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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中国善会善堂组织研究述评

杨正军

【内容提要】 学界恢复对中国善会善堂组织的研究已有30多年,这些年来,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本文拟对近30年来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善会善堂的研究做一综述,总结和概括前人研究的特点,寻找以往研究的缺失与不足,藉此找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善会善堂是我国类型众多的传统民间慈善组织中的一类。这类慈善组织是由士绅或者商人发起,既不属于某个宗教团体,也不属于某一家族,完全是由民众自发组织和管理。善会善堂的起源很早。明朝末年,我国的江南地区最先诞生了善会,延续到清朝以后,在善会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善堂。善会善堂自诞生后便长期地存在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的汉族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善会善堂被政府取缔。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华侨的推动下,它们又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大面积复兴。学界对中国善会善堂的关注较早。早在民国初年,朱友渔的《中国慈善博爱精神》一书就已经从地方自治的角度讨论了善会善堂。{1}此后,日本学者也有涉及善会善堂的作品问世。{2}新中国成立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视为封建统治阶级“伪善”的表现,相关研究被搁置起来,善会善堂的研究也因此而中断。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政策得到了调整,国内慈善事业的研究开始恢复,善会善堂又重新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近30年来,学界对善会善堂组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笔者粗略统计,目前学界对善会善堂的研究,论文已达100多篇,著作也有20多部。这些研究中,就专业取向来看,多是将善会善堂放在中国慈善事业史、荒政史、救灾史、传统会社的框架下进行,以善会善堂为专题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在对象的选择上,学者们多是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善会善堂为研究对象,但是对当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仍然存在的这类慈善组织,学者们则很少给予关注。笔者撰写此文,主要是对近3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善会善堂的研究做一综述,总结和概括前人研究的特点,寻找以往研究的缺失与不足,藉此找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善会善堂的专题研究

  专题类研究是将善会善堂视为一个整体所做的研究,这种研究兴起得较早,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学者首先掀起针对中国传统善会善堂的研究,在他们的影响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最早从事专题研究的是日本学者。1982年至1983年,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的夫马进先生先后发表了《同善会小史——明末清初在中国社会福利史上的位置》和《善会、善堂的开端》两篇文章,专门讨论中国善会善堂的起源问题。在文章中,他提倡将善会善堂的研究与中国近代地方自治的研究结合起来,标志着学界对善会善堂的专题研究正式开始。{3}继前两篇文章之后,夫马进又陆续发表了《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态与地方社会》、《清末的保婴会》等论文。{4}1997年,在近20年研究的基础上,夫马进出版了专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全面概括和总结了他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是第一部全面考察中国善会善堂组织的作品,也是第一部系统梳理中国善会善堂历史的著作。在书中,作者对明末的同善会以及清代在我国广泛存在的育婴堂、保婴会、清节堂、恤嫠会等善会善堂做了详细地介绍。他广采地方志、文集、征信录等材料,生动细致地描述了中国善会善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演变,善会善堂的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善会善堂的行善范围和运营事态。他还以苏州的普济堂为例,考察了清中期善堂的官营化和善举的徭役化;由普济堂和杭州的善举联合体,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分析清末上海善堂的变化,探讨了近代上海的地方自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善会善堂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和地方自治的基础,美国学者玛丽兰钦(Mary Backus Rankin)和罗威廉(William T .Rowe, Hankow)关于近代中国也存在一个非官非私的“公共领域”的说法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5}。夫马进的论著,资料翔实、论证充分、考辨有力,是迄今中国善会善堂研究中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著作,也是国际学界公认的关于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的权威作品。

