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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小森阳一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

陈多友

【内容提要】 在小森阳一看来,“后殖民主义”话语中带有浓厚的西方 “口音”,因此,他所主张的“后殖民主义”并非以美国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他指出,现在世界上所出现的所有事态,都只不过是欧美日原帝国主义列强国家所建构的、殖民主义世界的产物,因此,真正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应该将责任与斗争的方向性并提。正因为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现象都在一种地缘政治学的力的关系和霸权斗争的关系中展开,所以,对之必须采取批判态度。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负上实践的责任,才是“后殖民批评”的前提性立场。

  当代东亚思想界、学术界和艺术界出现了一种“后现象”,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潮纷涌而来,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东亚语境后,使许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因为东亚地区除了日本之外的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属于前现代或在时间断裂中走向现代,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同时集聚于研究视域,使得当代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变得十分棘手。关于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许多学者有过卓越的建设性的探究,取得了良多富于先进性的学术成果。

  王岳川主要关注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语境的变化与影响。他认为,前述两种思潮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场”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套用的做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因为其特点是坠入了“主义的陷阱”,只注意到“主义”这一术语的范畴和阐释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语境,没有对这种阐释的前提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当代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时态地照单全收或动辄情绪化地全盘排斥,都不可能获得知识的增长和价值的正当确认。{1} 

  针对如此辩难,凯瑟琳·凯勒、倪培民从历时性比较的角度对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哲学根源进行考辨,以期找到答案。他们发现亚洲(主要是中国)的道教与西方传统哲学之间实际上处于互为通约的关系之中。他们指出,亚洲的道家思想和西方的过程哲学思想之间有一种非二元的对应关系,同时,它也呼吁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两大流派——过程哲学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揭示那样一种非二元对立的“对比”关系。这两者都和庄子一样,解构了绝对的始源概念,并提出一种相对的在过程中的开端的观念。尤其是在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道家概念取代从虚无中创世的神学主张的倾向。{2}此种言说似乎可以为解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东方语境下与本土文化融合、化育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但是,如此一厢情愿式的言说方式究竟能否被当作原理加以一般化,尚需要更多的实践与建设行为去检验。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按照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就不是互不依赖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一个最主要的是指北美和欧洲以内的精神和文化发展;另一个则把精力集中于那些被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强迫带入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它们在早些时候被称为第三世界。然而,随着文化和精神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北美和欧洲被认为是一回事,这也解释了它们彼此之间的理论联系。{3}

  但是,在曾经处于欧美对立极上的东亚,两种思潮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就此,日本学者小森阳一的研究为我们东亚学者进行相关学术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他汲取了众多先行研究的丰硕成果,在东亚语境下就后殖民主义进行了颇富洞见性的阐发,对澄清“后殖民主义”话语中的西方口音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因此,本文尝试性地以小森氏的著作《后殖民》{4}为线索,对其这方面的理论建树进行品析。

  根据小森氏的考察,“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在英语圈广为流传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英国是撒切尔夫人执政,在美国则是里根政权。如果说“后现代”是一个含有历史区分意义的概念的话,那么套用当时冷战格局中的概念去表述它,我们就可以说,它也是西方或者欧美资本主义在转向一个与之前的社会形态截然不同的形态。之前,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将在某个国家制造的商品销往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前者将由贸易业获得的利益集中起来,通过福利、医疗、教育等将利益体现给低收入者,并藉此提高内需。这正是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型”的资本主义,亦即是新分配政策型的资本主义。

  但是,要提高内需首先必须提高国民整体的工资水平,这样,国内劳动力商品便高额化,生产成本也必然会上升。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展开竞争,必须从外国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与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制造业流往国外,新经济型的产业结构便开始在美、日、英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解体。

  新的资本主义被重组为以技术产业、非生产性的消费产业、文化产业为中心的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在传统的产业社会中非常清晰地,从横向的二分的角度对生产手段的所有者与非所有者,这一阶级的、对立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政治对立模式越来越模糊。因为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产业通过对社会主导权的把握,使得从种族、性别、性差等纵向角度进行的政治认同日益凸显出来。

