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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

刘建平

【内容提要】 在战后处理的意义上,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应该以法律文件宣告两国“战争状态”的结束。但由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拒绝侵略战争责任的谢罪、赔偿,两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法律解决”不可能实现;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情报战活动和“遭遇激战”式的政府间谈判,两国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联合声明”。既然不能革除日美同盟对华敌视和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的冷战政治属性,历史连续性结构也就决定了中日关系仍然不正常的周期性恶化特征。

  20世纪是世界战争的时代,但人类也在战后处理中确立了战争责任、战争犯罪的概念,战争违法化即正义和平的国际政治价值观形成。据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与战败的法西斯轴心国之间,通过占领、战争责任处理、议和等过程恢复和平外交关系。

  然而,大不幸者是中日关系陷入了变态发展的泥沼:战后二十余年始得议和;邦交正常化之后仍然周期性地发生与战争有关的“历史问题”纠纷而导致外交对抗僵局;国民感情指标也呈相互嫌恶的特征。如何理解这种国际关系重建的“烂尾化”现象?在小泉纯一郎首相时代的“靖国冰川期”之后,学术界尝试着原理探讨。中国学者认为:“邦交的正常化并不等同于关系的正常化”;近代至今的任何时期,日本“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都不能说是友好的”,这种“贯彻始终”的“本质特征”使得中日关系处于“恶性循环”的危险状态。{1}日本学者也批评被“历史问题”控制的中日关系,但提出的是“战后和解”、关系“重构”、开辟“历史的和解”之路等概念和命题。{2}相对于要求“友好”的“关系正常化论”,基于“战后和解”的“关系重构论”可谓所指实在、目标清晰。这是因为,国家间政治的友好源于对国家能力的敬服、民族价值的尊重,不可能由于单方面要求而获得一厢情愿的满足;但“和解论”则很明确,就是通过对邦交正常化遗留问题的再思考和再处理,实现两国关系历史的和解与面向未来的重构。

  那么,为什么建立了邦交却没有实现“历史的和解”?欲做出有根据的回答,使以和解为志向的中日关系重构具备思想前提,就必须进行邦交正常化的过程研究,洞察“友好”表象下的国际政治结构,了解历史问题的发生原理。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连亲历谈判的中国外交官最近也以“遭遇激战”之形容,来重温当时围绕“如何表述”日本对侵华战争“道歉”所展开的斗争。{3}可见,传统的中日关系话语既受到现实的挑战,也难以继续遮蔽惊心动魄的秘密外交;而外交过程的知识化正是理解现实的思想原点。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以实证的过程研究,探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学知识和国际政治学意义。

一、议题设定:“法律解决”与“政治解决”之间的玄机

  一般认为,由于中美关系解冻,中日邦交正常化获得了必要的国际政治条件,更兼民间往来长期积累的强烈愿望和舆论,两国首脑在1972年9月迅速建立了邦交。其实,“大势所趋”、“一举成功”之类的说法所描述的是政治潮流和秘密外交的表象,政治外交本身其实有着思想准备和路线探索的过程。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摸索、准备来看,问题意识集中在了是“法律解决”还是“政治解决”的选择上面。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追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但遭遇了美国冷战政治的结构性障碍。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武装冲突造成同盟破裂的事实,毛泽东改变“两面作战”的国际战略,谋求打开中美关系;而美国领导人尼克松、基辛格也做出应当改善美中关系的判断,认为如果中国在苏联的威胁下屈服,那将是可怕的中苏集团复活征兆。{4}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东亚政治的多极结构形成,约束中日关系的两极冷战体制瓦解。这样,无论是作为中国外交的长期追求,还是作为在“台湾问题”上争取政治尊严和国际地位的象征,抑或是应付苏联威胁的统一战线需要,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最迫切的课题。即如毛泽东的指示:“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为此,周恩来命令一线外交官争取面见日本首相田中,说明“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5}所谓“都好商量”,主要指谢罪、赔偿的战争责任问题,因为中国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内定放弃赔偿要求但未正式公布,而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一直拒绝谢罪、赔偿。{6}唯日本与台湾当局有“和约”存在,中国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中美首脑会谈实现、日本表现出积极的对华外交动向时,又提出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条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此乃中国不能退让的国际政治尊严指标。也就是说,因为释放战犯和内定放弃索赔已经使战后处理的核心问题空洞化,所以中国对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把握主要不在于“战后处理”,而在于主权承认即处理“台湾问题”。

  把邦交正常化的主题设定为“台湾问题”,当然是日本愿意接受并为日本所极力引导的:比如当时的外相大平正芳,就曾经反复对下属灌输“中国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的理念。{7}这意味着日本在对华外交方面有利的国际政治地位。本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失败,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意义上理解,邦交正常化乃单纯的“战后处理”过程。所谓“战后处理”,即战争结束后交战国之间的议和,进行关于战败国谢罪、赔偿、战犯惩罚、领土处分等项责任的国际立法,以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和平外交。然而,美国为了扶植日本成为其反共同盟国,它操纵排除中、苏的片面对日议和,再压迫日本与偏安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府缔结“日华和约”。更兼国民党政府居于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地位,苏联单独对日议和后日本顺利加入联合国,这造成了美国霸权卵翼下的日本在世界政治中恢复国家主体地位的事实。而中苏同盟在国际地位方面没有给中国实质性帮助,中国被排斥于世界政治边缘和对日战后处理的议程之外。既有如此的国际政治地位落差,中国主动呼吁中日邦交正常化,反凸显了有求于日本的弱势地位;倒是俨然恢复了东亚大国地位的日本似乎转败为胜,它把中日关系的“战后处理”负担化解、操作为择台湾地区或中国大陆而承认其一的“中国问题”了。

  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的外交手段是事实压迫和谎言释约;前者主要对台湾当局,而后者则对中国大陆。1951年9月旧金山议和之后,日本一方面听从美国的旨意而与台湾当局议和,一方面则释放不愿引起“大陆之人民仇视日本”、可惜“中华民国之领土仅限于台湾”、考虑“在上海设置驻外事务所”等等暧昧空气,引起美国和台湾地区的紧张。{8}于是,美国要求日本必须与“中华民国”议和,但同意日本以和约“适用于中国国民政府现在控制或将来可能控制的领域”之原则交涉。{9}这样,日本抓住国民党统治限于台湾地区的事实来否认其代表整个中国的资格,以战争损害在中国大陆为由否认在台湾地区之“中华民国”索赔的权利。国民党政府虽欲争尊严,但最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仅获得日本貌似承认其可能控制全中国的让步而放弃了对日赔偿要求。{10}特别戏剧性的是,“日华和约”于1952年4月签署后,日本政府旋即说明真相,国民党政府无奈蒙羞——“日华和约”有“中华民国”指“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的勉强说法,国民党政府自称已被承认对整个中国拥有主权,但日本首相吉田茂1952年6月26日在国会明确指出:由于“事实上不可能立即与中共政府建立条约之类的关系”,就“首先与中华民国政权建立条约关系”;但“条约写得很清楚,承认现在中华民国所控制土地的事实,与在其统治下领土的中华民国发生了条约关系。将来再说将来,目的是最终与一个整体的中国达成条约。”{11}总之,日本不承认“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却利用台湾当局争取承认之急切,压迫其自动放弃了提出的赔偿要求。

