网络传播)有关。

  从2009年6月第一宗学童绑架案开始,深圳主要的网络论坛上就出现了相关的帖子。房网、爱卡网、天涯网、奥一网2009年6月至2010年1月期间所有和绑架有关的帖子走势如图3所示。4家网站的帖子数量都是从2009年11月开始猛增,在2009年12月达到高潮,在2010年1月逐渐平息,它们见证了深圳学童绑架案谣言从无到有、由盛转衰的全过程。

  4家网站中,发帖量最高的是房网,最低的是奥一网。作为深圳活跃度最高的网络论坛,房网每天的发贴量达到10万,拥有超过250万的注册用户,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家有室之人,对学童绑架案极为关注。房网的业主论坛(共发布了52个相关帖子)和亲子乐园(共发布了42个相关帖子)版块成为居住在深圳各个角落的父母们交流信息和意见的虚拟集市。网络舆论场上的竞争是一个零和游戏,有赢家必有输家,当网民都被吸引到某些网站的同时,另一些网站必然变得冷清。当然,奥一网和深圳新闻网等媒体网站在舆论场上的相对落后还与其母媒体的相对沉默有关。因此,在深圳的主要门户网站中{34},我们最终选择房网作为研究对象,在内容分析、文本分析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还原深圳学童绑架案在网上传播的全过程。

  房网上首个和学童绑架案有关的火球贴{35}是南外撕票案发生两天后,2009年10月22日网友小人鱼在业主论坛发布的《听说南外最近有小孩失踪,有人知道是真的么?》。截至2010年1月1日零点,该贴共有1354个回复,超过24万的点击。相对房网上其他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火球贴,此帖异常简短,主贴只有标题,没有内容;接着小人鱼在第1个回复中问“有没有人知道呀,担心ing,这个片区的治安”。在该贴的第6个回复中,小人鱼称从儿子的辅导中心老师那里收到短信提到“近期南外发生失踪事件”,同时还收到儿子班主任的两条短信,强调孩子的接送安全问题。小人鱼说“这些信息让我担心,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家长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只是加强安全教育?但愿!”这则首发在阳光带海滨城业主论坛的帖子迅速引起南外片区众多家长的关注。在10月22 ~ 27日期间,网友们在祈祷孩子平安归来的同时,将自己从人际传播渠道(口头、电话、短信等)得到的各种流言发布到网上。比如网友amber0755称自己看到了寻人启事,“据说是住在文华部附近城市山谷别墅”; 网友口十叶说,“听一个朋友说找回来了啊,是去网吧呆了两天自己回家了”;网友待人宽点说,“孩子已经回来了,赎金100万。家里太有钱了”;另有网友(孩子在南外就读)则表示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孩子还没有找到”。伴随着网友的热议,帖子被房网的内容管理团队链接到亲子乐园等其他分论坛,并加火球。房网大版主红羽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给帖子加火球的原因,一方面是因其客观上已经吸引了众多点击和回复,另一方面是因为网友在帖子中提供了寻人启事的具体信息,希望加火球能有助于找到孩子。可见,这一阶段的网络讨论尽管在内容上和流言相似,但其功能已经从“群体社交”转变为“寻人接力”。10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寻人——南山一学生失踪已五天 网友发起网络寻人接力》为题报道了该帖。

  10月28日,该贴中出现了第一则其他孩子失踪的消息:网友swpc问,“听说实验学校丢了一个14岁的小女孩,是不是真的?”以此为起点,学童绑架案的谣言机器正式运转。网友赏房悦目说“华侨城中学有两个青年开面包车想绑架有钱人”;网友路迪问“是不是松平山那边又出事了?也是六年级的小男孩”;网友superlazy说“梅林这边贴出一个寻人告示,梅园小学11岁男生丢失”;网友冰豆浆说“听说二期这边又有一个2个月大的小孩丢了,是不是真的啊?”我们看到,大多数网友发言的初衷是为了求证,是希望通过“集体交易”来共同应对现实中的威胁。然而,在官方保持缄默的情况下,这一个个得不到证实的疑问叠加起来,细节被省略(即,对谣言内容的削平,leveling)、重点被突出(即,对谣言内容的磨尖,sharpening),最终组成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假想:在深圳各个角落都有孩子失踪 / 被绑。这就是深圳学童绑架案的核心谣言。

