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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生产政体:“代耕农”及其“近阈限式耕作”

黄志辉

【内容提要】 以往利用劳动过程理论分析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学者,将分析的经验对象聚焦于工场下的劳动者,却无意中搁置了那些没有明确劳资关系,却同样是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服务并被隐性剥削的劳工群体。本文通过展示“代耕农”群体,揭示了“世界工厂”中的另外一种生产形态:自我生产政体。同时,通过引进人类学的“阈限”概念,一面展现这种微型政体的基本特征,一面试图揭示这个现象中所附体的霸权,在没有硝烟的劳动现场里管中窥豹。

一、引言:还有谁参与了“世界工厂”

  在过去三十年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已经成为一座“世界工厂”。大量农民流入这座“世界工厂”之中并衍生成愈来愈庞大的新产业工人阶级,已是学者的共识。沈原认为,中国正处于两种大转变的交汇点上:一方面卷入了波兰尼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化潮流,另一方面又身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形态转变的轨道上——即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说的“第二次大转变”。{1}在这样的大转变背景下,关注“世界工厂”中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并将具体工人及其生产过程置于劳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位置,是当今一些学者的诉求。{2}但是,在对这个新工人阶级从“抽象”关注到“具体”关注的研究过程中,不论是经典的劳动过程研究,还是上世纪70年代后复兴的相关研究;不论是关注工厂{3}内的劳动过程,还是对工厂外的建筑业、服务业所进行的劳动研究,学者都只是将对劳动主体的关注置于有明确生产关系的劳资体制下予以考察,无意中搁置了那些没有明确劳资关系,却同样是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服务并被隐性剥削的劳工群体。在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中,学者关注到了工厂内的车间工人,也关注到了工厂外的矿工、建筑工以及服务业的工人,而唯独缺位的是农业生产者的劳动过程。本文所描述的“代耕农”{4}及其劳动形态,就是这种处于具体“工厂政体”的生产过程之外,没有劳资关系束缚,却服务于整个“世界工厂”的农业工人群体。笔者将其称作“自我生产政体”。

  卷入“大转变”潮流中的农民不唯独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还有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边缘以及郊区工厂周围的农田中,建有大量的棚户,棚户下居住着种植蔬菜、瓜果的农民。他们虽然不像工厂中的工人那样,受制于工厂中的劳动体制,有明确的劳资关系,但是却直接服务于周围的工厂——几乎所有农产品都供应给工厂内外的“农民工”群体,在蔬菜供应上源源不断地保证工业市场中劳动力的再生产。为了保证蔬菜供应,他们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农业耕作的生产方式,以“自为”的态度参与了对这座世界工厂的养育。在珠三角地区,这些依附于城市与工业市场的农业工人被称为“代耕农”,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于广西、湖南、江西以及广东贫困地区的农民,与本地农民签订3年至5年的土地租赁合同,所以一些文章或报道将他们称作“租约农民”。{5}据粗略估计,分布于珠三角的此类“代耕农”数量在20万人以上。{6}这个将农业劳动从中国的农业区域移植到工业区域的“代耕农”群体,不论是用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角来看,都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工人,因为他们的劳动直接服务于工业资本,与资本进行面对面的交换。“为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劳动,都要看作是生产劳动”。{7}虽然与工厂中的薪资工人稍有不同,“代耕农”拥有简陋的农业劳动工具,但是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不具备所有权。他们在合同期间的土地使用权也是极不稳定的,随时都可能因为工业蔓延或本地人的行为而丧失。重要的是,与工场中的工人一样,“代耕农”在土地使用期间的劳动过程也是为资本所控制的,只不过前者是面对面的直接控制,后者是遥控式的间接控制。笔者认为,用于分析工厂内外的工人群体的劳动过程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分析那些为资本所间接控制的劳动过程。

  2009年7月至11月间,笔者以珠三角沿海Z市X村为田野,对该村84户种植蔬菜的“代耕农”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参与式观察。X村工业较为发达,但仍留有部分农田。该村农民早已“洗脚上田”,他们将余留的农田以500元至1000元每亩的价格出租给外来的农民耕种。在这84户中,有31户来自广西各地市;9户来自湖南;14户来自广东的阳春县;19户来自广东信宜县或罗定县,其余都属于来自其他地方的散户。大部分“代耕农”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在后文的叙述中,笔者按照惯例将研究对象进行匿名处理。

  这些“代耕农”因世界工厂而生,同时反哺于世界工厂。“代耕农”的出现,无疑是处于两个交互大转变中的新兴中国经验,罔顾这个经验,就会造成研究中国新工人阶级的缺漏。以往多有一些报道性或描述性的文章简单记录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很少有深入的学术性研究。最近,有研究者翔实地用田野资料对珠三角一个村庄中的此类“代耕农”作了研究,并将“种菜”作为一种立足于传统农耕基础上的在大都市中的适应性生存策略。{8}笔者认为,“种菜”固然是一种讨生活的职业,但“代耕农”的生产劳动迥然于传统的农民耕作,他们是因世界工厂而生的农业生产者,其耕作形态受控于工业社会而非农业社会。在本文中,笔者力图用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过程理论,来展现这个群体的劳动现场,阐释这个新兴的中国经验。同时试图结合人类学的“阈限”概念,提出“自我生产政体”这一概念来概括工厂外的一些“独立”劳动方式,以弥补劳动过程理论中对经验概括乃至理论解释中的些许不足。

二、扩展劳动过程理论的中国经验:“代耕农”

  (一)劳动过程理论的经典系谱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奥秘隐藏于劳动生产过程之中,探究这种劳动生产的隐秘过程,就能够解析出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9}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提供了一系列的概念基石,但在随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劳动过程理论并没有在学术界发挥太多光热。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代,生产方式重新改组,劳动效率显著增长,学者对生产方式的批判让位于对分配方式的批判,理论关注的焦点“从生产走向消费”。{10}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布洛维等人对劳动过程理论的复兴,才使得这个沉寂许久的理论重新在学术界燥热起来。许多学人曾对劳动过程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系谱进行过爬梳。{11}