  在与这样一个物质的经济的社会重组互动的过程中,一个被称作“后现代”的思考模式出现了。这一横向的彻底怀疑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也彻底怀疑这一二元对立思考模式所植根的以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为理念的所谓的“大写的故事”或“宏大的叙事”。也就是说,他们一边对抗近代民族国家确立以后的启蒙主义色彩浓重的所有的价值观,一边将这一思考推向一种解除原有“结构”的“解构主义”运动。在这样的过程中,支撑着近代科学实证主义的理性与这一理性所认识的真实、客观性、普遍性的进步、人的解放以及认同的整体性都被彻底置于怀疑之中。人们认识到这不过是事后建构的东西。所以“后现代”的思维模式在于将世界视为一个多样的、处于流动状态的存在。这个世界缺乏统一性,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暂时的,是在多元文化、多元世界观之上成立的。之前被认为是唯一的真实、历史、价值标准、本质、认同等其实都是没有客观性的。人们认识到只有各个文化、各个世界观才是有效的,而且它们都是相对的、主观性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以如此后现代的社会状况和思考模式为背景的文化。它是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模糊化,将艺术与日常经验的界限也模糊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正因为“后现代主义”不断地否定中心,因此它没有深度与分量。它是多元的同时又是自我指涉的,在模仿性的同时又是折衷性的,是嬉戏的同时又是消费性的。

  例如,代表“后现代主义”的“浮游的能指”这一概念,正因为它是一个到处都没有任何确定性的能指,所以能够横越所有的界限,并且在多个的意义中摆动,它成为一个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能被多样性地消费的符号表现。但是,在这样的观点中,这一符号表现究竟是谁在向谁发出,人们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决定性的政治意义上的不对称性。

  即使就算它是一个“浮游的能指”,我们也很难认为消费麦当劳文化和好莱坞文化是人们的幸福。在我们过去的3年的经验中,认定本·拉登是“9·11”事件主谋的权力只有美国政府才能握有。赋予“浮游的所指”以特定的所指或者说意义的权力拥有者,显而易见只能是特定的国家统治者。

  虽然如此“后现代主义”的思考模式已经产生,但是,作为结果,一种被称之为“后殖民批评”的、与前述“后现代”式思考呈批判性地对峙的理论也应运而生了。当然,在此我必须强调的是,小森氏在此所指的并不是那种美国式的“后殖民批评”。美国的后殖民批评只不过是将自己藏在安全圈内而去批判别人的、殖民地统治式的逻辑。现在,世界上所出现的所有事态,都只不过是欧美列强以及日本这类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所建构的、殖民主义世界的产物。将自己的责任与斗争的方向性一起提出来的,正是后殖民批评的思考。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现象都在一种地缘政治学的力的关系和霸权斗争的关系中展开。对之进行批判,直接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政治选择有着关联。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负上实践的责任,这正是一种对“后现代”展开批判的、“后殖民批评”式的前提性立场。

  小森氏就后殖民批评所作的概述也继续了前述批判立场。他指出,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在欧洲这一极其有限的区域内居住的人们,曾利用自行构筑的权力对其他区域的人们进行过领土侵略和征服。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之间形成的“后殖民批评”,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话语体系,其目的正在于批判性地分析在这些殖民行径之后所遗留的一系列问题。

  这一研究动向的特征在于分析欧洲的殖民主义制度,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统治对被统治地区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的探究,其中尤为注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操作特点的分析。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的特点主要在于将世界分割成文明对野蛮、征服者对土著人、主人对奴隶、先进对后进、进步对停滞、中心对边缘、真对假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概念,然后将这些概念群封存于以真对伪、圣对俗、善对恶之类的超越性二元概念为顶峰的等级之内。后殖民的战略力度正是放在分析在如此话语中所架构起来的主体,以及反抗这一主体的主体。