  美国学者对善会善堂的研究比日本学者稍晚。1987年,韩德林(Joanna F .Handlin Smith)发表了《善会——明末清初慈善的改革》一文,专门讨论明末善会的兴起问题。{6}在他前后,玛丽兰钦和罗威廉也有关于善堂的著作问世。玛丽兰钦主要研究清末的江南社会。她的专著《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型:浙江省(1865—1911)》,通过考察清末杭州善堂的慈善活动,认为清末浙江省城的善堂属于既非官方也非私人的“公共领域”,对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7}罗威廉主要研究晚清的城市。他通过对清末汉口的分析,认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善堂已经成为协调城市居民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城市行政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8}总体来看,美国学者的研究,多是将善会善堂作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在近代中国存在的实例加以讨论,他们的研究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有关善会善堂组织的专论,而且“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等西方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也曾受到学者们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学者所采用的概念分析,将善会善堂的研究推进到理论层面,开阔了研究视野,对后续研究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台湾学者对中国善会善堂的研究几乎与日本学者同步。1984年,梁其姿发表了《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一文、开始研究善会善堂。{9}之后,她又相继发表了《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清代慈善机构与官僚层的关系》、《清代的惜字会》等文。{10}1997年,梁氏集多年的研究心得,出版了《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一书,对明末至清中期的善会善堂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梁书重点讨论的是善会善堂的社会功能问题。她提出,在清朝中期以前,善会善堂的主要功能是社会救济,而到清朝中期以后,由于善会善堂的主办者已经由绅商阶层转向中下层儒生,因此,善会善堂的主要功能已不再是社会救济,而是传播儒生阶层所宣扬的传统价值观。{11}梁其姿论著的观点非常新颖,该书从善会善堂施济群体入手的分析方法,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借鉴意义。

  宋光宇和范纯武也曾对善会善堂做过研究。宋光宇探讨的是善堂与善书之间的关系。他的《清代台湾的善书与善堂》,以善书为中心,考察了清代台湾善堂在印制、流通、传播善书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2}范纯武主要研究扶乩和“鸾堂运动”对善堂的影响。他的论文《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对清代各地善堂中的扶乩和“鸾堂现象”作了系统阐释,向我们介绍了清末扶乩现象是如何对善堂进行影响和渗透的。{13}

  大陆学者对善会善堂的专题研究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1997年,陈宝良系统介绍中国传统会、社组织的专著《中国的会与社》出版。在书中,作者将善会善堂划归为文化类会社,对我国传统善会善堂的类型、组织架构、思想渊源、资金来源、慈善活动等作了介绍。{14}湖南大学的周秋光和曾桂林于2006年联合出版了《中国慈善简史》一书。在书中,他们专辟一章,概要性地介绍了明清时期的同善会、放生会、惜字会、救生局、清节堂、掩骼会等善会善堂,并简要地介绍了这些善会善堂的产生背景、运作模式和慈善活动内容。{15}

  晚清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时期,也是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社会的整体变迁会引发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同时社会基础组织的变化又能反映出社会的整体变迁。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专门研究善会善堂的近代变迁问题,涌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16}

  黄建圣、马宁对善会善堂的近代变迁做了专题考察。他们在《晚清善会善堂向近代慈善组织的转型》中,通过分析善会善堂的救济理念、运作模式和慈善活动,认为晚清的善会善堂已经具有了近代慈善组织的特征。表现在救济理念上。晚清的善会善堂不仅重视解决“受济者”的温饱,还强调对他们生存技艺的培养,说明善会善堂的救济理念由只重收养转向“教养兼施”。在组织运营上。晚清官方介入善会善堂事务的能力日益衰弱,民间善会善堂的自主性开始增强,管理更为科学规范,开始具有近代企业的特征。在社会功能上。传统善会善堂通常采用道德标准来筛选受济对象,其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社会教化方面。而在晚清,因为贫民和无业游民日渐增多,为使更多人受到救助,善会善堂开始降低甚至取消对受救济者的道德要求,因此,晚清善会善堂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救济,而不再是社会教化。 

  王卫平也对善会善堂的近代变迁做了专门研究。他的《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从慈善理念和慈善活动两个方面分析了善会善堂的近代变迁。他认为,晚清善会善堂的变迁主要是慈善理念的变化。在清朝中期以前,传统善会善堂只重收养,而到了晚清,受西方慈善理念的影响,善会善堂的救济理念开始由只重收养向养教并重转变。此外,晚清善会善堂的变迁还包括慈善活动内容的扩大。作者认为,在清中期以前,善会善堂的慈善活动主要是养老、慈幼、敬节等;而到了晚清,除以上慈善活动外,善会善堂还新增了戒烟、蒙学教育、教授工艺等新式慈善内容。