  11月14日,网友wangjenny(小易家庭的朋友)在回复《听说南外最近有小孩失踪,有人知道是真的么?》时公布了孩子惨遭撕票的消息。{36}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网友们纷纷转移到wangjenny的发布的题为《孩子,天堂的路,你走好》的帖子中悼念小易。虽然该贴并没有加火球,但仍然吸引了1396个回复(截至2010年1月1日零点),超过10万点击,是房网所有和学童绑架案有关的帖子中回复最多的一个。饱含悲痛、恐惧、担忧和愤慨的网友发泄完情绪后,又纷纷表示无奈。网友蓝星儿说:“再多谴责都不能挽回孩子了,不过,除了骂该死的绑匪,我们似乎什么都帮不上。……无言”。对此,楼主wangjenny回答:“不对,我们要送送孩子,让他平安到达天堂!我们要汲取教训,让更多的家庭免遭痛苦!!我们要不断呼吁,让学校和家长建立畅通的联系!!!我们要大声呼吁,让ZF真正关心百姓疾苦、改善社会治安!!!”然而,在接受我们采访时,wangjenny表示,这只是“弱者的一种发泄吧,也许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所能做的不仅仅是情绪发泄。在官方讳莫如深的情况下,谣言作为“弱者的武器”的社会功能被凸显出来。社会恐慌和造谣传谣互为因果,谣言的负面影响与正面功能相辅相成。一方面谣言造成全城恐慌,削弱了政府威信,动摇了社会和谐;另一方面谣言为民众提供了“工具性”的社会认知,实现了民众的自我安全教育,并以一种“试错”的方式迫使政府出面辟谣,重建官民互信。小易被撕票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加剧了谣言机器的运转。在此之后,又有多起绑架案被加入到谣言中来:网友ALICEDUAN说“今天早上,在一个妈妈交流群里听说,说是梅林也有一个被绑了。昨天说是福华小学也有一个这样的事”,网友杰西820称“白石洲中英文(学校)也有两(个)孩子被绑架了……”;网友qiqi_in_sz说“近期校园绑架的事件在深圳福田和罗湖的两个社区也同时发生……”;网友白开水说“我小孩的学校派出所的代表去开会了,证实了10 ~ 11.20期间(指2009年10月至11月20日之间——笔者注)发生了4起”;网友爱伺机摸人则引用媒体说法称“深圳流传至少发生20宗绑架案, 警方未作出回应”。

  到底哪些地方发生了绑架案?一共发生了多少起绑架案?通过造谣、传谣和辟谣,网友们力求以“一群人的智慧……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37}然而,自由开放的网络讨论难免充斥互相矛盾的说法和似是而非的信息。面对网上流传的各种关于小易家庭的不实信息,作为朋友的wangjenny“义不容辞的出面”,给予驳斥,可是网络的匿名性又使少数网友质疑wangjenny的真实身份和用心。网友杰西820称白石洲中英文学校也发生绑架案之后,网友夏威夷阳光质疑说“我有好几个邻居的孩子都在白石洲中英文学校上学,我昨天特意问了他们,他们学校没有发生绑架案,应该是南外的误传的。因为他们叫南山中英文,名字有点相近。没有官方的公布,大家一传,很容易误传的”。于是杰西820马上回帖说“南山中英文和南外是两个学校这一点我想没人会搞错的!是朋友家孩子的家长会上老师讲的。而且我周围也有不少在该校就读的孩子,家长都知道了有这件事。知道了就提高警惕吧!!”在亲子乐园,资深网友“雪中珊瑚”于12月3日发布题为《接到学校的紧急通知》的帖子,将自己从孩子班主任那里接到的短信全文转发到网上,指新洲小学门口出现可疑人员用玩具公仔引诱孩子,“特告知家长注意配合,低年级学生要有专人接送。”这个帖子当天就获得125个回复,并加火球。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雪中珊瑚表示,“现在这个社会实在太乱了”,自己对短信所描述的事情真实性没有怀疑,并且马上就联想到了又有歹徒想绑架孩子了,为了让更多的家长提高警惕,她立即将这则没有被证实的消息发上网。谣言不但可以用来应对已经发生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威胁。{38}作为意见领袖,雪中珊瑚在向网友们好心示警的同时,也给学童绑架案谣言又增加了一份颇有份量的佐证。假作真时真亦假,网上过于丰富的信息使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网友们热切盼望官方打破沉默、“给个说法”。