  布雷弗曼认为,工人被迫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这就意味着之后的劳动过程身不由己。劳动过程交由资本家管理之后,构思劳动的主体与执行劳动的主体发生了分离,即布雷弗曼所说的“概念”(conception)与“执行”(execution)的分离,工人也旋即进入到一个“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时代。{12}这样一来,构思劳动的程式化与执行劳动的机械化之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张力,“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控制导致两者之间产生巨大矛盾。资本在劳动现场凯旋的同时,也埋下了工人爆发愤怒的隐患。弗里德曼(A. L. Friedman)站在“资方”的角度批判并补充了布雷弗曼的“概念与执行”分离论,以英国工业管理史为例分析了其他管理策略的可能性。弗里德曼认为,由于被异化的工人具备抗争的主动性,采取将“概念”与“执行”分离的管理策略不一定有效,管理者同时必须建立权威来消除潜在的隐患。建立权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责任自制”(responsible autonomy),充分将工人当“人”看;二是直接控制(direct control),完全将工人当“机器”看。{13}继弗里德曼之后,美国学者埃德伍兹(R. Edwards)出版了《充满斗争的领域》一书,书名极具马克思论阶级对立的原味——不过他的视野仍然是站在“劳资对立”的角度上鸟瞰雇主的管理策略。埃德伍兹认为工作场所就是“斗争领域”(contested terrain),雇主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力,并平息工作场所弥漫的“硝烟”,采取了多样化的控制策略。{14}

  由于上述三人过于强调资方控制方式与工人劳动的客观环境,而忽略工人对控制的自发认同及其主体性的做法,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家所不满。布洛维在芝加哥的一家工厂中的田野经验中发现,工作现场的工人拼命地加入到生产线的“赶工游戏”当中去。这种游戏激起了工人对劳动过程的顺从;同时,资本通过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内部国家,使工人自发地、主动地劳动,在工厂车间中制造了工人的“同意”。{15}在进一步的田野研究中,布洛维用“工厂政体”概念来代替内部劳动体制,以概括工作现场中对“活劳动”的塑造过程与塑造机制。布洛维认为,这种“工厂政体”是一种霸权式的统治,在这种工厂的生产体制中,工人乖乖地上缴自己的“活劳动”;由于“霸权”的存在,工人在实质上变成了“参与剥削自身的帮凶”。“工厂政体”与工人对霸权的内化,使得资本家可以将对工人剥削的责任转移到工人自身之上,掩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从竞争时代走向垄断时代的过程中,支配的方式从硬性控制的“专制”走向了软性控制的“霸权”。{16}

  (二)中国的经验研究:多维视角的带入以及新工人的身份问题

  虽然布洛维将视野扩展到了“内部国家”,但他没有走出明确的劳资关系之外去注意其他卷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劳动过程,后来的理论追随者也一样,目光仍然没有离开劳资关系密切联系的工作场所。不过,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追随者新近的研究在其他方面走得更远一些,他们不仅将汤普森的工人自在文化的论点带入了劳动过程理论,而且考虑了工作现场的外部环境对工人的影响。劳动过程理论的新近复兴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劳动者主体性回归;其二,重视劳动过程之外的因素对工场政治的影响;其三,服务业的劳动研究异军突起。”{17}在中国的经验研究中,由于一批学者的努力,劳动过程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关注。

  潘毅在对中国女工以及对近代劳工史的文献梳理中发现,在工作现场的内外都可以看到女工“主体性的回归”;工人“虽然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但是他们总是主动的、灵活的、策略性的行动者”,并且地方、血缘、族群以及性别关系与工人对自身主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是相互嵌入的。{18}李静君(Ching Kwan Lee)在对一家工厂的民族志研究中也发现,诸如性别、族群等外生于劳动过程的因素会在劳动过程中被生产和再生产,成为工人阶级在劳动过程中可以利用的资源。{19}任焰与潘毅在一篇研究“宿舍劳动体制”的论文中,将对“生产的政治空间”的关注延伸到工人的居住空间上,以揭示跨国劳动体制中的微观劳动力再生产空间里的控制与抗争。{20}闻翔等人在对河北一个箱包生产基地的研究中发现,族群关系为资本家所利用,但同时也是工人团结和斗争的资源。{21}

  除了工厂里的劳动过程,工厂外的服务业、建筑业等领域的劳动过程也被纳入了研究视野,不过焦点转移到了劳资关系与劳工间关系之上。沈原利用一项关于全国建筑业劳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建筑工地上“关系霸权”对劳动现场的工人的支配,以及工人发挥主体性利用“关系霸权”进行抗争的劳动画卷。{22}何明洁在一项对服务业的研究中,从性别视角出发,借助布洛维“生产政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服务业女性农民工的劳动过程展开分析,认为劳动者工场之外的因素对她们的工场表现有关键作用,资方可以利用女工的身份差异造成分裂。{23}服务业的工作现场变成了劳资间、劳工间的角斗场。{24}

  不过,有关劳动过程理论的中国经验研究还是没有走出有形工厂和明确劳资关系的分析框架,那些不在有形体制、明确关系下劳动的工人仍然没有得到关注。另外,劳动过程理论在中国的经验研究上面临一个问题,即中国新工人在农工之间候鸟式的流动,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与劳动过程被“拆分开来”(或借用布洛维的概念来说,是对农村与工厂的 “二元忠诚”),这个问题甚至成为劳动过程理论家的隐忧——其乡土气息模糊了其阶级身份,并使得其劳动过程与众不同。{25}而不关注新工人的地域转换的生命历程背景,就无法理解他们的劳动过程(笔者在下文中将用“阈限”一词来概括外出农民在生命历程转换间的劳动过程)。

  (三)走出“工厂政体”与“关系霸权”:分析野外的霸权

  市场无处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将更加广泛的劳动过程卷入到机械化生产体系中去。农民卷入自由市场成为新工人,犹如进入“撒旦的磨坊”一般,劳动力及其产品迅速被虚拟化{26},只是在“世界工厂”中所承担的职业有所不同。如果劳动过程理论普适于工人阶级的研究,那么它就应该不仅可以分析在有形的工厂与明确的劳资关系下的劳动过程,而且应该可以走出这种分析,去揭示那些隐藏于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其他工种的被剥削现象。在珠三角的工业区内或周围,除了“代耕农”,还有诸如摩托载客人、拾荒人、流动的摊贩和菜贩、各种零工等等大量不在工厂内或明确劳资关系下劳动的群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霸权”本质不仅附体于工厂之内,也存在于工厂之外。可惜的是,后来的劳动过程理论的继承者与批判者,始终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工厂之内或劳资关系之间。在那些学者没有关注到的劳动形态里,机械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的生产、剥削、霸权等现象同样存在。学术对霸权的研究视角需要进一步扩散。沈原认为:

  在我们看来,“霸权”却是近现代社会中所有劳动过程都必定包含的一种权力形态。只要资本或管理者必须应付的是“活劳动”,那就必定有某种形态的“霸权存在”,差别之处不过在于分量多寡而已。特别是在那些特别“粗放”,进行野外作业的行业,例如建筑业和矿业中,“活劳动”的地位尤其重要,因为资本或管理者不可能利用机械的流水线来最大限度的吸纳和约束“活劳动”,实现“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完全支配,而是必须考虑到“活劳动”本身的各种特点,考虑到在工作现场中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劳动的主体性和积极性。{27}

