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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

黄俊杰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东亚地区“中国”概念的形成及其转化。古代中国文献中“中国”概念具有“政治唯我论”及“中国中心主义”的特质,“中国”概念在德川时代的日本,被挪移来指称日本而非中国本土,与近世日本思想史上日本主体性之发展桴鼓相应;1895年以后,“中国”概念在现代台湾地区,则显示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撕裂及其辨证关系。随着台湾内部政经情势与文化思想的变化,以“台湾主体论”与“自我肯定心态”为基础的“台湾意识”,随着历史扉页的翻动而丰富其内容,调整其格局。

一、引言

  在东亚思想史上,“中国”这个极具指标性的概念,虽然形成于古代中国,但其内涵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地区却经历转变。“中国”概念在德川时代(1600 ~ 1868年)的日本,被挪移来指称日本而非中国本土,与近世日本思想史上日本主体性之发展桴鼓相应;“中国”概念在现代台湾地区,则显示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撕裂及其辨证关系。“中国”概念在日本与台湾地区的转折变化,在东亚思想史上极具探讨之价值。

二、“中国”作为中国的“自我形象”:“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合一

  “中国”这个概念的雏形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学者认为甲骨卜辞中有“五方”之说,其中“中商”一词或系“中国”一词之概念上的渊源。{1}当代学者王尔敏曾详查先秦典籍53种中出现“中国”一词者计28种,统计先秦典籍所见之“中国”概念有五种不同之涵义,其中占最大多数者是以诸夏领域为范围者,其次是指国境之内者,再次指京师者。{2}

  中国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中所见的“中国”这个概念,孕育并发展于古代东亚之以中国为东亚历史世界的强权的政治背景之中。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形塑了古代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唯我论”(political solipsism)、{3}或“中华中心主义”(Sinocentrism)、{4}或“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Sinocentric world order)。{5}“中国”一词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的作者及其解读者之间,是一个具有具体而特殊的指涉内涵并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概念,也承载特定的中华文化价值。

  就其大体言之,中国古代经典所见的“中国”一词,在地理上认为中国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中国以外的东西南北四方则是边陲。在政治上,中国是王政施行的区域,《尚书·尧典》记载尧、舜即位后,在中国的四方边界巡狩,中国以外的区域在王政之外,是顽凶之居所。在文化上,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以外的区域是未开化之所,所以用“蛮”、“夷”、“戎”、“狄”等歧视性语汇称之。

  中国经典中常见的“中国”一词,在早期经典如《诗经》中多半指涉政治或地理之意义,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之类。但是到了《春秋》三传之《左传》、《公羊》、《谷梁》中,“中国”一词取得了丰富的文化意涵,常在华夷之辨的文化脉络中提出“中国”之概念。孔孟思想中的“中国”一词,更是承载鲜明的文化意涵,并以“中国”为文化水平最高之地域。在近代以前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之中,“中国”这个词既指政治意义中作为“天朝”的中国,又指文化意义的中华文化原乡。{6}

  许多古代中国经典均将“中国”解释为文化最高的场域,是有道德之人所居之所,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言论见于《战国策·赵策》: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这段话可以视为“中国”作为中国的“自我形象”最鲜明的表达。19世纪末,中国派驻日本的外交官黄遵宪在《日本国志·邻交志》中仍坚持“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7}也是这种中国的“自我意象”的现代版本。

三、近世日本世界观中“中国”概念的重构

  古代中国典籍中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合而为一的“中国”概念,传播到东亚周边地域如日本和台湾地区时,就激起了新的转化。以下先讨论日本的状况。

  德川日本儒者诵读中国经典,面对“中国”这个概念及其所预设以华夷之辨为中心的东亚政治秩序及其思想内涵时,感受到“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紧张性,他们对“中国”一词提出新的诠释,以抒解他们的“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之间的分裂,并使中国经典适应于日本的整体文化风土。日本儒者对“中国”一词进行意义重构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第一,日本儒学将“中国”一词从政治意义转化为文化意义。山鹿素行说:

  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纮,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焕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8}

  山鹿素行将“中国”一词用来指日本。他又说:

  本朝(指日本)为中国之谓也,先是 天照大神在于天上,曰闻苇原中国有保食神,然乃中国之称自往古既有此也。……愚按:天地之所运,四时之所交,得其中,则风雨寒暑之会不偏,故水土沃而人物精,是乃可称中国,万邦之众唯 本朝得其中,而 本朝神代,既有天御中主尊,二神建国中柱,则 本朝之为中国,天地自然之势也。{9}

