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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多中心”理论

谭江涛 王 群

【内容提要】 在“多中心”理论之前,社会上主要存在市场秩序和国家主权秩序。多中心的产生源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局限性,它颠覆了公共财产只有交由中央权威机构管理或完全私有化后才能有效管理的传统观念。本文对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做了解读,并从奥斯特罗姆个人学术研究经历出发,追溯多中心思想形成的全过程,最后就“多中心”理论的重要意义与发展方向做了展望。

  2009年10月12日,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著名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前任共同所长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由于“在经济治理,尤其是在公共资源治理方面”的卓越贡献,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首位女性得主,也是仅有的几位以政治学家的身份获此殊荣的学者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认为,埃莉诺颠覆了公共财产只有交由中央权威机构管理或完全私有化后才能有效管理的传统观念。她和同事开创的“多中心”理论和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主治理理论”{1}已经深入人心,在经济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领域均被广泛认可。在“多中心”理论之前,社会上主要存在市场秩序和国家主权秩序。“多中心”理论认为,利维坦或私有化都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有效解决方案,应当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寻求新的路径。该理论指出:“通过社群组织自发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以多中心为基础的新的‘多层级政府安排’(具有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的特征)、多中心公共论坛以及多样化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安排,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的遏制以及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多中心”理论主要反映了城市治理、制度分析、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 {2}治理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较之其它传统理论能对行为和结果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埃莉诺在公共治理方面的见解和思想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大量汲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逐渐形成的。她的研究之路也并非别人想象的那样平坦无波折。她的研究兴趣很长时间是放在跨学科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上,这个研究路径并不被她的政治学同事们理解,甚至遭到过强烈的批评。她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积极参加实验研究计划,那时实验研究还不是一个被政治学家接受的方法。她的一些同事认为她致力于用实验研究挖掘制度复杂性的行为是愚蠢的、不必要的,只会使制度分析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她一直坚持下来,并取得骄人的成就。笔者对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做了解读,并从奥斯特罗姆个人学术研究经历出发,追溯多中心思想形成的全过程,最后就“多中心”理论的重要意义与发展方向做了展望。

  埃莉诺出生的家庭环境并没有学术背景,她本人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埃莉诺早年考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后,她的母亲起初并不是很支持,埃莉诺本人则是通过在大学里教游泳课来赚取学费,埃莉诺这种独立坚强的个性与她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从不轻易向困难低头,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模式,相当长的时期不被同事们理解的处事风格是分不开的。

  在大学期间,埃莉诺起初对辩论很有兴趣,甚至咨询过在大学有没有辩论这个专业,也是因为这一爱好,后来因为比较偶然的机会埃莉诺选择了政治学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在埃莉诺读大学时代美国的政治学教育更多的是让学生们了解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生活、爱好以及作品本身的理解,但埃莉诺本人则是对政治学的一些核心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有更多的兴趣与思考。在她读大学期间,埃莉诺受到迈尔的思想史著作《生物学思想的发展》{3}影响很大,这本书主要讨论了人们如何研究一种理论——即核心概念如何定义、组合、实证、演化和接受其它理论的挑战。这样的思维训练对埃莉诺后来走上学术生涯并取得杰出成就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埃莉诺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学士(1954)、硕士(1962)和博士(1965)学位。埃莉诺对“多中心”理论的研究起步于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也就是她现在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指导下的研究课题。在其研究生期间,由于受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一篇开创性论文“大城市政府组织模式的理论探讨”的影响,埃莉诺参加了文森特主持的研究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学术研讨会(Seminar),也就是在这里,埃莉诺第一次与她一生挚爱的丈夫文森特相识,最后相知、相爱,一起经历他们共同的学术发现和浪漫人生之旅,也就是在这个讨论会上,文森特要求每个研究生挑选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下水流域作为研究对象,任务是考察加州各地下水流域对过度抽取地下水的处理过程。这样,埃莉诺来到了一个加州西部地下水流域,开始了她对这个案例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田野研究的经历,埃莉诺决定以此作为她的博士论文“公共企业家精神:地下水资源管理的案例研究,以海水对洛杉矶地下水的侵蚀为背景”,她在论文中探讨了人们如何组织公共企业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该论文以扎实的田野研究为基础,立意新颖,分析严谨,因此获得了1965 ~ 1966年度美国西部政治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

