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10年第11期 >> 正文

艾滋病、“现身”媒介的合法性与权利行动的可能*

——基于《人民日报》与都市报{1}的文本研究

吴畅畅 贾 佳

【内容提要】 在中国,“同志”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媒介议题,作为性存在的一种方式,同志得以“现身”传统大众媒介,往往与某个固定化了的范畴相互勾连,而这些范畴随着时间(历时性的变化)与空间(不同地域)的变化,成为不同的连接点,连接作为群体的同志与国家话语。因此,本文力图透过《人民日报》(1949 ~ 2009)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都市报、周末报为代表的市场化报纸等媒介文本,梳理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两类报纸勾连同志与国家话语的诸多连接点及其差异,以及这些变化背后深刻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本文的写作计划及其几个重要概念。一开始,在介入这些媒介材料之前,笔者的一个假设是:以同志{2}运动为例,寻找媒介{3}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中国模式。这个任务先验地预设了同志{4}平权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哪怕是以非法、地下或者独立的形式,但无论从运动主体、行动还是表达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并不存在蒂利主义式的同志(权利)运动,在此亦无需进一步讨论前互联网时代中同志组织的建立与策略发展的详细情况{5},现有的大量论述将焦点放在了互联网对同志身份 / 认同形成的作用上,这是建立同志社区与组织的重要前提。{6}笔者也同样讨论过互联网作为替代性媒介(alternative media)对于推动同志线上集群性运动的微弱可能性。{7}因此,笔者主张使用“同志权利行动”(activism)来试图描绘中国同志从分散、隐蔽的个体到权利诉求群体的演变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是如何制造出不同的连接点,以迎合体制内的要求,或者对同志群体的形象塑造有所助益? 

    林芬与赵鼎新曾以2003年反怒江建坝运动与2007年反厦门PX项目事件为例,指出改革开放以后霸权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记者对揭露社会问题与西方的同行相比有着更大的热情与积极性,更愿意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根源。{8}若此种论述的逻辑成立,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中国同志权利行动的发展过程中,大众媒介是否起到了这样的推动作用?大众媒介在处理性少数人群所持的框架(framing)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介商业化与新闻专业主义的驱力?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与国家 / 政府之间的裂缝让“同志”开始在大众媒介上“正面”现身?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比西方与中国,其媒介与社会运动的关系。

    国际上,大众媒介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型,80年代达到了顶峰,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领域内进行探讨。大众媒介与社会运动之间利用与被利用的权力关系成为了第一批研究项目的关注焦点,其基本前提如下:作为体制内的媒介(establishment media),报纸(以及广播电视)与处于体制外的社会运动是一对二元的互动体系(an interacting systems)。{9}根据Emerson提出的权力依赖理论(Power Dependency Theory)中“价值”(value)与“需要”(need)的共生模式{10},形成了政府对媒介、媒介对社会运动这两组权力优势(power advantage),并认为行动主义者与政府当局都会向媒体发出邀请。{11}

    这一阶段的文献大多强调了媒体在过滤社会运动方面所起到的作用{12},以及对社会运动所持的模棱两可的态度。{13}因此,若社会运动想要扩大其公共可见性(publicly visible),采取必要的策略进入媒介的报道视野(coverage)是关键。彼时的研究多半采行了“框架”(framing)理论与共意性运动(consensus movements)学说的交叉(intersectionalism)模型,很明显,这种中观层面的研究基于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完备因素,包括了运动组织、策略制定与长期规划,重点之一在于如何保持与媒介网络的友好关系而得到适当的曝光机会。

    在中国,这样的理论框架显然没有相同的事实经验做支撑,当代中国并不存在短期内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结构性与制度性条件,或者说,并未形成如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运动型社会{14},因此政府、媒介与社会运动三角关系中,作为特定的“历史复合体”的社会运动与媒介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与策略基本缺失,尤其近几年来瞬间爆发或者周期相对较短的民间群体性行动中,反而是部分纸质媒介(而非行动者本身)的能动性将这些地方行动的可见范围扩展至全国。这个事实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当代中国大众媒介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即基于欧美社会运动背景下两者间的二元互动模式只能转换成党—国体制下的大众媒介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驱动下对尚未成型的(如同志权利行动)或者零星的、偶然的、地方性的社会行动(如群体性事件)事实,周旋于底线{15}与公共性原则之间所做的可见性(visibility)努力。

    在这个模式中,首先需要阐释的是毛泽东年代与改革开放时期这两段截然不同的时间里,媒介与国家、社会、市场之间关系的转换,以及由此导致的媒介角色、媒介作为的变化{16},诸多研究表明,这些变化折射出了社会转型期间媒介的“表达性”现实(意识形态的规定)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裂缝,正是这种裂缝的存在赋予了媒介以能动性的实践,后者往往被表达为新闻专业主义这个相对中性的术语。只是,既然国外相关理论文献似乎都忽视了新闻专业主义在媒介报道社会运动方面的作用,这种忽视是否能用利希特{17}等人与舒德森{18}关于“专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谋”的结论加以解释?利希特等人1986年的调查揭示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阶级性,即“白人的、中产阶级的”,因而不论在“表达性”还是“实践性”方面,新闻专业主义都成为了既有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相反。

    与此有些不同,近几年来,我国的大众媒介(以部分纸质媒介为甚)在报道相关群体性事件、社会与民间行动等题材时,却有策略地周旋于如汪晖{19}对阿尔都塞的引述分析后所定义的由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为中心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及其政策、纪律等)之间,这种周旋随着媒介类型、事件、地区等变量而需要具体分析。{20}已有的相关研究都是基于爆发于基层的一般性公民权利行动,同志权利行动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第一,它并不会触及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内容,换而言之,这种具有“普世”色彩的权利诉求是不以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为转移的,它属于一个共享的“全球”项目,所以它与抗艾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一样,都被不同程度地“全球化”了,所谓“全球化”,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同类行动的本土经验会相互连接与影响,从而形成一个支持性的全球行动网络,这可以从国内许多地区同志权利组织的行动策略中看得很清楚。

    第二,中国同志权利行动的特殊性还在于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与性存在的关系{21}:新中国成立伊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所承袭下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被假定为以异性恋的、父权制的现代家庭制度为基础{22},男性之间的情感纽带(emotional bond)更易从政治上合理化为具有浪漫主义革命情怀的兄弟之情(brotherhood)或者同性情谊(homosocial)。而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出台以及贯彻实施为建立与保障社会主义(异性恋)家庭在政治制度中不言自明的(self-evident)地位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曾如此评价,“婚姻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的切身利益,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23},由此我们才能理解,缘何整个17年时期以及“文革”阶段,作为最高级别的党报媒体《人民日报》里没有一篇关于同性恋的新闻,哪怕在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报道数量按照每年统计也是屈指可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性恋可以与被设定好的范畴相勾连而“现身”于媒介,却因为与中国种族绵续的生育制度与传统家庭的基本三角模型{24}的相悖{25}(这在90年代的《人民日报》与都市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始终无法获得公开的政治讨论与媒介议程的机会,难以与其他权利诉求群体一般,获得正面的、去奇观化的媒介报道(2000年后情况稍微有些变化)。

    根据以上的分析,要探寻中国同志行动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关系,只能偏重于(纸质)媒体对同志及其行动组织的再现(representation)与可见性问题,即作为“大报”的党报与作为“小报”的都市报、周末报{26}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最早关于同性恋的大众媒介报道始于1981年)对同性恋的报道轨迹,当然这绝不是单向度的“可见”过程,它包括什么时候用什么词语形容这一不一样的(other)性存在,或者说,它如何成为被中介了的(mediated)性少数群体?同一词语在不同时期所勾连的意义是否有转变,它是否混杂着分离主义、商品化、(去)政治化、阶级化或者异性恋同化等因素?实际上,这种转变折射出媒介上“可见”的同志个体和组织已经成为意义上最不稳定、最容易受到修改、最脆弱的话语混合体(hybrid),这集中体现在国家、媒介报道与从各自分散、毫无行动意识到聚集于中国几大中型城市新兴的同志组织的同志权利行动的演变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其中,由于同志行动者在中国政治情境下缺乏与其他任何一方沟通与讨价还价的机会,因此,(“被”)公共“可见”或“现身”的机会就成为了大众媒介在这一力量不平衡的互动进程中维系其核心位置而可以牢牢掌握住的关键砝码。

    上述问题的提出构成了我们整篇文章的基本思路:20世纪80年代两类报纸(主要是《人民日报》)如何以社会性别越轨(gender-deviance)、作为流行疾病的艾滋病这两大问题再现作为性存在的同性恋,它是政治议题、社会问题还是文化现象?而后美国当代同志运动的平权理念与相关基金会的支持,使得国内同志个体与部分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所倡导的“公民权与(政治上)被接受”(civic rights and political inclusiveness)的口号反而成就了部分市场化报纸(而非《人民日报》)与党—国体制(而非与同志组织)讨价还价的机会,从而形成有限的进行社会性或政治性辩论的公共空间。所以,大众媒介的再现如何与文化上的“可见”以及政治上的“被接受”联系,它们之间是否产生区别和断裂点(disjuncture and rupture),若有,何时发生{27};其二,媒介再现的同志与他们日常生活和经历之间是否产生“断裂”,大众媒介的“可见”是否从不同的角度让同志“被看”,还是再现了同志的差异性,换言之,大众媒介“看”同志与同志期待“被看”的视角(vision)是否有重叠的机会?这些不同时期“去势了的”(castrated)可见性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它遮蔽了什么,为什么会被遮蔽,即“可见”与“不可见”之间辩证的转化关系凸显了什么样的媒介立场?

    在前述的研究框架基础上,笔者选择报纸作为主要的文本分析对象,原因有二:第一,毛泽东年代直至20世纪80年代,不管是以《人民日报》作为最高级别的机关报(日报),还是1978年之后出现的晚报类型,它们都是普及面最广的体制内媒介;第二,根据孙玮的追溯,传统晚报的衰落与都市报的兴起,背后隐藏的正是1992年市场社会主义全面铺展开后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根本性的变化,(西方)“现代性意义中的市民和都市是都市报产生的必要因素”{28},这一点能否成就都市报报道中国同志权利行动的能动性与自由度?