  除了要寻找真相,学童绑架案谣言还隐藏着老百姓的重要社会诉求:吁请政府改善社会治安。在相关帖子中,既有“年底了……”、“这世道……无语”等欲言又止的感慨;也有“ZF醒醒眼吧!”、“ZF和JC为什么到现在还未有一点措施?……你们情何以堪?”等痛心疾首的质问;更有“严惩绑匪!”、“强烈呼吁社会和政府关注孩子的人身安全问题!”、“强烈要求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存安全!”等义正词严的呼告。在绑架案有关的帖子中,网友纷纷回忆起自己被抢、被偷、被骗的经历。可以说,学童绑架案只是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经年累积的社会治安问题的集中体现,而学童绑架案谣言则是民众向官方诉求公共安全的极端尝试。

  正因为谣言的动机简单、诉求明确,公布真相、改善治安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辟谣效果。2009年12月8日,深圳警方公布了近期发生的学童绑架案的相关信息,并于10天后启动“平安鹏城10”行动,而媒体也对警方改善社会治安的各项举措进行了集中报道,深圳学童绑架案谣言迅速平息。以房网为例,警方开口之前房网有21个发贴属于绑架案谣言,而警方开口后只有5个发贴属于谣言;警方开口之前,网友的消息源大多是道听途说;而警方开口之后,网友的消息源主要是官方和媒体。到了2010年1月,网上关于深圳学童绑架案的消息虽然还有零星发布,谣言却已销声匿迹。

  尘埃落定之后,谣言静静沉淀,凝结成深圳人对2009年的一份集体记忆。

七、都市传说

  “谣言在哪里退却,都市传说就在哪里兴起”。{39}谣言是对正在进行中的事件的“野闻直播”{40},官方的信息公开彻底瓦解了其赖以生存的模糊地带。“直播”戛然而止,“戏说”粉墨登场。从2010年1月开始,以学童绑架案为蓝本的各种绑架故事开始流传。与言简意赅的谣言不同,这些故事情节丰富、有始有终、有高潮有结局,或滑稽幽默、或骇人听闻,令听众啼笑皆非。我们搜集了2010年1月以来网上和媒体上出现的几则典型的绑架故事进行了文本解读。

  2010年1月4日,惠州的一位母亲在房网发贴说学童绑架案发生后,毗邻深圳的她“也感觉到了恐惧,于是一再给孩子上课,没有想到这小子学习还真到位,每天都让我去学校接他(学校到我们居住的小区门口一共20米)”,而在最近的一次语文考试中,9岁的儿子竟然写了一篇这样的作文:

小白兔被绑架了

  森林中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白兔。一天,小白兔出去采蘑菇,过了两个小时还没有回来。兔妈妈出去买东西,买东西回来看见了一封信读了起来。读完以后就哭起来,山羊公公从这里路过,他听见哭声就进去看了一下。山羊公公奇怪地问:“你为什么哭啊?”兔妈妈把信递给山羊公公,说:“你读一下。”信上说:“小白兔在我这里。想让他回家,就拿10万元来换。我在南山大道等你。名字:大灰狼”兔妈妈就把钱带到南山大道,看见了大灰狼,把钱交给了他,说:“把小白兔还给我!!”小白兔蹦了出来,抱住妈妈,他们又团聚了。(原文中的错别字已改——笔者注) 