  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荒唐的抽水竞赛不能够得到制止,洛杉矶的地下水水位一直在下降,太平洋的海水正在逐渐侵蚀洛杉矶沿海地区的地下水资源,过度抽取地下水引起的海水倒灌完全可能摧毁整个加州地下水资源。如果每年对地下水的抽取量超过地下水的平均补充量(相当于一个流域的安全产出量),储水地层的砾石和沙土就会收缩,无法再储藏与过去同等量的水,这也将会破坏整个地下水资源的储水能力;当地下水流域位于海洋附近时,地下储水水位低于海平面,将会引起海水倒灌不止,地下水资源就会被污染。这就是说过度抽取地下水一直在威胁这个地区的全部地下水资源,但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二战结束时,加利福利亚州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供水部门才开始举行会议,讨论他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埃莉诺参加了西部流域水协会定期举行的会议,这个会议为所有地下水资源开发的相关人士提供了一起讨论的平台。埃莉诺多次参与水资源占用者、州政府和相关政府官员的研讨会,并同时研读西部流域水协会的有关档案,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埃莉诺逐步认识到,加州西部地下水流域的核心治理问题有以下四点:

  第一,涉及的水生产者人数众多。大约有500个左右的水生产者,从拥有一口井的单户农民到拥有许多水井的城市供水部门,规模大小不等。

  第二,法律标准的不确定性。有三部不同的相关法律可能成为执行标准。

  第三,利益不对称。各水生产商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对地下水的依赖程度差别也很大;有些水生产商的水井已接近海岸边,并且这里的地下水都已经被过度抽取;通过法律解决纠纷并非对所有的水生产商都是最好的选择。

  第四,缺乏解决这个问题的对口政府部门。对于加州地下水流域来说,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有独立权力来单独实施解决方案。

  总之,埃莉诺发现她研究的这个案例明显具备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特征,并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加利福利亚州西部地下水流域的各种私有或公有的水生产者们改变了整个激励结构,并最终摆脱了荒唐的抽水竞赛。这就使得埃莉诺认为涉及到集体行动选择问题的案例是可能有解的。埃莉诺亲眼目睹并亲自参与了整个抽水竞赛问题解决的全过程:水生产商们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了大规模削减地下水抽取量的报告;由律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委员会经过长期谈判达成了一个得到占加州水生产量80%的水生产商们同意的协议,这个协议得到了当地法官们的认可并将此提交到加州最高法院;在整个地区建立特别水区,并对加州水生产征收抽水税,通过人工方法对流域内的水资源进行补充;水利工程师们则在沿海岸建造了一系列注水井,保护淡水不受海水的侵蚀,并使沿海岸各行政区能够参照地面水库的使用规划来规范地下水流域的使用。最后,各方相关人士终于一起创造性地解决了所面临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也就逐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多中心体系:

  首先,占水生产量80%的大多数水生产商们达成了降低地下水抽水量的协议,并得到法院强制执行。法院给所有的水生产者的年度通告中指出,若有需要协议还可根据水生产者们的生产能力变化和对协议的遵守情况对水资源分配额做适当调整。

  其次,沿海岸建造一系列注水井补充地下水。沿海岸建造了一系列注水井,保护淡水不受海水的侵蚀,并使沿海岸各行政区能够参照地面水库的使用规划来规范地下水流域的使用。

  最后,参与者们设计了特别水区。采取措施以最大可能获取地表水、对水的生产征收抽水税以及通过各种人工的方法对流域的水资源进行补充,并提请当地州议员提交到州议会获得批准。

  上述三点构成一个真正的多中心体系。虽然许多政府部门参与其中,但都不能主导所有的决定。中央政府部门——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只是应地方要求对地下水流域的地质结构和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海水入侵的严峻事实进行了调查研究。还有加利福利亚州政府、洛杉矶洪水控制区(Los Angeles County Flood Control District)、城市水管区以及11个小城市等地方部门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作用,但谁也没有主导权。除此之外,标普石油等几个大公司企业也有参与其中。

