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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

刘 宏

【内容提要】 本文以海外华人与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为切入点,分析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理论与实证联系。作者指出,我们需要从历史性、结构性以及社会性等方面来解释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除了注意到海外华人社会自身的分散性和多元性之外,中国对国家利益界定的集中性,以及侨务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政治、族群和文化认同——它们是国际移民理论和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思潮共通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联结海外华人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纽带。

  过去十多年来,关注中国崛起及其在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的著作越来越多,同时,鉴于中国问题专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建设性对话的缺乏,许多学者主张,中国外交研究应成为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的讨论话题,并建立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1}笔者认为,中国学派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对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口环境等因素进行实证考察和理论建构。人数多达4500万海外华人{2}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因素,在过去的数世纪里,他们同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国际移民在当前有关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学和国际关系对话过程中有何作用?海外华人(Chinese Diaspora)是否像其他的国际移民群体(如犹太人、印度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在居住国和祖籍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如果不是,原因何在?

  本文以海外华人在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为个案,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国际移民领域的“散居者选择”(Diaspora Option)——居住在海外的侨民可以为祖籍国带来知识上和技术上的贡献,进而参与祖籍国的社会和政治过程,从而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在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上所发挥的作用则有限。作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相对重要的但又是被动的因素,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作用并不显著。我们需要从历史性(historicity)、国家、 机构性以及社会性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以及同其他移民群体的差异。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两者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结点并重点阐述两者间的互动,尤其是以认同为基础的利益机制。第二部分考察1950 ~ 1965年间中国对外交关系中华侨的角色以及国家利益在外交领域的制度化。第三部分分析近十年来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群体的产生及其对国际关系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一、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关联与断裂

  (一)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联系

  本文将国际移民定义为联系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社会进程,它为双方带来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改变,而散居者(Diaspora)是直接产生于国际移民的“国境外的民族群体。”{3}现有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移民发生的原因(如出生地、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等)、调适模式(如文化差异、移入国后续社会文化变化等)、移民内部构成(如移民间的代沟、技术水平、合法性、性别以及移民持续性等)、对移出国和移入国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以及网络对海外散居者所起作用等。国际移民政策和相关国家政府的政策管制被认为是影响移民的重要因素。然而,学术界对国际移民 / 海外侨民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则鲜有直接的关注。正如约瑟夫·拉皮德(Yosef Lapid)所称,“国际关系热衷于对主权国家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族群问题以及其他群体的关注”。{4}

  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国际移民对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梅隆·维纳(Myron Weiner)指出,“国际移民正在日渐成为影响移入国以及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政治因素”。他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政府就国际移民问题的作为和不作为(actions and inactions)的影响;第二,通过制定移民出入境的法律法规,国家影响了国际移民;第三,国际移民已成为其移入并定居国家的政治力量。{5}他主张有必要“将注重国家移民政策的安全框架加入国际移民研究中,前者受到国家稳定和国际安全考量的影响。”{6}还有学者强调,由于国家对侨民的有意识利用和后者的积极反响,散居者理论有助于分析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间关系和集体认同。{7}

  尤西·沙恩(Yossi Shain)和阿哈隆·巴斯(Aharon Barth)的论文是迄今为止针对散居者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性所作的最重要的研究。{8}他们将散居者视为“影响移出国外交政策的独立行为者”,进而分析散居者和国际关系之间互动的动机、机会以及方式。他们认为,散居者有着众多的利益关注点,从而可能促使他们参与祖籍国的外交政策:第一,散居者可能会认为祖籍国外交政策将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民”的利益产生影响;第二,散居者利益可能与影响祖籍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有紧密联系;第三,散居者可能认为祖籍国外交政策会影响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第四,散居者可能认为祖籍国外交政策将“影响其机构中小部分人的官僚利益”。沙恩和巴斯认为,不管是通过游说等直接方式,还是通过为机构管理者提供信息等间接方式,散居者都会寻求其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利益。通过对海外犹太人同以色列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海外亚美尼亚人的研究,他们论证了影响散居者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四种因素:祖籍国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祖籍国和散居者之间的相互看法、祖籍国与散居者两者之间力量的平衡、散居者在祖籍国外交政策上意见的一致性。这四个因素反过来催生了在国际舞台上的三类散居者:一是被动的散居者,他们是身不由己地被牵涉入国际关系之中;二是主动的散居者,他们影响着自己移居国的外交政策(如在美国,众多不同族裔的游说团体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碎片化);三是对祖籍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主动型散居者。沙恩和巴斯总结,当祖籍国较式微时,散居者竭力对其产生影响,这就是对前者(散居者)有益的“力量平衡”。如果祖籍国式微,且接受散居者影响,散居者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就势必加强。祖籍国越式微,对散居者资源以及社会压力可渗透性的需求越多,散居者组织起来发表的意见看法以及影响政策的决定也越具有一致性,而散居者团体对祖籍国影响也就越大。

