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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党化与《自由中国》对公共文教空间的诉求

何卓恩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重建党化教育,自由知识分子通过《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党化教育的内容和党化教育组织展开了全面的揭露和抨击,并推动了文教公共空间理念的建构。虽然这一过程中《自由中国》也显示出一些认识局限,而且结果亦没有扭转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但是这种建基于人格力量的斗争,为几十年后台湾地区教育逐步迈向独立发展播下了火种。

  政治“运动”人、“支配”人,教育“造就”人、“输送”人,这种关系就决定了各种政治力量具有插手教育的天然趋势。1948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始实施,教育的公共性得到宪法的支持,然而内战蔓延,宪法虚悬。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地区后,力图在“反共抗俄”的名义下,公开恢复和强化对文教的控制。这一与“宪法”冲突的企图,受到随国民党赴台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反对和抗议,一直持续到台湾地区政治的转型、文教公共化的初步实现。本文主要以20世纪5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刊物《自由中国》为视点,观察这群自由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争取教育公共化的诉求和斗争。{1}

一、台湾教育的政党化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从人类历史上看相当复杂。西方古典时代教育曾独立于政治,中世纪教育与政治都从属于宗教,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后一度出现政治主宰教育的情形,各国发生民主革命之后,文化教育从政治的视野中独立出来,成为相对中性的、公共性的社会活动。在中国,孔子兴私学之前政教合一,道在君相;私学兴起以后政教分离,道在师儒。汉兴尊儒,官学复兴,政教合一之势又现,但私学传统也同时连绵不绝,为自主教育留下一片天空。隋唐朝廷设科取士之制施行以来,政治左右教育的格局大体稳定下来。近代中国,西学东渐,西方实行的教育独立于政治、服务于公共社会的制度也影响到中国。民国初建,曾一度有过教育独立的尝试,{2}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成为其重要的象征。 

  不过国民革命兴起后,政治再次强势干预教育。1924年国民党于广州实施 “联俄容共”,教育开始改走政党化的道路。1926年8月国民政府拟订《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1927年8月又制定《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在影响所及的省市推行党化教育。1928年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决议取消“党化教育”这个名词,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指出“中华民国今后之教育,应为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已无疑义”,{3}4月由国民政府正式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通令颁行,这里的三民主义教育也就是国民党教育政党化的基本形式。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教育机关的地下革命工作,实行教育的革命化,形成军事之外与国民党对峙的第二条战线。由于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始终受到师生的消极抵制,共产党对各级教育进行的政治渗透又十分有效,知识青年纷纷支持红色革命。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地区,检讨失败原因,认为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错误尚属其次,最根本者为教育的失败,{4}尤其没有树立三民主义中心思想是主因。{5}因此,国民党决定实施比在中国大陆时期更有力度的教育政党化。 

  所谓教育政党化(党化教育),任鸿隽曾下过一个定义:“(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6}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实行的教育政党化,基本的方面仍然是这两个层次,但强度则非以往所能及。 

  国民党既然认为其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党对教育渗透不够,于是不仅在台湾大中学校校园内散发反共宣传读物,还将“三民主义读本”、“总理遗训”、“总统训词”列为学生必学课程,要求学生熟读成诵,使学生以国民党的观念为观念。 

  中学方面,迁台初期,高中以“公民”与“历史”、“地理”、“国文”四科来贯彻“反共抗俄”的政治教育。1953年9月2日台湾省教育厅通令省内各中学,从本学期起一律采用 “标准教科书”,其中高初级中学国文、公民、历史、地理四科“系奉总统指示”编辑。{7}这套“标准教科书”虽错漏甚多根本谈不上“标准”,但后来的历任教育当局都不敢有所变更。{8}当局对此仍不满足,乃聘三民主义教育家卢绍稷起草《高级中学三民主义课程标准》草案,并召集审查委员会修正通过,决定从1954年起,在原有党化教育课程基础上增列“三民主义”一科,于第三学年开设,使每一学年均有专门的党义课程。{9} 

  大专方面,1950年台湾教育部公布《大学各学院及各专科学校共同必修科目》,将“三民主义”列为必修科目。{10}台湾最初只有台湾大学这一所大学,台湾师范学院、台南工学院、台中农学院这三个独立学院。台湾大学由于服膺自由主义的教授占据主导,加以傅斯年校长主张自由学风,党义的灌输并不十分顺畅,三民主义教育常常有其名无其实,{11}有人甚至因此认为台大存在自由主义者与国民党的“暗斗”。{12}独立学院虽然无力与国民党“暗斗”,其三民主义教育影响力毕竟有限。1954年底,国民党当局决定恢复其在中国大陆时期由党务学校转制而成的政治大学,在首先恢复的四个研究所里,开设了基本公共必修课“总统学说研究”,{13}用意就在于实现大学教育政党化的突破。 

