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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教育“去管制化”与“教育公共化”运动

钟秀梅

【内容提要】 本篇主旨为探讨澳大利亚的教育变革是在去管制化趋势下,朝向偏重资源运用的效率、市场竞争导向和消费者利益为考虑的变革,对教育本身产生价值冲击。去管制化政策保障新市场的运行,扩大既成市场利润,导致教育资源的垄断和财团化。这也意味着财团的权力扩大,社会冲突增加,公民权力受到限缩与压制。其结果冲击到澳大利亚人民一百多年来所建立的平等主义、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等人文社会价值,以及这些价值所体现的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和国籍的社会内容与教育哲学。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管理主义导向,这些传统价值逐渐流失。于是,澳大利亚教育工会和公共大学协会等公民组织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危害,他们经由倡议、论辩与活动,提出不同的观点与行动策略。本文旨在探讨澳大利亚公民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何对新自由主义去管制化政策进行批判,如何重新组织教育,如何经由论辩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一、问题思考

  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成为澳大利亚社会关系转化最为剧变的课题,相关的配套政策如媒体产业、牛奶工业与高等教育等的开放市场竞争,是在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市场经济理性下开展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概念,依照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定义,是历史的产物。亦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资本积累的动力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中心国的资本向外扩张,迫使部分民族国家必须转移公共事业为私有化,确认外来跨国公司的所有权,消除贸易障碍,促进金融政策的松绑。美国政府积极部署的新自由主义策略,最典型的是发生于七八十年代智利、墨西哥以及90年代韩国、台湾、瑞典等国家和地区性质的转型。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内容为缩减社会福利支出、订立弹性劳动法和私有化等结构性调整政策。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货币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相关的调整计划(Harvey, 2005)。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提姆·安德森(Tim Anderson)指出:澳大利亚的新自由主义发展,乃过往20年来的社会剧变,使得澳大利亚社会朝向管理主义的进程。管理主义着重资源的有效应用、市场竞争导向、消费者利益优先和市场扩张等所谓的理性的去管制化。他指出,去管制化有市场与社会的两重意义,市场的部分为“市场的去管制化为保障新市场的运行,和既成市场利润化的扩大、垄断与财团化”,社会的部分则是“社会去管制化,意味着财团的利益和权力扩大,社会冲突增加,导致公民权力的限缩与压制”。(Anderson, 1999)

  我们可以从金融、媒体、工业关系与教育等实例,了解澳大利亚去管制化政策将劳动群体边缘化的过程。首先是金融的去管制化,开放外国银行入驻澳大利亚市场同国内银行竞争。此项改革虽然使消费者容易取得信贷,但是也加重了消费者的债务负担,一般家庭购屋的房贷也随之增加。国内银行体系为了能和国际金融市场竞争,被迫瘦身,节省分支银行的开销,于是大量座落在乡村的分支银行必须关闭,许多澳大利亚农民与弱势群体的贷款反而遭遇困难。由罗伯·孔诺黎(Robert Connolly)导演的《银行》(The Bank),即是描述一名乡村男孩放学回到家里,看见农民身分的父亲,因为农业破产遭银行催缴债务,愤而上吊自杀。多年后,男孩长大了,他努力挤身让父亲走投无路的银行高层,有一天复仇的日子到了,男主角利用计算机程序破坏银行系统,导致银行体系崩溃,复仇者如释重负地走出这家银行。①

  其次是媒体产业的去管制化,这是澳大利亚公共产业私有化常被研究的案例。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通讯(Telstra)是澳大利亚国营企业的金鸡母,为澳大利亚社会福利系统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1991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Law)通过,澳大利亚政府同意让其他私人电信公司和Telstra竞争,于是跨国电信产业Optus、Austel和 Vodafone等厂牌大举进驻,Telstra私有化,被迫出售49%的股份。一时之间,澳大利亚消费者似乎多了选择较为便宜的电信商品的机会。但是,提姆·安德森认为整体的社会资源分配成了难题,因为乡村的公民权被剥夺了,以电信成本计算做为衡量的安置系统撤除,乡村的电信补贴政策停止。所谓“使用者付费”的系统,反而让就业困难的群体、没有资源的小区与原住民居民的通讯权利更为萎缩(Anderson, 1999)。