  国际关系中对散居者日渐增加的关注与近年来对国际关系理论和框架研究的变化有关。通过强调身份认同的地位,克里斯·奥格登(Chris Ogden)将侨民与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相联系。建构主义认为身份认同是国家建构性运行的潜在组成部分,因此也是其行为产生的结果。所以,身份认同成为连接国际关系与国际移民和散居者的天然纽带。“不同模式的长距离的民族主义为散居者提供了联系移出国和移入国的桥梁,并传输着价值观以及基本观点。”{9}

  以上的理论模式与研究个案主要基于对犹太、亚美尼亚以及印度侨民研究经验产生。那么,这些研究与发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与海外华人——无论是历史、规模、与祖籍国联系的本质而言,他们都有自身的特征——是否适用?华侨华人的经验是否能够修正这些理论?历史性、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在中国语境下的关联性何在?这些是本文尝试分析的问题。

  (二)中国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的脱节

  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的现有研究并未将华侨华人和中国外交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托马斯·克里斯特森(Thomas Christensen)、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和 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在最近一项对中国外交政策总结性的研究中发问:“海外华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什么?”他们认为:

  (中国)海外华人研究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尚未成为一个领域,现有是否会对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带来政治和经济影响尚不清楚,我们不能作出理论的界定,因而无法衡量中国政府在相关决策上是否具有可渗透性(permeability)。这部分地归结于中国对海外华人看法的复杂性和矛盾性。{10}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需要关注在中国语境下的根源性问题,以及中国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中华文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王缉思指出,中国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和处理方式具有独特性,它是以“行为者为中心(大多数情况下以国家为中心)并由关系为主导”,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解释性工具,更是对国际行为和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1}尽管国际移民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源远流长,海外也存在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群体,建构中的国际关系中国学派仍然倾向于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以及国家的框架下展开研究,对国际移民和海外华人在理论构建中的影响缺乏关注。另一方面,法国学者史蒂芬·迪富瓦(Stephane Dufoix)指出,大部分有关海外华人的研究只关注于“地理分布、经济结构、从移民的推力角度的个人或集体与祖籍国的关系,而并不注重他们的行为、组织和出版物的政治层面。”{12}对海外华人研究的最新综述性分析也表明现有的论著对华人和国际关系的联系缺乏理论和实证上的关注。{13}

  当然,少部分的研究超越了以上的局限性。王赓武在对中国国际移民历史和现状深入研究后发现移民模式的多样性及其同中国的复杂关系。在对不同类型的海外华人对中国政治态度变化的研究中,他总结出,尽管其中有部分人仅仅关注中国的复兴,而有一些人只关注海外华人社团的生存问题,中国的政治变迁对海外华人的生活及其居住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王赓武对民族主义的深入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华裔的自我认同及其与中国变化的关系。冷战期间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关系紧张,而中国的崛起可能将导致这种反华情绪再次出现,因此,他建议慎用“大中华”和“散居者”等词汇和概念。{14}史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对1949 ~ 1970年间中国对海外华人政策变迁做出了全面分析,并关注了其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15}最近,皮特·科恩(Peter Koehn)和尹晓煌等学者研究了美国华裔和中国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并特别关注他们对美中关系(广义上包括社会、文化、教育关系)的影响,其中涉及美籍华人政治上的参与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换言之,他们更加注重华人对移入国而非祖籍国的外交关系的影响。成露茜分析了美国华裔在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本身如何影响这些关系。{16}