  这则由儿童自己创造的“童话故事”折射出孩子对成人世界的恐惧。学童绑架案发生后,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进行了高强度高密度的“安全教育”。我们在流言和谣言阶段的分析已经显示,安全教育透露出来的细节有可能被“过分解读”,助长了流言和谣言的传播。在这则故事中,我们看到,这种“恐吓式”的安全教育使孩子以一种“不安全”的视角阐释不同人群之间关系(在故事中,表现为不同物种之间关系)。尽管孩子还没有学会写“绑架”的“绑”字(写成了“邦”),却已经能编造一个跌宕起伏的绑架故事。在其中,小白兔代表无辜受害的孩子、兔妈妈代表爱子心切的家长、大灰狼代表歹毒邪恶的绑匪、山羊公公代表围观群众。故事虽然由惠州的孩子讲述,但发生地却是在深圳(由故事中“南山大道”推知)。故事中的悲欢离合都打上了深圳学童绑架案的烙印,小白兔重回妈妈怀抱这一结局体现了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耐人寻味的是,小白兔是用“10万元”赎回的,而不像现实中由警方解救(山羊公公本可被指派为“警察”,却被指派为“路人”)。警方在案发后长时间的沉默导致了他们在童话中的缺席。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警察从童年故事中的隐退(曾经,在儿歌里,孩子捡到一分钱都可以交给警察叔叔)也表明现代化进程正逐步摧毁人们之间(以及警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另外,绑匪大灰狼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戒,随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传统信条的失守,孩子眼中的世界越来越显得正邪难辨、善恶混淆。

  这篇帖子在房网亲子乐园发布后,在三天内吸引了七千多点击和上百条回复。网友在赞叹孩子“太有才了”的同时,也“感到悲哀”。更令我们感到悲哀的是,在2010年上半年,深圳学童绑架案成为离家出走的孩子们编造谎言的脚本。2010年3月1日,一起离奇的“绑架案”受到深圳各大媒体的关注。《晶报》当天的头版头条为《神秘被绑,奇迹还生》,并在A5版以《两包饼干苦熬6天,被绑架女孩奇迹生还》为题进行整版报道。文章引用小雁的回忆称:2月19日晚,11岁的女孩小雁独自走在宝安沙井上德路旁的绿化带上时,突然被两名男子绑上汽车。随后,两名男子将小雁非法拘禁在一间阴暗潮湿、蝇虫满屋的不足6平方米的水泥房里长达6天6夜,小雁仅靠着1元钱买来的两包廉价饼干撑过了这难熬的6天6夜,26日凌晨1点,小屋的大门突然开了,小雁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往外跑,终于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小雁被绑的故事情节逼真、扣人心弦。然而,3天后,真相大白:原来小雁与父母闹矛盾而离家出走,后被巡防人员发现送回家,母亲问她是否被坏人绑架了,为逃避责难的小雁顺势编造了上述谎言。无独有偶,2010年3月5日,《深圳晚报》报道《14岁中学生调皮,谎称被绑架,骗父亲30万》。孩子们从学童绑架案中获得灵感,借题发挥,演绎出一个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为什么最纯真的孩子变成了谎言大师?我们或许可以从都市传说的意义制造功能来进行解释。都市传说是意义治疗(logotherapy){41}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学童绑架案发生后,血淋淋的事实以及学校、家长和媒体的反复提醒,令孩子们产生不可名状的恐惧。可以说,绑架案发生以来,孩子既是最受关注的群体(安全方面)又是最被忽视的群体(心理方面),两方面的落差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了伤害。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了?谁能保护我?在舆论场中毫无话语权的孩子们不得不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自我疗伤。无论是“小白兔被绑”的童话还是离家出走的孩子捏造的谎言,都离不开成人的诱导。这些故事尽管过程曲折,但结局都是大团圆,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孩子们对外界的逃避与反抗,又可以看到孩子们对家庭的渴望与回归。

