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10年第10期 >> 正文

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

——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

李放春

【内容提要】 1946年至1948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北方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所谓“翻心”的实践。本文集中考察这场革命式教化运动过程中以“主人翁的自觉”为政治旨归的言说与权力运作。从普通农民的思想“障碍”出发,文章引出围绕“思想”展开而以发动与领导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实践。以“苦”这一革命教化在广大乡村中的主要经验着力点为轴心,文章着重分析思想权力行使的两种重要方式:“诉苦”(及“解苦”)实践与“访苦”(及“引苦”)实践。关于土改“翻心”的经验考察揭示出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即突出“心”、 “思想”或“精神的东西”的重要性。就此而言,“翻心”可谓未来共和国的革命政治文化之滥觞。同时,它也揭示出现代革命实践与关注心术与教化的中国传统之间的深刻延续性。

一、引子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

——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一封信》(1917年)

    通常人们认为,1946年至1948年间北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为“北方土改”)是内战环境下共产党与农民(特别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贫雇农”)之间的利益交换过程,即土改让广大贫苦农民获得经济利益(土地、房屋、浮财等),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并最终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种观点有相当的经验基础。共产党在理念上明确认为闹革命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而在土改中阶级斗争的经济“果实”(或所谓革命的“油水”)也是运动的领导者与参与者共同关注的实质性问题。

    作为一种历史因果假说,利益交换论在逻辑上简洁明了而又似乎很有说服力。实际上,此类看法土改运动初期时就已在解放区的地主中流传。1946年陕甘宁边区试办公债征购土地,陕北就有地主议论:“内战非打不可了,共产党分配土地是为了收买农民,支持战争。”{1}当时,国统区的知识阶层中也有不少人持类似看法。相比而言,晚近仍持此论的研究者在学术修辞上虽有所完善,分析上也更为深入,但在基本认识上则无实质不同。

    然而,历史地来看,土改期间共产党与农民的互动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政治过程,往往并不像利益论者想当然认为的那样简单。一方面,中共各级领导层的确强调满足贫雇农的经济要求,但在战略上也始终对土改的政治与思想“果实”高度重视。这正是共产党放弃“和平土改”而要开展“阶级斗争”(不等于是无原则地鼓动暴力土改)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从农民(让我们暂时忽略其内部构成的复杂性)这方面来看,物质利益也只是参与“阶级斗争”的必要前提,而远未构成充分条件。事实上,不少普通农民对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方案一度不支持乃至相当排斥,土改中频繁出现的农民拒绝要地或退地的举动就是明证。风险顾虑(当时叫“变天”思想)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2}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的公开报道或内部报告也不时地传出诸如“翻身是亏良心”之类的历史“杂音”,而它们的制造者——即那些在阶级斗争中一度表现消极的农民——则常被描述为思想“顽固”、“落后”。{3}例如,1947年夏,一位中共高级官员曾在讲话中针对晋西北老区土改的情况抱怨道:“政府将土地给予农民是很简单的事,但有些思想顽固的农民就拒绝接受分给他的土地。”{4}看来,土改的过程并非“收买”二字能言明。在经济利益与政治拥护之间,还隔着一层不容忽视的“心”事。

    “翻身了吗?”——韩丁关于晋东南一个村庄土改的经典叙述中提到,土地等斗争“果实”分配完毕后,这一新的问候语一度取代了人们见面时挂在嘴边的客套话“吃了吗?”。{5}北方土改也被称为“翻身”运动。“翻身”并不仅指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物质利益(土地等生产及生活资料),而且意味着他们“进入一个新世界”。然而,农民的“良心”(及“命由天定”等)思想却构成了“翻身”的“障碍”。如果置放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来看,可以说“翻身”并非一个“利”到渠成的简单交换过程,而也是一个关乎“义”(亦即农民看重的“理”)的复杂沟通过程。革命需要一种新的“义利之说”来证成自身,教化民众。{6}新的世界观能否真正为广大贫苦民众接受,影响到他们能否积极地进入“新世界”,可谓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事。正因如此,土改中如何启发与提高群众“觉悟”就成了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的重要一环。围绕这个焦点而展开的言说及权力实践正是本文所要考察的问题。

    在现代革命话语中,“阶级觉悟”是“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关键。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这个“自在阶级”,其主体则是常被认为“觉悟很差”的广大农民;而“良心”、 “天”、“命”等思想正是农民缺乏“觉悟”的具体表现。于是,政党在共产革命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活跃的启蒙者、领导者的角色。一方面,共产党人抱持群众自求解放的革命信条;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一味“消极等待”,而是竭尽所能“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积极引导与启发广大农民的“历史自觉”。

    1946年初,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社论认为,上年秋冬以来,各解放区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相当收获。特别是华北、华中广大新区,群众针对汉奸、特务的控诉清算运动先后展开。然而,解放区的群众运动“无论从规模或深度来看,都还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与群众的要求”。社论特别指出:

    要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唯有脚踏实地,从群众的当前的最迫切的要求出发,耐心地克服群众中的各种疑虑,启发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帮助群众对政策的了解,培养群众积极分子,经过民主方式成立和巩固群众自己的组织,用群众力量来解决群众自己的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准,不单看群众得到多少经济利益,而主要的要看群众在争取这些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已经产生了主人翁的自觉,是否相信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否产生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群众自己的领袖。{7}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段指示将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主要标准设定在“主人翁的自觉”,而非物质利益的满足。社论中提到的克服疑虑、启发情绪、提高觉悟等一系列关键词也表明,共产党人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对所谓“精神的东西”高度重视。{8}

    在北方土改期间,围绕“觉悟”(或“主人翁的自觉”)问题,曾出现过一个生动的说法:“翻心”。这个与“翻身”对应的历史性表述,可谓一语道出了革命之“心”事。它非常明了地传达出中国革命试图彻底重构普通民众心灵世界的意味。“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青年毛泽东写下的这句豪言(其时尚未接触马克思主义),已清晰地预示了后来由他领导的共产革命的一个重大趋向。北方土改就是一场“动天下之心”的运动,亦可谓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9}在贯彻执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过程中,不时传出“欲翻身必先翻心”、“刨树要刨根,翻身要翻心”的领导号召或群众要求。{10}不难看出,诸如此类的革命言说中贯穿的仍是儒家传统的身心观(所谓“心者,身之所主也”)。无论是正心(而修身)还是翻心(而翻身),都明白无误地凸显着“心”的重要。就此而言,以激进的反传统面目出现的中国革命,其话语结构的深层却仍旧延承着传统的“心学”义理。

    本文要考察的就是北方土改中的“翻心”实践。一方面,“翻心”固然是革命政党为了运动的“轰轰烈烈”而运用的动员策略;另一方面,“翻心”也可谓是一次面向普通农民的革命教化(以启发个体“自觉”为宗旨)实践。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分析上是可区分的,而后者的历史意义则更为深远,也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方面。

    “翻心”实践把我们引向了利益交换之外的革命教化问题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复杂权力实践。本文的主要研究意图不是为了否证利益交换论,而是试图探讨一些被此种视角遮蔽了的重要问题:在中共治下解放区的这场社会革命中,围绕“心”(或“思想”)而展开的教化性权力是怎样运作的?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的具体途径又是什么?它采用了什么策略?它造成了怎样的自我效果?等等。此外,在何种意义上而言,“翻心”实践的内在文化逻辑是“中国特色的”?关于“翻心”的话语—历史考察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革命现代性之内涵有何意义?

    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首先介绍“翻心”的来历、言说及地方实践,然后从考察“翻心”所针对的农民“思想障碍”入手,引出以思想发动与思想领导为内容的权力实践。接下来,以“苦”这一生活体验——革命话语与教化权力的主要着力点——为轴心,本文着重考察权力行使的两种重要方式:即“诉苦”(与“解苦”)实践及其造成的自我效果;“访苦”(与“引苦”)实践及其展示的权力特征。最后,在考察“翻心”实践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些重要特征进行简短的探讨。

二、“心”上的革命

刨树要刨根,翻身要翻心。

——(晋西北)临县南庄农民(1947年)

            

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庄户主还没有翻心啦!”——当暖水屯的农民在地主婆姨的眼泪前不要地契了,丁玲笔下的村党支部书记张裕民如此评论道。{11}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丁玲赴晋察冀边区参加土改,并创作了展现土改中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翻心”正是在这一期间逐渐流行开来的新名词。{12}

    (一)“翻心”小考

    就笔者目前接触到的史料所示,“翻心”可能是晋察冀边区的冀中等地流传出的说法。

    1946年10月下旬,《冀中导报》刊登了冀中九分区十个示范村土改的经验介绍。九地委指出:“因耕者有其田是一新的工作,群、干对此多很模糊,……故工作一开始,首先要打破群众思想上的障碍,启发阶级觉悟,让其翻心”。{13}不久,冀中区党委在关于土改第一阶段的经验介绍中更为明确地提出:“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14}区党委还指出:“发动群众的标志,是群众不仅从经济上得到利益,而且要有主人翁的自觉。反对单纯经济观点,认为得了土地就行。”

    除冀中以外,冀晋分区也有类似说法。例如,《晋察冀日报》介绍阜平五区沙窊村土改时提到,1946年成立的冬学中进行了土改教育,使农民了解“被恶霸地主欺压剥削的道理”。通过反省与回忆,农民“觉醒了”,“翻了心”。{15}

    1947年3月21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深入贯彻土地改革》,响应中央此前刚刚传达的毛泽东关于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批评地方上土改进行地尚不彻底。不过,该社论将“不彻底”表述为“没有翻透”,而且把“翻透心”提升为问题的关键。