    我国同志权利组织与行动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李银河出版的《同性恋亚文化》第一次以相对中性的笔调描述了国外同志群体的生存现状与平权运动{29},也启示了国内同志组织对自身权利行动开展的“城市化”路线。更为紧要之处在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同志组织所强调的权利及其行动主义挂靠在自由、公民权利等名义之下,后者显露出1978年以后中国契入“全球资本和劳动力网络的市场经济”{30}情境下,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权利需求,而这种需求正是建立在与毛泽东时期 “集体主义”体制下“人民”相对照的基础之上,即改革开放与市场社会主义启动了中国逐渐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城市作为这个新的现代性项目的主要实施空间,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其锻造“(市民)社会”、扩大国家与社会的界限等要求,将会释放出庞大的、彼此互不侵扰的个人权利空间,而这种可能性正是中国同志权利组织建立与行动主义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这从诸多倡导同志权利的半官方的、知识分子的或者学术的著作中看得格外通透。{31}

    上述的同志行动(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基层公民权利行动)所强调的公民权利、自由、个人主义等普世性的口号十分接近孙玮所声称的中国都市报蓬勃发展的社会驱力{32},而后者是否因为这种逻辑上的相似性而将同志权利行动纳入报道视野之中?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具体分析,因为,此处体现的不仅是某种报纸报道的历时性演变,更多的还有空间性(地域性)的认知差异。京、沪、穗三地的都市报对同志权利及其相关行动的报道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差别,这将是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对象之一。

    对于报纸的选取,按照本文所接受的赵月枝对报纸的大致划分,“大报”(即机关报)与“小报”:我们将《人民日报》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对它做历时性的文本搜索,能察见到这份最高级别的政党大报及其背后的国家 / 执政党对同性恋所持的态度变化。笔者使用了复旦大学“《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全文检索系统”(1949 ~ 2009年),其中,以“同性恋”为关键词进行全库检索,得到相关报道数量168条,其中最早出现“同性恋”一词的新闻是1981年2月19日第7版《美国保守主义的派别》,最新一篇是2009年12月2日第6版《消除艾滋病的道德歧视》(人民时评)。

  第二套数据库系统是上海图书馆多媒体报纸库中慧科讯业报纸库的检索系统(1998 ~ 2009年){33},总共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检索工作:第一次以“同性恋”为关键字,以相关度为文章的排列顺序进行的,并没有区别报纸的发行地区或地区代表性报纸;第二次在前次检索结果中所发现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于艾滋病日(也即12月1日)前后,进行了两种方式的检索:(1)第一次检索时段为1998 ~ 2005年,具体月份缩小至每年的9月30日至12月31日(即艾滋病日前后),以“同性恋”为关键词对各大报纸进行检索{34};(2)第二次检索,选取京、沪、穗三大地区的都市报、周末报与青年报等市场化报纸作为个案进行对比分析,它们分别是:上海的《新民晚报》、《上海青年报》、《新闻晨报》,北京的《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

    本文的侧重点放在了大众媒介上:不同类型的报纸在不同时段如何将“同志”现身出柜,同一时段不同地域的报纸在报道“同志”议题上是否存在差异?很明显,近几年来,在报道国内群体性事件或者基层 / 民间权利行动上,报刊媒介的策略与机动性要远远高于电子媒介,此处讨论其原因并非题中之义,但是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反映在大众媒介对待同志权利组织建立与行动开展的态度上:京、沪、穗三地的都市报诸如《北京晚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对同志群体现状以及权利诉求的报道思路已远远超出官方所规定的连接点范围,颇有深意的是,这种在官方口径底线游走的“越轨偶然性”(deviance of contingency)是否能被视为如潘忠党与陆晔对国内新闻专业主义分析时所引用的德塞都式的“策略”与“游击”{35}呢?这是需要思考的地方。 

    耶鲁大学历史系Chauncey在其博士毕业论文《Gay New York》中以报纸、出版物、广告以及传单等媒介材料击破了长期流行于(美国)历史学界关于同志研究的三大神话,以知识考古学的态度描绘了一幅在同志解放运动之前已然形成的同志生活世界。{36}当笔者在翻阅所搜集的对同志的相关媒体报道时,发觉到虽然同志群体在都市报,哪怕是《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党报中的再现形象,也都经历着一个历时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大而化之的“污名化”就能一语概括的,何况再现形象的日趋中性化与学术化反而给同志权利行动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智识堡垒,其中,一线城市的都市报对同志群体所持的专业主义立场尽管有限,却在持续试探底线的过程中传达了性少数群体的权利诉求,从而跳出了国家给定的抗艾防艾的健康传播框架,同时也向我们昭示,部分学者与行动者对(报纸)“媒介污名化”处理同志议题的结论本身也是一种想象大过于实证的“污名化媒介”的认识论误区,至少它可以顺理成章地导向“另类媒介”的生产与经营这样一条因果关系的思维上去。

  因此,本文旨在以同志“(在媒介)现身”这个特殊个案为例,探索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政党“大报”与强调“市场化”维度的都市报在“底线”原则的基础上,其发挥能动性的弹性空间到底有多大?在被公认的“媒介污名化”的学术神话背后,媒介是否建构了一套悖论式的同志权利话语,它既在官方话语之外,又身处官方话语之中?而这一单方面的媒介作为是否对同志权利行动有所助益,还是双方各说各话,各自画地为牢?

  这一部分着重分析《人民日报》从1981年至2009年对同性恋的报道模式,因为选取的样本《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没有一条关于同性恋的报道。{37}《人民日报》在中国报界的正统地位有助于我们对其将“同性恋”现身出柜的话语做阿尔都塞式的症候性阅读,正如哈珀林(David Halperin)指出:

  

    我们越是了解控制陈述生产(control the production of statements)的话语规则与机制,我们越容易在特定的信息中察觉所发生的状况,哪怕没有明确的语言指示(linguistic indicators)。{38}

  

    可以察觉到,《人民日报》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相互矛盾与易变的关于什么是同性恋 / 异性恋的定义不停地涌动流窜,前一时期(对同性恋)的概念有可能影响着新出现的分类与范畴,这其中暗含着叠加、前后相承、取代与收编(co-optability)、模糊的进步主义、脆弱性、自我异化等复杂的修辞策略{39},很难说这是官方传统中同性恋恐惧,也许更是一种“无知”状态下同性恋厌恶事业战略的一部分。整个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1992年以前),同性恋见诸报端的连接点有二:资本主义与西方文化的产物,以及艾滋病。前者是彼时流行的本质主义式的媒介操作方式,认为同性恋是(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的产物(1984年3月7日,请注意时间,在“三八”妇女节前夕);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后精神文明空虚的体现,社会主义的神话、异性恋家庭的荣誉感、对西方个人主义哲学的积极弃绝以及近乎极端主义的政治话语相互交织,语带光荣地佐证了中央政府提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决策的政治正确性(《〈美国之旅〉后记》,1984年2月10日;《访影城好莱坞杂感》,1985年11月19日;《自由城腐朽拆不得》,1988年1月3日)。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9月2日题为《限度》的这篇报道: 

    所谓“同性恋”,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丑事。中国人连说都说不出口的这档子事,美国有些人却认为这是天赋“人权”,谁也管不着。一些大城市里还有“同性恋俱乐部”、“同性恋浴室”,堂而皇之地为这些人提供方便。美国是一个以“自由”立国的国家,大家都讲“自由”,要“自由”,同谁过性生活更是个人“隐私”,“自由”得很,不容过问。今年上半年,一名警察去逮捕一个犯刑事罪的人,发现此人与另一个人正在搞“同性恋”,便把两人一起逮捕,结果被控侵犯人权。法院最后判决:“同性恋”是“不道德”行为,警察无罪。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法律上判定搞“同性恋”不合法的第一个案例,引起许多“同性恋”爱好者举着标语牌上街抗议。

    由此想到,世界上许多本来是好的事情,如“自由”,也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事情就要走向反面。两百多年来,在外有两洋保护、内有充分发展余地的美国,“自由”发展到了极点,并且随着世界情势和美国国内情况的改变,渐渐同当代的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不能相容了。美国法院对“同性恋”的判决,表现出一种值得人们注意的趋势。

    它以同性恋为例,挑战了“自由”这个西方引以自豪的范畴所具有的看似永恒的普遍性。整个论述的起点是同性恋是私人的(private),属于少数人的“相公癖”(作者承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与美国60年代性解放运动(包括同性恋解放运动)所强调的“个人的即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公开现身”大异其趣。虽然作者没有直接声称这一口号(在中国)的无效性,却以美国第一起判定同性恋不合法的司法案例消解了这一口号在美国的有效性,其隐含的逻辑是,既然美国的司法体制都无法保障设定于西方“天赋人权”框架内的同性恋自由权利的合法地位,那么在中国,当国家权力介入对私人领域的控制,保障异性恋家庭的唯一性是正当且符合“全球”趋势(以美国为参照)的,“美国人的社交生活及道德风尚也正在发生变化,更多的人主张回到家庭的一夫一妻制”(《艾滋病在蔓延 各国积极预防》,1989年12月25日)。同性恋平权运动被作者隐晦地描述成小众化的、极端的自由原教旨主义,表达了一种奇妙的(与美国官方)在政策制定(decision making)上所拥有的“共时性”(而非对立),即同性恋这种“不道德”被赋予了一定的普世精神,是对超越了政治制度差异的家庭伦理的违背,在笔者看来,这无异于一种政治上的釜底抽薪。我们可把这篇报道与1989年12月4日的《论反对自由化和贯彻“双百”方针》做对比:

  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查禁一批颇为畅销和走红的“作品”。看起来这似乎削减了当前文化市场热闹、繁荣的程度,但实际上它所削减的只是一种有害的热闹、虚假的繁荣。比如那些充满色情乃至淫秽内容的“作品”,专门以欣赏的态度去表现性心理、性行为、性变态、性倒错、乱伦、强奸和同性恋,变着法儿地去追求赤裸裸的感官刺激,热闹倒是够热闹了,一印就是几万册乃至几十万册,摆满了大街小巷的书摊,给出版者和发行者带来了巨额财源,但却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的身心,也腐蚀了许多成年人,同时还败坏了文艺的声誉。

  此处这一对照颇有深意。虽然都透过这份权威政党报纸表达了对同性恋的一种不齿态度,但是两者的论证路径却有些南辕北辙。1989年关于“同性恋”的报道是整个80年代里最多的,高达15篇,有10篇与同性恋勾连的范畴都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譬如“西方国家性解放和性自由的观点在本世纪60年代发展到高峰,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试婚、离婚和同性恋成风,性关系极其紊乱,也导致性病流行”(《性病流行的社会原因》,1989年5月4日)。基于教育群众的文化传统并借助流行病学理论将同性恋本质化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40},以及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一框架开始大范围地出现在1989年关于西方“民主”、“自由”等题材的新闻文本里:以经济基础 / 文化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在这一等级秩序中,资产阶级社会并未形成高度统一的二元结构,而同性恋被具体化为一种附着于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实在,它能对人产生作用,将其转变成特定体制内的成员,同时它也像一个随时可以被解除的物件,一旦被解除,则失去了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一种历史拜物主义式{41}的“剥离”(peeling)实践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物质 / 文化发展的步调一致。或者说,在被固定化了的西方 / 东方、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二元认识论模式里,后者要在对立的关系中占据时 / 空秩序中的上游位置,同性恋成为了在上层建筑建设过程中必须剔除的归属性特征(a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这直接从政治制度的设计中否定了其存在的任何可能的合理性,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所必需的霸权式的异性恋基础。

