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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力还是企业社会资本

——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

丘海雄 许东黎 张 青

【内容提要】 企业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主体。以往的研究多从经济学视角探寻企业能力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忽视非经济因素影响。本研究在企业能力基础上,加入社会网络、民间聚集及信任等衡量企业社会资本的指标,考察企业能力与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能力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是存在的,同时企业社会网络规模、企业与经济部门的网络密度、企业民间聚集程度、企业对经济部门及非盈利部门的信任水平等都影响企业捐赠行为。企业能力是捐赠行为的基础,社会资本是捐赠行为的催化剂。

  捐赠行为是个人或组织等捐赠者以慈善公益为目的自愿将财物赠给与捐赠者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受赠者的行为,是以市场为机制的首次分配、以政府税收为机制的第二次分配以外的第三次分配。它能够弥补第一、第二次分配的不足,对于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和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方国家,捐赠主要源于个人、基金会、遗产,企业捐赠资金只占社会捐赠资金金额的5%左右;但是在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金会发展时间较短、民间遗产捐赠未形成规模等原因,企业捐赠的贡献超过了其他各种捐赠来源的总和。

  就企业捐赠而言,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从绝对值看,2004年美国企业慈善捐赠总额为120亿美元,而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总额大约50亿元(约为6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20倍;从相对值来看,2004年美国企业慈善捐赠占到税前利润的1.2%,而中国上市公司捐赠占税前利润的比率大约为0.25%,美国企业约为中国企业的5倍。①

  可见虽然中国企业慈善在整个慈善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却又处于低水平状态。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的捐赠?以往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企业资源能力视角出发,而很少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普特南等社会学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同样是影响捐赠行为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将采用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多维度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探讨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捐赠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企业社会资本

  最初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随后扩展到组织层次、组织层次间以及整个国家层。Koka、 Prescott (2002)认为“由于社会资本是社会行动者从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一种资源,企业作为有目的的行动者,社会资本的分析逻辑不可避免地被扩展到企业层次”。 

  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主要有资源说和能力说两种观点。持资源说的学者将企业社会资本视为企业的一种资源(Nahapiet & Ghoshal, 1998;张其仔,2000;武志伟,2003;刘林平,2006;王勇,2006);持能力说的学者将企业社会资本视为企业获取网络关系中资源的能力(边燕杰、丘海雄,2000;Yli-Renko, Autio & Tontti, 2003;徐延辉,2002;许萍,2007)。

  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有三种划分方式。一是从企业内个人层面出发,将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工人之间的社会资本、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三种(张其仔,2000);二是从企业外部联系的角度,划分为纵向、横向和社会联系来测量(边燕杰、丘海雄,2000;陈劲,2001;张方华,2004);亦有学者综合上述学说认为,企业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资本,同时也包括企业蕴涵于外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郑胜利,2002;魏建文,2006);管理学界常从企业社会资本自身的特征出发,将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三种类型(Nahapiet & Ghosha1, 1998)。

  (二)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

  1. 国外研究

  在组织层面,Kedia、 Kuntz (1981)研究发现企业捐赠与企业规模大小无关;Brammer、Millington (2006)的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大小与企业捐赠有正相关性; Amato等(2007)认为企业规模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大规模和小规模的公司捐赠力度比中等规模公司大。

  Useem(1988)认为行业与慈善行为有关,与公众接触较多的行业的捐赠水平要高于与公众接触较少的行业。

  众多学者研究都得出一致结论:企业利润是企业慈善行为的最主要决定因素(Johnson,1966; Kedia & Kuntz, 2000)。

  Wang、 Coffey (1992)研究发现,企业董事会中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越多,越热衷于捐赠;Campbell、 Gulas、 Gruca (1999), Werbel、 Carter (2002)研究发现企业慈善行为与CEO的个人价值观及兴趣有很强相关性。②

  在政策层面的研究上,许多学者(Boatsman & Gupt, 1996; Carroll & Joulfaian, 1997)研究证明税率对企业捐赠存在显著影响。