  众所周知,海外华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起了很大作用。1979 ~ 1997年,流入中国的外资超过三分之二来自于华裔。过去十多年来,60%的外国直接投资由华裔引进,他们在华公司占在华外国企业的70%,而包括劳务移民和技术移民在内的新移民也已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17}海外华人在中国社会和经济进程中的参与或可归结为“散居者选择”(Diaspora Option)的一种模式。这个概念产生于“人才流失”和“人才获得”的争论中,它认为人才的流失相对于移出国来说更像是“人才环流”而非损失。在这一过程中,人才流出本国,而信息、技术、知识和资本则回流入人才的祖籍国。散居者选择也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分析侨民在居住于海外的情况下参与帮助祖籍国(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过程。{18}研究表明,其他族裔侨民如犹太裔、印度裔和亚美尼亚裔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也在祖籍国的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19}

  综上所述,尽管学术界对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之间联系的理论研究逐渐增多,有关海外华人和中国国际关系的联系的研究仍然阙如。为什么海外华人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作用没有推展到政治和政策领域?这种现象能为我们研究中国外交和国际移民的性质和特征带来何种启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应如何将国际移民融入其理论意义和方法论的构建中?下文将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初步回答。

二、历史视野下的海外华人与中国外交

  本文并不认为以犹太人和印度人为代表的境外移民群体参与祖籍国社会和政治的模式具有普世性,但是,这并不排除比较研究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将结构性、历史性和政治性因素综合考虑有助于理解海外华人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本部分将考察中国崛起的前奏——1949 ~ 1965年期间,海外华人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演变以及国家利益的绝对主导性的建立。

  (一)作为外交关系中不利因素的海外华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全球冷战的高潮,而中国作为亚洲的区域性力量开始崛起。如笔者的研究显示,{20}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成为印尼等新兴亚非国家的仿效榜样——这可视为中国软实力的早期表征。外交上,中国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旨在同亚非国家为友。而该主张的成功实施需要解决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的华侨问题。

  作为东南亚华裔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成为问题最集中的地区。19世纪中期后,大规模的中国移民进入印尼群岛,并形成两大群体:“新客”(totoks),多为新移民组成,他们说华文,在政治和文化认同上倾向于中国;“土生华人”(peranakan),指当地出生的华裔,以当地方言或马来语为日常用语,文化上具有不同于中国或印尼文化的独特特征。{21}据估计,20世纪50年代中期印尼华裔人口数为250万左右(不到该国总人口的3%),其中140万人为“新客”,{22}根据施坚雅(William Skinner)50年代后期对爪哇华裔青年的调查,80%的新客具有较强或中等的中国倾向性。与此相反,超过80%的土生华人具有较弱甚至没有中国倾向性。{23}

  印尼独立后,许多原住民对华裔具有不信任和敌意的态度。印尼副总统哈达(任期1950 ~ 1956年)称华裔代表了“外国资本主义在印尼社会的延续……他们永远高高在上,并拥有经济特权。”印尼国民党一名成员在1956年议会中指责华裔操纵当地经济:“我党不希望本国经济受到外来族裔控制,后者自私且功利地只顾及其自身利益。”政治上,当地华裔被认为是不够忠诚的机会主义者,一些外交政策精英声称华裔在他们墙上挂有可两面使用的画像,一面是毛泽东,另一面是蒋介石。部分军方领导人认为,华裔将成为中国和印尼共产党之间的中介,中国借此将影响印尼内政。一名军界高官1957年对外国记者说:“如果我们要和谁作战,不是美国人,而是华人。”{24}尽管上述言论与事实出入甚大,但它表明华裔可能成为中国与印尼关系的不利因素(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排华情绪也类似)。

  (二)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侨民利益时期

  在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间,政府仍继续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血统主义”的国籍原则,所有具有华人血统者皆被视为中国公民,不管其居所何处。1950年的一份外交部文件称,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抗议或声明的方式在政治上反击迫害华侨的政府。然而,当时的政府并无外交和军事能力来实施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到了1953年,中侨委明确向海外侨胞声明,“国外华侨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主要必须依靠华侨自身的团结”。{25}与此同时,新中国领袖意识到保证中国外交政策利益和保证海外华裔(包括中国公民)之间存在矛盾。周恩来1957年人大常委会发言时表示:

  现在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而且逐渐强起来了,在亚洲是这样一个大国,人们对双重国籍感到惧怕,这种情形,我们到印度访问、到缅甸访问逐步感觉到了。{26}