    中国政党报纸的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先验的姿态建构了人民(而非大众)的日常生活的正统形式。虽然存在着某种建构的虚夸(falseness),但它始终与政党的自我定位{42}、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西方交往关系的变化等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才能明白为何“说不出口”的“同性恋”问题在《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中,整个80年代都是与西方政治、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勾连在一起,仿若仅仅只是一种隔岸观火意义上的“西方疾病”,希冀在公众中创造一个走到极致的排斥逻辑、并能使这种话语操控机制永久化的政治梦想。于是,将同性恋“艾滋病化”{43}的媒介处理从1985年一直贯穿至今,作为同性恋如影随形的勾连范畴,这并非中国媒介的原创,而是基于西方最早的艾滋病病因事实。

    有趣的是,1985 ~ 1991年的7年间将同性恋与艾滋病勾连在一起的报道在每年涉及同性恋的新闻总数的比例,要远远高于1991 ~ 2001年(详见表1)。

    可见,将近25年的时间里,《人民日报》让同性恋公开“现身”的方式使得一系列的等式及其转换成为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对于没有“同性恋”这个专业术语概念的大部分普通民众而言,这些等式在官方报纸作为新闻源的发布下,具有了扫盲性质的认识论意义,同性恋 = 艾滋病 = 西方 = 资产阶级生活。从一开始,“同性恋”这个外来词语进入中国正统党报,语焉不详、一蹴而就地成为了不怎么平衡的两大阶级之间搞对抗的动力机制,这样一个跨语际实践{44}的过程既没有基于性存在也没有从社会性别越轨的角度来丰富“同性恋”所具有的现代性内涵,相反,它还被有意地部分去中国化了,“将过去(附着该词的意义的:译者注)可变性(altertity)置换成相对统一的‘我们今天所知晓的’同性恋概念”{45}。但提请注意,“我们今天所知晓的”同性恋与艾滋病这两个名词之间的等号的诠释,也就是说,将等号解释为必然的因果关系,抑或其他,才是决定媒介是否“污名化”同性恋的关键。笔者阅读过不少国内关于同性恋研究的文章,认定大众媒介尤其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将艾滋病与同性恋的勾连易于滋生大众的“恐同主义”情绪,但是在笔者分析了整个80年代《人民日报》涉及同性恋的新闻后,赫然发觉,同性恋第一次借由艾滋病“现身”,除了必要的经验事实支撑外,报纸对艾滋病的“去神秘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同性恋是艾滋病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这样的“污名化”等式的生产与传播。下面是第一篇关于同性恋与艾滋病的报道:

    患此病的人绝大多数(90%)是男同性恋者。此外,吸毒狂,血友病人,输入这种病人血液或使用其血制品的人以及与病人同用一个注射器的人也会得此病。(《西方的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1985年3月1日)

    我们无法审核这90%的统计是否符合当时事实,但对于尚未命名的“艾滋病”而言,此篇报道叙述了患病的比例构成,而后几年内的新闻有意识地探讨该疾病的起因及其“西方”背景:

    自从五年前首例艾滋病在美国发现后,很快便在英国蔓延开来。迄今为止,英国已发现的艾滋病患者有五百四十八人,其中死亡二百七十八人。至于带有艾滋病毒的估计有三万至五万人,而他们都有可能将病毒传给其他人。一位医生调查后证明,伦敦的同性恋者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都带有艾滋病毒。有人估计,到八十年代末,英国将有一百万人带有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将达一万八千人之多。人们起初以为,这种病只发生在同性恋者中间,现在却发现已远不止于此,男女老少都可染上。由于这种病不仅很难治愈,而且带有某些独特的病理现象,传播迅速,不易发现,所以更加引起人们的惊恐和不安。(《艾滋病的侵扰》,1986年11月25日)

    的确,同性恋群体“容易感染”艾滋病这个论点是中国乃至全球媒体报道同性恋与艾滋病问题的基调,尤其是同性恋感染率在艾滋病患病群体中的高比例事实,我们可以说,《人民日报》并未作夸大或扭曲之势,毕竟所有报道中,它强调了同性恋是引发艾滋病的重要因素,却也承认了同性恋与艾滋病之间并非唯一的因果关系。在“去神秘化”艾滋病的过程中,相关报道解释了艾滋病的多重成因。可以这么理解,一方面,《人民日报》通过“艾滋病”进一步在中国传播了“同性恋”这个西方概念,相比之下,报纸更易于从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而非艾滋病的角度来否认同性恋作为异性恋婚姻模式之外的另类的性存在(alternative sexuality)。这个时期,与其说是与艾滋病相关的同性恋的新闻,还不如说是与同性恋相关的艾滋病的新闻,因为其报道重心大多放在了艾滋病的起因、(在西方)蔓延现状以及(西方)政府的应对举措上。

    笔者更愿意承认它的意义是,在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实施,流氓罪(包括鸡奸罪)作为类别被取消,以及2001年4月20日,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不再将同性恋划为病态,这两个事件在中国同志权利行动史上颇具里程碑意义,在此背景下,国家对艾滋病的日益重视开始蕴含了某种全球性的视角,至此,同性恋(权利)议题开始在一种悖论式的两极,即国民卫生健康工程的建设与国家意识形态的隐喻(禁忌)之间不断摇摆,一方面,同性恋可以被“赋权”进入国家主流媒体,他们对中国人口“社会卫生”(social hygiene)的“潜在威胁”使其(有义务)成为国家抗艾防艾项目的关键主体之一,这也折射出,艾滋病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使国内同志群体(以及社群)获得了与党—国体制的高层结构与高级(advanced)媒介对话的机会,只是对话过程的一方,其要求平等权利、消除歧视等声音却始终在《人民日报》上处于隐形状态,尽管后者小心翼翼地区分了同志人群与其他易感染艾滋病群体,毕竟,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国内同志社群分布、发展与现状的消息,媒介再现的同志组织与民间社群都紧紧扣在消除对艾滋病的偏见、配合国家抗艾行动等底线上。就这样,《人民日报》在同性恋的“可见性”与政治主流接纳之间自相矛盾的话语传统透过男同性恋的“功能”激发、挪用,与不断遏制其欲望和身体想象、不断否定其寻求满足和自我意识两大工程的并置策略得到延续,让笔者觉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性恋虽然被有意地 “去(资产)阶级化”了,却始终处于一种“去政治化”的局面,这种“去政治化”不是与政治无干,而是由上至下地被排除在政治讨论的范围之外,更不用期待会在政党媒介的政治论坛上出现有关同志婚姻、平权行动等讨论。{46}

    对此,部分学者和行动者的反应在笔者看来稍微有些过激,对于《人民日报》,其审查底线始终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因此,在同性恋的议题上,其新闻产制至少在现阶段将仍会维持一种保守主义的姿态。譬如:

  

  2003年,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张明亮今天说,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禁止同性之间结婚,我国婚姻登记机关也不会给同性恋者之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张明亮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做上述表示的。张明亮说,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即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中也明确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根据有关规定,同性之间禁止结婚。(《禁止同性结婚》,2003年8月20日)

  

    这是我国官方媒体首次对同性恋婚姻权利通过高层官员之口公开表达意见。而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2006年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开幕的新闻发布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所发表的言论也颇有代表性,他针对李银河的“同性婚姻立法提案”,表示“提案能否被立案,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性婚姻的思想太过于超前”。{47}所谓“超前”,应该是指作为性存在的另类模式,同性婚姻提案往往在宏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框架体制(譬如当年度出台的“十一五规划”) 面前,显得不合时宜(inappropriate),在问题主次顺序上可以暂时被搁置。笔者不得不承认,这确实表达了不在场的(invisible)、强势的(strong)性别政治的一种理性化了的嫌恶情绪(revulsion):同性恋及其婚姻提案显然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由官方)所构成的中国现代性在社会性别与性存在维度上的自我属性,即(由官方参与的)自然化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从而形成的本质化了的现代异性恋家庭结构,或者说,在性少数群体与关系国计民生的最大范围的(被假定为异性恋的)“公民”{48}之间,政治生活的重心自然会偏向后者,只有在与全国范围内的“公民”健康攸关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前者才有机会凸显围绕其而展开政治讨论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媒介“现身”同性恋背后的政治学意义与权力关系才是值得进一步思索的地方,党—国意识形态中的某种固执得以批准、美化、推广与接受,如何理解其中含藏的知识生产的逻辑?萨莉·麦克康内尔·吉内特(Sally McConnell-Ginet)曾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待一个完整的交流过程,

  

    只有交流双方对已确立的阐释实践达成共识(mutual knowledge),标准的意义才能被(双方)识别(与理解——译者注),因此,交流过程中对阐释实践了解较少或者假装了解较少的一方才能真正决定交流的条件与方式。{49}

  

    以这一思路类推,中国政治体系中异性恋(男性)享受额外的资源,占据特定的话语位置,这往往使他们易于采取一种独断专行的方式,而不愿意接受与他们不同甚至使他们惊恐与不安的视角,基于无需言明的政治规范而形成的“无知”(ignorance),透过《人民日报》建构起来的同性恋现身策略极大地压抑了同志争取更大自主权、更多政治性理解与包容的诉求,从而“在公共语义储备”(common semantic stock) {50}中相对于同性恋特殊的“被”沉默,持续发挥着影响。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去区域化”的同性恋“现象”(不是“社会问题”)似乎拥有了某种“全球化”的政治新气象,但是这种全球支援的政治网络在政府当局看来颇具敏感性,因为其权利诉求与行动主义很容易被西方的非政府组织纳入到国际人权保护的政治框架中被认同{51},甚至有可能被放置在与政府、国家对立的位置上。此处想表达的意思是,由于西方非政府组织与基金会复杂的政治背景,以及“去艾滋病化”了(delinked)的同志权利行动(可能)的“重新政治化”所涉及到的利益各方及其相当庞杂的权力争斗,很容易反向隔绝政府对草根同志组织及其行动的原初意志的理解,这反而限制了而不是丰富了同志组织在中国开展实践工作{52},以及在媒介“现身”获得公开关注的政治必要性。

