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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中的民族话语

——兼谈“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

文明超

【内容提要】 在我国官方话语中,“民族”概念既被用来指称各族全体,又被用来指称国内各族。一些学者对此表示不满,并提出使用“族群”概念来指称国内各族,从而引起一场“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关于民族话语的政治斗争,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在两个层面使用“民族”概念,并对当前这场概念之争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学者来说,模糊的概念与术语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在我国,或许没有哪个概念比“民族”这个概念更具模糊性了。在官方话语中,“民族”这个概念在两个层面上被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所有居民总称为“中华民族”;而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56个群体也被称为“民族”,并且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被称为“少数民族”。

  许多学者对此表示不满,并尝试将这两个“民族”概念区分开来。大体而言,我国学者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区分。第一种方式是用“国族”这个语词来取代“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即“中华国族”,同时保留国内56个“民族”的称谓。宁骚先生是这种看法的支持者。{1}第二种方式保留“中华民族”的称谓,用“族群”指称中华民族内部的56个“民族”。马戎先生是这种看法的支持者,他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

  长期以来,中国把族群(ethnic groups)都称为“民族”(nationalities或nation),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看,中国的56个“民族”实质上是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族群”(ethnic groups)而不是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民族”(nation)。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中华民族”和“民族主义”则十分接近于西方的“Chinese nation”和“nationalism”。{2}

  第一种看法的支持者虽不乏其人,但我国学者似乎更倾向于第二种看法。“族群”这个概念的广泛运用引起一些学者的忧虑,并产生一些争议。{3}令人疑惑的是,在争论中竟然没有学者对以下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专文讨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使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同时,还坚持使用“民族”这个概念指称国内各族?这种做法背后是否有政治上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寻找另外一个词语来代替“少数民族”这个概念?当时学术界或舆论界有没有提供可替代的概念?如果有,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拒绝使用?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话语是在抗战过程中形成的。因此,笔者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各种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献,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并试图对当前“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提出个人的看法。从历史材料来看,中国共产党这种独特的“民族”概念的使用方式,与中国共产党、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三方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国民党以及中国共产党都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选择自己的民族话语。为了使其侵略行为合法化,日本一些文人、学者宣称中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宣称“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而是属于满、蒙、藏“民族”。笔者将这种民族话语称为“民族分裂论”。针对日本的民族分裂话语,国民党提出中国各族已经形成“一体”的“中华民族”,因此汉、满、蒙、藏等群体不能被称为“民族”,而是“种族”或“宗族”。笔者将这种民族话语称为“一体论”。

  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抗战中坚决实行“独立自主”方针,它与国民党之间既合作又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采用了“多元一体”的民族话语。中国共产党宣称国内各族是一个“中华民族”,但同时也坚持将它们称为“民族”。这种在两个层面上对“民族”概念的使用,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左右逢源”:一方面可以用“中华民族”的“一体”批评日本分裂中国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国内民族”的“多元”来批评国民党不承认“少数民族”为“民族”,并以此获取少数民族的支持。

  笔者将根据历史文献对这场民族话语中的政治斗争进行分析,并在结论部分讨论这段历史对当前“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有何启示。

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分裂”话语

  对于侵略者来说,使侵略行为合法化的一个途径便是使被侵略者“非合法化”。这样,侵略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对不合法事情的纠正,这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时在民族话语上所使用的策略。许多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日本学者与文人通过宣称“中国非国家”,“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从而使中国政府对这些地区的主权声明“非法化”。

  日本政论家矢野仁一早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否认满、蒙、藏是中国的领土。他认为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态度是:“中国若是强盛了即被说成属于中国,中国若是衰弱了即被说成不属于中国的样子,是极为流动的地区。”{4}矢野仁一承认到了清朝,清朝政府的权力达到前代中国政治实际并没有达到的地方。但他又认为这只能说这些地区是清朝的领土而非中国人的领土,“不仅蒙古,而且连满洲、回部、西藏也是,实际并非变成了中国领土,和中国则只不过具有通过清朝共同拥戴一个君主的关系而已。”{5}由于将“清朝”与“中国”区分开来,矢野仁一质疑当时中国政府是否拥有继承清朝疆域整治权的合法性。

