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10年第6期 >> 正文

裤脚上的阶级斗争

——“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

孙沛东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访谈案例归纳出了“文革”时期广东出现的“奇装异服”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了国家对个体着装实践的规训机制,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探讨了它得以实施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服装秩序和着装政治是统治者赖以规范社会,建立社会共识及其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手段。

一、引言

  “文革”前夕,国内各级报刊对“奇装异服”进行了全国性的讨伐。①这实质上是“文革”时期“破四旧”的先声,当时红卫兵满街盘查路人的裤腿尺寸、头发长短,普通民众因为发型、着装的原因而被剃“阴阳头”,被剪烂衣服,被戴高帽游街批斗,甚至为此而自杀身亡的荒谬事情每天都有发生,全国性的暴力与恐惧因此而蔓延。②现在看来,官方对“奇装异服”的全国性征讨,实则是“文革”的第一声惊雷。

  在其后的十七年里,“奇装异服”一直是一个污名。③直到1983年12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就精神污染问题发表讲话,才算是为“奇装异服”平反。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要注意的问题时,他说:“第一条是服装问题,穿衣服的问题。现在穿的衣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包括你们今天穿的。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着衣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外国人看我们的女同志总是穿长裤子,也认为是奇装异服。”④

  作为“社会的皮肤”,⑤身体及其装饰物是研究私域与公共空间,结构与能动的理想场域。着装,这原本属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领域内的私事,何以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党同伐异的阶级斗争工具?“奇装异服”如何与“精神污染”挂钩起来?究竟什么是当时的“奇装异服”?什么又是“革命服装”?服装与革命如何关联起来?在“文革”这种特殊的权力、文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政治之间如何互动?个人发挥其能动性(humain agency)时是如何被赋权或者被夺权的?⑥

二、研究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资料形式包括地方志,相关文献、文件,学者的著述,具有代表性和有一定影响的期刊、报章,同时搜集利用国外的相关资料以增强对背景知识的分辨与分析能力。

  本研究的相关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主要是对“文革”时期广东地区市民进行深度访谈,并尽量获取他们当时的日常生活照片。⑦借鉴邓津(Norman K. Denzin)所做的“生活史个案研究”,⑧笔者选取的访谈对象年龄都介于45 ~ 80岁之间,“文革”期间,这些受访者几乎都在广东地区工作或学习,仅有一位受访者在这段时间内被外派到非洲工作。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遵循由近及远的谈话思路,请被访者讲述他们自身及周围人(包括家人、同事和朋友)的着装及对“奇装异服”的看法,再追述“文革”期间自己和周围人的日常着装,以及对“奇装异服”的印象和相关故事。根据埃尔潘(Nicolas Herpin)的研究经验,⑨在访谈中,笔者动员访谈对象出示“文革”期间自己的照片或家庭照片,并围绕当时的服装和时尚进行评述。

三、“奇装异服”的类型及特点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言之,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因此,“封、资、修”便成为“文化专政”的对象。“文革”伊始,服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举例来说,布拉吉被认为是“修正”,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旗袍被认为是封建余孽,稍微花哨的衣服便被认为是“奇装异服”,统统遭到批判。

  “文革”期间,包括广东在内的各城市居民的服装几乎是千篇一律,一律穿“革命服装”。不分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甚至性别,民众都以军装、工作服、中山装(包括正式的中山装、“同志装”、“军干装”和“企领民装”四种)、列宁装和红卫装为主要日常服装,服装式样极为单调。当时,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也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很多深受人们喜欢的服装面料和款式都被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有些花色品种被批判为“反动图案”。灰色、黑色、蓝色、草绿色(广东人称之为“黄色”)四种颜色是当时领导潮流的主色调;“的斜”、卡其布和“坚固昵”质地的服装共同引领那个特殊年代广东城市居民的着装时尚。

  那么,究竟什么是“奇装异服”?就“文革”十年而言,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所指不同。就上海而言,1969 ~ 1973年的“奇装异服”主要指“混沌领”、“烧买领”、“黑包裤”、“大翻领”、“阔卷边”、“大尖领”、“大贴袋”、“大钮扣”、“女式透明尼龙衬衫”和“喇叭裤”等。⑩而在广东,根据访谈案例,笔者将主要选择“文革”时期该地区出现的四种主要的“奇装异服”加以介绍。

  (一)“喇叭裤”与“无产阶级牛头裤”{11}

  中国南方农民在稻田里劳动时,一般穿“牛头裤”,它是一种短裤,多为粗布缝制,没有口袋,不用穿皮带,只用一根橡皮筋箍着,式样好似牛头状,便于跪或蹲在泥田中劳作,因此得名。广东粤北地区壮族农民尤其喜欢这种裤子,男女裤子的式样没有差别。同时,这种短裤在我国南方地区普遍流行,通常可以用作内短裤,也可以外穿,上海地区称之为“三脚裤”,鲁迅的杂文《女吊》中对这种服装也有记载。{12}实际上,不但农民穿“牛头裤”,城里人也穿这种裤子。其穿法比较独特:穿时要用左、右手把裤的两边揸起,左一摺右一摺,卷好裤头,再用裤带扎好。牛头裤裤头阔、裤裆深、裤管宽,因季节而有长短之分。{13}“文革”期间,囿于国内的政治气氛,广东人流行穿一种特殊的“牛头裤”,被称为“无产阶级牛头裤”。事实上,这种裤子是他们将港澳台地区或海外亲戚朋友带回来的西装裤、窄脚裤、喇叭裤或者是牛仔裤改制成的“无产阶级牛头裤”。从前文的介绍可以得知,喇叭裤裤腿又宽又长,而“牛头裤”又短又窄, “文革”期间布料供应紧张,全年每人仅有一丈三尺六寸,在革命形势的压迫下,广东民众被迫将一条条崭新的“资产阶级喇叭裤”改成一条条“无产阶级牛头裤”。