  不过,日本否认国民党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资格和战争受害索赔权,并不意味着对新中国的资格承认和权利尊重;吉田茂另以“联合国已经谴责它是侵略者”和“支持日本共产党想要用暴力推翻日本的宪法制度和现政府”的理由,搁置与中国大陆议和。{12}两者合一的结果,日本通过否认中国具有它所能接受的合法主权,姑且逃避了侵华战争的赔偿责任。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成为日本利用美国制造的“台湾问题”使中日“战后处理”内容空洞化、过程象征化以摆脱战争责任的外交操作铺垫。本来,根据吉田茂的解释,是承认中国大陆具有战争赔偿要求权、中日之间战争状态没有结束的。但及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岸信介内阁,当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的案例(1958年的被掳劳工案“刘连仁事件”)摆在面前的时候,日本政府便开始谎言释约了,即改变对“日华和约”和“全中国”概念的解释,如岸信介说不能承认“中国人民政府”而损害与日本有正常外交关系的“国民政府”的尊严。{13}他还进一步表示:中华民国与日本已经有“正式的和平条约”,要“完全诚实地维护已经开创的主体性的两国关系”。这意味着日本主张“根据日华和约结束了与全中国的战后处理”。{14}到60年代,池田勇人内阁明确否认“日华和约”的“限定”性,其后的佐藤荣作内阁更直接说明:“日华和约”是日本与“作为全中国主权者的中华民国”之间的条约,战争状态终结当然“包括中国本土全领域”。{15}比较于“日华条约”当任首相吉田茂的解释,比较于吉田茂之后的鸠山一朗政府承认要与中国结束战争状态,岸信介、池田、佐藤各政府的篡改性释约自是谎言;但唯以这种谎言作为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据,才能为日本拒绝战争责任作勉强应付的欺人之谈,为日本不得不与中国大陆议和时逃避战争责任预作以攻为守的外交说辞。正是在如此难以名状的利益欲望和政治逻辑背景下,日本政治家发明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要“政治解决”而非“法律解决”的路线构想。

  所谓国际关系的“政治解决”,在其本义上是指根据新的现实战略利益认识即新的政治思维来处理旧的国际关系问题,以图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国际法、国际秩序。例如,中美出于各自的国际战略需要,在20世纪70年代初谋求关系改善,当时美国承认台湾当局为中国主权者并结有军事盟约,中美关系解冻乃典型的“政治解决”——如果中国事先设置 “法律解决”前提,则尼克松的北京之旅必由于美国拒不接受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的国际法条件而搁浅。所以,中美首脑外交可谓“政治解决”的样板。事实上,日本政治家思考“中国问题”的过程中确有赴美考察的经历,如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就是在亲自了解美国对华外交而产生了“承认原则、灵活应用”的心得之后才到中国活动的,并且也是他与中国共同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16}不过,美国对华外交的要义在于暧昧应付“一个中国原则”,即为了不“抛弃”台湾地区而拒绝接受中国的“唯一合法”主权论,{17}中国因此不能与美国建交。当然,美国本来也没有尽快建交的欲望压力,如毛泽东所悟,其目的在于“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即隔离中苏、利用中国、牵制苏联。{18}

  但中日关系则本质不同:两国之间存在着“战后处理”悬案,而且相邻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历史文化渊源使得人民不愿意生活在“战争状态”延续和无邦交的阴影之下,更何况美国打开对华关系更造成日本的政治尴尬——大平正芳把这种形势下仍不能解决中日邦交问题称作日本的“政治便秘”。{19}总之,中日不能像中美那样作政治改善表演而不解决邦交,所以必须处理日台条约的法律问题。可如果废除“日华和约”而签订中日和约,就必然重新讨论战后处理的谢罪、赔偿问题。这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不愿面对的道德尴尬和利益代价。而作为中国的正式立场,20世纪50年代曾经指斥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非法,谴责日美安保为“侵略性军事同盟”,呼吁缔结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的和平条约,这是高调的“法律解决”姿态;即使在中美关系解冻以后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也指明日台条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由此判断,日本要治愈“政治便秘”,似乎必须以承认中国大陆主权的政治新思维启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废除日台条约而与中国缔结和约,实现堂堂正正的“法律解决”。

  但日本政府选择不接受中国的立场。在佐藤荣作首相之后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候选人之一的三木武夫要求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的“三派协定”中写入“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平条约为目标进行谈判”的内容,但遭到外务省反对;因为这有违佐藤政府一再表明的“日中和平条约”谈判已由“日华和约”完结的见解。外务省担心“失去对中国的交涉牌”,在田中被指名为首相之后即向大平外相表明意见,而大平也不赞成缔结意味着“日华和约”无效的“日中和平条约”。根据外务省内专题小组(条约局长高岛益郎、条约课长栗山尚一、中国课长桥本恕)的研究:日中邦交正常化必须兼顾“日华和约”,因为“日华和约”已经宣告“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结束”,附属议定书还有放弃赔偿请求的条款。总之,日本政府决心“政治解决”而非“法律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外交难题,既不否认“日华和约”,与台湾当局“断交”后也不能关闭既存的联系。{20}很显然,坚持“日华和约”对全中国有效的解释,就不仅置中国政府于被动受压的地位,而且能否认中国大陆的战争受害索赔权。相反,如果顺从中国的要求而承认“日华和约”无效,那么与中国缔结和约必然论及“战后处理”,即使不赔偿也不能不谢罪。但既然谢罪又有何面目不赔偿呢?即使不赔偿,在逻辑上不也得请求中国放弃索赔吗?所以,“日华和约”有效论可以免去麻烦、带来主动。

  关于这种拒绝“法律解决”而争取“政治解决”的策略,大平外相当时有所透露,他说:以中国的立场而论,“日华和约”当初就非法、无效,应该在谈判中处理结束战争状态和赔偿问题;但作为日本的立场,根据这个条约,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终结和赔偿要求问题在法律上已经处理完毕。两国的主张“油水两分、冰火不容”,因此放弃“合法解决”的想法,而有了“政治”之“妙语”,通过摸索“政治解决”的途径,达成了双方可以对同一问题作两面解释的共同文件。{21}另据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明,他从最初就主张日中邦交不是根据国际法能处理或者应该“法律解决”的问题,而提议“政治解决”。他说:如果搞法律、国际法那一套,各种问题都会冒出来;但强调“政治解决”,对方的态度就变得“现实”、“弹性”、“软化”了。{22}可见,在日本政治家的外交思维里,所谓“政治解决”就是促使中国放弃废除“日华和约”、缔结中日和约的要求而实现“战后处理”象征化、战争责任虚无化的谈判构想。正如后来的谈判过程所表明的,日本以“日华和约”有效为前提,只通过“唯一合法政府”的“政治承认”来满足中国的主权尊严要求,而拒绝了中国的明确“结束战争状态”、严肃战争责任表述等要求。这种“政治解决”的谈判路线使日本易于掌握设定议题的主动权,把本应有但日本不愿面对的“战后处理”主题空洞化、形式化,而置换成了中国有求于日本的“主权承认”。