  这些就是前引任鸿隽所说的“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至于任鸿隽说到的“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国民党在台湾做得更“扎实”。 

  单纯将党义作为知识灌输于学生并非国民党的主要目标,当局更注重化党义知识为对党的信仰,化对党的信仰为效忠党的行为,这就更需要从组织上去推动。来台以后,国民党继续运用常规的组织推动办法,如控制校长,建立训导制度等。这套制度由来已久,但又常出常新。选派校长是当局的职权自不在话下,连教授的延聘当局也直接插手,政治大学“校长、所长,乃至教授之聘定,都是经过总统核定”,{14} “有的专科学院,聘教授并不一定以学力为准,凡能够用以结好官方的,无不接纳。而官方也常以命令方式,强令学校延聘某人为教授。”{15}而训导人员的权威,则无限加大,发展到学生必须言听计从的程度。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建立起一个特殊的推动机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进驻到各个大中学校,令“高级中学以上学校青年学生一律参加”。{16} 

  青年反共救国团于1952年3月开始筹备,10月正式成立,是“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指导之下”以“拥护元首”为宗旨、以具体实施党义教育为使命的一个特殊组织,旨在通过举办各种训练活动控制学生的思想。针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自由中国》曾指出: 

  厉行党化教育者挟其无可抗拒的政治优势和一二顶大帽子,控制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藉党化教育,把下一代人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17}

二、《自由中国》对党化教育内容的批评

  《自由中国》是赴台自由知识分子表达声音的载体,自由知识分子出于他们自由主义的思想信仰,同时他们自身多数也是教育中人,自然经常讨论教育问题。就教育方向来说,《自由中国》创刊之初基本上同情和认可“反共抗俄”论,主要诉求在于提高“反共抗俄”的教育效果,主张求实效。他们认为思想和政治教育不能通过强迫青年阅读空洞的教条实现,而需要通过实际知识来进行,要开设俄国史、要研究唯物辩证法、要通晓自由民主理论,知己知彼。{18}国民党威权化的改造之后,《自由中国》转向立足于“现代化的制度”,反对“急就”教育,追求“正常”教育,追求教育的公共性,呼吁“要尊重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注重人格教育。政治的教条不能代替学术上追求的真理。”{19}《自由中国》对于国民党在台湾实施的党化教育,进行了掷地有声的劝阻、批判和抨击。

  在国民党党义入课堂方面,《自由中国》的批评主要在三个层次上进行:

  首先是通过社论和时评表明态度。教育部通令各中学采用“标准教科书”后,该刊立即发表社论,指出此一规定不仅“牺牲教学的观点”和取消了教师选择教科书的自由,使教科书失去自然淘汰的作用,而且以教厅命令的形式下达,也关乎法治和政治作风。{20}对于当局选择“党气太重”的政治大学为大学“复校”之始,而且在教育内容和人事上“党味”更足,该刊也发表社论加以质疑,并揶揄《总统学说研究》这门课程,名称语义不清,不知“究竟研究哪一国总统的学说,就在中华民国,四十三年来也不止一位总统,如果指当今总统而言,何妨冠以姓氏。”{21}一些作者针对中小学生减轻课业负担问题,来表这对党义课程的反感。罗大年指出:教育当局历年来一直致力于减轻学生负担,连中学生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基本课程的学时数都减少了,学生仍然感到负担沉重。之所以没有效果,是因为:

  教育当局所想的办法是药不对症的,甚或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使学生负担繁重的并不是课业,而是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统训辞、总裁言论、救国团发下的小册子等等。而且经常举行考试或测验,学生们除研读之外,更要整段整篇的背诵纯熟,才能得到圆满的分数。……我们观察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恕我们不能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包括在内),没有任何国家是勒令学生必读某一种主义,必读当政者的言论和训辞的。{22}

  赵英若对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认识亦然,他说:国民学校学生负担太重,“此种负担之大部分,实由教育主管机关所加重。举其萦萦大者,诸如‘民族精神教育’、‘劳动教育’、‘生产教育’、‘卫生教育’乃至‘反共抗俄教育’等等”,其中民族精神、劳动、生产、卫生等课程,已经包含在正常课程之内,单独设课多此一举;反共抗俄教育,则更是“实不宜在国民学校过分推行”,因为“过分推行的结果,不独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而且浪费,甚至发生反作用,以为共匪既是匪徒,何以国军竟打不过他,何以整个大陆会被他拿去,何以到今天还不反攻过去呢?”{23}