  再次,去管制化影响了工业关系,其具体内容为解除劳动管制、削弱工会权力、重新建构社会与市场管制以利投资者的利润。1996年,保守派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主导的《职场关系法》(Workplace Relations Act of 1996)的制订,让过往澳大利亚社会引以为傲的工会组织力量遭受影响。②工会集体协商权、团结权与工会保护工人权力遭到《职场关系法》的挑战。该法律直接导致弹性劳动制度的产生,使劳动成为可议价的商品,任由市场竞争原则叫卖,剥夺了社会劳动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此法案造成深远的影响,社会关系矛盾加深,百年来所建立的阶级平等的传统受到挑战。因此,与澳大利亚教育良性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澳大利亚教育工会(Australian Education Union,AEU)和公共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 Public University),对于这波去管制化导向所牵动的一连串教育政策变革,进行组织教育、论辩和提出建设性方案。本文将以他们反对教育去管制化运动的动能为例,探讨澳大利亚教育群体捍卫教育公共化背后的论辩与过程,和其所倡议的教育政策思维可为我们的教育带来何种反思。

  最后,高等教育的去管制化政策对澳大利亚社会影响深远。悉尼大学副校长嘉文·布朗(Gavin Brown)说:“去管制化的全部精力确实是放在与财政和人事管理相关的思考。”③也就是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学费、职工改革方案、大学工会集体协商权和政府补贴的变化等一系列政策的改变,都朝向私有化的进程,其结果是任由大学的管理部门计算如何让公有部门的教育机制开放给私人公司投资,使澳大利亚教育体系开放于世界市场,让教育商品化成为政策导向,致力于吸引来自全世界的有钱学生以赚取外汇。这些措施导致了教育的核心价值的流失。

  以下将以去管制化的背景为轴线,首先回顾过往澳大利亚重要的人文历史资产如平等主义(equalitarianism)、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如何影响澳大利亚教育思维。其次思考澳大利亚教育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政党政治角逐之下,澳大利亚的教育政策如何转变。最后探讨全球化下的去管制化教育发展带给澳大利亚社会什么样的影响。

二、平等主义

  过往澳大利亚自由主义派学界提出,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特指没上过大学、蓝领且工会会员,他们成为长时期平等主义的受惠者或服务对象。④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主义已经式微,当下的澳大利亚人已是中产阶级,谈平等主义是件奢侈的事。自由派的论点或许有理,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资料(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03年超过65%的澳大利亚人是白领,他们是老师、护士、银行职员或公务员。过去50年,蓝领阶级组成了多数的劳动力。据估计,1947年,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占劳动者的一半,现在只剩1/3,1966年的制造业工人高达26%,到了2002年只占12%,显然《职场关系法》的立法有一定的社会支持度。⑤

  但是罗卡斯·尼克劳斯(Loucas Nicolaou)的研究指出,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工人,其实取代了原来定义的澳大利亚蓝领阶级,特别是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与亚洲的移民工人,补充了澳大利亚的体力劳动来源,从事较为辛苦的工作(Nicolaou, 1991)。罗卡斯·尼克劳斯带出的问题意识是,不管是白领或是蓝领,凡是拿薪资的阶级,都在工人阶级的范畴,除了少数资本家、公司执行长、国家官员等。因此,平等主义在他的思考脉络中,不论宗教、种族、性别、国籍背景,在阶级关系中都是受雇者,皆应该平等不受歧视。阶级运动所形成的压力,让国家有责任制订一套合理公平的公共政策,包括生活、交通、教育、各种社会福利等⑥,以保障工人阶级的社会安全网络。

  平等主义在90年代之前,对澳大利亚教育制度的建立有指标意义,低学费的教育制度保障了劳动阶级往上爬升的可能性,也让人人有受教的权利,达到齐头点的平等。澳大利亚少数富有家庭与部分中产家庭会将孩子送去昂贵的私人寄宿学校,或者到欧洲读大学,此种选择属少数家庭,不足以影响公众受教的基本权力。澳大利亚平等教育的维持要归功于澳大利亚教育工会的坚持。澳大利亚教育工会有160500位会员,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组织,光是内部职员就有450位。其中心理念是:维持职场的工作保障,随时掌握工资、教学与学习情况,持续研究并协商最好的工作条件。