  2. 国内研究

  在组织层面,研究主要涉及组织发展阶段、行业、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经济状况等。陈维政(2002)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拥有的经济资源有差别,从而会对企业捐赠造成影响;曹洪彬(2007)研究表明,电力、燃气等垄断性行业的企业捐赠更多,公有性质的企业捐赠更多;许婷(2008)对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国有控股比非国有控股企业捐赠较多。曹洪彬和许婷的研究都表明企业规模对企业捐赠影响显著;马伊里、杨团(2002),任浩、徐雪松(2006)的调查表明,在没有捐赠的企业中,把“经济能力不足”列为企业没有捐赠的首要原因的比例分别为42%和49%。但是曹洪彬(2007)的研究表明,企业利润对企业捐赠影响不显著,许多面临破产的企业同样从事慈善行为。

  在政策层面,曹洪彬(2007),肖强、罗公利(2009)的研究表明税收政策对企业捐赠影响较大;卢汉龙、沈康荣(2002)认同税收的影响,但同时指出税收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张传良(2005)的调查显示,有33.4%国内企业认同政府的行政动员对企业慈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国内外对企业慈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的政策环境和中观组织层次以及微观的个人层面。宏观层面主要集中在税收政策。微观层面主要集中在个人的观念、性别等。中观组织层次的研究比较多,集中在企业规模、发展阶段和利润等企业经济能力上,可将中观组织层次的研究归纳为企业能力论。

  (三)社会资本与捐赠

  社会资本与捐赠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捐赠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二是社会资本有助于慈善捐赠。沿着后者的思路,学者们主要从网络、参与及信任等维度,研究社会资本对捐赠的影响。相关研究中社会资本所涉及的指标,与林南(2001)总结社会资本研究的网络范式、民间聚集(社会团体与民间参与)范式和信任范式三个范式相一致。

  Putnam (2000)将社会网络分为纽带型和桥接型社会网络两种。桥接型社会网络代表了人们参与其中网络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拥有不同社会背景朋友的个体更加开放,尊重他人,更可能具有合作精神,愿意为地区公共需求贡献力量;Martin (1994)认为非正式社会网络培养互惠和关心他人的精神,增加捐赠行为发生的可能性;Brown、 Ferris (2004)指出社会网络是捐赠和志愿者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网络的社会资本对世俗捐赠和宗教捐赠有显著影响,基于规范的社会资本对宗教捐赠和志愿者活动有重要影响。

  Jackson等(1995)认为群体参与可以使人们产生联系感,而这种与他人联系以及判定他人属于自己群体的感觉是帮助他人的重要决定因素。Schervish、 Havens (1997)认为通过群体参与使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使得他人的需求得以呈现在个人视野之内,从而促使了捐赠行为的产生。Putnam (2000)发现志愿者活动会随着去教堂这种俱乐部和非正式社交场所做礼拜次数的增加而增加;Brooks (2005)研究发现群体参与对捐款数额的影响最大。Schervish、 Havens (1997)发现,参与宗教组织或宗教组织活动的人捐赠更多,但社会参与的总水平对捐赠的影响不显著。

  Williamson (1993)、 Seligman (1997)认为,信任是社会系统的润滑剂,能够促进合作行为和社会团结,促进捐赠的产生。Bekkers (2003)在荷兰的调查发现一般社会信任能够显著增加人们的捐赠量,Brown、 Ferris (2004)也证明了这个观点;Graddy、 Wang (2009)的研究也发现信任与社区居民对社区基金会的平均捐赠额度有显著相关。

  可见已有学者从微观个人及宏观社区层次上,探寻社会资本对慈善的影响,他们将社会网络、民间聚集(社团参与)及信任视作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并且普遍得出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捐赠的结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认为企业捐赠是企业能力与企业社会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框架如图1。

  (二)概念界定

  企业捐赠:广义上讲,企业捐赠是一种企业在与自身没有明确利益关系的前提下做出的现金或者其它方面的捐赠行为,包含金钱、实物和劳务等方式。狭义上,企业捐赠指的是企业自觉自愿地将属于企业所有的钱、物等,拿出一部分无偿地献给社会或者他人的一种道德行为。本文认为,企业捐赠行为指的是企业把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用于保护和改善社会福利的活动。

  企业社会资本:企业(作为行动主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从网络或社会结构中获取或动员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