  其次是通过发表读者投书,向社会揭露党义教育的恶劣影响。1954年底,刊物发表了三位中学生家长余燕人、黄松风、广长百题为《抢救教育危机》的来函,指责“连篇累牍,念之不尽,读之不竭”的“政治大课”,弄得中学生“‘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脸的抱着这些书来啃,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24}1957年3月,刊物发表袁始的《大学教育的悲哀》,文章在讲到课程方面时指出:“今日大学课程之繁重为民国以来之冠,……有许多课程是不必要的”,作者提到三民主义和读经分科设学就显多余,“如读经只是为了使大学生接受‘正统思想’,提倡固有道德,则并入三民主义课程之内已足,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曾论及八德,加以发挥,则三民主义也不会显得太枯燥,四书多少也显得调和一些。”{25}文章更谈及正统思想灌输教育的另一面——禁书制度,“许多投匪者的书固然禁了,许多并非投匪的也遭无妄之灾”,{26}这种畸形教育的结果之一,是大学生信教风气大盛,“教会并未在学校内传教,学生反趋之若鹜;三民主义公开在校内讲授,而且是必修科,为三民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中国国民党并未得到如此多的党员。也就是说,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反不感兴趣而追求虚悬了!”{27}类似的来函,被发表者为数不少。

  再次是从理论上否定党义的神圣性和党义教育的合法性。例如殷海光的《我对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一文,虽非专门针对党化教育而言,但文中也提醒醉心于意识形态灌输的国民党,三民主义本来是“富于广含性”的统战工具,而且创始者孙中山“他自己并没有像他的信徒那样把三民主义当作天经地义的意思”,所以才发生影响力,乃至三民主义是禁书的北洋时代,青年学生秘密地放在桌子底下读,或者半夜起来读。这与“今日必须以高压手段喂填鸭,必须拿考绩和利禄来作鼓励,相去何远!世变何极!”在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统治之下的台湾地区,三民主义像中世纪的教皇僧侣们对于宗教教义,只有信服的自由,没有反对及批评的自由,其结果“不仅禁锢了自己的思想,而且也禁锢了三民主义”,这是三民主义令人惋惜的悲剧。作者鉴于“如果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是真理,那么用不着藉枪杆保护。如果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要藉枪杆保护,那么就证明它不是真理”这样的信念,“极不赞成国民党藉着政治权势把三民主义变成国教”,但是“极其赞成国民党享有不藉政治权势来宏扬其三民主义的自由。”{28}

 

三、《自由中国》对党化教育组织的谴责

  党义入课堂和党化教育的组织开展是党化教育的两翼,国民党尤其重视后者,《自由中国》对党化组织的批评因而更加不假辞色。

  党化教育的常规组织形式方面,主要是发挥校长、训导干部,以及党组织的作用。《自由中国》发表的读者投书,往往用很多笔墨揭露这方面的问题。

  如校长的不伦不类。校长本来是办教育的,但在党化教育体制下,却往往成为在学生中推动党化教育的官僚机器。有家长反映,1955年7月台中市11所中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放假前,每个学生都接到一份各校校长和家长会长联名签署的《为揭破奸匪阴谋告青年书》,要求学生仔细研读,书写心得,于开学时连同原件一并呈交学校,否则不准注册。《告青年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共产党奸匪”的可怕和无孔不入,在学生中制造恐怖,妨害了学生成长;{29}也有中学教师致书,揭露党化教育下“校长职员官僚化”、“校工老爷化”、“学生太保化”、“教师奴隶化”的窘境。许多政治人物被任命为校长,“像有一位过去做过专员兼县长,又一个曾任保安副司令,还有一位干过党书记,可说都是‘功在党国’的‘忠贞’之士。”作者质问:这类人物主持学校的校务,还会办得好什么教育吗?你还指望他注重什么“尊师重道”吗?{30}