  “微言大义”的深圳学童绑架案传说很快吸引了媒体的关注。2010年3月30日,《南方都市报》的“愚人节专版”发表题为《福田小学5名学童遭绑架案新进展 绑匪安全释放儿童》的假新闻:

  四一网深圳3月29日电 今天,轰动全城的5名学童遭绑架案有了新进展,学童全部获释放。3月1日,5名福田区小学二年级学童遭绑架,家长心急如焚。绑匪曾打来电话,索要500万元,但家长凑齐的现金却在送达路上不翼而飞。5名学童今天奇迹般地各自回到家中,并表示不记得这一个月来发生的事,其中一名学生衣服口袋里被发现有一张纸条,内文称,“颤抖吧凡人。”据悉,警方目前正对此案展开调查,封锁各个出入口,寻找绑匪踪迹。

  在中外新闻史上,谣言和假新闻向来密不可分,而在愚人节选择当前社会热点或名流制造假新闻更是西方新闻界的传统。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普及,不少愚人节假新闻成为轰动一时的谣言,比如2003年愚人节CNN报道说比尔·盖茨遭暗杀。然而,此次《南方都市报》却选择将近半年前发生的深圳学童绑架案来制造假新闻,所依据的蓝本显然不是谣言,而是都市传说。与孩子们编造的童话和谎言相比,这则由新闻记者炮制的戏剧新增了“字条”这一道具。事实上,字条可以说是都市传说的经典道具,它往往代表着神秘力量对人类的道德审判。在这则假新闻中,“颤抖吧凡人”的字条借用宗教式语言对人类的自大无知进行了调侃、讽刺和训诫。这既是一则愚人节玩笑,更是一则现代寓言,呼唤凡人为原罪忏悔,回归传统道德。这则假新闻迅速从《南方都市报》“整人有理、开心无罪。4月1日,入乡随俗,让我们做一个深圳式愚人”的愚人节专版中脱颖而出,被单独传到网上,造成了不小的恐慌。最终,警方不得不介入调查并于4月7日在各大媒体和网站上澄清事实。

  如果说童话和谎言折射出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心理恐惧,那么,假新闻则折射出社会大众对道德沦丧的集体恐慌。经过时间的发酵,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深圳学童绑架案的都市传说意义日趋深刻、影响日趋深远。Dégh指出,都市传说是在大众传播、科技转变、人口流动、文化多元与混合的现代文明背景下产生的。{42}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沿窗口,深圳集各种矛盾与冲突于一城,为都市传说的衍生与流传提供了土壤。与潮涌潮退的流言和谣言不同,都市传说有可能沉淀为城市基因,在本地代代繁衍、在他乡复制变异。学童绑架案的都市传说是否会在深圳经久流传,还有待时间验证。然而,就我们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学童绑架的都市传说已经在多个城市演变出电话诈骗的版本{43},其地域辐射的影响不容忽视。

八、从流言到谣言再到都市传说

  从2009年下半年,深圳学童绑架案相继发生与告破,与之相伴,在非正式话语空间出现了流言与谣言的兴盛与消失;2010年上半年,人们对学童绑架案的集体记忆衍生出各种都市传说。从流言到谣言再到都市传说的全过程从三个面向不断展开:时间的递进、传播范围的扩张和意义的升华。

  在时间上,如图4所示,2009年6月发生的南外绑架案因小曹家长、警方和媒体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未在舆论场掀起波澜。10月20日发生的南外撕票案则因信息封锁而在南外学生和家长群体中引发沸沸扬扬的流言。很快,流言被传到网上,经过网民的集体接力,从10月28日开始,谣言机器正式运转。来自不同网友的未经证实的信息汇聚成一则核心谣言:在深圳各个角落都有孩子失踪 / 被绑。11月期间,伴随着另两起绑架案的发生,谣言愈演愈烈,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吸引了异地媒体的关注。12月8日,深圳警方打破沉默,公布案情并展开“平安鹏城10”行动,喧嚣一时的流言和谣言归于平静。而2010年伊始,都市传说破土而出,衍生出不同版本的绑架故事。