  矢野仁一在《近世支那之领土与清朝之开拓》中将“满蒙回藏”描述为与汉人敌对的“外夷”:

  

  及于清代,始征服此等向为中国患之外夷,使中国脱离外夷之威胁,而享受历史上可宝贵之和平,故严格言之,此皆清朝之领土,固与汉人无涉也。然因汉人殖民之结果,到处成为汉人之世界,汉人亦直以主人自居,殊不可解。今既推倒清政府,竟亦享有其一切领土,此事正当与否,实为一问题也。{6}

  

  在这里,由于矢野仁一将“满蒙回藏”界定为与汉人不同的“外夷”,而非同一个民族,因此汉人也就没有权利继承这些“外夷”的领土。

  这样的民族话语在当时日本学者的著作中不难找到。在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满蒙管理论》一书中,细野繁胜从“种族”差异的角度再次提出“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观点:

  

  原来曰满洲,曰蒙古,皆种族之名称,非谓中国之领土。而于其本来之意义,中国与满蒙,当然应分离而考察。精密以言之,犹之美国与墨西哥,土耳其与阿剌比亚,宁以视为不同之国土为适切。{7}

  

  可见,尽管使用的是“种族”这个概念,细野繁胜实际上是将“蒙古”、“满洲”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等同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书中另一处,他更明白地表达此观点:“若强与以国家之名,则满蒙,西藏,新疆,与其谓中国之领土,宁谓为外国或半外国。”{8}细野繁胜还暗示汉人也不将满、蒙、藏视为同一个民族,甚至歧视、排斥他们:

  

  盖所谓中国者,原为汉民族之住宅地;满,蒙,疆,藏,其人种,语言,风俗,历史,皆不同故也。尤其中国之于满蒙,数千年来,视为不断之敌,兴威胁,又如恶魔之巢穴,即所谓夷狄之世界。因此,一般中国人对于满蒙之概念,与日本及欧美各国民,完全根本不同。不仅不喜置之于同一之范畴,且以满蒙与中国受同一看待,反有冒渎中国之光荣,不胜不悦之感。{9}

   

  这样的论述无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欢迎,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辩护词。在20世纪30年代广为流传的《田中奏折》中,日本提出“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策略。为了使这个策略“合法化”,必须使中国政府对“满蒙”主权“非合法化”。因此,《田中奏折》中提出:

  

  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尽力研究支那历史,无不以满蒙非支那领土,此事既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支那学者无有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10}

  

  同时,《田中奏折》认为“满蒙”的领土主权不在中国政府,而是在“满蒙”民族的“王公”:

  

  如以支那之过去而论,民国成立虽唱五族共和,对于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无不为特殊区域;又特准王公旧制存在,则其满蒙领土权,确在王公之手。{11}

  

  在这样的民族话语背景下,“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民族自决”的话语声中建立。1932年3月1日张景惠在《满洲国建国宣言》中宣告“我满蒙各地,属在边陲,开国绵远。”“满蒙旧时,本另为一国,今为时局之必要,不得不自谋树立。”{12}在“伪满”寻求日本的承认过程中,这样的“民族自决”话语再三出现。1932年9月在“伪满”与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后,“伪满”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满洲国”乃因民众之意志而成立,声明曰:

  

  欧美列强与国联,固为主张公道与“民族自决”者也。吾人于此,愿向列强明言:满洲人民由军阀铁蹄下得到解放以后,今欲令其重受压迫,而违反其意志,诚为徒劳之企图也。{13}

  

  伪“满洲国”的建立使日本帝国主义找到了一种分裂中国的模式。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还试图将这种模式推行到蒙古族以及回族,企图建立所谓“蒙古国”、“回回国”。由于篇幅原因,本文对此不细述。

三、国民党的“一体论”

  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话语以及伪“满洲国”的建立深深刺激了中国学者与国民党政府,他们采取两种方式回应日本的民族分裂话语:一是通过民族史的书写来宣称中国各族已经是“一体的”中华民族;二是呼吁国人停止用“民族”这一概念指称国内各族。

  20世纪20年代初到抗战结束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最繁荣的年代,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著作与文章。这些著作可分为两类:“同终论”与“同源论”。{14} “同终论”认为中国各族经过长期的血缘混合与文化交流,已经同化成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在1937年前,“同终论”已经为施瑛、宋文炳、林惠祥等多数学者接受。其中施瑛的著作很有代表性。他在《中国民族史讲话》中指出:

  

  现在组成中国国家的民族,叫做中华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各系,照现在的名称是汉系、满系、蒙系、回系、藏系及苗瑶等少数民族。这各系直到最近都融合到中华民族里,大部分的都泯灭无痕,少数的也差不多完全同化。所以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5}

  

  与“同终论”相比,抗战前“同源论”观点散见于各种期刊文章中,没有引起关注。直到1938年夏,熊十力先生在给其弟子讲授中国历史时,才系统地运用“同源论”来追溯国内各族的起源。熊十力利用考古学对北京周口店猿人的发现,认为中国各族同出一源,都是“北京人”的后裔:

  

  此北京人之子孙,一支留于神州本部者,即今所谓汉族是也。一支蕃衍于东北者,即今所谓满族,古之东胡等是也。一支蕃衍于朔北,内外蒙古等地域,即今蒙古之匈奴等是也。一支蕃衍于西北甘新诸省,并蔓延于中亚细亚等地域,即今所谓回族,古之氐族是也。一支蕃衍于西藏、青海等地域,即今所谓藏族,古之西羌是也。自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而后知吾五族本自同源。{16}

  

  无论是“同终论”还是“同源论”,目的都是建构一个“一体的”中华民族。然而,为了巩固这个一体性,必须停止使用“民族”这个概念来指称国内各族,使国内各族与“民族自决权”相分离。熊十力认为“今不当复分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名,只统称华族可也。”{17}顾颉刚也提出相似观点,他提醒“民族”、“中国本部”等这些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话语:“‘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18}顾颉刚认为对“民族”概念的误用导致了边疆危机:“这个恶果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19}因此,“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20}

  然而,如果不使用“民族”这个概念,应当使用什么概念将国内各群体与“中华民族”区分开来呢?顾颉刚主张采用“文化集团”这个概念,认为国内如需分类,则可以分为汉、藏、回三个文化集团。尽管顾颉刚的文章引起国人的赞誉,但没有人愿意使用“文化集团”这个概念。时人多采用另外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用“中华国族”取代“中华民族”,同时用“部族”指称国内各族。毛起縤、刘鸿焕在《我们的国族》一书中主张“凡是一个民族,如果具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这一特点,这民族便可算是国族。”{21}作者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的例子,因此可以将“中华民族”称为“中华国族”。作者还特别指出:

  汉、满、蒙、回、藏、苗……并不是民族单位,只不过代表中国境内生活、习惯稍有些不同的各种人,他们都不过是组成中华国族的各支系,所以叫他们为部族,是最适宜不过的。{22}

  第二种方式是保留“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而用“种族”指称国内各族。庄泽宣即采用这种方式,他认为:

  民族和种族有分别,种族以生理上的区别为标识,而民族则指一群具有相同的语言、习惯、风俗、宗教的人民而言。所以一种族可以分析为无数民族,一民族也可以包含无数种族。{23}

  中国民族的种族成分十分复杂,如依现在而论,除一般所称汉、满、蒙、回、藏五族外,尚有苗、瑶、倮、缅等族。{24}

  中华民族“一体论”话语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支持。“同终论”与“同源论”话语在国民党的官方刊物中频繁出现。在国民政府内政部拟定的《民族政策初稿》中也提出:“树立中华民族一元论理论基础,并向边民普遍宣传。”{25}面对中华民族话语的不统一,国民党提出了自己的中华民族“一体论”话语。

  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引起各界的关注。在这本小册子中,蒋介石宣称: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的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26}

  在这里,蒋介石似乎主张一种“同终论”,他尝试在“同终论”与“同源论”之间进行调和,来确定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27}

  

  除了民族史的叙述外,《中国之命运》也确定了使用“宗族”这一概念指称国内各族。实际上,早在1942年蒋介石视察西北时,他就发表过如下讲话:

  

  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故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适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28}

  