二、善会善堂类型及个案研究

  善会善堂是我国传统民间慈善组织中的一类,这类慈善组织的数量众多,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明朝末年,我国善会善堂只有救助孤老贫病的同善会这一类,数量有限。而到了清代,我国善会善堂的数量开始增多,类型逐渐多样,涌现出诸如专门收养弃婴的育婴堂、专门救济节妇的清节堂、专门救助寡妇的恤嫠会、专门向贫病者“施棺助葬”的“施棺”类善堂(或善会),以及集多种慈善活动于一身的综合类善堂(或善会)等多种类型、数目庞大的善会善堂组织。我国善会善堂的类型多样、数量众多、构成极为复杂。这种现实,使研究者很难从整体着眼,对其开展深入细致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只研究某一类型或者某一个善会或善堂。这些学者的研究,关注的范围更小、对象更为具体,讨论的问题也更为细致和深入。

  育婴堂是清代至民国年间存在的一类善堂,这类善堂在历史上曾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在当代中国已不见有这类善堂组织存在。育婴堂在清代曾非常兴盛,那么,这类善堂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历史渊源在哪?采用什么样的经营模式?运营情况怎样?资金来源于哪些渠道?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探讨。万朝林梳理了中国育婴事业的历史,并对清代育婴堂的运作实态作了考察。他在《清代育婴堂的经营事态探析》一文中指出,中国育婴机构的历史很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的慈幼局;元明两代,中国的育婴事业开始沉寂;到了清代,伴随着育婴堂的大量出现,我国的育婴事业发展到了顶峰。在该文中,作者还整理了地方志和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材料,从行政管理、经费筹措、弃婴的收养和保育、弃婴出路的安排等方面,论述了清代育婴堂组织的运营实态。他指出,清代的育婴堂不仅重视对弃婴的收养,而且还考虑婴儿长大后的出路,真正实现了从收养、保育到遣送社会的良性循环。{17}

  汪毅夫研究了清代福建的育婴堂组织。他强调,清代福建育婴堂组织的历史渊源更早,可以上溯到宋绍兴五年官方建立的举子仓,比南宋慈幼局的创立要早130年。他认为,清代福建育婴堂的创立,主要是为了应对社会上日益盛行的溺弃女婴的现象,防止出现因溺弃女婴而引发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道德风俗败坏等社会问题。{18}萧倩主要讨论清代江西的育婴事业。她的《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研究》,对清代江西育婴堂的创建年代、地域分布、育婴堂的抚育对象和范围、育婴堂的抚育经费、婴儿的抚育方式和去留等作了全面介绍。{19}同类研究中,还有王卫平、施晖在《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中,对清代江南育婴堂组织的讨论。{20}

  清节堂是专门收养和救济节妇的善堂,这类善堂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此后在江浙地区蔚然成风,并逐渐遍布于全国各地。目前在善会善堂的类型研究中,也有关于这类善堂的讨论。比如,王卫平分析了清节堂的历史成因,认为清代江南地区的逼醮、抢醮现象盛行,商人和士绅为了维护传统礼教,保持社会的稳定,遂集合民间力量设立清节堂,以便收留和保护愿意守节的寡妇。{21}孙双对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清节堂做了专题考察。他的《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清节堂研究》,依据地方志、清人笔记、报刊杂志等资料,对晚清清节堂兴起的原因、经营状况、堂内节妇的生活、清节堂的社会功能以及在民国以后衰败的原因等作了探讨。{22}

  育婴堂和清节堂是学界给予关注较多的两类善堂。除此以外,海上救生类、施棺助葬类、综合类等善会善堂也已经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限于篇幅,笔者于此不再一一赘述。