  上世纪末,互联网的出现,连接了分布在全国各地、在前互联网时代(地理上)彼此互不连属的同性恋个体,大量的男同性恋网站与网络社群开始在网络集结{53},与此同时,在全球基金等诸多国外基金会的支持下,加上政府(国家疾控中心CDC等){54}的重视,(特别在2005年后 )男同性恋志愿小组在各地纷纷建立。而笔者的兴趣在于,《人民日报》并没有(也不可能会)在同志社群这一块有所着墨,虽然正式承认了中国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同时却又将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牢牢地限于艾滋病。{55}既然如此,以“市场化”为导向、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报纸能否在同性恋反歧视、婚姻、文化等(非艾滋病的)权利及其社群工作等议题上有所突破?而相关报道在哪个时间点、以何种勾连的方式,或者说是否以及如何采取了报道策略,呈现了一幅怎样的 “去艾滋病化”了的同志群体面貌?这种面貌是否有助于社会对同性恋现象的理解,以及能否对同志群体的日常工作有所助益?这些是本部分需要考察的重点之一。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同性恋见诸报端的机会并不少,在都市报纸的报道中,大多集中在娱乐新闻以及国外同性恋权利法案等题材上,因为这两类恰恰是《人民日报》上所缺失的。以《南方都市报》为例,从创刊1997年到2000年间,举凡与“同性恋”二字有关的娱乐新闻、与同性恋有关的国外政事或者花车游行(parade)事件基本上都没有旁落,它与90年代以来《人民日报》里有关同性恋的新闻都集中在(西方)文化、艺术等领域里的处理方式一样,合力将同性恋镜像化(mirror)并委婉化(euphemize)为一种非日常生活化的另类的性存在,它映照出与普通人生活轨迹的偏离。

    2001年3月,《新快报》、《每日新报》、《北京青年报》、《今日信息报》等十余家纸质媒体报道了国家即将出台《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下称《标准》)的消息,其中同性恋不再笼统为病态,只是大多非知名媒体的介入使得这部《标准》失去了成为媒介事件的极好机会。自此之后,各地的都市报纸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同性恋这个城市群落的探索与描写,记者们深入到同志活动的地下场所,这些以亲身经历写就的新闻特写应该是中国媒介史上第一批关于同志群落面貌的报纸文本,笔者做了统计,2001 ~ 2003年之间共有10篇。{56}以广州《新快报》2002年7月26日的一篇报道为例:

  

    发现吧内情景不堪入目。

    记者在现场发现,该酒吧100多人中,同性恋者不下20对。相互依偎、触摸、甚至接吻的举动随处可见。尤其表现亢奋的是、具有明显“同性恋”倾向的大多是20岁出头模样的年轻人。当晚11时多,极富煽情的《美人鱼讲故事》将场内气氛带上高潮,记者前面的一对青年相互抚摸彼此的“敏感部位”,而在场喝交杯酒的、搂抱亲昵的年轻小伙子随处可见,现场变成了一场记者看不下去的情景……(《记者暗访某酒吧——同性恋群落“深夜疯狂”》,2002年7月26日)

  

    报道导语是“本报近日连续接到神秘来电称,罗湖区松园路的某酒吧里,晚上经常有隐秘的‘同性恋群落’活动,记者随即对此事展开了调查”。“神秘来电”、“隐秘”等形容词的修饰让读者易于与举报犯罪、违法勾当联系,记者的动机也由此展开成在对男同性恋群体活动一无所知的基础上的一种好奇。整篇特写里,这种好奇无处不在,在性存在维度上主 / 客体关系的彻底翻转,即公共生活中男性身体先赋的(presumptive)、固有的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在这个地下空间里失去了成为自然、标记他人的特权{57},随后微妙地转变成作为(唯一)异性恋个体进入一个完全对立的(性的)世界中的某种惊恐情绪。于是,广州某地同性恋酒吧在记者笔下成为了类似于西方夜间营业的同性恋性狂欢派对(sex orgy)。需要指出的是,就在该消息刊发1个月前,《新快报》曾头版刊登三条有关同性恋的新闻:《广州首宗同性恋者犯罪案近日被起诉》、《暗访广州“同志乐园”》、《“同志网”上难觅真情》(2002年6月10日),详细叙述了同性恋群体(部分成员的)性交易内情。如此现象,及其很快地被实质化为异性恋(及其优越感)视角下的“奇观”(Spectacle){58},的确会遮蔽住同志群体与异性恋大致无异的日常生活面貌,或者说,同性恋在国家政府承认其存在的前提下,再次在媒介上得以公开“现身”必定迎合了80年代以来已经预设好的、属于性自由、泛滥性关系一部分的同性恋勾连范畴所形成的媒介(及其工作人员的)刻板印象,这种新闻生产机制恰恰折射出同志在生活世界中作为局外人(outsider)甚至是异性恋敌人(enemy)的现状,性少数群体要获取媒介的“注意”,这的确是一条剑走偏锋的道路,但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爱白网上,以及引自《新晚报》上类似笔调的《走近京城“同性恋”群落》(2002年10月25日)的转载新闻后跟贴无数,都是同志个体对记者“污名化”做法的责难,而责难声中,同志群体内部被自觉划分为“好的同性恋”(譬如热爱婚姻、没有猥亵的性行为)与“坏的同性恋”(譬如性自由主义者)的两大阵营。

    这一(与媒介打交道的)行动命题需要重新勾勒,在笔者看来这恰恰反映了国内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同志权利行动内部观点的分野。在此可引用台湾地区第一例公开的同性恋婚姻(1996年)的当事人之一许佑生在论述同志婚姻权时曾说过的一段话:

    若它是基本权利你不去争取才会让人觉得很奇怪,等于你自愿放弃。可是有人认为这不是他 / 她的权利,宁愿享受非婚姻限制关系的亲密的形态,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每一个人对做人基本人权的界限不一样……因为(这种分歧)把所有声音模糊掉或自我抵消掉了,外界反而不知道你要什么,当然就不知道要给你什么了。{59}

    不仅仅是婚姻权,在争取自由权利、文化等方面,中国同志群体内部当然存在许多分歧,更何况这些分歧在大一统式的防艾工程中被强制性地消解掉了。新世纪初期都市报纸对同志地下场所的描述,再现的正是在异性恋机制的重压之下而形成的性压力(sexual tension)被打破之后的狂欢场景,因此李银河才会得出颇有些悲观主义色彩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引自鲁迅)的言论。我们不必将其化约为媒介的“污名化”、“猎奇心态”,毕竟,我们不得不承认同性恋酒吧的色情表演与性交易服务并不新鲜,甚至被纳入到一整套完备的商业交易体系中,正如许佑生所言,这是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而发出责难声音的同志个体,其批判重点并不在与其观点、选择相互对立的成员身上,而是使后者选择的生活形态得以公开“现身”、并被以偏概全的媒体(包括都市报纸),一边是都市报纸等媒体“我们”与“他者”关系的建立,这种差异制造了同志行动者与媒体之间不必要的敌对状态,也造就了同志群体内部“以弱势反对弱势”局面的初见雏形,或言之,在市场化媒介上的“可见”反而造成了同志社群内化了的压迫与分裂的结果;另一边是同志行动者对媒体报道中以部分取代整体的修辞手法的不满,并将其命名为“媒介污名化”,因为它隔断了异性恋社会对(有利于)同志社群(发声并进而开展权利行动的)“正面”形象了解的机会,“正面”即除了性存在差异之外在各个维度上与异性恋个体大致无异的生活状态。

    这种情况大概在2004年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谓变化,是指自这一年起,关于同性恋群体(地下)寻欢活动的报道逐渐转变成具有某种科学主义色彩或者人类学调研性质的实证调查报告了,这些报告的出台来源于2004年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我国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数据的政治性驱动,这次公布将男同性恋者列为艾滋病第二高发人群。官方表态必定引发媒介报道的高峰,这是中国政府设定媒介议程的不二定理。于是,2004年12月,将同性恋与艾滋病勾连的新闻再次见诸各大报纸,以京、沪、穗为例,统计数据详见表2{60}。

    这一次与艾滋病勾连“现身”,同性恋则被安排成为全国范围内抗艾行动的主要行动者之一{61}:从艾滋病患病群体到抗击艾滋病的行动分子,这一从客体到主体的(媒介再现的)身份 / 认同转变,实则表明了同志行动路线与媒介既有框架的融合,同志权利组织与实践工作(从90年代以来的经验出发)进入最基本的体制化的安全且有效的途径是,以去地域化的防治艾滋病的全球项目的合作者角色进入国家卫生部及其下属的各行政级别单位;而政府的首次公开承认(而不是默许)则推动了同志组织能够也愿意以相对正面的体制内成员身份在(主要是纸质)媒介上“现身”:

    2003年2月由渝中区计生委主持成立的重庆彩虹工作组,是重庆唯一的同性恋关爱组织。类似与彩虹工作组的同性恋关爱组织,在全国其他城市同样存在,不过在对同性恋关爱方面,重庆走在全国其他城市的前列。

    在重庆,由周生建教授带领的同性恋志愿者们所开展的工作包括开通同性恋关爱热线、同性恋性安全知识讲座、艾滋病预防与干预宣传等。他们还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引进公厕、酒吧和浴室;开通健康咨询热线电话。(《他们由边缘浮出水面》,载《重庆晚报》2004年12月12日)

    类似报道并不少见{62},或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同志群体在获得其公开可见的“有限的”政治必要性的基础上,以强调国家公民责任与义务的方式摒弃了2001 ~ 2003年间都市报纸“现身”同志群体的做法,后者是2001年《标准》出台后媒介以一种专业主义的姿态介入对同志“地下”生活而绘制的一幅(与记者异性恋身份)完全异质的性活动图景。2004年后,国家体制对同性恋加入抗艾斗争(这一角色)的承认,以及知识精英与行动者相互结盟的状态,提供了可以让同志从媒体上正面发声的丰富的“政治机遇”(political opportunities){63},从而开启了同志群体与市场化媒介互动的模式。

    而笔者的疑问在于,两度“艾滋病化”(从“被[媒介]艾滋病化”到“主动艾滋病化”)的同志群体,虽然力量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是,除了成为抗艾的主力外,同志群体在媒介“现身”还有什么?或者根本就没有?进一步发问,这是否反映了同志权利行动路线的极端,还是内部分歧愈演愈烈,却始终无法利用媒体来扩大“去艾滋病化”的同志群体面貌的社会影响,进而引发公共讨论?笔者看到了一篇发表在《法制日报》的报道,似乎开足火力想要突破国家设定的关于同性恋的报道底线:

    宽容作为人权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和重要原则已记载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宽容原则宣言》等国际人权法文献中。“宽容”意味着对人之为人的方式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的尊重,它要求肯定个性发展、多元主义等基本价值。“宽容”要求消除歧视,特别是防止对少数人的歧视。“宽容”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道德义务,更是一种政治和法律上的要求,是社会进步和现代人的标志。同性恋现象作为游离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经常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同性恋者是社会的少数人,是社会的弱者,“保护弱者”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人人生而平等”是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揭示的第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自此以后,“平等”观念及其权利主张反复在各国宪法以及国际人权条约中得到确认和巩固。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权是同性恋者享受婚姻自由的法律依据,倘若仅从《婚姻法》中“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这一定义来否认同性恋者的婚姻请求,这种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属于一种以“性别”为由的歧视。宪法的平等权要求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样,应当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享受法律所带来的利益。(《关注同性恋》,载《法制日报》2006年4月30日)