 

  受访者F,男,高中文化,57岁,“文革”时期在东莞插队,现在是退休干部。作为亲历者,他告诉笔者:

  

  我有哥哥在香港,还有姨妈和其他亲戚都在港澳,香港亲戚拿回来的衣服,后面有一个牌子,有英文的,在衣领上面,(我们)就拆了那个牌子。总之不想脑袋里有一种外来的、洋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将来会腐蚀自己,会使自己变成“修正主义”,所以那时候要通过学习,时时警惕自己。由于那时候的布少,不可能说带回来一条喇叭裤都不要,那时肯定要的,所以就改了它。或者是把整条裤子拆掉,改掉它,再重新做过。那时候有一种说法是“改一条无产阶级牛头裤穿一下”。{14}

  

  受访者的母亲和姐姐也曾经将喇叭裤修改成比较中规中矩的西装裤:

  

  人有时候那些思想就是跟着潮流来的,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很超前,很什么的,那些人不接受你,看不起你……会鄙视你,或者觉得你是属于流氓阿飞那一类,那时候整个思潮是这样子的。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喇叭裤带了回来,实质它也是西装裤,但是它的裤脚是宽的,喇叭形的,我们拿回来后,姐姐、妈妈会将那个裤脚剪掉,把它改成直筒的西装裤。那时从外面带回来的衣服如果有外国的牌子,就要把领子里面的牌子剪下来。{15}

  

  被访者H,女,小学文化,73岁,“文革”时期担任广州某硫酸厂车间主任、副书记,1968年10月作为工厂派出的上山下乡队伍的“带队干部”,到广东从化工作了13个月,现在已退休。她向笔者讲述了自己听来的故事:

  

  我就没见过,不过是有人回来诉苦说自己上街穿喇叭裤被人剪裤脚了。也不知道怎么会被人剪了。那时有人负责上街巡查,专门剪“奇装异服”,就是那种短短的、窄窄的衣服,尤其是喇叭裤。不过那时候很少人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们工厂这么大也只有一两个被人剪过衣服而已,因为那时大家都比较老实的。总之,被人剪过以后就不敢再穿了,很丢脸的嘛。{16}

  

  事实上,广东毗邻港澳台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喇叭裤较其他城市更容易进入民众的日常着装系统。喇叭裤成为一种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奇装异服”。喇叭裤从它一开始出现就受到了多数人的鄙视和反对,穿喇叭裤出现在革命群众的视线中,肯定会被人指指点点,成为众人口中“不正经的人”。穿喇叭裤甚至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着装者被视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流里流气”、“不三不四”。在当时,穿喇叭裤者,在很多人看来多为地痞、流氓、小混混,喇叭裤几乎成了当时不良青年的标志服装。

  毫无疑问,喇叭裤的出现对当时合法性着装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为何最终是喇叭裤在传统与新潮交锋的最前沿,而不是其他服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喇叭裤打破了裤链开口位置的男女差别。在它出现之前,女装裤从来都是在右侧开口,而喇叭裤不论男女,裤链全开在正前方,这一变革可能让当时成年累月穿惯了直筒裤的人难以接受。第二,低腰短裆、紧裹臀部的喇叭裤凸现了着装者的身体线条,有悖于当时普遍比较宽大松散的着装规则。第三,喇叭状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向下逐渐张开,形成喇叭状,有的裤脚能宽大到像一把扫街的扫帚。这种造型也使一些老年人视喇叭裤为“不男不女,颠倒乾坤”的不祥之物。

  因此,在“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情境下,喇叭裤因为其设计特征对现行服装秩序构成了某种挑战,所以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存在。而普通民众修改裤子的案例更加表明裤子与政治忠诚度和阶级属性之间的紧密关联。被访者提到“洋货”后面的英文吊牌必须要剪掉,因为“不想脑袋里有一种外来的、洋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否则“会腐蚀自己,会使自己变成‘修正主义’”,这表明一件普通的日常用品也“被具有”某种阶级属性,消费者的阶级属性与其消费品的阶级属性高度一致,“你就是你所消费的物品”,这实际上是通过阶级属性将人等同于物品。此外,有被访者认为当时的普通人都比较“老实”。所谓“老实”,实际上就是对现存服装秩序的顺从。顺从背后隐含的是当局对合法性着装秩序的绝对权力和控制。最后,“文革”时期对“奇装异服”的“社会制裁”{17}与个体的脸面紧密相连。“树活皮,人活脸”,这足以说明“面子制裁”对普通中国人的强大震慑力和胁迫程度。

  (二) “窄脚裤”与“资产阶级腊肠裤”{18}

  被访者B,男,56岁,初中毕业,“文革”时是军人(文艺兵),现为公务员,他回忆:

  

  “文革”时期,女人穿军装就觉得她有革命气派,女孩子都穿军装而不穿裙子。裤就不准窄,要可以塞下一个“九江米酒”瓶,这样就合标准,裤脚窄就要把它剪开,有工作人员纠察,窄脚裤叫做“资产阶级腊肠裤”,不准那样的,一定要能塞下一个瓶,这样就叫做革命化的着装。所以那时候不论男女都穿军装,解放军式的,都觉得没所谓,男人觉得女人有一种斗气,有斗志、勤力、勇敢,就是很正派,很革命的了。{19}

