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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研究(上)

刘小枫 何新华 老 田 唐仁虎 钱 江 汪新生 严海蓉 陈宜中 李安山 苏振兴 索 飒 舒诗伟 等

编 者 按

  第七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09年11月28日至29日在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海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我们多年习惯于接受“海外中国研究”的说法之后,有必要提出“中国海外研究”的议题。中国未来三十年或者六十年的发展,需要进一步了解发达国家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以矫正我们对世界的片面认识。同时,中国经济活动的触角已广泛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中国经济全球化在所在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文化作出前瞻性的研究。所以,主题为“中国海外研究”的本届论坛,将聚焦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本届论坛涉及的具体议题包括:中国的“天下观”和“第三世界”理论、亚非拉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发达国家的海外研究经验、当代中国的世界观等。

  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阅校和编辑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由于篇幅所限,本刊将分两期发表本届论坛的研讨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访问开放时代网站(www.opentimes.cn),浏览完全根据录音整理的原始版本。

开 场 白

  吴重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中国作为一个敏感的躯体

  今天我们既在此举行第七届开放时代论坛,同时也顺便庆祝《开放时代》二十周年。《开放时代》的前身为创刊于1982年的《广州研究》,从1989年第1期起,《广州研究》改名为《开放时代》。如果我们仔细端详“开放时代”这四个汉字,可见其本分的表情。正因其表情内敛,方可希望她容纳各异的声音,并最终形成一种平稳的表达。在我看来,“本分”事实上是指,它能够敏感而均衡地去领略所有新兴的力量。 

  选择在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讨论“中国海外研究”这个话题,能感受到时间与空间上微妙的穿越性。因为在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十周年之际的1965年5月28日,周恩来、陈毅就曾在我们今天租用的这个会议室里与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讨论第二次亚非会议怎么开。“万隆会议”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完全由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发起组织的国际会议,是第三世界崛起的开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面貌和国际关系格局。然而,由于美国和当时苏联的遏制,第二次亚非会议无法如期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首都举行。直到四十年后,2005年4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亚非峰会才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可见重建世界秩序需要多么久长的峰回路转!

  在这个会议室里,我们将用两天的时间,纵横古今天下,并且“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理论”,直到有关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讨论。我们希望能穿越时空,感受中国作为一个敏感的躯体如何谨慎地在今天这个世界格局中树立自己的形象。

第一部分:中国世界观的思想资源

  何新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兼评清代中国政府的三项外交原则

  我发言的题目是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内容分三部分,一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世界观念;二是清代的外交原则及其评价;三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价值。

  一、传统儒家的外交观念

  古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观念,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它决定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方向。儒家思想本身并没有专论外交思想。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儒家这一系统中剥离出一些对外交往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其中包括大一统、华夷之辨和怀柔远人。

  (一)大一统

  儒家思想体系中,最能关系到整个宇宙秩序、世界秩序建立的思想就是“大一统”。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影响着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而且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同样影响深远。

  “大一统”思想的内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其中“大”为尊重、重视之意。“统”为开始之意。“大一统”之含义为“尊一始”,这正是它的初始涵义。到了秦代,“大一统”含义开始发生了变化。李斯提倡“天下一统”,他说的“天下一统”,是统一天下于秦。“一统”这一概念,在春秋与战国的几百年间,由于历史阶段不同,使用的人不同,便有了新的内涵。至汉代,董仲舒关于“大一统”的论述在“大一统”含义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公羊大家,董仲舒依然把“大一统”理解为“尊一始”,然而董仲舒在谈到“大一统”时,却与实现“大一统”的手段联系了起来:统一异道,统一异论,统一百家,统一旨意,统一法制,统一法纪。以致原初的“尊始”观念里混入了“大统一”的含义。“大统一”贯穿着一个“力”字,王道尽失,霸道凸显,以致湮没了“大一统”原初的“尊—始”观念,“大一统”变得更像“大统一”了。

  “大一统”思想经过春秋、秦汉等时期的发展,最终完成了一个概念的重构和更新,此后的“大一统”大致包含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道统一元。这是由“大一统”思想中最初的含义“尊—始”发展而来。就道统的一元而言,万法归宗,天命归一。道统是实现统治天下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一个政权具有正统性的标志。道统思想是“大一统”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深刻反映了儒家之仁与王道的政治理想。王朝统治合法性主要来自于道统这种软实力,而非霸道。

  第二,时间一元。这同样是“大一统”思想中具有的原始含义。“统”之观念与历法最为密切,颁正朔就是这种时间一元的体现。这种正朔就是《春秋》所言“王正月”。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自然的时间演化成了“天人合一”的政权合法性。天下的时间都在天朝的时间节奏中。不仅中国国内要实行“正朔”,属国也要执行中国的这种正朔。因此每到王朝一统时,中国都要向属国派出官员颁布不同的历书,以示皇天眷命。

  第三,空间一元。这是 “大一统”思想中后来出现的含义。这一概念与国家分裂相对立,是指在广大的领域内建立统一国家,在最大的空间范围内达到统一。而这一最大空间范围,即是中国特有的天下观念。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世界上没有一处不归王者所有。

  总之,秦汉之后的“大一统”思想中最终包含了道统一元(天命归一)、时间一元(万世一系)、空间一元(普天之下)之意。世界万物全部笼罩在这种一元性的秩序之下,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

  “大一统”理念影响下的中国对外关系,一切政治关系皆为内政,没有“国家间”外交,没有与中国平行的、多元的国家观念,“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在“大一统”思想和政治格局支配下的对外关系,只有君临天下的一元等级世界秩序:中国居天地之中心,以控周边的万邦属国。有西方学者把“大一统”看作“中国的世界观”。

  (二)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另外一种理论。

  “大一统”观念具有强烈的一元与整体意识,然而这种整体并非是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内外有别、远近不同。中国、诸夏和四夷从中心向边缘渐次扩展,最终形成一种“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差序格局。华夷之辨就体现了这种构想,它成为儒家外交思想中另外一个重要部分。

  华夷之辨原理包含有两种含义:

  其一是“严夷夏之防”。夷夏之间保有严格的尊卑之分,保持着严格的距离和相对稳定的关系。华夏不主动去勤边远略,“王者不治夷狄”。四夷不得侵扰华夏并觊觎中国的权力和财富:夷不谋夏、夷不乱华。

  其二是“以夏变夷”。夷夏之间,华优夷劣,“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这是用夏变夷的前提。因此孟子认为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以夏变夷”又表明华夏文明包举天下、不忍四方长期陷于蛮荒状态。

  华夷之辨的两种内涵相应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严夷夏之防”导致了种族上的“华夷之辨”。在这种原则指导下,华夷的身份由其血统来决定,后发展为汉族中心主义、种族沙文主义,这是华夷之辨的负面影响。而“以夏变夷”则导致了文化上的“华夷之辨”。在这种倾向下,华夷之间的划分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分别。四夷与诸夏之区别,不是“民族”界限而是“文化”优劣的区别,古代诸夏代表的中国是一个“文化中国”,即“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华夷之辨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关系,一方面确立了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进而形成了对外关系格局里中国居高临下、傲视万国的情势。但另一方面,华夷之辨理论中的“文化中国”概念又确保了夷夏关系的开放性,成为推动天下秩序内部发生变化的推动力。

  (三)怀柔远人

  怀柔远人是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第三项原则。这一观念来源于仁的概念。仁是儒家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它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推及到了国家间关系。在国家间关系上,儒家主张由华夏中国行“仁道”即“王道”来德化天下。

  从“王道”理论中延伸出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两项原则:“和平”与“礼治”。和平观念导致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出现了慎用武力征伐、强调整个世界和谐相处的观念。礼治观念导致中国与他国互动时,采取礼的方式,即“事大志小”的模式。

  怀柔远人指导下的对外关系,是一种对外国单方面施恩、关怀的体现。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儒家的世界观念。传统的儒家对外思想,强调世界为一整体;在构成世界整体的中心、边缘各部分,其地位有尊卑之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和平交往。

  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包含的这些对外思想,长久以来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流模式。首先,从对外决策的过程而言,儒家思想体现出的外交理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历代政府的对外决策过程。其次,儒家外交理念具体转化和内化为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规则和礼仪,永久地规定着帝制时代中外交往的性质和范围。

  二、清代的外交原则及其评价

  如果说儒家世界观念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交往的普遍指南,那么清朝的外交原则是这种普遍理念的具体化。在儒家外交思想影响之下,清代在对外的实践活动中发展出了处理对外关系的三项具体原则:不干涉属国内政原则、不介入周边国家战争原则和“兴灭继绝”原则。

  (一)清代外交的三项基本原则

  1. 不干涉属国内政的原则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外交观念,主张“王者不治夷狄”,实际上就已包含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到清代,这种传统的“王者不治夷狄”的原则与清代统治者特有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政策相结合,汇成了清代对边疆地区和外国实行的不干涉内政的政策。

  不干涉属国内政的政策有两项内容:其一,对于属国的各项国内政策,清廷从不进行干预。清代即使对于最为核心的属国,也不驻军、不设官、不征税、不实行司法管理。其二,对属国内部的动乱,不进行任何干预。

  这种不干涉政策,使属国的独立得到完整的维护。按照现代国际法的标准,中国的朝贡国没有一个失去主权与独立。外国学者评论:“中国的外交策略愿意对这些遥远的入贡者发号施令……它明智地满足于拥有皇朝最高权力遍及世界边缘的名声。”

  中国这种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使中国的“属国”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属国概念有了本质的区别。西方概念下的属国,其内政、外交全归宗主国所有。朝贡体制下的属国概念明显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属国。在晚清时代,中、西两种不同的属国概念发生了冲突。

  2. 不介入周边国家战争原则

  “蛮触相争,不与过问”,在属国之间、周边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在不威胁中国安全的前提下,清廷一般采取不干涉政策并严守中立。清代,在比邻中国的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常有邻国之间的战争。对于冲突一方要求中国支持、干预的请求,中国一般不问缘由,一律严词拒绝。

  3. 兴灭继绝原则

  不干涉内政、不介入邻国之间的战争,并不等于中国对属国的命运漠不关心。对于那些即将灭亡或已经灭亡的属国,中国又采取“兴灭继绝”的方针。清代的兴灭继绝政策一般采取两种手段。

  其一,出兵保卫或者扶持原先的政权复辟。一般而言,在多数情形下,对于周边国家的内战,清廷采取不介入政策。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清廷在接受到内战一方请求的情形下,派兵参战。19世纪中期之前,清代只有一次派兵干涉了属国的内政。18世纪末期,安南发生西山农民军叛乱,在旧政权的请求之下,乾隆皇帝以维持正统为名派兵进入安南境内,扶植原来的后黎朝国王黎维祈上台。

  其二,对于旧政权的王室成员,给予礼遇,妥善安排,给予政治庇护,避免被新政权赶尽杀绝。清代前期,暹罗、南掌、安南多次发生政权交替,清廷都坚持这种兴灭继绝原则。

  (二)对清代外交原则的分析与评价

  1. 不干涉属国内政原则促进了多元文明和谐共处

  清代不干涉属国内政原则,对于异质文明国家有很强的包容性。

  中国的朝贡国家中,有三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除了朝鲜、琉球、安南三国与中国同属儒教国家外,暹罗、南掌、缅甸是小乘佛教国家,苏禄等南洋国家又是伊斯兰教国家。清朝时期,苏禄国王为了与外来势力斗争,甚至派遣使者要求将“版籍”奉给中国以求中国保护。在广州体制和恰克图体制下,清代又吸纳了西欧国家和俄罗斯。在各种世界秩序中,朝贡体系是最具包容性的一个体系,很难想象在朝贡体系的世界中会发生所谓的“文明冲突”现象。

  2. 不介入邻国间战争原则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清代政府不介入邻国间的战争,是基于对国家间战争会引起生命死亡、流离失所的深刻认识。在保障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清代的这一外交原则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这种不干涉周边战争、采取等距离和中立的政策,看似被动,实际上起到了控制战争规模扩大,尽快结束战争的作用。冲突双方不会出现利用强大外力援助战胜对手的企望,缺乏了战争意志,交战双方的敌对行动是很难继续下去的。这是危机处理中一种非常高妙的手法。从效益上进行分析,对于大国,限制自己的军事行为,表面上可能有所损失,但是大国可以集中财力发展本国经济,使大国获得一种长治久安的局面。肯尼迪在其《大国兴衰》中曾指出帝国衰落的原因在于帝国“过度的扩张”,这种过度包括追求额外的土地、财产的现实行为,也包括追求帝国荣誉而战的虚名。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帝国”史的国家,若从秦代开始,大的帝国就经历了两汉、隋、唐、两宋、元,到明清时代,历代中华帝国已经几度兴衰。对于一个具有以史为鉴传统的大国,中国很早就懂得帝国过度扩张对一个农业国家的危害。为了万世基业,统治者愿意限制本身的权力,对于这点,统治者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智慧。