  在不同的阶段,流言、谣言、都市传说借助了不同的媒介进行传播。最初,流言借助人际传播媒介(口耳相传、手机短信)在小群体内散播。随后,人们把道听途说的各种消息转到网络论坛上进行信息交易,谣言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些谣言引起了异地媒体的关注,迫使深圳官方开口,权威信息经媒体报道后被转发到网上,并由家长告诉孩子,使流言和谣言不攻自破。时过境迁,都市传说悄然兴起于“童言无忌”的故事讲述中,这些故事被家长转发到网上,并最终借助愚人节新闻的方式获得大众媒体的背书(endorse)。可见,在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三者递相演变的过程中,人际传播、网络传播和大众传播在不同的阶段各领风骚的同时又在不少环节上互为补充。圈囿于非正式话语空间、扎根于非官方媒介的流言和谣言与官方媒介所代表的正式话语之间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天然对抗,而都市传说则因其故事价值同时受到非官方和官方媒介的青睐,在非正式和正式话语空间中游走自如。

  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媒介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张。如图5所示,我们对深圳5区10所小学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回忆自己第一次是从哪个渠道听说学童绑架案时,离案发地越近的受访者越有可能是听别人说的,而离案发地越远的受访者则越有可能从大众媒体得知,媒体渠道与所在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从询问熟人“为什么是这个孩子”,到质问政府“有多少孩子被绑”,再到叩问心灵“如何救救孩子”,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对意义的挖掘日趋深刻。关于小易及其家庭的各种流言旨在小群体内营造排他性的认同感,并向孩子强调顺从群体规范的重要性。“深圳各个角落都有孩子失踪 / 被绑”这个谣言既是处于焦虑中的深圳人寻求社会认知的集体尝试,也传达出“改善治安”的民意诉求。由学童绑架案衍生出来的各种童话、谎言和假新闻则通过说故事的方式来实现意义治疗、发出回归传统的道德呼告。学童绑架案引发的各种畸形舆论仿佛是一面哈哈镜,投射出现代都市中孤立的个体、断裂的社会以及异化的文明。

  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所勾勒出来的民众对深圳的全景想象图,可以与我们问卷调查的发现互为参照。调查显示:在受访者当中,高达87%的人认为深圳人员复杂,85%的人认为深圳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城市,超过50%的人认为深圳是一个犯罪率很高的城市;调查还显示:74%的人总是提醒自己钱财不外露,67%的人总会担心孩子的安全,44%的人听说孩子失踪会联想到绑架。只要人们对城市的负面想象还存在,一旦受到特定事件的催化,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仍有可能卷土重来。

九、结语

  2010年8月3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和众多媒体座谈时指出,而立之年的深圳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和“转型的阵痛”。{44}我们的研究正是从2009年发生的学童绑架案切入,管窥深圳城市发展的烦恼与阵痛的一次尝试。随着我们对绑架案引发的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层层剥笋式的考察,深圳这座正在奔向现代文明的移民新城在群体、社会和文化层面的缺失被展露无遗。在群体层面,我们对流言的研究显示出人际关系的疏离;在社会层面,我们对谣言的研究显示出官民互信的匮乏;在文化层面,我们对都市传说的研究显示出新旧文明的冲突。然而,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在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这些畸形舆论中蕴藏着民众对形成群体认同、达成官民互信和回归道德传统的渴望。如果这些潜在的民意能被充分尊重与实现,将有可能转化成深圳城市“成长”和社会“转型”的强大推动力。