  要赢得印尼官方和民间的信任,淡化他们对华裔的怀疑情绪,中国政府需迅速且坚定地界定国家利益,以国家为中心的侨民及外交政策亦随之产生,而后者又成为重中之重,成为华务政策的指导原则。菲茨杰拉德指出,尽管如此,侨务政策并不一定要遵循外交政策,在与外交政策目标不冲突的情况下,它可以有自身独立的发展目标。{27}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尼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表明了新中国在海外华人问题上的根本性政策转变。该条约规定拥有双重国籍的国民有权在两国间自由选择国籍,这标志着“血统主义”国籍原则的终结。50年代后期,更多相关政策出台,进一步解决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中华侨华人问题,这些政策包括:鼓励海外华人选择当地国籍,并不能干预当地内政。1978年邓小平会见缅甸代表团时,仍强调鼓励华侨通过自由意愿选择当地国籍的侨务政策,认为这有益于中国以及华人所居国。{28}

  然而,《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并不能解决所有中国同东南亚国家间摩擦。1959 ~ 1960年间中国与印尼关于华侨问题的冲突影响了两国已良好发展的双边关系。1959年5月,印尼贸易部长朱安达发布总统十号法令,宣布自1960年1月起,外籍零售贸易商禁止在印尼县级以下地区经商,至少30万华侨受到影响。{29}中国政府对此强烈抗议,经过双边交涉,约有11.9万华侨回国。在处理冲突的过程中,中国坚持强调两国间共同利益和目标的重要性,淡化冲突本身。副总理陈毅1960年8月4日向印尼记者表示,中国愿意同印尼保持友好关系,华侨问题是小问题,我们不希望该问题扩大化,反帝和反殖是中印两国共同理想和关注的重点。{30}1961年3月陈毅对来访的苏加诺总统表示,华侨问题在中印关系中是小问题,且已得到解决。苏加托对此表示同意。{31}华侨问题在外交上的解决为中印两国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共识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外交关系与华侨问题的联系印证了沙恩(Shain)和巴斯(Barth)两位学者对国际政治中“被动的散居者”的定义,即华侨华人是被动地卷入国际关系中,而非主动介入,主动行为者是移入国。50年代中期后,国家高于侨民的绝对原则被确立和发展,也反映了国家 / 政治身份认同高于民族 / 文化身份认同的状况。此种模式对今后数十年间中国外交政策与侨民之间的关系造成深远影响。海外华人与中国国内人民在政治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前者通常被国内界定为有别于工人阶级的资本家或企业家{32})进一步加深了两者之间的隔阂与鸿沟,使散居者利益和国家利益无法完全协调统一。

三、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与中国外交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改革开放的进行,海外华人同中国外交和内政的关系逐渐变化。这种变化与海外华人群体自身的两大主要变化密切相关。第一,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获得当地国籍,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国家海外华人对其居住国的政治效忠得到巩固,拥有资金和管理技术的海外华人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同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有利因素;第二,中国新移民的产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全球化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也随之对现有的政策带来新的挑战。

  (一)侨民成为重要资源

  海外华人群体一个显著变化是新移民迅速增长,据估计其人数已超过600万。{33}和冷战时期海外华人与中国在政治和文化认同上的差异性不同,新移民生在中国,在国内受过教育,并在国内保持家庭联系,他们和中国官方及民间双方都可以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互相寻求认同。与此同时,不少新移民中是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并拥有在发达国家工作经验,他们成为中国建立创新型国家巨大的人才库。中组部部长李源潮2009年表示,吸引这些生在中国的高级专业人才为国效力是中央政府的战略性决策。{34}过去的20多年,中国政府鼓励和吸引海外华侨华人人才以多种形式报国。1993年“回国服务”的口号正式更改为“为国服务”,从而使地理意义上的回国不再成为新移民参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先决条件。将国家认同感同固定的国界相分离,并将中华文化视为联系中国大陆与新移民的纽带,这项新政策扩大了中国新移民群体并加强了他们的爱国意识,他们对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热情支持以及对“******”、“******”的反对都反映了这一点。{35}

  新的政策顺应了跨国移民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鼓励回国人员报国的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弹性空间。传统意义上具有固定政治和地理界线的国家被更灵活的跨国流动概念所取代。高层次移民因之受益,他们在移出国和移入国担任多项并行的工作的可能性并不受国界限制,彰显了“散居者选择”及“人才环流”的模式。政府吸引高技术移民回国并与海外华人团体和个人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然而国家和移民仍有不同的模式和运作差异(跨国流动性和国家主权至上的矛盾),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围绕双重国籍的辩论成为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模式的一个反映。

