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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实践与本土评价标准

刘老石

【内容提要】 真假合作社问题的争论关系到对今天合作社运动整体形势的判断和未来政策的走向。这种判断的关键分歧不是对现有的合作社运动状态的描述,而是对合作社标准的不同把握。影响比较大的合作社判定标准有四种:即国际合作社联盟标准、严格的合作社法标准、宽泛的合作社法标准和在实践中的“多元兼容和混合标准”,采用第四个标准更为符合丰富多彩的合作社现实实践。按此标准,今天的合作社70%都是真的;或者说真假合作社的争论没有意义,应该留给合作社更多实践的空间。我们要能够从合作社的现实实践中寻找到我们本土的评价标准。从今天的合作社发展现实而言,重要的不是马上严格规范,而是给他们以宽松的发展环境,在实践中摸索标准,边发展边规范。

  广东的余先生最近遇到了麻烦,他的合作社有可能被判定为假合作社。2008年,余先生注册了蔬菜合作社,当地由于条件适宜,市场很好,合作社的加入户数迅速增加,如今已有几十户。农户种的菜地其实是余先生承包的,他是种菜大户。原来他是雇工生产的,但是他发现这种做法不好监督,不利于发挥雇佣来的农民的积极性。于是他就改变了做法,他把原本承包的地再重新分成原块,交回原户,让农户自己耕种,他负责定生产标准,统一管理农户;生产后收获的蔬菜他集中收购,最后卖给批发商。他和农户签订协议,农户作为社员,生产的蔬菜由他来销售,他收购的价格高于正常价格,但是没有盈余返还。他很得意于自己的这个创新,按照他的说法,他得益,农户也获益,他的合作方式比合作社还好。我说为什么你没有盈余返还?他说我通过提高蔬菜收购价格或者降低农资供应价格已经返还了,最后返还那种方式太麻烦了,农户也信不过。

  但是这种以大户引领的合作社按照有些专家们的合作社标准有可能被列为假合作社,顶多算个“企业加农户”。

  同样有麻烦的还有山东的马先生。他按照相关的规定和十几户农民一起注册了合作社,原本也想把村民团结起来做点大事。但是参与合作的农户较少,只有十多户,股金合在一起也就2000多元,太少不够用;由于资金缺乏也由于没有经验,结果大家争争吵吵一年多也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他原本打算争取项目,等政府有资金扶持后再干。但是他的合作社如今有可能被列为“空壳”合作社,因此也将被判定为假合作社,不会得到任何支持。

  今天,在轰轰烈烈的合作社发展大军中,类似余先生和马先生这样的合作社其实非常多。

一、真假合作社的评价标准

  关于合作社真假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是直到最近变得激烈起来。

  很多人认为,全国八成以上的合作社是假的。中国农业大学的何秀荣教授发言说,“政策鼓励合作社,然后我们就冒出大堆合作社来,仔细一看大概80%以上的合作社是假的,所谓的合作社,它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徒有虚名的,但没有实质性活动的组织。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写文章,我们有一个也是搞农经的,做得非常好的,他说他就带着这个去调查,调查五十家企业,回来告诉我,95%是假的。”{1}同样的结论,从很多很严谨的研究人员的口中都出现过,很多调查都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如此看来,目前轰轰烈烈的合作社运动,虽然看起来数字光鲜,但是实际上却是有其名无其实。这种数字已足够令人担忧,但是更令人担忧的是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建议跟进。可以想象的政策当然是严格限制合作社登记,严格审查清理目前已经注册的合作社,最后确定为真的合作社才给予扶持,假的合作社勒令清退,以此保护合作社运动的纯洁性。有人甚至喊出了口号“合作社打假”。

  也就是说类似余先生和马先生这样的合作社未来将会成为假合作社,成为清理的对象,经此整顿,按照比例有幸留下来的可能也就只有5% ~ 20%,即1万家,顶多不超过5万家的真合作社。

  我不知道这种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调查的?估算的?在调查基础上估算的?局部抽样的?但是只要按照常识推理你就会发现这种数字有多么值得质疑:按照这个标准,截止2010年3月底全国正式注册的27.2万家的合作社,保守地说也只有5万家,如果用不保守的数字甚至只有1万家是真的。也就是说,从合作社法2006年10月31日通过以来合作社的实际增长每年一万家左右,按照全国2800县级单位计算,每年每县只建立5家真正的合作社(还不包括原来就有的)。这样数字符合常识吗?是不是太低估农民的创造能力了?大概没有什么人会相信这个数字的准确性。

  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在数字上,一个严谨的学者或者学术团队,数字是可以信赖的。更重要的问题其实要问,你衡量合作社真假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按照什么标准判定合作社的真假?你调查也好,制定评定规范也好,你的标准是什么?从哪里来的?你是以什么为标准判定国内合作社,并由此进一步得出假合作社的比例是八成的?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有可能构成合作社标准的来源,目前看来可能有如下判定标准:

  第一,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标准。

  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确定了合作社如下七大原则,我们可以把这七大原则作为评定标准。这七大原则是:自愿和开放的社员资格;社员民主控制;社员经济参与;自治和独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心社区。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国内合作社不要说八成是假的,恐怕甚至可以说只有百分之一是真的。道理很简单,目前国内的合作社绝对没有能力做到这七个原则,如果能够做到民主管理和经济参与等两三条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千万不能拿西方已经搞了150年合作社的这个标准来作为我们今天还处在非常孱弱的合作社发展阶段的衡量标准。否则也太食洋不化了,估计国内也没有多少人会采用这个不切实际的标准去评判合作社。但是它实际上内含了一个参照体系,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严格意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标准:一人一票制和交易额返还制度。

  2006年10月31日正式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如下条款:

  第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第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五)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2}

  那么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个标准是不是可以呢?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当初制定合作社法的时候对合作社的发展将呈现出的多样化的局面虽然有所估计但是也并没有预料到国内合作社发展会呈现如此复杂多样的局面,所以今天看来按照这个标准也是难以适应新的情况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标准。前三款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地方,因为主要是农民合作,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相关性不大;更重要的是除了第一款外,二、三款标准很模糊,很难作为严格限定标准,法里也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后两款(即第四第五款)就非常值得研究了。由于后两款标准很容易量化和操作,因此就成了硬线。

  首先说第四款“(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管理”如何界定呢?该法的第十七条有进一步的解释:

  第十七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3}

  也就是说,这里的民主形式就是“一人一票”制度,捎带的一个妥协标准是“附加表决权”的补充规定。

  其次,我们来看第五款“(五)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

  如何看待这个原则呢?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第三十七条 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可分配盈余按照下列规定返还或者分配给成员,具体分配办法按照章程规定或者经成员大会决议确定:(一)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二)按前项规定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4}

  这里的核心是规定盈余返还的标准: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这条标准是五条标准的核心。之所以要有如此的规定,原因是交易量(额)比例返还原则体现了合作社的核心的理念原则:即为社员服务。如果社员交易额比例大,就体现了合作社在为成员服务;否则就出了问题。如果再配备有严格可行的财务制度和税收制度做保证,那么,这条原则就同时具有了操作上的可行性。同时,这条原则也体现了合作社的本质理念,即反公司原则,按照劳动量贡献分配,这是和公司分配原则的根本不同。虽然这条标准后面也规定了一些按照财产份额的分配方式,但是基本方式是交易额返还。

  虽然也有专业合作社“从当年盈余中提取公积金,并量化给每个成员,计入个人账户”的规定,但是由于比例很小,影响很小,所以并不能够起决定的作用。

  所以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这个标准就是“一人一票制和交易额返还”。

  按照这个标准,国内合作社能够达到标准的确实不多,应该最多也就10%。

  第三,宽泛意义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标准:交易额返还标准。

  我们还是从该法的相关条款上和实践的结合上去分析合作社的标准问题。

  同样还是这两款,即第四款和第五款。

  首先,我们发现所谓的“一人一票制”其实并不具有可行性。“一人一票”的权利如何表达出来呢?开会的时候大家举手表决?如果没有一个比较规范的操作制度作为保障,这种规定其实就形同虚设。我们看看村民选举制度就是如此。还有的问题是“一人一票”仅仅指的是投票制度吗?肯定不是,它的核心概念是权利的民主表达,既然如此,那么这种民主制怎么能够仅仅靠“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这种表达方式来实现呢?国内的民主讨论和民主实践已经告诉我们,民主不等于投票,民主应该有多种方式来表达。这种依靠投票来维系的民主形式其实有非常大的缺陷,他的命运有可能和村民选举有同样的结局。所以从法律意义上而言,这种规定一方面就已经没有意义了;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过于狭隘,束缚了多样化的民主表达的方式选择。所以可以说,在现有的村民自治的整体氛围下和合作社实践中,“一人一票制”其实是个不大站得住的虚化标准,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作为合作社评定的可行标准。也正是如此,后来的实践中学者们越来越少提及这个标准。

  其次,我们再来看按照交易量返还的盈余分配制度。一方面,这个分配制度如果有相应的财务制度和税务制度的配套,应该是个很明确的硬性制度标准,这样我们就不大容易绕过这个交易额返还制度。否则我们就要冒着合作社的内部成员互助规定变异和财务制度、税收优惠制度毁掉的风险。同时,这种财务和分配制度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考核的。所以它可以作为一条实的评价标准。