  小森氏指出,从“后”这一接头辞我们可以看到,殖民主义并没有结束。有学者认为,这一接头辞将一个事实掩盖了起来。这一事实便是,新殖民主义仍在统治着已经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在诸如此类的论争的影响下,在以文学为主的表象艺术领域,人们也注意到了曾经被殖民统治过的区域中所产生的各种表现,留意到了这些语言表现以及其他表象。批评家们对殖民地时代的痕迹被铭刻在这些表现中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研究,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这便是所谓的“后殖民批评”。

  小森氏就后殖民批评的内容作了如下归纳:第一,在分析 / 解读后殖民文本的过程中,明确该区域的殖民统治,以及它与后来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语境的关联,同时不将此归结为该区域的特殊性,而是将此关联置于整个后殖民的状况中进行考察。第二,批评家和研究人员以现在进行时的方法将后殖民历史过程中社会上已经成为所谓“经典”的文本通过彻底重构迄今为止的表现方式、逻辑修辞等,置之于同后殖民的政治状况的关联中重新进行解读。这种重新解读的目的在于告诉人们,以前以“文学”“艺术”“美”等普遍价值的面目出现的观念,也只不过是殖民主义话语中人为地捏造出来的而已。诸如此类的批评便是一种后殖民实践活动。

  在如此后殖民批评实践中,出现了一部无法忽略的著作,那便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在该书中赛义德指出,十九世纪在欧洲形成的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性话语,总是在进行东西方对比之中,建构起学科话语体系的。他们通过对“东方”这一他者进行缜密分析及记述,得出了相应的话语体系;并以他者这一东亚文化的特殊性为镜子,建构起“西方”这一欧洲人的自己形象。然后再通过关于东方的详细论述,得以将西方权力化,从而使西方支配东方,教化东方,以西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建构起操作“世界”的主体。

  赛义德依据福柯的理论明确地指出: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学科话语是通过它的学习者被反复再生产的,从而使这一东西方二元对立结构更为强化了。为了使自己的话语被公认为知识性话语,人们必须参与进被反复再生产的东方主义的话语框架中,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主体化,因而也完成了被隶属化的过程。所以,所谓东方,它并非是什么实体,而只不过是经过若干代知识分子、学者、政治家、批评家、作家等深深陷于东方主义结构中的人们利用反复再生产中所得到的表象、或代理机制建构起来的现象而已。这样一来,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对东方的地缘政治学结构便被实体化了。

  在“我们”对“他们”的二分法中,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情绪化的温床。为了“我们”这一概念的成立自然必须有作为镜子的“他们”。这一模式非常适合拉康的“镜像阶段”与他者的理论。在该理论中,拉康将婴儿把从镜子中所看到的视觉影像认知为自我形象之前的镜像称为“小写的他者”。因为镜像重复出现了婴儿的身体及表情的变化,这一“小写的他者”对于婴儿来说其行动是可预测的。这一事实所产生的那个“小写的他者”是可支配的幻想。如果将这一关系比喻性地置于殖民主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中来看的话,这一“小写的他者”与被殖民化的地区是相吻合的。

  相形之下,拉康所说的“大写的他者”,也就是统括以话语为中心的符号世界、或称之为“象征界”的“象征性的他者”。打个比方,它是统治着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的话语中心,是观念性的帝国主义本身。这一作为实体并不存在的帝国主义中心对于被殖民统治的人们来说,一方面他们无法被同化,但作为他者他们又希望着能够最终被同化;另一方面,这一帝国主义中心又成为认识世界的标准,成为一切意识形态话语变化的关键所在。所以居于被殖民统治地位的主体被高度地置于帝国主义这一他者的监视之下,深受这一他者影响。

  批评家霍米·巴巴是将如此殖民与被殖民、殖民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战略性地作为歧义性价值关系加以把握的。也就是说,殖民地的被统治者必须不间断地模拟存在于所谓的帝国中心的统治者形象(这简称为“拟态”)。然而这一“拟态”最终却又不可能实现,他们是不可能与这一形象实现同一的。霍米·巴巴指出,不论行为的主体是否能够意识到,一个认认真真地朝着所谓的“真正性”努力的“拟态与模仿”行为,最终也只能变成受人嘲讽、且混乱丛生的“不贴切的模仿”。也就是说“贴切的模仿”与“不贴切的模仿”都内在其中构成相互矛盾的两个侧面。 