  

  沈原富有启发性地将视野扩展到了更广阔的“野外”,但笔者希望走得更远一些(至少是在经验上)——进一步走出有明确劳资关系的劳动过程,扩展理论研究的中国经验。工厂政体与劳资关系不是用劳动过程理论分析中国新劳工的唯一立足点。资本将很多其他的生产节点交付于卷入两次大转变中的新工人(例如“代耕农”所从事的蔬菜生产工作),在这些工厂外以个体方式从事的工作中,资本遁形起来,它放弃了一些对“活劳动”的直接监督,而让“活劳动”进行自我监督。劳动过程的“概念”与“执行”确实分离了,我们直接能看到的仿佛只是“农民企业家”{28}在孤独地进行农业劳作。这种在工厂之外的生产与无劳资关系的生产,形成了笔者所谓的“自我生产政体”现象。而本文所则试图揭示这个“缩型”现象中所附体的霸权,在没有硝烟的劳动现场里管中窥豹。

三、“近阈限式耕作”的劳动现场与劳动过程

  对农民离开家乡后的劳动过程需要一个总体性的见解。农民从家乡所携带出来的主体性特征既有个体层面的“惯习”也有结构上的关系,这些主体性特征不仅可能携带进劳动过程,也可能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抑或拆解。一些学者以“拆分”式的思维去理解新工人的城乡转变,即将农村视作劳动力再生产的基地,将工厂或城市视作“活劳动”被剥夺的场域。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理解仍不够全面,应该将新工人在“工厂政体”内外的劳动过程置于他们整个生命历程中来考虑。对于大部分新工人来说,他们最终是要回乡的,经历的是一个“离乡—劳动—回乡”的过程,这种过程类似于一种长时段的生命转换仪式,中间的劳动过程(不管是在工厂内还是工厂外或者内外的转换)可以看作是一个“阈限”(limen)。

  “阈限”一词是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用于研究转换仪式的一个概念。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特纳在阐述范杰内普的转换仪式的基础上,细化了“阈限”概念。“所有的通过仪式或‘转换仪式’都有着标识性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分离阶段)表现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社会结构里先前所固定的位置之中‘分离出去”的行为”;在阈限阶段中“主体的特征并不清晰:他从本族文化中的一个领域内通过,而这一领域不具有(或几乎不具有)以前的状况(或未来的状况)的特点”;“在第三个阶段(重新聚合或重新并入的阶段),通过过程就圆满的完成了”。{29}特纳指出了在第二个阶段中阈限主体的大致特征,例如,仪式中的新成员“没有地位”、“没有身份”、对权威表现出“驯服”和“沉默”。更进一步,特纳将一些现代社会具有“阈限”特征的现象看做“近阈限”(liminoid),并将其对传统仪式的解释移植到现代式“阈限”上来。以往也有很多研究借助“近阈限”概念来分析强权对劳工的奴役与底层社会的生存境况。{30}

  一个新工人可能不会一辈子都当工人,但他在生命历程的某段期间里,肯定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贡献“活劳动”的工人。笔者提出的“近阈限式耕作”这个概念,是指“阈限主体”即“代耕农”在其生命历程中的某个过渡式的劳动过程:他们从家乡的农村“分离出来”,在异地劳动,最终绝大部分人又将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这种劳动过程中,“代耕农”的耕作时间占据了生活中的大部分光阴,他们“沉迷于”自身所建构的劳动现场里,没有劳资关系、工厂政体的约束,却仍然失去了很多主体性特征;他们在其所在的社区中极度边缘化,没有地位,而且保持沉默,驯服于自我设定的劳动框架与本地人、市场设定的规则。所以,采用“近阈限式耕作”这个概念,不仅有利于逼视“活劳动”的工作现场,并比较其与传统类似劳动的不同;而且可以兼顾外部环境对劳动过程的影响,即在特纳所说的反常于正常社会结构中的劳动过程中,揭示劳动主体如何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下面将分别从劳动现场、劳动过程以及其他劳动特征来展现自我生产政体的近阈限式耕作状态。

  (一)劳动现场与劳动过程

  作为劳动过程独立但劳动产品依附于资本的生产单位,“代耕农”必须由自身来实现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安排与对劳动现场的安排。为了实现自身“活劳动”的利润最大化,他们必需想方设法经营自己的劳动现场,参加到一种自我监督似的“赶工游戏”中,以类似于工厂内“计件”生产的方式努力增加自己的劳动产量。而在“代耕农”的劳动现场里与劳动过程中,资本不需要面对面支配劳动者,劳动者自身可以通过对劳动过程的“同意”来实现自我规训。

  1. 群体分布、居住空间与劳动空间的转换

  图1是X村84户“代耕农”耕作区域分布图。从图中明显可以看出,来自外地的农民似乎在X村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地缘、亲缘关系的异地再造,来自同一省份或同一地区的人似乎倾向于在一起耕作。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农民的地缘乃至亲缘关系在异地的再生产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心理层面的因素——源于“代耕农”在异地耕作的不安全感。来自广西的陈德顺说:“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来这里种田,怕受欺负啊”,“怕‘落单’,和认识的人在一起也希望有个照应。”出于规避“落单”的考虑,部分人会倾向于和熟人一起耕作。其二是土地租让的方式。由于本地人一般是将耕地数十亩一并出租,而一户夫妻劳动力所能耕作的土地仅在4到6亩之间,所以必须由几户乃至十几户结合的方式共同承租土地。而在最初耕作的时候,“代耕农”倾向于与熟人合作,这样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地缘聚落。这也是将“代耕农”的耕作看作“近似”于“阈限”的原因,因为在耕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传统社会结构中关系的影子。这种同质的生产单位的聚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代耕农”在行动与心理上一些积极的功能。例如,在阳春人和几户广西人聚居的代耕区,出现了好几个两户人家合作买一台微型拖拉机或者抽水机的现象;在心理层面上,有地缘、亲缘关系的在场,也不至于使其产生完全疏离家乡社会结构的感觉。

