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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力”:民国时期城市底层社会研究

——读《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秦 洁

【内容提要】 通过追溯民国时期“苦力”调查,对早期社会调查的得失进行评价,进而分析在城市底层移民研究和边缘职业群体研究的脉络中推进城市底层社会研究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当代城市底层社会现状,为进一步展开对城市底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

  笔者在从事城市底层体力劳动者的研究过程中,查阅了与中国城市“苦力”研究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其中不少文献见于2005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献显示,包括“苦力”在内的中国城市底层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的强大话语下,“苦力”、“底层”等词汇在1949年后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的弱化和社会学的重建,学者才开始重新进入该研究领域。近年来,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底层”的范畴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底层”不断出现,“底层”问题也日益凸显。但是,如何对城市底层社会开展调查和研究,尚欠缺成熟的学术经验。因此,笔者试图对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研究的经纬作一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展开对城市底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

一、民国时期全国性的“苦力”调查

  “苦”和“力”合在一起,最早表示“刻苦努力”或“用功”的意思。但是,“苦力”一词并非源出汉语。中文《辞海》“苦力”条目称:“英文cooiy或cooiielie的音译。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如码头工人等)的污蔑的称呼”。《韦氏英语大辞典》中“cooiy”一词的释义是:cooiy或cooiie源于印地语qūlì,印地语本意为雇工;英文意思包括两方面,第一,指东方当地的非技术工人,第二,指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工资廉价的人,尤指从东方输送而来的人。台湾出版的《重编国语辞典》对“苦力”一词也作了和上面相近的诠释:“劳动者,专指矿工,脚夫,车夫等,从事笨重工作的人,本英语Coolie的译语,其专指在欧洲或殖民地的华工而言。”而在具体环境中,人们习惯把“苦力”看成是“出卖力气干重活的码头工人”。{1}

  纵观民国时期的“苦力”调查,“苦力”指在城市里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工资廉价的人,包括矿工,车夫(人力车夫、独轮车夫、双轮车夫、小车夫),脚力,轿夫,码头起卸工,码头小工,搬运夫,清道夫,挑水夫,粪夫,葬事“苦力”等。而毛泽东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也指出:“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2}

  全国性的“苦力”调查不多,学者大多运用二手分析方法,根据已有地方调查的资料数据对“苦力”来源、人口数、从事的工作、生活状态等进行分类整理。分析的数据多来源于劳动年鉴、农村经济调查、国民生活水平调查中的官方统计。这类文献中较为突出的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著者马札亚尔在《畜牧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一章中,将人力放在人类生产技术发展的脉络中,视人力为可与兽力相比的劳动力,并得出牲畜式的人力劳动比兽力还贱的论断。他还指出人力运输时间回转甚长,附带消耗巨大的弊端;并且通过北京人力车夫卧轨、水夫抵抗、广州人力车夫要求限制公共汽车和汕头人力车夫捣毁第一辆公共汽车等事件,分析了电车、自来水的出现与“苦力”失业的严峻矛盾。{3}该著作对“苦力”问题的分析让人们得以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来思考“苦力”生存现状的社会根源。另一位研究者陈问路对比分析了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苦力”,通过其工资收入、住房、嗜好等方面的数据展现了“苦力”的生存状态。但是,因为各地在地理、市场需求、地方习俗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他的统计分类标准难以统一。比如在他提供的数据重要来源之一的《二十一年度劳动年鉴》中,天津“苦力”有水夫、粪夫;上海有脚力、码头小工、小车夫、踢车夫、搬运夫等;南京包括推小车者、清道夫。“苦力”界定不一致,而且都是二手数据,难以保证其分析的可信度。{4}

  《劳动月刊》于1936年译载了多雷西·欧查德(Dorathy J. Orchard) 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在分析中国工业劳动力来源时,指出“苦力”是中国工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是由灾民、过剩的农民、失业的城市工人、退伍的士兵和归国的侨民混合而成的,且以男性为主,这些人什么工作都做,尤以人力运输为主。他参考江苏、武昌、汉口、北平、广州、山西、上海等地1922 ~ 1934年的年鉴中的统计数据,估算全国“苦力”不下百万,认为中国的城市全赖“苦力”而维持。他还指出“苦力”尽管很辛苦,但工资稍高于半技术工人。{5}对比分析时,他所采用的数据在时间上不统一,跨度长达十几年,研究的可信度也不高。