  准确地说,这一歧义性也是指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同时作用于一件事情之上,这里面恰恰蕴藏着一种可以颠覆并搅乱本已牢靠的二元对立的帝国主义话语的可能性。另外,霍米·巴巴的观点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被他这一歧义性的价值论所揭露的,不仅仅是殖民地的被统治者,而且还包括了统治者本身。假如与前面所提到的拉康的理论相关联作进一步说明的话,“小写的他者”是被边缘化的殖民地被统治者,“大写的他者”则是位于中心的殖民地统治者,而这一二分法是有可能被颠倒的。当然,虽然这两者的关系根本上是不对称的,但是在“变位”与“反变位”这一动态性上,两者都置身于殖民地状况中,因此这一点则是没有变化的。

  虽然有人提出了搅乱殖民地话语并将之重新组合的乐观的理论,但是德里达在美国的翻译者斯皮瓦克却批评了这一乐观主义,她提出了一个疑问:“受压迫者(或者说弱势群体)能够有发言权吗?”她指出了这么一个事实:处于被歧视阶层底层的人们甚至不具备与许多他者进行沟通的语言,结果只能由别人来代理他们发言。因此,围绕如何接受、解释、谈论作为殖民主义之强奸性行为“私生子”的后殖民状况时应该把握的总体语言关联问题,霍米·巴巴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伦理问题。

  

  小森氏在日语语境下开展殖民主义批判的一项实践活动,是以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战争责任入手的。其着眼点是,分析战后日本作为以国权直接发动战争的战败国,在与美国进行“单独讲和”过程中,是怎样就战争赔偿问题,与后者达成共识的。就此,小森氏援引日本学者原朗的观点作为自己持论的依据。原朗氏指出,有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提出的巨额战争赔偿反而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抬头的教训,对日的战争赔偿要求其实是非常宽大的。原朗还作了如下的整理:“在和约签订时,联合国的大部分成员都同意美国的无赔偿方案,因而放弃了赔偿权。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后来也放弃了赔偿权。结果在对东南亚四国的赔偿谈判中,因日本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致使东南亚四国也同意延期赔偿,支付时间不是在日本战后的困难时期,而是在经济增长时期。日本的赔偿负担并不是那么重。即使将经济援助这一准赔偿方式包含在内,也只不过是人均5千日元左右。”{5}

  原朗又进一步指出:“这一处理方式在作为支付义务人的日本人的心理意识中留下了不小的影响”,“与其说日本人是以加害者的赎罪意识去支付赔偿,并因此回归国际社会,毋宁说赔偿反被误认为是向日本提供了一个进入当地市场的机会”。“因此日本人没有机会反省战争,并获得一种责任意识。”也就是说,由于他们履行战争赔偿义务的行为中没有赎罪意识,所以非但没有获得“反省战争责任的意识”的机会,反而走向以“经济进入”的名义与美国相互勾结的“新殖民主义”道路。{6}

  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1947年3月美国当局内部就赔偿问题展开了讨论,当时麦克阿瑟提出了朝鲜半岛、台湾等旧殖民地的放弃已经抵冲了赔偿,所以不应该再提出赔偿的论调。这向日本提供了一个为“放弃了旧殖民地便是对战争责任作出了赔偿”{7}言论定调的机会。

  美国之所以放弃自己的对日本索赔权,并希望别的国家也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已经将日本变成了冷战中的反战基地。日本当局以美国政策为唯一的一面镜子,以回避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为原则,采用砍价和拖延的基本路线,毫无廉耻地对外展开了多方外交谈判。与此同时,从旧殖民地回国的日本人也有已经失去了一切的感受,这样一来,本来在逻辑上应该是赎罪的意识,随着时间的流逝,竟然变成了一种受害者意识。