  如果将学童绑架案置于更宽广深厚的时空背景下予以诠释,我们能看到更多。在时间上,它发生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节点上;在空间上,它扎根于多元文化交融冲突的深圳,而深圳又处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前沿。在这样的广角镜头下,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种种风险被放大突出。在传统社会,面临自然灾害我们相信人定胜天;而在现代社会,面临制度化风险我们该何去何从?学童绑架案的发生以及案发后官方长时间的缄默,给民众造成“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似乎明确地为任何事负责”{45}的印象,这正是制度化风险的典型表现,也正是谣言得以产生和传播的重要前提。大多数社会事件背后的畸形舆论发展到谣言阶段就会止步,为何学童绑架案会进而引发都市传说?数名无辜学童被诱骗绑架甚至被残暴杀害,挑战了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底线,使公众陷入“集体道德恐慌”{46},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了重建社会价值观的呼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都市传说因其文化传承功能而成为民众在现代社会中寻求道德救赎的载体。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及应对策略研究”(07CXW012)及2009年深圳大学创新团队项目“以深圳IT业为框架的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09TDCX08)的成果之一。深圳大学传播系2006级本科生钟瑜、方燕珠、林小妹、陈思敏、龙遥、陈若云在作者的指导下参与了本文的资料搜集和整理。