  毫无疑问,与“部族”、“种族”这些强调差异性的概念相比,“宗族”这个概念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大家庭。因此就建构中华民族一体性而言,“宗族”这一概念远胜于“部族”与“种族”两个概念。《中国之命运》发表之后,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号召国人研究学习。“宗族”这个概念则先后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岑家梧、黄奋生都发表文章称赞“宗族”概念的确立解决了中国国内各族称谓的问题。{29}许多论者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国民党的中华民族“一体论”很快就树立起话语霸权地位。

四、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分裂话语的批评

  从相关文献来看,中国共产党早期并不认为中国各族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事实上,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始终坚持赋予少数族群“民族自决”的权利。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指出这种自决权的含义:

  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30}

  只有到了抗战期间,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话语才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当中。在这个时期的文件与档案中,八路军政治部编写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对这个“中华民族”概念的表述最为完整:

  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爱和平的民族。{31}

  导致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只想着重分析其中一个原因,即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侵略者三方政治斗争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只是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合作关系,但在反对日本民族分裂策略上,两者的立场却是一致的。因此,面对日本多民族分裂话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党相似的话语方式——通过宣称中国各族已经形成“一体的”中华民族,来批评日本的民族分裂野心。

  学者杨松在1938年发表的《论民族》一文中写道:“日本军阀法西斯蒂说:‘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中国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而是一个地理概念’。这种观点对不对呢?”{32}杨松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根据斯大林对民族的四个标准来论证中国人是一个民族:

  

  第一,中国人有共同的民族语言——中国语及中国文。第二,中国人住中国,中国是中国人的领土,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第三,虽然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虽然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然而中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在中国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第四,中国人具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33}

  

  杨松似乎意识到他没有讨论到国内各族的差异问题,于是他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同终论”的简单说明:

  

  汉人本身也不是由同血统的人组成的,而是由华夏人、南蛮人、东夷人、百越人等等各种不同血统的部落、种族组成的。已同化了的满人、回人、番人、苗人、蒙古人、黎人等等在经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已与汉人同化,并且已与汉人杂居,因而失去构成民族的特征,但是在风俗、习惯上仍与汉人有些分别,他们既非原来的种族,也非汉人,而是一个新形成的近代民族——中华民族。{34}

  

  日本军阀法西斯蒂说中国人非民族,中国非国家。这是对于中华民族及中华民国的侮辱。这是日寇企图欺骗全世界的社会舆论,一种日寇侵华之“理论”根据,而证明日寇是东亚的“安定因素”。{35}

  

  杨松的论证很快被中共领导人接受,并用来批评日本的民族分裂阴谋。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驳斥了日本“帮助满洲民族自决”的民族分裂话语。他根据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几个条件宣称:“从这种科学观点看,满族已同化,不备此条件,即还有不少满族子孙,但绝没有成立满洲国的必要和可能。”{36}针对日本关于“满蒙”与汉人非同一“民族”的论述,王明将当前日本的侵华与历史上满清与蒙古对中国的征服区别开来,前者是异族侵犯中华民族的行为,而后者则是中华民族的内部问题:

  

  (1)日寇为异族,元、清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2)元、清为经济文化较低于汉族的本国少数民族,日寇为帝国主义。(3)元、清之所谓征服汉族,不过是推翻汉族的君主而实行所谓“入主中原”,日寇之政策在使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37}

  

  对于日本破坏国内各族团结合作的阴谋,贾拓夫(关烽)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因此,中国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加,是没有最后保证的。{38}

   

  在另一篇关于内蒙民族抗战的文章中贾拓夫再次宣称:“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构成部分之一”。然而,在抗战中由于受到日本的挑拨与诱惑,内蒙古的一些王公投靠了日本。“内蒙民族是站在中国抗战方面?还是站在日寇方面?”作者用冷峻的语言暗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面对共同抗战的命运,国内各“民族”没有选择:

   

  内蒙民族的解放,是不能从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分离的。因为压迫与灭亡内蒙民族的势力,正是压迫与灭亡中华民族的势力,即日本帝国主义。今天,蒙古民族的命运基本上是与全中华民族的命运一致的,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压迫,不论内蒙民族或全中华民族的解放,都是不可能的。{39}

五、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一体论”的批评

  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并不愉快。在批评日本民族分裂话语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国民党阵营的“一体论”提出批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国内各族称为“民族”,并以此指责国民党否认国内各族的“民族”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可以削弱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取各族的政治支持,这对于地处西北蒙古、回族聚居地的中国共产党来讲非常重要。

