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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边缘性与个体化策略

——关于代耕农的生存故事

黄晓星 徐盈艳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一群在广州边缘租种土地为生的外来农民—— “代耕农”,在制度与市场双重挤迫下应对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边缘性时所采取的以个体化为主的生存策略。双重边缘性源于市场和制度的形塑,而这构成了约束代耕农行为的核心结构性特征。本文认为如果能将代耕农的个体生存策略通过某种方式转化成一种集体行为,促成其自身的联合,增强其与外在强势力量相抗衡的能力,从而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这或许是改善代耕农生存状况的一条途径。

    在学术界认为沿海等发达地区的村落和农民正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终结之时,{1}在大都市(广州、深圳等)及部分中小城市(中山、江门)的周边却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在马路边的田地搭棚居住,采用传统的农业用具和种植方式,依靠土地的产出来维持家庭的开支,他们被称为代耕农。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却因生存居住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熟识,相互帮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代耕农社区;他们是外来工,却依靠传统的种植方式养家糊口;他们居住在简陋的大棚中,家家户户砍柴烧水;他们是农民,却又离开故土来到陌生的城市边缘,以种菜、卖菜为生。这个群体展现了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另一条途径,而他们却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上都处于被排斥的位置。在学术界,对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地农民、流动农民、农民工等主题上,却未能将代耕农群体纳入其中,这凸显了对这个交叉群体进行研究的紧迫性。本文希望通过研究代耕农群体在应对制度与市场的双重边缘性时采取的生存策略,唤起学界对代耕农群体的关注。

    笔者于2008年6月进入北山村、南山村,{2}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代耕农社区,是因为这两个社区中代耕农的耕种作物、聚集方式都有很大不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笔者选择代耕农种菜、卖菜与村集体征地这三个故事,将之作为反映代耕农生存方式的典型事例,这三个故事也集中体现了代耕农所处的边缘性及所采取的个体化策略。在进行田野考察期间,北山村发展稳定,而南山村却已经在村委的逼迁下灰飞烟灭,这几个不同的故事体现了制度与市场双重结构挤迫下农民进入城市的艰难。

一、代耕农——农民进城的另外一种途径

  

  学界对农民进城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流动方面,中国大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在户籍制度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制度背景下发生的独特过程。农民进入城市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五种:第一,通过在城市企业中“打工”进入城市;第二,通过在城市的建筑队与装修队工作进入城市;第三,通过在城市中自我雇佣或成为雇主进入城市;第四,产业—社区型进入,即进入城市中的某个行业以及与血缘、地缘相近的人聚集成社区;第五,其他方式,包括进入城市家庭从事保姆工作,或从事散工等非正规经济方式进入城市。{3}但上述归纳是将焦点集中于那些离开农村进入非农产业的农民,而未对维持原有农业生产的群体进行探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在原有农村或小乡镇之间的流动上,而未对农民进入大城市边缘从事农业工作进行系统阐述。而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代耕农,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代耕农是指放弃了户籍所在地的耕地,到经济相对发达、土地相对肥沃的地区去耕种其他土地的农民。{4}亦有学者根据私人口头约定或协议租耕部分土地的特征,将他们称为“租耕农”。{5}至今学界尚未对代耕农有一个明确完整的定义和相对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他们身份的界定存在商榷余地,认为他们既符合农民的定义又不完全符合,既似农民工又非农民工。农民是指占有或部分占有生产资料,靠从事农业劳动为生的人;而农民工则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新出现的一种职业形态,指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农民工这个概念主要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家乡附近的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打工的农民工,也称“流动民工”。{6}可见,代耕农既跟定义中的农民不符,也未能进入农民工的类型化中,反倒更接近于古代的佃户。{7}但佃户指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依附关系,其中涉及到封建的耕作方式及传统的权力意识形态,1952年土改以后,这个群体已经消失。不同的结构性情境使我们更需视代耕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并进行单独的分析。

    既然代耕农不符合上述诸多定义,那么对这个群体做一个界定是有必要的。根据广州市北山村、南山村及周边代耕农集聚区的实地调查资料,本文将代耕农界定如下:代耕农指离开原住地,依附于城市及市场经济,通过租种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外来人口。