  现代国际体系下,很少有战争没有大国在后台操控。与中国这种政策相对照,在周边发生战争之后,大国很少有不利用这种机会为其牟利的,以致有的在第三世界发生的战争干脆被称为“代理人”战争。代理人战争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一些大国甚至会亲自操刀走向前台,在战场与敌人面对面厮杀。这种大国参与、操控的战争不仅给当事国造成危害,对于大国而言也成本巨大。一个陷入战争很深的大国,无论成败,都会深陷战争泥潭。

  3. 兴灭继绝原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道主义精神

  兴灭继绝原则,是古代中国的家族伦理观念在国家间关系中的扩展与应用,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春秋大义,是儒家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原则中,国家就如一个扩大的个人、家庭。国家间关系同样应该遵循“人伦”原则。儒家伦理中,传续血脉、传宗接代是个人生命的重要意义之一,推而广之,国脉牵涉到血脉,国脉的灭亡就如个人血脉的灭亡。维护一国国脉永存,这是儒家伦理中的重要原则。中国不仅不轻易灭他人之国,而且在属国危难之际,还要挺身而出,尽力维持这些政权的统续。在这些被灭亡国家的君主流亡中国后,清廷给予合理安排,清初流亡中国的安南莫氏家族被安插在广西,乾隆末期安南流亡国王被安插在北京,这实际上开了政治避难的先河。

  三、重新发现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以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为基础的东亚世界秩序——朝贡体制运作长达一两千年之久。一个制度能运行这么久,它肯定是有价值的。尽管传统外交思想以及朝贡制度有颇多可议之处,但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任何外交原则及其指导下的世界秩序,其背后都有一种基本的文明价值作为支撑。正如现代国际体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一样: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国际关系,折射了西方文明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观念。清代外交原则和政策,也是中国礼制文明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现。礼乐是中国礼治文明的主要特征。其中“礼”强调等级,“乐”强调和谐。

  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观念及其原则构成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思想资源,它们是中国外交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也是建构多元文明共存共生的思想资源,是建设世界新秩序的一种可能性方案。

  以上内容如有不当,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逸仙讲座教授):毛泽东与中国的“国家理由”

  这个发言题目不是我选的,而是会议主题设计者非要我讲的。坦率说,我很不愿意讲这个题目。但议题设计者是朋友,而且我没法反驳他的理由:他说我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毛泽东与现代中国。的确,我做过一点儿研究,但我不愿意谈,因为自己的研究还很零碎,而且,如今一谈这个题目,如果你不从自由派角度来一通批判,就会被看作“新左派”。不过,最终促使我决定还是谈这个题目的原因,反倒恰恰是由于有这样的顾虑。其实,我并不担心文人雅士把自己说得面目全非,而是忧心要么新左派、要么自由派的着眼点实际上会有碍我们研究毛泽东与中国这个题目——我们需要摆脱的恰恰是这样的着眼点。

  有人马上会说,你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着眼点。没错,我有兴趣尝试的是,从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来看毛泽东与中国这一大问题。什么叫做“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我先用两个例子来简要说明,然后马上转入正题。古希腊、罗马的伟大纪事作家,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到撒路斯特、塔西托,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政治哲人,他们的纪事作品(如今称为“史书”)都是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他们绝非仅仅在纪事,而是以一种如今可以称为“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来认识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我想尝试的是,用他们的观察视角来看我自己经历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其次,我们知道,晚清学人意识到,中国如今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我看来,这场变局的实际含义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中国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晚清学人——尤其廖平、康有为面对这一变局的思考——无不以中国传统古典学问为基础,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他们并未掉进后来从现代西方涌入的各种“主义”的观察点。1898年7月,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时,康有为给皇上进呈了一篇《法国革命记》,在进呈“序”中,康子说:

  

  昔孔子读《诗》至“殷士肤敏,灌将于京”,乃掩卷而叹曰:“大哉!天命无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8页)

  

  按照施米特的看法,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的开端是法国大革命,这意味着:西方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拿破仑的征战拉开了西方国家也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帷幕。由此来看,中国学人面临这一局面并不太晚,但康有为的问题感觉仍然来自孔子,如今我们会觉得实在过于迂腐。可是,仅凭这一句,我们可以看到,康子用孔子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来对应法国大革命,何其切中肯綮!

  如果要研究毛泽东与中国这一大课题,应该以晚清学人的古典意识为基点。邹谠教授的长文《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就以康有为1895年的上书起头(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毛泽东面临的中国问题明显承接自晚清志士,这就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制度挑战和国际政治格局。可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志士谁个不是如此?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特别。当毛泽东正在进入领导中国革命的位置时,他以诗词这一古典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想象,这就是著名的词句“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中国”(据说在60年代才改为“一截还东国”,理由是“不能忘记日本人民”)。

  中国是亚洲最早建立民主宪政的国家,然而,早产的民主宪政把中国带入军阀割据的内战状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针对的是所谓伪民主宪政,但反过来也可以说,孙的革命破坏了已然建立的宪政秩序,断送了第一共和。事实上,随后出现的军阀割据乱局以及日本太阳帝国乘机蚕食中国,都是二次革命导致的结果,甚至为“汉奸”论提供了现实依据。汪精卫宣称,日本人是来帮助我们结束内战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法结束内战状态。值得对比这样的史实:第一次欧战爆发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已经面临介入国际冲突的抉择问题,并最终选择了参战,派出了数百人的工兵部队,人数虽少,国家角色却不小;然而,第二次欧战爆发时,中国却处于内战和外敌入侵的双重煎熬,气都缓不过来。

  毛泽东在内战状态中仍然不忘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表明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要整合已然分裂的中国。完成中国的基本统一之后,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如何定位的考虑成了他首要的政治关切。70年代初与美国的和谈因台湾问题陷入僵局时,毛泽东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台湾事小,世界事大。”战略重点的转变,在我看来始于差不多六十年前朝鲜半岛上爆发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现在已经清楚的是,这场战争并非毛泽东所希望的,他的当务之急是统一中国。美国强势介入使得战争态势突然发生逆转后,毛泽东决定积极介入的决心越来越强(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次战役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片欢腾,东德总理跑上大街,把自己的帽子抛向天空。朝鲜半岛战争之后,毛泽东的两个大举动实际上都与他对中国占据世界战略位置的想象有关: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超英赶美”为目的,这是晚清洋务派早就梦想过的;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支援所谓“世界革命”的目的联系在一起——1965年3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决志发动“文革”之前,在武昌梅岭闭门一月,首先审度的是国际局势,打破“冷战”格局的战略意图就在这里形成(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 ~ 14页)。

  所谓“冷战”,绝非仅仅美苏两个“雅尔塔协议”的最大受益者之间的直接对抗,而是苏联操控 / 夹持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家集团与美国操控 / 夹持的“联合国”集团之间的国际对抗,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与他的内战战略原则基本上一脉相承:一是跳到外线作战,独立开辟新的战场;二是农村包围城市变成了贫穷国家包围富豪国家——支援亚非拉。如今学界所乐道的毛泽东为中国打开的新世界格局,的确与这一重大战略行动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属于这一战略行动的直接战果之一。

  令人感兴味的问题来了:毛泽东在成功建立第二共和以后的两次与中国占据世界战略位置有关的行动,都以建立“公社”为直接的政治诉求,而“公社”作为政制理念恰恰是现代西方的政制想象,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与此有实质性的内在关联。让我们把视野重新拉回清末民初,或者说用清末民初康有为的问题意识来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我们可以问: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挑战化解了吗?中国在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了吗?从皇权政制经民国宪政(第一共和)和内乱及外敌入侵,毛泽东成功建立起第二共和,并不意味着制度挑战得到化解,否则,不仅中国政制传统中的优良成分将一笔勾销,第二共和的建立者的抱负也被打上了一个大问号——我们不能忘记,第二共和建立之前,毛泽东曾经再次以古典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了吗?毛泽东替中国找到了一个位置:划分三个世界,然后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现在看起来,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阶级冲突政治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翻版。当时的处境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实际政治利益的强权国家正在继续角逐世界政治的领导权,毛泽东的实际政治战略——续铁托的南斯拉夫——突破了意识形态外衣,从冷战外线切入世界政治领导权,其战略意识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立诉求。冷战结束意味着美苏两个超级强权国家分享政治领导权的政治格局解体,新一轮争取政治领导权的国际冲突格局开始形成。可是,冷战格局被打破,不是美国的强权压过了俄国的强权,而是中国在毛泽东带领下争取民族国家自立突围冷战格局。民族自立是强有力的政治原则,与美国的普世价值形成竞争格局。

  我不得不感兴趣的是:毛泽东最终赋予中国的“国家理由”究竟是什么?他的新制度想象和新方式的关系究竟如何?康有为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用来对应第二共和建立后的两次革命行动(“大跃进”和“文革”)恰当吗?这是我给自己出的思考题。

  我的发言已经超时,只能讲到这里了。谢谢各位。

  老 田(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

  一、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特色与管理学维度

  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理论家不同,他是在行动以后开始思考的。他领着一支失败的小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才开始他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思考。他最重要的思想(文章)都是在实践中遭遇问题之后才提出来的。弱小的红军在面对强势的国民党政权和军队时,如何生存下去、发展壮大并实现胜利目标?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间两个核心问题意识:一是如何把农民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集结起来以支持革命目标,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管理学课题;二是以弱胜强的问题,即竞争方略问题。我结合管理学、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竞争的力量对比方面,其中最重要、最特别的是毛泽东的竞争思想。

  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国力方程”,他把一个国家的国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三项构成,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技术和投放能力;第二部分为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项。第二部分中的两项最高分为1分,最低分为0分。可以看出,第一部分基本上与经济和技术相关的,我称之为“有形实力”,第二部分是力量运用的主观方面,我称之为无形实力,那么竞争性的国力就等于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之乘积。

  国力=(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战略意图 + 国家意志)

  对于提升无形实力,毛泽东有一个简洁的说法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弱势竞争者一开始就应该选择出局,而是有着胜利的希望,关键是还有无形实力提升的文章可以做。他在1964年7月9日说:“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这个看法延续了《论持久战》中间的认识:“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根据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有必要把克莱因的方程的后一部分做点修改,这样无形实力就由“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项之和构成。

  竞争力量=(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 (竞争意志 + 组织程度)

  在中国革命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平民革命始终是力量弱势一方,要以“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坦克”装备的敌人,就不能不在提高无形实力方面想办法,这就限定了竞争方略的选择:弱势博弈者必须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胜过对手,有形实力不足要以更高的无形力量(更高昂的竞争意志和更高的组织水平)的优势来弥补。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实现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的乘积大于国民党军队,这才是共产党战胜强敌的关键所在。其实孙子说“上下同欲则胜”,就是指无形实力决定胜负这样一种思想。而无形实力的提升就得依靠发展“官兵一致”的“上下同欲”程度。美国记者塞尔登在国民党军队中间发现“五不和”:军政不和、军民不和、军军不和、兵将不和、兵兵不和,这是无形实力受损失的几个主要方面。反过来,共产党八路军强调“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

  我们来看看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是怎样实现“上下同欲”以提升无形实力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供给制。据黄克诚老将军回忆,开始很多军官是不愿意接受供给制的,在国民党军队中间军官可以吃四菜一汤,少校每月有180元大洋,但井冈山地方很小,给养困难,不同意也不行,只能接受供给制。就管理而言,这就取消了上级干预、影响或者挟制下级的关键手段,“文革”经常批判的“物质刺激”其实在井冈山时期就取消过。然后,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推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在管理权力的分配上也极大地拉近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距离,这相当于搞政治上的平均主义。

  除了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平均化之外,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路上,还偶然发现,共产党员比较多的连队,士气很高,也很少有逃亡现象,而且下级监督上级也不错。这样,他就开始探索在专职的管理者之外,发挥积极分子在管理中的作用。在“三湾改编”的时候,他就把积极分子的作用制度化了,在各个连队建立“战斗堡垒”。结果这开创了毛泽东最为独特的管理思路:既要提高自己的组织程度,同时又减少强制手段的运用。

  二、对正规管理模式的扬弃与“反修”思想的根源

  在红军中间,专业管理者权力降低了,干预下级的强制手段也减少了,再结合分配上的供给制,其经济利益也下降了,这样就构成了社会学所说的“相对剥夺”,而相对剥夺容易激发管理层的右翼激进主义。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把整个党史说成“路线斗争史”,核心问题意识是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因为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所以,引发了官员持续的不满。毛泽东把抑制管理层不满的全部努力过程称为路线斗争,并且把历次党内分歧逐渐产生管理层的不满进行结构化理解,认为这种情况与阶级利益一样,肯定是要自动回归的,解决一次之后,下次又会自动恢复,这样就需要在外部寻求一种力量或者压力,来平衡和抵消管理层的“复旧”趋势,就跟阶级斗争必然会有两个方面一样。这就把党内政见分歧理解为管理层持续不断地回归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趋势,为此需要在管理层之外的被管理层中间组织起必要的力量来进行平衡,这就构成一个“一分为二”的观察视野。