    这篇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从强调“宽容”、保护弱势的人权过渡到以(同志)平等权、婚姻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性公民身份(sexual citizenship),这几乎是21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大多同志社群受到美国当代同志运动的启示而提出的要求文化上“可见”与政治上“被接受”的主张,让笔者想起了维克斯在《被发明出来的道德规范:不确定年代的性存在价值》(Invented Moralities:Sexual Value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一书中提出的西方同志平权运动的两条路线之争:“公民身份时刻”(moment of citizenship)与“越界时刻”(moment of transgression)。{64}两条路线都旨在揭示异性恋作为西方现代公民身份前提的唯一性,要求在性存在的维度上多元化处理公民身份,即性公民身份。{65}《法制日报》的这篇报道已经包含了“性公民身份”的企图,而2004年后不少都市类报纸(对中国同志社群的报道)也都有意识地转向对公民群体的重新定义、将性少数群体纳入其中的权利诉求,以及褪去了单一的艾滋病外衣的同志身体的呈现。

    在此,我们需要介绍并比较一下两条公民路线中“性公民身份”的历史脉络。18世纪以降,公民身份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66},或者说公民身份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得以建立。20世纪中叶爆发于美国的民权运动(黑人、妇女、同性恋等组织)则揭示了现代公民身份在种族、社会性别、性存在等维度上的唯一性与排他性,表达了二战后西方新兴的社会主体对形成历史现实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改造{67},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当前欧洲与美国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对“性存在”多元性与差异(即“性公民身份”)的承认为何会在现代公民身份中占据核心位置。

    在如何理解“性公民身份”的问题上,则形成了两派互相指摘、实则相互缠绕(intertwined)的路线团体:“公民身份时刻”是指性少数群体要求在同性婚姻、就业反歧视、参军等方面享有与异性恋公民同等的完整(full)公民权利{68},对差异的“承认”实质是寻求多元性中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即建立一个包含多个社群的(大)社群(a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69};“越界时刻”则从激进主义的酷儿政治(queer politics)的立场出发,瓦解了“公民身份时刻”隐藏着的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us Centrism),以及异性恋血亲关系(kinship)在公民身份中的唯一性{70},尖锐地批判了“性公民身份”的“私领域化”(privatization),以及被异性恋化了的(heterosexualized)公民身份某种程度地“收编、监视与受到控制”{71}的不堪后果。

    此处,笔者论述的焦点恰恰不是从激进的性政治角度出发去反对被“艾滋病化”的、单向度的(中国)同志公民身份,笔者很同意甘阳在2005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说的,酷儿理论等问题对中国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72},简单的学术接轨反而容易让国内的学术界与行动组织看不清自己身处的位置(location)以及特殊的历史脉络。2004年之后都市报纸所展现的同志组织大部分都是与抗击艾滋病勾连{73},但这种勾连造成的“公民身份”是服膺于异性恋、父权制的国家政权的,是被限制了的(confined)、公领域化的,即国家将同志群体“公民身份”的权利范围锁定在了对抗击艾滋病这种国家健康工程的责任与义务上。{74}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国家主导的同志公民身份并非西方同志解放运动中(无论公民时刻,还是激进主义的)“公民路线”意义下的“性公民身份”,后者要么基于西方(程序)自由主义,或者公民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路线,以此解决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公民身份的困境,即如何扩大公民身份的社会基础以包容性少数群体的多元意识,强调不同性取向的公民之间平等、自由的政治对话,建立平等主义的“身份 / 认同政治”{75}。而我国的同志权利行动虽然派系林立,却始终没有也无法发展出明确的行动纲领与路线图谱,只能透过全球化的行动网络发展出一种并非平等的、异类的(dissent)性(少数)公民身份,在固定的国家项目中得到承认,虽然(有限地)打破了绝对的单一性存在的局面,并争取到了有限的媒介关注与社会讨论,但国家政治威权下的性权利(sexual rights)所能保障的人群范围却始终无法涵盖到少数性公民主体,即在“公领域化”了的同志身份中,与艾滋病无关的权利诉求(在大部分媒体中)被有意识的过滤掉了。在这个过程中,同志社群、组织与国家的对话形成了比较脆弱的、事先被包装过的交涉模式,即“要被(有限)接受,可以,按照我(国家)开出的条件”{76},而以强调公民身份与政治参与的都市类报纸又如何处理与国内同志行动以及作为刚性外围的新闻规制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25日《百名同性恋者深圳撑起彩虹旗活动:以网络为媒召集众人,旗帜象征包容自由——同志者也有权利享受快乐 彩虹旗帜呼吁宽容》类似于强调同志与异性恋享受同等“性权利”的新闻报道。说到这里,能在“去艾滋病化”的同志权利等议题上有所作为,2004年之后的《南方都市报》确实算得上个中翘楚。但这并不是全部!

  2000年后,二级城市的都市报纸在同性恋议题的报道与处理上显然更为弹性与自由,如甘肃兰州、陕西西安、山东济南、江苏扬州等;而像北京、上海这类同志组织与权利行动相对集中的城市,当地的都市报却并未显示出相应的报道活力与新闻敏感,相对沉默与低调了一些{77},除了广州地区。南方报业集团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市场化党报的典型《广州日报》{78}在2000年后对同性恋的报道数量与角度逐年发生着变化,除了政府相关政策与宣传部门的纪律要求外,广州市因其邻近香港而成为内地同志行动的活跃之地,以及国外基金会、相关同志组织进入国内的首选目标{79},这必然给当地媒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新闻素材。

    《法制日报》曾撰文呼吁给予同志以平等权利,早于其2年前,即2004年12月4日(也就是国家首次承认同性恋群体存在后的三天),《南方都市报》不失时机地发表短评《从权利说起——平等对待同性恋,从我做起》:

    我之所以不用“宽容”这个词,是因为觉得它本身就带有一种站在道德高点俯视弱势群体的优越感。我宁可用“平等”来表达我对这类人群的态度。

  

    而且它在当年12月1日前后(11月30日至12月5日)所刊发的与同性恋有关的题材,以及与艾滋病有关的同性恋题材的新闻数量,远远超出中国其他报纸(包括党报在内),分别达到25篇与9篇。笔者惊讶的原因在于,2004年之前,都市报对同性恋报道的路线图中,从最初的娱乐、花边新闻,以及艾滋病患者的形象,到2001年后对同性恋城市群落生存状态的观察,《南方都市报》都不是最出彩的。直至2004年,以深度调查见长的《南方都市报》才真正显示其在同性恋(去艾滋病化的)权利议题上“做新闻”(making news){80}的能力与持续性。

    张志安曾总结了《南方都市报》在面对主管部门的明确“禁令”时,因时因地所采取的“商议”(negotiate)、寻求合作的三种突围策略:“打擦边球”、“时间差”以及“热新闻、冷处理”。{81}若直接从与同性恋有关的新闻文本上判断,《南方都市报》“打擦边球”、触碰并试探底线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这种“擦边球”,具体体现在新闻文本结构中,有如下几种制作(making)方式:(1)与《法制日报》相似),将对同性恋平权诉求“转喻”成一种不证自明的天赋人权;(2)自我论证,以中国目前并没有歧视或者保护同性恋的法律空白为突破口,在已经形成的“同性恋——防治艾滋病项目”的固定框架中,明确否定了同性恋与艾滋病的直接联系;(3)有意地中和(neutralizing),一方面让同志为自己发声,同时也以“平衡”手段添加进(地方)政府官员的评论以“迎合”新闻审查部门,即广东省政府及其官员作为公共权威的参与(事件),降低了新闻可能招致的政治风险,同时,李银河、张北川等与政府、抗艾机构等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言论也加持了新闻自我保护的能力;(4)颇具道德感的隐喻,如《有一些种类的鲑鱼》(2004年2月15日)、《真正的隐私无需藏着掖着》(2004年10月10日)中“公筷意识”的形容。

    当然这仅仅针对2004 ~ 2006年间《南方都市报》相关的新闻文本,结合同志权利行动本身的内部分歧,让笔者深刻感受到:媒介报道所建构的关于同志(公民)权利的图景带有某种程度的(异性恋友好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它遮掩了尚未成型的内地同志权利行动内部重重叠叠、大小不一的声音以及各自为政的行动策略,后者的尚未联盟(其政治可能性的讨论暂且放在一边),各地的分散力量从不同层面折射、回应、规避、“阳奉阴违”以及调解国家尚未清晰的“同志权利保护”意志,并不断重塑、冲击、改变大众文化中的社会性别与性存在意识,在这一点上,纸质媒体并未与他们形成一种可行的“合谋”格局,至少同志群体内部差异性的政治意义是无法成型于报纸之上。

    还有一点,广州当地的同志行动者及其组织比较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他们清楚地了解媒体需要什么,媒体可以报道什么。2006年,他们“现身”媒介,不过这次又换了身“行头”:

  省内一同性恋群体日前在广州举行了首次集体公益行动。来自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的200多名同性恋者,在广州市区庄立交附近的一家酒吧举行义演,为遭受热带风暴袭击的粤北灾区人民募捐。

    “这是广东省迄今为止接受的第一笔网友自发募捐的善款。”广东省慈善总会秘书长方炎松表示,网友通过网络自发进行慈善募捐,是最新出现的募捐形式,动员力强,影响广泛,“慈善行为是大众性事业,参与者越多,参与阶层越广泛越好。”(《爱心使我们担起社会责任》,载《广州日报》2006年8月19日)

  

    在这篇报道里,作者相当用心地自我论证同性恋“现身”媒介的另外一条路径,将公益事业与同志组织相勾连,可这到底是同志组织“现身”于媒介的行动策略还是“现身”同志的媒介策略,并没有确切的田野调查来判断,但是在当代中国,公益事业、慈善活动似乎成为了一种屡试不爽的被勾连的范畴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媒介(尤其以市场化为主要特点的都市报与周末报),启动了报纸独立精神的新闻专业化(主义)过程,从而形成了(实则)在体制内反对体制本身的媒介运动{82},某些社会群体性事件、社会行动都会被上述新闻媒体界定为中国当代市民社会的雏形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苏醒,是追求公共利益、完善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行动,或者说,这些新闻媒介被寄予了推动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厚望,并由此强行假设了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关系。譬如,《南方都市报》深度调查组的组长曾这么说:“所有深度的稿子基本都要围绕公共权力的运作、公共利益的博弈来做,用这种眼光去分析所有的东西。”{83}而洪兵采访《南方周末》创始人、前主编左方先生,认为《南方周末》要做的事情其中就包括“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抓住市场杠杆,与原来的中国新闻传统接轨,原有的优良传统是忧国忧民、强烈的人民性、对弱者的同情,现在我们要重新把这些东西在市场条件下运作。”{84}这些话深刻地揭示出了都市报以及周末报这类“小报”试图超越政治威权至上的结构,形成对公共权力、公共利益以及制度运作的监督,并将其与市场(化)所能带来的自由主义力量勾连在一起。