  个案研究是针对单个善堂或善会的研究。这类研究以某一个善堂或善会为对象,对其发展演变、经营管理、组织和制度建设、慈善活动的开展、宗教信仰、与政府的关系等进行论述。例如,林悟殊对泰国华侨报德善堂做了个案研究。他的《泰国大峰祖师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一书,综合了文献与口述资料,以历史为线,对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的创办经过、机构改组、慈善事业的发展、经济模式等作了系统论述。

  首先是渊源的考辨。作者列举并分析了大量史料,指出华侨报德善堂源自于潮汕地区的大峰祖师崇拜,起初只是一种民间信仰,在清末传入泰国华人社会后才逐渐演变成一个带有宗教性的民间慈善团体。其次是早期慈善活动的考察。作者分析了泰国早期的华文报纸,认为报德善堂早期的慈善活动仅限于“施棺”和收埋无主尸骨,由于慈善活动比较单一,该堂在早期泰国社会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第三是改组研究。1936年,报德善堂进行了一次改组,这次改组,设立了章程,完善了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对善堂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该善堂走向成熟和繁荣的转折点。作者列举了档案和“堂史”资料,对这次改组的经过、关键人物的作用以及改组后的变化作了介绍。第四是慈善事业发展研究。报德善堂在经历改组后,慈善事业得到了扩大和发展。作者将报德善堂在1936年至1995年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以不同时期的灵魂人物为线索,叙述了善堂的各项慈善事业及其发展情况,包括收尸捡骨、赈灾恤难、援助华侨、创设医院、兴学育才等。最后是经济模式研究。报德善堂的资金来源于不同渠道,作者分析了善堂的资金构成,比较了各种资金来源的优点与缺点,展望了该善堂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23}林悟殊先生的论著,材料丰富,内容详实,堪称华侨报德善堂研究的权威著述,是善会善堂个案研究中的代表作品。

  南洋同奉善堂是由我国潮汕地区传入到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个慈善机构,它供奉宋大峰祖师、华佗仙师、“护天元帅”等神灵,是一个带有宗教性的民间慈善组织。苏庆华对该善堂的宗教信仰作了专门分析。他认为,贯穿中国民众宗教思想者的“善”和“乩”是南洋同奉善堂信仰与运作的基础。在善堂发展的早期,成员只是普通的信仰者,并没有开展集体性的慈善活动,而当这些人认识到他们所信奉的神灵恪守行善的理念后,便开始自觉组织善堂,躬行善事,将信仰转化成慈善。扶乩是一种神喻方式,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非常流行。同奉善堂的经营者通过扶乩的方式来鼓励人们行善,目的是获取神灵的认同,进而回归到他们的信仰,慰藉他们的心灵。{24}

  有些个案研究专门讨论善堂的近代变迁。比如钟平在《社会与救济——成都慈惠堂研究(1924—1949)》中,截取1924年到1949年这一时段,探讨了成都慈惠善堂在民国时期的变化。在文中,他先是交代了慈惠善堂的机构沿革,之后,详细介绍了该善堂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包括慈善理念、组织管理、领导人员的身份、施善形式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的慈惠善堂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在慈善理念方面。善堂不仅继承了“恤嫠”、“拯婴”、无利借贷等传统慈善事业,还发展出养老、育幼、育婴、兴办义学等新式的慈善项目。在组织管理方面。善堂通过设立理事和监事来加强集体领导和监督,使其管理更加趋于民主。在机构领导的组成方面。善堂领导成员的构成日趋复杂,不仅包括传统的绅、商阶层,新兴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也加入进来,参与善事。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政府在加强监督和核查的同时,也给予善堂经费和政策上的支持,而善堂领导也通过与政府要员的私交,解决善堂的疑难问题,双方的关系日益密切。{25}