  根据地时代,管理层的右翼激进主义在共产党内一直受到外部压力的抑制,因为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优势兵力的威胁之下,管理层的不满无法走出很远,就要遭遇一个必须回头的恶劣形势。比方1929年红四军七大的时候,一些军官很讨厌毛泽东坚持扁平化管理,因为这降低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于是他们把毛泽东这个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候选人给选掉了。但是非常不幸,随后出击闽中、梅县等地遭遇惨重的失败,红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结果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发言权下降了,这样,很多人就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才有了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的条件。这个文件对共产党内部军队管理模式和上下级关系是一个根本性的纲领性文件。

  长征之后,经过延安整风,通过小组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压力,来敦促官员反省自身的认识不足,毛泽东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此时被重新命名为“群众路线”,在整风的压力之下再次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同时,弱势条件下的竞争方略也得到大家的认同。借此次整风运动的推进,毛泽东那种与正规管理和正规战争完全不同的两大思想要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广。延安整风结束后,共产党历史上群众路线或者说扁平化管理处于历史最高点。

  毛泽东晚年的“反修”问题意识,是从井冈山时期突破正规化管理的各种要求之后产生的。这个认识在党内不同政见的争论中间逐步深化,得到提炼并概括为“路线斗争史”;而与苏联争论的深刻分歧,与党内的持久争论在内涵上相当一致——管理中间上下级关系如何定位以及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程度。在大连中苏两党干部的分歧和相互看不惯,就是后来“反修防修”的实质内容所在。毛泽东思想与“苏修”开叉的地方,就是扁平化管理和正规化管理的不同之处。这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走出正规化管理的局限,不仅意味着与统治阶级正规化管理形成区别,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如何有效凝聚农民群众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是提升无形实力的关键领域。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和军队是弱势群体,官兵关系要亲密,军队和老百姓关系要亲密,有外部压力的时候,扁平化管理能够维持,由此促成并维护内部高强度的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外部压力消失,结果导致官兵关系、官民关系的疏远,上下级之间的距离符合社会分层的规则。但毛泽东对此很担忧,不停地设法阻止干部脱离群众。有人说,战争是对政体和管理绩效最严格的检验,因为经过了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检验,所以,毛泽东毕生笃信扁平化管理的效力,反对专业化管理中间的权力垄断,坚持群众化,在许多党内同志都改弦更张之后,他依然坚持不改初衷,这就扩大了彼此之间的思想差距。由于差距越来越大,他倾向于把这个方面的不同政见,向上和向下联系,形成一种全局性的思考框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并且总是以路线斗争的内容去注释阶级斗争,以路线斗争的结果去预测社会制度的演变趋势,并联系到公有制社会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维度,去理解不同政见背后的利益权力要求,还给赫鲁晓夫的“变修”以社会学解释——说他代表苏联的高薪阶层;向下联系到建国后系列政策失败和干部执行上的左右摇摆,认为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是因为追求不同于工人农民的独立阶层利益。

  对于毛泽东作为革命者和建设者的一致性,日本学者近藤康邦指出:“毛泽东对外对抗侵略,对内突破束缚(‘冲决罗网’),发挥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国家独立和革命结合起来。他这一根本思想是一贯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是从外部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的根本态度没有变,在军事、外交领域相当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但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便倾注力量于再结合。”近藤还认为到197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圈被打破了,近代中国的“救亡”课题到这个时候才得以解决。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展出来的思想认识,被否定,被视为晚年错误,但那却是他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问题意识的深化和推广,是他毕生所思所想的逻辑延伸。如何发挥人民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建设,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度如何自存于竞争的全球秩序之中,这不是抄袭第一世界的制度就能够实现的,这是毛泽东对“先生打学生”命题的深化。

  三、毛泽东思想与美国制度实践的另一次开叉

  除了跟苏联人对于正规化管理的思想开叉之外,毛泽东思想在另一个方面是跟美国的制度实践开叉,按今天自由派的说法,是跟普世价值、主流文明不同。毛泽东时代既反帝又反修,除了政治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认识论方面的开叉。就“反修”的实质内容而言,他否定正规化管理,认为这不可能在农村地区生效。另外,他也始终不相信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能够整合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甚至,这种制度还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安定。他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说:“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这仍然没有脱离“弱势博弈者需要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的基本认识逻辑,不过是上升到了根本制度层面,不仅战争中间有形实力不足要追求不同于敌人的竞争方略,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也一样不能抄袭先行国家的制度。

  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这场革命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是很大的。1946年毛泽东评估世界力量时说美帝是“纸老虎”,还内在地假设美国国内各个阶级的不统一:只有极少数资本家喜欢战争,大部分美国人民持反对态度。他把国内内战的两方分野搬到国际论证当中,不仅美国国内不一致,而且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全球格局,也如同中国国内的阶级对立,在帝国主义主导的一个压迫剥削阵线之外,还有与其对立的另外一个反压迫阵线,这两者之间关系也是两分的和对立的。

  刚才刘小枫教授讲到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给毛泽东的国际格局思想带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美国很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麦克阿瑟说过“中共军队并不是不可侮的力量”,而他手下的情报官威洛比则说,中共军队是游击战出生,从未和任何一个军事强国直接作战过,而且装备不统一,后勤保障很困难;关键是中共介入朝鲜战争的最有利时机早已过去。而毛泽东从政治出发,考虑的是如何在与美国的军事较量中建立中国的威慑信用,这样来看,把美军放到鸭绿江边来,再赶回三八线去,更为理想。毛泽东使用的是完全不同于战场指挥官的计算损益方法。

  毛泽东曾经说过,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中国和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除了抗日战争因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投降之外,每一次侵略战争无不以战败签署辱国条约而告终。对于饱受侵略苦难的国度而言,建立起自身的威慑信用,以终结列强的野蛮侵略,就是极为稀缺的无形资产,对于减少侵略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有着巨大的价值。

  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自信心很强。他在1953年说,抗美援朝的胜利有可能阻止美国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而且可能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有点得意洋洋地说,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和平也可以,战争也可以,两样都可以干。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不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叠遭侵犯的历史开始扭转,凭借自身的力量在与超级军事强权的战争中间建立有效的威慑信用,成本当然不低,但在毛泽东看来所得大于所失。要在战后的世界里建立有效的威慑信用,在他看来,最好是和世界超强的美国打,而且是把美军放到中朝边境来打,直到最后把他们赶回去。等到美军的全部军事优势尽情发挥却还不能取胜,中国所获得的威慑信用作为“无形资产”,才能够在全球生效,并可以保障中国很长时间的安宁与和平。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开始全面规划国内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亲自敦促订立12年的科技规划、12年的农业纲要等等。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相信长期和平是可能的。

  1954年,中国帮助越南把法国军队赶出北方,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如果按照欧洲的均势外交传统,中国这时已经是越南局势的一个担保方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越战争的时候,中国就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要违反日内瓦协议,就如何如何。话说得最厉害的要算陈毅元帅,他说等着美军打进来,等了16年,头发都等白了。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间,美国拆英法的台,这也让毛泽东感到高兴,他看到西方阵营内部并非那么一致,还认定以炮舰政策为代表的旧殖民主义趋于没落。1957年他在莫斯科提到“东风压倒西风”,体现的就是这种信心。1958年他决策炮击金门战争,在内部讲话中说要以边缘政治政策对付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警告美国海军尊重中国12海里的领海范围,抗议36次之后美军才勉强听话。这一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于中国安全的看法,倾向于轻视外部因素,又把眼光转到国内来。1959年他提出防范杜勒斯所说的“和平演变”问题,并对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表现给出一个修正主义评价,判断他代表苏联的高薪阶层,还说“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70年代报章上狠批阶级投降与民族投降,并认定两者有内在的一致性,其认识源头即在于此。

  与美军交战并且战而胜之,中国的威慑信用建立起来了,经过1958年金门炮战的测试,他开始轻视美国的军事威胁。内部讲话中间说美军困在全球各个基地里头,就像“牛尾巴绑在桩上”,不像是进攻态势,不再视为有威胁的力量。中国外部威胁可以在自己的力量基础上解决,关键则在于自己的力量能否组织起来,能否让社会上层保持足够的对外竞争意志,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代表高薪阶层,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这样,国家安全态势改善,就与井冈山之后的系列政见分歧在因果关系上相互支持和证实,把问题意识收敛到管理层是否产生独立的利益和追求,是否脱离群众并回归统治阶级的旧路,这是中国能够有效凝聚老百姓的力量,消弭阶级分化的鸿沟,团结一致对外的关键。这样一来,近代史中间统治阶级的表现,也成为一个反面参照物,毛时代经常宣传慈禧太后和蒋介石这样的统治阶级代表,总是选择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这也被解释为内部阶级矛盾超过民族矛盾的结果。这样,中国的安全问题,在毛泽东那里,就变成共产党是否会退化为统治阶级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共产党要蜕变成那样,就会与人民大众处于矛盾激化状态,同时会导致对外的民族投降和丧失竞争意志,那样中国的安全就毫无保障了。

  总的来说,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定中国虽然有形实力尚弱,但可得到无形实力方面的弥补;而无形实力的提升,根据地时期的经验是必须实现管理层的群众化;而管理层常常从权力和利益诉求出发反对群众化,这就构成“文革”期间的“路线斗争史”叙事线索。特别是后来越南战争美国人陷入泥坑,再次让他看到美国人必然失败的趋势,这也强化了“纸老虎”不可怕,内部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认识。最终,毛泽东把在国内战争中间的竞争方略普遍化了,并运用到国际竞争的分析中去,把管理层拒绝的管理模式视为第三世界国家有形实力不足条件下的唯一致胜方略。只要国内的“反修防修”取得胜利,对外竞争胜负就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这样,他就超越了“社会制度标准”和“地缘政治标准”,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与其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何侵略压迫别国,不如说“苏修”的坏样板使得劣势竞争者内部无法提升无形实力,特权阶层的存在妨碍了选择对列强竞争的有效方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要解决在世界格局当中的问题,还是内部管理层的障碍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种认定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走出了“极左”或者超越了意识形态争执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而是他晚年“反修”思想的深化——把弱国的对外竞争归结为内部管理层是否愿意走扁平化管理这条“革命路线”的问题。

  四、一个小结:毛泽东到底看到了什么

  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的管理模式,我称之为“扁平化管理”,按照今天的说法,其三大特点是:经济平均主义、政治平均主义,还引入大量积极分子帮助专职管理者开展工作。由此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这在共产党根据地,就已经形成了三大差别很小的社会景观,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会带来一个社会扁平化的后果。此时,无需依赖强制性的规范管理,就能够把无形实力提升到足以克敌致胜的程度;红军内部的组织程度提升,就不是依靠强硬的管理手段起作用,而是靠激发下层的自觉性,这与竞争意志(当时称为阶级觉悟)的提高一样,都要依托于管理层的群众化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毛泽东的管理要求,实质上接近于一种追求异化程度最小化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间,不是追求上级对下级的有效控制,而是追求一种下级的自觉和上级的引导相结合的效果。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总结,就是要追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种方式的管理效果,而不是通过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处理全球格局的竞争性视野中间,复活了国内战争中间的竞争经验。50年代末期,他已经倾向于把内部管理层的问题和弱点视为对外竞争失败的要点(“变修”意识),“文革”期间对党史按照“路线斗争史”进行重新梳理,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认识。到70年代初期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对外竞争的胜负就完全被看作是内部管理层蜕化的一个必然后果,而赫鲁晓夫的对外投降则被视为苏联特权阶层、高薪阶层产生了独立阶级利益的标志性事件。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从赣南根据地的群众整风运动,到延安的小组批评,1957年提出“开门整风”要求给老百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到“文革”时期号召老百姓组织起来并且用舆论批判的方式制约社会的上层,他毕生都在寻求一种制约管理层脱离群众的有效压力机制。毛泽东的认识走了一个循环:为了有效地对外竞争,就需要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为此就不能不敦促“不情愿”的管理层放弃统治阶级的常规管理路线,选择群众化的路线。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人都发现,他关于对立面之间的互动和结构之间“一分为二”的思想始终不变。与后来宣传“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意识相反,毛泽东从不把被管理者的消极面视为重大问题,而是始终把管理者本身视为管理绩效差的首要问题。到了晚年,他这一思想越发笃定。1964年他对龚育之等人谈哲学的时候,把这个认识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虽然他谦虚地称自己是“土哲学”,但他却按照“土哲学”标准把握马克思,他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大国,就跟战争时期的以弱击强一样,关键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内部整合,精英阶层与人民的距离不能太大。他所关注的始终是:要在外部成功地“反帝”,必须在内部解决好“反修”问题。这样,在毛泽东那里,阶级分析法超越了国界,内部的“走狗”式统治阶级是列强剥削和压迫事业的代理人,而全球统治阶级的联合则是第三世界国家受剥削压迫的关键,这才是毛晚年思想的关键逻辑。今天看来,他对于全球力量对比和弱国管理层的消极性判断,得到了部分证实,这个问题意识得到了历史验证,但并不代表就能够解决实践中遭遇到的诸多难题。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评 论