  结果,将中国、南北朝鲜排除在外的“单独讲和路线”被高度地推进,尽管新西兰、菲律宾、澳洲等国强烈反对,但是美国仍强行实行了不赔偿原则。在美国接近恫吓的干预之下,主张赔偿的国家一一放弃了赔偿权,最后日本只是以个别赔偿谈判的方式,对四个国家进行了赔偿。

  小森氏进行日语语境下后殖民批评的第二个策略是着手解析战后“日美协商型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体制成立的实质。他指出,该体制是通过与过去的独裁主义军阀政治相分离的方式,免除了裕仁天皇战争责任并使自身得以确立的。这一民主体制使日本失去了就战争赔偿问题发动全体国民进行赎罪的机会;它俨然营造出一种似乎能从战后贫穷中摆脱出来便是“民主主义”的氛围。而从背后支撑着这种氛围的正是针对中国和北朝鲜的“反共主义”。实际上,这已在实践上将每一个国民对侵略战争应负有的责任予以免除了。在这一时期的话语空间,“清共运动”(Red Purge)与朝鲜战争的言论甚嚣尘上,实际上的“共产主义”对“反共产主义”的对立,也俨然变成了“专制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一“文明性”的制度间的对立了。

  为了将“大日本帝国”“军阀政治”从负面遗产“专制主义”中分离出来,从而使日本变成所谓更为“民主主义”的国家,就必须将现实中或在将来会产生专制主义“元凶”的共产主义者从各个工作岗位和地区清除出去。逻辑便这样被颠倒过来。1925年,日本通过了男性公民一人一票制的普通选举法,简称“普选法”。但是,与此同时,又实施了专制的、严厉压制言论的“治安维持法”。自这两个法案实施以来,一直既反对“绝对天皇制”,又反对“象征天皇制”的,其实唯有日本共产党以及其支持者。如此一来,由于国民情绪被错误地渲染,在战后支持“象征天皇制”与“维护国体”似乎成了同一回事,因此共产党俨然成了反对“新宪法”以及“民主主义”的元凶了。于是“清共”似乎获得一种合理性。

  所以,在实践的层面上将人们周围的共产主义“赤色分子”当作“非国民”,也即“日奸”予以揭发,并排挤出去,这就等于战前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治安维持法在事隔几年后又重新出现在战后的日本。而战争刚结束时本来已“入狱几年”“流亡几年”、被人们视为与过去的独裁主义作过斗争的斗士的共产党员们,不久前他们还是时代的宠儿,现在他们却成了人们发泄尼采式“怨恨”的对象了。

  在这方面,小森氏注意到了一个颇具隐秘性的细节,即“日美协商型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一度被日本的经济高度增长这一表象给正当化了。因此,他将批判矛头指向了它。他认为,乘“冷战”演变为“热战”之机,战败后的日本回避了自己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以及殖民统治的责任。日本一边致力于完善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一边扮演以美国为主导的国家集团在亚洲开展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的角色。之所以越南不间断地提出的对日索赔未能实现,恰是因为在越南提出该要求之时,一联串旨在打倒欧美殖民地统治的、由印度支那战争延伸为越南战争的热战正在进行之中。而且为了争取独立,印尼也在同荷兰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

  战败后的日本效仿美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这正是以日本的旧殖民地统治或原军事统治地区的人们在反殖民地斗争和脱殖民化运动过程中失去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因为军需工业以及相关产业激活并养肥了日本的经济。这一事实本身正说明了日本的战后责任。在这一点上,日本当局的犯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外务省在1963年出版的《日本的赔偿》{8}一书中曾经指出:“将出口困难的成套设备以及以前没有出口的生产材料以赔偿的方式供应出去,这对于建立‘熟人’关系,以及将来的基础有着重要的意义。”大藏省也在1984年出版的《昭和财经史》{9}一书中这样评价道,日本多年来“在索赔谈判中坚持”“砍价”“拖延”的做法,这“实质上使日本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同时还说:“由于赔偿协约的缔结期限一再拖延,结果使进入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并没有因支付赔款而感到太大的困难。”“支付时间的滞后为日本在经济上再次进入东南亚打下了绝好的基础,充分利用支付赔款和无偿援助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日本在泡沫经济达到高峰时所说过的沾沾自喜的话。“经济上再次进入东南亚”指的无非是将军政统治视为“最初的进入”,它明确地表达了已反复出现的新殖民主义的野心。“绝好的基础”及“利用”这一类的措辞,表明了日本仍在延续着一种蔑视亚洲的殖民主义式的思想,而将亚洲视为日本经济发展之工具。