    李汉林认为,农民进城意味着农民朴素角色和身份的转变,农民成为积极的行动者,不断缩短与城里人之间的距离,进而强调了农民世界观的慢慢变化,逐步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中,{8}这是农民自身能动性的体现;在结构方面,农民进城能够通过“结构紧张”的方式使都市社会慢慢发生变化,以进一步吸纳外来者。{9}这也是学者们对这种流动做出的比较乐观的判断,新场域在调整吸纳农民,而农民也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惯习,以使自己适应新的场域。但事实上,农民工并未缩短与城市人的距离,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并未有很大成效。如果说农民工还有意愿及行动去争取融入城市主流,代耕农则完全放弃进入非农产业的机会,转而从事农业生产,去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有一部分人在入厂打工之后又重操旧业,习惯过着与城里人格格不入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城市始终是陌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代耕农进入城市,却在城市的边缘徘徊,一旦城市结构扩张,他们也随着边缘的外迁而进一步外迁。对于社会的不稳定,对于社会结构的改变,他们都是无能为力的。反而,在城市边缘,代耕农聚集地成为一种缓和结构紧张的黏合剂,它非但不会破坏结构,反而是原先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边缘的再生。代耕农聚集地是与大都市截然不同的一个生活空间,代耕农通过个体化的策略,使两个空间联系起来。

    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分析东南亚农民的生存策略时,首先从结构性情境入手,探讨了东南亚农民所面对的殖民主义入侵所带来的农业社会的巨变,在这种情境下,农民面临着比以前更严重的生存危机,进而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性的生存策略与反叛策略。{10}这提示我们应将代耕农置于变迁的结构中去考察其生存策略。农民来到城市中,首先面对的是结构性环境的变迁,这是分析流动农民策略性路径的出发点。所以,本文将首先分析在制度(土地产权和户口制度的安排)和市场形塑下,代耕农所处的结构性情境呈现出的双重边缘性,即在地理空间及社会空间上的双重边缘性。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深深体会到双重边缘性对代耕农的约束。鉴于此,论文的研究路径如图1所示。

二、制度与市场形塑下的双重边缘性

  

    代耕农进入城市之后,新的结构性情境——主要是制度(土地产权和户口制度)和市场两个方面——对他们形成了极大制约,使他们所处的情境呈现出了双重边缘性的特征。这种双重边缘性既指在制度、市场中的双重边缘性,亦指在地理空间(处于城市边缘)及社会空间(社会排斥)中的双重边缘性。

    (一)制度的排斥:土地所有权与户籍

    众所周知,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将农业生产进一步外移。随着广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区的面积不断扩大,边线不断向外扩展,对稀缺土地的争夺亦越来越激烈。代耕农离土地最近,但作为外来者,他们不享有本地村民的土地承包权,这使他们成为土地征收最直接的受害者。在南山村和北山村,家家户户都很害怕征地,因为村委会只会提前通知他们所租种的土地将在多久以后被征收,给其一定时间找寻另外的土地及搬家,却不会给予任何经济补偿(包括退回租金、给予青苗补贴费,以及棚屋损失费等),所有损失都由代耕农承担。一方面,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村委更愿意将地租给厂商或用于房地产开发;另一方面,代耕农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总觉得自己对土地只有租用权,没有使用权,所以土地被征收,村委把自己赶走也是很合理的。南山村的苗大哥一家就刚刚经历了一场征地的浩劫,他无可奈何地跟笔者说:

  

  你本来就是租地的嘛,你有什么权力?是这样,人家要征用,你有什么权力跟人家闹纠纷?没有这个必要。如果你有使用权,征收不合理,你是本地的,你跟人家有纠纷就可以……我们又不是本地人,动不过他们的。{11}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听到“地是他们的,他们要赶我们走,我们就得走”之类的话反复出现,土地被征收,迁徙成了代耕农共同的生活经历。土地制度把代耕农完全排斥在了正常的体制保护之外。他们认为土地是属于本地人的,虽然租用他们的土地,但当本地人要征收土地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去讨价还价;同时,他们觉得自己作为外来者,在政策、人情等方面都没有可争取的空间。

  斯科特在论述东南亚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时,认为传统村落存在一套网络与机制,或者说是传统形式的保护与被保护、互惠主义的再分配机制,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保护人与委托人”的关系,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整套具有内在道德力量的特殊的互惠规范与互惠的权力义务标准,{12}这构成了传统农业较低生产力情形下的基本保障。折晓叶借用斯科特的公正和互惠理论,提出“韧武器”概念,认为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下,当农民面对不确定的生存和保障前景时,会固守一条独特的公正底线——“转换生计,持续保障”。{13}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合法性及小农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性机制,使农民能够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在抗争中获得一定的成功。{14}但是,在北山村、南山村,当这种“保护性”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结构性特征出现差异时,则出现了另外一番光景。