  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在集中的田野研究基础上的个案研究——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埃莉诺的重视。通过田野研究,研究者可以通过访谈获取对同一事件的多种解读与不同看法,查阅相关书面信函和文件、分析历史资料以弄清许多可能相互矛盾的信息并加深对许多复杂过程的理解程度。埃莉诺和普特迪(Poteete)、詹森(Janssen)在2010年即将出版的书中强调,包含大量田野研究、Meta分析、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在内的个案研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

  当埃莉诺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既没有奥尔森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4},也没有哈丁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公地悲剧”{5}。自1968年以来,奥尔森和哈丁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哈丁正确地界定了公共池塘资源(如哈丁描述的牧场或埃莉诺研究的加州地下水流域)参与者的收益模式,那就是公共池塘资源参与者们在短期内企图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最终导致了群体的长期损失。但在加州西部地下水流域的抽水竞赛中,埃莉诺研究的案例并没有陷入哈丁描述的困境。加州西部地下水流域抽水竞赛的治理就是一个不只依靠政府而成功解决区域复杂冲突的极好案例。在那时,埃莉诺已经意识到即便面临集体行动的公共资源管理问题,其结果不一定就会陷入哈丁困境,也并不总需要外部权威机构来把资源占用者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只要有那么一个“舞台”(Arena),并拥有可靠的数据源,利益相关者能够相互协商、互相信任、监测执行决定、创建新的设施、依情况随时调整,最终就很可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1965年,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被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聘为教授。但是印第安纳大学却没有给随夫而行的埃莉诺任何正式职位。埃莉诺起初做政府系的(Department of Government)助教、研究生辅导员(Graduate Advisor)。到了1969年,政治学系才聘请她为副教授。1973年埃莉诺辅助丈夫文森特创建了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中心(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随着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中心的成立,埃莉诺于1974年晋升为政治学系教授。2006年,埃莉诺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创建了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Diversity),并担任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在过去的30多年中,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中心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的主持下不断发展壮大,在政治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公共政策、发展研究等诸多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其手创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已经被公认为美国公共选择的三大学派之一。目前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尤其是公共资源与发展的多中心制度基础研究,为发展中国家进行政策咨询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埃莉诺除了进行一些市政改革、城市治理研究外,还主持研究生参加的研讨会,讨论的重点在于怎么从微观对各种制度安排进行分析。在1980年秋天,埃莉诺与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参加了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一个关于“指导、控制和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研究小组,时间长达1年。对奥斯特罗姆夫妇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学术之旅。在那里,他们同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讨论,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r Hood)、弗朗茨·考夫曼(Franz Kaufmann)、汉斯-君·克鲁塞尔贝格(Hans-Günter Krüsselberg)、贾恩多梅尼戈·马琼(Giandomenico Majone)、保尔·萨巴蒂埃(Paul Sabatier)、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马丁·舒比克(Martin Shubik)等人。也正是在那里,奥斯特罗姆夫妇开始思考应该从多个学科寻找灵感,而不能局限在单一领域来进行制度分析。在比勒菲尔德大学,莱茵哈德·泽尔腾——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邀请埃莉诺参加他在比勒菲尔德大学主持的与博弈论有关的研讨会,之后,埃莉诺与泽尔腾就制度分析的演化框架和博弈论对这个演化框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作用多次交换意见,泽尔腾的研究对埃莉诺启发很大。在比勒费尔德,埃莉诺与拉里·吉塞(Larry Kiser)合写了一篇关于制度分析的论文,{6}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也为她后来几十年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博弈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这使得埃莉诺能够开发出一个适应特定情境的分析模型来推测人们在特定情境下的预期行为。为了定义博弈结构并预测结果,理论必须假设:

  第一,参与者的数量。

  第二,参与者的身份。

  第三,行动空间:参与者可以选择决策树的一些特定节点。

  第四,每个决策节点可用的信息量。

  第五,共谋对结果的影响。

  第六,功能空间:参与者在决策节点的行动对应中间或者最终结果。

  第七,行动的收益和成本。

  埃莉诺建议博弈结构中的各个要件能够被概念化为她和拉里·吉塞所命名的、普遍意义上的“行动情境”(Action Situation),她认为人们可以使用一系列通用的结构元素对许多情境的利益结构进行很好的分析。