  澳大利亚教育工会的上级单位是澳大利亚工业关系委员会(Australian Industrial Relations Commission),两者为雇主与受雇者关系,成为澳大利亚工会议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ACTU)的一员。澳大利亚教育工会的会员包括在公立学校服务的学前幼儿园、育幼院、小学与初中老师与职工。在私立学校服务的则是澳大利亚独立教育工会(Independent Education Union of Australia,IEU)。澳大利亚独立教育工会也包括澳大利亚技职学校,像是技术与进阶教育(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例外的是,国家高等教育工会(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NTEU)的教师与职工是在维多利亚省的公部门与小区工会系统。 总之澳大利亚教育工会、澳大利亚独立教育工会、国家高等教育工会都属于联邦教育工会(Federation of Education Unions)成员,联邦教育工会主要在首都堪培拉游说国会与募集基金。⑦

  澳大利亚教育工会是澳大利亚教育的小政府,其原则为提升教育质量与坚持照顾弱势与平等的原则,并且鼓励各省运用尊重族裔、文化多样性与具可持续环境观的第二种教材编写,尽可能采用非单一的教育哲学思想,支持公众教育与性别教育,关注迟缓儿童的特殊教育。澳大利亚教育工会捍卫教育公共化所扮演的专业的角色,对于公共教育资本的投资计算有套精密的算法。澳大利亚教育工会顾问亚当·罗里斯(Adam Rorris)指出,保守派政府执掌的2002年到2005年之间,投资于私立教育的资源从每人1380澳元提高到1560澳元,可是公立教育资源每人只有540澳元。Adam Rorris认为重建公共教育的经费必须从每年21亿澳元提高到40亿澳元,用以改善学校设施、建筑与环境友善校园等方案。他推估,2020年公共教育基金需要480亿澳元,这么多的资金缺口,必须靠联邦政府的公共支持,而不是依靠新自由主义的商品教育逻辑(Rorris, 2008)。

  可见基层教师工会组织,扮演了维护平等主义的重要角色。不像台湾,虽然全国教师会努力争取教师组工会,却还是要克服许多困难,包括政府的态度与许多教师的中产阶级立场。澳大利亚教师有组工会的自由,各地教师工会除了捍卫教师利益与团结权外,澳大利亚教育工会组织相当多的教师训练、教学经验的交流与各项活动的推动工作等。而且许多大学的教育科系和中小学教师的联系很强,通过同他们的互动,提供许多进步的教育方法学,比如保罗福瑞尔的解放教育学在澳大利亚就很受欢迎。

  2005年,悉尼大学生的“反高学费”运动让平等主义的社会意识浮现,同时大学教师与职工工会对弹性劳动的反弹声浪高涨。悉尼科技大学和邻近的悉尼大学学生会,发起了几波反教育商品化游行,他们甚至冲进了悉尼科技大学副校长室,跟副校长争论教育私有化政策,结果警察跑进来驱逐学生。悉尼科技大学职工也曾发动罢工。教职工会罢工程序是拉一条罢工线,罢工期间进入学校工作的就是工贼。

  澳大利亚平等主义的社会资产,成为澳大利亚教育工会的原则。过去几年因为保守党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澳大利亚教育工会的危机意识增加,其组织目标就是捍卫工会的力量。2007年工党政府胜出,澳大利亚教育工会支持工党路德政府(Kevin Michael Rudd)的三个教育改革方向:一是增加公立学校经费补助;二是提高教师薪资;三是增加穷人小区教育资源。澳大利亚教育工会教育公共化政策思考方向,是以维护教师生活尊严与照顾人权的非市场原则展开的,获得了社会多数人的支持。

三、进步主义

  进步主义在澳大利亚的社会脉络与文化自由主义有关。现代自由主义(modern liberalism)与进步主义两者所支持的政治行动很类似。文化自由主义反对保守的右翼为进步学派,为当代政治思想的独特分支。⑧若以查理·乌伊拉德(Charles Willard)的概念出发,到底澳大利亚进步主义如何影响其教育思维?进步主义何以响应全球化下的教育转变?