  这个标准是我们合作社研究的学者通常使用的一个简化标准(也是一个变通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同于合作社联盟的标准,也不同于合作社法律的严格规范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也会有一系列的评价标准指标,但是核心是看合作社赚的钱究竟是给了资本大股,还是“按照交易贡献的比例”的这种章程既定权利能够把利润平等地分给了参与的农户。各地的合作社实施细则和农业部的示范社章程中很多实际上都是采用这个核心标准。

  如果按照“交易额返还”来作为判定合作社真假的标准,合格的同样也不太多。由于这个制度操作起来麻烦而且具有远期性,因而实施效果并不好(并非合作社都不认同这个标准),而且今天土生土长的合作社仅靠自己或者文件上的规定也很难作到如此标准的制度设计,所以真正严格按照这条标准做的合作社顶多应该在20%。

  恐怕这就是八成合作社是假的判断的来历,它判断的依据也是这个标准。

  第四,寻找新的评价标准:更加宽泛的实践标准——多元兼容和混合标准。

  虽然相当多的学者和地方实践都采用了“交易额返还”这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确实是值得推崇的客观标准吗?我们凭什么说交易额返还这个标准可以衡量合作社的真假?它是否太过于局限了?60%的返还比例是客观的吗,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比例适合了我们今天的合作社发展实际呢?当我们的标准排斥了大多数的并非恶意破环制度的参与者的时候,我们难道不要对我们的制度有所反省吗?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标准是比较适合合作社的发展状况的,既放宽了标准同时也严守了底线,否则合作社就没有了原则了,也就没有办法区分合作社和公司了。

  我们知道这个标准的内在价值,按照法律规定的合作社的利润分配方式是:弥补亏损后先留下相应的公积金(也可以留足公益金),然后对盈余进行如下顺序的分配:至少60%的比例按交易额返还(按交易量分配);分配后剩余的利润怎么处理呢?法律规定按照入股的股金为标准进行均等分配,这就体现了按照资本分配原则;这个标准其实是个混合标准,是按资分配和按照贡献分配的混合体。因此这个原则就成了底线原则,这可能就成为了一些学者眼中最后一道信念屏障,不能再退了。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制度其实也同样是过于简单地处理了合作社的分配制度。我们知道,60%的盈余按照交易量的返还,是不是一定要采用合作社法规定的去除成本和最后的必要的扣除后再进行利润返还的这种分配方式呢?如果如文章开头的余先生的合作社案例一样,采取价格转让或者盈余转化等方式是不是可行呢?还有在合作社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各个合作社都缺少资金来实现社区资源市场化的情况下,资金的回报率其实应该高于其他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将资金和其他资源(包括劳动力)平权,因此得出一定要规定额度是60%的分配方式,是可能的吗?这样做会不会将更多的资本挡在门外?在今天有资金下乡或者资金参与合作社已经成为奢求的情况下,我们用一个硬性的标准挡住资金获利的步伐,那还有什么渠道来吸引资金的进入呢?我们都非常吃惊21%年利息率的小额借贷农民还是趋之若鹜,由此可见农村资金的干渴程度。类似像社区金融(如资金互助这种方式)怎么能够实现交易量返还呢?所以,现在看来法律规定的这种分配方式确实是过于简单化和一刀切了。

  所以我想,穷究于这个盈余分配究竟是我们的理念呢,还是农民的现实利益选择呢?一个比较成熟的西方合作社标准是否适应于我们现实的合作社发展状况呢?是不是简化了合作社的标准的同时,也简化了甚至忽略了更为复杂的国内合作社发展极其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呢?在现有的农民非常急切地想有资金介入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允许大股东(大户)多分多得的不均衡分配方式的存在,允许大股东多分得一些利益,农民少得到一些利益(不是不要利益或者被剥夺利益)?这种分配方式是不是就一定是公司专有的?更何况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质上是农民自己的公司(他有公益性质,但是绝对不是公益机构),一个合作社如果不以赚钱为第一目标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

  由此我们寻找适合我们本土的合作社评定的第四种标准,这个标准可能很难找到,因为需要大量的调研和基础数据作为支持。

  但是基于现实的合作社发展状况和我们自己多年的实践,我们猜想,这个标准应该是个混合标准,把劳动收益量和资本收益量更好地结合;更为宽泛,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未必均等,可以放宽资本介入的限制程度,适当降低交易额分配的比例。(按照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够最大可能地为入社成员牟利,但与一般的非社员相比,还是让参与合作社的普通农户少被剥夺了一些。)只要分配差异还在社员的认可程度内,就可以算作合作社。这是个“多元兼容和混合标准”,它集合了多元价值和多种利益需要,大家都得益但可以不要求平等;但是它也要严守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民主的“一人一权”的原则。这个标准也可以叫做“民主的多元兼容和混合标准”,或者叫做本土自治的合作社标准。