  (二)修改双重国籍政策的努力与结果

  与改革开放前主要来自东南亚的归侨有所不同,新移民具有很强的国际流动性。例如,2007年一项针对毕业后去向的调查显示,37%在英的留学生选择回国,29%不打算回国,34%不确定。{36}2006年针对3000名在北京工作的回国人员调查显示,692人(23.1%)拥有外国国籍,445人(14.8%)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该两项占到受调查人数的37.9%。两栖创业模式越来越受到高技术移民欢迎,这使得他们可以往返于中国和居留国之间,为中国带来技术和管理知识,但又不必永久放弃海外的居留与事业。据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估计,这种介于海归与居留之间的“海鸥”人数超过10万,成为当代中国国际移民的重要特征之一。{37}

  由于许多新移民已加入所在国国籍,不少“海鸥”也是拥有外国国籍者,使双重国籍问题再次引起关注。1999年中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代表提议修订国籍法,允许双重国籍,此后,主张承认(或有条件地承认)双重国籍的观点通过两会和新闻媒体等渠道反映出来。{38}2003年10月加拿大普通话华人联合会针对加拿大新移民开展网络调查,1888名受调查人员中92.6%支持在移入国允许双重国籍的情况下,中国应允许其双重国籍。{39}该联合会将此项报告提交当时国侨办主任陈玉杰。新西兰4团体2004年向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建议修改双重国籍条例。在中国国内,一些政界和海归人士如韩方明和王辉耀同样建议弹性处理双重国籍问题,以发挥高技术移民报国更大的能动性。{40}

  要求修改承认双重国籍的建议者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历史背景发生变化。有关双重国籍的规定和《1980年国籍法》是时代的产物,有助于中国同东南亚关系的改善,但是进入全球化时代,移民成为国际现象,而中国也需要将新移民融入自身的发展建设中来。第二,文化和情感因素。新移民生在中国,对其有强烈的情感。新移民在情感上与自己生长的国家有着紧密联系,他们经常会提及或想到“回家”,这种自然联系为中国承认他们的国籍奠定了基础。第三,经济优势。双重国籍将帮助吸引和保持国际人才,他们拥有技术知识、资本和成熟的经验,他们的自由流动将有利于商业和其他往来,因此将有利于中国发展。第四,政治和法律意义。允许双重国籍将使新移民保持对中国的拥护,同时参与中国政治进程,如不同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修订双重国籍法将不仅有利于“反独促统”事业,也利于管理拥有外国国籍的华人。第五,全球化趋势。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直接或间接承认了双重国籍。接受双重国籍将会是顺应国际趋势之举。因此,允许双重国籍将使国家 / 人民以及移民都受益。

  21世纪伊始,对以上修订国籍法的提议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甚至有媒体报道政府已在考虑予以修订。但是来自官方和民间(包括学术界)的反对声也很大,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因华侨问题而产生的困境是被经常引用的一个原因。公安部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及其他提议者的议案时表示,现有国籍法适应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且有利于华侨融入移入国家。同时,政府已经出台并实施多项新政策法规鼓励新移民报效国家,允许他们自由流动。2004年12月,国侨办官员表示修订国籍法时机尚未成熟,标志以上关于双重国籍的争议和建议活动正式告一段落。

  然而,共同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以及新移民成为人才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实使得政府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旨在同时满足国家的核心利益(外交政策的主导性)和新移民的利益需求。2004年8月,中国绿卡体系正式出台,该政策将关注重点从所有归国人员转移到对拥有国际经验和全球视野的高级人才上来。2006年12月人事部为高层次留学回国人才开通“绿色通道”,这些人才包括三类:一是能够帮助中国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并与世界水平同步的高层次人才;二是帮助中国同世界加强联系和交流的高层次人才;三是具有国际经验和世界视野的高端人才。2009年底,由中组部牵头,中央制定了“千人计划”,旨在“分层次组织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41}