  

  提到“剪裤脚”,很多受访者都清晰地回忆起往事。当时规定裤脚的宽度是七八寸,一旦纠察队员发现某人的裤脚低于这个规格,立刻就剪掉,之后还会拿一只“九江米酒”瓶去测量。被访者M,女,初中文化,62岁,“文革”时期是广州棉纺一厂女工,现在是退休工人。她回忆:

  

  “文革”期间,在商场、街口都会有红卫兵拦截那些裤脚窄的人。以前不允许你穿窄脚裤。那些穿窄脚裤的人就会被红卫兵拦住,然后红卫兵把一个米酒瓶塞进裤脚里,如果塞不进去就立刻把裤脚剪掉,因为要求穿宽裤脚,裤脚起码要六七寸才符合规定。以前在街口和那些小商店里面都会有红卫兵,他们一见到有人裤脚不符合规定,就把瓶子塞进去,塞不进去就用剪刀剪。大家都人心惶惶,每个人都换回那些宽裤脚的裤子来穿。{20}

  

  偶尔有大胆者敢于尝试,则被当作奉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进行批斗,而被批斗者往往羞愤难当,甚至出现自杀的情况。被访者Z,女,初中文化,50岁,1971年初中毕业后在H县HS林场当宣传队队员,1973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在H县HT小学当老师,退休前是广州某工厂工人。“文革”初期,她正在上小学,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那时我们小学有个姓曾的老师,人很好,教体育的。他那时候穿过一件香港亲戚送的窄脚裤。学校广播叫我们去操场开会,就听到校长说:“大家别吵啊,静下来!革命群众说了,把我们学校地主子女ZSQ揪出来!”接着,曾老师就被拉上台了,红卫兵拿剪刀把他的头剪成十字形,又给他带上一个牌。斗的时候,学生啊,老师啊,被他老窦(粤方言,指父亲)老母剥削过的那些人,气的时候会用墨水浇他脖子。后来可惨了,他自杀了,割脉,送去医院抢救,没死。后来学校放假的时候,老师集中开会学习,他上吊死了。{21}

  

  “文革”时期,对民众生活风格强求同一化,对遵从者给予精神嘉奖,对抵制者或反抗者进行羞辱(包括人身羞辱和人格污蔑),后者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制裁。所谓“奇装异服”,是针对具有“合法性”的着装而言。凡是不符合“党化教育”的、与现行“合法性着装规范”相抵触的、非正统的着装都被贴上“奇装异服”的标签,这是一种特殊的“污名化”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的结果是“非法着装者”遭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力量的歧视和污蔑,甚至迫害,内心产生一种“情绪制裁”,{22}即一种“负罪感”和“耻辱感”,从而摒弃“奇装异服”,驯服并依从现有着装制度。

  (三)“匙羹领”、“蝴蝶结”与“封、资、修”

  被访者D,男,60岁,广州造船厂工人,现已退休。他谈到红卫兵对敢于穿“匙羹领”的工人的惩罚时,回忆说:

  

  那时候如果想把工作服改得时髦点,就会被人称为“封、资、修”,香港亲戚多难得拿一件衣服过来,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要你把它改七改八,完全变了样。你一穿得稍微时髦点的,比如“匙羹领”、窄脚牛仔裤就惨了,就被叫做“封、资、修”,那些红卫兵就拿起剪刀把它从裤脚剪到大腿,那你还敢不敢穿?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就是怕,只能跟着这个社会,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23}

  

  被访者C,女,初中文化,56岁,“文革”期间在广东花县XH公社GT大队插队,现在已退休,之前是广州市某工厂工人。“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她正读初中,一位同班女同学穿过一件香港亲戚送的带蝴蝶结的衣服,这件衣服给女同学带来了厄运:

  

  隔壁班有个同学穿了一件香港亲戚朋友寄给她的,有一个很小的绑带蝴蝶结的衣服,就被当时的积极分子抓了去批斗。首先是剪掉她的蝴蝶结,接着剪她的头发,剪得很难看,然后给她挂上一张写着她“罪行”的大牌子,之后一大堆人对着她又批又斗,又打又骂。{24}

  

  这件事情给被访者带来深刻的影响:

  

  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穿衣就变成一个样了。之前可能衣服的颜色都会稍微鲜艳一点,不会那么阴沉,而且可能款式也不那么单一和千篇一律,而且小学的时候我们女孩子都会扎马尾的,那件事之后,我就剪了短发,衣服都很正规。{25}

  

  “文革”期间,如果有人没有选择军装或者工人装,他(她)就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和怀疑,问题直指其阶级归属。受访者D,男,大专,56岁,“文革”初期在广州毛巾厂当工人,之后插队,现为幼儿园园长,他告诉笔者: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如果你不是穿那两种,军干装或者是工人装,那你是什么人呢?别人就会在心里打一个问号!一个大问号啦!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剧一样,我想就是囚犯的衣服会特别一些之外,其他人的衣服我们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不穿那两种衣服,那你是什么人呢?你自己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希望别人去打一个问号,你就自然地去穿那两种衣服啦。{26}

   

  “文革”时期,这种关于“合法性着装”的价值评判体系的唯一提供者是国家。国家利用现有强大的舆论宣教机器和严密的单位制科层管理体系,对“奇装异服”的尝试者和“觊觎者”进行了严厉的社会制裁,因此,普通民众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具“合法性”的服装作为自己的日常主要着装,以此建构自身需要彰显、放大或者缺乏的阶级属性,以此表示对“合法性”着装秩序的顺从。这样一来,国家通过特定的着装制度实现了对社会的整合。