    “翻心”的说法在晋察冀以外的其它地区也流传开来。当然,“翻心”的实践未必始自晋察冀。只不过,各解放区先后出现的类似实践往往冠以带有地区风格的名称,如“思想翻身”(太行)、“回忆反省”(晋绥)、“刷脑筋”(冀鲁)、“交心”(辽吉)等等。

    (二)“心”与“思想”

    就本文而言,值得关注的还有从“翻身”衍生出来的“思想翻身”这一说法。古人言“心”,而不谈“思想”。进入20世纪后,“思想”这一晚出的范畴则逐步取代了“心”的言说地位。在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中,“思想”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范畴。显然,“思想翻身”是革命在北方乡村扎根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今、古结合的说法。此外,围绕“思想”还形成了“思想发动”、“思想领导”、“思想解放”等重要表述。不过,相对于兼具“情”、“理”的“心”而言,“思想”的现代内涵似乎专重于认知层面,而剔除了情感的成分。就此而言,“思想翻身”这一表述较之“翻心”少了一层“情”的意味。然而,恰如“道始于情”之古训所言,思想的“觉悟”实际上往往必须建立在“情”动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在后文将考察的访苦、诉苦等实践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另外,在广大农村地区,“心”无疑是远比“思想”更为贴近生活的范畴。与“翻身”相对应,“翻心”较之“思想翻身”似乎也更为简洁明了。在申明以上两点的前提下,本文在分析中循史料而兼采“心”与“思想”两个范畴,不做刻意区分。

    不论是冠以“翻心”还是“思想翻身”,其实践都突出了“心”或“思想”对于革命行动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晋冀鲁豫边区是一个突出的典型。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前夕,晋冀鲁豫中央局总结了边区一年来的土改情况以及经验教训。其中着重强调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把围绕“思想”的政治工作摆在首要位置。而在该区一年多来的土改进程中,也始终注意了“翻身同时翻心”、“思想翻身换脑筋”。{16}

    (三)“思想翻身”:太行经验

    晋冀鲁豫经验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早在减租减息时期,太行分区等地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注重“思想”的运动经验。

    1942年,太行开展了“双减”运动。嗣后经过调查,发现解决减租“不彻底”。由于未注重对农民的思想发动,结果普遍出现明减暗不减、地主以各种方式退佃等现象。乡村干部的恩赐包办,更加助长了问题的严重性。1944年秋冬,太行区党委部署深入减租减息。区党委发出的减租指示中,提出要“贯彻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发动群众自己起来,进行说理进行斗争”{17}。不久,太行区党委发现了平顺县路家口村的思想发动经验,立即加以总结并向全区推广。路家口经验随即引起了延安中央的重视。1945年2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太行平顺县路家口村检查减租经验》的通讯。2月9日,《解放日报》头版发布社论《贯彻减租》,高度评价了路家口经验。社论认为:路家口经验表明,“只有当农民不仅了解减租是应该的,而且为着自己的利益理直气壮直接行动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时,问题才能解决得彻底,群众才能提高一步。”{18}当年5月运动结束后,延安新华社又向各根据地介绍1944年太行区减租运动基本经验。

    据李雪峰(“双减”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路家口经验“主要是汲取了干部整风中打通思想的经验,创造了‘算账、对比,进一步弄清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农民和地主究竟谁养活谁’的经验”。{19}这就是说,路家口将干部整风经验进一步拓展运用到了普通农民头上。据《解放日报》的通讯,路家口首先是干部展开反省,然后动员佃农反省,“启发了减租决心”。然后,又在大会上找了典型进行算账、对比,“教育意义很大”。{20}

    王定坤在回顾太行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历史时认为,1944年“双减”运动“取得的最大成绩是从思想上启发农民更加自觉地参加减租减息斗争”。{21}这场运动的“第一条好经验”就是“领导农民解放思想开展自我教育”。这条经验“由平顺县的路家口村开始,发展到全县,经太行区党委总结,推到全区,并随着双减运动而逐步完整。”在这个意义上,王定坤将太行减租运动称为一次农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她认为,“太行区在双减中几经反复,终于找到了解放农民思想的道路与经验,这件事意义重大,因为它是农民思想革命化的基础。”{22}

    1946年五四指示后,太行把老区的“思想发动”经验运用到新区土改当中。而在1946年12月至1947年上半年间,即土改的“深入阶段”,太行又展开了所谓“集中系统的群众思想教育运动”,以求“从思想上巩固土改成果”。这场运动也称为“思想大翻身”运动。{23}

    1947年3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晋东南长治县县委关于上年12月以来的翻身大检查运动的经验总结。{24}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从思想发动入手进行思想教育达到农民思想翻身”。该总结中提出,“农民思想翻身是贯串整个运动过程的”,并阐述了“思想翻身”在运动不同阶段的具体环节与步骤:

    开始必须是从诉痛苦找穷根入手,使农民回忆地主剥削本质,使农民仇恨起地主,在仇恨地主阶级的阶级直感上行动起来,发动斗争。……但当农民行动起来之后,又会在思想上产生新的顾虑,阻碍着运动的深入。因之必须在行动中教育,一边斗争,一边教育。……诉苦找穷根行动中,结合思想教育,只能是个别的部分的不系统。在运动走向深入时,还必须以思想教育为主,发动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农民思想翻身大运动。……用突破典型、小组讨论、大会辩论等方式最后的系统的解决了:斗争该不该?谁是土地的主人翁?斗争果实是谁的?及良心命运迷信等思想。农民自觉的起来放包袱,说心思话,退道门,查地主,最后与地主分家。

    不难看到,所谓“思想翻身”既包含了“发动”的向度,也包含了“教育”的向度。后者在运动展开及走向深入后尤为关键。换句话说,“发动”是一时的,而“教育”是长期的、更为根本的。

    “思想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引导农民走向以阶级“觉悟”为标志的“思想解放”。教育者掌握着通向“解放”的知识,而受教育者则蕴藏着“解放”的潜能。我们不妨把这种以主体性(“自觉”)为旨归的革命教化视为一种“权力关系”。{25}

    本文不打算考察“思想翻身”的全部过程,也不准备探讨“思想教育”的具体内容。毋宁说,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在“翻心”实践中形成的朝向“思想解放”的权力形式及其运作特征。

三、“思想”与权力:障碍、发动与领导

思想领导与思想发动是群众路线的灵魂。

——晋冀鲁豫中央局(1947年)

    恰如“主人翁的自觉”这个提法所示,“翻心”抑或“思想翻身”的行动主体是农民。然而,农民“翻心”又是在共产党的发动与领导之下开展的政治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翻心”构成非常特别的权力关系。作为“翻心”主体的农民,其“思想”往往又是“翻心”的阻源,而权力的介入与行使过程正是在革命的烟幕下突破农民“思想障碍”的过程。

  (一)思想障碍

    共产党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有关普通农民(新区中也包括市民)的思想状况的情报。这些调查报告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却共同展示出共产党对“思想”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透过这些公开的或内部的报告,我们也得以了解到——有些是经过了精心编织的“转述”,而有些则是非常原生质的速记——普通民众在革命过程中的诸多“心”事。

    不妨来看一份晋中寿阳县土改调查报告中所反映的思想情况。{26}1947年10月,寿阳县县区干部20人分赴景尚、河底、长岭、道坪、北王昌、草庄、张韩河、柏子峪等8个行政村调查新区两年来的土改运动开展情况。调查者采取个别访问与小组研究的办法,在农民中搜集了不少“心事话”。他们将群众思想发动情况分为“积极”、“平常”和“落后”三类。从统计数据来看,前者(349人)所占比例尚不及三分之一,后两类则占相当比重。属于“平常”的农民(578人)大致占一半。这类农民一般能跟着运动走,但由于思想顾虑而表现平淡。调查者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思想障碍,如“年头”、“自弱”、“不惹人”“怕误工”等。属于“落后”的农民(190人)占近两成的比例。不过,统计仅包括了已参加组织的群众。如果加上尚未参加组织的农民(723人),则这类农民实际占了大多数。{27}对于“落后”们的各种思想顾虑,调查者掌握得更为细致。摘录如下:

    良心思想——张韩河张金钻对农会主席说:咱可不要东西(果实),好叫咱那孩长得大大哩!道坪孙牛儿感到发不了是命的过,得上些也不顶事。张韩河村付的思想是怕斗错了,财主们身体不好,非用人不行,咱们自家受给一顿还没啦哩,人家用上人,除了工钱还有甚哩!胡髭上的饭,扯毬淡,封建也没有那么压迫过咱。

    恻隐思想——开会顶数,不去不行。斗争大会不提意见,只举手喊口号,不敢看别人,可怜地主,怕打吊,一见血糊淋洒就发抖。张韩吓疯一个女人,北王昌妇女说是杀人如割草。包庇地主、保地主,想叫他女人离婚、男人劳动。

    怕斗思想——惹一人不如维一人。北王昌互助组里不敢说话,惹下人都是麻烦,上面政策、政府法令等不执行。冀家垴闾长冀希儿不敢惹人,怕斗争时群众给加油。李今喜、贾旺德说:这年头可怕啦!千万不要说错话,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

    这些细碎记录中,晃动着不少“落后”农民(其中也有村干部)的身影。他们有的说“年头”,有的讲“良心”、“恻隐”,有的怕“变天”,有的怕“割韭菜”,有的不想惹人,有的担心误工……可谓心事重重。