  如果考虑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未来的进一步规范与走向分析问题,从法律角度出发,我们曾经更看重交易额返还制度作为评价标准,但是如果从法律改进的角度看,对资本的控制更多的不应该是依靠交易额返还这样的财务制度,而是把“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具体化和多样化。(这个不同于一人投一次票,应该更多地强调一人一份的决定权下的多样化的民主实践,这个原则也应该变得严格和可以操作。)我认为,用交易额返还做为界限来限制资金回报率的办法远没有“一人一票”更能达到目标。一方面60%的盈余返还等于全国一样没有差别,这种统一的底线规定不符合多样化的各地情况,也不符合多样化的合作社实践方式。所以应该把自决权留给当地的合作社,让他们的成员自己决定合作社的标准,我相信只要他们坚守“一人一票”(权利而并非仅指投票)的制度就一定会对他们有利。另一方面,如果农民认可,其实可以吸纳大笔的资金来为他们服务,只要他们能够把握这笔资金为社员所用,不至于让他们成为纯粹掠夺的工具就可以。这种把握的方式就是严格的“一人一票”的权利民主制度(也可以稍加妥协,但不能突破底线)。所以与其穷究于“60%交易额返还”,不如坚持“一人一权”的实施细节,把这条民主原则变得更为可以操作(一人一票容易误解并且过于狭隘)。这种方法可能叫做可落实的“一人一权”的“多样的民主制度”,它比“一人一票制”更容易理解。

  还有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由于合作社现在主要指导培训和评定权都操纵在政府的手里,这样其实不是很有利于合作社的多样化发展和资源分配。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各地合作社建立联合社协商制度(也可以叫做合作社行业协会),依靠这些协会来规范、指导、培训这些合作社,这些协会可以制定各地的合作社的评价标准,规范方向,行业自律。与此同时,基层政府和工商税务的管理部门本该起到应有的以服务为宗旨的管理作用,这样,会更有利于合作社的发展。这是一条在体制上比较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现在的法律虽然也考虑到给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治留下很大的空间,但是与现实合作社实践的多样性要求相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所以,这个标准应该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有利,尤其是对普通的农户有利,同时农户(合作社成员)认可和欢迎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在初期和合作社成员需要的情况下,公司可以拿大头,农户可以拿小头。但这种状况仅可能在初期如此,以后伴随着农户对资金的需求程度减弱,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分配标准。但是必须的要求,也就是底线是,农户必须拥有合作社的控制权,这个控制权是权利性的,不一定是经济性的;它不必控制资金来源,但是要有权控制分配。这个合作社可以叫做“农民的公司”,即合作社社员起决定作用的公司(我们可以叫做“人民资本”)。农民掌控资本,而并非是向资本投降。

  这样做,就把所谓真假的裁决权给了农民自己,农民有判断权同时也有管理自治权。这样做会更有利于合作社的发展。

  以上四个衡量原则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标准肯定不适用于我们今天合作社的发展阶段;严格的法律规定原则(“一人一票制”和“60%交易额返还”)相对于我们刚刚开始的合作社运动而言显然还是过高了,或者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情况;甚至宽泛的法律规定原则(“60%交易额返还”)也仍然要求过高,同时也缺少灵活性和操作性。今天中国的合作社运动更多是在公司和合作社之间摇摆,应用这个标准将会把更多的新型合作团体推到公司领域(这个下文还会论及到);而如果采用第四种标准(“多元兼容和混合标准”)看起来则是更多地考虑到了今天的合作社发展状况和各地以及各个合作社的发展实际,是“从宽原则”立法。按照这个标准对目前的合作社进行判断,我相信大部分合作社都能够通得过审核,至少七成合作社应该是真的。

  这样做虽然可以分清真假,也符合实际需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长远实践的角度和从未来政策改进的角度而言其意义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主要是合作社的整体发展环境和村民自治的程度如果不能获得进一步改进的话,就可能让第四个标准中的民主的底线进一步虚化,最后你会发现这个标准其实很难实现。

  但是另一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这种说法是现实中这个民主原则可能根本不必提及,因为今天农民合作社成员就是这样做的,虽然他们没有投票表决,但是如果你不给他们均等的权利,理性的他们就用脚投票,主动走人了,不加入了,你想拉都拉不回来。现实的农民合作社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在这里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致。

二、合作社实践与真假问题

  现实地考察合作社,按照合作社的运行状况可以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运行良好,并且管理规范的,有实际收效。这种合作社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基本符合合作社的要求,这类合作社被称为真的合作社,这类合作社按照广义的标准大约有20%不到。

  第二类就是社区大户、公司,就是翻牌的合作社,这种构制本质上就是公司,没有实际意义的社员会议、理事会和监事会,当然也没有民主管理;当初是借了些身份证注册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的项目支持,其实没有什么社员。这类合作社就是经常被批为假的合作社的那种类型。我们可以算作“真的”假合作社一类。这类合作社应该占到总数的30%不到。