  (四)“白西裤”与“资产阶级”、“亚非流氓” 

  “文革”期间广东地区居民所穿的裤子一般是“老三色”,即蓝、灰、黑三色,最多还包括咖啡色,但大都属于比较净色和深沉的颜色。因此,如果有人穿上浅色的裤子,就很容易在一片深色的海洋中被凸显出来。被访者F,男,高中文化,57岁,“文革”时期在东莞插队,现在是退休干部。他回忆:

  

  只有衬衫是白色,那时候裤子都没有白色的,没有人穿白色的,一穿白裤子,怎么说呢,就好像很资产阶级似的,洋气一点的就是资产阶级,就像“亚非流氓”了。{27}

  

  “文革”期间,出身不好的个体通常都进行了虔诚的自我改造,他们非常注意与“封资修”划清界线,以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一百个人的十年》中记载了一位出身大资本家家庭的小学教师的故事:

  

  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天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28}

  

  个体的安全感完全建立在领导的态度和掌控之中,国家控制和国家权力透过各级权力体系渗入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个体时刻处于反省与自我剖析的循环往复式纠缠与清算的怪圈中。“文革”爆发前,这位小学教师有一条非常漂亮的白西裤,只在宾客云集的元宵节穿过一次。他当时觉得挺好看,但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须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条西裤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走。”{29}他甚至富有创造性地总结出“安全系数”的推算公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 + 尽可能普通平常的着装 + 谨言慎行 = 安全系数”。{30}

  事实上,在“革命至上”的特殊历史时期,人为的着装形象是国家及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个性和自由意志的化约,即对多元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化约。从这个意义上讲,服装秩序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弱势群体,尤其是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的意愿和诉求往往遭到“革命”的排斥,被淹没在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多数被访者不能清楚地说出这些被视为另类的服装出现的具体年份,同时笔者也缺乏其他的证据支持,不管是广东的地方志,还是其他相关史料,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明确记载。因此,笔者对这一时期广东地区出现的“奇装异服”也不能给出对应的时间表。

四、“奇装异服”的标准及“合法性”着装的界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地区判定所谓的“奇装异服”究竟是以什么为标准呢?1964年6月10日《羊城晚报》上以 “广州服装技术学习组”署名发表的一篇题为《什么样的衣服算是奇装异服》的文章,提纲挈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例如:女装的敞袒胸部的袒胸领、彻底暴露肩腋的背心袖、包紧屁股的“水桶裙”、紧束腰部而故意突出胸部的其他怪样的衣服,都被认为是奇装异服。至于男装的“牛仔裤”(又名“瘦脚裤”)、不男不女的花衬衣也不例外。

  这些怪样的衣服的特点,一是卖弄风情,刺激别人的感官;二是有损健康,不利于肌体的活动。而所有这些奇装异服,又全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与我们勤劳、朴素、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风尚背道而驰。{31}

  

  进一步讲,社会上有关“奇装异服”的标准确立之后,究竟由哪个群体掌握这一标准,又对哪些群体实施规训与惩罚?这就牵涉到群体的分类。“文革”期间,按照阶级出身(即社会给定的政治身份),将民众主要划分为三类人,就本文所涉及的研究地域而言,广东省革委会规定: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属于“红五类”;将戴帽列入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原组劳人员,反动、不法资本家等叫做“九种人”,即“黑九类”;“灰五类”指介于革命的“红五类”和反革命的“黑九类”之间的人及其子女,出身多为职员、店员、医生、教师、记者、小商小贩或自由职业者,经济、政治上大体属于小资产阶级一类。{32}显然,“红五类”对“灰五类”和“黑九类”的着装是否属于“奇装异服”最有发言权,他们掌握着后面两个群体的日常着装是否符合规范的话语权。一般而言,那些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只能小心翼翼地屈服与顺从。

  因此,这就最终涉及到“文革”时期国家宣称和规定的“合法性”着装的界定问题。所谓“合法性”着装指作为国家机器涉及的各级干部和作为这套国家机器运行的阶级基础的工人、解放军和农民的着装,即军装、各种“中山装”、工作服和农民的服装。“文革”期间,具有“合法性”的着装的衡量标准主要是满足“三个有利于”: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劳动,有利于工作的简单、朴素和整齐划一。

五、国家对“奇装异服”的规训机制

  国家对“奇装异服”的规训机制可从三个层次分析:政治高压、消费约制和心理控制。

  (一)政治高压

  就普通民众的着装而言,国家的政治高压体现在对“奇装异服”的打压中。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 树立“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加强宣传来诉诸民众的正面响应,反对 “奇装异服”

  1964年6月7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发表了题为《坚决拒绝裁制奇装异服——高美服装店职工勇于保护社会好风气》的一文,它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这篇报道是针对“奇装异服”而发起的大辩论、大批判。

  讨论是从一件服装式样的争论引起的。1964年5月,有个女顾客到上海高美服装店定制一条裤子,她要营业员把裤子臀部尺寸量得特别紧,脚管做得特别小,营业员不愿意裁制这种怪式样的服装。女顾客责问:“难道穿小脚管裤子就有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影响社会风尚?”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事后,一位商业工作人员写信把这件事反映给《解放日报》,信末写到:“我们认为高美服装店营业员做得很对,这一‘关口’把得好,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能让旧社会的奇装异服‘借尸还魂’。”报社发表了这封来信,并加了“编者的话”:“这不仅仅是一件怎样对待什么服装式样的小事情,而是一个要不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文章最后号召读者就此事来信来稿,积极参与讨论,明确个人衣着喜好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33}