  山鹿素行将中国经典中常见的“中国”一词之指涉对象及其内容,进行最大胆的转换。他以“中国”一词指日本,因为“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纮”,实远非“外朝”(指地理上的中国)所可比拟。山鹿素行的“中国”一词指文化意义的“得其中”而言,并不是指政治意义的中华帝国而言。山鹿素行说:“天地之所运,四时之所交,得其中,则风雨寒暑之会不偏,故水土沃而人物精,是乃可称中国”;山鹿素行又说日本“得其中”,所以政治安定,三纲不遗,非易姓革命政局动荡之中华帝国可比。{10}经由这种崭新的诠释,山鹿素行解构了中国经典中以“中国”一词指中华帝国兼具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之旧义,并成功地论述日本因为文化上及政治上“得其中”,故远优于地理上的中华帝国,更有资格被称为“中国”。

  类似山鹿素行对“中国”一词进行跨文化间的意义转换的方法,也见之于佐久间太华。佐久间太华以政治上的神统不断、宇内恒安论述日本之所以可以称为“中国”,{11}从而论证和汉之辨的关键不在于地理,而在于文化之“得其中”以及政治之安定。

  从文化立场进行中日之间意义转换的,除了山鹿素行之外,还有浅见絅斋。浅见说:

  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若以吾国为主,成天下大一统,由吾国见他国,则是孔子之旨也。不知此而读唐书,成崇拜读唐书者,此特由唐来眺望以映照日本,总是谄媚彼方,唯以夷狄理解之,全违背孔子《春秋》之旨也。孔子若亦生日本,从日本以立春秋之旨也,是则所谓善学《春秋》者也。今读《春秋》而曰日本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是则谓之为胶柱鼓瑟之学,全不知穷理之方者也。{12}

  浅见絅斋在上文中虽未直接论“中国”,但他以日本“知《春秋》之道”作为日本不是夷狄为论证基础,与山鹿素行以日本“得其中”作为日本是“中国”的理由,两者论证方式若合符节。德川日本儒者以政治安定论证日本才有资格称为“中国”,这种论述到了20世纪仍在汉学家宇野哲人身上继续发展。宇野哲人说:

  

  我国王政维新之际,上有万世一系之皇室,可使人心归一,而于中国,打倒满清王朝以后,又有谁人能够取而代之。每念及此,吾人感谢我日本国体之尊,又转而哀悯中国国体易姓革命之不幸。{13}

  第二,以普遍性理念瓦解“中国”一词的特殊性意涵。浅见絅斋在《中国辨》中开宗明义就以天地无所不包,无所不藏,以颠覆东亚世界政治秩序中的华夷之辨,主张“吾国(指日本)固和天地共生”,“各有一分之天下而互无尊卑贵贱之别”。{14}除了浅见絅斋之外,日本阳明学者佐藤一斋也以“天”之普遍性解构“中国”一词的特殊意涵,他说:

  

  茫茫宇宙,此道只是一贯。从人视之,有中国,有夷狄。从天视之,无中国,无夷狄。{15}

  佐藤一斋以中国经典中习见的具有普遍性的“天”之概念,彻底瓦解中国经典中的华夷之辨,可谓别具慧根,匠心独运。

  经由上述跨文化间的意义转换,山鹿素行等德川日本儒者就可以彻底颠覆东亚世界的华夷秩序,并重构中国经典中习见的“中国”一词的涵义,使中国儒家经典可以被生于日本文化脉络中的儒者所接受。

四、现代台湾地区世界观中的“中国”:“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与撕裂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从此之后,“中国”这个概念的涵义在20世纪的台湾地区发生了变化。以下将讨论“中国”概念在现代台湾地区的转变。

  通贯整个20世纪,台湾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中国”概念,具有以下两种特质:

  第一,现代台湾地区的“中国”概念包括“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与“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两个部分,而且前者远比后者更重要,因为“文化认同”具有抽象性、理想性与长期性,与“政治认同”的具体性、现实性与短期性构成鲜明对比。从文化对个人的影响来看,“文化认同”比“政治认同”更为悠久而重要,所以,中国历代王朝或政府从秦汉以来都是源远流长、绵延不尽的中华文化的过客,长则数百年,短则数十寒暑,政权虽然可以对文化发挥局部而短暂的影响力,但绝不足以完全改变文化的深层结构。

  举例言之,1895年割让台湾之后的台湾首富李春生于1896年应日本殖民当局之邀赴日访问,回台后撰写《东游六十四日随笔》,申言“新恩虽厚,旧义难忘”,{16}并三度以“弃地遗民”自况。{17}日据时代(1895 ~ 1945年)撰写《台湾通史》的连横也自称“弃地遗民”。{18}李春生与连横之所以自称“遗民”,基于对中华大地的“文化认同”的意义,实远大于对统治中国的政权之“政治认同”,这也就是国学大师章炳麟所谓“台湾,故国也”{19}的确切涵义。

  在日本殖民者统治之下,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对“文化中国”满怀浪漫的想象,例如台中地区文化人叶荣钟、作家吴浊流、医生兼作家吴新荣,以及在中国大陆经商的吴三连,都将中国大陆视为文化的原乡。{20}作家张深切在日据时代的剃发经验,很能阐释当时台湾人心目中作为“文化认同”意义的“中国想象”:

  在要剃发当儿,我们一家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忏悔子孙不肖,未能尽节,今日剃头受日本教育,权做日本国民,但愿将来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发以报祖宗之灵。{21}

  张深切一家人在剪发时的痛哭,正是对“文化中国”撕裂后的椎心之痛!