  小森氏的第三个策略是剖析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问题。他指出,一直以来日本的历史教育始终伴随着蔑视亚洲的集体无意识及歪曲历史的倾向。例如,驱除“赤色教员”的学校,尤其是地方上实行义务教育的中小学,都打着“经济复兴”旗号,发挥着为开展重建国家运动培养劳动力的作用,这些劳动力是未来“日本型共同体主义企业”的“黄金接班人”。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从殖民地和战场上回到日本的成年男人们对自己过去作为加害者的体验继续保持沉默的话,下一代便无法知道战争的真相。那么,孩子的教育就必然会走向歧途。

  美国占领军司令部(GHQ)同意日本的学校重开日本历史课是在1946年10月12日。文部省发行了一本叫做《国家的历程》{10}的教科书。日本史研究学者家永三郎等人参加了该书的编写工作,但是,他们只被给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关于此书,当时有人批判说它是一本维护天皇制的教科书,特别是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国家的历程〉批判》{11}一文中严厉地批判了该书中有关对朝鲜 / 韩国进行殖民统治的记述。

  1947年7月16日出版的日本投降后第一部面向高中生的《社会科学历史》课程的《学习指导要领》{12}中这样写道:“构成现在世界主流的是西方文明,所以要想了解东亚历史,也必须了解西洋史。”这显然是明杖执火的西洋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在该书的第六单元《帝国主义》的“目标”之“七”中还专门写道:“要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与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准提高的可能性”,并在此部分特意设立了“获得殖民地的必然性”一栏。

  日本学者君岛和彦在《亚洲的冷战与脱殖民化》{13}一书中发表署名论文指出:“该教科书结构上的问题点在于‘获得殖民地的必然性’这一栏目的名称的象征性。也就是说,假如让学生们把它理解成:殖民地的获得是必然的,而并非是‘政治家的恶意’,殖民地宗主国与被殖民国之间的利害处于‘不可调和的微妙关系之中’的话,那么,这就是在肯定殖民地统治,或者说是将殖民地统治描写成无奈之举了。难道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是利益关系无法相容的‘微妙关系’所致吗?在该学习指导纲要中并没有涉及诸如韩国殖民地之类的项目。” 结果战后高中的历史教育完全失去了反殖民主义和脱殖民化的契机。

  小森氏的第四个策略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一直以来在“经济援助”名目下行新殖民主义之实。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带来了高速公路建设和新干线高速铁路的开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家电产品的迅速普及。八年前便开始叫嚷的“不再是战后了”这一口号更令人们有了一种现实感。加之池田勇人内阁的“国民收入翻番”计划的出台更为这一氛围提供了社会的、现实的基础。当然这里确实存在着将追求私人利益的“日本型共同主义企业”的产量也计算进国民生产总值的、玩弄数字游戏的弄假行为,但是,这样一来,“国民收入翻番”的计划似乎已经实现了。在如此小气候之中绝大多数日本人开始飘飘然,觉得:比起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来日本要“民主”、“进步”得多。由此又产生出一种新的蔑视周边国家的心理。

  在如此情势下,日本对韩国的赔偿问题被置换成了“经济援助”的名目。这也是日本列岛的人们一直未能跳出集体性思考停止的原因所在。在“经济援助”的名目下与韩国开发型军事独裁政权同流合污,这显然成了之后数十年阻碍韩国脱殖民化以及实现民主化的要因。1965年9月30日,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同年,马科斯成为菲律宾的总统。也即在这两个曾经是日本军政统治下的旧殖民地诞生了亲美的开发型军事独裁政权。这种事件的发生决非偶然。因为这些国家都镇压共产党,阻碍民主化进程。结果日本以“经济援助”之名进行的赔偿起了支撑这些军事独裁政权的重要作用。