  这篇读者来信刊发之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全社会对“奇装异服”的讨论。许多工人、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商业人员、部队战士、教师、学生、普通民众纷纷写稿、写信发表自己的意见。根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34}之后四个多月,《解放日报》收到这方面的来稿、来信共有1690多件。许多单位的党、团组织也针对这件事情,通过学习会、谈心会、黑板报、壁报等形式,发动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讨论,{35}以明辨是非,提高认识。不少读者在给《解放日报》的来信中指出,奇装异服是资本主义产物。在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和不务正业的流氓、阿飞看来,奇形怪状的服装,正好适应他们荒淫颓废的生活方式和空虚没落的心理需求。而劳动人民喜爱的则是经济实惠、舒适方便、朴素大方的服装。

  这场对“奇装异服”的批判,充分突出和强调了服装的革命色彩和政治意义,迅速波及并影响到全国上上下下,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场针对“奇装异服”的全民“围剿”。《解放日报》当时发表的社论指出,社会主义商业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经济工作。做买卖首先要讲政治,通过商品的购销活动和服务措施来提倡新的道德风尚和生活作风,以新的东西去战胜旧的习俗。这种强大的政治宣传在普通民众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迹:

  

  我们穿衣有一些人敢将个性表露出来,有一些不敢,迫于当时那种社会言论,指责,或者当时的家长,因为当时家长比较保守,因为社会上的言论大篇幅都是指责这些所谓穿奇装异服的人,包屁股、小裤脚就是“唔好人”(粤方言,即“不是好人”),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怪现象。{36}

  

  因此,“奇装异服”被批判为追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是“腐朽的、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着装上的低级体现。这次关于“奇装异服”的大讨论和大辩论可看作是着装时尚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奇装异服”开始逐渐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销声匿迹了。

  2. 以阶级斗争为名,合理合法地对“奇装异服”直接采取“文攻武斗”的革命行动

  根据《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的报道:8月20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他们还向广大服务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卫东服装店(原“蓝天时装店”)全体革命职工在给红卫兵的一封信里写到:

  

  我们坚决响应你们的革命的倡议,我们完全同意北京二中等红卫兵关于反对做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的革命行动,保证以后不加工不出售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新阶段。{37}

  有些服装店的门上,还贴上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额是:“兴无灭资”。{38}在这种大背景下,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对“奇装异服”直接采取“文攻武斗”的革命行动。“文攻”是指理论批判与政治教育。根据《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当时官方批判“奇装异服”的理论依据主要有“阶级斗争新动向”、“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争夺青年一代”、“否定红卫兵功勋”等。面对民众中出现的“生活小事”论、“无权干涉”论、“无益无害”论、“个人所爱”论、“多看习惯”论、“小题大做”论等言论,开展了“专题学习班”、“现场批斗会”、“大字报,小评论”等批判行动。“武斗”是指除了“思想纠错”外,还出现了大量极端的行动。一切不符合国家规范的服装消费都会给着装者带来冲击,甚至厄运。从政治权力的层面,国家主要对敢于穿 “奇装异服”者进行肉体强制,表现为大大小小的代表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体对穿“奇装异服”者在肉体上的直接侵犯与威胁,如打骂、侮辱、用剪刀剪掉裤脚或者撕烂他们的衣服等。在很多被访者的陈述中,笔者听到各种“革命积极分子”在单位门口用啤酒瓶来度量青年职工裤脚管大小的故事,一些单位请来校外红卫兵采用“强迫行动”等事情也屡见不鲜。

  显然,强大而统一的舆论工具和宣传媒介,在国家打压“奇装异服”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在思想舆论受到牵制,信息封锁的情况下,党的宣传机器独大,唯一的革命理论和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被广泛宣传与灌输,其他价值观遭到批判和打压,从而比较容易形成一种规范的着装秩序和服装政治;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头脑中一旦被植入上述观念,会产生出一种实践主流话语所倡导的需要观和消费观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接受或受其影响的普通个体,尤其是那些各条战线和行业中的先进分子在这种导向的指引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种价值观的“传声筒”和“卫道士”。实际上,在当时的革命生活中,这些思想和观念无限复制着,通过多重复制,国家倡导的观念和思想意识得到强化和再生产。基于此,政治的高压得以直接调教和规范着民众的私人生活领域。

  (二)消费约制

  “文革”时期,国家对个体的消费进行了强有力的约制,集中体现在“需要”绝对政治化与“消费”绝对政治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优先发展工业化,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39}国家实施、实践和实现该战略主要采用了集体主义和禁欲主义两种工具:从生产的层面来讲是倡导集体主义,从消费的层面来讲是倡导禁欲主义。{40}1949以后,集体化制度逐渐成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推行和实施集体化,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国有化比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实际上,集体化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倡导消费上的禁欲主义,要求社会大众最大限度地压缩个体消费欲望和需求,维持基本生活需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历了“需要”的绝对政治化的历史阶段,或者称之为“需要”的国家主义;20世纪80年代之后,“需要”开始出现非政治化。{41}“文革”期间,“需要”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具有政治性,“需要”受到国家权力和话语的双重宰制,“需要”的满足是国家权力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国家统一规定民众需要及需要满足,是一种对“需要”实行专制的模式,个体的消费生活受到国家的全权掌控,消费者只是受控者,不是消费主权者。