  虽然理解博弈结构中的基本构件为建立一个普适的方法来分析各种行动情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几乎没有人在文献中找到用来理解这个概念的词汇。因此,埃莉诺认为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发展一种通用语言用来考察各种行动情境背后的潜在规则。从来自加州地下水流域和芝加哥警察服务这两个案例的实地调研结果来看,部分潜在规则来自于那些参与者的社区背景。除了行动情境的自然属性和社区基础外,埃莉诺想更好地了解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行动情境之间的关系。这使她想到了用来影响这7个行动情境中基本构件的7种潜在规则。{7}这些规则概述如下:

  第一,身份规则:规定一系列身份以及有多少参与者分别拥有这些身份。

  第二,边界规则:又称进入与退出规则,规定参与者如何获取或脱离这些身份。

  第三,权力规则:规定每个节点身份所赋予的采取特定行动的权力。

  第四,聚合规则(如多数原则或一致原则):规定节点参与者们的选择如何直接、间接决定最终结果。

  第五,信息规则:规定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渠道,以及哪些信息必须、可能、或不能共享。

  第六,范围规则:指明能被影响到的结果。

  第七,偿付规则:指明收益和成本如何在不同身份的参与者之间分配。

  为了分析支撑“行动情境”的这7种规则的适用性,埃莉诺选择了几个模型,这几个模型都很重要并被广泛研究过,但各模型对于民选官员和事务官僚对公众服务的产出成本的计算各有不同。唐斯(Downs)、尼斯卡宁(Niskanen)、罗默和罗森塔尔(Romer&Rosenthal)、麦桧(McGuire et al)的模型预测都有不同结论,{8}那么谁的模型是正确的?埃莉诺分析了每个模型背后的潜在规则结构,发现他们各自的模型其实都是正确的,只是每个模型背后的潜在规则不一样。这些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允许不止一个事务官僚与民选官员进行讨价还价的问题(边界规则);是否给事务官僚或民选官员控制议程的权力问题(权力规则);是否允许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将预算水平恢复现状或降为零的问题(聚合规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相同情境下作出的预测如此不同。但寻找影响“行动情境”的 7种规则不是埃莉诺为深入理解这些规则而投入的最后努力。在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著作的强烈影响下,埃莉诺觉得界定一个行动是否必须、禁止或允许的规则特征应该是多样化的,这些思考也为她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学者们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公共资源占用者解决公共资源困境的能力与哈丁的预测相反。{9}正是由于总体上接受了公共资源占用者克服哈丁困境的可能性,当时美国刚刚组建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mmission)开始推动对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研究。作为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埃莉诺开始思考为什么有些公共资源占用者能克服他们面临的公共资源困境,而有些公共资源占用者则陷入困境并最终毁掉宝贵的公共资源。埃莉诺开始认识到实证结论与理论推测的完全脱节,虽然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许多公共资源占用者(并非所有)找到了解决公共资源困境的出路,但是还是有许多人预测说这是不可能的。

  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的一个主要活动是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若干工作组分别讨论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内的案例。由于不同学科强调的标准、重点、变量不一样,委员会要求学者们必须在罗纳德(Ronald Oakerson)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内讨论各自的案例。后来,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总共讨论研究了至少1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共资源管理的相关案例。为了对这些案例进行进一步整理、分析、研究,埃莉诺和威廉(William Blomquist), 詹姆斯·文施(James Wunsch), 施拉格(Edella Schlager), 唐(S.Y.Tang),沙龙(Sharon Huckfeldt)建立了公共池塘资源数据库。建立这样一个涉及渔场、森林、灌溉等各种资源并且信息丰富、值得信赖的数据库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对埃莉诺和她的同事们来说是一个实质性的挑战。因为这些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案例研究者们往往只是记录那些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被认为很重要的变量和信息,往往忽略其他相关变量和信息。埃莉诺和同事们花了几年时间仔细分析每个案例数据的质量与普遍性,有时候为了进一步丰富案例信息,就与案例研究者直接核实数据。在她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从这些数据中获取了许多深刻见解,数据范围涉及灌溉{10}、渔业{11}和跨部门分析{12},并据此进行正式的关系模拟、实验研究和假设验证。{13}为了发现长期维持的世代遵守的公共池塘资源规则的奥秘,埃莉诺对公共池塘资源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了有效编码和分析。埃莉诺花了几周时间重新阅读这些案例,重做统计分析,她起初考虑到是否能从那些成功案例的特殊产权安排去识别制度得以延续的原因,但她后来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之中,后来,她觉得应该放弃这样的努力,而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那些成功持续很长时间的制度体系中理解普遍性更强的法则。她把这些法则称为“设计原则”(Design Principles){14}。