    那么,同性恋议题是不是上述报纸媒体帮助构建中国“市民社会”这个宏大项目的一部分,还是说,中国同志行动本身(在媒体的建构下)也滑落到了如西方或者台湾地区般的“公民路线”?2000年后的都市报与周末报对同性恋的报道路线中,从最初的道德之说、宽容之说,上升到人权、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再到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可以看到,国家政治(对同性恋“性权利”在态度上)的暧昧不清反而交给了这些报纸在同性恋议题上相对于电视的自由度,但是这种自由的内在逻辑却并不一定适合、帮助内地同志的组织发展与行动路线,它们以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为纲,排除了视野之外的(同志群体内部)芜杂纷繁的声音、分歧、不满与意见,提供了一种经过调试的、算计过的、颇有些保守主义色彩的、只相容于报纸特定读者群的(尽管呼吁“去艾滋病化”的同志权利)媒介“现身”的空间与政治讨论的机会。这让笔者恍然觉得,处于“小报受尊敬等级”最高端{85}的都市报以及周末报,对同性恋权利及其组织工作的关注,无非满足了自由主义媒介精英及其城市读者中的追随者对抗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精英的“公共”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被(与生俱来地)贴上了中产阶级与城市化的色彩,不可避免,被再现出来的同志组织与行动也跟随了西方城市常态化的“公民”运动路线,以及日渐崛起的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

  在此,笔者无法进一步讨论中国内地同志行动所存在的中产阶级化与城市化倾向与都市报纸及其契合的阶层的兴起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一拍即合,笔者十分赞同赵月枝在分析中国报业集团时提出的一个观点:

  

  报业精英与城市劳工阶层、流动农民工阶层、农民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距离与隔膜,有可能使他们在维持现有报业结构中,意识上更加自由化,而行动上却会有选择的保守性地撤退,使一些激进的意见边缘化。”{86}

  

    这个命题同样也能适用于都市报与周末报对同性恋及其行动主义纲领等议题的处理方式,因为,笔者找不到一篇中国农村地区同性恋现状的报道,更不用说同志组织实践与行动目标会针对农村,似乎同性恋成为了一种城市化的产物,或者一种只(能)存在于城市的现象。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上海和北京的都市报纸里,近几年来有对同志个体的介绍,他们主动“现身”,有固定生活伴侣(life partner),但是其形象再现的模式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媒体“中产化”同性恋的路线: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认同西方对诸如服装、香水、护肤等一整套生活性器物消费趣味等级、对严肃音乐与小众艺术的拜物主义等,这与《人民日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将同性恋束之高阁在“艺术”领域的媒介框架何其相似!

  形成这样的报道框架原因大约有三:(1)“同性恋”这个词语与城市的同构性关系{87},以及西方媒介产品中关于同性恋同一性形象的经验使然;(2)诸如《周末画报》、《外滩画报》这样的生活类都市报,其读者群体的构成正是日益崛起、拥有一定社会资本、鼓吹文化自由主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3)同志权利行动与其他新社会运动一样,是相当松散的“去阶级化”的政治过程,但部分同志行动者以中产阶级的身份(先入为主地)被媒介选择而获得“现身”机会与发声权,(客观上)形成某种“借力打力”的行动策略{88}: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当前追求个人物质财富合法化的今天,已经转化成个人“成功”价值的标识,这种标识可以跨越性存在、民族、社会性别等维度上(与异性恋主流社会)的差异而成为一种符号性优先,对于寻求社会承认并在成员之间发展出某一个共享特征或者共同性(commonalities){89},以及消除同性恋的社会偏见而言,的确颇有奇效。但是,造成隐忧的在于,以个人经济占有的多寡,以及服膺于主流社会对成功价值的判断标准,易于形成同志群体内部压制与被压制的次生关系,(在相貌至上主义[lookism]的前提下)进一步引发“好的同性恋”对抗“坏的同性恋”,即“弱势反对弱势”局面的形成。简言之,仿若它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固定阶层所消费的生活型态,一种“去政治化”了的媒介文化,这里的“去政治化”不再是前述的(在党报论坛上)失去政治讨论的必要性,而是以提倡透过市场化将性存在化约为消费者选择的消费主义和粉红经济(pink economy){90}等与生活器物、私人领域的勾连,从而内化了国内甚嚣尘上的、对私人财富与利益的推崇的主流(自由主义)传统,迎合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化凝视(moralizing gaze)与审查以赢得异性恋社会中的一席之地,笔者最后的疑问是,这种保守主义的姿态真是媒介与部分同志个体的合谋吗?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9年青年项目《中国的大众传媒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分析》的阶段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JG001-EXW466。