  

二、谈判前的开拓:日本的超党派外交和情报战

     

  确定了“政治解决”的谈判路线,让中国放弃“法律解决”的立场便成为紧要课题。于是,日本政府一方面释放积极的对华外交空气,一方面坚持不作实质性沟通,使中国政府为摸清底细不得不反复与在野党和自民党不同派别接触,给日本的超党派外交和情报战操作提供了舞台,经过其间的再三探讨,中日双方就“政治解决”形成默契。这事实上成为正式谈判前的开拓阶段。

  这一阶段,日本政府首脑多闪烁其词而非正式接触密集运作。在中美关系解冻和联合国恢复中国地位冲击了日本以“日华和约”规范的“中国问题”话语之后,佐藤荣作政府忽而表示信守“国际社会的信义”、不废弃“日华和约”,忽而又说:“假使无效而废弃它,在那之前的阶段也是存在过的。”{23}这一主张也为后来的田中角荣政府所坚持,即“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结果”的“日华和约”失效。如此不能说废弃,也不能说不废弃的摇摆、暧昧立场,折射着日本政治家的内心算计:形式承认中国主权在中国大陆而废止“日华和约”以建立新的中日关系,但事实继承“日华和约”之结束战争状态和无赔偿要求的内容以维护日本利益。“政治解决”的玄机即在于此。

  中国领导人对这种释约游戏的意义感到迷惑,如周恩来向来访的日本自民党顾问三木武夫提出:佐藤首相“一会儿说存在着战争状态,一会儿又说不存在”,很是奇怪。三木应该明白其中不便对中国人启齿的用意,未正面回答,唯表示自己若能组阁就与中国复交、结束战争状态。{24}这样,日本政府立场摇摆、态度暧昧的情报战烟幕被理解为邦交正常化既逢机遇又有困难。因此,以争取日本领导人访华为目标,中国方面更积极地寻求非正式接触以了解情况、推动时局,日本的超党派外交越发活跃起来。

  中日的这种非正式接触始于1971年初。中国乒乓球队于当年3月下旬赴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锦标赛,周恩来决定代表团内成立两个班子,安排专职对日外交干部王晓云等随行。王晓云在日本与自民党领袖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以及赞同中国“台湾问题”原则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见面。6月底,竹入义胜应邀率公明党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恢复邦交的“五项主张”,这成为后来“复交三原则”的基础。8月,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开拓者松村谦三去世,周恩来派中国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作为特使赴日吊唁。王国权与三木武夫、竹入义胜和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等交换意见,回国后向周恩来报告在中美接近的冲击下日本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动向。中国政府从9月开始陆续邀请朝野政党人士友好组织访华,探索恢复邦交的途径。{25}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尼克松即将访华使日本政界产生了日中政府间会谈的紧迫感,但当局内紧外松、试探先行,进行所谓“在水面下激烈蹬腿”的“鸭子外交”。经过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外相福田赳夫、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会商,美浓部于1971年11月上旬携保利茂致周恩来总理的信访华。“保利书简”内称:希望举行政府间会谈,及早克服中日关系的“不自然状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但这种暧昧的表达遭到拒绝,周恩来会见美浓部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问题已经由联合国解决了,但分裂中国的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里是存在的”。{26}由于佐藤政府没有在照顾中国政治尊严方面作出“唯一合法”的主权承认形式表述,“政治解决”之路初探受挫。不过,这一试探具有把中国方面的问题意识和中日关系主题引导或固定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

  碰壁之后,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根据他在美国了解的情况判断基辛格在尼克松访华前与周恩来处理了原则问题,经与佐藤后竞选者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会商,确认已经到了政府间交涉阶段,春日一幸遂于1972年4月初赴北京“为政府间交涉开路”。在欢迎宴会以及与王国权的会谈中,春日一幸强调:日本方面尊重中国主张的“台湾问题”原则,但日台条约、日台关系事实不能无视,所以必须以政府间的事前交涉解决尊重原则和原则的“灵活运用”问题。他要求王国权向周恩来转达。4月12日,周恩来会见春日的代表团,提出“灵活”立场:两国的目标是促进友好、恢复邦交、消除战争状态、缔结和平条约,政治问题不可能都达成一致,应该求大同、存小异。据此,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把复交条件“压缩”到了“必要的最小限度”,提出只与“台湾问题”有关的“复交三原则”即承认“唯一合法政府”、台湾不可分割和“日台条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而避开争议岛屿归属、日美安保条约等“不能达成妥协结论”的问题。{27}“复交三原则”公布后,周恩来布置王国权邀请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之一三木武夫访华,于17日和21日举行两次会谈。周恩来强调“三原则”,三木则希望中国在原则的具体做法上体现“灵活”,以便于说服自民党的中间派、瓦解右派。他还向周恩来提出恢复邦交的过程构想:由日本的新首相访华就过去道歉,发表结束战争状态和邦交正常化声明;作为这种外交措施的结果,由日本政府另行声明解除日台条约;然后由双方外交部门谈判缔结和约。{28}这是把邦交正常化分解成“政治解决”和“法律解决”两个概念、两个步骤路线图的初步沟通。

  1972年5月,日本公明党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代竹入义胜委员长率团访华,传递“田中角荣将胜选、组阁后即解决日中复交问题、公明党将对此全面合作”三点政治信息。周恩来于5月15日接见,请二宫向田中转达:如果胜选担任首相,欢迎前来探讨恢复邦交。当二宫提到田中是否需要派“和式基辛格”时,周恩来答称不能替田中决定,但表示邀请竹入义胜再来访问。{29}7月初,田中角荣胜选自民党总裁后组阁,大平正芳任外相,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最大的外交课题。社会党表示全面支持政府根据“复交三原则”采取行动、推行超党派外交,其副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会晤田中、大平并取得他们承认“复交三原则”的保证之后访华。7月16日,周恩来接见佐佐木,表示欢迎首相、大臣来谈判解决具体问题,并且说明:不必讲什么“谢罪”之类的话了,应该向前看。佐佐木回国后向田中报告。{30}

  日本的超党派外交试探和情报沟通造成了活跃的氛围,毛泽东认为“到了火候,要抓紧”。为此,周恩来委托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的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对已于7月10日率上海芭蕾舞剧团赴日的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指示:争取面见田中,说明“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7月22日,孙平化与大平正芳会晤,转达了周恩来的邀请和“决不让田中首相为难”的承诺。{31}

  “都好商量”、“决不为难”当然是最大的“灵活”姿态,但田中、大平仍不作出访华的安排,这是因为还嫌不了解中国具体的底牌。竹入义胜问田中:既然周恩来的传话到了“决不为难”的程度,还不下决心去?田中反应消极,理由是:“万一有意外,内阁就完了。”{32}所谓“万一有意外”,从后来竹入义胜获得中国谈判草案使田中下定访华决心的过程来看,主要是担心中国要求赔偿。但日本政府又不便明言要求中国放弃,只有进一步确知中国把“复交三原则”之“日华和约”一项能够“灵活处理”为避而不谈,即中国默认了“日华和约”对战后处理的有效性,或者得到不要求赔偿的信凭,“政治解决”路线才有胜算。所以,日本政府继续矜持隐忍,唯虚张积极声势。