    不独新区的人们如此。即使在老地区,农民(以及村干部)翻身的思想障碍也是很严重的问题。例如,1946年时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有几家地主为了交公粮而将部分门前地出卖给本村佃户。据一份内部报告载:一个买地农民的七十岁老父闻讯后,“替地主伤心地哭了一鼻子,说‘世事赶得财主家好田好地卖得这么贱!’”对此,报告执笔者议论道:“这是个别年老的思想,完全被地主征服了的悲哀!”{28}

    又如,1946年冀南武安县领导干部下乡检查工作时在三区同会村了解到部分“落后群众”不愿要地的情况。有个老汉在村长劝说他要地时答复道:“你们为着俺有地种、有房子住,过好时光,俺都知道。不过呀,你讲的话都白搭了。俺当了一辈子好人,临死还去惹人落个赖?!”{29}

    土改史料中频繁地展示着诸如此类的各种“思想”问题。阶级斗争的开展离不开“觉悟”的提高。要让农民参与到斗争中来,必须让他们“开七窍,换脑筋”,克服“亏良心”、“命由天定”等“心”事。

    相应地,权力运作的重心也落到“思想”上。

    (二)发动与领导:思想权力的运作

    笔者将土改“翻心”实践中围绕“思想”展开作为的权力称为思想权力。简单地说,思想权力兼具动员(“思想发动”)与教化(“思想教育”)的向度,而其核心意旨则是在心 / 思想的层面建立政治领导权。故笔者进一步将此权力形式称为“思想领导”权力。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思想领导往往是在政治发动过程中实践的,但其深层内涵则是革命式教化。因此,“思想领导”权力实际是一种现代教化权力。{30}由于这种教化权力在革命的非常时期总是动员取向的,故其行使往往呈现为教化式发动的样态。

    思想“障碍”的存在使得“思想发动”成为推动土改斗争的关键。1946年底太行区召开第二届群英大会,会上总结了新区一年来翻身运动的经验。区党委高度强调了“思想发动”的重要性,认为思想发动好坏是“群众发动的主要标志。”{31}而在运动的不同阶段,又要求侧重有所不同。这就突出了“思想领导”的重要性。会议总结的经验清晰地显示出,革命政党在“翻心”运动的每个环节都注重抓“思想”。正如晋冀鲁豫中央局总结土改经验时所言:“思想领导与思想发动,是群众路线的灵魂。”{32}

    下文中,我们尝试更为具体地考察思想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四、苦、诉苦与解苦:思想权力考察(一)

这一诉苦比得五亩地还重要,因政治觉悟提高了。

——康生:《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47年)

     

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翻心”是个体“觉悟”的状态,即获得所谓“主人翁的自觉”。这种“自觉”的获得,实际意味着世界观的转变,即个体在意识层面走出(消极意味的)“命运”而进入(积极意味的)“历史”。{33}在这个意义上,“翻心”意味着“没有历史”的农民个体的“历史”化,亦即获得“历史自觉”。

    个体进入现代革命“历史”,只有通过纳入到超越地方生活世界的抽象政治共同体——“阶级”才能成为可能。因此,“翻心”也就意味着个体的“阶级”化,亦即在个体意识中确立对所属“阶级”的抽象认同。{34}

    我们已经知道,土改中阶级认同的塑造,一方面是通过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反复的“划阶级”实践。然而,这样的“翻心”图景无论描绘得多么细腻,从根本上呈现的是一种单调的力学关系,即“阶级”如何被从外部注入或强加到乡村社会与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中。这样的力学关系显然难以与土改中被反复言说的“主人翁的自觉”相协调。它是否忽视了其它向度的实践?此外,对于农村社区成员来说,“阶级”这一带着现代工业社会气息的抽象范畴毕竟显得太生分了。我们有必要追问:“阶级”在乡村的着力点在哪里?更进一步,“翻心”的具体途径与方式是什么?思想权力是如何在乡村中有效行使的?

    (一)体验与觉悟

    怎么才能使“阶级”、“剥削”等“新社会的看法”真正扎根到农民意识当中?相对于“阶级”的抽象性,“天下农民是一家”之类的通俗口号就好理解多了。然而,问题仍在于:土改中这种“一家”的抽象共同体认同怎么才能有效建立起来?

    《人民日报》1946年7月的一则简短报道给我们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解答。这份仅有几百字的新闻介绍的是晋东南阳城县七区(时属太岳区)在减租清债增资运动中思想领导的经验。{35}从一开始,总结中就指出,“农民思想与觉醒是从其自身生活经历中来的”。因此,“领导者的责任乃在于诱导农民去回想自身经历与旁人经历,不要空谈剥削”。那么,如何让农民认识“天下农民是一家”?最好的办法是“在大家一块诉苦中启发”。“为什大家都有苦呢?”——总结指出,“这一反问使大家恍然悟到了农民的共同命运”。