  当时,不同学科都有对“苦力”的关注,为“苦力”调查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贡献。概括起来,经济学、社会学受西方现代社会学的影响,多侧重于社会事实调查,这类文献占现有文献的绝大多数;管理学则倾向于组织、政策研究,侧重对“苦力”的规范、管理、救济的调查,而且对力行、行帮、职业工会、救济所的运作也有关注。

二、民国时期地方性“苦力”职业群体调查

  民国“苦力”调查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汉口、成都、济南、重庆等大城市。究其原因,其一,“苦力”本是城市的产物,而“苦力”问题的根源在于劳动力过剩与城市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其二,这些城市或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先后定都的南京、重庆,或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如上海、广州等城市。也许由于“苦力”的职业广泛且区域流动性太大,全国性的“苦力”调查无从着手。所以,民国时期较有系统的“苦力”调查往往只侧重对某一固定场所内的“苦力”职业群体的调查,同时又以地方性单一“苦力”群体的调查为主,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调查。

  (一) 码头工人调查

  中国码头工人调查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沿岸,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相联系。就目前查阅的文献来看,在关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码头工人的文献中不乏较为系统的社会调查。

  关于武汉码头工人的文献中最为突出的是《汉口之“苦力”》。作者视码头工人为汉口劳动界最苦之人。除了客观介绍汉口码头工人的人数、管理规则外,他还特别强调码头工人“自由”的职业特点,对码头工人漫天要价、嗜赌如命的负面形象有比较偏激的描绘。基于这样的视角,码头工人高死亡率被归因于“暴饮暴食”、“穷则生盗”、“懒惰成性”等不良生活习惯和文化弊端。{6}此文虽然算不上严格的社会调查,但也不失为活生生的个案再现。此外,汉口码头板车帮与运挑帮冲突、{7}汉阳孝感两帮派为争夺码头工作发生械斗之类的新闻,{8}在当时的报刊上异常抢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码头工人的组织形式,以及他们在权力网络中的冲突。《南京劳工生活状况之透视》中有对南京码头工人的调查,作者闻声对南京汉西门码头工人产生的原因、计件方式、歇工天数、嗜好等均有描述。特别是“陶醉”、“温柔”、“居无定所”、“随遇而安”等用词使其不失为民国有关“苦力”文献中难得关注到“苦力”心态的社会调查文章。{9}

  《上海产业与上海工人》中对上海码头工人的调查是这一时期国内码头工人调查的扛鼎之作。该著作结合经济、社会背景,利用人力统计学的方法对上海码头业的经济地位,管理系统和生产组织,以及工人数目、年龄籍贯、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文化状况和劳资关系等展开了比较全面的调查。除此之外,作者还对码头工人内部诸如起卸货工人、野鸡工、扛棒工、矮子工和搬运夫各自的业务范围、劳动强度和收入差异都作了非常细致的调查。同时,作者还注意到码头工人的帮派组织,发现其内部关系有从血缘与地缘转为业缘的倾向,由此多少带有亲属关系、社会网络分析的意味。该著作对“苦力”的调查范围甚广,从衣食住行、借贷、疾病、嗜好、工作副收入、信仰、婚丧、交际、文化状态等方面均作了全面的调查与展现,作者也关注到社会背景对码头工人的年龄构成、流出与回流比例关系的影响。{10}

  除了以上社会统计调查外,有关码头工人的文献还散见于各地的档案资料。因为码头工人有固定工作场所,而且与码头管理相联系,所以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比较完好地保存在当地。以处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为例,国民政府、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社会局的训令和规章制度(包括各种管理办法、暂行办法、整顿报告草案、公函、电报、报告、会议纪录、案件表),码头工人管理处、运输业职业公会的规章和文件(包括组织简则、组织章程、组织规程、考核规则、登记表、花名册、起运力价表、职责训令、调查表、恳请、须知、生活津贴表、会议记录、管理办法等),无不记录了各种政治权力对码头工人的管理,为近代底层权力空间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索然无趣的工人生活费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到反映激烈利益之争的合同、合约、联名报告、力夫的状纸和呈文,这些资料都呈现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码头工人之间的冲突,及其与社会其他群体的矛盾。这个时期码头工人群体有两个特点:一是组织严密,比如在重庆就有社会局下设机构(码头工人管理处)和重庆市运输业职业公会(分设提装运转渡船三业运输业职业公共会,按码头设上货支部,如朝天门上货支部、千廝门上货支部等),除此之外还有重庆市肩舆业职业工会、官盐抬运业职业工会等相关组织;二是政府权力介入明显,正规组织外的“野力”的生存空间受到各方压制。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的码头工人研究与西方学者是同步的。码头工人研究是一个在人类学学术史中具有世界性对话价值的课题。纵观不同学者对世界不同地域的码头工人的研究,不难发现码头工人作为职业群体有其跨文化的共性,如职业的自由随意性,工作的高强度、危险性、不稳定性,内部无明显阶层化,与雇主无常规联系,无身处社会底层的自我意识等特点。{11}这些共性在雷蒙德·查尔斯·米勒(Raymond Charles Miller)看来是一种亚文化。{12}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码头工人纳入统一的文化中考虑当然是后来者的分析框架,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码头工人的研究无疑表明民国学者所作的努力具有学术对话价值。