  所有“代耕农”的居住空间都是简单的棚户,每个棚户的占地面积都在15平方米至25平方米之间。之所以将居住空间紧缩,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减少建筑成本;二是减少建筑面积——因为基本上每个棚户都建在自己所承租的土地上,节省土地种植蔬菜。X村总计90个棚户,其中6个由于“代耕农”回乡的原因而荒置。“代耕农”自己戏称棚户为“夫妻房”,因为大部分的棚户放下一张床和基本的生活用具之后,空间所剩无几。不过,并非所有的棚户都只居住了夫妻俩。在X村84个有人居住的棚户中,有52个棚户居住了3个或3个以上的人,除了夫妻劳动力外,其他居住的人包括:老人,即耕作者的父母,2户;携带至附近学校上学的学龄儿童,6户;襁褓幼儿或未上学的幼龄儿童,13户;在附近工厂打工的子女或亲戚,31户。工厂工人与农业工人共处一个棚户的情况是X村“代耕农”中最多的一种居住结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棚户下的居住方式也是工厂宿舍居住体制在工厂之外的一种延伸。

  棚户无疑是“代耕农”实现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主要空间,而且基本上仅限于劳动力再生产。这种隐秘、狭小、阴湿的居住空间不像传统农民所设计的家屋那样,没有预留诸如厅堂、门外空地等用于社交生活的场所。陈德顺的老婆说:“我们除了种菜,大部分的时间就在这个小房子里,洗衣服、做饭、睡觉。平时很少去其他地方。”(090811Y)有限的居住空间将“代耕农”的大部分时间锁闭起来,与世隔绝。而将棚户建于耕地之上完全是为了平时农业劳动的方便。这种“劳动—生活”一体化的生产形态,完全不逊于将“空间范畴”整合至资本生产中的工厂运作逻辑,{31}它能够近距离地良好结合劳动过程中的时空安排,而不浪费一点时间。

  “工农结合”的情况不仅体现在棚户下所居住的家庭成员的职业结构上,而且体现在很多“代耕农”自身的劳动历程上。在“代耕农”所经历的 “离乡—劳动—回乡”生命历程转换期间,中间的阈限过程——即“劳动”存在着多样化的表现,例如经历“离乡—工厂打工—耕作—回乡”的转换组合。在X村84户“代耕农”中,41户(每户至少有1个劳动力)有在工厂打工的经历,11户有在工厂外务工的经历。这41户“代耕农”不在工厂做工而去务农,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年纪太大,在工厂所需要的“活劳动”年龄限制之外,这种类型的共计19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老了去工厂没人要”。这一类型最能体现资本的残酷性:被资本压榨后并被抛弃的“活劳动”,在工厂之外却用剩余的劳动能量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二是劳动者在“工厂政体”内“不自由”的体验导致了他们对“工厂政体”的逃逸,这样的“代耕农”共计15户。他们认为“种菜”比“打工”自由(但与此同时,却给自己挖了一个更加苦累的劳动陷阱)。三是由于一些较为年轻的“代耕农”生育后,无法或“不舍得”托付子女的养育,而工厂内的时空限制了劳动与养育同时进行的可能,遂在工厂外的农田中开辟一个集家庭生活与劳动生产于一身的空间。这种类型的“代耕农”共计7户。综上三类,分别是因为劳动者的年龄、情感和家庭与“工厂政体”之间出现不兼容状况而导致“活劳动”与工厂的“分裂”,但不论是经历哪一类劳动转换的“代耕农”,他们的命运都曾与“工厂政体”紧密相连。而在遭遇了工厂“霸权”的支配之后,他们又在工厂之外默默地建立了一种“自我生产政体”,继续为工厂服务。

  2. 劳动现场的成本投入、土地安排与蔬菜生产

  珠三角水系发达,土肥地阔,再加上四季相对高温,适宜种植蔬菜。然而,对于长期耕作于内地的农民来说,他们所掌握的是家乡的乡土知识体系。一些“代耕农”初次来到珠三角耕作,往往因为不熟识当地的土壤、水文、天气,使得传统农业知识在当地的使用出现阻滞。这导致“代耕农”在地域转换进入“阈限”期耕作后,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来掌握关于当地耕作环境的知识体系。如果说这是“软性”的生产成本,那么还有许多“硬性”的成本,例如购买生产工具、运输工具,棚户建设费用,地租、押金等等,每一户初次来珠三角的“代耕农”首年投入都在15000元以上。

  既然投入了大量经济成本,那么所有的收入来源完全指望着土地产出,精心安排土地便是一项重要工作。每户“代耕农”所租来的土地被细致地分成十几乃至几十个小块,以分配不同类别、不同成熟期的蔬菜。这些土地分块的安排完全基于下面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必须消化夫妻全天所能分配给劳动的全部时间;其二,种植土地的翻耕、播种、维护、收获必须能够合理的配合,需要保证每天有所收获。

  图2展示的是H叔夫妇4亩土地的劳动现场。棚户只占很小一部分土地。一共挖了4条水渠,均可以通行小型喷灌机。整块土地被分成25小块——实际上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还可以分成更小、更多的地块。土地上总共种植了十几种蔬菜作物。整块土地可以重新类型化为四块:A. 种子区;B. 幼苗区;C. 成熟区;D. 收获区(不同的劳动时间分配给不同类型的地块),每种作物都有从种子区到收获区的不同分配。这种农作物种类的分配,让我们看到了“农民企业家”的影子——为了应对市场不同蔬菜种类销售需求的理性选择。多种蔬菜类型的安排,可以结合他们对市场的观察,展开他们每日的收获策略。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土地安排会随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

  然而,这种主体性策略的发挥将受到巨大的限制。一方面的限制来自天气。“代耕农”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活劳动”,让土地实现产出,但是任何一场天气灾害都能够轻易打破这种土地安排,迫使“代耕农”重新翻耕土地。另一方面的限制源自市场。“代耕农”必须通过市场使自身的“活劳动”转变为货币。然而,市场是主体“理性”的最大限制者。首先,市场通过制度限定“代耕农”在市场的销售时间——X村“代耕农”在离该村最近的市场销售蔬菜的时间不得超过早晨8点,8点之后的蔬菜销售由市场内部的菜贩完成,而他们需要打理土地,不可能分配多余的时间、精力、经济成本去延长销售时间。其次,由于“代耕农”的蔬菜主要销往工厂饭堂而非零售,而且蔬菜很容易在一天之内变质,一旦错过大主顾,他们就面临蔬菜销售不出去的风险。第三,工业市场的波动导致工人总数的变化使得蔬菜销售云波诡谲,例如,2008年金融风暴的发生,导致2009年“代耕农”经常将销售不出去的蔬菜倒往垃圾场。所有的市场风险由“代耕农”自身承担,而市场又完全是与工业的生产周期相勾连的:在生产效益好、工人数量多时便是“代耕农”收益较好的时期,反之收益下降甚至负成本运作。

  3. 每天的劳动过程与“深翻”耕作

  土地安排与劳动时间的安排深深结合在一起,进一步体现“农民企业家”的理性本色。表1列示了H叔夫妇一天的劳作时间安排。{32}一般来说,凌晨的劳动时间主要在土地与市场之间;上午的劳动时间主要在种子区与幼苗区里;下午的劳动时间主要在成熟区、收获区。土地安排与劳动时间的结合使得“活动劳”没有一点浪费劳动时间的机会。