  再如训导干部的变态。训导机构从国民政府初期既已建立,负责学生思想辅导和课外活动,是过去党化教育的主力,惟那时在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多重因素的平衡下,往往功能受限。战后台湾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强化了功能,也更加显现出弊端。很早就有学生读者来函指出中小学“太保”问题(不良少年问题)与“满口教条口号”的训导和填鸭式教学有何关系,{31}后来更有学生披露训导干部几近变态的管教作风。例如1954年10月某日,高雄工业职业学校由训导主任蒋再三主持降旗典礼,典礼完毕后,蒋氏开始长篇训话,学生因为连日听课、在操场操练节目庆祝总统华诞和迎接高雄市青年救国团的检阅,“精神体力俱疲劳已极,而蒋氏讲话不使学生们稍息”,其中一个陈姓学生坚持不住,一条腿稍微弯曲,“此立正不够正确的姿势,立为蒋氏看见”,当即令其上到讲台,面对千余师生双膝跪下。该生要求申述理由,蒋氏说没有理由可述,声言该生“有意破坏团结,搅乱秩序,违抗师命,不听训诲”,不可轻饶。该生在当众双跪之后,第二天又被迫写了悔过书,并由蒋氏亲自监视,于中午太阳下再次罚跪十五分钟才算了结。{32}这种残酷的行径,出之于作为“人师”的训导主任,实在令人发指。大学方面,训导长同样以驯服学生为天职,“不容许他们凭自己的智慧与意志,发表意见或采取某种甚至合法的行动,使大学青年的一言一行,都要接受‘领导’。”{33}

  又如党部机关的劣迹。国民党改造后加强了组织建设,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部。在学校中党的组织名义上并不公开活动,事实上却是公开的秘密。《自由中国》读者来信说:“中国国民党在大专学校里成为控制学生思想的工具,实已超出党派立场之外”,学生感觉到根本不能在国民党外有所活动,于是只有出诸两途:“一则奉命唯谨,逆来顺受;一则是加入国民党,借势逞才。”{34}这种“以党治校”的方法固然可以控制严密不致“出事”,可是却无形中断送了一代青年,断送了民主政治的前途。大学如此,中学亦然。不仅如此,继大学建立“安全室”(秘密警察室)之后,1957年下学期,所有中等学校亦均添设“安全室”,不少安全室主任兼营党务,“俨然成为国民党驻校的‘派出所’”,{35}严密控制学校师生。

  在各种对党化组织的批评中,抨击重点是特殊组织“青年反共救国团”。几乎每一篇谈到教育的文章,都会提到救国团。来自学生和家长的指责,最集中的是说它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使中学生丧失朝气,使大学生丧失自信。在中学,救国团推动名目繁多的活动,如“分队会议、小组讨论、干部会议、爱国课程、练习大合唱、去三军球场维持秩序、中山堂开战斗晚会、展开各种募捐、去劳军、去游行”等等,{36}令中学生疲惫不堪。在大学,“青年救国团这个组织,可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除了每年暑期战斗训练在青年中“多少有点号召力”以外,乏善可呈。“救国团对学生活动的‘领导’,颇类似国民党中央党部对行政机构的关系。任何集会,通知某校准备什么,可以举行那些活动,如何活动,开会时须用学生多少,位置何处,一清二楚地指示下来,学校则遵命办理,事后再行文报告一通。至于学生,则奉命唯谨,着制服,穿皮鞋,携各色小旗,唱反共歌曲,高呼口号,以资庆祝。”{37}救国团教官在各种活动中,“强迫青年服从这,服从那,以表现‘教官’们的无上权威”,{38}这完全是玩傀儡戏的做法,使学生自主性无法伸张。

  《自由中国》不仅借学生和家长之投书对救国团加以谴责,还发表多篇社论和重头专文表示反对。救国团刚成立时,《自由中国》发表的社论就警告主持救国团的人,要明白正常的教育属“经”、如饮食,青年救国团的特殊训练属“权”、如兴奋剂,不可过于依赖。提醒“凡世间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决不是从快捷方式达到的。如果在反共抗俄的时期中我们对青年有施以特殊训练的必要,我们务必采用最适当的方法”。{39}等到救国团团章公布,《自由中国》又发表徐复观的《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健全发展的商榷》,指出救国团在组织的合法性(救国团的任务包含多数政府机构的工作,但它的成立未经法定机关审议)、与国民党的关系(救国团在指导原则和组织领导上与国民党并无不同)、与政府职能的关系上,都存在值得商榷之点,尤其它几乎囊括了政府教育机关的职能,把初中到大学的学生全部包括,这对于教育是极其不利的,作者提议为将两套机构的冲突减到最低,救国团领导人应由教育部长兼任,且救国团的活动以不妨碍正常教育为度。{40}文章发表后,引起已任该团主任的蒋经国之极大不满,认为徐复观和雷震“是与他过不去”,{41}甚至“有帮助共产党之嫌”。{42}但《自由中国》后来的言论更加激进。1956年“祝寿专号”发表的罗大年《建立自由教育必须剔除的两大弊害》一文,明确将“青年反共救国团问题”与“研读总理遗教、总统训词、总裁言论、三民主义问题”一起列为“必须剔除”的台湾众多教育弊害中的“最紧要者”,抨击救国团成立以来强迫学生加入,违反民主教育,干扰学校行政,使校方招架无力,且举办各种无意义的活动,浪费国家公帑,总之是“只见其害,未见其利”。{43}1958年的《今日的问题》社论系列,有《青年反共救国团问题》专篇,公开要求撤销这一组织,后来还发展到“再论”和“三论”。{44}