【注释】

{1}阮晓光、骆昌威:《深圳人口密度排名全球第五 成中国最拥挤城市》,新浪网,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0/01/16/111741.html,2010年1月16日访问。 {2}《深圳警方称不公布学生绑架案属国际惯例》,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9-12-12/040919243282.shtml,2009年12月12日访问。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4}N. DiFonzo & P. Bordia, Rumor Psychology: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6. {5}G. W. Allport & L. J. Postman,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47. {6}R. L. Rosnow, “Rumor as Communication: A Contextu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8, No. 1 (March 1988), pp. 10-27. {7}T. Shibutani, 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1966. {8}同注{4}。 {9}J. Sabini & M. Silver, Moralities of Everyday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的妖术大恐慌》, 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 {11}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2}徐晖明、严三九:《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的流言传播》,载《新闻大学》2003年第4期。 {13}蔡静:《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在蔡静书中,“流言”的英文对应词是rumor,具有“社会传播”的属性,相当于本文的“谣言”一词。 {14}周裕琼:《1998—2008:艾滋谣言在互联网上的演变与传播分析》,载《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3期。 {15}周裕琼:《真实的谎言:抵制家乐福事件中的新媒体谣言分析》,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9期(2009年)。 {16}周裕琼:《网络新谣言研究——以胡斌“替身”说为例》,载《深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 {17}同注{4}。 {18}J.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到的有限几篇论文或是引进介绍这一概念,或是将之视作一种民俗来进行解读,目前尚无实证研究考察流言、谣言、都市传说之间的演变。 {20}J. H. Brunvand, The Vanishing Hitchhiker: American Urban Legends and Their Meanings, New York: Norton, 1981. {21}在世界各国都流传着不同版本的“割肾”故事。常见版本是在酒吧喝得烂醉后醒来发现自己在放满了冰块的浴缸中,肾脏被割,旁边还有歹徒留下的字条。中国版“割肾”故事可参见李一峰:《都市传奇:媒体时代的城市谣言》,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http://cjr.zjol.com.cn/05cjr/system/2005/01/31/004246407.shtml,2010年8月16日访问。安徽界首在2010年5月期间,曾盛传女中学生放学路上被盗肾,警方调查证明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22}某男士以为家人忽视自己的生日而去女同事家寻找安慰,趁女同事走开时他迅速脱光衣服,未料等来了家人与女同事一起为他捧出的生日蛋糕。 {23}G. A. Fine, Manufacturing Tales: Sex and Money in Contemporary Legends, Knoxville, T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2. {24}[法]费朗索瓦丝•勒莫:《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汤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5}同注{14}。 {26}部分参考了注{4}。 {27}2010年2月,我们对发布了学童绑架案的关键性帖子的两位房网网友——wangjenny和雪中珊瑚——进行了邮件访问(wangjenny身在国外)和面访。 {28}南山实验小学南头部、海滨实验小学愉康部、彩田小学、荔园小学、布吉街道中心小学、坂田小学、新安湖小学、宝民小学、深圳小学和罗湖港人子弟学校。 {29}关于流言的歪曲过程及背后的心理机制,可参见注{5}。 {30}事发半年后,2010年4月20日小易母亲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驳斥各种流言,并证明自己的座驾并非“保时捷”,孩子走的时候并非“一身名牌”而是身穿校服。而且,小易并非如外界所传的那样因为大哭大闹被撕票,而是因逃生未遂遇害。小易母亲强调儿子“走得很勇敢很光荣”。参见《深圳“南山学生绑架案”策划9年 学童着校服遇害》,南方报业网,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0-04/20/content_11219750.htm,2010年4月20日访问。 {31}Anna来自美国,教授南外三到六年级的学生英语。她是我们接触到的唯一愿意接受采访的南外老师。 {32}同注{5}。 {33}R. L. Rosnow & G. A. Fine, Rumor and Gossip: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earsay, New York: Elsevier, 1976. {34}2010年1月使用Alexa查询深圳各门户网站的流量数据显示,深圳新闻网日均IP 访问量≈384000、日均 PV 浏览量≈4377600;房网日均 IP 访问量≈324000、日均 PV 浏览量≈2980800;奥一网日均 IP 访问量≈234000、日均 PV 浏览量≈1006200;深圳之窗日均 IP 访问量≈103800、日均 PV 浏览量≈539760。 {35}房网版主会根据重要性、点击率、回复率,以及原创价值等指标给帖子加火球。和普通帖相比,火球贴会吸引更多关注,发挥更大影响。 {36}2009年11月14日清晨6点,wangjenny回帖:“今天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沉重,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可以形容我此时混乱、痛苦的感受。孩子是我朋友的,我看着他长大,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刚才朋友给我电话:绑匪抓到了,孩子不在了,50万美金的赎金也回不来了。我现在只能说这一点点,详情不清楚,只是告诉这么多天一直关心孩子的朋友们,算不算是给个交代?我也说不好,只是希望这个家庭的悲剧不再重演,希望引起更多家庭的注意,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希望这种灭顶之灾再也没有,希望我们的社会平安……” {37}同注{7}。 {38}同注{4}。 {39}P. Donovan, “How Idle is Idle Talk? One Hundred Years of Rumor Research,” Diogenes, Vol. 54, No. 1 (February 2007), p. 68. {40}周裕琼:《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深圳: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研讨会,2009年9月。 {41}Viktor Frankl所开创的意义治疗学派是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和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派之后的第三大心理治疗学派。Logotherapy的“logo”一词缘自古希腊,意为“meaning”。该学派认为人生的首要动力和终极目标就是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具体参见Viktor Frankl的著作Men’s Search for Meaning(该书最初于1946年在奥地利出版,1959年美国Beacon Press出版了其英文译本)。 {42}L. Dégh, American Folklore and the Mass Med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43}《电话诈骗谎称绑架 想要孩子就汇钱》,载《延安日报》2010年1月20日;《深圳半月破51宗谎称绑架儿童案,抓获嫌犯17人》,载《广州日报》2010年2月9日;《谎称绑架儿童,诈骗家长钱财》,载《武汉晨报》2010年2月10日;《谎称绑架孩儿索要赎金,电话诈骗钱财被识破》,载《燕赵都市报》2010年3月25日。 {44}肖意:《王荣:深圳三十而立 也有“成长的烦恼”和“转型的阵痛”》,载《深圳特区报》2010年8月4日,第A01版。 {45}[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46}F. Furedi, Culture of Fear: Risk-taking and Morality of Law Expectations, London: Cassell, 1997. E. Goode & B; Nachman, Moral panic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Oxford: Blackwell, 1994.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