  这中间也应该包括“异化性质”的合作社,即虽然当初是合作社但是后来慢慢异化成了个人的公司,某一个大户在里面掌控局面。其他社员不仅不能获得收益而且有可能变相受到剥夺。

  第三类合作社介于真合作社和所谓假合作社之间,看起来又像公司又像合作社。

  没有非常明确的盈余分配方案,也没有严格的“一人一票”式的管理模式,管理方式也不够民主,大家虽然也在一起开会,都是股东,合作社有成员、有规章、有架构,但是都没有真正地运行起来,一般情况都是大户说了算,一般成员不起决定性作用,大事都是带头人说了算。这种类型可以叫做“大户、公司带动的合作社”,或者叫做“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

  当初注册时也有规章制度,但是运行起来就慢慢地走了样了,也会有监事会理事会,但是基本不起作用;当初注册时候也想做点事情,但是由于自己资金不够,同时也没有什么支持,大家也总是争论不休,于是就干脆等着政策的扶持,半死不活的成了鸡肋,这种类型可以叫做“空的合作社”。 

  在政府的推动下成立的合作社,一般都是干部在起主要作用。这种合作社主要是为了获取支持,也想凭借政府的支持做出点成绩。但是由于缺乏内聚力,形不成合作基础,所以最后结果是只有一个空壳在那里,没有办法成为凝聚众力的实体。这种类型的合作社应该叫做“官办合作社”。

  整个第三种类型的合作社是相对多数,应该占到总数的40%以上。

  对于上述第一种类型合作社做判断大家不会有分歧,这类合作社是真的,他们符合了第三条标准的那20%的合作社(也就是应用了宽泛意义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标准:交易额返还标准);第二类合作社也很好判断,是假的(问题不在真假,而在于如何看待在农村中大户和公司的作用)。第三类是争议最大的一类,有人认为这种类型的组织是公司,但是有人认为是合作社,这类组织在数量上占有的比例多达40%以上,因此如何判断这类组织的性质成为判断整个合作社运动走向的关键。

  如果按照西方成熟的合作社的标准,这40%肯定不能算作合作社性质的组织,按照我们《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原则,按照交易量返还盈余分配标准,也都同样不能算作合作社,但是如果按照第四条标准,却是可以算作合作社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没有想象的那样规范,但是其实是在合作社运动中由农民自发推动出来的合作社的种种方式,这种种方式差不多囊括了中国式的合作社近二十年实践的种种探索,体现了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这种土生土长的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组织绝对可以用“千奇百怪、丰富多彩”来描述。农民自己创造的合作社可能从来没有专业人士指点,他们甚至都不会想到要建立什么理事会和监事会(这对于他们而言是很麻烦的事情),即使建立了可能也仅仅是应对注册的需要。你可以想,对于一个只有微不足道的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合作社,监事会、理事会有多大的意义?他们是更相信整体人心呢还是制度安排?会有哪个人相信这些非常形式化的框架对他们而言是有用的?但是问题今天出现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非常可能被列入假的行列。

  这种尴尬的局面其实不是合作社运动本身造成的,而是制度和实际的运动不能相合导致的“两张皮”的冲突。对于那些土生土长的合作社,我相信要他们做到60%交易额返还肯定很困难。但他们却可以做到大概的一人一票(或者是变种形式的大家认可,其实更应该叫做“一人一权”),否则人家就不参加了,用脚投票走人了。事实上,那些规范的好看的并且在实际中起作用的合作社,多半可能不是合作社自发产生的,或者是因为机构推动,或者是政策推动,或者是学习的结果,很少是自发产生的。

  我相信这种制度的完善更可能是在合作社发展中随着问题的增多逐渐改进和完善起来,而不会一开始就生造出一个有效的规则来。我相信合作社的现实运动最后会造成一个规范的合作社的管理方式,但是非常可能不是在合作社初期草创,尤其是在我们的现实非常不具有制度信仰的文化条件下。可能直到村民发现民主监督负责人是必须的时候,他们才想起建立监事会;他们担心合作社成为一家的公司的时候,他们才想起建立理事会;他们认为带头人拿的太多的时候他们才想起增加交易额返还。难道一个现实的合作社运动不应该是这样成长的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在今天所谓真的规范的合作社运行状况却并不一定很好;相反,一个不是那么规范的合作社却非常可能成绩斐然。这种吊诡恰恰在印证我们合作社的制度和实际状况的离异。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如果把这种合作社的鲜活探索都一棍子打到了假合作社的行列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是非常不仁道的,大而言之,可以说毁掉了整个合作社运动。你可以说他们并不规范,有待改进(无论是用西方的合作社原则,或者还是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还是按照我们宽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原则都算不上规范),但是这些组织却绝对不应该算作假的。他们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公司,虽然合作的小户农民有可能没有像大户那样得到同样均等的利益,也有可能没有得到同样的决策民主的权利,但是他们一定是自己认可的方式(至少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而且也非常可能比以前获利了,也就是说他们相比于传统意义的公司而言还是进步了,如他们偶尔也会一起开会,也可能会有情况通报,形式上也有表决,也可能象征性地征询一般合作社成员的意见;小户也可能通过各种形式获得一部分利益,大户也一定要照顾到小户的利益,不能过分地伤害他们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一般合作社成员不想干肯定确实可以退出,没有人可以拦住他们,如果利益严重受损他们是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走人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发出强烈的反对的(我想,农民社员搭便车可能既是一种高明的策略也是一种必须的进步手段)。因此,虽然没有60%交易额返还,没有正规的投票表决,他们也不应该算作公司。