  (三)研究假设

  Putnam (2000)认为,社会网络提供了行善事的渠道,培育了互惠的规范,增强了对他人福利的关注。从这个角度讲,社会网络促进慈善捐赠。桥接型社会网络代表了社会关系的广度和差异性,交往对象越多异质性越大的个体会越开放,越尊重他人,他们会更可能从事捐赠,去维护多样性社会网络不受影响。因而,具有更广泛社会网络的个体更有可能进行捐赠。

  假设1:企业社会网络规模越广,越有可能从事捐赠行为。

  假设2:企业所处网络的密度越高,越有可能从事捐赠行为。

  假设3:企业民间参与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从事捐赠行为。

  假设4:信任水平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从事捐赠行为。

  (四)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校友总会组织的“企业慈善捐赠状况调查”。调查采用非随机抽样,因而结论并不能用作统计推论,仅供推论之参考。样本集中于中山大学高等继续教育学院博学同学会、行知同学会及管理学院EMBA、EDP课程的学员,均为企业总裁和高级管理者。本研究采取自填问卷法收集资料,辅以电话和当面访问作补充。发出问卷550份,回收360份,回收率65.5%,其中有效问卷260份,有效率72.2%。

  (五)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选用的变量分为三类:自变量、因变量与控制变量。

  1. 因变量

  企业捐赠行为:企业在2008、2009两年是否有捐赠(有=1,无=0)。③

  2. 自变量

  (1)企业能力: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阶段及企业盈利状况

  (a)企业规模:询问“贵企业的员工人数”,据此将企业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企业三种。④在模型中做虚拟变量处理,以小型企业作为参照组。

  (b)企业发展阶段:分为创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⑤在模型中做虚拟变量处理,以初创期企业作为参照组。

  (c)企业盈利状况:询问“与同行其他企业相比,贵企业赢利状况如何”,回答从“远低于同行企业”到“远高于同行企业”。在模型中做虚拟变量处理,以利润低于同行其他企业作为参照组。

  (2)企业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民间聚集与信任

  (a)社会网络:采用网络规模和密度作为网络的测量指标。

  社会网络规模:询问企业家的“交往广泛程度”,回答从“非常不广泛”到“非常广泛”。模型中做虚拟变量处理,以网络规模不广泛作为参照组。

  社会网络密度:询问“企业与合作伙伴、客户、同行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大学与科研机构、公益团体及社区的联系紧密程度”,回答从“非常不紧密”到“非常紧密”,分别赋值1到5分。

  (b)民间参与:以“企业参与组织的数量”来测量企业民间参与程度。

  (c)信任:询问“企业对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同行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大学与科研机构、公益团体及社区的信任程度”,回答从“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分别赋值1到5分。

  3. 控制变量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类。在模型处理中做虚拟变量处理,以民营企业为参照组;

  企业所处行业:服务业及非服务(非服务业赋值0,服务业赋值1)。⑥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单变量描述

  1. 因变量:企业慈善行为

  在所调查的249家企业中,2008、2009两年有过捐赠行为的企业占77.7%,可见大部分企业在过去两年中有过捐赠行为。

  2. 控制变量

  民营企业所占比例最高(78.5%),其次是外资企业12.3%,国有企业仅占9.2%;产业分布看,第二产业企业所占比例最高,超过50%。第三产业企业占样本总数的48.1%,第一产业企业仅占0.8%。

  3. 自变量Ⅰ:企业能力

  处于发展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四成、五成,处于初创期的企业仅占一成;样本中近半数企业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占26.2%,大型企业占21.5%;55.8%的企业认为自身盈利状况一般,33.8%的企业认为其盈利状况优于同行其他企业,仅有10.4%的企业认为自身盈利能力要低于同行其他企业。

  4. 自变量Ⅱ:企业社会资本

  半数企业认为其社会网络规模一般,约三成企业认为其社会网络规模相对较大,有16.7%的企业认为其社会网络规模较小。

  从企业与各部门交往密度平均值看,企业与供应商及客户的联系最紧密,企业与同行企业、政府及金融机构的联系紧密程度其次,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公益团体及社区的联系最为不紧密。

  超过半数的企业没有参加任何社团组织,20.4%的企业参加了1个社团组织,27.7%的企业参加了2个及以上的社团组织。

  从企业对各个部门的信任水平平均值看,企业对供应商及客户的信任水平最高,企业对政府、金融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公益团体及社区的信任水平其次,企业对同行其他企业的信任水平最低。