    阶级“觉悟”必须建立在农民个体体验的基础上。这种体验必须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切身性。“苦”就是这样一种有待思想权力加以提取、挪用、“破解”、建构的身心经验。而在土改期间,“诉苦”则是思想的发动与领导付诸实践的一条重要途径。

    诉苦并非土改期间的政治发明。减租减息时期,太行区已经运用诉苦的办法来发动群众。{36}当时,村办“冬学”是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场合。在1944年冬季“查减”中,太行各地的冬学配合实际工作开展“想想过去,比比现在”的教育,积极分子带头团聚群众,从而使冬学成为“群众明理诉苦的场所”。{37}土改中开展的诉苦,实际是运用了老区积累的思想发动经验。不过,在北方土改期间,诉苦才开始形成大规模的运动。其时,诉苦已不局限在冬学进行,而是不拘一格广泛开展。而且,诉苦与直接的斗争行动也紧密联系起来,具有了明显的政治动员功能。

    诉苦(以及各种形式与规模的诉苦会)在共产党发动群众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被视为调动斗争情绪、启发阶级觉悟、造成大规模运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此而言,诉苦是一项重要的“发散性权力技术”。{38}北方土改期间,各级党委纷纷研究诉苦问题,积极总结诉苦经验。例如,冀中九地委提出,“诉苦是群众翻身运动的导火线”。他们看到,“受苦最深的群众开展诉苦运动,对启发阶级觉悟帮助最大”。{39}冀中区党委在介绍推广宁晋县等地经验时高度评价了诉苦会的作用:“由小组诉苦做起,到农民大会诉苦,各色各样的会议上诉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越大。”经过诉苦后,群众情绪高涨,“斗争自然易于掀起”。{40}由于诉苦的政治功效显著,有的地方甚至号召“在各种工作阶段各种环节各种大小会议上,必须结合着诉苦,使诉苦成为运动”。{41}

    值得指出的是,在北方土改期间的革命言说中,“诉苦”与“翻心”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范畴。而在实践中,二者也几成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冀中区党委在其经验总结中认为,“挖苦根吐苦水算总账是翻心的主要问题”。{42}在冀中定县等地,诉苦会也叫“翻心会”。

    饶是如此,二者在分析上仍是可区分的。可以这样来简单概括:“翻心”是“诉苦”的政治目标,而“诉苦”则是“翻心”的操作途径。翻心意味着政治思想上的“觉悟”,而诉苦则是生活感受的外向表达。前者要在反思性的认知,而后者则重体验的“直观”呈现。由诉苦到翻心,即由切身感受到抽象认识的过程。由此可见,“翻心”并不只是一个自外向内的知识灌输过程,而首先是一个自内向外的情感引爆过程。

  (二)“苦就是理”

    “苦”无疑是土改中被言说最多的东西。作为情感体验,它被革命话语浸润得如此之深,以至有学者怀疑乡村社会中的所谓“苦”感完全是出于革命需要的政治建构。本文中则不把“苦”单纯视作革命话语实践的权力效果,而是将之视作思想权力的经验落足点。革命只是挪用了“苦”并尝试进一步“破解”与重新诠释“苦”的意涵,而非凭空制造出“苦”感。通过刺激、提取、挪用、破解等一系列环节,逐渐形成了关于苦的大量言说及围绕苦的权力技术。仅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苦”被重构了。

    笔者认为,“苦”是北方乡村生活世界中最为基本的文化体验之一。{43}在“翻身”与“翻心”的实践中,思想权力正是通过“苦”而突入并尝试改造乡村意义世界的。

    然而,尽管较之“阶级”远为切身而直感,但“苦”并非革命的天然资源。晋东南潞城县五区开展“思想大翻身”运动的时候,发动农民诉苦就存在诸多“障碍”。首先是“丢人思想”。例如陈村公安员史某曾经讨过饭。他认为自己如今已当了干部,提起过去要饭怪丢人的,自己不诉苦,而光追群众诉。群众见他讨过饭还不诉苦,当然也不诉。{44}冀南邯郸市各区开展诉苦运动,情况更为复杂,遭遇的“思想障碍”达15种之多。其中,较普遍的如丢人、命运、糊涂、变天等思想。有人觉得,“诉苦光说些败兴事,多丢人!”有人认为,“苦是命苦,说了不顶事,穷还是照样穷。”有人说:“咱受苦人,不受苦,干啥?受那些不算啥苦!”有人说:“光说叫诉苦,南边中央军来了,人家老财地主还能饶了咱们!”有人是有苦不敢诉,怕被人说自己“财迷”。也有人则是有苦不会诉,“说得平平淡淡没有一点劲”。有人干脆认为:“诉苦哩,‘苦’净是给人家老财地主身上安的。”{45}这些嘈杂的声音透露出,人们对于“苦”的感受是参差不齐的,对于“苦”的认识也是五花八门。“苦”需要承受,却未必值得被公开诉说。