  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争论及其解决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第一,高层次人才回国潮渐成趋势,事实上,大量移民认为有必要恢复或保留中国国籍反映出他们和移出国之间联系的增加,这成为日渐增多的中国跨国际人才的重要背景之一。第二,为了缓解国际化和国家利益之间结构性差异,高技术新移民认为二者之间共同利益可因解除国籍法限制而达到,他们的观点受到部分官方和媒体的支持,昭显出国际思维和国家环境相融合的有趣现象。最后,双重国籍提议的未通过是对1950年中期后建立起的国家核心利益至上、高于侨民利益的验证,也反映了国家的强大(亦即沙恩和巴斯所指的“低可渗透性”)。但是,这并不表示国家将移民的利益置之不理,而是将可能出现的潜在性外交问题(双重国籍恢复所引起的外国政府的疑虑)转化为内政问题。政府正采取多种方式适应新移民自由流动的趋势并鼓励他们为国效力。这一过程表明,国际化的海外侨民逐渐找到了在参与政治过程中表达意见的有效合法途径。和上世纪50年代他们的先辈比起来,新移民并不是中国内政外交的被动群体,而针对高层次新移民的各种鼓励政策也昭示出中国处理潜在外交问题并将它们转化为内政的成熟度和宽容性。过去几年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海归”成为国家政府机关的部门负责人。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的统计,15%的第五代领导层具有在海外(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留学的经历,这其中的28%在国外获得学位,64%在海外学习或工作一年以上。这进一步显示了海外留学和工作经验在日益开放的中国的重要性。{42}

 

四、结语:中国崛起时代的海外华人

  王赓武教授表示,中国正准备在其两千年历史中第四次崛起,但是这次崛起将给中国带来比以往更多的挑战。{43}除了界定中国的普世价值,将现代化发展和历史遗产相结合,中国领导人需要保证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和潜在多变、各种利益交融且相互影响的全球背景下,寻求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与稳定。本文认为,如何妥善处理国际移民和外交政策将成为中国将要面对的挑战之一。

  如前所述,海外华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亚洲主要力量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海外华人的作用将更为复杂而多元。伴随这一趋势,一些东南亚国家中出现了“再华化”的趋势,即华裔公开推崇中华文化以及自己的华人族群身份,并同中国建立各种类型的联系。这和他们的前辈在二三十年前隐藏自己的华人身份或只能私下进行华人文化活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2006年泰国国会中三分之二议员有中国血统,而近年来泰国数位总理和政客都公开承认自己的华人背景和身份,以期藉此打开和中国交流之门并在国内增强受欢迎度。泰国国会议员克莱萨克·春哈旺称,“在议会里,我所认识的每个人几乎都到中国访问过,每当和中国官员会谈时,所有泰国官员将会追根溯源,表示自己和中国的缘分。”有评论指出,海外华人已成为中国发挥国际魅力的方式之一,并成为“中国商业发展有力工具”。{44}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情形可能会重新唤醒冷战记忆,反过来使东南亚华人和中国两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在西方国家,尽管华人所占比例较少,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地位也较弱,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当地公众对华人移民忠诚度的担忧。2009年初美国百人会调查显示,美国公众中45%的人认为亚裔美国人对其祖籍国比对美国更为忠诚,这一调查在2001年的数据为37%。大约有75%的美籍华裔称在中美经济或军事摩擦中,他们会支持美国,但只有56%美国民众认同这一看法。{45}

  最后,有关崛起的中国与海外华人关系及其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发展,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侨民利益原则的确立和实施,海外华人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被动性成分。冷战背景下的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差异使中国与海外华人的歧异更为显著。直到80年代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海外华人社会也逐渐改变。老一代华人在改革开放头二十年拥有中国发展所急需的资金,近二十年来,新移民则与中国国内人民拥有大致同样文化和政治认同,并具备加入全球化浪潮后的中国所需要的管理技能和国际经验。过去30年间,海外华人在中国转型期社会、政治进程中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新移民和国内人民之间接触深度和频率都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这成为建议修订国籍法和建议允许双重国籍活动的背景条件。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因素,这些建议未被采纳,但是,一系列鼓励新移民为国服务的政策随之出台,使之同中国的互动更为紧密,也为前者的跨国流动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政府在外交和侨务领域实行“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保护海外侨民的努力。例如,在2006年所罗门岛排华事件中中国展现了更多的力量,对侨民提供了更多帮助。随着更多海归人员加入现有政治体系,他们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外交事务(包括公共外交)产生影响。{46}