三、善会善堂区域性组织研究

  我国善会善堂的数量众多,分布极为广泛。这种慈善组织在明末只是存在于我国的江南地区,此后,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清朝中后期,已经遍布于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就历史上的发展来看,善会善堂与地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经济越是发达而且传统文化积累越是丰厚的地区,其善会善堂的数量越多,类型也更为多样。另一方面,善会善堂对地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它们帮助了社会弱势群体,缓解了社会矛盾,进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促进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善会善堂与地域社会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区域社会史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演进,更有大量关于地域善会善堂研究的作品出现。{26}

  整体来看,近年有关地域善会善堂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围绕地域进行的概括研究,另一种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研究。概括性研究不针对善会善堂的某一类型或者某一个案,而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对地域范围内,善会善堂的类型、起源、组织架构、慈善活动、资金来源等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归纳地域善会善堂的整体特点。例如,熊秋良的《清代湖南的慈善事业》,通过梳理地方志与民间文献材料,介绍了清代湖南善会善堂的类型、兴办方式、组织管理以及社会功能。在该文中,作者对清代湖南善会善堂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各善会善堂的管理模式基本一致,通常都采用官方监督、士绅办理的形式。其二,各善会善堂的管理都非常严格。对于经费的运用,救济者的要求和戒规,管理人员的聘用、职责、奖罚等,各善会善堂都做了明文规定。其三,各善会善堂的资金来源基本一致,脱离不了官款资助、私人捐赠、出租土地收取租金以及典当善款收取利息这几种渠道。

  方福详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浙江杭嘉湖地区的善会善堂。他认为,明清时期浙江杭嘉湖地区的善会善堂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广泛。明清浙江杭嘉湖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善会和善堂,它们所在的地域非常分散,不仅是省府市县,就连小型的乡镇也有分布。第二是组织形式多样、社会功能扩大。明清浙江杭嘉湖地区有民办、官办、官民合办等多种形式的善会和善堂,这些慈善组织不只从事救济孤寡贫病、收留游民、无利借贷等慈善活动,还广泛涉足城防管理、城乡水利路桥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其社会功能在逐步扩大。第三是具有传统与近代的双重特征。明清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具有兼融新旧、传统与近代并存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特征,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善会善堂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组织形式方面,明清当地善会善堂的民办趋势明显,民主性和规范性逐渐增强;在社会功能方面,明清当地善会善堂不只从事传统慈善救济事业,还广泛涉足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公益事业;在慈善思想方面,明清当地善会善堂不仅重视收养,还强调对被收养者的教育。以上特点是社会变迁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社会变迁在地域慈善组织中的体现。

  分析性研究是针对具体问题来展开。这种研究通过对地域善会善堂的分析,达到对某一问题的认识。比如,梁元生探讨慈善组织与地方政治权利及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他在《慈惠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中,通过分析清末上海善堂的慈善活动及其管理人员的构成情况,剖析了清末上海绅、商阶层如何通过涉足善堂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和地方市政,不仅转变为地方政治的领导精英,而且在上海后来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张利恒探讨了上海善堂的近代变迁问题。他在《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中,以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发展和地方自治为背景,分析了上海传统善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由分散走向集中,由排斥、拒绝西方传教士的慈善活动到逐步认同并向他们学习“办善经验”的发展过程。

  郝红暖主要关注地域环境对善会善堂所产生的影响。她的《地域环境与慈善组织的发展——以清代直隶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利用历史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清代直隶省辖区内善会善堂的类型、性质、时空分布、运作机制、功能相近善堂的关系等做了系统阐述。在文中,作者归纳了清代直隶善会善堂的地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对清代直隶和江南地区的善会善堂进行了比较。她认为,经济发展是善会善堂产生的基础,社会需求是善会善堂发展的动力。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治因素、尤其是地方官吏的倡导,对善会善堂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而地理位置、有时候是地域所处的区域政治地位,不仅能加剧政治因素对善会善堂的影响,而且还能创造出有利于善会善堂发展的条件。