  (二)企业社会网络密度及信任的三个维度

  进行Logistic分析之前,先对企业与各部门交往密度及企业对各部门的信任水平分别进行因子分析。限定提取本征值大于1的因子,由于企业与同行企业交往及信任的被解释信息均低于0.5,因而在做因子分析时候,将上述题项去掉。

  运用主成分法,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限定抽取了三个公共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大学与科研机构、公益团体及社区,命名为“非营利部门网络密度”;第二个因子包括政府及金融机构,虽然金融机构也属于企业,但是与政府关系密切,将该因子命名为“政府部门网络密度”;第三个因子包括供应商及客户,命名为“经济部门网络密度”。

  用同样的方法对企业的信任进行因子分析。第一个因子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公益团体及社区,命名为“非营利部门信任”;第二个因子包括政府与金融机构,命名为“政府部门信任”;第三个因子包括供应商及客户,命名为“经济部门信任”。

  (三)多元回归分析与研究发现

  模型1中,进入的变量是企业性质及企业所处行业等反映企业基本特征的变量。在统计控制的条件下,服务行业企业捐赠发生率比非服务行业低40.7个百分点;国有企业捐赠行为的发生率是民营企业的9.43倍;外资企业捐赠行为的发生率是民营企业的3.28倍。捐赠行为概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

  模型2中,加入企业发展阶段、企业规模、企业利润状况等反映企业能力的变量。结果显示,企业性质对捐赠影响在加入衡量企业能力变量后不再显著;与初创期企业相比,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捐赠行为发生率较高,这两类企业捐赠行为发生率分别是初创期企业的3.67倍、4.04倍;中型及大型企业捐赠行为发生率分别比小型企业高64.6%和85.3%;企业利润状况一般及较好的企业捐赠行为发生率分别是利润状况较差企业的4.644倍和11.076倍,且分别在0.01、0.001的置信水平下统计显著。

  模型3中,将衡量企业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规模、网络密度、民间聚集及信任水平四个指标纳入模型。⑦

  结果显示,企业行业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不显著,企业性质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显著。衡量企业能力的指标中,企业利润状况、企业发展阶段对捐赠的影响依然显著,企业规模对捐赠的影响依然不显著。

  社会网络规模一般及较大的企业捐赠行为发生率分别是网络规模较小企业的2.828倍、9.634倍,且分别在0.05、0.01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可见网络规模越大企业捐赠行为发生率越高,假设1得到验证。

  企业与政府部门(政府及金融机构)网络密度对捐赠行为影响不显著。企业与经济部门(供应商及客户)的网络密度每提高一个单位,企业捐赠的发生率提高2.8%,且具显著性。企业与非营利部门(大学及科研机构、公益团体及社区)的网络密度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不显著。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即企业与经济部门的网络密度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发生具有显著影响。

  企业每多参加一个社团组织,捐赠行为发生率提高85.7%,且显著。企业参加社团组织越多,从事捐赠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假设3得到验证。

  企业对政府部门的信任水平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不显著;企业对经济部门的信任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企业捐赠行为发生率提高3.6%,且显著;企业对非营利部门的信任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捐赠行为的发生率提高6.0%,且显著;可见,企业三种信任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大小依次是:对非营利机构的信任、对经济部门的信任、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且前两种信任影响统计显著。由此,假设4得到部分验证。

  从模型1到模型3,随着变量的增加,模型Nagelkerke R Square从0.085增长到0.557,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在提高,拟合度变好。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企业能力的基础上,纳入社会网络、民间聚集及信任等衡量企业社会资本的指标,探寻其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综合前述研究发现,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一)企业能力与企业慈善

  将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阶段及企业利润三个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方程,企业利润与企业发展阶段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显著,企业规模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发生影响不显著。

  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有了利润才有资源从事其他活动。利润是企业能力的综合体现,因此企业能力理论是成立的。企业规模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只是间接的因素,规模大不一定赢利能力就强。当企业处于创业阶段,资金用来发展企业,没有太多的资源从事慈善事业,因而参与慈善的积极性不高。当企业处于成熟阶段时,已具备经济实力,会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投入。