【注释】

{1}此处需要指明,文章分析的文本对象包括了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都市报、周末报,以及特定目标受众群但同时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青年报等,当然主要以都市报这类市场化报纸为主,详见下文以及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在本文,笔者将交替使用“同性恋”与“同志”两种称呼,分别作为homosexuality与gay的中文命名方式,希望透过命名的变化体现出权力向度的交接,以及主体(性)的形成(in the making)。值得一提的是,按照David Halperin的梳理,Homosexuality最早于1869年出现,用于抵制北德意志联盟对其定性为非法的举措,所以一开始这个词语具有平等主义的政治与法律意义,只是在随后几十年间,该词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特征使得其自身被医学、法律、宗教等各界人士填充了颇具污名化与他者的意义,详见其How to do the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如何从事同性恋史研究》),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p. 130-134,而gay如何取代homosexuality而成为现代同志运动对男同性恋的指称,详情请见George Chauncey, 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194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在新中国的大众媒介话语体系里,始终没有出现“同志”的命名,而一直使用“同性恋”这个“科学术语”,后者意义的变化以及跨语际实践的过程也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之一。与此相反,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情况下本文使用“同志”替代“同性恋”,借以体现出同志群体日益凸现的主体性与权利诉求,并借此表示身份 / 认同的正当性(legitimation)。 {3}此处“媒介”是指体制内(establishment-within)的大众媒介,包括党报、都市报以及各级广播电视台,或者说,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也是这些“官方”媒介,虽然有化约主义的嫌疑,但是“官方”与“另类媒介”的二元对立确实构成了我们研究媒介与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因素。 {4}本文中出现的关于“同志”与“同性恋”都是指男性,而非女性。一方面,gay被用来指涉男同性恋者,港台地区将其翻译为同志,详见刘达临:《中国同性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同时,此处区分并非性别歧视,而是男性同性恋者与女性同性恋者不仅在中国文化中的认知有差别,这并非想说明哪种更容易被包容,而是女性同性恋更容易被误解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具体可参见桑梓兰:《浮出水面的拉拉:现代中国的女性同性欲望》(Tze-lan Deborah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e, 2003)以及[英]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施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中文版;更为紧要的是,在当前男同性恋可以借由与抗击艾滋病而合法地公开现身,而女同性恋者却只能采取其他的独立策略,却很难吸引到官方的关注。因此,这两方面的差异使得笔者的论述无法同时兼顾两者,但是在文本的分析中,这两者的差异却透过不同受众类型的报纸得以呈现,笔者将另外撰文进行分析。 {5}对此,部分学者诸如曹晋(曹晋:《大陆另类媒介的生产——以〈朋友通信〉为例》,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4期),以及维护同志健康与权益的活动者如张北川、周丹(周丹:《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的法理想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包括为数不少的同志独立杂志如《朋友》与网络杂志如《风雨同行》等对全国同志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 {6}朱川燕:《特殊群体的网络使用研究——以同性恋族群为例》,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提交论文,2004年;陈亚亚:《高校BBS网络中的同性恋群体》,女权在线网站,http://www.feminist.cn/mos/content/view/1368/,2009年11月12日访问;陈亚亚:《网络空间中的性别冲突与分离——以中国大陆高校BBS论坛为例》,女权在线网站,http://www.feminist.cn/mos/content/view/1410/,2009年11月12日访问;杨天华:《同性恋群体的媒介形象建构——中国内地传统媒体同性恋议题报道研究》,“智行同性恋议题论文奖”获奖论文,2007年;蔡蕾、赵成旭:《我国网络媒体与同性恋亚文化传播》,载《东南传播》2007年第9期。 {7}详见吴畅畅、赵瑜:《同志、身份 / 认同与空间——对中国内地同志网络空间生存及(集体)行动可能性之探察》,深圳:中国传播学论坛“学生组”优秀论文,2006年。 {8}林芬、赵鼎新:《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6期(2008年)。 {9}William A. Gamson & Gadi Wolfsfeld, “Movements and Media as Interacting Systems,” Annu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Citizens, Protests, and Democracy, 1993, pp. 114-125. {10}Richard Emerson,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Issue 27, 1962. {11}具体可参见Gadi Wolfsfeld, “The Symbiosis of Press and Protest: An Exchange Analysis,” Journalism Quarterly, Issue 61, 1984; William Gamson & Andre Modigliani,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Issue 95, 1989; William A. Gamson, “Challenging Groups since 1945,” in Belmont (eds.),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CA: Wadsworth, 1990; William A. Gamson, “Constructing Social Protest,” in H. Johnston and B. Klandermans(ed.),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London: UCL Press, 1995, pp. 85-106; William A. Gamson & David Crotequ & William Hoynes & Thodore Sasson, “Media Image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Issue 18, 1992; William A. Gamson & Gadi Wolfsfeld, “Movements and Media as Interacting Systems,” Annu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Citizens, Protests, and Democracy, 1993, pp.114-125。 {12}Mayer N. Zald (迈耶尔·扎尔德) :《为了前瞻的回顾:对资源动员研究范式的过去与未来的思考》,载[美] 莫里斯、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 ~ 398页。 {13}具体可参见Harvey Molotch & M. Lester,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Issue 1, 1974; Harvey Molotch & M. Lester, “Accidental News: the Great Oil Spill as Local Occurrence and as National Ev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Issue 81, 1975; Harvey Molotch,“Media and Movements,” in Zald & McCarthy (e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1979, pp. 71-93; Richard B.Kielbowicz & Clifford Scherer,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Issue 9, 1986, pp. 71-96。 {1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299页。 {15}在这里,笔者借用了赵月枝教授在1998年激情四溢的英文著作《中国的媒介、市场与民主——在党的路线与底线之间》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底线”(bottom line),它形象地折射出后毛泽东时代下的中国新闻媒介在党—国逻辑、市场、社会力量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复杂互动,这成为了启发笔者思考当代中国媒介操作原则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详见Yuezhi Zhao,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Between Party Line and Bottom Lin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16}关于这些变化,著述颇丰,其中包括了陆晔、潘忠党对社会转型期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能动性的分析(《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载《新闻学研究》总第71期[2002年]);台湾地区学者冯建三曾对大陆传媒(1979 ~ 2000)的变迁做了生动的政治经济分析,并冠之以“市场社会主义”媒介路径(《中国大陆传媒变迁的经济分析,1979 ~ 2000:市场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台湾“中国大陆传媒变迁的经济分析”第一年期中报告,2002年);孙玮则从“日常生活的政治”的角度论及改革开放以后通俗类报纸与都市报的政治作为(《日常生活的政治——中国大陆通俗报纸的政治作为》,载《新闻大学》2004年冬季号;《论都市报的分化》,载《新闻记者》2004年第12期);汪晖曾就转型期的媒介以及媒介公共性与代表性等议题接受过复旦新闻学院许燕的访谈(《“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赵月枝从厘清中国传播研究中一些不可避免的假设、前提性概念和二元对立关系出发,强调了传播在当前中国作为权力的核心矢量和重要社会抗争场域的意义(《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2期[2007年]);赵月枝与吕新雨教授对媒介公共性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谈(《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建构》,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12期[2010年])。这些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都没有对我国转型期间的媒介角色与作为做化约主义式的处理,并注重了历史与社会的分析向度。 {17}另可参见S. Robert Lichter & Stanley Rothman & Linda S. Lichter, The Media Elite: America’s New Powerbrokers, Bethesda, Md: Adler Pub Co, 1986。 {18}Michael Schudson,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Issue 21, 1989, pp. 263-282; Michael Schudson, “The Power of New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20}对此,孙玮对报刊媒介与厦门PX项目事件(《“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厦门PX项目事件大众媒介报道的个案研究》,载《新闻大学》2007年秋季号)、钉子户(《中国“新民权运动”中的媒介“社会动员”——以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媒介报道为例》,载《新闻大学》2008年夏季号),以及她的学生晁小卉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对报刊媒介与民间抗艾运动(《中国大众传媒对新社会运动的整合与推动——以艾滋病议题的媒体参与为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6月)等民间行动两者之间做了归纳性的关联,而林芬与赵鼎新(《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6期[2008年])也从“媒介改革本身也是一场社会运动”这个命题出发,详细探讨了厦门PX、怒江建坝以及南丹矿难事件中大众媒介的“揭黑”作为。 {21}共产主义与性存在之间的勾连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就已经存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工人阶级男性身体的着迷而将两者视为平等主义的理想图景,详见[法]弗朗西斯·塔玛涅:《欧洲同性恋史——柏林、伦敦、巴黎(1919-1939)》,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40页;与此相对应,研究当代美国同志平权运动的几位学者Jeffrey Weeks(Invented Moralities: Sexual Value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David Bell & Jon Binnie (“The Sexual Citizen: Queer Politics and Beyond,” Polity, 2000)以及Shane Phelan(Sexual Strangers: Gays, Lesbians and Dilemma of Citizenship,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1)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到,剥夺同志的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是以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所代表的新右翼(New Right)的政治诡计,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左翼(centre-left)政治力量反而使得同志平权运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Bell & Binnie甚至提出与左翼、共产主义社团联盟的构想,并主张恢复与阶级斗争的勾连,这一对比其实还是很有深意的。 {22}马克思主义者对同性恋的立场似乎从未明朗,恩格斯以厌恶同性恋著称,认为是“反天性恶行”,列宁在1920年给克拉拉·蔡特金的回信中也指出“性生活的混乱是资产阶级的,是一种颓废的表现”,而苏联于1934年宣布同性恋为犯罪,详见《欧洲同性恋史——柏林、伦敦、巴黎(1919-1939)》,第357 ~ 258页,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保持了与上述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对待同性恋一致的立场,并将其资产阶级化,这在第三章关于《人民日报》的分析中看得比较明显。 {23}巫昌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422、476页。 {25}这种相悖相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其可预见的激烈程度下降不少,同性恋作为一种(无论民间还是朝廷的)亚文化形态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并未造成中国传统家庭的三角模式的分崩离析,反而到了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同志“权利”概念的提出使其自身遭遇了与中国道德传统、家庭模式与政治逻辑的紧张关系,却没有受到如西方社会背景下宗教因素的抵制与打压,这种对比对我国媒介处理同志可见性问题上有着重要影响。 {26}这是赵月枝在文章《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解读转型社会中的小报故事》(“The rich, the laid-off, and the criminal in tabloid tales: Read All about It!” in Link,Madsen, Pickowicz (ed.), Popular China, 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p. 111-135)对当前中国报纸类型的划分,并且她指出,中国的小报有着不同的样式,在其受尊敬性上有一定的等级秩序(hierarchy of respectability),而都市报与周末报则处于这个等级秩序的最高层。赵月枝在另一篇文章《“入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强国梦与中国报刊关于WTO的话语》(“Enter the World: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in Chin-Chuan Lee(eds.),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geCurzon, 2003, pp. 32-56)中也将以周末报、都市报为代表的“小报”称之为“市场化取向的报纸”,将青年报、妇女报、农民报、工人报等定位于特定目标受众群的报纸,并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取向。本文认同于这种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两类报纸做文本分析。 {27}这一分析思路来源于Suzanna Danuta Walters在其著作All the Rage: The Story of Gay Visibility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1),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众媒介中“可见”的同志个体、组织及其运动的颇有洞见的思索,详见该书第14 ~ 16、22 ~ 23、26 ~ 27页。 {28}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29}详见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30}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31}这包括了李银河、王小波:《他们的世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银河、王小波:《同性恋亚文化》;张北川:《同性爱》,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童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由北京纪安德咨询公司出版长达67万字的未正式发表版报告《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认同状态调查》(2005);曹晋:《大陆另类媒介的生产——以〈朋友通信〉为例》;曹晋:《边陲城市的女同健康热线研究》,载《新闻大学》2008年秋季号;周丹:《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的法理想象》。这些著作与文章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国内同志组织与权利行动的运作逻辑,并且学者与行动者们也愿意接受这套逻辑。 {32}同注{28}。 {33}上海图书馆慧科讯业报纸数据库(公共版)“收录了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二百多种报纸,其中大陆报纸有260种,主要是全国各省市的重要新闻报纸和专业报纸,4种为香港地区报纸,即香港经济日报、香港商报、文汇报和大公报”,摘自上海图书馆数据库慧科讯业报库说明,网址为http://eservice.digilib.sh.cn/database/details.asp?dbID=59。 {34}这一缩小月份并集中在12月1日艾滋病日前后的检索,旨在观察中国市场化类的报纸在报道同性恋这一议题时是否存在着历时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否得益于国家对艾滋病日的宣传以及关于男同性恋者应该发挥何种作用的推动。 {35}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36}具体可参见George Chauncey, 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1940。 {37}毛泽东时期对同性恋的公开说明首见于195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明确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司法解释。