    “苦就是理”——太行区党委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讲到。{46} “翻心”首先就是要翻转对“苦”的感受,而“诉”则是翻转过程的第一步。诉苦是一种政治仪式,其作用就是在农民的心上立起“翻身”的“理”来。为此,发动群众(特别是“落后”们)起来“诉”就成了一件要紧的事。

    (三)“苦大苦小,倒出就好”:诉苦的发动

    为了让诉苦运动开展起来,当时想出了各种“发动落后”的办法:个别动员,打通思想;典型诉苦,推动全盘;干部带头,启发群众;……不一而足。{47}

    重要的是把“苦”先诉出来,至于内容倒还在其次。据邯郸市东门里南村诉苦情况的统计:全村参加了市民会、妇女会等组织的群众共239人,参加诉苦的有180人,实际诉了苦的达171人(男77人,女94人)。至于苦的类型,则是五花八门:男的诉流浪苦、流氓苦、小市民小商人苦(没有资本、挨打受气)、地主苦,女的则诉穷时光、男人苦、敌伪压迫苦、寡妇苦、妓女苦等。

    当然,诉苦并不总是需要动员。“我们对农民的革命性常常估计不足。”康生在一次讲话中说。他曾参与陇东庆阳县王家塬乡(隶属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征购试点工作。通过试点,他认为采用乡民大会的形式开展诉苦清算是“提高农民觉悟最好的形式”。康生对妇女在大会上的诉苦表现尤其赞赏:“原先估计妇女不会来,[因]干部一致都说陇东妇女封建的很,又是小脚,动员不来,我们只好不去动员。但第二天一开会,妇女都来了,且都是些小脚婆姨。开始还顾虑没人打第一炮,先布置支书讲话,结果会上妇女先诉苦。妇女在诉苦运动中很有力,又哭又生动,一诉苦之后地主就不敢诉了,而且头越听越低,甚至把头插屁股里去(笑声)。这一诉苦比得五亩地还重要,因政治觉悟提高了。”{48}

    (四)“人人想想自苦”:受苦自我的生产

    诉苦在土改中非常有效地起到了发动群众与提高群众“觉悟”的作用。毫无疑问,诉苦的广泛开展极大推动了土改中的阶级斗争。然而,诉苦毕竟是以“苦人”为主体的政治实践。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诉苦者的诉苦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自我效果?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诉苦也是一种重要的口头型“自我技术”。{49}

    所谓诉苦的行动,并非只是“诉”,而首先要“忆”。换句话说,诉苦是诉者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回顾与反观。“苦”在“忆”的过程中被从生活体验中加以提炼,然后再通过“诉”释放出来。在诉苦实践过程中,个体主动地或被诱导着(乃至强制着)“发现”关于自身的真相(“受苦”),并被鼓励(或要求)公开讲述这一真相(“吐苦水”)。这样的所谓“亮心”,实际也是一种锻造自我的实践。

    通过诉苦,“苦”在“真相”化过程中获得了其政治内涵。所谓“苦”的“真相”化,亦即“苦”的普遍化。“穷人都有苦。”不诉苦,就意味着“落后”。“没苦可诉”只是“觉悟没提高”的表现。{50}它正好提供了思想权力介入的理由。因此,必须发动“落后”,打破“障碍”,“解放”思想。

    “人人想想自苦。”只有苦大苦小,但没有不苦的穷人。在这样的话语鼓动下,诉苦运动造就出一个个趋向于均质化了的受苦自我。

    在“苦”的基础之上,对超地方的政治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才成为可能。正所谓“苦连苦,心连心,天下农民一家人”。{51}

    (五)解苦与“阶级”认同

    “诉苦”是“翻心”的途径。然而,诉了苦还不等于说是翻了心。{52}在诉苦实践中,思想权力的行使并不仅限于突破思想障碍、鼓励与引导诉苦,而且要通过“破解”苦,引入“阶级”、“剥削”,从而使农民“从历史上觉悟起来”。换句话说,不仅要“诉苦水”,而且要“挖苦根”。潞城五区在思想大翻身经验总结中讲得最为清楚:“诉出痛苦,不等于觉悟,必须用新社会的看法(阶级分析方法)把苦‘破解’开、‘拆划’开,先把痛苦‘破解’开,然后把痛苦连串起来,才能做到‘思想大翻身’。”{53}邯郸市诉苦运动的经验总结中也指出:“在诉苦运动展开以后,光是让大家诉,你也诉,我也诉,诉了一大堆,是不能明确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认识,也不能把诉苦更深入一步,因而在诉苦诉到一定的时候、一定的程度,是需要‘破解’。一方面诉,一方面破解。自己诉自己破解,领导上引诱破解,大家帮助互相破解。从破解中提高一步,知道苦是从哪里来的,苦是谁给与的,哪些东西使自己受苦困?这样认识到谁给的苦,就敢干起来。”{54}