  第二,在现代台湾地区的“中国”概念中,“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既是抽象的理念,又涉及具体的现实生活,两者间既联合又斗争,形成相互渗透性,但也有其紧张性。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对于原乡的传统中华文化,固然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下而不胜其向往之情,但是,台湾人由于过于一厢情愿,也过于浪漫,而未能深刻认识中国历史上文化理想与现实专制政治之间,恒处于紧张甚至冲突之状态,也未能认识他们的“中国想象”中“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相互矛盾性。他们世界观中的“中国”,常是作为概念的“中国”之意义远大于作为实体的“中国”之意义。这是日据时代回归原乡的台湾知识分子祖国梦碎的原因,也是光复后台湾人对国民党政权失望的思想根源。

  以上所说的现代台湾人世界观中“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分裂及其张力关系,在最近二十余年来随着台湾民主化的进展而日益彰显。

五、结论

  从本文所探讨的“中国”这个概念及其在日本与现代台湾地区的转化,可以发现:所谓“中国”或“中国性”(Chineseness),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概念丛”(ideas complex)。从“中国”概念内在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个概念至少包括“文化中国”、“地理中国”与“政治中国”诸概念,而以“文化中国”居于最重要之地位。再从“中国”概念之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的进程塑造了两种“中国”:一是以福建、广东、香港、台湾、东南亚及欧美华人社会为主的“海路的中国”;一是以中原为主体,包括蒙古、中亚以及丝路所及之地的“陆路的中国”。{22}以上诸多“中国”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共同构成了“中国性”。

  但是,从东亚周边地域的观点来看,“中国”这个概念又包括:作为“精神移住地”的“中国”(“China” as “spiritual diaspora”),与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中国”(“China” as “imagined community”)。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中国”或“中国性”的概念,都不是地理的疆域所能律定的。反之,“中国”或“中国性”是一种移动的概念。本文第三部分分析17世纪以降,日本许多思想人物以“中国”一词指称日本,因为日本得孔子之道与《春秋》之精神。本文第四部分所讨论的20世纪台湾人世界观中的“中国”,又可分为“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两个概念,前者是台湾人的“文化认同”,后者是台湾人的“政治认同”。两者之间既不可分割但又互为紧张。随着海峡两岸的长期分隔,以及台湾地区的快速民主化进程,“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深。但是,随着海峡两岸人民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以及旅游活动的发展,近百余年来台湾人思想中“作为概念的中国”与“作为实体的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却又快速地拉近。另一方面,随着台湾内部政经情势与文化思想的变化,以“台湾主体论”与“自我肯定心态”为基础的“台湾意识”,却随着历史扉页的翻动而丰富其内容,调整其格局。以上的变局都牵动着21世纪台湾人思想世界中的“中国”概念的重塑与转化。


【注释】

{1}胡厚宣:《论五方观念与中国称谓之起源》,载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第2册。 {2}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载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王尔敏自印1977年版,第441 ~ 480页。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0、16页。 {4}John K.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 {5}Lien-sheng Yang,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op. cit., p. 20. {6}关于古代中国的“中国”概念之讨论,可参见Michael Loewe, “The Heritage Left to the Empires”, in Michael Loewe, Edward I.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92-995. {7}[清]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8} [日]山鹿素行:《中朝事实》,载[日]广濑丰(编):《山鹿素行全集》第13卷,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42年版,第226页。 {9}同上,第234页。 {10}同上,第250页。 {11}[日]佐久间太华:《和汉明辨》,载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第4卷,“序”,东京:凤出版株式会社1978年版,第1页。 {12}[日]浅见絅斋:《中国辨》,载西顺蔵、阿部隆一、丸山真男(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31卷,《山崎闇斋学派》,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418页。 {13}[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14}同注{12},第416页。 {15} [日]佐藤一斋:《言志录》,载相良亨、沟口雄三、福永光司(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46卷,《佐藤一斋·大盐中斋》,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227页。 {16}[清]李春生:《东游六十四日随笔》,福州:美华书局1896年版,第51页。 {17}同上,第9、51、82页。 {18}[清]连横:《与林子超先生书》,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208种,《雅堂文集》,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4年版,第127页。 {19}参见[清]章炳麟:《台湾通史序》,载《章氏丛书三编·太炎文录续编》,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8年版。 {20}参见黄俊杰:《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大陆经验:“祖国意识”的形成、内涵及其转变》,载黄俊杰:《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增订版,第104 ~ 137页。 {21}陈芳明等(编):《张深切全集》卷1,台北:文经社1998年版,第84页。 {22}[日]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第306页。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