  冯达文(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古典天下观的另外路径

  何新华老师的演讲给我很大启发。但是从评论的角度来说,有点不够满足的地方。他谈清代外交的三项基本原则时,其与儒家的关系展开得不够充分。另外,我们理解的作为人文教养的儒家和后来作为政治制度的古典社会的建构其实有很大的差距。古典社会的政治建构不纯粹是儒家的,还包括法家、阴阳家等。从“大统一”的观念来讲,虽然董仲舒很强调这一点,但是“大统一”的观念后面有宇宙论作为支撑,这种宇宙论与农业文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春夏秋冬的变迁与政治建构的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农业文明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种建构体系把农业文明的长处推到了极点。只是我们现在从工业文明的角度来看,它似乎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评论“大统一”的观念,一元等级的秩序和华夷之辨,恐怕都要放在农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宇宙论框架体系下来考察,才会有更圆满的结论。

  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古典的天下观其实有另外的路径值得我们注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最后归结到我们要建立大同的社会。其实天下为公的思想对古典知识分子影响非常大,它强调“同”。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庄子·天下篇》,它强调人跟天地宇宙的关系,也是“同”的。他对“道术将为天下裂”、“往而不返”,感觉很悲哀。《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的观念跟《庄子·天下篇》的“道”的观念是非常接近的。冯友兰认为《礼记·礼运篇》的大同观念不是儒家的,而是道家的,这个是可以讨论的。我提出要注意这两篇文章的意义,不是现实的政治建构,也不是可以操作的东西,而是它们对于文明的反省。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不应刻意剥离意识形态

  听了三位教授的报告之后,我有一个印象。我感觉,我们研究古代史,哪怕清朝,我们会把意识形态的文本当作实际的东西,反而讲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时候,我们刻意把意识形态剥离掉,将其简化为国家实力和竞争的问题。

  何新华老师的讲演,在我看来,比较注重文本分析。著名的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吉尔兹)曾经做过印尼爪哇和巴厘岛的民族志研究,写出了文笔优美的民族志,可是他的书出版后,1965年印尼发生了大屠杀。读者会问,为什么读你的书,完全想象不到这个社会在暴风雨的前沿呢?我向何老师提的问题是:我们按照古代哲学文本去看的话,很难看得到中国是经历过数次农民革命的国家,我们又如何按照正统的天下观、文本的天下观来解释农民革命的问题呢?第二,关于古今对照的问题:我们先前的天下观的体制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天下观的基础是什么?其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在新的世界格局体系下,我们能不能随心借用古代的观念?

  刘小枫教授提出了制度的问题,我非常同意。但是制度的问题和政治治理的问题还是有所区别。政治治理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之一,制度问题涵盖面更宽。讲制度问题就要讲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从清朝到毛时代,再到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考察毛的战略和清朝整个现代化过程,在我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应该放在理解制度问题的核心位置。

讨 论

  李江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远交近攻”与“近交远攻”

  向何新华教授请教。我们在春秋战国有 “远交近攻”的外交思想,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外交策略刚好相反,是“近交远攻”。那么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思想的演变脉络是怎样的?您如何评价“远交近攻”的外交思想?

  黄万盛(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综合考虑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和利益关系

  几位老师的发言都非常精彩,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本杰明·史华慈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跟何新华教授发言的题目类似,但你们二位对中国古代世界观的理解实际上有很大差距。我想,冯达文先生刚才讲到那两篇古代重要的文献,可能应该有更多的考虑。余英时先生在荣休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为他举行了一个纪念讨论会。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在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吸取中国古代协和万方的外交理念,处理当代国际事务》,也是讨论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念。我年轻的时候读一些明朝的文献,记得在《明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与血腥相伴。我们仅强调其拓展外交,而在军事暴力方面谈论很少,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确广泛拓展了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外交事务的进展,促进了永乐之后朝贡制度的发展,此后东南亚地区的冲突和战争大规模减少。我们从明史中读到,东南亚国家来朝贡的时候提着当地的土特产,价值并不大,但是皇帝看他们臣服,非常高兴,赏赐的都是金银珠宝。进贡品和赏赐品的绝对价值差距很大,乃至于后来一些海盗也三五成群地组织起来到朝廷朝贡,皇帝照赏,导致明朝国库渐空,后来朝贡制度在明朝后期就停下来了。所以,我很赞成刚才小枫讲的“礼治”和“德治”的理念,它不完全服从今天我们讲的表面平等的原则,它后面有很复杂的利益交互。这些问题我们如何了解?这是一个深刻的资源,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小枫教授突出“礼治”的问题,在此,我想提供一个参考。我们经常将“礼”翻译为ritual,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博士韩载鹤(韩国人)的论文在法学界影响很大,他将“礼”视作Chinese constitution,从根本大法的角度来考虑“礼”的问题,这样就把“礼”从一般的等级制度引伸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观念上。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刚才严海蓉的评论是非常典型的人类学家的立场的看法。中国复杂的外交理念和海外的世界观,我们很难用今天的一些概念、符号来切割,比如我们是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它的政策还是在政策的角度考虑它的意识形态,或者制度与因素等等。我的基本立场是,它是一个复杂结构,其中毫无疑问有意识形态的要素,有文化传承的习惯,甚至有那个时代复杂的利益关系。比较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对利益关系的考虑不够充分、透彻,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看到一些把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和利益冲突的要素综合起来考虑的历史的个案研究。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正反都要考量

  对中国的传统,我们发掘其资源,很好,但是要两点论,正反都要考量。

  何新华教授将“兴灭继绝”提到很高的层面,认为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黄万盛教授刚才提到权力和利益等因素,我觉得这种“兴灭继绝”肯定有权力和利益的考虑,所以我们不宜把它拔高。

  老田谈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文革”时期,中国的外交出现了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搞“输出革命”,也使一些国家与我们中止了外交关系。在非洲,我们与相当一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中共强调只与非洲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结果与中共有联系的只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了。

 

  何新华:内向型政府

  谢谢大家的评论。冯达文教授提到人文儒家与政治儒家的区别。天下观的确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非常感谢冯教授提到《礼记·礼运篇》和《庄子·天下篇》,值得我进一步学习。

  李江涛教授谈到“远交近攻”。“远交近攻”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特殊的思想,我认为它并不具有代表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大一统”政府,即历代的帝国政府。历代帝国政府都是内向型的,除了元代,大都向内发展。

  李安山教授提到“兴灭继绝”,我想除了人道主义精神之外,确实还有权力和利益的考虑。

  刘小枫:中国的“礼”是constitution

  谢谢刚才几位的评论。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先对老田的讲题谈点看法。老田对毛泽东的分析很精彩,掌握的材料也很细腻。我只是感到奇怪,老田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大政治家、战略家,但在分析毛泽东时采用的却是管理学的知识框架。一个管理者和一个政治大家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管理者——用韦伯的说法,不过是技术官僚而已,缺乏政治家的眼光、抱负和能力。

  非常感谢黄万盛教授。您给我的这个哈佛大学博士的例子让我看到,美国的汉学界现在大有进步,现在终于有人出来说,中国的“礼”不是ritual,而是constitution。陈寅恪在他关于隋唐政治制度的书中,开篇就是讲“礼制”,随后还有学制、兵制、财政制度等等,好多具体的“制”,“礼制”不仅在首位,而且占全书大半篇幅。中国的“礼”是constitution,在我们这里是常识,现在美国汉学界才有了我们的常识。

  老 田:管理本身的全局性视野

  对于管理这个词,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和他的同志们而言,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全局性的视野。如果类比的话,先秦史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大同时代那样一个无管理时代演化到管理时代,大同是整个世界不需要人为干预就能获得很好的秩序,而管理时代意味着人为地、刻意地追求秩序,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作为手段使用。对于革命者而言,有很近似的地方,革命是要重新安排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革命者从来都不同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可分,认为这都是竞争手段,都是制度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就是成了体现人们干预社会的四条腿。

  从一个故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革命者看世界的眼光是怎样的。1924年毛泽东从上海回到老家,恰逢1925年韶山大旱,到七八月份很多人无粮可食。乡村财主联合起来,将每升米从60文涨到160文,还将米运到湘潭,进一步恶化本地的供求关系。改变供求关系以及抢在穷人谈判地位最为不利的时节提升价格,这就是富人的博弈手段和策略。穷人呢?穷人的优势就是人多。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组织了“雪耻会”,表面上是声援在上海五卅惨案中受帝国主义残害的同胞,更重要的是通过“雪耻会”这样一个组织展开与富人的博弈,进行平粜、阻止米谷出境的斗争,甚至对不合作的富人搞杀猪、出谷、吃大户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舆论动员也很重要,毛泽东动员乡下教师,在祠堂里给农民上课。整个博弈过程中,农民有人数优势,组织起来就有力量,这是穷人主要的博弈依靠和力量;富人在市场上有优势,可操纵供求关系,操纵价格。对双方而言,舆论都很重要,要争取乡村的知识分子。后来,共产党干部中间,凡属经历过土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政权的那些人,都不承认有独立的文化和研究空间。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和政权之间冲突很多,关键在于双方对于文化、学术的看法不同,绝大多数官员都不承认学术独立,这接近于新制度经济学把意识形态视为非正式制度的看法——新政权总想管制舆论和思想,这是在战争和根据地时代就形成的经验认识。有种解释说,新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冲突,是出于毛泽东本人的意愿,甚至说因其1920年在北大受到冷遇,所以记仇、报复。这个解释把两大群人的世界观的冲突简化为个人意志,没有解释力。核心问题是,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在如何看待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划分在革命者眼中是没有合法性的,从革命中走过来的管理者总是要求管理一切。

  李安山老师说到“文革”期间的中非交往,其间我们的对外工作有很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引起别人反感。我看到过内部批评意见,当时毛泽东说到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共产主义、一个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较近,是我们的同盟军,并不要求别人搞社会主义。所以尽管毛时代很穷,但是援助第三世界是不遗余力的,绝大多数受援国并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中国相同的国家。

第二部分:亚洲研究

  钱 江(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非传统安全——亚洲研究的新视角

  我在有关亚洲研究的几个学术机构里工作了很长时间。这十多年来,香港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一直在参与国际学术界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研究,而我发现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关注还比较少。因此,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些有关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供大家参考。

  亚洲研究在我国有很悠久的学术传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就在全国各地高校中陆续设立了一批研究亚洲各地区或国家的研究机构。1978年以后的30年,中国对亚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这几年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亚洲研究,还遵循着传统的按照国别与地区划分的框架来组织进行,跨国的研究课题不多。我们知道,从北到南,可以数得出来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社科院的日本所、亚太所(但亚太所也做APEC研究和东南亚研究,虽然有关的研究力量并不多);北大的南亚研究比较强;东南亚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几个省,如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现在叫南洋研究院),广州的中山大学与暨南大学都设有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现有亚太研究院;东盟博览会在广西设立后,广西的东南亚研究发展得比云南快;云南的研究机构这些年慢慢地在转向,逐渐将南亚也包括进来,但他们在跨境研究方面做得比较好。我原先是在国内受的训练,后来长期在香港做研究,发现两地的学者做得不一样,思维方式很不同。我的总体感觉是,国内的研究者长期受到国别研究这种旧有的思维框架习惯性的作用,许多研究项目与课题都在这个旧的框架中展开,国与国之间的跨国研究做得比较少。在这个意义上,非传统安全研究也许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视角与平台。

  我接触非传统安全研究是从1998年开始的。当时,联合国在亚洲成立了一个研究群,中国的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具体负责人是张蕴岭教授,现在转交给韩锋教授负责。一般情况下,由北京方面指定中国的某几个研究所派代表参加国际上的会议。香港方面牵头的就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基本上是在原来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络的框架下组成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群。该研究群的经费主要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比较充足,每年开3到5次不同类型的研讨会。亚太区域的协调总部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下面的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原来叫作IDSS,即新加坡的国防战略研究所,做得非常活跃。他们的许多研究任务都是政府下达的。他们一方面做传统安全,另一方面,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做非传统安全,他们主持的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做得很好。

  非传统安全的定义(内涵与外延)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在大量谈非传统安全,并将之作为外交部门比较重要的任务。非传统安全,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是学术界不断加以讨论与完善的新的安全观念,英文叫new-security(新安全)。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指的是一种安全的观念,它的涵义可以表述为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和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新的安全观与安全领域。具体来讲,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资讯安全、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文化安全、武器扩散、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贩卖妇女儿童、海盗、网络犯罪等,范围非常之广。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导致国家安全受外部影响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也大幅度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安全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土等传统安全问题,解决手段也从军事对抗冲突朝着谈判、对话或合作等非军事化方向发展。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超越了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抗衡,更多地强调以人为本,更多关注周围的个体与全人类的安全,从而也就更多关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安全问题。传统安全的威胁多半来自外部,是国家对国家有意的威胁,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有边界冲突或局部战争;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更加广泛,既可以来自外部,又可能是内部发生,也可以是内外两方共同作用产生;非传统安全威胁可以是有意制造的,也可能是无心之过造成的灾难,可以是由国家主导造成,也可由某个组织、团体或个人造成。非传统安全具有不稳定性,会使矛盾互相转化,处理得不好,就会转化成传统安全。