  澳大利亚的进步主义发光发热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受到全世界反战、反种族主义、女权运动、环境运动等进步主义运动的洗礼。澳大利亚反战运动受美国反战运动的影响很深,当时,在反战运动中因为唱反战歌曲而成名的包伯·迪伦(Bob Dylan),直到他60岁,都还到澳大利亚各大城市举行演唱会,听众也都是当时参与运动的年轻人。反越战是全世界范围内进步青年的成年礼,他们介入运动后,发现美国深层的军事力量与经济体结构才是帝国主义的核心命题,而澳大利亚又是此军事联盟的一环,所以反战运动所带出的澳大利亚的人道主义立场是深厚的。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发动的反战力量很强,其中澳大利亚教育工会在各地的分会表现出惊人的组织动员力量。澳大利亚教育工会认为,社会教育也是正规教育的延伸,因此,教育学生认识国际事务与国际权力关系所展现的霸权思维,作为国际公民的一份子,如何履行应有的道德力量反制暴力,是核心的教育思维之一。

  澳大利亚教育工会主席卡维拉托斯(Angelo Gavrielatos)在2009年澳大利亚教育工会联邦年度会议(Australian Education Union Opening of the 2009 Annual Federal Conference)上谴责以色列入侵加萨走廊的行为,他说:

  我们所举办的各种会议,就是让孩子不管是他(她)在课堂、学校、省、国家和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要生活的很好,这是我们老师的基本工作。今天的会议我要表达哀伤,那就是根据报导,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孩子被以色列军队炸死了300名,我要特别谴责以色列炸了学校和大学。上回的轰炸有1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但也有13名以色列人被哈马斯杀害。根据《联合国1967年巴勒斯坦领地占领区特别草案》,以色列非法占领加萨走廊引起巨大形式的集体惩罚和不当的运用暴力,已经破坏了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第四届日内瓦会议的原则(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HumanRights Law and 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澳大利亚反种族主义启蒙于美国的黑人运动,但是历史的发展略有不同。2009年在院线上映的《澳大利亚》即以原住民小孩的视角,阐述英国白人殖民者自1788年进入澳大利亚大陆后一连串的暴力。两百多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因为白人带来的传染病,或遭杀害,或被驱逐原居地而死亡。光是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岛,原有两万多的原住民,英国殖民者来到的1800年到1867年间,已经没有一个原住民存活了。

  另外,从187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澳大利亚原住民文明化为名,将4万到10万名白人父亲和原住民母亲所生小孩,强行从父母身边掳走,使他们成为“失窃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被主流的澳大利亚社会视为半种性(half-caste)的混血或原住民的小孩,长大后,男的被送去白人农场做工,有些生存的状态几乎是奴隶性质的,女的则为女佣,白天工作,晚上经常受男主人性侵。

  澳大利亚社会有良心的白人从1998年到2008年推动“向原住民说道歉”(say sorry)的运动,因为澳大利亚保守党执政,保守党总理何华德拒绝说道歉,直到2008年2月13日,工人党路德总理才正式向澳大利亚原住民道歉⑩。澳大利亚原住民在总人口1900万当中只占2%,他们的平均寿命比一般澳大利亚人少20岁,进监狱的比率却比白人多30倍,婴儿的死亡率,过去在原住民和白人之间的差距高达20倍。所谓澳大利亚社会的第三世界,就是指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

  澳大利亚教育工会非常重视澳大利亚原住民教育。主席卡维拉托斯在2009年澳大利亚教育工会联邦年度会议上,宣称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教育总目标是在特别的原住民小区建立公共教育的模式与架构。有8个实施要点:一是由学校提出计划,让政府参与,协助原住民父母,使原住民小孩从零到四岁,由学校与小区共同照顾;二是建立从学前、就学到技职学校期间的教育综合体;三是补助教育津贴;四是以学校为单位,培力原住民;五是吸引优良资深的老师到较困难的原住民地区服务;六是培养新进老师;七是改进较困难原住民小区的教育训练;八是加强原住民教师的培养。{11}

  伴随着70年代的进步运动,妇女运动崛起至今,先是争取工作平权、妇女社会化与反文化歧视。至今,投入基层教育的教师人数约七成为女性教师,她们对于性别平等与社会正义的教育,可谓是第一线的推广者与捍卫者。澳大利亚教育工会的妇女计划于1984年设立,每年聚会并讨论年度重要议题,这些议题表现于联邦妇女会议(the federal women’s conference)的集会与讨论。从2001年到2008年,联邦妇女会议共发展了11个主题,分别是:鼓励女性教师加入工会共同领导工会、加强教师专业能力、改善职场环境、兼顾工作与家庭平衡、建立与小区关系、妇女与人权、生活工资的争取与带薪产假、反暴力与性骚扰、反对弹性劳动、重新检讨工业关系、全球连接等,另外妇女计划也致力于扫除女学生厌食症,恢复他们的自信心与自主性,在这些方面他们累积了不少好的经验。{12}