  (二)人力车夫调查

  较之码头工人,民国“苦力”调查对人力车夫的关注更为突出。一是因为人力车夫在“苦力”人数中所占比例最大;二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经历着城市现代化的变迁,汽车、电车出现后,人车矛盾日益严重,最终爆发为社会问题。人力车夫研究的主体非常广泛,有政府相关部门的研究者、学者和文人。人力车夫研究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济南等大城市。在电车、汽车出现以前,人力车是这些大城市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加上这些城市公路路面较平坦,人力车数量众多。另一方面,这些城市都有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机构,如北京社会调查部、燕京大学、上海社会调查所、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济南齐大社会学系、四川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广州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和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等。这些机构常常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习,当时严重的人力车夫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些研究机构对人力车夫问题的研究状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

  1. 调查方法

  民国时期人力车夫调查效仿西方统计学和社会学,开始使用抽样调查法。大多是按地区抽样,如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13}《北京拉车的苦工》、{14}《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15}陶孟和《北平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16}《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7}刘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18}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19}泳蓂《成都市的人力车夫》{20}和言心哲《南京市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21}其中尤以言心哲对南京人力车夫抽样最多(1350样本),占南京人力车夫总人数的1/12。此外《济南洋车夫生活调查》的著者强一经作为社会学的一名学生,采用了就近法(乘车随机);{22}而后的伍锐麟在《广州市六百人力车夫生活状况之调查》中则采取分地区与就近抽样(乘车随机)相结合的方法。{23}

  调查方法多为半开放式问卷,由调查员按问卷提问填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陶孟和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采用家庭记账法。{24}采用日用账簿法进行调查在当时还是创举。之后各地对生活费的调查大都采用此方法。《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采用车夫家庭流水记账簿与调查表格相结合的方法。{25}强一经完全采用询问访谈法,展开了对济南城内100个个案的访谈。{26}伍锐麟对广州人力车夫的调查综合了问卷调查和自由谈话式方法,是民国时期地区性学者主持的人力车夫调查中最为详尽和周全的成果。{27}

  2. 调查内容

  民国时期学者和有关机构对人力车夫的调查通常从车夫的基本状况(籍贯\年龄、嗜好、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和等成年男子数),{28}工作状况(开始拉车的年龄、拉车年数、工作时间、拉车次数和歇工天数)和经济状况(车租、拉车收入、家庭收入和家庭生活费)等几方面着手。同时期的人力车夫调查几乎都会涉及以上内容。其中,上海市社会局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为同类调查中调查事项最丰富的一例,能取得这样周全的资料,与调查者对调查的精心设计和准备分不开。此项调查还考虑到调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并针对困难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这在同时期的调查中是难能可贵的。《中国人力车夫的研究》对自民国初年以来的人力车夫研究有综述性的总结。此项研究通过追溯人力车在中国的历史,利用各大城市有关人力车夫的调查数据,就各调查事项(如车夫人数、前职业、人力车制度、生活概况)作了对比性的分析,而且还对影响中国人力车夫生存现状的社会因素进行了分析。{29}

  3. 调查结论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关人力车夫调查发现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仅举数例予以说明。

  其一,陶孟和对北平41位人力车夫生活费之分析中,得出“车租一项,虽为车夫之重大负担,而车厂主人亦并非因榨取高利而压迫贫乏无告之车夫也”的结论,{30}这与其他调查得出的结论出入很大。回溯人力车在中国的历史,笔者发现陶孟和展开的调查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人力车行并不多,行业内部竞争没有20世纪30年代激烈。其二,强一经调查发现济南人力车夫生活比一般下层工人稍好,因为人力车费的收入高,而且无严重不良嗜好,其中部分人在农村还有田地。{31}而泳蓂在成都调查中,认为成都人力车夫是全国最苦的“苦力”,并将其归因于四川民生日暮穷途,军阀混战。{32}其三,《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显示上海人力车夫歇工日数二分之一多,并将上海的调查结果与言心哲的南京调查中统计的南京人力车夫数据对比,发现南京人力车夫每月歇工在6日以上不足1%,而每月歇工0 ~ 3日者,占85.7%。{33}《报告书》将这种差异归结于上海人力车辆少而人力车夫多,而忽视了差异的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因为南京定都以来,人口激增,加上新式交通工具缺乏,对人力车消费需求较大。