  将表1每列的内容都以“工作”命名,是因为“代耕农”即使在对自身休息的时间安排上,也完全是出于将劳动时间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紧密配合的考虑。从表1中可以明显看出,空间与时间紧密结合,这种不同往常的农业生产逻辑使得“代耕农”完全沉浸在自己设定的劳动框架里,每天24小时安排得满满当当,其中有将近15个小时处于劳动状态之中。在这个小农场王国中,“代耕农”自己监督自己的劳动,将自己的身体规训成只能劳动的机器(休息只是为了下一步劳动储备能量),剔除了其他社交生活的可能性——这种时空安排很大程度上让他们绝缘于社会生活。这不是福柯所说的任何外在暴力所直接导致的“规训”,而更加类似于一种“自我规训”。传统的农业耕作绝对不是这种状态。当问及一个“代耕农”在X村种田与在家种田有何不同,他的回答是:

  

  在家里没这么辛苦啊,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有菜收。在家里你要是太勤快了,反而有人会说你不懂得玩,当然也不能太懒了。在家里,农闲的时候就休息、玩,而在这里只有农忙。但是也只有在这里,蔬菜才能卖得出去。(090908W)

  

  对劳动现场的时空安排就是“代耕农”为自身所设定的身体“规训”框架,以利于对自身“活劳动”的“压榨”。这种有违传统的劳动框架不仅“压榨”自身的“活劳动”,而且“压榨”租来的“死土地”。这一点体现在劳动过程的其他细节上,为了节省经济成本,“代耕农”更多使用单一的化肥而非复合肥料。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在当地的耕作是暂时的,而不像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那样,需要秉持年复一年的可持续耕作观念。在X村的菜地里,可以看到一条条又宽又深的沟壑——挖掘这种沟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排灌方便,也是为了将较为肥沃的深层泥土挖出来,覆盖在表层上,增加地肥。这极为类似于韩丁(Willam Hinton)笔下的“深翻”所指的现实耕作场景。{33}阈限期间的过渡思维使得“代耕农”劳动过程中不计一切耗竭地力并最大化地“自我消耗”,这是“近阈限式耕作”的重要特征。

  4. 劳动过程中的身体与情感

  紧凑的劳动过程与职业本身决定了“耕作姿态”。“代耕农”的自我规训除了体现在有限而泾渭分明的时空安排上,还体现在身体与情感上。“代耕农”在对身体的自我规训上,由于精耕细作的要求而限制了劳动姿态的多样性,主要采用“低位”的劳动姿态。在有限的土地上,主要劳动的姿态只有站立、弯腰和下蹲。站着的劳动包括翻土、除草、挖渠、洒水、喷药、采摘瓜豆类的蔬菜,而实际上前3种工作中加含了很多弯腰的时间。蹲着的劳动时间远远超过站立与弯腰:播种、移栽、清除杂草与螺虫、采摘叶菜、洗菜乃至市场销售蔬菜时都较多地以“蹲位”姿态出现,这些都是相对频繁且重要的工作。一般来说,种植叶菜的“代耕农”每天蹲着劳动的时间超过全天劳动时间的一半。这种“低位”劳动姿态还类似于他们在棚户中生活的姿态:一些较小棚户中有限的空间导致他们只能蜷缩弯腰进出。苦累的姿态与在劳动过程中耗费的其他“活劳动”一起,通过土地产出将劳动产品输送至“世界工厂”的消费群体之中。

  劳动过程中有违常态的耕作方式,不仅使得身体遭遇自我的强力驯服,而且使得劳动者的情感世界陷入了同样“低位”的体验。例如,“代耕农”在本地人面前经常是一幅“低声下气”的姿态。面对本地人的斥责与藐视时,他们用沉默与顺从来代替反抗。在平日的劳动状态里,夫妻双方也没有太多交流,基本以一种“哑语”式的行动来达到劳动过程中夫妻分工的默契。“代耕农”对情感反应的最大特征便是“孤独”,“边缘化”的耕作方式造就了“世界工厂”中一对对孤独的“庄稼汉”。

  

  整天都是种菜,哪里有时间聊天……我和我老婆每天都没什么话说,她干她的,我干我的。(090823Z)

  

  (二)边缘化、传统关系的破裂以及流动的生产政体

  “代耕农”的劳动过程体现了不同于以往农业生产方式的“反结构”式阈限特征。这种阈限特征不仅体现在劳动过程的时空安排与生产细节上,而且体现在“代耕农”在阈限结构内的交往关系上——他们在X社区中有明显边缘化的特征。另外,虽然新近的劳动过程研究显示族群关系在劳动过程中被劳动主体和资方利用或反利用,但在“代耕农”这种“自我生产政体”上,族群关系却由于微观市场竞争以及宏观工业市场导致流动生产的原因,出现不断走向破裂的现象。 

  1. 族群关系的聚合与破裂

  亲缘、地缘关系虽然提供了行动上的方便与心理上的慰藉,但他们却是市场上潜在的竞争对手。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市场上的货币关系也将会冲淡乃至拆裂这些传统的纽带。

  案例1:广西柳州的何叔从军队转业之后就一直在家务农。2001年,侄女与侄女婿在里溪村与人一起承租了一片耕地,人手不足,邀请何叔一起来里溪种菜。何叔和他妻子欣然前来。由于他不仅不熟悉当地天气、水文与土壤,而且缺乏种菜的技术,在开始耕作的一两年里,困难颇多。诸如土地的安排,蔬菜生虫了打何种农药,都没有相应的章法以对。本寄希望于侄女和侄女婿,但他们经常含糊以对,并不愿意帮忙。侄女婿在给蔬菜配置农药比例的时候,会用粉笔在地上写上相应比例。但一看到何叔想要看他的“配方”,即刻用脚擦去。最后何叔还是通过自己不断的调试,以及在蔬菜销售市场与一些人的谈话中得到指点,才慢慢地学会种菜。(091002H)

  案例2:何勇来自广西柳州,年仅27岁,是里溪村最年轻的“代耕农”。2009年初,何勇的叔叔在里溪村租来35亩地,邀上何勇以及几户老乡,合聚而耕。由于年轻,没有太多农业知识。一次蔬菜生了大病,去向叔叔讨教,结果不仅没有得到答案,暗地里还听到其叔叔说:“多一个香炉多一个鬼。”最后还是因为在市场上认识了上述案例1中的何叔,几次得到了何叔的帮助,渡过一些难关。(090912H)