  再则,在对日本本土后殖民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小森氏也揭露了一些西方本位主义学者的现代化理论的本质。在这方面,他的切入点是对前哈佛大学日本研究学者、前驻日大使赖肖尔的现代化理论及其排斥亚洲的态度的批判。

  日本在战后开始出现了以废墟和黑市为象征的“野蛮”及“不开化”现象,但是之后不久在“文明”之邦美国的援助下,日本重新站了起来,并在冷战的格局中、在“日美协商型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前提之下,趁朝鲜战争这一“热战”爆发之机,借鉴美国的经验快速地实现了经济复兴,确保了“半开化的”的地位。在如此逻辑之下,对日本来说,除了“野蛮的”“专制主义的”共产国家“苏联”、“中共”及“北朝鲜”之外,还有站在前者对立面上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可以作为象征“野蛮的”的装置。对于后者,日本可以通过“经济的再次进入”,而让这些国家成为检验自己“文明程度”的镜子。这一格局可以说是日本投降后呈现出的三极结构。这一新的殖民地无意识与新殖民主义意识作为一种认识模式得以完成,是在自1960年反对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斗争展开直至越南战争爆发的这段期间,换言之,也就是日本研究学者赖肖尔作为美国大使被派往日本的时期。赖肖尔的“现代化理论”,一言以蔽之,是与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论相对立的理论,后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由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然后进入共产主义,与此相反,前者的主张则是一种神话,他认为:所有的国家很快都会进入美国式的消费生产型国家的“发展”、“进步”阶段。

  赖肖尔的神话还包含如下内涵:在遵循民主主义原则将权力分散开来的国民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的商品化,能够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连续不断地为企业提供承担着技术革新任务的劳动力。基于科学性和合理性去追求利润的企业,可以通过将其成果还原给国民经济而扩大消费市场;并且通过谋求稳定的需求的增加,提高每一个国民的生活水平。总之,赖肖尔的“现代化理论”只不过旨在说明:1930年代后半期在美国实践过的“新经济政策”在日本同样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这一“新经济政策”挖空心思地利用国民在企业、工会、学校、军队、医院、警察、监狱等现代规训性组织中,等质性地生产出经济效益,并介入他们从摇篮直至坟墓的生长过程,即充分利用对他们进行培育、管理、排除、包揽起来的装置,去实现提高国民经济的目的。

  赖肖尔正是将日本作为模仿 / 模拟美国而获得成功的楷模,换言之,是将日本视作亚洲现代化的成功例子而给于高度评价的。这一事实本身就非常象征性地表现了亚洲新殖民主义的歧义性。这不仅是日本的美国化,同时也是美国的日本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越南战争期间的“肯尼迪—赖肖尔路线”与“约翰逊—赖肖尔路线”已将日本与美国置于一种惊人地相似的、类似于双胞胎的镜像性国家形态之中。但是从实际历史过程中两国在感情或氛围方面所受到的约束的角度来看,美国当时正陷于不可自拔的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而日本则是利用越南战争的军事订单重享了“天神景气”这一建国神话。虽然日美在时尚、大众文化的层面上非常相似,但是在由战争、国家、国民经济所规定的生活感觉这一层面上,日美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

  当然,赖肖尔前述这通认为日本已成功地模拟、模仿了美国的论调又引发出一些表面上与之对立但实际上却与之互补的论调,例如,所谓的“美日截然不同”啦、“日本特殊论”啦、或“日本文化论”等等。在美国,这些论调支撑着对日的侮辱性感情的上升,以至于催生了“日本冲击论”;而在日本则引发了“可以说‘不!’的日本”这一经济民族主义。