  笔者将以广东地区服装和布匹消费领域内的几组重要数据为例来进行具体说明。首先,以棉布为例。1954年9月15日,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广东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根据《广州市地方志》中《日用工业品商业志》的记载,所有棉布及棉布复制品不论花色品种和质量,采取定量、凭证供应,公用布和新生、结婚、死亡和灾害等用布,给予必要供应。第一年度定量,干部职工34市尺、居民26市尺、郊区农民21市尺。由于1960年起国家实行针棉织品统购统销政策,所以1961 ~ 1965年政策实施初期,民用布票定量极低,城市居民2.1市尺,郊区农民只有1.5市尺。两尺布最多只够给小孩做一件上衣。1965 ~ 1967年,供应量有所增加。“文革”开始以后,纱布产量下降,1968年定量为8.3市尺。被访者多次提到的一丈三尺六寸的布票定量供给主要指1969 ~ 1978年的市面情况。20世纪70年代后,棉布供不应求矛盾才日趋缓解。{42}

  其次,以广州市的其他服装供应为例,同样根据《日用工业商品志》中的记载,从1960年8月15日起,广东市面上的卫生衫裤、棉毛衫裤、线衣、线毯、毛巾被、绒毯、浴巾、睡衣、床单(1955年已实行凭票供应)凭布票供应。1961年3月,毛巾、袜子、汗衫背心也纳入凭票供应范围,其他一些小商品,如缝纫线、汗巾、棉毯等也要凭购货证供应,以商品的幅宽、含棉比重、质地密度、重量、规格的不同来确定收票标准。1964年,广东省规定针织品收票标准,每件汗衫收2.5市尺,背心收1.8市尺,棉毛衫裤收5.3市尺,厚绒卫生衫收8.5市尺,每打重14.6 ~ 17.5两的毛巾和大人袜每双收1.1市尺,床单幅宽6市尺的每件收15市尺。三等品按7折收票,混纺的按用纱比例收票。收票的标准时有变动,随着商品供应的好转,凭票证供应的品种逐步减少,收票标准也相应下降。{43}

  最后,我们以一个被访者的亲身经历,来反映国家在居民消费领域实行的约制政策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影响。受访者L,印尼华侨,14岁回国读书,担任中国援外建筑队法语翻译。1969年从刚果回国,经巴黎转机,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陪同参观巴黎并留影。摄影时间为冬天,巴黎十分寒冷,援外队员出国前因目的国属热带,因而国家并无大衣配备。照片中三位援外队员(左一为受访者L)身上所穿大衣是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暂借的,回国后由单位收缴后统一上交中国外交部。

  上述数据和实例旨在说明“文革”时期,国家通过将“需要”和“消费”绝对政治化,来实现对个体消费(包括服装消费)的总体性约制。显然,当民众日常生活中普通的穿衣戴帽之类的事情被绝对政治化之后,所谓“奇装异服”的生存空间可以想象。总之,“文革”期间,个体的一切需要,包括所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都受到国家政治权力与话语的严格监控与规范。票证制度和配给制度的实质就是国家明确规定人们基本需要的种类、每种需要达到满足的预定程度,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具体物品。这种规定背后隐含的是物品满足基本需要之外的那种最具有“合法性”的正当理由:“革命需要”、“革命用途”和“革命作用”等。

  (三)心理控制

  “文革”时期人们生活在暴力和恐惧的阴影中。阶级斗争如同全能的巨人,其左膀右臂由暴力和恐惧充当,它作为一种结构性的革命话语,时刻控制着民众的心理。

  徐贲认为“文革”依靠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动员,“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社会的权力等级、敌我关系、社会机遇、特权分配和人际压迫关系,都是以‘阶级’来划定的。”{44}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敌对性意识形态”(ideology of antagonism)之中。{45}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中树起一道鲜明的“敌我”界线。“我”是“我们”,是“好人”;“敌”就是“他们”,是“坏人”。因此,一方面,对党和国家,“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且奉献无限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与“敌人”誓不两立。

  “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似乎简单地由“好人”和“坏人”组成。既然“坏人”不属于人民行列,就不是人,只是“牛鬼蛇神”、“狗崽子”、“害人虫”,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对他们只能有刻骨的仇恨,“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痛打落水狗”;他们只配“剃阴阳头”、挂牌、罚跪、被批斗、关“牛棚”,“不能温、良、恭、俭、让”,要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由此开放了由言语到行动的绿色通道,并赋予暴力合理合法性。

  在这种情境中,作为“坏人”,其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必然结果就是深处恐惧的深渊。恐惧使他们遭受强大舆论造就的弥漫性心理压力,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一种无处可逃的宿命般的自责、绝望、罪孽感和不安全中。他们必须谨小慎微地苟活在一个完全受制于他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对随时侵袭自己及家人,使其遭受精神戕害或者肉体迫害的任何政治风波毫无抵御能力。另一方面,一旦祸从天降,他们也只能认罪、汇报、接受批判和斗争,实际上成为程度不等的受害者。{46}

  随着“文革”的逐步推进,恐惧又出现了新内容:“坏”阶级成分者和“坏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以至最后完全消失。一切成分不好者都成了“坏人”,而一切坏人又都是“牛鬼蛇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因一言一行不慎或莫须有的罪名一下子变成“反革命”,动辄获罪。因此,普遍的安全感缺失与惊恐猜疑情绪的蔓延,成为“文革”时期特有的公众日常生活状态。{47}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日常生活势必成为民众“牢记阶级斗争”,实施“革命化”与“自我表现”的主要空间,而日常着装必然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价值。