  埃莉诺并不认为发明了成功持续数百年的公共资源产权制度的灌溉者、渔民、林区居民或者相关人士心目中就一定有清楚的设计原则,就如同并非所有的画家都受过专门的绘画训练,并知道他们创作一件杰出作品的“设计原则”一样。因此,埃莉诺认为在这些长时间成功持续的案例中一定潜藏着设计原则,也许这些设计原则可能连参与者本人都不清楚。

  埃莉诺研究了大量案例来发掘其中的设计原则。之后,她界定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八项原则:

  第一,清晰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

  第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

  第三,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

  第四,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资源占用的监督者、占用者负责人,或占用者本人。

  第五,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的制裁(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性质和严重性)。

  第六,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和官员之间的冲突。

  第七,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的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

  第八,分权制企业。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企业中,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

  埃莉诺认为,这些“设计原则”是在大量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它们是长期有效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制度的基本构件,这些设计原则对公共池塘资源及其相关制度的存续性提供了一种可信的解释。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将设计原则和那些失败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这些失败案例是否也是以这些设计原则为特征的,如果是的话,这一原则将不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成功制度和那种无法长时间维系的制度的根本区别,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那些失败案例没有这些设计原则的特征。这也就是说,埃莉诺的设计原则是有效的,但是她感到这些设计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

  事实证明,埃莉诺的努力是有成果的,很多学者读了埃莉诺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这本书后,发现他们在各自领域里面运作良好的自主治理系统都具备这些设计原则特征,而那些失败的案例则没有这些特征。埃莉诺的同事们已经在政治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建立起了一个数据库用来随时记录文献检索出来的新的案例信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考克斯发现,只有10%的研究不支持“设计原则”解释制度长期可持续的有效性,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小范围的改进建议。{15}考克斯等人同时呼吁读者不要将“设计原则”等同于设计蓝本,有些读者正是由此而误读“设计原则”。

  在早期,除了对自主治理理论和公共池塘资源的产权制度进行研究外,埃莉诺还使用自主开发的编码格式对公共池塘资源数据库做了Meta分析,这个数据库保存着世界各地的森林资源和森林制度研究的最丰富信息。埃莉诺并不只是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由社区管理的公共资源上,她后来的研究涉及到了各种管理模式的公共资源——政府管理模式、私人管理模式、合作管理模式、社区管理模式和放养式管理模式等。为了方便这种开放式研究的开展,埃莉诺和她的同事因此创建了一系列研究中心,成网络状分布在12个国家,她认为知识的联合生产是很有必要的,人们需要建立一个合作网络,但每个研究者都使用相同的逻辑和数据收集形式来处理数据,网络中的每个研究中心都专注于对所在国的森林资源的研究,因此,他们也有长期的兴趣和动力研究怎样改进森林资源的治理模式,以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多中心”的研究布局。

  由于多年的合作研究经验,埃莉诺发现,建立一种让教师与学生进行合作研究的模式是极其重要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埃莉诺与她丈夫主持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中心里每个学期都有一系列的与制度研究相关的讨论会,时间在每个星期一中午,来自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政治学,偶尔还有来自一些其他学科的老师和研究生,一起参与到讨论中。到2010年2月为止,这个讨论会已经举办了928次。