  下面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水资源安全问题。2004年,云南省省长曾率团到香港来推广该省的投资项目,找了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希望香港特区政府能够带头,找一批香港的大财团到云南去投资他们的基础建设和旅游建设,董建华先生的态度比较谨慎,所以特区政府就委托我们研究中心去云南考察。我们那里的学者中洋人较多,华人就我一个,我就被派去。当时我们到边境跑了一下,回到昆明同省政府秘书长谈了很久。他当时提出来一个很大胆的设想,讨论如何通过铺设跨境石油管道来搞活云南的经济。同时,他还提到,准备在云南省境内的三江合流这一带搞水坝,截水发电,振兴当地经济。这个项目其实当时已经开始做了。我一听就皱眉头,说你们不怕东南亚国家有意见吗,这个容易出问题。他们说,水在我们的区域内,是中国人的,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我们怎样处理都可以。我说这样处理肯定有问题,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经常在东南亚各国跑,比较了解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印支半岛国家的情况。如果中国政府在处理上游水资源问题上不谨慎,只从自己这一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势必会带来麻烦。柬埔寨的洞里萨湖,从前湖里的鱼是可以随手就捕捞到的,当地人民将洞里萨湖称之为“母亲河”。但现在的情况很糟,洞里萨湖干涸得非常厉害。他们因此对中国的意见非常大,但又敢怒不敢言。后来我回到云南,找当地的学者了解情况。他们中也是有两派意见,争论很激烈。我记得《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有童志锋的一篇讨论怒江反坝运动的文章,当然他谈的是环保问题,谈NGO在反坝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不是从亚洲研究的视角来研究跨国问题。云南省方面说自己的水不够用,但亿万年来,水资源是人类共同享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温总理曾经对云南省的截流建坝问题提出缓建,但还是没有挡住,水坝照样还是在建。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非传统安全问题就会转化成传统安全冲突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非法移民问题。有人说现在非法移民情况已经不多,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印支半岛地区。非法移民的办法五花八门,比如花钱购买一个去世的当地人的身份,改成他们的名字居留下来。印支半岛的边界线很长,造成非法越境的方便。我去过金三角,看到的情景令人吃惊,大量的中国非法移民通过金三角地区,沿着缅甸、柬埔寨、老挝而移居国外。非法移民问题,不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多发于广东、福建沿海地区,而是渐渐地转到了贵州、湖南、四川等地。我曾经到中缅边境的果敢地区考察,当地的非法移民有五万多人。这些人的身份复杂,逃犯、毒贩、妓女、生意人、打工仔,各色人都有,其中不乏犯罪分子。漫长的边境线给非法越境带来极大的便利,几乎抬腿就可以过境。我经过边境的时候,与边防战士有过交流。他们说非法越境问题防不胜防,事实上边防也管不过来。果敢地区因此偷渡者众多。在中缅边境地区,甚至有内地偏远乡村整个自然村的人全搬过来开荒种田。这一地区的历史、政治情况复杂,明朝时期果敢曾是中国的领土,后来被英缅当局占领。当地居民对自己的生存现状心存不满,因为他们想做中国人而不能。至于缅甸军政府,他们对中国是又恨又怕,因为现在实际控制着中缅边境的是原来缅共的军队。非常移民活动给当地带来很多麻烦,主要是各种犯罪活动猖獗。在果敢,支撑当地经济的主要是毒品和地下赌场,公安部想了许多办法要根除,但面临的困难也很多。非法移民的问题,不光是印支半岛有,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通过研究非法移民问题,就可以把跨国性的亚洲区域性的问题带动起来研究,就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与合作。

  事实上,这些年国外学术界有关亚洲研究的方向已经转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区域性问题上,着重研究涉及各国发展的大问题。我们的学者在这方面有些落后,希望以后能迎头赶上去。

  汪新生(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反思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我谈的是东南亚研究问题,事实上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可以从侧面来反映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起伏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们进入了东南亚研究良性的发展时期。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东南亚研究的新热潮。有人认为这是东南亚研究新的高潮时期。下面我会对这个看法做出自己的修正。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新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在中国成立相当普遍,有些内地省份高校也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机构。这跟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自贸区的建立等发展背景相关。中国已将东南亚看作一个潜在的市场与可能的合作对象。但这个时期的东南亚研究以及研究机构与研究队伍,关注的课题主要是经济与区域合作方面,而区域合作方面也基本是经济合作,包括学术专著与期刊,讨论的热点都是这方面的问题。这种研究偏好不仅源于学术界,也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鼓励、企业的积极协作、媒体的关注,其中媒体关注的热点也成为调动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2000年之后,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学术成果,包括国外名著《剑桥东南亚史》的翻译,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化集成》中东南亚历史文化著作系列(含《中缅关系史》等),陈序经先生的《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北大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大百科全书》等名著和工具书。在专题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兼具现实研究与理论成果的著作,比如有任一雄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还有韦民的《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东盟研究新视角》,此外还有段立生的《东南亚宗教嬗变对各国政治的影响》,范若兰的《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曹云华的《变异与保持——东南亚人的文化适应》等。它们不仅是对东南亚现状与历史的个案或整体研究,重要的是它们还带有理论性的思索。

  1980年代之后,“以改革促发展”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强有力的指导性理念。在教育和学术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被不断强调,其中“官产学研”结合成为时尚,为国家改革目标服务被称为复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道路,国内的国际与地区研究也就被要求贴近政府决策需要。这给高校和科研机构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政府资助和企业支持,研究经费大增。然而,这种研究热潮也使研究出现实用主义和市场导向。在区域研究繁荣的同时,传统基础性研究和扎实的系统研究被忽视,甚至有被边缘化以致被取消的危机。其中最显著的问题在于,少数有志做基础研究的青年学者由于很难在“非实用”课题上获得资助而放弃他们的研究。与此同时,大量重复性的,比较肤浅的政策和“主旋律”研究(对策研究)则充斥于各种出版物。这种应用与现状研究的覆盖作用,使得我国东南亚研究方面具有传统优势的历史问题研究、理论问题研究和研究方法问题的探讨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根据一项有关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载文数量的统计,从1996 ~ 2000年,有关地区经济合作和金融危机的论文约有280篇,而理论探索的文章只有38篇。另一份统计显示,在两份最主要的东南亚研究刊物中,1994 ~ 2004年的十年中,经济类和政治、国际关系类文章(主要是对策性研究)占67.8%,而历史类只占9.4%。东南亚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华侨华人研究,这个研究领域的历史类文章已经从1995年以前的第二位,大幅下滑到第九位,有关方法论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日本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滨下武志教授早在2004年就提出,作为世界学术研究的一般趋势,亚洲研究应该从微观和个案研究起步,但是应该将目标瞄准宏观的解释和规范的分析(macroscopical explanation and normative analysis),事实上就是理论的分析、理论的提升,以便深入洞察各个地区在历史、地理和文化上是如何能够被称之为一个整体的。这两天,我们的亚太院就在滨下武志教授的组织下开展了一个名为 “海上跨文化交流对亚太地区的跨学科思考”的研究。我认为,为了缩小中国东南亚研究与国外的差距,基础性理论研究必须受到足够重视和提倡。为了认识区域一体化的内部规律,必须更加注意学习和吸收各种相关理论。刚才钱江教授也提到了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张蕴岭教授,他曾有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已不再提东南亚,而是提东盟,即东南亚是一个区域整体,所以我们必须更加注意来讨论区域一体化的内部规律,比如世界体系理论、长时段历史理论、一体化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等。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由于缺乏理论性、广泛性和经验性而滞后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发展近30年,但我们还没有一本具有较强理论性的国别或者地区史专著。与此相比,台湾的东南亚研究学者近年的成果在这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出版了《东南亚政治学》和《东南亚区域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这样理论与实际研究兼备的著作。对于这一点,新加坡著名政治学教授廖建裕和北京大学梁志明教授都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过于注重一般性研究成果的数量导致了低水平的重复,即使是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太注重微观层面的地区经济研究,而忽视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架构,尤其是对国际经济学前沿理论重视不足。可以看到,前后两次金融危机,在我们的学术界都没有出现具有前瞻性的讨论。

  造成这种缺陷或者滞后的原因,在有的学者看来可以归结为:学术与政府之间的平衡难以协调,从而影响长期性和基础性研究的开展。经济学研究,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学者的兴趣比较容易与政府的兴趣达到某种平衡,但在国际和欧元问题研究方面,我认为,政府的兴趣与学者的兴趣往往不一样甚至冲突,政府关注的不是学术贡献,而是清晰实用的政策建议。因此,学者经常要放弃长期性的基础研究,而去做短期性的对策研究。另外,社会(尤其是媒体)对通才和热点的过分追捧也导致具体领域(如国别)的持续性、系统性研究受到冷淡。

  在如何将传统研究方法与中国东南亚研究相结合的问题上,著名东南亚学者王赓武教授指出,应该在选题方面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西方和东北亚对东南亚文化和宗教影响的比较研究;东南亚各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东南亚国家政府与政党关系的典型分析;不同族群和社会群体的现代化模式研究等。滨下武志教授也建议,应该注意东南亚国家共同面对的环境、生态和人口问题,以海洋为媒介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等。这些都需要做长期持续性的基础研究课题。上述研究可以说是解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差异明显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趋势的历史与人文基础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有理论性也有现实性。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另一个不足在于档案文献的建设。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是我国东南亚研究的人文社科基地,但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图书资料相比,厦大虽然有52,000种图书和1600多种期刊,但分别只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10%和18.5%。另外,研究队伍稀缺,具有跨文化研究素质的人员,比如掌握小语种的人员还不多,有一个统计数据说懂东南亚小语种的研究人员只占总数的21%,我对这个数字持保留态度。我在2009年第9期《开放时代》上看到项飚先生的文章,他认为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重新被边缘化。事实上,在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中也有被边缘化的趋势。所以,我认为1997年以后,我们的东南亚研究在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是在走下坡路,而不是进入高潮,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习小语种,研究人员一直缺乏,这给从事深入的田野工作带来障碍。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引起重视的。

  

  陈宜中(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东北亚的和解之路

  在座有许多区域研究的专家,而我自己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也关心当代大陆思想界的辩论。今天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这有一个缘起。吴重庆兄来台北时曾经问我:“为什么你们季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似乎很关心东亚?”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未必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其他同仁一样。我个人认为,从鸦片战争以来,外界势力打中国都是从东边来的,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未来可能遇到的主要障碍与挑战,大概也会从东边来。这边是重兵部署,除了冲绳的美军基地,还有日本的横须贺港也安置着美日在东北亚地区的海军基地,还有在韩国的美军基地,等等。此外,两岸关系的隐忧还在。这些都是非常切实的考虑,也促使我特别关切东(北)亚共同体这个问题。

  据我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金大中阵营(韩国的进步派或自由派)有一个很强的意识,他们认为两韩问题不可能由这两方单独来解决,肯定要牵涉到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各方面的力量。换句话说,两韩的和解乃至终极统一,与促进整个东北亚的和解其实是同一个过程。同样的,虽然中国大陆向来强调两岸问题是一个中国的内部问题,但事实上中国政府也已经务实地看到,两岸问题牵涉到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各种力量,特别是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和影响力。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把两岸问题给区域化、国际化,而是说我们要务实地理解到:两岸的和平发展甚至终极统一,与整个东北亚区域的未来发展是有联动性的。

  奥巴马访问中国大陆,引起了周边普遍的焦虑。我觉得《经济学人》对奥巴马此行的评论比较到位,它说:“奥巴马没有足够的自信,北京也没有足够的自信。”2009年11月初李光耀访问美国时说,美国除了应该在鸠山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应该更积极地介入亚洲事务以制衡(balance)中国的崛起。大陆的网友对此非常不高兴,他们认为新加坡一方面依赖中国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却引狼来对付中国。不过李光耀的话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东亚周边都在防华。现在中国经济势不可当,东亚周边不得不低头,但大都提心吊胆,于是搞两手策略,一边跟中国改善关系,一边向美国买保险。去年我去印度时,发现印度的官方和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崛起极度焦虑,他们非常不客气地说,你们怎么可以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呢?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有很多国家想和中国做生意,但是他们心里面似乎把中国看作一个崛起的霸权,不是王道,是一个崛起的潜在霸道。