    (二)市场的安排

    市场化与城市化的逻辑是一致的,符合经济理性的需求。广州中心城区地租昂贵,农贸批发市场更多被安排在边郊。代耕农只能围绕市场生存,上述市场设置则将他们推向城市地理空间的边缘。

    现代农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传统农民的终结,{15}在这个终结的过程中,市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市场化的农业给农民带来了很多挑战,{16}在生产和购销的过程中,农民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消费需求转移、经济政策的改变等,或者由于经济管理不善、信息不灵、市场预测的错误、产品质量不佳等,很容易遭遇经济损失。{17}

    斯科特指出,农业商品化必然会带来现金成本的显著增加,{18}代耕农也面对同样的境况。首先是高额的土地转让费,代耕农每换一次地方,转让费都要高达1万 ~ 1.5万。在南山村被强迫搬迁之后,有一户种平菇的代耕农就因付不起高额的转让费而离开。其次是农药化肥价格上涨,2008年下半年化肥的价格是2007年同期的1.5倍;同时,广州周边恶劣的土壤环境也让代耕农头疼,他们只有通过增加有机农药的使用来增加土壤的养分,这样一来,一个月在农药化肥上的开支就达到一千多元。最后是购买农业用具,虽然代耕农已尽量减少在农业用具上的开支,但必需的用具更新仍然需要现金的投入。

    在产出方面,蔬菜批发市场已不再是小规模的有限市场,而是有完整市场链条的大市场, 这种市场的价格往往独立于本地农民的收成,{19}这使代耕农本身不能决定蔬菜的价格。北山村、南山村的代耕农在凤翔市场将蔬菜批发销售给菜贩,再由菜贩销往广州各区。类似凤翔市场这样的蔬菜批发市场在广州数不胜数,以至于菜价与单个市场蔬菜数量不能呈现强烈正相关。但卖菜却是代耕农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他们需承担巨大的市场风险,在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蔬菜的价格、蔬菜质量的好坏,甚至种什么蔬菜基本上都由市场来决定,代耕农自身不具备议价的资格与能力。其次,蔬菜价格、品种都是根据前一年市场的变化情况来预估的,缺乏其他信息的指导,市场预测偏差性非常高。再次,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代耕农的收入,2009年自农历新年以后菜价较2008年同期普遍下跌,代耕农不知道要种什么菜,他们害怕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种了菜之后没有人要。商品化的农业生产使得代耕农无法自主决定生产什么,也无法预测结果如何。所以,代耕农的农业生产不再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完全被抛入市场经济,市场规训了农民,使他们完全服从市场的规则,这亦是代耕农与传统农民或农民工较大的区别。

  综上,制度和市场构成了代耕农所面对的两个最主要的结构性情境,成为他们所处新场域的核心特征,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使代耕农处于双重边缘性之中。接着,本文将研究点回到个人,在结构性的背景下去分析代耕农生存策略的形式、内容及其原因与结果。

三、代耕农的生存故事:弱社区与个体化策略

  

  以下笔者将通过三个发生在不同村庄的代耕农的典型故事(种菜、卖菜、征地和收租)来探讨代耕农的个体化策略。

    (一)种菜的故事:传统的复制与弱社区的形成

    与农民工及其他移民群体等类似,代耕农在迁入机制上亦采取了传统的逻辑(见表1)。

  首先,在来源渠道和聚居形式上,代耕农延续了血缘、地缘的路径。这体现在耕种作物的类别方面,如广西人、江西人主要种青菜类,而湖南人较多种植平菇,这主要是因为种植每一样作物都需要一定的技术,再加上刚开始由老乡带进来,被带领的人主要沿袭带领人的种植方式及销售模式,这就形成了基于耕种类别的地区差异。其次,熟人关系在土地流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原先的代耕农(年龄、身体、转行等原因)在退出之前,转让土地的信息一般都通过老乡或邻里传播出去。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同质性极强的代耕农社区,同时在这个社区里也形成了邻里间的互惠。

  这种依靠地缘、血缘发展起来的邻里互惠关系虽意义显著,但也存在较大局限性。相同来源地的代耕农之间的互助关系使得代耕农社区发生分化,这主要表现为对 “外地人”的排斥。在北山村中,来自云南的蔡大哥夫妇就很孤独,因为周围都是柳州人,他们说:“这边的人没有人情味,都不会互相帮忙,有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他们最终选择离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相反,柳州人张大哥则毫不隐讳地评价北山村中的两户四川人家庭:“他们是外地人嘛,语言又不通,说的事情也不知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嘛。”由此可见,这种狭隘的邻里关系,在促成老乡之间互惠的同时却没有形成整体的互惠,更没有办法促成他们之间的联合与抗争。与传统村落类似,代耕农社区有以下特征:第一,小农经营,{20}家庭耕作面积小;第二,聚居在田中,以便于合作,譬如盖大棚等;第三,除了卖菜之外,他们很少与外界接触,从而形成了地方性的特点。{21}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活动的范围有极大的地域上的限制,生活被隔离了,而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使他们延续了以往的小农意识。{22}以上聚居社区及耕作模式的分析都体现了小农意识的作用,代耕农围绕个人形成了个体化策略,体现了以己为中心的逻辑,而其最大后果则是将个人(而非集体)完全置于市场及村集体的双重挤压下。