  除上述社会调查外,民国时期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关注中国的民生和大众的疾苦,他们撰写了大量反映社会问题的文章,通过社会事实的描述,分析其社会根源,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张厚载的《人力车问题》、{34}叶德尊的《社会生活》、{35}郭崇阶的《上海市的人力车问题》。{36}这些文章或以整体为视角,或以区域为视角,对人力车夫问题发生的原因、“苦力”的生存空间、职业流动,以及劳动力剩余对近代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大致上,他们都认为人力车夫问题是中国农村经济衰败以及战争、饥荒、机械力的发展等多种原因交叉互动所致,而他们所提出的改良建议,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动荡的现实的呐喊呼吁。此外还有大量的随笔、诗作、文学作品散见于文集、专著、报刊之中,对人力车夫的生存现状、心理状态都有非常细致的描写,这也是我们追溯民国“苦力”调查的宝贵文本。

三、对民国时期“苦力”调查的评价

  总的说来,当时我国社会学工作者怀着救国的热忱,开拓性地利用西方社会学、统计学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开展了实地调查、搜集与整理资料。这些调查弥补了民国相关政府机构的统计缺失,为社会的改良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同时也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调查经验。这不仅于学术上有很大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特点,特别是体现了关注底层边缘群体生存状态的基本学科性格。

  当时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工作,但由于调查主体的学术准备及研究条件的限制,“苦力”调查普遍存在方法局限与理论缺失的问题。这些调查采用的调查方法单一,以问卷调查为主。由于没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调查内容也表现为彼此雷同度很高,涉及到的事项多是反映人口学特征的内容,而对于“苦力”心理感受方面的调查却少有关注。这些调查倾全力于收集资料,但结果是资料繁琐、轻重不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些调查都无理论支撑,始终停留在社会调查的层面。可以说,民国“苦力”调查一直没有取得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的突破。{37}

四、城市底层社会研究的视角

   “底层”一词,其空间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即指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但是,它究竟指哪些人或哪些群体却是一个极具弹性的概念。事实上,结构性解释框架下的“底层”,与文化解释中的“底层”,所指的范畴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不同时代,“底层”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因此,针对社会现实,如何抓住当代城市底层的新特点,从何种视角展开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都市移民研究的视角

  城市是在不断吸纳外来移民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城市底层的内涵和范畴的演变也与移民现象密不可分。芝加哥学派对美国城市中黑人区、唐人街、犹太区、拉丁区等外来人口社区的研究就是典型的城市底层研究。而且,帕克(Robert E. Park)还在对美国城市移民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边缘人”(marginal man)的概念。{38}后来该概念广泛运用于跨境和国内移民的都市适应研究中。都市适应作为移民研究的重要领域,也进入了都市底层研究的视域。托马斯(W. L. 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 Znaniecki)对波兰移民研究中关注到移民适应过程中的心态问题。{39}《街角社会》则重在分析移民在其新经济环境中的行为特点、适应过程和变化。{40}后继学者的贫民窟研究、贫困文化研究都有对城市底层移民群体基本生存、文化适应等方面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构成了中国新的城市底层,他们无论是在以经济为主要划分标准的社会分层研究中,还是在文化的解释框架中,都处于城市的“底层”和“边缘”,其在都市的生存现状和适应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社会学、人类学移民研究的视野中展开对都市底层的研究,不仅能关注到底层的生存现状,而且能考察其入城前的生活环境、文化观念、入城动机对都市生存现状的影响,从而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上对都市底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其自我身份认同进行更为深刻的剖析。

  (二)人类学职业群体研究的路径

  在“职业分立”{41}的中国社会中,“下九流”就是基于职业划分的中国传统底层社会。在中国传统底层研究的脉络中,学者多从文化解释的框架来考察单一职业群体的代际延续、内在文化机制和边界特征,并将其广泛运用于流民、游民、“苦力”、妓女、乞丐等城市底层群体研究。事实上,都市底层社会往往与某种谋生方式相联系。由劳动分工中的特定角色决定的职业群体或相关的职业群可以作为民族志研究的基础。{42}特别是在异质性极强的都市研究中,它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分析性分类。“苦力”就是以劳动分工的角色所决定的底层职业群体。按同样的路径,职业群体这样的分析工具可以用在当今底层社会构成中的清洁工、拾荒者、保姆、街头小贩等边缘群体的研究中。甚至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身份社区”这一概念来研究单一的职业或职业群。{43}此分析概念侧重于身份社区的次文化的边界对该职业群体构成的重要作用,并被运用于码头装卸工人、性工作者、脚踏车夫或人力车夫等边缘职业群体。