 

四、文教公共空间理念的建构

  《自由中国》批判和抨击党化教育,与其说是与国民党过不去,不如说是与执政党以权力为后盾强行使教育服务于政治的做法过不去。刊物在批判党化教育具体做法的同时,也很注重公共教育空间理念和正常教育制度的建构。

  这方面,罗鸿诏的“政教分离”论和“大学制度”概念、徐复观的“藏势力于社会”说、殷海光“开放的社会”与“封闭的社会”等观念,特别值得一提。

  还在党化教育体制在台湾地区尚未完全定型的1951年,罗鸿诏就借评论台大继任校长“难产”之事,提出了建立教授治校的大学制度问题,{45}希望保持教育的自主运转。随着政治与教育关系的逐渐突出,他又撰写文章指出,传统中国教育尚且注重做人优先于做官,“官是可以不做的,人则非做不可”,{46}当代民主社会,更应该确立教育的公民性。“民主国家的教育在养成国民各自有其判断是非的能力,发展其个性的特长,不像独裁国家要变成一模一样的个人,以供当局的驱使”。{47}罗鸿诏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述道:虽然“希望政府当局对学校教育无所作为以及学校员生不参加政治活动,都怕是不可能的”,但是“教育与政治毕竟有分界,决不应该融成一体”。学生学习期间参加政治活动,即使是自愿,也会造成学业的损失,政府不应该鼓励。政府要改进教育,则应知道教育的本务,要使多数员生有高尚的道德与丰富的知识,才可以称作改进,如果有什么政策都要教育来配合,则不是改进教育而是破坏教育了,“因为政策时时变更的,如果教育跟着政策而时时变更,其结果只有扰攘不安罢了,怎能够提高员生的德智呢?”{48}他特别指出要严守政教分际,学校制度也要改善。对于大学而言,教授终身制,教授治校都是必需的。“我们以为居今日而谈改进大学教育,与其更换几个教授、院长而刷新阵容,孰若改善人事制度而一劳永逸?”{49}西方大学的教授都是终身职,并没有什么聘任期,教授是学校的主人,与学校共命运。我们的大学教授则是东主(校长)礼聘的西宾,只是学校的客卿,与学校没有休戚与共的关系,无从对教育负责。所有责任都由校长承担,而事实上校长自己也不是学校的主人,不过是主人(政府)的代表罢了。而政府的首长作为公仆是时常变更的,于是教育就很难安定和稳步发展。几十年来,“学校内部之扰攘不安,教育进步之不如理想,其原因多半在此。”{50}

  徐复观不是《自由中国》的主要作者,但他的两篇论教育的文章却在《自由中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计划教育”质疑》中,他认为一个政府机构根据政府的企图去规限教育的活动,以形成所谓计划教育,不符合民主政治的立场,他指出:

  一个政府,永远只能,而且也只应,处理摆在他眼面前事情。……就教育来说,只要教育是合乎儿童、青年身心的正常发展,以养成他正常的选择力与担当力,则此一政府在教育上的责任便算尽到。至于下一代根据他的选择力与担当力去做些什么,这是应由下一代人的环境与意志去决定的。任何有能力的统治者,他不能完全掌握到下一代的环境,他不应彻底干涉到下一代的意志。{51}

  作者认为现代国家之所以成其为现代国家,乃是“藏势力于社会”。现代国家真正的事业,在社会而不在政府;学校所培植出的人才,其最大的出路,也是在社会而不在政府。只要政府培养大批身心发育健全的青年,散布在社会,则这些青年的本身即是社会的动力,可以自己之力创造自己的事业,以促进国家的前进。政府“偏要代替社会去包办一切,此即所谓极权政治”。徐复观希望“负国家责任的人”,应该摒弃工具主义的观念,发扬自由教育,为后代多留生机。