  由于迟迟不见田中政府的明确反馈,中国方面对“和式基辛格”的期待倒高涨起来。到东京赴任不久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于1972年7月下旬秘密联络公明党,希望竹入义胜尽早去北京。竹入遂会晤大平、田中,要求得到政府委托以便与中国方面讨论。岂料,大平态度暧昧,称“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在与中国接触、收集情报”,田中也拒绝写一字信凭。考虑到不带着官方意见去北京将无言以对,竹入竟与同党的政审会长正木良明一起拼凑,写下“维持日台条约、容认日美安保条约”等政府一般主张计20条,于7月25日到北京。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先予接谈,竹入介绍自民党的情况,以“认可日美安保条约、不废弃日台条约、维持日台交流”三项主张作为日本方面的见解,称日中正常化面临着困难,中国方面不接受这些条件就难以实现;如果田中首相不能统一党内意见、打开中日关系,他就考虑解散众议院。7月27日周恩来会见竹入,竹入作“特使”本来就心虚,再加上以“政府主张”要求中国更有违公明党的友好立场,因此很担心受到喝斥。所幸周恩来并没有认真追问而直接肯定竹入的田中信使身份,竹入也就“没能启齿说出否认的话”,而继续假戏真唱道:“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见面后带这种主张过来,非常苦恼。”但周恩来表示理解。据正木良明的证言,竹入着重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邦交正常化不能缔结和平条约,因为与台湾当局已有和约,外务省和自民党的多数都反对,所以条约必须搞成以友好为主、有继承形式的东西;二是要默认田中首相事前与美国协商;三是听说中国不要求赔偿,要给予确认。{33}

  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请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到北京来发表联合宣言、建立邦交,希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样全世界人民就放心了”。他向竹入义胜保证:不触及日美安保条约,也不触及1969年的佐藤、尼克松声明。“联合宣言发表后,和平友好条约能行。其余的就交给法律专家吧,政治信义要紧。”而竹入又解释田中所谓“理解”中国政府主张的“复交三原则”就是“尊重”之意,周恩来便进一步表示不直接触及“日蒋条约”;竹入说明“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外交关系”即“日台条约失效”,周恩来又介绍了“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以不让日本人民有负担、“不出难题”的友好立场,竹入表示“感谢不尽”。{34}

  会见后,周恩来当日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呈毛泽东审阅。审阅期间,周恩来在7月28日第二次会见竹入并共进晚餐。29日晚,周恩来第三次会见竹入,当面宣读和说明经毛泽东批准的“联合声明要点”,由竹入做成记录带回日本供田中、大平参考。要点内容有宣告“战争状态”结束、日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反对霸权、建交后再讨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等八项,另附台湾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在台湾地区解放时照顾日本在台企业等三条“默契事项”。竹入整体上赞赏“要点草案”吸收了他所提出的要求,特别感谢最为担心的“台湾问题”获得非常体谅的照顾。周恩来总结性地指出:这个联合声明的条文回避了日美安保、佐藤与尼克松声明的“台湾条款”和“日台条约”。“既然你来了,就希望成功。而且,如果恢复了邦交,也都成为过去了。这是从政治上而言,法律并不可靠。”竹入则表示:要把周总理的厚意负责任地转达给田中和大平。{35}

  带着出乎意料的收获,竹入回到东京的第二天(1972年8月4日)就往首相官邸求见。田中、大平看到记录面露欣喜,马上拿到外务省去研究。5日,田中又约谈竹入,确认记录“无一字一句之差”,但仍半信半疑道:“你可是日本人啊!”竹入以“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之语保证诚实,田中遂表示一定访华。11日,大平正芳把田中访华的决定正式向孙平化、肖向前传达;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授权外交部长姬鹏飞于12日宣布邀请;再经协调,双方共同发表了田中角荣首相应邀将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的公告。{36}

  田中访华的前提在于双方“政治解决”邦交正常化的默契。然而,在接下来的正式谈判中,日本方面发起以“日华和约”为根据的另类“法律解决”奇袭,这对于没有法律谈判准备的中国方面来说,实在是一次“遭遇激战”。

  

三、正式谈判:“条约论”与“友好论”的攻防

  军事上所谓“遭遇战”是指交战双方在运动中相遇时的战斗,有因其未发生在预期的时间、地点而来不及部署兵力、布置战术的突发性和被动性。从中日谈判代表的配置来看,除了政治首脑和外交首长,中国方面只有亚洲司、日本处而无国际条约法律方面的官员参加,是“政治解决”的阵容;但日本方面有亚洲局长、中国课长,还有条约局长、课长。所以中国方面所感受的“遭遇激战”,其实是日本方面有备而来的作战。

  作战准备从竹入义胜回国报告之后就紧张地开始了。取得中国对“政治解决”的共识乃日本战略的成功:为了能尽快招致田中来访,中国放弃缔结和约之“法律解决”立场,而形成先搞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再缔结无战后处理法律意义之“和平友好条约”的“政治解决”思路。关于“政治解决”,中国方面的理解是双方均回避法律原则;岂料,日本政府进而准备以“日华和约”为根据来控制谈判了。拿到“竹入笔记”的外务省官员认为:“虽然说是政治解决,但最后还要由外交当局和中国方面具体谈判。”中方草案有下述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从“条约论”而言,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由“日华和约”结束,结束“战争状态”之表达不妥。第二,中方草案有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国的“复交三原则”一条,但“复交三原则”指明“日台条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而日本的立场是“日华和约”有效,在联合声明发表时以“失效”处理。第三,日本可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乃中国立场,日本可以表示“理解、尊重”。第四,“反霸权条款”乃中国牵制苏联的用意,条约局的意见是尽可能去掉。第五,中方草案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就等于日本承认中国还有“要求权”,但“日华和约”已经宣布了放弃中国的权利,所以联合声明不应该再写。{37}很显然,日本外务省的“条约论”就是以“日华和约”为法律根据来控制谈判的战术。在超党派的非正式接触说服中国放弃“法律解决”立场之后,外务省的正规军团则要以日本立场的“法律解决”向中国施加无资格要求赔偿和结束战争状态的压力,来争取完全回避战争责任的胜利。

  经过外务省的研究,做出日本政府的草案,大平外相委托中方所能信赖的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自民党众议员)携案访华。9月9日古井一行直飞北京,10日先与廖承志会谈,提供草案文书即《日中联合声明纲要日方基本方针要旨》,主要内容是:首脑会谈达成协议的事项形成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不提交国会批准,而只作为报告事项;在联合声明的前言部分,日本对过去的战争表示深切遗憾之意;正文部分,设有“两国政府确认战争状态终结”、“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日本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主张、“中国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等条款;至于“日台条约”的终结、日本与台湾当局外交关系的“断绝”等则不写入,而由外务大臣在联合声明签署后发表。{38}