    基于这个判断,笔者把这种聚居模式称为“弱社区”,这种社区在代耕农进入及维持生产阶段有一定作用,但面对外来结构压制时,却是极度脆弱的。这种弱社区的形成蕴含了传统的逻辑,在城市中再生了传统,以适应代耕农原有的小农意识——依附于土地,以土地为划分依据的小农意识。而村集体对土地的分割也再造了这种分散的生产模式,使他们难以专业化,而是复制了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模式。这使代耕农所处的社区与都市区域截然区别开来,表面上自成一体,实质上却是服从于都市生活的安排。

    传统的耕作模式虽逆现代农业潮流而动,{23}实质上却有极其深刻的结构性根源。双重边缘性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使他们不愿意进一步投入,只部分革新农具,小范围内调整农业技术进而改善生产;另外,由于土地分散等客观因素,他们也不可能联合起来提高生产技术。在结构性根源下,代耕农采取了被动的、个体化的生存策略,即对传统的复制。技术的改进能够产生较大收益,但他们不会随便冒风险。笔者在田里跟李大哥一起种菜时,他扶着锄头,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抽着烟说:

  

    采用大棚种植肯定会好一点,但是我们不是本地人,都不知道种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土地什么时候就会被征收掉,土地一旦被征收掉,你这个投资就什么都没有,辛辛苦苦赚的钱这么没了太不好了。一花就是几万块钱,一征收就什么都没了。{24}

  

    另外,农田分散、沟渠遍布是无法采取规模化经营的客观条件。北山村的菜地零零散散地被沟渠给划分了,只剩下一片完整的。传统的复制展示了代耕农在面对双重边缘性时无奈的抉择。在面对新结构情境的核心因素——市场、土地制度时,他们采取了个体化的策略去适应,但同时出现了冲突,甚至是挣扎。在适应方面,他们提高自身的劳动强度,提高土地的利用密度,以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等;而另一方面,当面对城市化(征地)的压力时,“一征收就什么都没了”,则是冲突、挣扎的极致体现。这体现了结构性压力的影响,与代耕农群体对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认可。 

   (二)卖菜的故事:个体化的市场主体

  代耕农期望来到大都市能够提高收入,所以面向市场是其一个重要特征。农贸市场往郊区的迁移符合城市化“中心—边缘”的发展思路——通过边缘地带发展农业以支持城市中心的发展。由于本身的逐利性,代耕农环绕农贸市场居住,在交易的过程中被驯服成合格的、边缘化的市场主体。下面的故事就深刻体现了这一点:

    凤翔农贸市场是南山村、北山村及周边一带代耕农销售蔬菜的主要市场。卖菜是获利的唯一途径,走向市场就像等待宣判,判决有可能让他们欣喜万分,也可能让他们沮丧不已。而卖菜的整个过程充斥着代耕农与菜贩、市场管理人员的博弈。

    凌晨五点左右,大部分代耕农还在田里割菜或准备将菜运往市场,凤翔农贸市场上也只有稀稀疏疏三十来人。但为了抢占有利位置,获得较高的价格,蒙大叔早已经摆好了凌晨两三点就收割了的蔬菜——两筐大白菜与两筐蚕菜,等着菜贩前来购买。卖菜并非一个容易的过程,更何况这是代耕农的唯一收入来源。因此,代耕农会积极与菜贩沟通,蒙大叔看到相熟的菜贩就会急忙将其喊住,询问是否需要蔬菜。当然,菜贩也并不是只有一个熟人,他也在寻求更加价廉物美的蔬菜。在听到大叔的招呼之后,该菜贩便转过来问菜价,同时用手里的手电筒照了一下筐中的大白菜。为了确保代耕农没有弄虚作假(将不好的蔬菜全部夹在筐中间),他还从整筐菜的中间挑出一根来看看白菜的质量是否过关。如果菜贩觉得白菜的质量还可以,双方就会讨价还价,但最后的菜价与代耕农刚刚所报的价格相差无几,仅在一角到五角钱之间浮动。最终,如果双方都对菜价比较满意,这桩生意就成了,如果有一方不满意,则等着下次交易的出现。大叔今天运气不错,与两个菜贩讨价还价之后,就把一筐白菜卖掉了,成交价为六角。双方谈妥之后,菜贩子把整筐菜翻转了一下,让菜斜放着“倒水”。等菜贩子走后,笔者迫不及待地指着菜问大叔:“为什么要这样放这些菜呢?”“翻过来就说明要了嘛,倒水了,如果他不要就要赔钱了。如果他在其他地方问到菜便宜,他也得按原价钱买我这个菜,这是卖菜的一个行规。”原来,代耕农清晨割完菜装好筐之后,都会将菜扔到菜地旁的水沟里面过水以增加菜的重量,但菜贩也了解菜农的这一行为,所以在称重之前一定会要求其倒水,当然就默认生意成交了。{25}