  而且可以纳入合作社范畴的理由还在于他们都是合法注册的,也就是说至少在注册的时候是符合了法律的相关规定的,法律许可他们进入合作社行列,因而在法律的层面上不能说是假的。你可以看合作社的注册条件:

  第十条 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五名以上符合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成员(作者注:农民和农民占80%的规定);(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章程;(三)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组织机构;(四)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名称和章程确定的住所;(五)有符合章程规定的成员出资。{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注册条件是非常之宽松的,没有特别严格的规范。这些原则符合了“适度规范,在规范中促进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指导思想。所以这种宽松的进入标准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按照正规法律程序注册的是假的呢?除非你改变了注册标准。

  如果后来没有做好,或者说条件不具备,或者在等待时机,等待项目的到来,我们并不因此就判定他们就是假的。否则这样做至少是非常武断的。

  我们并不认同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说他们当初注册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这种说法似乎想说明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来注册是不对的。政府的政策本来就具有导向性,政府设立项目的目标也本来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合作社获得支持。所以不应该把农民注册合作社获取支持看作是机会主义的,当作是错误的行为。当然这种担心的本意是好的,你可能非常担心农民的合作社没有内在的凝聚力,仅仅是由于对项目资金的追求才形成的合作团体,一旦获得资金就烟消云散。但是这种想法还是太高地估计了农民今天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行为,实际上如果没有具体看得到的利益目标的吸引,让农民去合作还是太过于美好的幻想。事实上,今天的农民的合作绝大多数还是因为现实的合作利益回报或者是未来的利益预期。即使是在外来的相关利益因素的推动下,农民还是并非很看好合作的成本收益比,如果农民能够开始合作并且形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和合作形式,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这就是今天农民合作的最大难处。即使能够看得到好处,也会由于分田单干形成的离散成本没有办法克服掉(可以说由于缺少意识形态和合作文化以及宗教存在形成的凝聚力,在今天农村的这种成本太过强大了)而无法实现。

  因此,一开始合作的更可能是大户、公司,因为资本增值的力量或者可预期的利益回报很容易让他们追随政策合作起来,或者是大户或公司因为项目的需要用各种形式牵引着分散小户形成合作,也可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形成的官方色彩的合作组织,或者是某些关系户和政府的结盟。而真正完全由下层农户或者说大户和散户平等结合形成的合作社,其实是非常少的,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社在现今条件下是很难形成的。

  所以,在合作社刚刚发展的初期,我们就开始强调严格规范,吹毛求疵,其实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现实的。

  相反,在如此不利于合作的情景下,农民们能够克服困难,创造性地形成各种合作形式,是多么可贵啊。这种性质的合作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事实上,这种汹涌澎湃的合作社运动最大的亮点不在于合规合矩的合作社形式,而恰在于这种丰富多彩的农民创造。今天我们熟知的包括农村资金互助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农村金融创新、多种形式的技术服务、各种形式的农机服务、多种形式的购销服务、多种形式的土地合作等等,恰恰都是来自于农民多样性的创造,甚至可以说都是不规范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个宽泛的政策推动的结果。相反如果我们的制度规定过死的话,就非常有可能在运动初期就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影响了创新能力。

  如此下来,当我们抛开我们心里的想象的成分,回归到现实的农村合作基础,回归到农民合作的艰难背景下,我们其实获得的更多的应该是感动和振奋。我们由此可以形成新的判断,就是农民合作运动不是萎靡不振、踯躅不前,而是汹涌澎湃、波澜壮阔。

  那么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就是合作社不存在问题了?不是,合作社问题很多,有非常多的麻烦,但是不能因为这种麻烦得出合作社运动本质不行的判断,相反应该是形势很好。但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合作社的问题很多,亟待规范,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及时规范,合作社就会走偏走邪,走向异化,甚至摧毁整个合作社运动。

  所以,当下的合作社运动更多存在的是规范问题,也就是想方设法让各地的合作社在保持自己的特色基础上向更为规范的方向上走,比如管理上的规范、利益分配上的规范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希望今天的农民合作最终一定要遵循西方的合作社标准才算规范,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农民合作能够创生出他们自己的规范标准,形成我们本土的合作社土生标准来。我们在现代化问题上曾经错误地形成了西方标准话语,我们不应该在合作社这种本来极具乡土意义的事情上重新回到现代化的这个错误上来。我们期待乡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合作社运动能够尽快形成我们自己的合作社规范和标准来。

三、合作社真假的区分有意义吗?