  中国外交干部把此草案报告中央,古井一行在等待中有些不安,担心外务省所固执的“战争状态终结”之所谓“确认”、对“复交三原则”暧昧态度、对“日台条约”失效的处理方式等被拒绝。9月12日,周恩来接见古井一行,以“饮水不忘掘井人”的感谢心情表示欢迎。他说: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对会谈的想法已大致了解,草案总体上赞成,有关战争状态结束的提法、对“复交三原则”的态度等双方还有距离,待田中、大平两位来了再作斟酌。20日,周恩来又单独会见古井,特别叮嘱“请不要让田中先生有什么担心”。于是,古井完成使命归国。{39}

  周恩来极力避免细节分歧的追究而反复安抚日本可能的紧张心态,目的在于获得双方商谈的可能。但田中、大平没有松懈,虽然已经获得中国放弃赔偿要求的情报,访华出发前仍不完全相信,而是做好了“当面确认”、“如果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精神准备。{40}既然两国实际存在着肃然傲慢的冷漠算计和满怀善意的热情期待之心理落差,在情报试探的介质隔离阶段还可以相安,进入面对面的谈判就一定要发生惊心动魄的感情击穿了。

  9月25日上午,田中角荣率团到达北京。在下午的第一次首脑会谈中,田中首先表明议程导向:妨碍邦交正常化的是“台湾问题”,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就是日台关系的消灭,但必须处理好现实问题,否则国内会发生混乱。“首先从联合声明开始,需要国会议决的问题往后拖。”对于田中设定的“台湾”主题和认定“日华和约”的前提,大平解释说:日方充分理解中国关于“日华和约”非法、无效的立场。“但这个条约是国会议决、政府批准的,如果日本政府同意中国的见解,就必然背负二十多年来一直欺骗国民、欺骗国会的骂名。”因此希望得到中国的理解。周恩来同意无和约的“一气呵成”式邦交正常化,但提出:“如果说在旧金山和约以后至今不存在战争状态,那么中国这个当事者就被排除了。请两位外长找出双方都能同意的说法。”这样,日本的“条约论”攻势初步展开,而周恩来做出了兼顾双方的姿态。这使得日本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特别兴奋,对记者称“双方以令人惊讶的坦率就基本立场和看法交换了意见”。{41}

  日方的“坦率”在外交密室里可以通行,但到大庭广众之下便遭遇了强烈反弹。作为对邦交正常化历史定位的交代,中日首脑在9月25日的欢迎晚宴上必须对人民有一个公开的信念表明。于是,周恩来在祝酒词中指出:日本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但“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即使“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贸易仍然不断发展,“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相应地,田中在祝酒词中对过去的“不幸”表示“遗憾”,承认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42}此言一出,立刻横扫宴会席间的“友好”气氛。姬鹏飞外长看到“中方所有出席者都愤怒起来”,韩念龙副外长说“在群众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43}

  把造成中国几千万死难者的侵略战争说成“添了麻烦”,将决心放弃战争赔偿的“友好”盛情看作是过于难堪的冲击。尽管自始就有所谓“翻译失误”的看法,而且田中本人也有“添了麻烦”就是“谢罪”的辩解,但都无异于自欺欺人。因为最早获得中国放弃赔偿要求情报的竹入义胜看了报道,当时就因田中“没有诚意”的道歉“胆战心惊”。{44}而祝酒词撰稿人、中国课长桥本恕在二十多年后接受采访时揭密:“添了麻烦”之说是“反复推敲”、“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极限表达”,因为必须“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要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理解”,这是“大前提”。而到了三十多年之后,桥本恕又进一步指出:1972年与1945年刚战败时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心情上是不一样的”。田中作为日本的代表,该道歉就道歉,“但要尽可能地竭力保持民族的荣誉和自尊,以这种坚决的态度贯彻始终。”{45}很显然,宴会活动尤其祝酒词的内容会被媒体详细报道,日方把回避战争责任、拒绝谢罪作为“荣誉和自尊”,或可谓向国民炫耀外交成功的一种方式。

  但这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则是大损尊严的公然挑衅,因为中国媒体也必须报道,必然在民众中引起“相当大的反感”。而且,在田中访华之前的9月4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了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其中赞赏田中改变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46}既然田中在中国如此以漠视中国人民苦难的方式伸张其“民族的荣誉和自尊”,那么邀请他访华的政治正确性和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可信性就失据了。

  而在第二天(9月26日)上午的第一次外长会谈中,日本代表并无歉意,全面展开了“条约论”进攻。大平外相向姬鹏飞外长递交日本的联合声明草案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按照准备好的文案逐项阐释。高岛说:第一项关于两国“战争状态终结”,中国不接受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条约,但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我们不能持条约无效的立场。因此,理解为“两国至今依然存在法律意义的战争状态、根据此次联合声明才结束”的表达,日本方面不能同意。为了照顾双方的立场,就不要明示战争状态终结的时间,而只“确认终结的事实”。第二项是日本对中国的承认,不要谈及“复交三原则”。第四项关于“台湾问题”,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了对台湾地区的一切权利,不能独自认定现在台湾地区的法律地位。关于赔偿问题的第七项,日本政府对中国不要求赔偿给予坦率的评价,但与第一项战争状态终结的问题一样,意味着“日华和约”无效的表达是日本不能同意的,可采用非法律语言。第八项关于邦交正常化以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只要这个条约具有规定将来日中关系的性质就可以,而这次谈判要以联合声明处理包括战争在内过去的不正常关系。最后,日本政府准备采取步骤,公开确认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达成之时结束“日华和约”。高岛发言结束后,姬鹏飞当即指出: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方式,日本的困难在于国会不能接受,以日本草案的方式则中国人民不能接受。{47}但他没有进一步辩论,简单表示态度后就递交了中方的正式草案,请日方研究。

  高岛的“条约论”摊开了“法律解决”的底牌,其要害在于:以日本国会的神圣性逼迫中国接受“日华和约”宣告的中日战后处理结果。整体来看,从田中的“添了麻烦论”到高岛的“条约论”,是以对决姿态制造中国国内政治紧张的“谈判破裂边缘战法”: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立法的神圣性,因为田中已经公开表示了日本的“荣誉和自尊”,所以也就有了不怕破裂、敢于回国的勇气;但中国受到“添了麻烦论”的公然轻蔑而愤怒起来,如果不能让日本改变态度、对历史做出看来还算诚恳的反省,无论谈判破裂与否,中国的外交、内政都将陷入尴尬和混乱。总之,中国必尽力争取日本对战争有“道歉”的表示。这样,日本只要稍作妥协就可能实现无“战后处理”的邦交正常化设想了。

  当然,如果中国的外交、情报部门对于战后国际关系和日本外交史有所了解、研究,只要抓住“日华和约”在吉田茂时代被限定于台湾地区的资料,就可以简单地揭穿高岛“条约论”的谎言、打退其进攻。但中国谈判代表没有这种学术准备,也就只剩下双方在日本国会立法神圣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寻求妥协一途了。而妥协点也很明白:是不是中国可以回避“战后处理”的法律意义表述,而日本则给予中国“政治”面子即表示出超过“添了麻烦”程度的历史反省呢?如此,中国就能勉强维持“友好”政策话语的整合性和邀请田中访华的政治正确性,日本也达到无责任“战后处理”目的了。