该文对黑龙江高级法院指出:“关于成年人自愿鸡奸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决。此外,对于同性恋的媒介再现都散佚于民间的各类小报和杂志,上海女爱组织的吴筱燕、想起作了上海地区毛泽东时期女同性恋的口述史以及周丹所从事的中年男同性恋的口述史研究,均给笔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 {38}David Halperin, How to Do the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 126. {39}Eve Kosofsky Sedgwick在《柜子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中对文学经典文本修辞的分析启示了笔者如何从叙述学与修辞等方面来看待正统报纸对同性恋的定义与勾连,详见本书第54 ~ 58页。 {40}这里,笔者专门进入了华东师范大学“Proquest外文报纸数据库”,选取了《纽约时报》这份美国官方大报作为研究样本,时间段从1980年1月1日至1990年12月31日,关键词为Homosexual(ity)以及Gay,从搜索到的报道中,我们发现整个80年代美国媒体对于同性恋的关注集中在参军权利、与宗教(特别是天主教)的冲突、法院等国家机构对同性恋的立场与态度,以及同性恋与艾滋病之间的勾连等方面,正如Phelan(2001)对1950年代与1980 ~ 1990年代同志在大众媒介中“可见性”(visibility)的比较,认为80年代至90年代末,同志“现身”媒介不再仅仅局限于罪案调查的目标(Mark Blasius & Shane Phelan (ed.), We Are Everywhere: A Historical Sourcebook of Gay and Lesbian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97),要求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的同志主体的媒介形象开始形成。这打破了笔者之前的假设,认为美国媒体也会将同志(现象)排他性地勾连上与之敌对的某种社会制度,从而与中国媒体的处理方式形成一种准敌我色彩的结构性对抗,事实上,笔者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象来自于我国媒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产制逻辑:同性恋属于去历史化的“资产阶级”制度化的社会问题,美国媒介在80年代“讨论”的是“同志能否以及如何拥有公民权利”等议题,其中各派观点争论不休,没有定数。在笔者看来,这无关乎孰是孰非,反而体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与性存在之间“既定”关系的流变过程,以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自由主义公民”话语(在90年代后日渐渗透于我国)的影响力。但,值得一提的是,Shane Phelan(Sexual Strangers: Gays, Lesbians and Dilemma of Citizenship, p. 150)的著作里提到了一点,即同性恋人群是后冷战时代下新右翼集团用以替代共产主义的新对抗对象,将同性恋作为共产主义的替代物(substitute),而非勾连,体现了新右派对同性恋所持的基本看法。 {41}Michael Taussig, The Nervous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112, 139. {42}吕新雨、赵月枝:《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建构》,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10年总第12期。 {43}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大三学生韦欣悦对笔者的启发。 {44}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提出的“跨语际实践”的概念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让笔者更充分理解并有意地去关注西方词汇进入中国情境下所发生的意义的碰撞、转变、妥协与固定等过程,这种意义的旅行(travelling)与翻译(translation)能帮助我们更深层次地体会到西方现代性知识体系及其下属的众多概念在中国情境下所发生的种种实践性的改变,每一个外来词汇并非如我们想象般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当下意义,而笔者所讨论的(纸质)媒介则更成为了意义争夺、暗潮汹涌的话语场所。 {45}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 p. 45. {46}这些讨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并不是没有,李银河从2003年2月起开始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全国人大提交“同性婚姻立法”的议案,但是在《人民日报》2003年起的“两会”时段,却没有关于“同性婚姻立法”的任何消息。 {47}这条消息是笔者从搜狐网站(新浪、网易等其他门户网站也刊登了这条消息)的新闻专题“李银河欲再次提交同性婚姻提案”中摘录下来,而《人民日报》在2006年3月3日第8版报道了此次新闻招待会的情况,却没有提及任何同性婚姻的情况。 {48}此处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人民”与“公民”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其命名变化背后的政治经济脉络。 {49}Sally McConnell-Ginet, The Sexual (Re)Production of Meaning: A Discourse-Based Theory, 转引自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1990, p. 4。同时,Sedgwick在本书中利用福柯在《性史》中提出的性话语的再生产与知识、权力的关系,指出异性恋的同性恋恐同主义是基于无知而产生了一种强暴式知识体系,因此,政治斗争成为了针对无知的斗争,那么这些无知的表现就绝不是对绝对真理的种种不解,而是某些知识的对应产物,某个特定的知识领域内的活动。尽管这些无知是知识的孪生兄妹,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认为他们在同样的轨道上遵循同样的规则以相同的速度运动。这一颇有洞见的、激进无比的想法也影响笔者重新思索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体系对同性恋的生产过程与文本,详见该书第5 ~ 8页。 {50}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1990, p. 5. {51}同注{42}。 {52}此处感谢吕新雨教授对笔者谈及社会运动与大众媒介时于笔者的启发。 {53}笔者在2004年和2006年完成的两篇文章《“网络情境”下同志社区的话语建构与交流识别》(云南丽江:2004年中国传播学论坛)与《同志、身份 / 认同与空间——对中国内地同志网络空间生存及(集体)行动可能性之探察》(深圳: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学生组”优秀论文)各自从网络与同志身份 / 认同以及后者能否推动前者进行网络平权行动的可能性等角度进行探讨。唯一不足的是,没有涉及到国内同志(实际)社区的形成以及与政府、各大社会利益集团、国外基金会等组织互动的复杂过程。 {54}此处要特别感谢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龙彦对全球基金的介绍以及相关资料的提供。 {55}赵珂:《同性恋社群组织30年备忘》,载《中国发展简报》2008年第39期。 {56}其中包括了《南方周末》的策划《民间人物志——徐列:同情也是一种歧视》(2001年11月1日)、《消费日报》的《与同性恋者零距离对话》(2002年2月1日)、《海峡都市报》的《我误入同性恋圈子》(2001年12月29日)、《西部商报》的《暗访兰州“同性恋”》(2002年1月7日)、《南国早报》的《另类“同志”的灰色人生》(2002年9月3日)、《金陵晚报》的《同性恋处境艰难,约会都偷偷摸摸》(2001年3月14日)、《当代生活报》的《暗访广州同志乐园》(2002年6月11日)、《新晚报》的《走近京城“同性恋”部落》(2002年10月27日)、《新快报》的《广州“同志”活得很累》(2001年3月13日)等。 {57}Shane Phelan, Sexual Strangers: Gays, Lesbians and Dilemma of Citizenship, p. 155. {58}在此,笔者借用了法国20世纪60年代“国际情境主义运动”的代表盖·德堡的名作《奇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中译本,将其翻译成《景观社会》,详见[法]盖·德堡:《景观社会》,陈昌凤译,南京大学出版2006年版)中对“奇观”一词的定义,作者认为,奇观是以在大众传播技术所制造出来的“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景观社会》,第3页),因此,张一兵先生在本书中文版的导言中推论到,德堡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的物化关系,“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性结构开始转向以影像方式为主导的奇观生产方式”(《景观社会》,第20页),这一点提示了笔者,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笔者也相当化约地将其运用在后毛泽东时代下的中国情境中)的奇观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社会性别、性存在等维度上的歧视,是否所中介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会成为某种中心 / 边缘、主导 / 压制的力量不平衡的二元结构关系? {59}王雅各:《拓展同志空间的最新成果——许佑生结婚》,载《性别与空间研究室通讯》1998年第5期,《同志空间专辑》,第195页。 {60}分子是该地区党报系统外所选取的都市类报纸与艾滋病勾连的同性恋题材的报道数量,分母是从当年9月30日至12月31日之间这些报纸所有关于同性恋题材的报道数量,所选取的报纸样本,详见本文第二节。 {61}当然,在此,需要指出,同性恋最终得以进入体制内,从1999年的香山会议、2001年“中国首届同性恋者网站和艾滋病教育研讨会”、2002年中英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启动,直至2005年中国疾控中心主持的联席会议,这一条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同志行动路线历经无数同志行动者与学者的努力。 {62}笔者搜集到的报道包括:《文汇报》(上海)的《生存在包容与尴尬之间——我国同性恋人群生存现状调查》(2004年8月18日)、《南方都市报》的《有一些种类的鲑鱼》(2004年2月15日)、《西安晚报》的《都市同性恋调查》(2004年12月7日)与《都市同性恋的异样世界》(2004年8月10日)、《滇池晨报》的《写在昼与夜的边缘——同性恋部落完全解码》(2004年10月22日)、中新社的《处于社会边缘地带中国同性恋者生存状况调查》(2005年8月3日)。 {63}之所以是2004年,一方面是该年度国家对国际艾滋病日的承认,意味着国家主导的抗艾防艾运动的全球化发展,另一方面,从报纸数量来看,图2中2003 ~ 2004年,与艾滋病相关联的报道三地均有大幅度增长(分子),而全年度关于同性恋的报道在数量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分母),报道中不少知识分子诸如李银河、张北川等人纷纷呼吁社会重视同性恋以及在国家防治艾滋病中的作用,因此无论在报道中再现的国家政策与知识分子的对话,还是数据显示都能看得出2004年的确给同志在媒介上“可见”提供了相当难得的“政治机遇”,这个词语来自于McAdam, Doug,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in Doug McAdam et al. (e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3-40; 另可参见何明修:《政治机会结构与社会运动研究》,台湾社会学会年会,2003年11月。 {64}Jeffrey Weeks, Invented Moralities:Sexual Value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65}同上, p. 108; David Bell & Jon Binnie, “The Sexual Citizen: Queer Politics and Beyond,” pp. 10-17; Shane Phelan, Sexual Strangers: Gays, Lesbians and Dilemma of Citizenship, pp. 29-32. {66}当然,就民族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西方政治学形成了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而国家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张力(tension)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具体可参见[美]福克斯:《公民身份》,郭忠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中文版。 {67}[美]兰格曼:《西方新社会运动40年发展的理论总结》,周穗明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 {68}Jeffrey Weeks, Invented Moralities: Sexual Value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pp. 119-120; 而朱伟诚在《同志·台湾:性公民、国族建构或公民社会》(载《女学学志》2003年第15期,《同志研究》专辑)中也首次将“性公民身份”概念引入台湾地区,并对上述作者著述中的观点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解释,详见第124、131 ~ 136页。 {69}Jeffrey Weeks, Invented Moralities: Sexual Value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p. 122. {70}Shane Phelan, Sexual Strangers: Gays, Lesbians and Dilemma of Citizenship, pp. 156-158. {71}David Bell & Jon Binnie, “The Sexual Citizen: Queer Politics and Beyond,” p. 3, 23. {72}详见甘阳:《关于中国的软实力》,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12月26日。 {73}譬如,《南方都市报》的《省疾控中心征集男同性恋者 一项针对广州地区男性同性恋者研究明日启动》(2004年10月9日)、《男同性恋免费测血 队列研究项目活动第二阶段开始 此类人士即日可报名》(2005年5月12日)、《“养老是我们最沉重的话题”组织者希望同性恋者的健康活动得到公众理解》(2005年10月25日);中国新闻社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已成抗击艾滋的生力军》(2005年7月5日)、《浙江政府批准成立民间同性恋爱心组织干预防艾》(2005年8月15日);《新民晚报》的《安徽首开同性恋健康咨询热线》(2005年8月28日);《重庆商报》的《首家同性恋防“艾”网站开通 由同性恋志愿者筹建》(2005年9月21日);《北京青年报》的《重庆为遏制艾滋病 下月起投放同性恋安全套》(2005年10月21日)等。 {74}Suzanna Danuta Walters在著作All the Rage: The Story of Gay Visibility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1)中也提及到,同志在媒介上的“可见”关键在于是否能实现多元性,而非同一性(sameness),因此她反驳了“同志文化的异性恋化”(heterosexualization of gay culture)和“同志的同化”(gay assimilation),认为应反其道而行之,“美国文化的同志化”(gaying of America)是否在媒介上可见才是美国差异性民主的核心所在,详见该书第10 ~ 12页,13 ~ 14页,24 ~ 25页,第28、49、55、293页。当然这个相当后结构主义色彩的激进观点是否适合于我国还有待考证。 {75}Fraser & Nancy,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Larry J.Ray & R. Andrew Sayer(ed.), Culture and Economy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9, pp. 25-52 {76}Larry Gross在著作Up from Visibility—Lesbians, Gay Men, and the Media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与Suzanna Danuta Walters在著作All the Rage: The Story of Gay Visibility in America 中都不约而同地对美国当代同志组织与国家之间讨价还价局面做了十分生动的形容,分别详见各自著作的第262页与第19页。 {77}这应当反映了京沪两地地方政府对该问题的看法,“不要问,不要说”成为了同志非政府组织、社群集中最为频密的两大城市所发行的都市类报纸在同志行动主义问题上所秉持的相对统一的态度,笔者与不少上海本地都市类报纸的记者(先暂且不论其自身的性取向)有过谈话,发觉他们大多对同志运动所提出的性公民身份诉求比较赞同,但是“经济上处于核心位置并不代表文化上的宽松”(某位记者的原话,来源于2008年9月7日下午在复旦附近的一次对谈),因此,相关报道基本上无法最终见诸于报端。 {78}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洪兵博士论文《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6月),以及《〈南方周末〉20年:启蒙和冲破〈真理报〉模式——〈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访谈》(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1410,2007年4月14日访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张志安博士论文《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以及《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个案分析》(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年第12期);广州大学田秋生博士论文《市场化生存的党报新闻生产——〈广州日报〉个案研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6月)分别对《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广州日报》的新闻产制过程及其权力关系作了非常细致与漂亮的分析,也直接启发了笔者对于这些报纸在同性恋议题上有所作为的原因的思索。 {79}譬如中山大学2006年批准成立华南地区首个倡导“性向平等”社团——彩虹社,国内首位公开支持儿子同性恋身份的母亲吴幼坚等,国内公开“现身”的男男家庭。 {80}具体可参见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 {81}张志安:《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个案分析》,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年第12期,第165 ~ 173页。 {82}这个观点来自于赵鼎新与林芬合写的文章《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中所提出的“新闻媒体的揭黑行为本身就是一场运动”的观点。 {83}同注{81}。 {84}具体可参见洪兵:《〈南方周末〉20年:启蒙和冲破〈真理报〉模式——〈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访谈》,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1410, 2007年4月14日访问。 {85}同注{26}。 {86}Yuezhi Zhao,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Conglom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ress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Party State”(赵月枝:《从商业化到集团化:党和国家轨道里的中国报业转型》),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0, Iss. 2, 2000, pp. 3-26。 {87}具体可参见George Chauncey, Gay New York, p. 2-12。 {88}林南之:《从边缘的肉渣里,提炼“同位素”——一份同志刊物的再思考》,载《性别与空间研究室通讯》1998年第5期,《同志空间专辑》,第131 ~ 132页。 {89}Verta Taylor and Nancy Whittier,“The New Feminist Movement,” in Laurel Richardson & Verta Taylor (ed.), Feminist Frontiers: Rethinking Sex, Gender and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2。中文版载[美]莫里斯、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第131页。 {90}具体可参见Binnie & Jon, The Globalization of Sexual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4。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