    就在我们交谈甚欢的时候,又有一个菜贩过来问蚕菜的价格,“一块七”,大叔回答。为什么刚刚卖一块六,现在又报价一块七呢?大叔说:

喊价嘛,如果你不喊价,明天就没有好价钱了,你今天喊一块七,如果明天没什么菜,你就可以卖一块七了,市场里大家都这样,抬高那个市场的价格,让菜贩知道行价就是这样的了。

    “喊价”是代耕农应对市场的一种策略,通过“喊价”可与菜贩子在互动中争取较好的利润。但这种争取所能取得的效果却是有限的,菜贩并不会马上买这一家的菜,而是货比三家。同样地,第二天也不会因为前一天代耕农的喊价而提高菜价。

    在应对菜贩的时候,代耕农努力提高菜价,但在应对市场管理人员时则努力压低菜价,因为市场管理费依据菜价而定。大概凌晨5:50分左右,笔者跟着大叔拉菜去称,只见那称菜的称完之后标上3.5元,这表示这筐菜要收3.5元的市场管理费。大叔看了之后比较着急,就跟他理论:“这个菜才五毛钱(成交六毛),一筐菜你就要了三块五,怎么多出五毛?”那个工作人员答到:“不多出五毛,你给四块啊,这样就整数了。”听完,大叔也不多说,而是一边拿着纸,一边把菜拉到菜贩子的车旁边。当然,称菜的管理人员这种喊价策略是为了压低市场管理费,{26}但事实上却未起作用,市场称菜的规则是由市场制定,代耕农只能无奈接受。

    但有些代耕农采取了逃避管理费的策略。如罗大哥在家的时候就将菜称好重量,凭着自己与菜贩之间的信任关系,逃过市场管理费这一关。当然,这也是有风险的,一个女代耕农在逃避管理费时被抓了,不仅照原价交钱,而且还被罚了30元。所以,在拉菜出市场的时候,一定要借一张称菜的凭证(写着菜名、重量以及市场名称的小纸条),以减少被抓住的风险。在“喊价”的时候,笔者问大叔:“如果菜贩以一块七的价格要你的菜了,那你会把菜卖给他吗?”大叔说:“不是啊,还是要将菜卖给原先的那一个,说好了嘛,那不能毁约啊,这是行规。”笔者又问:“那如果菜贩看到更便宜的菜,会不会不要你的菜啊?”大叔却有点犹豫不决:“应该不会吧,应该是会要的,要不市场管理人员也会惩罚他们的,大家都要按规矩办事的。”在缴纳管理费时,笔者看到小纸条非常粗糙、易仿造,就问大叔:“那个纸条挺粗糙的,我们可以自己写啊”,大叔却很蔑视地看了笔者一眼:“不行的哦,这是规矩,有很多人看着的,如果你违规了,要罚款十几、二十元的,一般都不会这样子做。”环顾整个市场,笔者却没有找到明文规定在该市场卖菜要遵循哪些原则,而且菜市场的管理人员虽然也会在市场中巡逻,但并没有抓得非常严,代耕农有自由活动的空间,那到底是什么促使大家遵循规则呢?蒙大叔告诉笔者:“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也会观察,大家在这样做,所以我也会去遵守,当然也有老乡带一带,跟你说一下的,这些老乡都是比较聊得来的。”可见,菜市场的规则并不是通过市场管理人员或者明确的公告告诉代耕农的,而是通过熟人关系以及自我观察实现的。