  两个案例说明,从某种程度上说,诸如亲缘、地缘这样的传统强关系,在“近阈限式耕作”过程中,输给了在市场上的一些弱关系。不仅如此,一些关系在市场竞争的催化下发生了变异,走向分化乃至敌对。市场这个因素,如同波兰尼所早就看到的那样,将劳动力、农产品与土地货币化,使得人与人之间失却了传统社会中温情脉脉的联系。市场所导致的族群关系的不稳定更加凸现了“代耕农”自我独立生产的特性:使得其劳动过程或生产形态不似传统耕作那般具有社会结合的特点,而是走向“原子化”。

  2. 在本地社区结构中的边缘化

  “代耕农”与本地人之间的行动交往,最频繁的发生在土地出租时期。每隔3至5年,X村就会对耕地重新分配,对每块地划好面积予以出租(实际上很多块土地面积都不足额,因为丈量的时候一般会将沟渠、河涌、道路一并算入)。如果某户“代耕农”想继续原地耕作,或者看中了某块好地,一般会给本地的生产组长打好招呼,塞个红包。押金必须在耕作前交齐,否则不予耕作。土地出租之后,两个群体的交往基本上就进入“绝缘”期。虽然偶尔有本地人直接到菜地里买菜,但是大部分本地人会规避这种接触,到市场上买菜,原因是他们“没有必要和外地人有太多交往”。不过,一些“代耕农”却给出了另外的说法:“他们因为天天看到我们打农药、浇粪,嫌我们的菜脏,实际上市场上卖的菜也是从我们这里批发出去的。”

  在心理态度所涉及的层面上,“代耕农”受到本地人的鄙视,有时甚至是辱骂。由于很多菜地邻近本地人居住的社区,本地人经常会闻到刺鼻的农药、农肥气味,经过的时候经常“骂骂咧咧”。从下例可以看出“代耕农”在当地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地位。

  案例3:陈叔的耕地位于水泥大路旁。有一次他从附近的养猪场以低廉价格购得了一车猪粪,用来肥地。粪料直接卸在路边。一些本地人不仅直接破口大骂,而且找到他,让他一天之内处理掉。陈叔没有办法,只有将粪挑到自己的棚户旁边,再慢慢地将粪料匀到土地里。(090910C)

  这是“近阈限式耕作”的直接后果。“代耕农”在当地社会结构中没有身份,没有权力。他们不仅受到当地人的制度性支配(如土地出租规则),而且在心理层面上也一样受到排斥,全面地处于当地社会结构的边缘。

  3. 工业市场的支配与流动的生产政体

  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与地方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后者为前者服务并被前者主宰——在资本周期运作顺畅时,能够提供稳定、庞大的工人消费群体时,本地人将提高地租,增加“代耕农”租地的难度,甚至经常以工业征地为由中断合同收回土地。对于“代耕农”来说,土地租金、押金的价格规定、市场的销售时间规定构成了其所需要面对的地方制度,但是工业市场直接决定了这些地方制度的生成。

  在劳动过程中,“代耕农”除了受制于地方性制度,最大的制约来自于工业市场本身。工业市场不惟在购买劳动产品的环节出现稳定性的摇摆,而且有时直接触动“代耕农”这个微小生产政体的根本。由于“代耕农”自身不具备对所使用土地的固定权利——土地的租赁权随时会因为其不可预知的工业市场扩张(如新建工厂)的征地行为而丧失。据“代耕农”反映,在一些征地过程中,他们除了能够得到退还的租金与押金,得不到任何青苗补偿。这样一来,土地上种子区、幼苗区的生产成本与部分棚户建筑成本瞬间付诸东流。

  除此之外,工业市场对“代耕农”的支配还体现在其与地方制度的结合之中。X村耕地出租制度规定每一轮的租期是4年(有的村民小组规定5年),这就意味着“代耕农”必须交齐4年或5年的押金。但是,工厂并不能保证每年都有稳定甚至更多的工人数量。X村“代耕农”大多是在2008年初签订租地合同,而在当年年末爆发了金融危机,工厂中工人数量骤减(甚至有的工厂倒闭成为“空厂”)。在这种状况下,不仅极大影响了蔬菜销售,又使得一些“代耕农”进退两难:已经预交了4年的押金,土地上投入了过多的生产成本,这两点原因都使得“代耕农”一旦撤离劳动现场就面临血本无亏的风险。

  由于工业征地、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的支配,很多“代耕农”都有流动耕作的经历,形成了大量辗转于珠三角的“流动生产政体”。在广州、深圳等消费人群稳定的地方,耕地租金居高不下,但即便如此租地市场也供不应求。由于工业扩张的挤压,使得“代耕农”不断被挤出这些核心工业地带,流入珠海、中山、惠州等地。在Z市,每年都会出现来自广州、深圳的“代耕农”,并且在镇与镇之间也有流动耕作的现象。这种流动的状态不仅直接考验了“代耕农”之理性的稳定性,而且造成了“代耕农”对土地的恶性利用。由于清楚自身不会在某块土地上长期耕作,以致在劳动过程中更加不会爱惜土地,而是竭尽地力。

  由此可见,资本并不只是出现在“代耕农”向他们交接劳动产品的时候,即使在劳动过程中,它也随时可能作为驱逐的力量而出现。布洛维所说的霸权力量不独附体于“工厂政体”,在资本监管视野之外却服务于资本的劳动者身上,霸权依然存在,只是借助地方性制度隐藏起来了。

  (四)小结

  特纳总结了“阈限”的基本特点:“(在阈限期间)他从本族文化中的一个领域内通过,而这一领域几乎不具有以前的状况(或未来的状况)的特点。”{34} “种菜”无疑是传统农业中的一项工作,但是完全作为一门职业却是现代工业市场导致的,正是因为如此,使得转换时空的劳动主体与劳动过程的特征都是“反结构”的。在上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在表2中比较了传统农业耕作与“近阈限式耕作”的主要不同之处,以突出劳动主体的颠覆性阈限特征。这些阈限特征,不仅体现在静态的劳动主体与结构位置上,而且体现于建立“自我生产政体”的劳动过程之中。