    所谓“新社会的看法”,乃是要给同质化了的“苦”进行统一的社会学归因,即以所谓“由于人,由于阶级,由于剥削”来取代“由命由天”。{55}笔者把这一集体想象过程称为“苦”的社会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受苦的自我开始向“阶级”认同转化。

    除了通过阶级分析来“解苦”之外,算剥削帐也是“翻心”的一个内在环节。不少农民在诉苦时“糊里糊涂”,往往是通过具体算帐才“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是“被剥削穷了的”,清算地主“不亏心”,而“良心”等是“地主统治农民的办法”。{56}因此,土改中诉苦与算账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当然,人们对“剥削”的理解与运用则充满了发挥。邯郸的一个觅汉(雇工)在被动员诉苦算账时说:“你们说老财剥削我了,我说是我剥削老财的。你们看:我那时给人家做活,头一年工价是三元。年底我说不干了,掌柜的问我为啥,我说一年要工价五元,他即给我五元。这一年完了,我又给他要工价七元,他就给我七元。这不是我剥削老财是啥?”{57}潞城张庄的几个雇工在诉苦“翻思想”时都诉出了地主家“两头剥削”给他们的痛苦,即“地主家的媳妇闺女黑夜用肉体勾引他们,来换取他们白天起早搭黑狠劳动”。{58}

    (六)“把苦变为行动力量”:觉悟与斗争

    土改中,诉苦和行动直接联系起来,成为斗争的导火索。以1946年太行新区的情况为例,据王谦(时任太行三地委书记)所述:为了反对“不放手的经验主义”,太行“由过去的光诉不斗,找问题消灭封建的做法,而代之以经过一段的诉苦(思想发动实际上是斗争的酝酿)即行动起来,并结合这种诉苦酝酿大大宣传耕地归农,没问题也翻身,彻底消灭封建。所以群众行动起来了。这时形成了扣地主、没收封闭地主封建、捆绑吊打的革命大风暴。”{59}

    邯郸诉苦运动的经验总结中则指出:“如果在诉苦运动前不能解除其思想顾虑(如怕丢人、运命、……),则不能展开运动;如光指导诉苦而不及时地指导“解苦”,则其觉悟不能提高一步;又如思想发动到一定时期,不与实际行动结合,则往往成为空谈。”{60}

    另一方面,斗争也是革命教化的内在环节,即所谓联系实际的思想教育。例如,长治县“各村都是在诉苦找穷根中行动起来的”,但是农民行动起来后“又会在思想上产生新的顾虑”,故县委强调“必须在行动中教育,一边斗争,一边教育”。{61}

    而且,只有通过人们在斗争中的表现,才可以判断其“觉悟”程度,看到底“在思想上与地主分家了没有”。{62}

    (七)诉苦与发动群众的复杂性

    通过诉苦,共产党得以发现与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并运用他们来进一步发动群众。这成为开展运动的一个重要策略。太行区甚至一度明确将思想发动与培养运用积极分子作为“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经验在实际运用中则存在着各种问题,乃至会出现逆反情况。例如,全国土地会议后,太行区党委曾检讨过去的工作。其中,尤其是在群众路线的执行上存在着“阶级观点不够明确与贯彻”的问题:

    对于积极分子,往往是只看诉苦是否生动,斗争是否“勇敢”,而常常忽略其与群众的关系和成分。诉苦最生动的往往是破产的地主富农,一般贫雇所讲的则往往是人们看来极其平常的事情。斗争最勇敢,敢打人吊人的往往是流氓,而一般贫雇则是最讲道理的。因为阶级观点不够明确与贯彻,所以积极分子往往成分复杂,不完全能够代表贫雇利益;而打通思想,也变成了压制群众的工具。{63}

    当然,这样的工作检讨是在全国土地会议后突出“阶级观点”的特殊氛围下进行的。不过,它还是清晰地透露出诉苦与发动群众(“群众”是非常复杂的构成)之间始终隐含的张力。这也是土改过程的复杂性所在。

    (八)小结:诉苦、自我技术与抽象认同

    在革命政党的大力推动下,“诉苦”在北方土改期间广泛开展,形成了大规模的运动。“诉苦”是革命政治的重要动员方式。{64}此外,笔者认为,“诉苦”既是一项重要的发散性权力技术,也是一项重要的口头式自我技术。正是在经由诉苦而锻造的受苦自我之基础上,一系列重要的现代抽象认同(如阶级觉悟、国家意识等)才有可能进一步建立起来。{65}

    即使在土改以后,诉苦实践也没有销声匿迹。一方面,它转化为共和国政治的准常规性治理技术(“忆苦思甜”),在国民意识的持续打造过程中得到运用;另一方面,它也逐渐散落到了民间,成为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重要的自我呈现方式。{66}

五、访苦与引苦:思想权力考察(二)

仅仅知道羊群的情况是不够的;每只羊的情况都必须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