  再举两个例子。韩国《朝鲜日报》2009年11月20日的社论说,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增强,所以韩美的FTA(自由贸易协议)已经不完全是贸易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进一步提升韩美结盟关系的契机。在日本,鸠山的背后是小泽一郎,小泽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他希望日本能摆脱和平宪法的包袱,在美日关系中能平起平坐,让日本对自己的军事有更大的掌控能力。所以说,鸠山在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并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对中国的提防也是很厉害的。日本民调显示,对中国有敌意、有怀疑的日本人,还是占很高的比例,并没有下降。

  就台湾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目前是两岸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民间交流和经贸关系的发展,究竟能不能使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有更好的发展,恐怕还是不容乐观。在政治上,台湾岛内的趋势很清楚,整个绿营加上蓝营的主流派是拥抱美国大腿的。绿营已经硬化成了一个抵制中国大陆的集团,就算这个集团不会重新执政(这点还很难说),但由于它背后有美国或隐或显的支持,它肯定还会这样一直抵制中国。至于蓝营的主流派,一方面希望促进与大陆的民间交流和经贸关系,但是在政治上也是相当亲美的。

  据我的观察和判断,中国大陆目前正在争取20 ~ 30年的所谓战略机遇期,想要崛起成为全球性的大国。在东(北)亚共同体的问题上,目前中国政府着重于经贸议题,回避政治整合。正因为中国政府相当务实地看待美国的利益和角色,中国政府对东(北)亚共同体其实并不热衷。日本也不热衷,而主要是希望把印度、澳大利亚等拉进来牵制中国。所以说,照目前的趋势来看,所谓的东(北)亚共同体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中国大陆目前的发展路线有两大特征,一个是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的富国强兵道路,这种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似乎是引起周边焦虑、不信任的主因之一,使周边在所谓的安全问题上倒向美国,向美国买保险(虽然同时也想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第二个特征是拒绝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主义。韩国的进步派刊物《创作与批评》有个主要观点是:如果中国大陆要在区域内平衡美国的霸权,硬碰硬走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道路可能会适得其反。中国大陆必须要建立更深厚的东亚纽带,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走的是俾斯麦式富国强兵的道路,而不是某种循序渐进的民主主义道路,它对韩国、日本、台湾等周边地区进步派的吸引力就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亲美右派更会紧紧抱住美国的大腿。对此,韩国《创作与批评》的总编辑白永瑞有个重要观点,他说:“如果中国不是立足于民主主义,而是通过复兴大一统的历史记忆来追求权力的合法性,走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近代化模式,并未能新创出克服其弊端的独特发展模式,那么即使中国有意要主导东亚秩序,也不容易让周边国家自发地参与其中。”白永瑞在韩国是被定位成亲中派的,他并不是亲美反中派。他的观察,我基本是赞同的。中国大陆未来的道路如何走,将连带地影响着日本、韩国、台湾内部政治势力的均衡与变化。

  从目前趋势看,中国政府对东北亚、东亚共同体并不太热衷。中日韩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依然在上演,这三国的民族主义都还是处于青春期的民族主义,不是度过了血气方刚时期的比较成熟的民族主义。所以在我看来,东北亚的和解之路是有许多隐忧的。事实上,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与对欧洲是不一样的。在东亚,美国采取双边主义,而且利用各国之间的民族主义矛盾见缝插针。如果中国大陆对东北亚的策略不调整的话,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些周边国家会不会更与美国这个衰落中的霸权走近,从而加剧东北亚的离心力?这可能是值得深思的一大隐忧。

  我认为,欧盟有部分的经验是可以参考的。欧盟各国的民族主义相对来说比较不这么血气方刚。德国、法国、西班牙、北欧、中欧等国并没有结合成为一个所谓的大欧洲国,它们各自的国族认同比欧洲认同更为重要。但是,它们的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却似乎已经度过了“为了我的国族尊严而践踏你的国族尊严”的那种青春期,也就是较为平和,而这也许正是东北亚这个区域所需要的。

  孙中山曾有一个演讲,他当时劝日本不要去走西方式的霸道,要学学我们中国老祖宗的王道,他说我们的王道是让周边心悦诚服的。我同意,中国传统中有些重要资源,也许有助于我们超克东北亚青春期的国族主义对峙的局面。中长期来看,目前这种局面对所谓的中国崛起是不利的。中国传统的资源,当然包括《孟子•梁惠王篇》所说的“惟仁者能以大事小”,以及《论语》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这里我想强调,孙中山所谓的“王道”不能理解为我们所固有的,不能理解为“我的所做所为就是王道”。王道不是完成式,它应该是与时俱进、尚未完成的现在进行式,它是一个需要努力以赴的目标。是不是王道,不是自己说了算,不能只搞所谓的“自我肯定”,不能自我感觉良好,而必须被别人肯定为王道才算是王道。王道的目标是要让周边都说你是王道,说你就是不同于美国的霸道。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霸道和霸权才会最终淡出这个区域。白永瑞说恐怕中国最终还是得走民主主义的道路,才能在东亚取得主导权,我的看法与他是有些接近的。今天早上刘小枫教授提到政治制度问题,在我看来,政治制度问题就涉及中国“文明崛起”的问题,而不是“文化差异”或“文明冲突”的问题,不是以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这其中涉及文明高低的问题,而放眼未来30年、50年,中国崛起也许正应该理解为一个由中国带动世界文明崛起的过程。文化差异无所不在,我们当然不一定要走所谓的西方式民主道路(其实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美国特色、英国特色、法国特色等等),但重要的在于,我们可以也应该用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去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去达成所谓的西方式民主所包含的重要政治目标。中国若要文明崛起,这些有限的文明标准是一定要渐进达成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提升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让别人不但认识到中国的文化特色或文化差异,还心悦诚服地肯定中国的文明高度。我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追求的一个长远的使命。

  唐仁虎(北京大学南亚系):超越糖与茶——印度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应

  中国和印度交往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但是两国互相之间的了解很不够,今天我要说的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鲁迅以前说:“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术、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印度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印两国之间也有过一段美好的历史。但好景不长,1959年之后两国开始出现摩擦,中间有十多年,两国由大使级关系降到代办级关系。后来又经过一些努力,两国关系开始恢复,现在两国也提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但矛盾仍然很大。这里我主要说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糖与茶,印度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转变”。印度人以前认为糖是中国传去的,事实上糖在变成砂糖之前是印度就有的,只不过是红糖,后来传到中国,中国又把它变成白糖,然后又传回了印度。这个历史很长,季羡林先生写的《蔗糖史》,洋洋七十多万字,对此已有记述,这里我们只能简单提及。在英国统治印度之后,英国殖民者把茶从中国引到印度,种植在阿萨姆邦等地。现在印度的红茶出口量一年有100多万吨,中国只有30多万吨,所以两国是有技术层面的交流关系的。

  中国对印度的了解以前主要是通过佛教,那个时候中国对印度的了解与我们一般中国人现在所认知的当时的印度是不一样的;古代的印度与现在的印度、英国殖民统治前的印度和独立前的印度也是不一样的。简单地说,印度在独立之前有近600个土邦国,英国对它们采取收买政策,土邦国王有一定的卫队,经济条件非常优厚,但政治上是没有权力的,英国不允许它们有强大的军队。所以,印度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统一的印度,事实上是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如果不是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还不知道是多少个国家。以前玄奘访问印度时,将印度这个国家译成“印度”,依据的是印度河的名字。事实上这条河现在巴基斯坦,而不在印度。

  印度对中国的改革,既在学习,又有很强烈的反应,两国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两国之间互相在博弈。我认为这种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当然,其原因主要是在印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对印度的影响。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改革从1979年开始,印度于1990年代初开始改革。中国1978年的GDP是1473.211亿美元,印度是1338.731亿美元,分别排在第11位与12位,两国的经济情况在当时都不是太好。其二,中国改革开放十年之后,国内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许多,但按美元来计算,中国的GDP与印度差距不太大,中国是3546.444亿美元,印度是3169.374亿美元,中国居第11位,印度降至第13位。在这十年中,中国的人口增长大大减慢,但印度人口增长很快,虽然中国总人口量比印度多,但中国的经济水平与1979年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印度在1990年前后,GDP与中国相差不多,但它的美元储备在最少的时候是20亿美元。1989年前后我正好在印度,一年时间美元对卢比的比价,官价贬了百分之十几,黑市上的价格是官价的两倍。1991年的拉奥政府中,辛格是财政部长,他是经济学家,曾在英国学习,成为推动印度经济改革的核心人物。他曾经提出,印度要向中国学习,他特别说孟买应该向上海学习。其三,拉奥政府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积极融入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崛起有助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我这里是说有助于,不是说能够直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我认为要依靠中国经济的发展来促进中国军事发展,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成为军事强国,才有可能真正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目前在有争议地区的驻军与建设投入很大。1987年印度将中国的藏南地区改称为“阿鲁纳恰尔邦”,之后两国差一点擦枪走火。1988年底,拉•甘地到中国来访问,以期与中国修好,两国关系才慢慢回暖。

  第四个问题是印度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应。印度学者中有三派观点,一派是亲善派,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对印度构成威胁;另一派是对抗派,以军方人士为主,也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强大,对印度是很大威胁。1995年印度原子弹爆炸,印度国防部长直接说,中国对印度有威胁。他们说他们的导弹可以打到中国的哪个地方。虽然这些强硬派的人数不多,但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第三派是中间派,一般来说他们不直接发表意见,但第三派容易跟着第二派走,因此在印度整个舆论界与军界,包括知识分子,对中国一直耿耿于怀。在之前第13轮中印双方边界问题会晤之后,他们就说中国的军用直升机进入他们的领空,这件事印度媒体炒得很厉害,媒体得到的消息就是军方人士透露的。而据我所知,印方进入我们认为的边界线的次数要多得多,但我们现在不大报道这方面的问题,这与我们现在提出的要和平稳定,发展经济的主旋律有一定关系。最近这几年,在印度也总是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噪音,所以印度对中国反倾销案的调查开展得很多。此次辛格总理到美国访问,他连连发表对中国不满的言论,他认为“中国有点过分自信”,“我们不会选择中国的道路”,他认为印度有与美国相同的价值观,有自由、民主、多元性等等。这些言论都似乎有点挑拨离间的味道。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印两国的关系,在短期之内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但竞争恐怕还是最主要的。未来中印两国之间的合作必须超越“糖”(在封闭体系内的纯技术交流),也必须超越“茶”(市场竞争),才能够真正实现互信互惠,共同崛起。

评 论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历史的“大智慧”

  《开放时代》举办此次论坛讨论的问题很有意义,它讨论转型时期的中国要面对的世界格局,这个问题是非常符合《开放时代》的立场与品味的。刚才听了四位教授精彩的报告,我讲一些令自己特别有感触的地方。

  钱江教授讲了好几个重要的例子,比如有关国际河流的问题,中国的态度与河流下游国家的反应差别很大,我们地处河流上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占有”的观念,而下游的国家却强调一种“自然”和“历史”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也许要强调“将心比心”的重要性,在做决定的时候,同时也要考虑别国的利益和感受。水是一直流动的,这些流动的东西不能说完全是属于源头所有的,特别是河流本身有其自然的节律和历史的沉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更宏大的发展视野与人文关怀。

  汪新生教授是中大东南亚研究领域的领头人之一,他非常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的现状,他的许多经验我是非常同意的。他从现状出发,强调了小语种的重要性、档案文献建设的重要性,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了评论。他的结论是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正在走下坡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醒。

  陈宜中先生讲东北亚的和解,但背后的关怀却是两岸的关系。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大陆要争取20 ~ 30年战略机遇期。按他的理论推导下去,即在这个战略期中,大陆处理两岸关系、中美关系的许多政策也许是一种权宜之计,过了战略机遇期后,这些也许是会改变的,这是一个可怕的假定。他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两岸统一要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而不应该以大一统的思想为前提。而我想问的是,如果大多数普通民众都用大一统的观念来看待国家民族的时候,我们实行民主有什么结果?台湾人总是觉得大陆实行民主就好了,但他们并不真正明白,大陆一旦像台湾那样推行选举政治,主流的民意肯定是尽快解放台湾,以大一统的口号最容易拿到选票。所以,中国大陆若能长时间维持目前的政治体制,对两岸和平可能是最有利的。这也许与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不同,但却是务实的。我觉得,历史学家看待国际政治的问题,也许更长远一点,更理性一点。对于东北亚关系以及两岸关系来说,我们也许有时要能够容纳人性中必然有的许多矛盾,要能够允许一些反常识的思维,甚至要允许我们的政治家做出与我们的感情和利益不尽一致的那类“大智慧”的判断。