  “代耕农”身上最显著的主体性特征便是“理性”的发挥。从使用土地、施肥以及对自身的劳动安排来看,“理性”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代耕农”将自身隐藏于农田之中,并将劳动时间安排进白天与黑夜,造成了特纳所说的“结构性隐身”(structural invisibility)。{35}作为近似于“阈限人”的“代耕农”,其社会特征是不清晰的:他们“逃逸”出了原先所属的社会结构,却没有融入进当地的社会结构。“阈限的实体即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换言之,他们处于一种“反结构”或者说是一种“无结构”的状态。在耕作当地,“代耕农”没有地位、没有一个平等的身份可供其与本地人交往。“近阈限式耕作”的生产方式也并不能提供交往时间。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权威表现出“驯服”和“沉默”,可谓处于许倬云所说的“礼法的边缘”。{36}他们与本地人没有“道义”与“情感”的交流,这是“礼”的边缘;在土地的租让及其租金制定的规则上,“代耕农”也没有发言权,更毋庸说他们在当地有其他社会保障,这是“法”的边缘。“代耕农”处于当地社会结构的“断裂之处、边缘之处以及底层之处”,好似一个由孤独者所组成的临时共同体,几乎独立的农业生产占据了生活系统的大部分光阴,不论是在群体之内还是群体之间,平时相互偶有往来。这种耕作行动即波兰尼(Karl Polanyi)、戈兰诺维特(Mark S. Granovetter)所说的“脱嵌”的经济行为。{37}

  表2显示了“代耕农”的种菜职业与传统农业耕作的天壤之别。这些“反结构”式的特征不仅来源于“阈限人”的理性最大发挥,也源于工业资本——导致了劳动过程的紧凑安排以及流动耕作状态。从劳动过程来看,“代耕农”与工场中的工人截然不同:他们在工厂之外进行劳动,自我设定劳动框架,并进行自我监督,权责自负(这便是笔者所谓的“自我生产政体”的基本形态)。劳动主体最大化消耗自身,并对自我设定的劳动框架持绝对“同意”的态度。而资本在劳动过程中似乎消失,却又无处不在——它不仅出现在劳动产品的交接处,也可能以“驱逐”的面孔出现在劳动过程之中,造成了“自我生产政体”的流动。

四、结论:自我生产政体与延伸的霸权

  布洛维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的进程中,伴随劳动过程、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国家四个层面不同的转变与结合,“工厂政体”从专制走向了霸权。正是这种霸权导致了“活劳动”对“自我剥削”的同意:通过建立内部诸如“赶工游戏”之类的制度安排,使得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参与到对自己的剥削情境中去。{38}一些学者鉴于布洛维充分以阶级优先原则对“制造同意”的影响,又在此基础上充分加入诸如性别、族群等外生变量对劳动主体制造自我“同意”的关注。在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中,这种关注甚至走向“野外”。而通过本文的经验材料展示可以表明,在笔者所指的“自我生产政体”中,存在着更为严重的“活劳动对自我剥削的同意”。不过,“工厂政体”与“自我生产政体”中的“自我剥削”,在发生的情境、主观的实践感受与被支配的形式上有所不同。第一,“代耕农”的“同意”不像工人那样,通过“工厂政体”在劳动过程之中产生,而是主动地、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也就是说,薪资劳动者需要工场中的霸权直接刺激才会“同意”,而“自我生产政体”通过对理性最大化的要求以及——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前者在有形的工厂或明确的劳资关系下产生,后者在延伸到工厂、劳资关系之外的霸权支配下产生。第三,“自我生产政体”劳动的参照对象不是他人而是自身,简单说他们不像工人那样相互参照“玩赶工游戏”,而是每天与自己竞赛。与充满“硝烟”或劳资双方暗中博弈的劳动场域不同,作为“自我生产政体”的“代耕农”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劳动框架,并在这个劳动框架的时空安排中充当自己的管理者、监督人,“以自律的方式实施自己对自己的规训”{39}。当资本家需要想方设法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时,“代耕农”却自觉地延长劳动时间,以使自己产生占有劳动剩余价值的错觉。他们看似是掌握自己劳动与命运的自由生产者,一面以不同于传统耕作的方式日复一日地劳动,一面给自己建造更加紧凑的、更加“科学的”、更加使人失去人性的劳动监狱。

  寻求造成“代耕农”进行“自我剥削”的“同意”的答案,既需要从这种生产政体的阈限特征中去寻找,又需要从产生这种生产政体的根源上去寻找。毫无疑问,不管“代耕农”是直接来自农村,还是从“不自由”的工厂之中逃逸或被驱逐出来,他们从事“近阈限式耕作”的直接原因便是要寻找一种最适合自身实现经济理性的工作。从事这种反常的生产并“自愿”地投入最大化的“活劳动”,是期望得到应有的货币回报。之所以能够忍气吞声、“低位”劳动并以耗竭地力的方式耕作,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变态”的劳动过程只是他们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阈限”(或过渡),穿越这个“阈限”,他们就会回到正常社会结构或者另外一种“生产政体”中去工作。

  “阈限”只能部分解释“代耕农”在“自我生产政体”中的劳动态度,它无法解释为何他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上紧了发条式的劳动框架,为何需要将白天与黑夜的时间重新安排,为何“自我生产政体”不断地处于流动状态之中。这些问题,需要从产生这个生产政体的根源即“世界工厂”本身以及从工厂延伸出来的霸权之中去探究。

  “代耕农”对劳动过程的安排与反结构式耕作特点,受微观的蔬菜销售市场与更大的工业市场所支配。其一,微观的蔬菜销售市场上的时间限制与市场分割影响了“代耕农”劳动的时间安排。一方面,蔬菜市场规定“代耕农”必须在早晨8点之前完成,而为了保持蔬菜的新鲜,“代耕农”必须凌晨采摘蔬菜以衔接早晨的蔬菜销售;另一方面,蔬菜市场将销售分割为“整售”与“零售”,“整售”时间在8点之前,并且由“代耕农”在贸易大厅外空地上进行,“零售”时间在8点之后的全天,由固定菜贩在贸易大厅内完成。而“代耕农”由于土地上繁重的劳动安排,使得其不可能另辟时间进行销售。这样一来,劳动时间在市场的时间限制与分割下不得不重组。其二,蔬菜销售市场对劳动框架的影响,只不过是在工业市场正常运转前提下的一种常态性支配,非常态的工业市场对“代耕农”来说就如洪水猛兽一般。如果工业市场保持稳定的工人数量,不减员、不扩张,那么“自我生产政体”也能正常运转。在非常态的状况下,一旦工业市场陷入低谷或进入高潮,就将直接颠覆这些工厂外的微型生产政体的根本。在工业扩张征地的时期,“代耕农”必须无条件离开劳动现场,这也是造成“自我生产政体”不断流动的根本原因;当工业市场萎缩时(例如2008年金融风暴的来临),工人从当地市场的撤离乃至工厂的倒闭,直接使“代耕农”每日低价售出乃至丢弃自己的劳动产品,再加上前述的地方性地租规则的限定,使得“代耕农”对自己建立的小农场留舍两难。所以,面对工业市场中潜在的风险,“代耕农”在常态时期以一种“阈限”思维,更加卷入对自我“活劳动”的剥削,以“反结构”的耕作方式“深翻”土地,耗竭地力。

