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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白日梦和日常生活之间

——李红《和自己跳舞》

钱 颖

  纪录片一向是一个关注日常生活的电影样式。然而,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各种微妙感受和心情,非但不容易直接被摄影机捕获,连当事人也很难表述完全。如何用摄影机开拓物质世界里的精神空间和遐想天地,是每个纪录片制作者在作品里要回答的问题。《和自己跳舞》(片长60分钟)由李红在2001年完成,描写在北京东单公园里跳交谊舞的一群市民的情感生活。李红通过舞蹈这个媒介进入舞者的精神和感情世界,而这些业余的舞者们也通过肢体语言向摄影机曲折地演绎自己朴素生活中的梦想断章。 舞蹈和电影这两个媒介珠联璧合,仿佛一张大网,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诗意收于其内。

  李红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初始时期就十分活跃的女性导演,1997年完成第一部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回到凤凰桥》,描写四个从安徽省“凤凰桥”来北京的打工妹的生活和梦想。影片呈现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惺惺相惜、亲密无间的姐妹关系,和女性导演对女性问题的由衷关注和精确把握,获得1997年度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与《回到凤凰桥》里外来妹身陷贫穷和性别两重困境这样沉重的主题相比,李红的第二部作品《和自己跳舞》讲述的是与作者地位平等的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因此摄影机和人物的沟通更为自如、有创造性,拍摄风格也更轻巧幽默。影片开始,李红将摄像机架在东单公园里,液晶显示器反转,让镜头中的人物能同步看见自己被摄下的形象。于是舞者们纷纷把摄像机当作镜子,或“搭起架子”走舞步;或打量自己的五官、发型、脸上的皱纹,对镜头里的自己评头论足。

  在此跳舞的这些中年人,各自生活中有种种不如意。教舞的吴老师是餐厅下岗员工,丈夫长年失业,经济拮据。俞先生是大楼暖气房工人,和妻子感情不和,到舞场上来寻找安慰。俞先生的舞伴郭女士身患红斑狼疮,丈夫因制造假币被判刑11年,她带着儿子与丈夫的姐姐一起生活,妯娌之间为生活开支问题彼此心怀不满。面对日常生活的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跳舞成了他们暂时摆脱人生困境,体验人间平等、简单和亲密的感情交流的一个途径。吴老师教学生:“眼睛往前看,即使前面什么也没有也得往前看,要做到目中无人。”一个眼神,道尽一种独立世间的个人姿态。清瘦的老年舞者,向镜头描绘他想像中的古欧洲宫廷中,以一曲华尔兹定亲的故事:“没有电灯,宫里点着好些蜡烛,国王、王后、王子一家子,请好多个公主来给王子相亲。王子和公主不能说话,就光跳舞来感觉对方的仪态。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儿,但也要温柔;女士呢,要有仪态,柔中带刚。”舞蹈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势均力敌的较量和温柔文雅的配合。舞伴之间的默契境界,对这些舞者来说,远超过生活中的夫妻关系。舞者们说:“找一个好舞伴,要比找个结婚对象难多了。结婚不过是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就在一起过日子。”而没有相互的感应和欣赏,却无法成为出色的舞伴。舞蹈成为了这些中年舞者向往理想爱情的最后阵地。

  除了作为舞者发现自己的镜子和表演自己的舞台以外,李红的摄影和剪辑本身也极富表演性。正当俞先生讲到和太太不和,对教跳舞的吴老师情有独钟时,忽然从画外飞进一只鸽子来。摄影机将鸽子和俞先生同时框在画面内。“你是在拍我呢,还是在拍鸽子呢?”他问。“鸽子和你一前一后,你清楚了,鸽子就虚了,鸽子清楚了,你就虚了。”李红在摄影机后回答。他紧跟一句:“我就是鸽子。”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在这一瞬间共享诗意。另一场景中,交谊舞练习正在进行,忽有踏着正步喊着“参加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令的市民方阵走过,李红顿时持机跟随这一幕革命性身体语言的重演。在影片中,李红还几次自由剪入革命歌曲和老电影的闪回。这些闪回和重演,指向舞者身体里隐藏的历史回忆,也反思我们身体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我们依赖身体感受、记忆、表达、抗争,而我们的身体也不停地被社会、政治而修塑。身体表达个体,反映社会,游走在梦想和现实,自我和他人之间。

  舞蹈是身体的艺术,舞者通过眼、手、肩、背、腰的动作,来表达个人心志和情怀。正因为它的个人性和肉身性,跳舞往往被视为破坏家庭的不稳定因素。郭女士丈夫的姐姐对着摄像机痛心疾首地诉说弟妹的不是:“自从我弟弟进了监狱,她开始化妆跳舞,偷偷带了香水出了门往身上洒。这些都是不正常迹象。”一个尚未结婚的年轻男性舞者说:“我以后那‘家里的’,如果想要跳舞的话,我是绝对不同意的。日久生情,两人不跳出些故事来,世界上就没男人和女人了。”俞先生在他工作的暖气机房里边练舞步边承认,自己是因为和妻子性生活不和才开始跳舞的,而“过去我看到那些跳舞的人,就把头别过去,根本不愿意看他们,觉得去跳舞的没一个好的”。在此,女性导演李红没有着急地下任何结论,她只是默默地注视着这些在社会生活和个人梦想之间舞蹈的人们。 (图片为本纪录片截图)



大楼热气间工人俞先生在地下室练习舞蹈

俞先生和他太太过着拮据的生活


俞先生对李红说,我是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