  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民族分裂话语的批评相比,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一体论”的批评显得更加全面与有力。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华民族“同终论”、“同源论”以及“宗族”等概念的使用,都遭到中共领导人及理论家的攻击。尽管批评的对象不同,他们的攻击最终都指向一点,即国民党否认中国存在多个“民族”,尤其是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压迫。

  针对“同终论”,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内各族确有互相“同化”的现象,但这种同化并没有完全消除各族之间的“民族”差异,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存在着多个“民族”。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批评顾颉刚的“同终论”话语时,指责他将“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

  实际上,民族的混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在混合过程中,外族固然有加入汉族的,同时汉族也有加入外族的。不是所有的外族,一与汉族接触他便消灭了,他便被同化于汉族了。{40}

  所谓民族的混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所以一直到今日,在中国的境内除汉族之外还存在着满蒙回藏苗等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41}

  另一位历史学家吕振羽认为在中国各族的发展过程中,“彼此间都不能不有着部分的同化与被同化”。但这种“部分的同化”并没有完全消除各族的差异,他们“仍具有某些独自的特征,各自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而存在。”{42}

  针对“同源论”,中国共产党也指责这种观点否定“多民族”存在。1941年10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几篇关于国内各族的介绍文章。其中,石保国在《简谈中国苗族》中抱怨苗族没有被承认为“民族”:

  

  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有我们的血统,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字,我们有我们“果古伊”,有我们的苗王,也有我们独特的社会组织,先生:还是请你放下你的“苗汉同源论”吧!{43}

  

  金浪白也宣告“我们回回”是一个“民族”,而不是“回汉同源”论中的信回教的汉人。{44}无疑,这些批评只能被视为一种族裔认同的表达。作者并没有提供更多反驳“同源论”的证据。真正摧毁“同源论”根基的是历史学家吕振羽与翦伯赞。针对“同源论”将中国各族的共同起源追溯到“北京人”与“黄帝”,吕振羽与翦伯赞皆主张中华民族的人种来源是多个,而不是一个。吕振羽认为中华民族的人种来源有三:蒙古利亚种、高加索种、马来种。{45}翦伯赞则认为“中国人种的来源,不是一体,而是两个系统的人种,即蒙古高原系与南太平洋系。”{46}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细致描述了这些人种在史前时期的迁徙,及其不断分化与同化的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形成中国的“多民族”格局。

  对“同终论”、“同源论”的批评都导向一个结论:国民党否认中国存在“多民族”的事实,否认国内各族是“民族”。既然是“民族”,就应当使用“民族”这个概念,而不是“边民”、“种族”、“宗族”。中共理论家及领导人认为,这些概念都是国民党歧视“少数民族”的表现,是大汉族主义行为。对于“边民”这个概念,周恩来曾批评:“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47}谢汉夫则对国民党用“种族”指称国内各族提出批评:“这样,轻轻地说中华民族中有少数种族,就否认了少数民族的存在!”谢汉夫并不认为“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这两个概念是冲突的:

  

  我们平时说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因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心,它团结国内各民族而成为一近代国家。这里,丝毫没有否认国内少数民族存在的意思。{48}

   

  相对而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宗族”概念批评最多。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不久,陈伯达率先对书中使用的“宗族”概念进行猛烈地攻击:

  

  汉族和蒙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藏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作者引了诗经“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难道现在中国诸民族都是文王的孙子吗?{49}

  

  陈伯达接着暗示这些问题凭常识可知答案是否定的。1944年,当英国记者斯坦因访问延安时,中共蒙古族干部乌兰夫对斯坦因抱怨蒙古族的“民族”地位没有得到国民党的承认:“蒙古人民从《中国之命运》中认识到:蒋委员长并不像孙中山先生一样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50}同样的抱怨也出现在回族干部马凤舞的文章中,在一篇名为《回民的出路》的文章中,马凤舞指责:“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施行大汉族主义。他们不称回回为一个民族,只认为是一个宗族。”{51}

  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对“宗族”概念的批评言简意赅也更具批判力。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声称:“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52}通过揭露“宗族”概念背后的政治意图,毛泽东轻松地将一个“温情脉脉”的概念变成了一个令人反感的民族歧视话语。