  和平运动、种族平等运动和性别解放运动成为澳大利亚进步运动的重要内容。相对于1990年狭隘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动员,2000年反对伊斯兰世界的氛围鼓舞了当时保守党政府的政策保守化倾向,巩固右翼,合理化出兵阿富汗与伊拉克、反恐、打击澳大利亚移民族裔,因而造成了澳大利亚社会内部的对立。进步主义在澳大利亚所形成的自由论辩与行动的力量,让被压抑的社会声音被听见与尊重。

四、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成为澳大利亚的政治论述要在1960年代展开。当时“多元文化社会”(muti-cultural society)、“族裔多元主义”(ethnic pluralism)、“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等说法同时并进,直到1975年,“多元文化”一词才成为定论。多元文化成为社会共识要归功于多元文化的倡导者长期的努力。二次大战后,大批的欧洲移民涌入澳大利亚,这些非英语系国家的移民遭受同化主义之苦,第二代子女以英语为工具倡议多元文化的意义,他们多数是学者、作家和活动分子,积极要摆脱澳大利亚同化主义的移民政策,使多元文化主义和澳大利亚移民计划成为象征性的关系(Lopez, 2000)。

  多元文化主义纳入政府的考虑是在1973年的工党怀蓝政府(Whitlam government)展开的。当时移民部的《新南威尔斯省、维多利亚省和昆士兰省工作力委员会和移民咨询议会委员会关于社会模式的期末报告》(the NSW, Victorian and Queensland Migrant Task Force Committees and the Immigration Advisory Council Committee on Social Patterns Final Report)纳入了多元文化的概念。这份报告的核心成员贾库波维奇(Andrew Jakubowicz)强调了移民对澳大利亚社会的贡献。他是从上海移民到悉尼的犹太人,致力于多元文化的论述与行动,是悉尼科技大学社会人文系教授。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工党的阶级平等原则下展开的,并寻求方法鼓励文化多样性,包容并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等,也在法律的基础上寻求立法与保障移民的权利。{13}

  这份报告的另一位倡议者朱博济奇(Jerzy Zubrzycki)教授提供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改革方案。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和稳定澳大利亚劳动力相关,如果没有处理好移民的议题,移民则会成为澳大利亚社会不稳定因素。当时约21% ~ 24%的移民仍回母国定居,一方面因为不满意澳大利亚对待移民的态度,无法有认同感,另一方面大部分来自南欧的客工(guest worker)来澳大利亚做短期工,赚了钱回老家结婚,没有定居之意。{14}

  来自昆士兰省的多元文化的倡议者葛雷斯毕(A. J. Grassby) ,也是当时的移民部部长,他引用了《联合国民权与政治权国际契约》(the United Nationa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提出保障任何国家的居民有社会与文化表达的自由,人人机会平等,不受任何族裔的影响。他的进步主义立场,确认了文化多元主义不受种族中心主义影响,确认生存在澳大利亚土地上其他族裔的公民权,呼吁在年轻的国度建立美好的未来(Lopez, 2000)。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教育方法论,首先在维多利亚省的La Trobe大学展开,接着它成为小区成人教育的一环,各种多元的族裔语言、文化、政治、社会、食物、历史等学习与讨论在小区展开。同时Collingwood和Brunswick女子中学也开始实践多元文化的课程。自此二十几年间,多元文化成为澳大利亚教育体系的一环,是教育原则的一部分,因此,多元文化成为澳大利亚平等主义、进步主义运动之后的另一项教育的资产,平衡了文化偏见与尊重少数的教育原则,这个原则挑战了文化与种族本质主义,有利于更多族裔认同澳大利亚。

五、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命运

  2000年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教授西蒙·库波(Simon Cooper)为在墨尔本召开的主题为“大学结束了吗?”(The University is Finished?)的会议写下一篇著名的文章《大学的命运》( The Fate of the University ),引起相当广泛的讨论。其实1999年公共大学协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应对前述保守派何华德总理所主导的去管制化下澳大利亚教育的私有化危机和澳大利亚过往所积累的丰富的平等主义、进步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遗产的松动,并反对由经济市场来主导教育的价值(Cooper, 2000)。