  唐仁虎教授在他的发言中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即古代的印度与现在的印度完全是不一样的,一般的中国人对印度的想象,大都还是停留在《大唐西域记》的层面上,多数中国人对印度的认识,也停留于那是一个佛教古国,其实目前印度人不只是信佛教了。唐教授对印度的问题有精深的研究,他还讲到1959年两国开始有摩擦。我自�国的相互学习,包括许多制度上的学习(如医疗制度等方面),给我很多启发。我想如果我们去检讨一些历史上留给我们更为积极的财富,或许可以提升我们的境界,帮助我们以更宽广与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陈宜中先生的发言,我非常赞成他后面的核心理念,用我的表达方式来说,即中华民族的崛起对于世界而言,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消息?过去我们受过许多屈辱,传统的说法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中华民族有一段被宰割的苦难的历史,要我们这个民族轻易地把这个历史记忆抹掉是很困难的,这是一个心理事实和历史事实。然而,既然有这样一段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这样一个现象,即当我们强大的时候,“我为刀俎,人为鱼肉”呢?如果中国崛起之后采取这样一个心态,那么整个东北亚就没有安宁之日,世界也没有安宁之日。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群体应当做的一个建设性的工作是,尽量去考虑所谓文明崛起的真正涵义是什么,所谓的中华文明的再次崛起能不能给这个充满苦难与冲突的世界带入一个更新的价值体系,来帮助人类持续与平和地成长。我想这才是关键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在日本与台湾问题上具体采取一些什么策略和手段。如何通过中华民族的智慧给人类创造一个新的生活典范,才是一个具有持久韵味的课题与任务。

第三部分:非洲研究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非洲的中国视角

  我不是做非洲研究出身的,而是半路出家,我和香港科技大学沙伯力合作研究的是中国和非洲之间的投资和移民的状况。先介绍我们研究的背景。从2004年到2008年,我们利用每年夏天的时间到非洲去做研究,一共走访调研过9个国家。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在9个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苏丹、赞比亚)做了问卷调查,除了尼日利亚还没有去过之外,其余8个国家都走访过(坦桑尼亚我们做过调研,但是没有包括在问卷调查里)。2008年,我在赞比亚和苏丹还做了比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今天介绍的问卷调查是我们整个调研的一部分。

  前段时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个讲座,主要是关于中国铜矿公司在赞比亚的投资状况的分析。在研究中非联接的几年里,我们思路有很大改变,这个改变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是从2006年的中非峰会以后,西方媒体就开始把中非关系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最近有个国内学生对我说:“我是出了国才知道,中非关系是这么热的话题。”国际媒体不断地炒作中非关系的话题,并形成了某种定性和定型的看法,即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国在非洲只是攫取资源。这背后有个假设,就是中国跟西方相比,西方在非洲搞的是良性资本主义,促进和推动良政、民主化以及管理透明,而中国的所谓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在西方看来,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不管跟独裁政府或其他什么政府,中国都与之打交道,因为你不干涉内政,只要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和魔鬼打交道都没有问题。在西方的媒体里面,西方就变成了一个负责任的良性资本主义,而中国在非洲所作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西部牛仔式的资本主义。因为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话语论述,那么我们在做中非研究的时候就必须要明确地面对这个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视角,否则别人会不断地把你的东西拉入到这个既定的框架里来进行理解。

  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基本上认为,可以利用世界体系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是一个半边陲国家,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行为,跟核心国家的投资有很多相同的特征,也都是现在世界体系里的一些共有特征,但是中国当然跟西方国家的投资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反而是中国从“万隆会议”以来所保留的一些传统,比如说国家之间的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比如说中国去的一些工程师相对来说仍然具有一些底层的特色,他们的生活条件以及和本地工人打交道的方式和白人工程师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基本上还比较缺少傲慢和优越感,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中非关系的判断也涉及到我们国内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在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中国特殊论”,认为我们在世界体系里有自己长远的历史,有很多自己的政治思想资源和独特的治理结构,今天,我们在会上也听到了中国特殊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里越来越抛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的特色,越来越具有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特征。所以,我和沙伯力的研究正好也介入到这个争论里。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从具体的企业行为来说,和西方投资的具体的企业行为越来越相像,共同点越来越多,差异性或者说特色在减少。这是一个背景。

  另一个背景,我需要讲一下,也正好回应今天会上出现的一些声音,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从我们的研究来看,现在触动国家改革或变革、国家性质转变的(力量),当然有知识分子起的作用,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今天会上没有提及的——是资本的作用。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来看,一种是国有资本,一种是民营资本。国有资本或多或少受制于国家大的宏观政策的掌控,毕竟代表国家的形象,因此要更多地顾及到当地的利益,不是因为愿意,而是因为它与国家外交政策相勾连。而民营资本,比较专注于利润,是资本最赤裸裸的形式。大家如果关注一些非洲商人或非洲华人的网站,会发现民营资本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而是我们驻当地大使馆和驻外官员),其实是非常紧张的,网上抱怨的声音非常多。整个民营资本不断地需要我们国家动用国家能力对他们实行保护,实行政策上的调整。而当中国的资本利益在非洲越来越聚集的时候,当我们的国有公司也股份化在海外上市的时候,比如中石油,那么国家对资本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弱,而资本改革国家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今天当大家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要为国家进言,我们有自己的责任心,这一方面当然是知识分子的意愿,但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资本这方面的能动性比知识分子要大得多,而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审视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来进言,提供一些批判性的看法,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接下来,我讲一下问卷调查。对国内不做非洲研究的人来说,非洲好像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大家不太能够区分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怎样的区别,这些区别有怎样的意义,所以我担心大家会觉得这些数据有点枯燥。这项问卷调查是在9个非洲国家的大学里做的,由每所大学的助手发出250份左右的问卷,大致比例是150份给本科生、50份给研究生、50份给老师。我们一共有13个问题的答案统计表格,我选几个讲一讲。如果有时间,我会讲讲非洲的中国研究的状况,非洲学界和学界以外的精英是怎样看中国的。

  先请大家看这个表,“你认为中国与非洲有多少共同利益”(见表1.1)。

  在这个表格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和肯尼亚的受访者(分别为84%、83%和81%)对中国和非洲共存的利益看法最积极,认为中非之间有“极多”“很多”和“一些”共同利益。而南非、博茨瓦纳和埃及的受访者对于这个问题是最为消极的,这个比例分别只有31%、43%和48%。赞比亚则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非之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共同利益,认为中非之间没有共同利益的确实还是占少数的。基本上,我们接下去要看到的几个表格,差不多有类似的格局,就是非洲人对于中国的各个方面的评价不像西方媒体那么负面,但也不像中国媒体说的完全正面。

  再看下表,“对于中国在非洲只是为了寻求自然资源这一说法,你的看法是……”(见表1.2)。

  这是在中非关系上不断被西方媒体所评述的一个问题。国际媒体经常认为,中国在非洲只是为了攫取资源。在这个问题上,赞比亚有58%、苏丹有51%的受访者认同这个观点,这两个国家又恰好是中方投资比较多的国家。随后是埃塞俄比亚46%、博茨瓦纳41%。南非只有7.6%的人同意,这当然跟中国在南非投资比较少有关。南非的人均GDP还是比中国要高出很多。

  再看下表,“你认为对于非洲来说,中国的‘不干预政策’是……”(见表1.3)。

  选择有“好政策”“基本上是好政策”“弊大于利”“相当不利”,还有“无法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多的人对于中国的这个政策是表示非常支持和支持的。苏丹表示非常支持和支持的人是最多的,高达77%。现在苏丹受美国的制裁是比较严重的,因此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正面的东西。在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赞比亚这些国家,表示支持的人还是比表示不支持的人超出两倍或者更多;在南非和尼日利亚的差距比较小,而且有很多人选择不知道。这里也反应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非洲确实是有不少国家,其政府是有问题的,极度腐败或者独裁、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美国的干预政策对于非洲精英来说很不爽,对于非洲老百姓最基本的民族自尊和基本利益来说(因为受制裁伤害最深、最广泛的还是老百姓),也是不利的。中国的不干预政策,可以满足老百姓、精英的自尊心,但是对于他们内部的矛盾怎么处理,中国确实也给其政权继续存活以很多的可能性、更多的资源。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非洲老百姓面临着的问题,即怎么处理“万隆会议”以来形成的这种发展中国家之间互相尊重的、50年后中国还在执行的外交遗产。非洲受访者中,许多人是有保留意见的。但是,美国式的干预,他们又是肯定不愿意的。那么国与国之间相互的尊重,在当今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关联中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表现?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给非洲施压,要求他们把国有资产私有化。赞比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基本上是在世行的直接压力下最快速私有化的非洲国家之一,这给老百姓的生计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当非洲老百姓要寻找发展的另类途径的时候——这个“另类”用英文比较好说,叫alternative,指和主流不一样的道路——中国是不是这个“另类”?中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中国是什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是什么的争论,还没有完全被非洲的学者所了解,所以,非洲的学者看中国犹如雾里看花,但是,他们还是渐渐地了解到,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共同性还是多了,以前非常“亲中国”的人现在维护中国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在这里有自身的利益,跟别国也是一样的”。这种辩护也反映出他们的认识,即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里,中国并不是一个alternative(另类),而只是another option(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说,世行给我的贷款有很多附加条件,而中国给我的贷款,没有这些附加条件,是与基础建设捆绑的,这对我的国家可能好一点,这就是another option,是在同样的世界体系下的多一种选择而已,但它并不是alternative。我想,非洲很多知识分子或者从事思想工作的人需要从中国投资的过程中不断去把握中国是什么,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不再是一个alternative。

  接下来看,“对于你所在国家中的中国小型企业,你的看法是……”(见表1.4)。

  西方媒体强调的是中国小型企业将南非的纺织企业都打垮了,减少了当地人的就业率。但是,在我们调查的国家中,多数还是认为中国的小型企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帮助。不过,非洲人现在对中国的看法也越来越复杂,选择“有帮助,但是也给当地人民带来问题”这一项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其中看到问题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接下来看表,“与西方相比,你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是……”(见表1.5)。

  在接受调查的9个国家中,除了博茨瓦纳和赞比亚以外,认为中国政策大体上比较有利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个结果毫不奇怪,因为中国在非洲任何国家都没有殖民历史,而西方有这样的丑陋历史,这对于很多非洲人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直到现在,中国对于非洲没有正式的干预,只和7 ~ 10个非洲国家有军事上的关系,而美国和48个非洲国家有军事上的关系。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想把他们的非洲司令部从欧洲迁到非洲,遭到很多非洲国家的抵制。

  再看下表,“你认为中国的崛起会给非洲带来什么影响”(见表1.6)。

  认为中国崛起“可能非常有利”或“可能较有利”的人数还是多于持相反观点的人数。其中,苏丹和肯尼亚的被访者是最乐观的。尼日利亚、博茨瓦纳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持积极的态度。

  下面的问题是比较敏感的,“对于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这一说法,你的看法是……”(见表1.7)。

  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博茨瓦纳、埃及、加纳5个国家,很多人都选择了“中立”或者“无法评论”,而在赞比亚、博茨瓦纳和埃及,很多人表示同意,在其他6个国家,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当然,这个问卷设计有一个缺陷,就是我们并没有定义什么是新殖民主义,那么填写问卷的人就根据自己关于新殖民主义的理解和想象来回答问题。尽管我个人不认为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而只是一般性的资本主义,但是,非洲受访者有这样一个反映,值得我们警醒。

  请看下表,“对于不断增长的中国移民会有利于非洲发展这一说法,你的看法是……”(见表1.8)。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包括欧洲,对于移民的反映都会比较负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博茨瓦纳、南非和埃及持否定态度多于肯定态度,其他国家有很多表示“强烈赞同”或“赞同”,也有保持中立的。中国人移民到非洲的历史还非常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洲老百姓对于中国移民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不过,大家也应该看到,表示“不赞同”和“强烈不赞同”的人数也不少,而且是有份量的少数。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选择了其他几个民意调查做比较,其中一个是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Pew调查中心是一个美国的调查公司,他们做的全球民意调查的量比我们大得多,2007年他们在所调查的每个国家(其中包括10个非洲国家)随机抽样700 ~ 1100个成年人,而我们在每个国家只设置了250人,并且我们是在大学里进行调查,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所以,我们的问卷覆盖面是有限的,反映的是一些准知识分子或者说准精英的看法,但是我们的问卷对中非关系更有针对性,所涉及的问题比Pew的调查更深入。我们的调查和Pew以及其他机构的几个调查可以相互印证。

  接下来花一点时间,说一下我们从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其一,中非关系不像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负面,也不像中国官方媒体那么乐观,存在的很多问题已经反映出来了。其二,非洲人对于中非关系的认识是在变化的,人们大多避免对中非关系两极化的观点。那些对中非关系持乐观态度的人并不否认在不少领域存在矛盾;那些总体上对中非关系持负面态度的人也对中非关系的有利方面表示认可,可以说心态是相当复杂的。第三,西方媒体一向认为只有非洲的统治精英对于中非关系是积极的,而老百姓是不积极的。那么,西方媒体怎么知道老百姓是不积极的?那就是通过非洲的反对党,因为他们认为反对党代表老百姓的声音。反对党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国家,比如赞比亚、博茨瓦纳等,把中非关系变成一个“反华”的问题,西方媒体和各方面都在炒作,形成精英支持中国、老百姓反对中国这种两元的观点。这和我们的调查结果不相符合,我们认为老百姓和精英对于中国的看法都是复杂的、多层面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非洲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虽然会在政治上吵来吵去,但是在政治经济上的取向往往是非常相同的。举一个例子,赞比亚现在的执政党MMD(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和两三个反对党基本上都接受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相当同类,但其中一个反对党决定打 “反华”牌来赢得选票。