  (二)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捐赠

  1. 社会网络与企业捐赠

  本文从社会网络规模及网络密度两方面测量企业的社会网络状况,探寻企业社会网络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网络规模对企业捐赠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企业与经济部门的网络密度对企业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企业与政府部门及非营利部门的网络密度对企业捐赠影响不显著。

  社会网络规模为何影响企业捐赠行为?正如普特南所言,拥有不同社会背景朋友的个体更加开放,尊重他人,更可能具有合作精神,愿意为地区公共需求贡献力量。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个体遇到捐赠的机会越大,个体为了保持与网络成员行为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社会网络不受破坏,会更多地进行捐赠。

  企业与经济部门的社会网络密度对企业捐赠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企业与政府部门及非营利部门的社会网络密度对企业捐赠并没有积极的显著影响,且企业与政府部门的网络密度对企业捐赠的影响为负向。正如钟宏武所言,这可能是因为在慈善领域,政府干预过多,“公益摊派”打压了企业的捐赠积极性。

  2. 民间聚集与企业捐赠

  以企业参与社团组织数量来测量的民间聚集对企业慈善行为有显著影响,是因为社团参与可以促使企业产生联系感,使企业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立的,是与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联系到一起的,这种联系感是产生助人行为的重要因素;企业参与社团组织代表企业认同社团的价值观及使命,慈善社团的使命就是“帮助他人,关注社会福利”,因而参与慈善社团的企业具有较高的慈善意识;慈善组织会发出慈善的倡议,这种倡议无论是积极的引导还是作为一种群体压力,都会对企业捐赠行为产生影响;企业参与社团组织,尤其是慈善类型社团组织,使得他人的需求得以呈现在企业视野之内,从而促使慈善行为的产生。

  3. 信任与企业捐赠

  将企业信任做因子分析后,提取出对经济部门信任、对政府部门信任及对非营利部门信任三个因子。结果表明,企业对经济部门的信任及对非营利部门的信任对企业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非营利部门的信任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要强于经济部门信任对捐赠的影响,企业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不显著。

  普特南等学者认为信任是社会系统的润滑剂,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可以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目标,可以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及社会团结。一些实证研究证明,信任可以促进慈善行为,本研究发现,在中观组织层次上,信任同样影响慈善行为。

  总而言之,经济学和管理学主张的企业能力论是有解释力的。企业能力是企业慈善行为的基础,是必要条件,但是有能力的企业不一定愿意参与慈善事业。社会资本通过信息、认同感、机会、互信等方面增进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可能性。企业能力论和社会资本论都具有解释力。因此,通过各种形式,扩大企业的社会网络,提高企业社团参与的机会,提升社会的信任水平,有助于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培养企业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实现社会的善治、和谐。

  *本文系中山大学三期“211”项目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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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钟宏武:《企业慈善捐赠为何不够慷慨》,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06-10-20/020410277972s.shtml。 ②国外研究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任浩、徐雪松:《企业慈善行为研究》,中国优秀博士论文数据库,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47-2007219764.htm。 ③虽然2008年由于天灾频发,导致捐赠行为大大多于往年。但是在这个时期,企业所面临的情境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研究面临相同情境下的企业捐赠行为的差异,影响企业的捐赠的因素是什么。 ④通过询问企业员工人数,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在财务统计工作中执行新的企业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对各行业的划分标准,将企业分为小型、中型及大型企业。 ⑤本文对企业成长阶段的划分按照管理学常说的企业生命周期来划分,但是在问卷填答过程中发现,不同人对企业发展阶段的理解不完全一致,有人会在创立期、成长和成熟期之间做模糊的选择。因此我们在问卷设计时加了一个参考值:企业成立时间。五年以下为初创期,五年到十年为成长期,十年以上为成熟期。 ⑥本文首先按照国家统计局行业划分标准,将企业所处行业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由于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是相等的,因而本文将第三产业视为服务业,将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视为非服务业。 ⑦为了便于在回归模型中更为直观地分析网络密度及信任的影响情况,把因子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转换后的因子值 = (因子值 + B)·A。其中,A = 99 /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 = (1 / A)—因子最小值。B的公式亦为,B = [(因子值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99]—因子值最小值。笔者对此公式的使用参见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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