  公共大学协会对于澳大利亚大学的财团化与私有化趋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它认为大学市场化与大学在社会中所扮演的独立、批判、知识传播和道德的整体角色相冲突,学生变成“使用者付费”的消费者,政府教育完全是商业导向,因此联合公共媒体共同监督教育走向,为其重要目标。{15}它对于澳大利亚保守派政府在全球化竞争下,比照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知识投资计划,要发展全球知识生产的策略,吸引全球学生到澳大利亚学习和为澳大利亚知识产业输出所建立的“知识国”做准备(Considine, Simon Marginson, Peter Sheehan & Margarita Kumick, 2001)。公共大学协会认为“知识国”一词意味着要将过往教育的保护政策让渡市场原则。它组织学者与公共大学倡议者如西蒙·库波、雷蒙·盖塔( Raymond Gaita)、玛格丽特·梭堂(Margaret Thornton)等人对于澳大利亚“知识国”的发展提出论辩。

  西蒙·库波(Cooper, 2000)指出,目前关于澳大利亚大学的未来,存在两个争论:一是工会与左翼的立场,这个立场与支持工党的教育政策有关。工党认为大学不能为了服务于“知识国”(knowledge nation)的转变,成为经济管理导向,大学应该承载教学、反思与知识的功能。特别是平等主义的教育体系,让工党与左翼相信要支持“知识国”的前提是捍卫大学的公共基金;二是右翼的观点,他们是右翼政府智库、支持大学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群体与经济理性的大学机构管理高层,这些群体与大学教员之间经常剑拔弩张(Considine, Simon Marginson, Peter Sheehan & Margarita Kumick, 2001)。

  雷蒙·盖塔提出“知性生命”(life of the mind)为学院自由与大学发展的主要认同。{16}他认为:“通过不同世代的积累所创造的文化财富,就是知性生命所经过的路程。这些教育者有责任传递给下一代。”虽然高等教育的践行者和在高等教育机构任职的人有职务上的不同,但是他强调批判的传统,有助于大学本身对于西方文明中心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提出反思。他认为如果大学的改革往西方技术理性的管理主义方向思考,则违背了大学机构传递知性生命的知识理念,因此大学的公共责任是“让学生脱俗”(protect its students from worldiness)(Gaita, 1999)。西蒙·库波认为如果只强调个人主义式的“使用者付费”的短视近利的知识工具化原则,却忽略知识必须连结到政治、社会与道德的意涵,那么作为“知识国”中的大学服务人群的目标,离平等的途径就越来越远了(Cooper, 2000)。他进一步指出:管理主义就是要脱离知性实践的大学教育,与地方知识、稳定的工作、传统技艺和社会公共价值脱勾,变成服务于企业的“接各种计划与案件中心”。

  公共大学协会卸任主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律教授玛格丽特·梭堂(Thornton, 2007)认为形塑“知识国”背后的“新知识”概念,驱动着各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展现竞争力的全球现象,信息学、后现代怀疑主义和官能失调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进一步认为新知识生产有赖于大学的知识劳工,他们在社会转型与接受市场的论述,配合执行着国家政策,起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大学文凭在新自由主义下成为私有的公众物品。

  呼应着雷蒙·盖塔的看法,玛格丽特·梭堂认为西方大学的危机,在于传统生命哲学所强调的人文核心价值的消失。这些知识分子的焦虑是伴随着昆士兰科技大学撤除人文学院的决策而来的,这是大学管理主义的市场考虑具体而为的结果,因为人文社会无市场价值而言,计划经费的生产不像理工、医学或信息来的快又多,所以,这波人文社会科学的危机,正是公共大学协会所诉求的主题。大致上,公共大学协会的努力围绕着下面几个方向。

  公共大学协会认为大学为独立的知识价值的学术社群,应该照顾到所有小区的需要,不应为特定阶级服务,所以大学课程的运作应该以学生所选择的独立有创造性的领域和服务社会为基本目的。此外,以大学的决策要透明化且以公众利益为主,副校长与执行上层需从大学组织内投票产生。而教职员工的研究、教学、学习与一般的活动要受到保护,其政策要根据学院的社会、人文价值而非管理阶层。总之,公共大学协会的大学公共化运动,为其组织的核心价值。