六、结论

  在政治实践中,民族概念并不是一个用来认识事物的透明媒介,而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通过使用“宗族”而不是“民族”概念,国民党话语阵营试图使国内各族与“民族自决权”相分离,从而使各个“宗族”服从在“中华民族”的主权之下。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与“国内各民族”两个层面都使用“民族”概念,这使其能够在批评日本的民族分裂阴谋的同时,也能够批评国民党否认国内“多民族”的存在,尤其是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

  无疑,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民族”概念是模糊的。对于学者来说,概念模糊是难以接受的事情。直到现在,学者们仍然对此批评不断。但对于政治家与政府来说,模糊的概念则是一个重要的话语资源,它使政治家与政府能够打击看似不能同时打击的目标,也可使政治家与政府调和看似不可调和的利益需求。

  这段历史对当前“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有何启示?笔者以为当前“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很大程度上是这段历史的再版。当前对“族群”概念的使用与当年国民党政府、学者使用“宗族”的做法并无太大区别。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早已对国民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提醒人们在考虑“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的时候,不仅要从学术层面考虑,还要从政治实践层面考虑。

  因此本文认为在学术界内可以进行广泛的讨论,并根据个人的研究旨趣、理论依据选择使用哪个概念,只要在使用的时候稍加解释即可。然而,在政治实践领域,“族群”概念的官方使用可能会带来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在长期的政治宣传中,国民党不承认少数民族是“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印象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任何尝试以其他概念替代“少数民族”概念的做法都可能会被认为是“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是“大汉族主义”,引起人们的反感。

  让我们再次回忆毛泽东批评国民党“宗族”概念的话:“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如果有心存恶念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将“国民党”改为“共产党”,将“宗族”改为“族群”,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因此,在当前“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的讨论中,我们不仅需要学术眼光,同时也需要政治思维。


【注释】

{1}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2}马戎:《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3}王东明:《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4}[日]矢野仁一:《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论》,载《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1964年第16辑。 {5}同上。 {6}矢野仁一:《近世支那之领土与清朝之开拓》,转引自何新吾:《国人对于东北应有的认识》,南京:东北研究社1933年版,第6页。 {7}[日]细野繁胜:《满蒙管理论》,日本: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200页。 {8}同上,第204页。 {9}同上,第201页。 {10}《田中奏折》,载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1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11}同上,第25页。 {12}陈彬龢(编著):《满洲伪国》中篇,上海:生活书店1933年版,第1页。 {13}同上,第142页。 {14}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载中国边政学会边政公论社:《边政公论》第3卷第4期(1944年)。 {15}施瑛(编著):《中国民族史讲话》,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1页。 {16}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载《熊十力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4页。 {17}同上。 {18}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9日。 {19}同上。 {20}同上。 {21}毛起縤、刘鸿焕:《我们的国族》,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第3页。 {22}同上,第50页。 {23}庄泽宣:《民族性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页。 {24}同上,第455页。 {25}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26}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页。 {27}同上。 {28}《总裁论宗族与民族》,载《中央周刊》1943年6月3日。 {29}黄奋生:《“中国之命运”与民族政策》,载《中国边疆》第2卷第1、2、3合期(1943年)。 {3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载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31}《抗日战士政治课本》,载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07页。 {32}杨松:《论民族》,载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765页。 {33}同上。 {34}同上。 {35}同上,第766页。 {36}王明:《目前抗战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载《王明言论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5页。 {37}同上,第598页。 {38}关烽:《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载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16页。 {39}关烽:《蒙古民族与抗日战争》,载《解放周刊》1940年第100期。 {40}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载《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 {41}同上。 {42}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北平:生活书店1945年版,第15页。 {43}石保国:《简谈中国苗族》,载《解放日报》1941年9月26日。 {44}金浪白:《回族概述》,载《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5日。 {45}同注{42},第10页。 {46}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北平: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24页。 {47}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载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726页。 {48}汉夫:《抗战时期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载《群众周刊》第2卷第12期(1938年)。 {49}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载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945页。 {50}[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51}马凤舞:《回民的出路》,载《解放日报》1945年10月29日。 {5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742页。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