  从中方谈判代表姬鹏飞、张香山(外交部顾问)和陆维钊(亚洲司司长)的回忆来看,高岛的发言比文案刺激性更大。综合三人的回忆录,高岛说:不能同意中方自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战争状态宣告结束”的说法,这意味着“日华和约”自始就无效;中国的“复交三原则”应该分开写,其中“日华和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的内容不能上;关于“台湾问题”,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已经放弃对台湾地区的一切权利,不必再作法律上的认定;关于赔偿问题,蒋介石在“日华和约”中已经放弃,故不需要再提。{48}对于上述言论,姬、张、陆称之为“只拘泥于法律条文”、“抠字眼”、“抠条文”,但并无有力的驳斥,他们说:放弃赔偿“本来是表明我们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和诚意”、“本来不成问题的”,却由于日方的“节外生枝”而谈“成了问题”,“给谈判带来了阴影”,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条约论”战术袭击的效果,即高岛突如其来的“法律解决”立即置中国于丧失国际法资格的地位,似乎只有日本承认中国才能挽救这一危机,但这一危机却由于中国争取日本承认而造成。真是诡异的两难选择陷阱!总之,对于徒抱一腔“放弃赔偿要求”之“友好”但外交知识不足的中国代表来说,日本的“条约论”战术实在欺人太甚。

  既然不了解日本谎言释约的事实,也就只能用“政治解决”的大原则和“友好”的道德优势来反击“条约论”了。9月26日上午的外长会谈结束后,姬鹏飞即向周恩来汇报。下午,周恩来在第二次首脑会谈中从原则论切入,对日方的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角度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从法律条文去解释,有时就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损害,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毛主席强调要区分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应该从政治上估计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否则很难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刻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添了很大的麻烦”就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侵略战争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添麻烦”只是用在小事情的场合。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无法解决;因为承认这些,蒋介石就是“正统”,我们却成为“非法”了。所以,只有在充分理解我们的“复交三原则”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的困难。总之,公报中可以不提“日台条约”,但不能让我们承认它的存在与合法。关于赔偿问题,听到外务省的意见是蒋介石放弃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写,令人震惊!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中国大陆,蒋介石是逃到台湾、在旧金山和约之后签订“日台条约”的,那时他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经不要了。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绝对不能接受!我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49}

  如此,周恩来抓住战争损害所在的事实作反驳,而且把田中、大平与高岛在形式上区别开来,并暗示:数额巨大的赔偿以“人民友好”的名目很容易“政治解决”为“放弃”,如果挑起“法律解决”之争而显见日方并不“友好”的话,中国人民追究起来则难以收场。果然,田中表示“充分理解周总理的话”,拜听了放弃赔偿的发言,中国方面超越恩仇的立场令人感动,唯有敬谢。日本方面确有国会、自民党内部的问题,日本的困难源于和中国政治体制不同,日本不是社会主义,会出现反对邦交正常化的意见,但相信能够克服。{50}

  对照田中来访前所下定的“当面确认”、“如果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决心,他之所以在周恩来点名批评他和高岛之后仍然态度积极,应与当面听到了放弃赔偿有关,即在“当面确认”之后,便完全卸掉紧张的精神包袱,表现出感谢“友好”、愿意妥协的姿态了。有了这一前提,首脑会谈后接着举行第二次外长会谈。大平正芳提出以下方案:考虑在联合声明前言中表明日本对“复交三原则”的态度,希望加入“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具有排他性、不针对第三国”的内容;关于“战争状态的结束”,由中国单独作为主语宣告或者日中双方宣告“今后存在全面和平关系”;关于“台湾问题”,由中国重申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表示“充分理解”。姬鹏飞也说明了相应的灵活考虑:“复交三原则”写进联合声明前言,而正文只讲“二原则”,“第三条原则”即“日台条约”可不触及;中国考虑关于“战争状态结束”的日方提案;把“日中关系不具有排他性、不针对第三国”写入“反霸权条款”。{51}

  27日上午,中方安排去长城游览。姬鹏飞和大平在往返途中的车内继续交换意见。姬鹏飞提出联合声明要明确记入“复交三原则”,大平同意只提“原则”而不展开。针对中方草案“日本政府深刻反省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战争损害”的表述,大平要求去掉“军国主义”;但姬鹏飞提出“反省”和“麻烦”都过于轻描淡写。大平承认“日本的确干了坏事”,但他请求相信其真诚,提出如果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了谢罪,自民党就会分裂,希望充分理解日本的困难境况。下午,双方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谈,周恩来表示回避田中询问的“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田中称只是“提一下”以便于向国内交待。{52}晚上,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问及“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田中答道:“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毛泽东也就有了把握,说中日关系长期达不成协议,但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53}这就暗示:谈判大致成功了。

  毛泽东的会见结束,大平、姬鹏飞连夜举行第三次外长会谈。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根据大平的意见定稿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关于 “复交三原则”,双方议定在“反省”之后,由日本表明“充分理解”。关于“战争状态终结”,姬鹏飞根据与周恩来商定的意见,建议在前言中写入“战争状态的结束”,而正文第一条则表述为“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以让双方对“战争状态”的终结时间作不同解释。关于赔偿问题,表述为中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放弃。双方还讨论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等事项,都达成一致。{54}28日,周恩来与田中角荣进行最后一次首脑会谈,主要议定日台外交关系的处理。

  9月29日上午,“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之后,大平外相在设于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条约”失去“存在的意义”,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55}下午,田中一行在周恩来陪同下飞抵上海,当地根据中央安排组织了场面壮观的群众欢迎仪式,象征性地表达中国人民热烈拥护的政治态度。至此,战后中日关系终于有了一个看起来还算是喜庆的“正常化”结局。

四、结论:邦交正常化的政治结构与“不正常”历史的连续性

  战后中日关系二十余年的“不正常状态”仅用四天的谈判就结束了,这在当时被誉为“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56}但正如后来的周期性恶化所确证和现在学术界仍然认为“不正常”所批评的,中日关系实态与外交的政治修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通过上述过程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政治学意义上对这种反差有一个基本的知识把握。

  第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际政治前提是中美关系解冻和美国对日本自主多边外交的谅解,但默认日美安保体制也被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因此源自冷战历史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日美同盟对华敌视依然是东亚地区政治的主体结构,从而决定了中日关系虽具邦交正常化形式但敌对想象并未消解的冷战政治属性。这是美国的国际干涉政治学操纵和日本的帝国工具主义战略配合的结果。战后中日关系被美苏阵营冷战体制的结构性障碍所阻隔,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东亚冷战的多极化转型成为事实,美国既然要解冻中美关系以牵制苏联、切断中苏同盟复活的回路,也就无理再阻止中日建立邦交。但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政治生态使得它不愿意抛弃台湾地区,而自许了“保证台湾享有独立国家生存的权利”;{57}因此,维持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明确日美同盟的地区干涉功能便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支柱。正如至今美国官员已经不再避讳的,是“日美同盟承担着中台关系的核心作用”;{58}而美国早在向日本“归还冲绳”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就布置了1969年11月的日美联合声明,其中肯定“远东国际和平”、“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安全的重要性。{59}既然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继续发挥割裂台湾海峡的战略功能,中日关系的冷战结构也就延续下来。