  第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需要将国际移民考虑进去。例如,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利益成为联系侨民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机制,对身份认同的关注恰好和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理论趋向相契合。正如David Kang指出的,利益和身份认同,而非权力,才是国际关系中决定威胁和稳定的重要变数。{47}当然,中国民众如何看待海外华侨参与中国政治过程的可行性,以及他们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利益是否同中国国内人民和具体政策制定者的利益相一致,这还需要系统性考察和实证性研究。虽然现有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散居者-国际关系相互关系的研究能为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某些参考,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在文化、历史、社会政治结构上的独特性。例如,沙恩和巴斯指出,祖籍国对散居者资源需求越多,其社会就越易被渗透和接受散居者的影响,而散居者影响外交政策能力亦将增强。这一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尽管海外华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在祖籍国外交领域的影响却不甚彰显。要解释这种差异性,只有从历史性、国家以及海外华人自身身份认同变化之中寻求答案。

  最后,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时代下,中国须认真谨慎地处理其与海外华人之间的关系。自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和中国的关系一直与时代特征密不可分。即中国处于式微或分裂边缘(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或者中国的崛起受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制约而功亏一篑(1949 ~ 1965年)。而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全球新秩序的关键性建构者之一。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我们应该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海外华人在国内社会经济或政治过程中不断增加的积极作用,并提供相应的制度性保障和安排。这不仅对中国和海外华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对研究华人语境下的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问题学者而言也是全新课题。