    面向市场是代耕农与传统农民重要的区别之一。这种农贸市场的设置使大都市中心化的特征更加明显,郊区农业的运作完全服从于城市中心。代耕农的迁入服务于这种中心化,他们一开始就注定了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地位,他们从事边缘的补偿性经济活动,{27}面对强大的市场,代耕农发展出一系列的个人化应对策略,譬如喊价行为、缩短销售环节、逃避市场管理费等,其中既有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的部分,体现了代耕农与市场这个结构性情境的互动。

  总之,市场改造了农民,使之成为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他们与市场互动的结果则是被驯化。代耕农作为独立的个体面向市场,在代耕农社区中的邻里互惠关系在面对市场时已经荡然无存,他们采取的策略源自本身的文化特征,但也做出了部分适应性的修正。

    (三)收租及征地的故事:弱社区的消亡与个体化策略的失败{28}

    2009年3月4日,笔者来到南山村,眼前的景象不禁令人怀疑之前见到的南山村代耕农聚集区是否真实存在过。这里似乎刚刚经历一场浩劫,原本欣欣向荣的南山村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大棚、房子已然全部倒塌,还留下一堆被火烧过的废墟,难道这里的土地被征收了?难道搬家之后还要把剩下的垃圾也一起烧掉?原先的人又去哪里了?

  当地的马大婶告诉笔者,就在两天前,这里的土地被南山村村委以“违章建筑”为由强制收回了,这里的人全部被强制搬走。这里的土地不是村委出租的吗?为什么村委要强迫这帮人搬走?土地既没有被征收,又不出租的话,村委岂不是也有很大的损失?在进一步的询问中得知,原来南山村的代耕农并不像其他村庄那样,是从村委那边直接承包土地的,而是以私人老板作为中介。20年前,这个私人老板以每年400元的租金跟村委会签订了30年的承包协议,到现在还有10年才到期。那时这里的土地荒芜,道路又不通,村委认为没什么用,就以便宜的租金租给了私人老板,代耕农则成了这块土地的拓荒者。随着一批又一批的代耕农来这里定居后,这里的树被砍了、道路通了,地租也跟着上涨。2007年,这里的地租已上涨到每户约1200元,三四十户人家一年的租金可达三四万元。此时,村委会就想将这里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却一直苦于没有借口。2008年腊月,一场火灾烧断了三根高压电线,刚好给了村委会一个借口,于是村委在火灾之后就以“违章建筑”为由强迫居住在此地的所有代耕农搬走。但令人奇怪的是,隔壁几个与南山村毗邻但不属于南山村管辖的代耕农棚屋却安然无恙地矗立在那里,难道它们就不是违章建筑?由于要求搬迁之时已近年关,代耕农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搬迁地点。经过一番商议之后,村委决定让收垃圾的几户先搬走,而剩余人员则定在正月十五之前搬离。但新年期间,本地人基本上都不做生意,刚刚过完正月十五的那几天也没有人来通知他们搬走。此时,私人老板又来收租,并承诺说不可能会逼迁,如果村委要求他们搬走的话,他会找一百多个人来这边守着,保证没有人敢动。正是在这种种因素的促使下,代耕农继续在这里居住,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009年2月17日,村委发来通知要求20日之前代耕农必须全部搬走。这里的代耕农都是全家一起居住的,通常都有好几个大棚,大棚里面有种着平菇、豆苗,养着猪仔,再加上每天的生意还不能中断,三天的时间哪里有可能搬走并找到新的住处呢?20日早上,悲惨的一幕最终上演。三四十个人(包括城管、派出所、村委干部等)来到南山村代耕农聚集地,在保证代耕农的人身安全之后,其他的东西就全部用挖土机清除。挖土机开过来之后,代耕农们还没来得及把家里的电视、农作物、牲畜等转移,瞬间房屋就被夷为平地。养猪的杨大婶一家还想把养的猪赶出来,但保安冲过去把他们拉了出来,接着挖土机开过去,把猪压死在大棚下面。杨大婶一家损失惨重,种豆苗的几家也一样,损失3000 ~ 30000元不等。苗大哥描述当时的情景时非常生气:“我们这边比四川大地震还惨,四川大地震好歹还有那么多人救济,可是我们都没有人帮我们说话。” 

  挖土机在施工的同时,有些保安还不断从废墟中搬走东西,把电线全部剪走,拿去卖废品。看着他们剪自己的电线,苗大哥很气愤地跑过去,训斥他们:“这是我们自己花了几千块钱买来的,凭什么你们要拿走?”但是因为人多势众,他最后也只抢回了一把。由于起火的是卖废品的一家,他家的卡车已经被烧毁了,村委过来,想把他家这辆卡车也拖走,这时候收废品的上前争执,终于把车留了下来,最后卖成废品,2万多元的车只卖了2000元。