  2008年,澳大利亚最富有的墨尔本大学,推出了“墨尔本模式”(The Melbourne Model)课程,这个模式由墨尔本大学副校长与葛连·戴维斯(Glyn Davis)教授主导,将96个课程分成生物医学、商业、环境、音乐、科学、艺术六大门专业科目。{17}墨尔本模式受到澳大利亚社会舆论的批评,被认为将导致大量裁员,有利于富有学生入学等问题。墨尔本模式受到公共大学协会、墨尔本大学生会、墨尔本大学工会等反对,并被视作另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管理主义”作祟。{18}

六、结语

  全球化的市场导向所造成的澳大利亚教育的变革,冲击着澳大利亚社会与人民过去一百多年经由各群体奋斗所建立的平等主义、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的人文社会价值以及这些价值所体现的澳大利亚作为新国度所建立的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和国籍的社会内容。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管理主义导向,这些传统价值有所松动,经由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与教育工作者的论辩与行动,一些组织像澳大利亚教育工会和公共大学协会等,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去管制化政策造成教育政策的巨变,积极着手组织教育、论辩和建设性方案的提出。本文除了介绍澳大利亚教育群体与社群捍卫教育公共化的论辩与过程,也希望可为当前教育商品化的趋势提供反思。

参考文献:

Anderson T., 1999, “The Meaning of Deregulation,”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No. 44, Published in NSW, Australia.

Cooper S., 2000, “The Fate of the University,” Arena Journal, No. 15.

Considine, Simon Marginson, Peter Sheehan & Margarita Kumick, 2001, The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of Australia as A knowledge Nation, Report to the Chifley Research Centre.

Gaita R., 1999, “Truth and the University,” in Coady (ed.), Why Universities Matter, Sydney: Allen & Unwin.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pez M., 2000, The Origins of Multiculturalism in Australian Politics 1945-1975,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Nicolaou L., 1991, Australian Unions and Immigrant Workers, Sydney: Allen & Unwin Pty Ltd. 

Rorris A., 2008, “Rebuilding Public Schools 2020 Investment Targets,” Australian Education Union published.

Thornton M., 2007, The Law School, the Market and the New Knowledge Economy,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arseldine Campus.


【注释】

{1}1997年电影放映期间曾引起澳大利亚社会热烈的讨论。 {2}《职场关系法》指Workplace Relations Act of 1996,这个法案让个人直接与雇主定工作契约,不用通过工会,见Anderson T., The Meaning of Deregulation,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No. 44, Published in NSW, Australia, 1999。 {3}Gavin Brown是苏格兰出身的数学家,曾获得澳大利亚两个重要的奖项,分别是the Sir Edmund Whittaker Memorial Prize 和 the Australian Mathematical Society Medal。他写过上百篇论文,活跃于澳大利亚学界,学术地位甚高。他对数学的贡献是提出了measure theory和 algebraic geometry两种理论。 {4}Melleaish G., Cultural Liberalism in Australia: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见http://www.abs.gov.au/。 {6}Nicolaou L., Australian Unions and Immigrant Workers, Sydney: Allen & Unwin Pty Ltd, 1991. {7}见http://www.aeufederal.org.au/。 {8}Willard, Charles Arthur, Libe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A New Rhetoric for Modern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9}此为Angelo Gavrielatos主席于2009年1月16日在2009年澳洲教育工会年度联邦会议之开场白所致词的部分内容,会议地点在为维多利亚省。 {10}Peter R., The Stolen Generations: The Removal of Aboriginal Children in New South Wales 1883 to 1969, New South Wales Department of Aboriginal Affairs, ISBN 0-646-46221-0. {11}见澳大利亚教育工会官网,http://www.aeufederal.org.au/。 {12}同上。 {13}Andrew Jakubowicz来自新南韦尔斯省工作力委员会。Lopez Mark., The Origins of Multiculturalism in Australian Politics 1945-1975,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Jerzy Zubrzycki代表了维多利亚省多元文化倡导者们的想法,这个社群有希腊人、犹太人等。 {15}见http://www.publicuni.org/。 {16}Raymond Gaita为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哲学教授和英国King’s College London大学教授,也是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的成员。 {17}见http://www.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ugrad/。 {18}“The Melbourne Model: The Jury is Still Out,” Advocate, Vol. 14, No. 2, July 2007.

责任编辑: 郑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