  上述是地域善会善堂组织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地方志、档案以及善堂堂史、会计报告书等。也有少数研究者关注当代汉人社会的善堂。这些学者的研究是根据实地调查来进行,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善堂的宗教仪式、组织管理、社会功能等。例如李志贤对新加坡潮汕移民社会的善堂做过实地调查,他的《从宗教仪式看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文化内涵》,通过分析新加坡潮汕人善堂的各种宗教仪式,阐释了这些善堂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他认为,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宗教仪式方面,这些宗教仪式是潮汕社会的独特民俗,揉合着儒、释、道三教的哲理思想,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在海外潮汕人社会中发挥着地缘性凝聚力和方言群认同的文化功能。{27}徐苑对当代潮汕地区信仰大峰祖师的229家善堂做了田野调查。她的《大峰祖师、善堂及其仪式:作为潮汕地区文化体系的潮汕善堂综述》一文,除梳理历史外,重点介绍了这些善堂的组织管理和收埋骷骨仪式。她将潮汕地区信仰大峰祖师的229家善堂定义为一种民间自愿性信仰组织体系,认为这一组织体系的形成与近代潮汕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形成是同步的。{28}

四、简要评价

  

  学界恢复对中国善会善堂的研究只有短短的30多年,然而经过这些年来的积累,我国善会善堂组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现在研究的深入程度上,目前学界的研究,不仅有较为宏观的、针对善会善堂整体的讨论,还包括比较微观的、针对善会善堂的某一个类型或者某一个个案的研究。从内容的设定来看,不仅善会善堂本身的历史渊源、组织架构、管理模式、资金来源受到重视,而且一些学者也开始注意分析善会善堂的社会功能、时代变迁、与政府的关系。以往学者的研究,积累了材料,摸索了方向,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往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对其他省份给予的关注偏少。我国善会善堂的数量众多,分布的地域非常广泛。根据梁其姿先生的统计,除江浙地区外,清代我国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云南、四川、福建、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贵州、广东、广西等省份都存在有善会善堂。{29}我国善会善堂分布的地域极其分散,这给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这些慈善组织带来了困难,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各个省份所分布的善会善堂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所取之不尽的资料源泉。对不同地区的善会善堂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可以深化对我国传统善会善堂组织的认识,还可以为后续研究者进行跨地域的比较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可惜的是,以往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将视野锁定在江浙地区,而其他省区,除两广、湖南、四川、天津、贵州被少数学者论及外,尚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其次,对历史上的善会善堂研究较多,对当代善会善堂的关注太少。善会善堂不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实际上在当代中国东南沿海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仍然广泛存在着这种慈善组织。不过目前学者们对善会善堂的研究,几乎都把目光投向了明清至民国时期,而对于当代中国和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仍然存在的善会善堂,学者们则较少给予关注。造成这方面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界对中国善会善堂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多数学者、包括研究善会善堂的一些权威学者都认为,善会善堂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这类慈善组织只存在于明末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有这种慈善组织存在。二是当前善会善堂的研究者以历史学者为主。与重视实证研究的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者相比,历史学者更为重视的是善会善堂的制度分析,他们较少立足田野,考察这类慈善组织在当代社会的运作。

  最后,针对善会善堂自身的内容介绍太多,深入的理论分析太少。这方面的不足尤其体现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上。无论是专题类的概括研究还是较为深入的类型和个案研究,国内学者多将着眼点放在了善会善堂自身上,他们或是追溯善会善堂的历史渊源,或是介绍个别善会善堂的组织管理、资金来源、宗教信仰。诚然,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又难免流于表面,仅仅是为了研究善会善堂而研究善会善堂,缺乏必要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国外学者在理论探讨方面起步较早,但是近30年来,也还是囿于早期学者所关注的善会善堂与国家的关系、善会善堂与城市行政和地方自治、善会善堂所体现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问题,针对新问题和新理论的研究也还是比较少见。

  综上所述,30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善会善堂组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相关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单就取得的成就而言,目前学界关注我国善会善堂组织的学者已日渐增多,出版论著的数量也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明显增加。就不足之处来说,学界对我国不同地区善会善堂关注的广度还远远不够,研究的深度也有待进一步增强。