  这种模式的讨论会给了埃莉诺许多思想上的灵感与火花,使得她的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埃莉诺觉得做学术研究和工匠造房子一样——那就是运用多种研究工具,学会与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工作和研究。这种多学科背景下的学者们一起进行讨论研究的模式可以说是“多中心”理论的另外一种实践。

  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制度分析学者们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埃莉诺认为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同时面临许多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不要陷进“追求万能药陷阱”。即使知道这个世界是多变的,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仍陷入了这种陷阱——即妄想只用一种方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要去寻找一种万能药。最好的例子是1968年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公地的悲剧”的文章。这个理论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分析,资源(这里举的是草场的例子)向所有人开放,草场上的人掉入一个陷阱,就是所有人都不得不过度放牧,如果要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就必须有外来的力量来管理,强加在这个系统之上。比如说政府、私人。现在有些学者又开始推崇社区控制作为一种万能药来解决这些问题,不管这个资源的面积是大还是很小。

  第二个主要挑战就是进一步研究影响行动情境的因素。行动情境主要描述的就是个体如何在外界因素限制下做出选择。那么怎样看待这种限制呢?我们首先要明确每一参与者在行动情境中所承担的身份以及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行为对潜在结果的影响,然后回答一系列问题:每个参与者都有哪些信息?他对潜在结果有怎样的控制力?他如何做出行动选择?哪些结果是可能的?与结果相关的收入与支出是什么……这些问题告诉我们,行动情境内部存在多种决定行动者选择取舍的变量。这些变量在一个既定的行动情境内能对个体行为及其结果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这些变量的获得、解释及判断等。

  第三个主要挑战是进一步发展适用于各种制度背景的个人选择理论。在运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解释个体行为时,假设个体拥有无限计算能力和净收益最大化的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行为比较简单或者行动者掌握相关变量的完全信息时,相对有效。如果面临一个相对简单的决策情境,并且信息对称时,个体行为可以呈现为一个约束条件下求最大值的简单问题。充分发展的个人选择理论往往涉及一些极端的假设,诸如无限的计算能力和充分的个人净效益最大化。现在的市场行为理论也几乎是建立在完美信息与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的。但许多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的利润情境非常复杂,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缺乏竞争性市场的完美信息。因此,人们需要替代建立在完美信息和效益最大化基础上的完全理性的公理化假设。{16}然而,在行动情境复杂且不确定的情况下,可选择有限理性的假设来取代上述极端化的假设。行动情境主要描述的就是个体如何在外界因素限制下做出选择。

  第四个挑战是目前存在的广泛认识是复杂的制度安排不会自动变得混乱。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们早就了解这一点。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挑战是获取复杂系统的知识,{17}而不只是将他们人为地简单化。

  第五个挑战是我们要接受而不是拒绝复杂性。科学进步包括要理解多层级的可分解的复杂的系统。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体内部可以分解为很多系统,比如说心血管系统、循环系统、信息系统,还可以分解为很多次一级的系统。同时,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的。有些时候,有些人会想我们不要考虑那么复杂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假设成一个简单的系统,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从文中可以看出天才思想家埃莉诺“多中心”理论的发现之旅,正如埃莉诺本人强调的,我们往往关注的是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本身,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思想的发现、创造、实证与演化过程。

  多中心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多中心”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市场与国家之外发现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8}在“多中心”理论之前,存在着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和托马斯·霍布斯的主权理论两种社会秩序观。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让我们看到这两种秩序观的明显不足。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正是在这两个著名理论的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多中心”理论看到了两者的不足,从而在市场和国家之外揭示了公共事务发展的内在社会秩序。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J·阿罗系统地阐述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杰出贡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创新之处是把整个体制看成是由互动的公共机构构成的体制,而不是由个人控制的单一体制……实际上,它们必须与其他公共控制机构在同一层次或者不同层次上综合在一起”。{19}

  我们看到,“多中心”理论在埃莉诺长期不懈的钻研下日趋完善,其适用范围和解释力度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以往的一些简单概念有了充分的案例支持。如前文所述,传统观念认为,公共池塘资源只能由政府管理或者在私有化后交由私人管理。基于多中心的公共池塘资源自治理论摒弃了这种狭隘的观念,认为公共池塘资源在资源占用者自主发起的制度安排下可以取得良好的开发与维护。可以说,“多中心”理论允许我们把从操作层面观察到的实际经济行为、结果与从集体行动层面和宪法层面进行的制度结构抉择联系起来,增加了资源自主治理的持续性和可预见性,这为资源的合理利用奠定基础。