  如果说罗鸿诏、徐复观等人是前期阐述教育理念的健者,那么殷海光则在《自由中国》后期教育论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之一的《我们的教育》就出自他手笔。这篇锋芒毕露的社论,将党化教育和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看作国民党控制台湾教育的两个相互渗透的基本原则,也是危害台湾教育的两个根源,在其主导下,“今日台湾的教育,细细观察,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却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的社会’之途迈进。”在他看来,开放的社会是国家民族的公共社会,封闭的社会则是向一党之私萎缩的社会,“党化教育压窄人心,制造偏见,除对一党以外,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52}殷海光在其主笔的《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为学术教育工作者请命》、《对梅部长的低调希望》、《为教师为人格》、《教育的转机》、《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观——君主的民主》等其他社论文章里,也进一步讨论到教育的本旨,强调了“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属于他自己的,没有人有权借着国家的名义加以塑造,然后拿去作一党的政治资本。每一个人有知识的自由,每一个人有教育的自由。”而党化教育则只提供一种教育,这种教育灌输青年喜党之所喜、恶党之所恶,产生一种无此党即无一切的观念,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在党化教育的垄断之下,在教条八股的前提之下,国民不可能得到健康的教育,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知识。”{53}《自由中国》后来发展到筹组反对党,殷海光在对新党的政纲建议中,主张逼使国民党放弃“要化天下之公而为一党之私”的党化教育,回归“天下为公”的正常教育,他写道:

  教育的正常目的,是传授青年以正确的知识和有用的技能;教他们从国民的立场对于自己的国家的过去和现在有清楚的了解;教他们从作为世界一分子的地位,对于人类的发展和世界大势得到一个观念轮廓;培养青年以做人的基本道德、品格和情操。{54}

  作为《自由中国》主办人的雷震和作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胡适,实际上也表达了他们对教育公共性的坚持。1951年2月雷震曾以总统特使身份赴香港慰问“第三势力”民主人士,将访谈意见归纳为六点,其中第六点是:“吾人既站在民主阵营中,政府且已实施宪政,本党为领导政府实施宪政之党,则党的改造应根据此项原则以领导政府推行各项政策,因此,凡含有一党专政意味之措施,务须避免,目前学校之三民主义课程及军队设党部两项应予废止。”{55}雷震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时的联络人,维护宪法,力行宪政,成为他后半生努力的主要方向。他为《自由中国》撰写的社论《建立现代化的制度》和《教育行政应有示范作用——谈守法》,其实都有这个背景。由于多种可以理解的因素,胡适在《自由中国》主动发言不多,但也曲笔表达过对于“第一流的大师”、“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和“自由思考、自由辩论、自由谈话的空气和机会”的期待。{56}

  《自由中国》的所有这些主张,可以说都是意在立“公”而破“私”。停刊前夕发表的社论《党霸教育的真面目》,将这个“公”与“私”的对立,以最激烈的形式呈现出来。这里的“党霸教育”,不仅是指教育的政党化,而且更进一步指向教育的党霸化,也就是党内“极少数权势核心人物”以党为私人工具,再以党的名义垄断整个社会的教育,“造成百分之九十九的清一色的局面”。这种党霸教育的背后,实际上是“根本不把人当人”,因为教育的应有目标是以“人”为本位、从“人”出发又回到“人”的,“教育是国家的公器,不是任何党派推行政治的私器。青年学子是国家社会的人,不是任何党派的工具。任何党派借着霸占政权之便,把它的政治目标透过教育方式灌输给青年,并且按照几个私人的意图塑造青年,这就是‘天下为私’的作风。”因此,刊物呼吁全社会认识这种党霸教育毒害之深,“一致要求停止这种教育,一致要求把教育还给人民自己办。”{57}

 

五、结语

  1949年迁台的国民党政权,在“反共抗俄”的旗帜下,全方位地介入社会各领域,文化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和作者罗鸿诏、徐复观、殷海光等,以及大量热心读者,为了使文化教育独立于政治而得到自由发展,对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和斗争。

  当然这些批判、斗争都是在他们总体的自由主义社会建设目标之下展开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要求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制度现代化、教育文化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建构。在这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它对于文教公共空间的主张,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张。不过,自由公共教育与党化教育之争,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自由派与执政党的党派势力之争,因为《自由中国》并非一支政治力量,也不完全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理念之争,因为在“行宪”的条件下国民党当时并未敢公然提出一套党化教育的理论,而是更多体现为自由主义之理与国民党之势的冲突。以理冲势,最需士大夫之勇,这也正是《自由中国》公共文教论述的价值所在。