  而且,美国在中日谈判之前还制造了“钓鱼岛问题”这一新的中日关系结构性对立因素。本来,根据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然而,美国等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有利时机处理对日议和,它片面承诺日本对琉球群岛拥有潜在主权,从而得以保证美国控制琉球作为军事基地。美日私相授受琉球主权当然是对反法西斯盟国的背信弃义,对中国的危害则更大: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意义上支持“日本人民”的冲绳(琉球)主权愿望似乎政治正确,岂料美国在1971年向日本归还冲绳时声明把钓鱼岛也包括进去。{60}这不仅是美国对中国的蔑视,更是制造了新的中日矛盾。如此,中日关系对立因素持续和多方面的存在导致日本对美国控制的结构性依赖,美日两国继续在对华敌视的冷战政治中维持着共同战略利益。所以,以日美安保体制为前提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必然是装聋作哑的外交妥协,决不会成为开诚布公的政治和解——我们看到:日本在谈判中甚至连“结束战争状态”的独立条款都拒不接受,大平外相在国内报告中也承认日美安保体制对中国的敌对性,唯中国未加为难。{61}而也正是在这一冷战转型时期,日本防卫厅的高级官僚指出:日美安保体制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已经减弱,“为了抑制本地区的战争,应将维持现状(不承认通过军事手段改变现状)作为新的目标。”{62}此即指保持台湾海峡的分裂和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日美安保体制的意识形态外衣撤去了,“东亚地区稳定”的地缘政治利益对立呈现出来。总之,有了对冷战政治结构连续性的洞察,中日关系“友好”与“对抗”之周期性振荡的原理便昭然。

  第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回避敌视中国的日美安保体制而使中日关系的冷战政治属性延续下来,日本也就获得了充分的同盟政治力量来维护其冷战体制下逃避侵略战争责任的利益,对中国敢于拒绝战后处理意义的谢罪、赔偿,邦交正常化因此不能成为民族和解的契机。从谈判的准备到正式交涉,日本方面一直把中国放弃赔偿要求作为谈判的前提,而且以“添了麻烦”表达对侵略战争的认识,甚至试图否认中国具有要求赔偿的国际法资格,这是何等的强势外交!可见,战后日本虽然不再是亚洲的帝国,但作为美帝国主义工具的日本则延续着蔑视中国的帝国精神。这反映了东亚地区政治的状况:既然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能借美国的庇护逃脱对战争受害国的正式谢罪、赔偿,那么在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和美国所承认的军事、政治力量的70年代,面对经济凋敝、内政混乱、外交孤立的中国,面对默认日美安保体制的中国,面对表示“一切问题都好商量”的中国,日本当然有自信拒绝谢罪、赔偿而保持“荣誉和自尊”了。解决战争责任问题的逻辑依附于国际政治的力学原理,轻蔑了平等、人权的道义价值。

  不过,中国政府处理战争责任问题也有权力原理的逻辑和实用主义考虑。《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指出:侵华罪行要由日本军国主义负责,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世界变了,当前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是美帝、苏修而且特别是苏修,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牵制美帝和打击苏修,我们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63}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现实主义政治根据。因此,尽管中国领导人以战争受害批评日本,日本领导人私下也承认战争罪行和感谢中国不对其要求索赔,联合声明既无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谢罪,也不见日本对中国放弃赔偿要求的反应,倒有一条勉强“同床”其实“异梦”更与战后处理无关的“反霸权条款”。这种似是而非的战后处理虽然使中日关系获得了邦交形式,但作为战后处理指标的战争责任问题并无严肃的国际政治仪式和国际法意义的解决,唯联合声明之所谓日本方面表示“反省”一语,使战争责任问题转化成了历史认识问题。这样,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关系必然随着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偏向而发生周期性恶化。总之,中日邦交正常化延续了对华敌视的日美安保体制和对华蔑视的无责任战后处理,即日本对华敌视、蔑视的历史连续性结构未被消解。这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特征,所谓“不正常”状态这种政治修辞也就获得了穿越冷战、冷战转型和后冷战时代的能量。

  第三,为什么邦交正常化不能消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连续性结构?这与两国在东亚冷战多极化转型期不同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外交能力状况有关。冷战政治从阵营体制向多极化转型是中日关系的某种解放,但日本已经成长为美国越发倚重的盟国,中国却一直在内政混乱、经济困难和外交孤立的多重痛苦中挣扎。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于日本来说乃扩张政治经济势力的契机,对于中国则意味着争取主权承认、寻求外交支持和获得国际贸易的可能。在这种国际政治地位比较的意义上,中国领导人向日本秘传“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可谓不掩苦衷:但求度过现实危机,无心正视日美同盟的地缘政治敌视和追究战争责任的道义理想。于是,中国接受回避“日华和约”的“法律解决”与联合声明表达暧昧的“政治解决”。

  当然,日本的“政治解决”战略和“法律解决”战术并非轻松的语言游戏,而是精心组织的外交战。从无谢罪、无赔偿的邦交正常化目的而言,日本多政治方位的超党派外交、积极提供国际政治话语和日本政治状况说明以引导中国决策的情报战、外交官的专业交涉都是成功的;反面也就彰显了中国当时外交能力的结构性缺陷,那就是意识形态想象对国家利益认识的遮蔽、外交情报及其分析研判对日本的依赖、国际政治知识的欠缺和集权化政治体制对外交的不适应。我们看到:无论是代表“日本人民”的在野党政治家,还是自民党属的“友好”政治家,他们都被作为可以信赖的渠道向中国提供了符合日本利益和促使中国妥协的情报分析和形势研判;假扮“田中特使”而秘获中国谈判方案的竹入义胜对田中角荣所作的“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信誓,更惊人地确证了“日本人民”意识形态的虚构性和“日本国民”共同体的实在性;而田中、大平在谈判中以派阀斗争、国会困难向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中国领导人要求让步,高岛益郎的“条约论”进攻,更暴露了当时中国外交能力既乏体制保证更欠知识供给的窘况。尤其是所谓“条约论”,中国方面不仅没有发现其谎言性,在谈判结束后的晚宴上,周恩来与大平正芳闲谈时还对高岛的才干赞赏有加,说:“中国也很希望有他那样受过训练、能干的外交官。”{64}既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混乱时期连最低限度的情报搜集、研究都难以保证,外交的队伍建设、能力养成和质量追求更无从谈起了。由此可见政治体制不能有效提供国家能力所需精英选拔、人才培育、知识生产和思想支持之可悲。

  总结起来,邦交正常化并未结束中日关系的“不正常”历史,其原因在于规制战后中日关系的冷战政治结构没有消解;而在冷战政治结构前提下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之所以成功,则是由于日本的无责任战后处理利益追求及其外交能力对政治混乱、学术荒废的中国可以超常发挥。有了这种国际关系的过程研究,中国特色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之个人崇拜外交论和“弱国无外交”的老生常谈便再无趣味,倒是领导日本从战后废墟再出发的吉田茂所持“失败于战争而取胜于外交”的信念值得深思。{65}当然,如果说日本外交的目标在于逃避战争责任,那么“胜利”的另一面是代价:日本至今仍然因此受到谴责和追究,与中国没有“结束战争状态”的法律文件,对美国更不得不隐忍着以“安保”为名义的军事基地化之另类殖民地的屈辱。