  由于之前没有准备搬离,没事先找好房子,刚被拆掉房屋的那几天,代耕农们全部露天睡在外面。在最冷的冬天,老人、小孩等在寒风中露宿,情景甚是凄凉。房子的倒塌也迎来了盗贼的频繁光顾,他们不得不提高自身的警惕,保证自身及仅剩财物的安全。代耕农在向我们描述这个场面时,只能不停地叹气。事后我们追访到几个人,有些虽然也觉得难受,但有些已经挪了新址,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有些则因为没钱继续投入生产而退出了这个圈子。

  斯科特认为殖民地政府的财政政策日益违反了以生存准则为特征的道义经济学,殖民统治在乡村的权力深刻地表现在以牺牲村民利益而确保其收益。{29}南山村的村委在某种程度上就扮演了类似殖民政府的角色。村委会为了确保自己的收益,完全漠视代耕农的利益。“强盗”、“日本人”、“土匪”、“不顾别人的死活”成为了村委会的代名词,他们被强迫迁移的场面则被形容为“比四川大地震还要惨烈”。

  代耕农在面对这种强制的拆迁时,“地是他们的”、“我们作为外来者能怎么说”的观点正是源自前述提到的双重边缘性。虽然代耕农与村集体签订了合同(或者口头契约),却只是名义上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实质上根深蒂固的外来者的身份及小农思想使他们放弃正当争取他们合法权益的方式。代耕农的行为是个人化的,在村委会强制拆迁的时候,并没有一起站出来反抗,而是各顾各,对于其他人的遭遇也只作观望。在这之后,南山村的村民四散而去,原先三十多户中有几户迁到更加远的地方继续从事豆苗或平菇等种植,而有几户由于资金不足以投入生产,已经放弃了种菜的想法,或回家,或进厂打工,完全放弃了原先的生活方式。面对城市化,代耕农采取的策略是十分消极的,任由城市化的魔爪摧毁他们辛苦营建的家园。

四、结论与讨论

  

  有学者指出,农民工这个职业群体反映了一种极为矛盾的现实,他们户口在农村,基本活动却在城市中,这使他们在城市中变成了“边缘人”。{30}对于代耕农来说,这种“边缘人”的身份特征更为明显。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市场化的加速,代耕农来到了城市的边缘,又在二者的挤压下进一步被边缘化,这是空间层面的边缘性;另一方面,他们被当地人隔离于农田之中,极少与外界接触,这体现为社会层面的边缘性。

    双重边缘性源于市场和制度(主要为土地产权、户籍制度)的形塑,而这构成了约束代耕农行为的核心结构性特征。首先,市场是代耕农生存的条件,他们更多围绕着市场(农业商品化)进行生产,市场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大都市对农业的安排是郊区化的,服务于中心城区的发展,它随时有可能被“城市化”所吞没。由此,代耕农的生活本身是受新场域所安排的,以空间上的边缘性为第一特征。其次,在土地所有权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国家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村集体本身作为利益主体去行动,农田进一步被征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使代耕农对土地的承包使用权极其有限。村集体把代耕农规定为“外来种菜的”,土地使用权与户籍制度使代耕农的权益受到漠视。

    虽然来到了城市,但代耕农还是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客观的原因未发生变化,他们未能有新的城市体验,而是延续传统的小农耕作与生活,安土重迁,日复一日地生产,再造了与传统类似的代耕农社区。如果把他们与城市分离开来,他们则生存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城市与他们无关。在这种环境中他们安居乐业,过着与传统乡村相类似的生活。然而,这种与传统相适应的安居乐业的生活是虚假的,代耕农在面对市场时尽显无助,在面对征地时被驱赶,最终代耕农社区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说卖菜的故事还能体现代耕农群体的部分调整,即代耕农围绕着市场种菜、卖菜,通过喊价、逃避管理费等方式去适应市场,那么征地的故事则体现了这种调适的最终失败。代耕农采取的个人化的市场行为使不同的代耕农个体获得利益的空间不同,但归根到底是他们自身具有的小农思想的体现。他们能够在市场有限的空间中获得生存,源于农贸市场与代耕农群体的共生性,即市场需要代耕农,代耕农也需要市场,但市场需要的是个体化的代耕农,需要为其所驯服的市场主体,市场形塑了他们的边缘性,从而使他们为都市的中心性所服务。当城市化继续外推时,代耕农这种个体化的应对策略则失效,他们按照自己的惯习去调适,而带来的则是代耕农社区的消亡,他们只有选择退出。