五、结语

  通过追溯民国时期的“苦力”调查,我们可清楚地看到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得失。民国“苦力”调查为当代城市底层群体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和调查经验。然而,在肯定早期学者关注现实问题的学科精神的同时,我们强调有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相对于历史上和国外的底层社会,当代中国城市底层社会具有显著的特殊性,这就更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关怀和问题意识。限于篇幅,笔者仅就城市底层体力劳动职业群体研究中可能运用到的理论视角,提出了一些思考。希望通过这些文献梳理和理论思考,能够为推进城市底层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注释】

{1}刘以焕对“苦力”的词源曾作了考证,参见刘以焕:《“苦力”词源考辩》,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2}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3}[苏]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陈代青,彭桂秋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43 ~ 147页。 {4}陈问路:《最低工资与中国劳工的生活水平》,载《劳动季刊》1934年第3期。 {5}[美]多雷西·欧查德:《中国的人力》,邱勃盼译,载《劳工月刊》第5卷第7期(1936年7月),第118页。 {6}参见介山:《汉口之“苦力”》,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19期(1926年2月)。 {7}《码头工人与捆包工人》,载《武汉日报》1935年7月21日。 {8} 《汉阳孝感两帮码头工人》,载《武汉日报》1935年7月5日。 {9}闻声:《南京劳工生活状况之透视》,载 《劳动季刊》 1935年第7期。 {10}参见胡林阁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工人》,香港:远东出版社1939年版。 {11}参见 Charles Barnes, The Longshoremen,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15; Edward Swanstrom, The Waterfront Labor Proble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38; Elizabeth Ogg, Longshoremen and Their Homes, New York: Greenwich House, 1939. {12}Raymond Charles Miller, “The Dockworker Subculture and Some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and Cross-Time Generalizat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1, 1969, pp. 302-314.他提出的“亚文化”概念沿用了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贫困文化”的概念。 {13}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3 ~ 1162页。 {14}李景汉:《北京拉车的苦工》,载《现代评论》第3卷第62期(1926年2月),第4 ~ 5页。 {15}李景汉:《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载《社会学界》第3卷(1929年9月),第1 ~ 16页。 {16}陶孟和:《北平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1145 ~ 1152页。 {17}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1 ~ 78页。 {18}刘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载《社会学界》第7卷(1933年6月),第147 ~ 187页。 {19}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1201 ~ 1233页。 {20}泳蓂:《成都市的人力车夫》,载《劳工月刊》第4卷第3期(1935年3月),第1 ~ 22页。 {21}言心哲:《南京市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1234 ~ 1282页。 {22}强一经:《济南洋车夫生活调查》,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1163 ~ 1178页。 {23}伍锐麟:《广州市六百人力车夫生活状况之调查》,载何国强(编):《粤海虞衡卌一秋:伍锐麟调查报告集》,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 ~ 373页。 {24}同注{17}。 {25}同注{19}。 {26}同注{22}。 {27}同注{23}。 {28}等成年男子数是指在进行家庭消费研究时,以成年男子为计算标准,将大小不同家庭折合。该计算法采用阿特瓦特(Arawater)根据食品消费量制成的计算法,比如17岁以上男性折合为100,女性折合为80。同注{17},第11 ~ 12页。 {29}伍锐麟,百铨:《中国人力车夫的研究》,载何国强(编):《粤海虞衡卌一秋:伍锐麟调查报告集》,第374 ~ 390页。 {30}同注{17}。 {31}同注{22}。 {32}同注{20}。 {33}同注{19}。 {34}张厚载:《人力车问题》,载《新中国》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35}叶德尊:《社会生活(人力车)》,载《新中国》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36}郭崇阶:《上海市的人力车问题》,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 {37}陈映芳、韩明谟对中国早期社会调查有过评述,参见陈映芳:《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和课题》,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韩明谟:《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 {38}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Marginal Ma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XXXIII, No. 6 , 1928, pp. 881-893. {39}参见[美]W·I·托马斯,[波兰]F·兹纳涅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张友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40}参见[美]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黄育馥译,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1994年版。 {4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42}周大鸣:《现代都市人类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43}同上,第122页。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