  真假合作社的争论由来已久,事实上虽然大家都在提“合作社的真假”的问题,但是其实在同样的字眼下有着多种不同的含义,并非几个字那么简单。很多人谈的真假(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也经常这样说)更多的指的是规范问题,我们就经常说80%合作社是假的(意指不够规范),但是现在很多人用真假这个概念(或者是有意混淆真假和规范的概念)的目的是用来否定合作社发展的状况和存在的意义。事实上,不规范的合作社也是合作社,这和假的、不是合作社的概念完全不同,是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今天很多人借用假合作社的概念想传递信息给公众:不是合作社的公司(包括异化的合作社)占了80%,从而否定合作社的发展,得出合作社运动没有希望了的结论,甚至由此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政策(以限制和打假为主导)的出现,这就一定要说清楚了。真假问题和规范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请不要混淆。说不规范的合作社是80%是对的,但是说假的合作社是80%就是错的;反过来,说假的合作社是20%是对的,但是说不规范的合作社是20%就是错的。这个判断忽略了太多的东西。

  还有个问题是要如何对待假合作社的问题,这其实是如何对待农村的公司的问题。

  一个善意的说法是之所以要区分合作社的真假,是为了让公司以及冒牌的机构和合作社有所区分,其目的是让真的合作社得到更好的成长环境,这个说法能够让人们接受。但是问题是,是否有必要把公司列入另类行列呢?是否要对公司有如此深的成见呢?

  其实农村的公司、个体经济的命运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风光,一般的公司(排除个别有背景的公司)一年也就三两万的赚头,远远谈不上发财,甚至不能偿付人工成本,可以说农村的个体公司的生存环境其实很恶劣。如果你到农村的乡镇和村头去看,那些所谓的公司和大户,其实也更多的是苟延残喘,并没有一般概念上的富裕和霸道。这是由农村发展的基本状态决定的。所以,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所有人,不论是公司还是大户,都是利益受损者,不过相比之下,比一般的农户好一些而已。所以从整体乡村关系和整个农村发展基本脉络上看,都属于应该支持的对象,至少不属于政策歧视或者疏漏的对象。

  再者,从整个农村今天的发展阶段而言,农产品普遍过剩,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农民缺少组织支持,其主体地位处于弱势不利地位,农产品的价格也是没有办法提起来的,除非有暂时垄断性的品种和垄断性的操作手段。长远看农产品是不可能有较大的价格提升的,甚至有可能生产的越多就价格越低。

  所以在此情况下,如果想改善农产品的价格和提升农民的利益空间,只有一个办法是可行的,就是从农业整体上向其他领域争取价格空间,其中主要是针对上游的工业品(如化肥、农药、种子、机械等)和下游的售价(如食品行业和加工产业)。但是这样做并不容易,只有农产品全行业一致对外,共同对付上下游,这种目标才可能实现。但是在现在和至少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之内,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农民合作社不可能成为主体的农村经营方式。我们看得到的仍然是以个体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其实就是公司和大户方式)。这样我们有可能抛掉个体的公司经营而独立支持合作社吗?事实上,无论是合作社还是农村的公司和大户都应该得到支持,这种支持其实就是一种可能有所差别的价格补贴,会拓展现有的农产品利润空间,增加农民的收益(无论是合作社的一般农民还是大户)。所以,所谓仅仅给合作社特殊待遇的方式姑且不说其可能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会让合作社和大户、公司自相残杀,最后其实未必对整个农产品市场有什么益处,有可能降低了利润空间。实践上看,个体公司和大户为了和合作社争利,拼命打价格战,几乎你死我活的案例,各地屡见不鲜。从宏观角度看,合作社更多的是在争夺个体户的市场份额(农村利润总量既定)。为了生存,个体农户(大户和公司)怎么办呢?只有想方设法和合作社平权平价,否则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他们就会以各种方式把自己转化为合作社。这样做从整个宏观政策角度而言,是个非常好的事情,这客观上解决了民间对合作社的认同问题,使合作社成为大势所趋。分散的农民的恶性的相互竞争导致竞次的结局,这是单个农户和公司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事情,无论你怎么号召联合他们也不会听。但现在让他们被迫去形成公司合作以至于联合,最后形成合作社(包含假合作社真公司)的进一步联合,这就有可能最终转变农户多年来的竞次经营的市场局面。一个合作社政策就让他们同时想办法拉近获利空间,多好的事情啊,又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呢?