  首先,着装被当作革命趣味的表达工具。“红五类”,尤其他们中的军人、工人和农民及其子女,以身穿军装,工作服和最朴素、最不具有“资产阶级气息”的劳动服来直接表达其阶级属性和革命趣味。出于信仰和利益,他们对当时着装秩序采取了顺从的着装策略,这属于“规范性顺从”和 “功利性顺从”。

  其次,着装被当作革命趣味的建构工具。作为家庭出身属于“灰色”和“黑色”的个体往往选择并模仿具有着装时尚“合法性”的“红五类”的着装,以此建构自身的革命趣味,表达他们的政治认同。这种基于威逼和强权的“强制性顺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日常着装实践的决定性影响。个体的顺从实际上再生产了这种着装秩序,强化了其合法性地位。

  最后,对“奇装异服”的态度被当作着装者道德高下和立场正确与否的简易区分工具。奇装异服,或者说对着装的一种个性化和唯美化追求,在“文革”时期受到政治和革命的严加“看管”而成为禁忌。{48} “文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使人的思想革命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的革命”,是确立无产阶级新道德。以女性为例,如果她们所穿的服装“怪里怪气”、“奇形怪状”的话,她们就会被认为“不顺眼”、“太招摇”、“不正经”、“不老实”、“太花哨”、“风骚”、 “爱慕虚荣”、 “花枝招展”,她们自然就成为人们眼中的“狐狸精”、 “资产阶级小姐”,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甚至是“走资派”。

  因为着装不符合规范而累及人身安全的事件的不断出现,势必带给整个社会一种恐怖的社会心理,“‘文革’中的革命意识形态由国家权力所设计,并通过国家机器的暴力和恐怖手段加以贯彻。”{49}因此,打压“奇装异服”背后的逻辑就是将着装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这实际上是以政治权力干预社会民众的生活权利,以行政手段强行介入民众的个人生活选择问题,从而使社会生活陷入僵化的泥淖,客观上有可能导致政治行为的僵化。“文革”首先是以运动的面目出现,它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清洗”运动,一场思维模式的净化运动,一场价值观念的“纯洁化”运动。正是通过这样大规模的全员“洗澡”,当权者试图通过一场全民政治运动的方式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彻底清除,改造“异端”和“他者”,从而在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 “造就”纯而又纯、高尚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成员,建立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高度统一的、纯洁无瑕的大同世界。

  综上所述,着装不但是静默的语言,而且具有深刻的政治面向:它规范和调校着民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作为国家规训的结果之一,个体的着装能够型塑或者改变着装者的内涵和身份,从而成为个体建构集体记忆、意识、自我形象和身份的工具。具有“时代精神”{50}的着装形象有助于民众树立对国家和阶层的归属感、优越感和认同感,缔造阶层内部的团结,同时,也能强化对“奇装异服”者的打击和迫害。因此,服装秩序和着装政治是统治者赖以规范社会,建立社会共识及其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手段。

六、结论与讨论

  “文革”期间,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纳入国家控制的范围。与之相配合,国家权力通过对宣传工具的全面控制和利用,以红色暴力和红色恐怖震慑人心,以共同理想和公共道德进行诱导,自上而下地创造了一种“阶级斗争高于一切”,“革命高于一切”的意识形态,控制了全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目的是促使社会成员在思想上达到高度统一,远离一切异端思想和行为,从而通过服装秩序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表现在个体的着装实践中,就是对“奇装异服”的打压,从而导致“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着装怪象的十年延续。{51}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境下,着装是表征社会区隔的重要手段,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直接合法性”;{52}着装是实施国家权力的具体方式,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结构合法性”;着装是实行道德惩戒的有效途径,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文化合法性”。三种手段和方式的配合使用,构成了国家控制个体着装实践的特殊逻辑。“文革”时期国家从政治高压、消费约制与心理压制三个方面对“奇装异服”所进行的独特的规训机制就是一个明证。

  目前,学界对“文革”时期国家权力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和约制的研究尚不多见,从普通人日常着装的视角关注国家权力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更为少有。在史学家的眼里,普通民众琐碎的日常生活究竟被放在什么位置呢?笔者的思考只是对这个领域的一点初步尝试。

  受解构分析和后现代转向的影响,西方的文化研究开始注重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本研究而言,“文革”中,国家对民众日常着装,尤其是对“奇装异服”的规训,使得具有“合法性”的着装成为一种象征和符号,代表着一种权力和规范。另一方面,这些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观念体系”也被民众部分地、创造性地用作自身反抗的工具。{53}本研究强调了国家对于这种合法性资源的掌控和利用,但是,毋庸置疑,民众与国家作为相对独立的行动者,他们针对这些可资动员和利用的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展开的争斗和角力从来就没有停止。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双方对于这种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而进行的斗争,恰恰使得这些象征符号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在此过程中得到彰显、强化,或者篡改与更换。

  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对民众的反抗和超越行动及其策略没有展开。中国民众对日常生活与生俱来的执着和他们与政治狂热周旋的姿态,本身就构成了民众自下而上抵御政治迷狂的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动荡年代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消解政治狂热的清明理性、逃避政治昏乱现实的可贵努力,这些不仅发自普通人的生命需求,也暗合了历史的意志,因此,从日常生活的角度重新审视“文革”,有可能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注释】