  从“日劳动量”来看,“代耕农”无疑是现代泰罗式的管理大师。“代耕农”最为清楚的是,采用传统的耕作方法不可能跟上工厂的消费需求,并且实现“农民企业家”的理性必须将自己的“活劳动”能量发挥到极限。如果要给予“近阈限式耕作”概念一个通俗的说法,那么可以称作是一种“变态的劳动方式”。像在工厂政体中那样玩弄“磨洋工”、“开小差”耍小聪明等“弱者的武器”是荒唐的,那有违从事“阈限”耕作的理性。这种极限式的劳动使我们对“分工”有新的发现。不同于机械化的、被分割的工人那样,“代耕农”的劳动过程确实是完整的:独立的完成蔬菜生产,劳动力之间的分工至多也是出现在夫妻之间。而每一个这种类似的自我生产政体都是基本相同的。但这并不是说自我生产政体不存在明确的分工现象。恰恰相反,分工以一种更加极端的形式,在单个劳动力身上进行裂变——“代耕农”将自身裂变成白天、黑夜不同时段的劳动主体,集合了工厂中黑白班两班倒的劳动种类。这种“变态的劳动方式”是布雷弗曼所说的“概念”与“执行”分离的反方向极端。

  “自我生产政体”使劳动过程走向“概念”与“执行”分离的反方向极端,却没有带来“权责自负”下“人”的复归,劳动过程仍以较为同质性的时空安排、“低位”的自我规训进行日复一日的机械化劳作。虽然这个劳动现场没有劳资间斗争、博弈的硝烟,却制造了对“活劳动”难以想象的自我压榨。与其说这种“同意”是“农民企业家”在传统小农耕作“惯习”上的自我改造,不如看作是从工厂中延伸出的霸权对“活劳动”的控制所致。

  由此可以看出,工业市场已经在整个“世界工厂”中形成了一种指挥棒式的霸权。当其本身利润下降或者遭遇风暴时,“自我生产政体”要么解体回乡,要么忍受“活劳动”较低的货币回报继续劳作。所以,资本家并不需要从所有的“活劳动”那里夺取对劳动过程的设计权,对于那些依附于工厂的“活劳动”,他们仅仅需要把住对交接劳动产品的“阀门”即可。只要“自我生产政体”没有和资本进行谈判的权力,资本就会将“概念”权和“执行”权一并交给劳动者。

  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第一,“代耕农”种菜行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农业耕作,是一种因工业社会而生的“反结构”耕作行为。第二,作为农业工人,“代耕农”没有土地资料、没有雇佣者,通过购买简单的劳动工具建立起一个个“自我生产政体”,并对这个生产政体的劳动过程持绝对“同意”的态度。第三,“同意”是由于“代耕农”处于一种“阈限”劳动过程之中以及资本的霸权支配导致的。工业资本通过影响销售需求、工人消费群体规模、工业用地等因素,间接控制了工场外“自我生产政体”的劳动过程与生存状态。霸权实际上无处不在,资本家在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所吸取到的养分绝对不仅仅是他们监管视野下的工人,他们在整个世界工厂的各个角落都可大开饕餮之欲。

  *本文的形成得益于麻国庆导师的悉心指点;此外,感谢谭同学师友的指教。本文得到了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东省农村区域差异与新农村建设模式比较研究”(编号:07JDXM72001)的资助。


【注释】

{1}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参见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潘毅:《工人主体性的实践:重述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Lee, Ching Kwan,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No. 3, 1995;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Hong Ko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2005。 {3}本文使用了“工厂”与“工场”两个概念,前者是指那些有实地厂房、生产线、机器且有明确劳资关系的工作地点;后者指更大范围内的、所有具备明确劳资关系的工作地点。 {4}珠三角的“代耕农”,共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耕粮农”,他们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与当地农民签订长期土地承包合同并代缴国家粮的群体;另一类是“代耕菜农”,以短期土地承包合同的形式承租土地种植蔬菜的群体。本文的“代耕农”仅指后者。 {5}参见陈海真、李颖欣、商春荣:《“代耕农”:“离乡不离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以广东省博罗县铁场村为例》,载《青年研究》2007年第7期;陈海真、商春荣:《从“代耕农”现象透视珠三角地区新型土地租佃关系》,载《广东农业科学》2007年第6期。 {6}胡俊生:《广东代耕农生存状况调查》,载《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第5期。 {7}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9 ~ 250、365页。 {8}黄晓星、徐盈艳:《双重边缘性与个体化策略——关于代耕农的生存故事》,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同注{7},第13页。 {11}参见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游正林:《管理控制与工人抗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中的有关文献述评》,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闻翔、周潇:《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12}同注{7}。 {13}Friedman, A. L., Industry and Labou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7. {14}Edwards, R.,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York: Basic Books, Inc., 1979. {15}布洛维:《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16}同上。 {17}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18}潘毅:《工人主体性的实践:重述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9}Lee, Ching Kwan,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0}潘毅:《工人主体性的实践:重述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 {21}闻翔、周潇:《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22}沈原:《“关系霸权”:对建筑工劳动过程的一项研究》,载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270页。 {23}同注{17}。 {24}Benson, S. P., Counter Cultures: Saleswomen, Managers, and Customers in American Department Stores, 1890-194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25}参见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潘毅:《打工者:阶级的归来或重生》,载《南风窗》总第333期(2007年5月1日);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7, Mar 1999, pp. 44-71。 {26}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7}同注{22},第214、215页。 {28}参见Schultz, T.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29}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傅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0}参见Wayne Elzey, “Liminality and Symbiosis in Popular American Protestant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43, No. 4, Dec 1975, pp. 741-756; Julie Greene, “Spaniards on the Silver Roll: Labor Troubles and Liminality in the Panama Canal Zone, 1904-1914,”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Vol. 66, Oct 2004, pp. 78-98; 乔健(编):《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传统与现代》,台北:立绪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 {31}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Storper, M. & Walker, R., 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32}每年的6月至11月,H叔夫妇基本上每天都这样劳作,只是到了11月之后,由于蔬菜生长的气候改善,不需要半夜起来收菜。 {33}韩丁:《深翻》,《深翻》校译组译,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34}同注{29},第95页。 {35}同注{29},第171页。 {36}许倬云:《社会的底与边》,载乔健(编):《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传统与现代》,台北:立绪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6页。 {37}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Granovetter, Mark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pp. 1360-1380, 1973。 {38}同注{15}。 {39}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7页。

责任编辑: 郑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