    至此,代耕农的生存策略在典型性故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基于农民立场的微观层次的研究能够比较深入地反映在宏观背景变迁下农民所采取的行为逻辑,通过进一步考察代耕农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能对宏观情境的变化进行分析。{31}代耕农行为逻辑产生的根源在于市场与国家的双重挤压,代耕农通过与村集体签订合同,也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但这种使用权是极其有限的,他们被村集体定位为外来人,土地使用权在外来者这个身份面前显得格外脆弱。在这种边缘人的社会地位基础上,他们形成了一种边缘人的独特心态。{32}在代耕农身上,这种认同是混乱的,他们或认为自己是农民,或认为自己是打工的,但在受到驱赶时,他们却一致认为自己是外来者,土地是别人的,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他们面临的不幸。

  中国的市场转型正在逐步把原先的工人拆解成一个市场原子化的劳工主体,{33}使他们丧失了抵抗能力,代耕农更是如此。城市中心—边缘的规划不允许出现集体强势的代耕农群体与其对抗。前述已经指出这种市场原子化的行为策略在对抗市场及村集体时是无助的,这种传统惯习所导致的行为的最终结果是代耕农自我边缘化。沈原指出,面对中国转型的社会,要努力实现从“结构社会学”向“行动社会学”的过渡,他认为对于社会自组织机制得到充分发育和显现的地方,要用“弱干预”手段;而当社会自组织机制受到严重压抑甚至破坏,难以在短期内自动修复的条件下,“强干预”是必须的,社会学的干预则是以长期持续的干预活动促成其变化。{34}在完成对代耕农群体的描述之后,需要采取“强干预”的手段对代耕农社区进行重新组织,以促成其具有对新的结构情境的调适能力,要让代耕农调整自身的惯习,从而更有效地生存下来,而这种重新组织则体现为引导代耕农建立强有力的社区,使代耕农本身从个体化的策略走向集体性的策略。如果能将代耕农的个体生存策略通过某种方式转化成一种集体行为,促成其自身的联合,增强其与外在强势力量相抗衡的能力,从而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这或许是改善代耕农生存状况的一条途径,也是社会学或社会工作在研究代耕农问题时可以考虑的方向。

    *感谢张和清、黎熙元、吴重庆诸位老师,张杨波师兄及审稿人给予本文的宝贵意见!


【注释】

{1}“农民的终结”,原意指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迈进的过程中,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作者;在这里主要指农村户口向城市户口的变化,农民的身份在城市中逐渐消失。参见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陆学艺:《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这两个村的村民在行政上都已经实现“农转居”(2003年左右),享受城市居民福利,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每年享受集体分红。按照学术惯例,本文中的人名、部分地名采取化名处理。 {3}王汉生等:《“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1期;项飚:《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8第6期。 {4}陈海真:《代耕农——新农村建设中的“租约农民” ——以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为例》,载《华南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增刊。 {5}申群喜、胡波:《珠三角代耕农生存境况及相关问题研究》,载《云南财贸学院(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7}佃户本义为耕种土地,引申义为租种田地,也指古代向地主或官府租种土地,如承佃(旧社会农民被迫向地主租种土地)、佃人(租种官府或地主田地的农民)两个词也指出了这种形态。 {8}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9}参见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0}参见[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11}笔者于2009年3月4日在南山村与苗大哥的访谈记录。 {12}同上。 {13}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4}同上。 {15}参见[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6}同注{10},第76页。 {17}汤光明、柯荣:《转轨时期我国农业市场风险规避探讨》,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8}同注{10}。 {19}同注{15}。 {2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21}同上。 {22}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23}陶红军、徐华艳:《都市农业发展浅析——武汉市的实践》,载《农村经济》2003年第2期;李秉乾:《都市农业理论问题调查研究》,载《都市农业》2000年第10期。 {24}笔者于2009年3月5日在北山村与李大哥一起种菜时的谈话记录。 {25}笔者于2009年3月28日在凤翔农贸市场与蒙大叔一起卖菜时的谈话记录。 {26}凤翔市场为一个私人承包市场,有专人负责管理市场秩序,主要是负责称重等,并向代耕农收取一定的费用,一般菜价若在一元以上,100斤菜就要收取三元钱的费用,在菜价高的时候,一筐菜可能需要交十几元的管理费。 {27}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28}部分故事情节是代耕农实话叙述还原,以尊重事实为原则。 {29}同注{10}。 {30}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31}参见Robert H. Bates, “People in Villages: Micro-level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1978. {32}同注{27},第155页。 {33}郭伟和:《身份政治:回归社区后的北京市下岗失业职工的生计策略》,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 {34}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384页。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