  如此美国对日本、日本对美国式的、类似于近亲相恶般的二元对立主义则继续将亚洲地区作为第三项排除在外。同时赖肖尔的“现代化理论”继续将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亚洲地区“发展”、“进步”的模式推给“开发型军事独裁国家”。赖肖尔的“现代化理论”一方面将日本战争期间的侵略主义认定为是“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特殊的逸脱现象,以此避开亚洲诸国对日本在经济大国化的背后正朝向军事大国化发展的动态表示警惕的矛头;另一方面,赖肖尔的“现代化理论”又令这些国家的经济从属于美日。而且另外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赖肖尔作为驻日大使的作用,是将所谓“持有自由思想的人”、“思考稳健的人”邀请至美国,把他们作为亲美知识分子长期培养。它的培养范围其实不只限于知识分子,还有工会干部和市民运动分子。日本左翼运动的纵横捭阖其实也被他明里暗里地充分利用了。

  

  小森进一步分析指出,冷战格局于1989年瓦解后,日本视亚洲的脱殖民化问题如隔岸观火。但是于今可以回避问题的所有条件已不复存在。印度支那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越南—柬埔寨战争、中越战争等亚洲地区战后40年来接连不断地发生的战争全都爆发在“大日本帝国”曾经实施过殖民统治或军政统治的地方,其责任的相当部分正在于日本这个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日本都是无法回避这一责任的。同时,他又向我们发出呼吁,作为东亚学者,我们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从理论探讨、文化建设及社会实践的角度积极面对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后殖民主义问题及后现代主义问题,以积极负责的姿态承担起批判者重负。

  但是,在研究借鉴小森氏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成果之际,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要保持理性思考。首先,要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在考察历史认识问题时,必须慎重考虑言说语境不同的问题。历史认识被作为问题提起时,在日本包含着如何认识殖民地统治、侵略战争责任的意思。然而,在日中韩三国的人们看待历史认识问题时,这个问题所处的言说语境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围绕着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责任问题,中韩的反日或者厌日情绪几乎达成了全民一致,但中韩两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温度差,以及日本在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责任上的国民情绪的分裂状况,都说明这个问题在三个国家中的不同言说语境。小森氏立足于日本知识人的发脚点,对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其言说方式是批判二元对立图式,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如此西方对日本、日本对西方式的、类似于近亲相恶般的二元对立主义则继续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作为第三项排除在外。

  其次,学者间碰撞、对话、交流是学术文化意义上的交往行为。而这种行为实质上是相互理解的行为;它以达致共识为目标,为规定。否则就不是相互理解的行为,而是相互误解的行为。这种理解是以其合理性为基础,而以另一方表示同意为完成。理解过程则是语言过程,即是一种交谈和对话。所以,亚洲内部也要走出文化客观主义,抛弃文化中心主义,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实践“交往理性”指导之下的“文化对话主义”。对话绝不能消除分歧;同样,东西方文化对话也不能削平或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非强制性的形式,换言之,以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

  *本论文属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省级“211”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子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注释】

{1}王岳川:《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凯瑟琳·凯勒、倪培民:《后现代之道:过程,解构及后殖民主义理论》,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2期。 {3}阿里夫·德里克:《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挑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 {4} [日]小森阳一:《后殖民》(Postcolonial),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版。 {5}[日]原朗:《战争赔偿责任与亚洲》,载《岩波讲座·近代日本与殖民地》第8卷,《亚洲冷战与脱殖民地化》,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版。 {6}同上。 {7}同上。 {8}[日]外务省赔偿部(监修):《日本的赔偿》,东京:世界新闻社1963年版。 {9}[日]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由终战至求和》第1卷,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84年版。 {10}[日]文部省(编):《兴国之路》,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46年版。 {11}[日]井上清:《〈兴国之路〉批判》,载《潮流》(日本)1947年2月号。 {12}[日]文部科学省(制定):《〈社会科历史〉学习指导要领》,1947年7月16日。 {13}[日]君岛和彦:《战后日本历史教育与殖民地统治》,载《岩波讲座·近代日本与殖民地》第8卷,《亚洲冷战与脱殖民地化》。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