  同时,我们也并不反对把已经证明是假的合作社开除出去。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一方面这样做的必要性其实并不大,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并不具有操作性,或者说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你根本无法在现有的农村社区治理条件下区分出一个合作社的真假)。我认为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合作社必然形成分化,真假自现;同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我们也慢慢地会找到适合国内情况的合作社的发展标准,那个时候再谈清除可能还现实一些。在发展初期整个政府和知识分子自己都在云里雾里,谈这个问题为时尚早。把规范问题变成了真假问题,因而把本来可以规范的合作社推到了假合作社行列,也太过极端和霸道。回头看看,农村很多问题搞糟了,不是因为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太过于相信所谓规范和制度,形成制度崇拜,以至于让这些东西伤害了民间活力。我们宁可相信没有规范,也不相信相反方向的规范。今天的合作社还是让他们走一走再谈严格规范的问题可能更符合实际,否则人为地加上太多的条条框框,捆绑着他们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上走未必是好事情。

  所以对待合作社发展和农村发展问题上,我们要有宏观视野,要有足够的批判精神,这样才不至于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

  这样看来,在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还没有做出修改之前,在没有确立更符合实践的新的切实可行的评价标准前,我们在这里提合作社的真假问题其实是个十足的假问题。这样做不仅仅无意义,而且忽略甚至枪杀了太多的(可能要到40%以上)值得我们认真观察研究的对象,也让我们的法律丧失了修改和进步的机会。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关于合作社真假讨论的问题:

  第一,真假问题的设置标准是一个由我们头脑衍生出来的理念问题,我们把自己善良的愿望和想象作为准则来衡量一个鲜活的实践运动。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整个真实的合作社运动对立起来,让知识分子走在了运动的对立面。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农民合作社运动的停止,而非常有可能是知识分子将会被这个新兴的农民运动所唾弃。

  第二,今天合作社发展正处在初级阶段,在这个初期阶段必须有我们本土自己的评定标准。我们吸纳了西方合作社思想因此也承继了他们的规范标准,这些标准肯定并不符合我们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把西方的理念拿来作为中国的合作社发展的标准,我们应该想办法造就中国的合作社运动的本土标准。

  第三,合作社真假问题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对于农民和合作社实践而言,真假并不是问题,农民也不会理睬这种争论。这种说法不会影响合作社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发展,但是会形成不好的政策决策,这对合作社未来发展不利。如果不影响政策的决策,就让知识分子去争好了。对于政府而言,大可以不理睬这种理论上的矫情。

  第四,讨论真假其实既没有理论上的价值,也没有实践上的依据。我们不可能因此真的把合作社分成真假,给真的扶持。很多合作社抱怨得不到扶持是整个合作社发展的制度环境问题,和真假关系不大。从实际操作上讲,你有什么办法区分真假吗?人家工商都注册了,你知识分子做一个标准出来否定人家的注册吗?你的标准又从何而来?怎么执行?所以有什么现实意义?

  第五,国内合作社主要的问题是规范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如果说绝大部分合作社需要规范,这是对的;但是说绝大部分合作社是假的,就是错的。如果能够把合作社分成规范和不规范的,甚至可以分成规范等级,都有很现实的意义。我们可以因此督促不规范的合作社尽快规范起来,推动整个合作社运动的发展。

  所以我们说,谈论合作社的规范与否确实是真问题,但是谈合作社的真假却是个假问题。

  合作社发展到今天,得到了农村各个阶层尤其是普通农民阶层的欢迎,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去支持和推动这个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应该看到,合作社运动发展迅猛,同时合作社运动伴随着的是农民的创造力和智慧的再次迸发,所以知识分子不应该躲在这个运动的背后去评头论足,而是应该坚定地站在运动中推波助澜,让自己与这个农民运动同步,一起成长。所以关于目前的合作社真假的讨论,我们不能轻率地把意识形态的什么“理想”、“正义”的标签轻易加到今天尚无定型的合作社发展问题上,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胸怀去面对一个活生生的新事物的发展,在对问题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武断地加上什么价值判断一定会阻碍这个运动的正常发展。

  *本文基本资料和数据主要来自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合作社服务指导团队多年的合作发展实践,在成文过程中和王德斌这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的人有过较多的交流并且获取了较多的修改意见,同时也得益于张可、许丙举等年轻实践者的贡献。


【注释】

{1}摘自何秀荣教授2010年6月10日在“企业‘下乡’的收获与困惑——企业与农村社区商业合作模式研讨会”的发言。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6年10月31日通过。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