【注释】

{1}Thomas Christense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Conclus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79-420;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相关讨论,参看Wang Jisi (王缉思),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6, pp. 481-505; Ren Xiao (任晓), Toward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ng Gungwu (王赓武) and Zheng Yongnian (郑永年) (eds.), 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293-309; Daniel Lynch, “Chinese Thinking o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m as the Ti, Rationalism as the Yo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7, 2009, pp. 87-107;王逸舟:《国际关系研究与中国》,载王逸舟:《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 ~ 394页。 {2}此数据引自国侨办副主任许又声2009年4月21日在深圳的讲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4月28日。 {3}Douglas Massey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3, 1993, pp. 431-466; Stéphane Dufoix, Diaspor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 30. {4}Yosef Lapid, Culture’s Ship: Returns and Departur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6, pp. 3-20. {5}Myron Weiner,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1, No. 3, 1985, pp. 441-455, at 450. {6}Myron Weiner, “Security,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1992/1993, pp. 91-126, at p. 94. {7}Fiona Adamson and Madeleine Demetriou, “Remapping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corporating Diasporas into IR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4, 2007, pp. 489-526. {8}Yossi Shain and Aharon Barth, “Diaspora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Summer 2003, pp. 449-479. {9}Chris Ogden, “Diaspora Meets IR’s Constructivism: An Appraisal”, Politics, Vol. 28, No. 1, 2008, pp. 1-10. {10}Christensen, Johnston, and Ross, Conclus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 410. {11}Wang Jisi(王缉思),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12}Dufoix, Diasporas, p. 60. {13}刘宏:《海外华人研究的谱系:主题的变化与方法的演进》,载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09年第2期,第1 ~ 27页;Tan Chee-Beng (陈志明)and Ann S. Chiu, Teaching and Documenta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in Tan Chee-Beng, Colin Storey, Julia Zimmerman (eds.), Chinese Overseas: Migratio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01-253。 {14}Wang Gungwu, Political Chinese: An Aspect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Bernard Grossman (ed.), Southeast Asia in Modern World,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2, pp. 115-128; Wang Gungwu,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6, 1993, pp. 926-948. {15}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Peter H. Koehn and Xiao-huang Yin (尹晓煌) (eds.), The Expanding Roles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U.S.-China Relation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Trans-Pacific Interactions,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Lucie Cheng, Chinese American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conomy, in Evelyn Hu-DeHart (ed.), Across the Pacific: Asian Americans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sia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1-78;Cheng Li (ed.), 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2003,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5. {17}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 135; 谭天星:《新形势下侨务工作战略意识的再认识》,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1期, 第58 ~ 59页。 {18}Jean-Baptiste Meyer, “Network Approach versus Brain Drain: Lessons from the Diaspor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39, No. 5, 2001, pp. 91-110; Sami Mahroum, Cynthia Eldridge and Abdullah S. Daar, “Transnational Diaspora Options: 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Could Benefit from their Emigrant Popu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Vol. 8, No. 1, 2006, pp. 25-42。“人才环流”概念由Annalee Saxenian首次系统性提出,参见其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相关例证参见Shain 和 Barth, Diaspora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nik Varun Suri (ed.), Democracy, Diplomacy, and Diaspora: Indian Americans and Indo-US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saf Hussain, “The Indian Diaspora in Britain: Political Interventionism and Diaspora Activism”,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32, No. 3, 2005, pp. 189-208; Robert Owen Freedman (ed.), Contemporary Israel: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8。 {20}Hong Liu, The Historicity of China’s Soft Power: The PRC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Indonesia, in Yangwen Zheng, 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Boston: Brill USA, 2010,pp. 147-182. {21}J. A. C. Mackie and Charles A. Coppel, A Preliminary Survey, in J. A. C. Mackie (ed.),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Five Essays, i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 p. 5. {22}根据中国驻雅加达使馆内部报告,20世纪50年代早期共有251万中国侨民居住在印尼,文件号117-00265-01(1953年3月18 ~ 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 {23}William Skinner, Communism and Chinese Culture in Indonesia: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Overseas Chinese Youth,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osited at the Kroch Library, Cornell University, 1962, pp. 19-20. {24}以上资料均转引自Hong Liu,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Singapore and Kyot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and Kyoto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251 ~ 253页;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 83。 {26}引自夏莉萍:《周恩来的“单一国籍”思想研究》,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4期, 第11 ~ 17页。 {27}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p. 74, 89-91. {28}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侨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29}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p. 145-47; Benny G. Setiono, Tionghoa dalam Pusaran Politik (英文译为:The Chinese in the Political Vortex), Jakarta: Elkasa, 2003, pp. 792-793. {30}《〈印度尼西亚时报〉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访华简报》(1960年8月1 ~ 23日 ), 文件号105-00985-0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 {31}《陈毅副总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会谈纪要》(1961年3月31日),文件号111-00339-1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 {32}周恩来总理对华人华侨分化的政治身份问题也表示关注。他在1957年人大常委会上说,“我们设想一下,一千二百万华侨是不是都能够回来?不能,他们世世代代都在那里……而且在那里是资本主义制度,回到中国来,格格不入。现在是跨着社会主义的国籍做资本主义经营,左右逢源。”他还指出,“华侨操纵了经济权,再加上华侨的排他性、保守性,一切商业都把它抓在手上,印尼如此,柬埔寨如此,泰国也有很大一个数目,新加坡、马来亚这种情形少一些,缅甸有一部分”。转引自夏莉萍:《周恩来的“单一国籍”思想研究》。 {33}中国新闻社:《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北京:中国新闻社2009年版。 {34}《人民日报》2009年2月17日。 {35}参看刘宏:《作为新政策领域的跨国华人: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的中国与新加坡》,载《中国研究》第5/6辑(2008年),第252 ~ 274页;刘宏《当代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实践与人才环流:英国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65 ~ 176页。 {36}《新欧侨报》2007年4月16日。 {37}王辉耀:《当代中国海归》,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载《北京青年报》2009年12月11日。 {38}相关的讨论见周南京(主编):《境外华人国籍问题讨论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四部分。 {39}North Chinese Community of Canada (加拿大普通话华人联合会成立于2001年,绝大多数成员为中国大陆新移民),http://www.putonghua.ca/about.php。 {40}韩方明目前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他们关于双重国籍的建议收录于周南京(主编):《境外华人国际问籍讨论辑》。笔者与韩方明和王辉耀于2005 ~ 2009年在北京、新加坡、曼彻斯特亦就双重国籍问题作过多次对谈。关于公众对双重国籍讨论,请见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outseachina/1/19070.shtml。 {41}参看《中国海归》2009年12月号(千人计划特别专号)。 {42}Cheng Li, “China’s Fifth Generation: Is Diversity a Source of Strength or Weakness?”, Asia Policy, No. 6, 2008, pp. 53-93. {43}Wang Gungwu, “China Rises Again”, Yale Global Online, 25th March, 2009. {44}Kang, China Rising, p. 136;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3, 76-77, 84. {45}Committee of 100 [百人会], Still The “Other?”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hinese and Asian Americans, New York: Committee of 100, 2009. {46}参看刘宏:《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载《公共外交通讯》2010年3月创刊号,第51 ~ 55页。 {47}Kang, China Rising, p. 9.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