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第2版。 ②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2010年5月15日访问。 ③ “文革”结束后的1979 ~ 1980年,大陆对文艺界出现的“港台腔”进行了第一次讨伐。随后,借用对一部描写日本妓女的电影《望乡》的批判机会,当时的北京市委开展“小清污”运动。在清华大学设门卫,检查师生的头发长度和裤腿宽度,查禁那时候开始流行的长头发、蛤蟆墨镜和喇叭裤。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先后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配合各种言论收紧之风,有心人除了文化领域的“净化”以外,开始对经济部门的“精神污染”进行批判。 ④胡德平:《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绝不能“好美而恶西施”》,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1921.cn/hybsl/19.doc,2010年4月21日访问。 ⑤T. Turner, “The social skin”, in C. B. Burroughs & J. Ehrenreich (eds.), Reading the social body, IA: Iowa City, University Iowa Press, 1993, pp. 15-39. ⑥萧凤霞:《中国纪元:背负历史行囊快速前行——评有关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三部著作》,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⑦由于国家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文革”期间有条件经常照相的普通市民并不多;同时,因为时局动荡以及中国南方天气潮湿多雨的自然条件,能够完整并清晰地将这些照片保存至今的情况更不多见,这些原因给本研究获取相关照片设置了障碍。 ⑧Norman K. Denzin, “The Comparative Life History”, in N. Denzin(ed.), The Research Ac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8, pp. 214-255. ⑨N. Herpin, & L. Kaspariant, “les dépenses d’habillement en 1983-84, Premiers résultats”, INSEE, No. 48, 1985, pp. 6-22. ⑩金大陆:《崇“武”的审美及其蜕变》,载《社会观察》2006年第5期。 {11}广东有句谚语是“牛头裤,打天下”,意思是为开创事业而宁愿生活非常艰苦。又有俗语“不妨子侄着牛头裤,最怕儿孙靸燕尾鞋”,“靸燕尾鞋”被看作是一种落魄、流里流气的形象,表示家门衰败。 {12}鲁迅原文是“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裈,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犊鼻裈”原出《史记·司马相如传》,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三国吴韦昭:“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在本文中是指绍兴一带称为“牛头裤”的一种短裤。 {13}梁生:《宽大的牛头裤》,金羊网,http://www.ycwb.com/ycwb/2007-03/18/content_1418903.htm,2010年4月20日访问。 {14}笔者2006年8月13日在广州对F的访谈笔录。 {15}同上。 {16}笔者2006年11月2日在广州对H的访谈笔录。 {17}参见[澳]沃特斯·马尔利姆:《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版,第145页。 {18}腊肠是广州特产之一,而“腊肠裤”的得名显然源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测量一件裤子的裤脚宽窄的尺度就是一只“九江米酒”瓶,“革命群众”创造性地将革命的标准与日常生活世界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19}笔者2006年8月7日在广州对B的访谈笔录。 {20}笔者2006年4月21日在广州对M的访谈笔录。 {21}笔者2006年4月10日在广州对Z的访谈笔录。 {22}朱岑楼:《从社会、个人与文化的关系论中国人性格的耻感取向》,载李亦园、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23}笔者2006年9月6日在广州对D的访谈笔录。 {24}笔者2005年8月19日在广州对C的访谈笔录。 {25}同上。 {26}笔者2006年10月3日在广州对D的访谈笔录。 {27}同注{14}。 {28}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29}同上。 {30}同上。 {31}广州服装技术学习组:《什么样的衣服算是奇装异服》,载《羊城晚报》1964年6月10日,第2版。 {32}饶展雄等(编):《广州市志·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66年》,广州市地方志网,http://59.41.8.134:8080/dfz/main.jsp?type=1&id=01,2006年4月18日访问。 {33}顾志辉:《坚决拒绝裁制奇装异服——高美服装店职工勇于保护社会好风气》,载《解放日报》1964年6月7日,第2版。 {34}《上海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抵制奇装异服的讨论 发扬无产阶级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载《人民日报》1964年11月14日,第2版。 {35}在讨论过程中,一些一度追求“奇装异服”,走向堕落边缘的年轻人,以亲身经历控诉了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侵蚀下,追求奇装异服对自己的危害。经过这一时期讨论,在上海广大市民的心目中,穿“奇装异服”已经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至于那位同高美服装店营业员发生争执的女顾客,也在这场讨论中端正认了认识。她主动去《解放日报》社向报社工作人员表示今后一定要在组织和周围同志的帮助下尽快进步。 {36}笔者2006年10月27日在广州对C的访谈笔录。 {37}同注①。 {38}同上。 {39}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 ~ 38页。 {40}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版,第44 ~ 106页。 {41}徐贲:《“需要”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理论困境》,载《花城》2006年第4期。 {42}麦少萍(主编):《广州市志·日用工业品商业志》,广州市地方志网,http://59.41.8.134:8080/dfz/main.jsp?type=1&id=06,2006年4月18日访问。 {43}同上。 {44}同注②。 {45}同上。 {46}同上。 {47}同上。 {48}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说、诗歌、“样板戏”、电影、绘画、宣传画、口号和标语等,无不表明当时倡导的英雄人物和典型事件都基本不涉及个体主义、性别意识和个人情感。 {49}同注{41}。 {50}H. Blumer,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0(3): 1969, pp. 275-291. {51}王宁:《服装体现集体意识转型》,载《南方日报》2003年11月20日,理论版。 {52}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John W Galtung, 1990)将“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转引自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2010年5月15日访问。 {53}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1页。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