【注释】

{1}武寅:《中国与日本:邦交正常化与关系正常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64、72页。 {2}小菅信子『戦後和解』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210頁。毛里和子『日中関係』岩波書店、2006年、215頁。岡田実「日中『戦後和解』プロセスと経済協力『1979年体制』をめぐる一考察」、『アジア研究』2007年4月号、76頁。 {3}江培柱:《中日复交谈判的一段难忘回忆》,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22期,第53页。 {4}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6页;陆维钊:《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6}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的“赔偿问题”史》,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3期,第34 ~ 44页。 {7}中江要介『日中外交の証言』蒼天社、2008年、14頁。 {8}「上海にも在外事務所を」(1951年10月29日·参院平和·安保条約特別委)、朝日新聞社編『資料 日本と中国’45-’71』朝日新聞社、昭和47年、3頁;林金茎:《战后中日关系之实证研究》,台北:财团法人中日关系研究会1984年版,第118页。 {9}「吉田首相のダレスあて書簡」(1951年12月24日)、石川忠雄等編『戦後資料 日中関係』日本評論社、1970年、19頁。 {10}司马桑敦:《中日关系二十五年》,台北:联合报社1978年版,第6 ~ 7页。 {11}「日台条約は全中国との講和ではない」(1952年6月26日·参院外務委)、朝日新聞社編『資料 日本と中国’45-’71』、21頁。 {12}吉田茂:《十年回忆》第3卷,韩润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5页。 {13}「誤解をとく努力する」(1958年3月20日·参院外務委)、朝日新聞社編『資料 日本と中国’45-’71』、97頁。 {14}渡辺昭夫編『戦後日本の対外政策』有斐閣、1985年、84-85頁。 {15}「日台条約は中国大陸に及ぶ」(1969年3月13日·参院予算委)、朝日新聞社編『資料 日本と中国’45-’71』、69頁。 {16}春日一幸「政府折衝の促進に当たる」、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時事通信社、昭和47年、96-100頁。 {17}约翰·H·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杨立义、林均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 ~ 119、323页。 {18}刘建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9页。 {19}「日中正常化についての外相演説」、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194頁。 {20}永野信利『天皇と鄧小平の握手——実録·日中交渉秘史』行政問題研究所出版局、昭和58年、21頁。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3年、94頁。 {21}「日中正常化についての外相演説」、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192-193頁。 {22}竹入義勝「こうしてできた日中復交の骨組み」、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146頁。 {23}「日台条約は維持」(1971年10月26日·衆院本会議)、朝日新聞社編『資料 日本と中国’45-’71』、82―83頁。 {24}《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三木武夫谈话记录》(1972年4月1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0页。 {25}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3 ~ 76页;王国权:《跟随周总理搞外交》,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52 ~ 57页;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17-26頁。 {26}美濃部亮吉「中国の自民党政権観」と保利茂「保利書簡のいきさつ」と福田赳夫「アヒル外交を展開」、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75-79と86-87と152-155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 ~ 488页。 {27}同注{16}、96-106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9 ~ 520页。 {28}三木武夫「三項目の復交提案」、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111-116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0页。 {29}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1年、366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5页;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载《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第13页。 {30}佐々木更三「田中訪中の筋道つけに」、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119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37页;二阶堂进:《日中建交秘话——中南海一夜》,载李德安等(编译):《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36页;陆维钊:《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132页;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第92页。 {32}古川万太郎:《周恩来与日中邦交正常化》,载《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李德安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竹入義勝「こうしてできた日中復交の骨組み」、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140頁。竹入義勝「歴史の歯車が回った」、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199頁。 {33}「竹入義勝元公明党委員長は語る」、『朝日新聞』1997年8月27日。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71-76頁。「竹入·周会談 第一回」(1972年7月27日)と竹入義勝「歴史の歯車が回った」、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3-18頁と197-210頁。正木良明、古井喜実、岡田春夫「平和友好条約へ決断のとき」、『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1977年第3号、12頁。 {34}「竹入·周会談 第一回」(1972年7月27日)、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3-18頁。 {35}「第三回竹入·周会談」(1972年7月29日)、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27-38頁。 {36}「竹入義勝元公明党委員長は語る」、『朝日新聞』1997年8月27日。竹入義勝「歴史の歯車が回った」、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205-206頁。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116-122頁。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第92 ~ 100页。 {37}永野信利『天皇と鄧小平の握手——実録·日中交渉秘史』、36-38頁。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124-125頁。 {38}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 田川日記——14年の証言』毎日新聞社、昭和48年、351-363頁。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50页;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第86页;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 田川日記——14年の証言』、362-378頁。 {40}「賠償放棄 条約論からみ確執」、『朝日新聞』1997年8月28日。 {41}「第一回首脳会談」(1972年9月25日)、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53-55頁。「北京交渉日誌」、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48頁。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146頁。 {42}《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田中总理大臣宴会上的祝酒词》、《田中总理大臣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载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 ~ 105页。 {43}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载《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第37页;姬鹏飞:《“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建交纪实》,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149頁。 {44}竹入義勝「歴史の歯車が回った」、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207頁。 {45}日本NHK电视记录片:《日中应该如何面对历史?》(2006年8月14日);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152頁。 {46}《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1972年9月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48页;「国内の説得に腐心」、『朝日新聞』1997年8月27日。 {47}「第一回外相会談」(1972年9月26日)と「日中共同声明日本側案の対中説明」、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83-86と110-118頁。 {48}姬鹏飞:《“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建交纪实》,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289页;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载《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第39页;陆维钊:《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137页。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 ~ 649页;「第二回首脳会談」(1972年9月26日)、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56-60頁;姬鹏飞:《“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建交纪实》,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290 ~ 291页;陆维钊:《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138页。 {50}「第二回首脳会談」(1972年9月26日)、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57-60頁。 {51}同上、86-91頁。 {52}「大平氏、懸命の車中説得」、『朝日新聞』1997年8月28日;「非公式外相会談」(1972年9月27日)と「第三回首脳会談」(1972年9月27日)、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92と68頁;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载《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第47页。 {53} 《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谈话记录》(1972年9月27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 ~ 599页。 {54}「第三回外相会談」(1972年9月27日)、石井明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94-109頁。 {55}《大平外务大臣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详细记录》,载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112 ~ 114页。 {56}《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载《人民日报》1972年9月30日,第1版。 {57}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董乐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85页。 {58}「『同盟深化』遠い道」、『毎日新聞』2010年1月14日。 {59}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6 ~ 128页。 {60}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61}「日中正常化についての外相演説」、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191頁。 {62}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63}《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1972年9月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48页。 {64}永野信利『天皇と鄧小平の握手——実録·日中交渉秘史』行政問題研究所出版局、昭和58年、84頁。 {65}同注{12},第82页。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