  《自由中国》同人及其热心读者对于公共文教空间的论述,不止于从政治上希望教育去政党化,还包括:从财政上希望教育经费去边缘化、从管理上希望教育当局去官僚化、从自持自律上希望各级学校自我完善,等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建构公共文教空间必不可少的方面。限于篇幅,后几个方面本文无法展开。略微需要提到的是,《自由中国》的公共教育论述也有若干误区。它对于作为党化教育“文化基础”的民族精神教育问题的批评,在今天看来,有的方面仍然是可讨论的。比如他们强烈反对中小学生写毛笔字,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要学生用这种笨拙的工具写字,这对于他们学习科学有何帮助?对于他们日后谋生又有何帮助?如果有人说中国人必须会用毛笔写字,那么为什么不用竹简做纸?如果复古真的可以救国,那么何必伸手要美国的东西?”{58}他们也强烈反对设立中医学校,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医’与‘西医’,从本质上讲,即是‘经验的医术’与‘科学的医学’。……在已有了科学医学的今天,所谓‘中医’也就失其存在的价值了。”因此,“从一个进化的观点出发”,他们“反对抱残守缺,反对固步自封,反对复古,反对开倒车”。{59}从历史的检验来看,毛笔书法作为一门专门艺术已属无疑,中医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治病也是事实,似乎不能一概视其为复古而加以否定。

  总体来看,《自由中国》这场争取公共文教空间的运动,虽然有的论述造成了刊物与国民党当局的尖锐对立和《自由中国》自身的停刊危机,但在一党独大的威权时代并不一定能够发生直接作用。党义的课堂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社会转型,党团组织的校园控制也仍我行我素,甚至有进无退。{60}尽管如此,它在观念上为日后台湾地区教育逐步迈向独立发展播下了火种,启导着后来者持续的努力。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研究”(07JJD7701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曾在2009年8月15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合办的“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自由中国》为中心”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注释】