【注释】

{1}Yu-Yue Tsu, 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 A Study in Mutual Aid,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2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12, reprinted by AMS Press, 1968. {2}日本学界在民国中期到二战结束以后这段时间有不少涉及中国善会善堂组织的著作出版。比如杵渊义房的《台湾社会事业史》,台北:台湾承德学院内德友会1940年版;仁井田陞的《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ド》(《中国的社会与行会》),东京:岩波书店1951年版;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構造》(《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8年版。 {3} [日]夫马进:《同善会小史——中国社会福祉上における明末清初の位置づけのために—》(《同善会小史——明末清初在中国社会福利史上的位置》),载《史林》第65卷第4号(1982年);《善会、善堂の出发》(《善会、善堂的开端》),载小野和子(编):《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明清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 {4} [日]夫马进:《清代前期の育婴事业》(《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载《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11号,第541页;《清代松江育婴堂の经营实态と地方社会》(《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态与地方社会》),载《东洋史研究》第45卷3号,第55 ~ 94页;《清末の保婴会》(《清末的保婴会》),载《シリ——ズ世界史への问い》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版,第163 ~ 190页。 {5}[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杨文信、张学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6}Joanna F. Handlin Smith,“Benevolent Societies: 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6, No. 2, 1987. {7}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 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8}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9}梁其姿:《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载曹永和(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年版,第97 ~ 130页. {10}梁其姿:《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载《食货月刊》1986年第15卷第7 ~ 8期,第52 ~ 79页;《清代慈善机构与官僚层的关系》,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88年第66期,第85 ~ 103页;《清代的惜字会》,载《新史学》1994年第6卷第2期,第83 ~ 115页。 {11}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2}宋光宇:《清代台湾的善书与善堂》,载林富士(主编):《礼俗与宗教》(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 ~ 401页。 {13}范纯武:《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 {14}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5}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6}其中主要有:王娟:《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黄建圣、马宁:《晚清善会善堂向近代慈善组织的转型》,载《南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王卫平:《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靳环宇:《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历史嬗变》,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2期;朱英:《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载《江汉论坛》1999年第11期;周秋光、徐美辉:《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等。 {17}万朝林:《清代育婴堂的经营实态探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4 ~ 118页。 {18}汪毅夫:《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育婴堂及其同类设施》,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4 ~ 22页。 {19}萧倩:《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38 ~ 46页。 {20}王卫平、施晖:《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84 ~ 89页。 {21}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社会问题研究:以逼醮、抢醮为例》,载《史林》2003年第3期,第105 ~ 109页。 {22}孙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清节堂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7年。 {23}林悟殊:《泰国大峰祖师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台北:淑馨出版社1996年版。 {24}苏庆华:《新、马潮人的宋大峰崇祀与善堂——以南洋同奉善堂为例》,收入其本人的论文集《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年版,第65 ~ 80页。 {25}钟平:《社会与救济——成都慈惠堂研究(1924—1949)》,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7年。 {26}比如熊秋良:《清代湖南的慈善事业》,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方福祥:《明清杭嘉湖慈善组织的特征分析——兼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港澳台地区的慈善事业述论》,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梁元生:《慈惠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载《史林》2000年第2期;张利恒:《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载《地方史志》1996年第3期;孙善根:《民初宁波慈善事业的实态及其转型(1912—1937)》,浙江大学历史系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李国林:《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37)》,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余太兴:《抗战时期的贵州慈善事业探析》,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郭艳红:《近代广西慈善事业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肖斌:《清末民初重庆民间慈善事业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郝红暖:《地域环境与慈善组织的发展——以清代直隶为中心的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07年硕士论文等等,都有关于地域善堂组织的论述。 {27}李志贤:《从宗教仪式看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文化内涵》,该文原为作者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南方学院举办的“2004年潮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论文,目前会议的论文集尚未出版,本文来源于马来西亚柔佛潮州八邑会馆网站,http://baike.soso.com/v6529845.htm。 {28}徐苑:《大峰祖师、善堂及其仪式:作为潮汕地区文化体系的潮汕善堂综述》,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年。 {29}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3页。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