  “多中心”理论建立起一个公共事务治理的微观分析框架,实质上开拓出了公共管理宏观问题的微观分析方法,“多中心”理论解决了管理权力应该怎样有效地分与统的问题。事实上,我国政府改革中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说法在这里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够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多中心”理论对我国公共事务治理的实践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自主治理理论的产生源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局限,自主治理理论强调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互动,寻求的是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善治”的社会体制。 {2}奥斯特罗姆教授所研究的资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益物品,也不是私益物品,它们介于两者之间,是难以排他同时又分别享用的物品,作者称之为Common-pool Resources(CPR)。为了体现CPR的独特含义,决定统一译为“公共池塘资源”,它有别于不可排他、共同享用的公益物品,有别于可以排他、个人享用的私益物品,同时也有别于可以排他、共同享用的收费物品,它是难以排他但分别享用的物品。 {3}Mayr, E.,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4}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1965. {5}Hardin, R., “Collective action as an agreeable n-Prisoners’ dilemma”, Behavioral Science, Vol. 16, No. 5, 1971, pp. 472-81. {6}Kiser, L., Ostrom, E., “The three worlds of action: a meta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E.Ostrom(ed.),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 Sage, Beverly Hills, CA (1982), pp. 179-222. {7}Ostrom, E., “An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Public Choice, Vol. 48, No. 1, 1986, pp. 3-25. {8}Downs, A.,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Niskanen, W.A.,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1. Romer, T., Rosenthal, H., “Political resource allocation, controlled agendas, and the status quo”, Public Choice,Vol. 33, No. 4, 1978, pp. 27-43. McGuire, T., Coiner,M., Spancake, L.,“Budge maximizing agencies and efficiency in government”, Public Choice, Vol. 34, No. 3, 1979, pp. 333-59. {9}Berkes, F., “The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problem and the creation of limited property rights”, Human Ecol.,Vol. 13, No. 2, 1985, pp. 187-208. McCay, B.J., James, M.A. (ed.), 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The Culture and Ecology of Communal Resources, Tucson, AZ: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Netting, R. M. “Of men and meadows: strategies of alpine land use”,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45, No. 1, 1972, pp. 132-44. {10}Tang, S.Y.,“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mmon-pool resources”, Public Admin. Rev., Vol. 51, No. 1, 1991, pp .42-51. Tang, S.Y. Institu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Self-Governance in Irrigation, San Francisco, CA: ICS Press,1992. {11}Schlager, E., Model specific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the governance of coastal fisheries, PhD thesis.Indiana Univ., Bloomington, 1990. {12}Schlager, E., Blomquist, W., Tang, S.Y.,“Mobile flows, storage, and self-organized institutions for governing common-pool resources”, Land Econ., Vol. 70, No. 3, 1994, pp. 294-317. {13}Ostrom, E., Crafting institutions for self-governing irrigation systems, San Francisco, EE. UU.,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1992. Ostrom, E., Garduer,R., Walker, J. Rules,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Ann Arbor, EE. UU.,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14}设计原则是指实质要素或条件,它们有助于说明这些制度在维持公共池塘资源、保证占用者世世代代遵守所使用的规则中的成功原因。 {15}Cox, M., Arnold,G.,Sergio, V.T., “A Review and Reassessment of Design Principles for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 2009. {16}Ostrom, E., Garduer, R., Walker, J. Rules,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Simon, H.,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2n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Williamson, O.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17}Axelrod, R., Cohen, M.D., Harnessing Complexity,New York: Free Press, 2000. {18}McGinnis, M.D. (ed.), Polycentricity and Local Public Economies:Readings from the 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Ann Arbor: Univ.of Michigan Press, 1999, p. 405. {19}Ostrom, E., Parks, R.B., Whitaker, G.P., Patterns of Metropolitan Policing,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Cambridge, MA,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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