{1}有关《自由中国》的教育论述,薛化元教授曾讨论“青年反共救国团”和“党化教育”两个方面的言论演变。作者把重点放在《自由中国》对救国团和党化教育批评的演变及其根源上,认为《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是批评升级的基本原因。本文力图在此基础上,具体观察《自由中国》如何展开对党化教育不同面相的批判,和如何建构教育公共性的理论论述。参见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1950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台北:稻香出版社1996年版。 {2}蔡元培:《教育独立议》,载《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3}参见《中国国民党历届代表及重要中央委员会决议案》。转引自周世辅:《五十年来三民主义教育的发展》,载“中国教育学会”(编):《近五十年来之中国教育》,台北:复兴书局1977年版,第47页。 {4}蒋介石:《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转引自茅家琦:《台湾三十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5}崔载阳:《三民主义教育哲学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9页。 {6}任鸿隽:《党化教育有可能吗》,载《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 {7}社论:《从教厅的一件命令谈法治前途与政治作风》,载《自由中国》(台北)第9卷第6期(1953年9月16日),第3页。 {8}叶宏琛:《何谓“标准”教科书》,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1卷第5期(1954年9月5日),第33页。 {9}周世辅:《五十年来三民主义教育的发展》,载“中国教育学会”(编):《近五十年来之中国教育》,第51页。 {10}同上,第60页。 {11}林毓生:《我所了解的殷海光和自由民主》,载何卓恩:《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代序”,第1 ~ 2页。该文系笔者采访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的录音记录,因林教授很快从台湾回到美国,拙作出版时,该记录未及经林教授审查,整理中出现一些差失。在此向林毓生教授和拙作读者致歉。 {12}参见姬之尹:《台大校长问题》,载《自由中国》(台北)第4卷第4期(1951年2月16日),第8页。 {13}社论:《期待于国立政治大学》,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1卷第11期(1954年12月1日),第5页。 {14}同上。 {15}朱启葆:《有感于台大教聘会拒聘事件》,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1卷第6期(1954年9月16日),第32页。 {16}卢绍稷:《近五十年来三民主义教育之实施绩效》,载“中国教育学会”(编):《近五十年来之中国教育》,第103页。 {17}社论:《我们的教育》,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8卷第2期(1958年1月16日),第3页。 {18}社论:《教育文化向哪方走?》,载《自由中国》(台北)第3卷第11期(1950年12月1日),第3页。 {19}社论:《建立现代化的制度》,载《自由中国》(台北)第4卷第2期(1951年1月16日),第3页。 {20}同注{7}。 {21}同注13,第5页。 {22}罗大年:《建立自由教育必须剔除的两大弊害》,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5卷第9期(1956年10月31日),第34页。 {23}赵英若:《论国民学校及其课业的加重与减轻》,载《自由中国》(台北)第22卷第1期(1960年1月1日),第27页。 {24}余燕人等:《挽救教育危机》,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1卷第12期(1954年12月16日),第32页。 {25}袁始:《大学教育的悲哀》,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6卷第5期(1957年3月1日),第11页。 {26}同上。 {27}同上,第12页。 {28}殷海光:《我对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载《自由中国》(台北)第22卷第12期(1960年6月16日),第9 ~ 10页。 {29}王大川:《目的何在?愤慨呢?还是恐怖?》,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4卷第3期(1956年2月1日),第30 ~ 31页。 {30}胡虚一:《尊师重道哀教师》,载《自由中国》(台北)第20卷2期(1959年1月16日),第16页。 {31}成雨田:《一个严重的青年教育问题》,载《自由中国》(台北)第6卷第3期(1952年2月1日),第106页。 {32}鲁愚:《这个样子的训导主任!》,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1卷第10期(1954年11月16日),第36页。 {33}宏毅:《大学生谈大学生的领导问题》,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5卷第11期(1956年12月1日),第29页。 {34}同注{25}。 {35}谢琇如:《异哉所谓安全室主任》,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8卷第1期(1958年1月1日),第38页。 {36}同注{24}。 {37}同注{34}。 {38}路狄:《青年救国团害国害青年》,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8卷第12期(1958年6月16日),第30页。 {39}社论:《对于我们教育的展望》,载《自由中国》(台北)第7卷第6期(1952年9月16日),第3页。 {40}徐复观:《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健全发展的商榷》,载《自由中国》(台北)第7卷第8期(1952年10月16日),第11页。 {41} 《雷震日记》(1952年10月27日),载傅正(主编):《雷震全集》第34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46页。 {42} 《雷震日记》(1952年11月5日),载傅正(主编):《雷震全集》第34卷,第151页。 {43}同注{22}。 {44}《再论青年反共救国团撤销问题》针对1958年2月5日救国团发表的辩解性文章《告全体团员书》而发,《三论青年反共救国团撤销问题》针对1960年7月救国团将军训转归教育部之事而发,均重申撤销救国团的要求。参见社论:《再论青年反共救国团撤销问题》,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8卷第11期(1958年6月1日);社论:《三论青年反共救国团撤销问题》,载《自由中国》(台北)第23卷第5期(1960年9月1日)。 {45}罗鸿诏:《大学制度亟需确立》,载《自由中国》(台北)第4卷第4期(1951年2月16日),第4页。方豪也在《论大学校长》一文中提出: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便利协助教授研究学术,充实设备延聘名师营造浓厚的学术空气和教学环境。校长是否国民党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能以学校为党的机关或活动场所,不能强迫大家接受某一教义。 {46}罗鸿诏:《作之君作之师——论政与教的关系》,载《自由中国》(台北)第6卷第6期(1952年3月16日),第11页。 {47}同上,第10页。 {48}罗鸿诏:《大学教育应如何改进发展?》,载《自由中国》(台北)第9卷第5期(1953年9月1日),第16页。 {49}同上。 {50}同上,第17页。 {51}徐复观:《“计划教育”质疑》,载《自由中国》(台北)第6卷第9期(1952年5月1日),第8页。 {52}同注{17},第4页。 {53}社论:《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8卷第10期(1958年5月16日),第3 ~ 4页。 {54}殷海光:《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载《自由中国》(台北)第23卷第2期(1960年7月16日),第10页。 {55} 《雷震日记》(1951年4月16日),载傅正(主编):《雷震全集》第33卷,第81页。 {56}胡适:《记美国医学教育及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载《自由中国》(台北)第21卷第10期(1959年11月16日),第19页。 {57}社论:《党霸教育的真面目》,载《自由中国》(台北)第23卷第3期(1960年8月1日),第4页。 {58}同上,第3页。 {59}社论:《不能接受的“筹设中医学校”案》,载《自由中国》(台北)第14卷第8期(1956年4月16日),第4页。 {60}青年救国团将军训转交教育部办理,在社会人士看来,“这是本刊两次发表社论评论的结果”。但是从国民党日后对学校的控制程度来看,这实际上是退一步进两步。台湾大学,号称台湾自由度最高的大学,教授受台大学生刊物之约发表文章、受台大学生邀请作讲演,都常被“审掉”;1960年初,在台湾大学制造的“拥护连任运动”和非法逮捕撕标语学生的事件,显示比救国团更张狂的秘密警察公然支配校园生活,而校长完全无能为力。《自由中国》停刊之后,舆论批评几近消逝,教育政党化的情况更为严重,连教授的上课和聘任都受党方主宰。参见石翠:《学术自由在台大》,载《自由中国》(台北)第22卷第9期(1960年5月1日);殷海光:《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载《自由中国》(台北)第22卷第10期(1960年5月16日);极光:《乌烟瘴气的政治活动在台大》,载《自由中国》(台北)第22卷第5期(1960年3月1日),第21 ~ 22页;殷海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载林正弘(编):《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