  最后一点,就是在赞比亚、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当政党竞争炒作“中国问题”的时候,“中国”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跟其内部政治相关,而跟中国本身在某个国家的具体政策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中国在赞比亚之所以成为竞选政治的热点问题,是跟它党派之间政治竞争和竞选策略相关的。而在有些国家,如果它的反对党没有这样一个政治需求来打中国牌的话,竞选政治中就不会有“中国问题”的出现。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的发展经验对非洲国家的启示

  我首先要说明一下,我为什么搞非洲研究。我是77级的。77级,我自己觉得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知识结构很不系统,三教九流什么都有;第二呢,社会责任感比较强。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前途十分关切。我当时对民族主义比较感兴趣,觉得从非洲切入比较合适,就这样选择了非洲。大概从大三开始,算起来,已有30年。

  我为什么提出“中国的发展经验”这个问题?北大每年办一个“非洲外交官培训班”,我开了两门课,一门是中非关系,一门是发展学。他们听了很感兴趣,希望能了解中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而我更希望除了介绍光鲜的这一面,也能总结出其他的经验。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四点,实际上,对中国学者来说,并不是很新鲜。

  第一,政治领导权的问题。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在非洲,政权交替也曾经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动乱或者危机。中国的领导人从毛泽东起,就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也强调选择干部的“四化”。我这里主要想强调一下中国最高领导权的继承问题。2003年,哥伦比亚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发表了一篇中国权力继承的论文,认为中国的权力继承目前已经呈现出程序化的趋势。他当时是分析了十六大,举了几个方面,比如,最高领导人说退就退,带了一个好头;另外老人干政、军人干政的现象没有出现;第三,尽管我们知道谁是谁的后台、谁推荐了谁,但是后来新选的政治局成员基本上都有从基层打拼上来的经历,有基层经验,而且他们中有5个在1982年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了。还有一点,他觉得老一届政治局在(候选)人选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他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权力继承已经进入程序化的阶段。那么,这就给经典的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经典的政治学理论认为,像中国这种所谓权威主义国家的权力继承是最成问题的。那么,我觉得这一点是不是可以给非洲领导人一点启示。

  第二,社会稳定。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当然也产生了很多副作用,但是稳定也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而这一点,像有些非洲国家也是如此,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虽然有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存在,如贪污,但社会的总体稳定有助于其积累,为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稳定大致可分为三种:传统性稳定,即中国学术界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强制性稳定,即通过强制力量来达到稳定;还有机制性稳定,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尚无条件达到机制性稳定的情况下,强制性稳定是必要的,因为这种稳定有利于秩序的建立,而只有秩序可以保证社会稳定,只有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才可能逐步进行各种制度建设,从而最后达到机制性稳定。

  第三,农业和粮食问题。我们都知道,无粮不稳。不过这一点目前在中国还存在争论,有些经济学家可能就不太认同把精力放在国内的粮食生产、粮食自给的基点上。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或者政治家,要从国家大局上考虑,因为经济学家从成本上考虑,他们会认为从国外进口可能还便宜一些。虽然还有分歧,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验表明,农业问题如果搞不好,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从1982年以来,中共中央每年的第1号文件都是有关农业问题的。随着国力的增强,随着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我们也�是好事,因为没有接触就没有问题,接触越多问题越多。重要的是,双方能够面对,然后平等地共同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评 论

  庄孔韶(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援助非洲的角色把握

  我觉得严海蓉老师的发言是分解性的。原来,大家对非洲的印象是一大块,国别的问题不是那么清楚。而李老师参与了国家对非洲援助的智囊(团体),他更是概括性的。两个人讲的两个角度都很重要。今天,黄万盛老师提到,文化和文明的问题。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我们谈到美国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但是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么?军事打击肯定不能让任何一个政权服气。曾经有一个美国学者说,到底美国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四千年后见分晓。也就是说,需要拿出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待这个问题。

  严老师讲的大体上是一个一般的资本主义,从问卷上来讲,并不具有殖民主义的特点,但是谁来把握这个事情呢?未来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很多是国家行为,但有些是由公司来承包的,那么中国援助非洲的具体指导思想应该用什么样的角色来把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援助进入了非洲,而这些中国人是携带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特质进去的。比如,同是中国的公司在谈项目时的互相诋毁压价。我们进入非洲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资本主义赚取利润的原则下,一些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我想问的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在外交政策上标榜了非殖民主义这一原则的话,现在谁来把握这一点?所有的援助要落实到最细部去,比如有的�%9关。

  何新华:新殖民主义和一般资本主义的区别在哪里

  严海蓉老师刚刚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新殖民主义和一般资本主义。我觉得,中国在非洲的企业,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大约后面都有国家主导。中国的企业在非洲的扩张,恐怕不纯粹是资本的力量,大约背后都有政府的支持或掌控。

  我想问严老师的是,新殖民主义和一般资本主义的区别在哪里?

  严海蓉:在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格局下看中国援非

  第一个问题,就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很多西方媒体把中国的行为当作殖民主义,他们把殖民主义简化成:中国把工业成品倾销到非洲而换回非洲的初级产品,并认为这种不对等的交换本身就构成了殖民主义。这是偷换概念,不一定是有意的偷换,而是很多欧洲人患上了健忘症。殖民主义在我看来,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或者说具体阶段,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模式。殖民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即和其他资本主义阶段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宗主国动用政治和军事的力量,通过政权的控制方式直接控制殖民地经济,那么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下,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垄断贸易。比如,印度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不通过英国和印度做生意。这是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综合统治的模式。今天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公司和工人之间的交易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在我看来,已经属于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下的一般性特征,不具有以前的殖民主义的特征。

  什么是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随着新兴的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他们发现政治上独立了,但是仍然没有办法从经济上真正摆脱原来宗主国对他们的控制。于是,很多学者就提出了新殖民主义的概念,即政治上独立了,但是经济上依然受制于人。它认识到了整个经济不平等的格局,但缺陷在于完全忽视了新兴国家执政集团在内部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将整个不平等完全归咎于外在的力量控制。所以,新殖民主义的概念,在我看来,忽视了内部力量本身的不平等性以及内外力量勾连的作用。后来,又有学者(Hamza Alavi)提出,用“后殖民主义”(他的这个“后殖民”概念和后来兴起的后殖民研究所用的“后殖民”概念不一样)来表述这样一种关系,就是说既认识到政治经济格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看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统治精英在里面所起的各种各样的作用,他们协助了这种不平等的持续和延展。

  中国未来有没有可能走向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以后真的变得非常强大,必须要进入到国际市场的资本竞争中,那么中国现在的不干涉内政的做法在内外压力下变得越来越困难。“万隆会议”的精神这些年来有所维持,但现在的困难在于,中国在非洲很多国家的确有其利益。这些利益怎么去保护,又怎么不干涉内政?而且美国也在不断给中国压力,希望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所以,将来的事情也要看中国本身发生的变化。

  第二个问题,中国国际援助和公司承包的关系。有些国家或者组织的项目,像世行的一些项目,完全是公开竞标的,但是欧盟的援助项目往往是给欧洲的公司,所以,中国的援助项目给了中国的公司,在中国公司之间进行竞标,这个现象是不奇怪的。美国的很多援助也是通过美国的NGO在做,这种勾连的关系本身在国际上并不奇怪。

  那么,中国援助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觉得李安山老师可以把这个问题多讲一点。我自己的看法是,帮中国公司在海外开拓市场。所以,我们的援助不是一个没有利益的援助。但是对中国还是要分两个阶段看。毛泽东时代,整个政治逻辑和对外逻辑都不一样,不能混在一起,早期我们派出的医疗队是无偿的,很多都是面向基层的。现在派去非洲的医疗队,在很多地方,变成了收费的服务,所以,当我们在非洲的定位发生变化时,援助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中国的公司进入到非洲时,有没有进行培训?基本上是很少的。在毛泽东时代,比如说援建坦赞铁路,要挑选又红又专的人,经过一两个月培训才送出国去。现在中国政府针对无论公民也好公司也好,去非洲的门槛越降越低,整个国家对于投资的掌控能力也在减弱。最近商务部还在将门槛降得更低,希望以国外市场拉动国内市场,这是目前的一个方向。因为培训非常少,所以民间出现一些摩擦就难免。比如在苏丹很热,中国男人晚上不穿上衣跑到阳台上乘凉,这在穆斯林国家最基本的礼仪规范里是不被允许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和“第三世界”理论的话语现在怎么勾连以及后发劣势的问题。我引用两个人的话。一个是中国的老外交官(曾经在非洲做外交官),他说:“在非洲,中国人的脸就是通行证。”另一个是我们一位正在赞比亚做为期一年交换学生的博士生,写信跟我说:“我们给了赞比亚这么多,帮他们建铁路,他们为什么不感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听到对中国的批评那么多?”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宣传报道是有选择性的。赞比亚原来国有的铜矿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压力下全部私有化,是非洲私有化最快的国家。私有化之后,整个国有的铜矿被肢解成七大块,卖给不同的外国公司,也是在这样一个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过程中,中国公司才得以和其他外国公司一样进入赞比亚的铜矿收购过程。早几年前发生了赞比亚铜矿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当时有50名左右的赞比亚矿工在中国拥有的铜矿公司中被炸死。很多人因为是非正式劳工,连姓名都不知道,这对赞比亚人民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而西方媒体一下子就炒作出来。这个事件当然有中国公司的问题。另外,中国商人进入赞比亚后,确实也给当地的小商品市场带来了冲击。所以,当时赞比亚的反对党Michael Sata上台时,被动员起来支持他的都是城市平民、工人和小商贩。他上台时说,要把“中国人”赶出去。其实他竞选时接受了台湾的钱,于是他才说,他上台后要与台湾“建交”,把所有“中国人”都赶出去。反对党也发话说:“白人是坏的,印度人是更坏的,中国人是最坏的。”由此宣扬一个新的种族等级框架。西方媒体也在帮着炒作这件事情,Michael Sata被邀请到伦敦、哈佛到处做演讲,他说,从开罗到开普敦,都是中国人在侵略。这种话不断由西方主流媒体播出,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不把非洲出现的问题视为世界经济体系问题的总的体现,而看作是中国的问题,这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所应承担的责任就被开脱了。所以,他们说西方是良性资本主义,我是一刻也不会相信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性地去看,而不是把它变成种族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非洲的判断必须建立在了解不断变化的现实基础上。我们在非洲的作为,从建坦赞铁路到今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非洲的整个政策以及中国人到非洲去的种种行为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我知道,中国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就是我帮你建了铁路,也牺牲了很多人,为什么今天对我这样子?可是,今天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们必须抓住这种变化的复杂性,才能了解为什么我们的行为招致了这么多批评。

  

  李安山:中国援非的主导思想还是平等的

  第一点,非洲实际上是53个国家,有很多比我们还要强的,很难把它们看作铁板一块。比如,我有个突尼斯的女博士,她们国家的大学教育是免费的。比如博茨瓦纳,人均GDP是5000美元。

  第二点,非洲人对中非合作或者对中国人的看法,刚才海蓉也说到,是千差万别。不过,2006年我们在香港举办一个国际研讨会,尼日利亚驻香港的总领事有一个“午餐发言”,他说得很直白:“我们就是愿意和中国做生意。因为我们可以坐下来平等地谈,可以平等地交换意见,你争我吵都可以,但是我们和西方人就不可能这样。”塞内加尔总统在2008年1月24日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有一篇文章专门提到中国和西方向非洲提供援助的区别,他说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他举了几个例子,包括他们向世行申请一个项目,几年未果,后来跟中国领导人一说,就拍板了。最近,在起草FOCAC文件的时候,有一两个非洲国家提出是不是要在文件中提到三边或多边合作(指和西方),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反对,认为美非有合作渠道,欧盟与非洲也有合作渠道,为什么要将它们扯入中非合作呢?实际上,一些非洲人对西方的传统做法比较反感。 

  第三点,西方对中非合作的态度有三个阶段。最开始是不怎么理睬。后来发现中国扩展很快,英国外务大臣在尼日利亚有一个讲话,说中国目前在非洲所做的事和英国一百年前做的差不多,这就掀起了新殖民主义论。从前两年开始,在援助非洲事务上,西方想和中国合作了。我个人的观点是,合作可以,但是要经过非洲人的同意。

  第四点,我们现在对非洲的援助,比较多的是一种被称为“安哥拉模式”的方式。比如说,因为战乱,没有钱,就把矿藏的开采权包给你多少年,你则要帮人家建铁路、公路和其他重要的基础设施,将潜在的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有个美国记者拍的录像“在非洲的唐人街”(China Town, Africa),可以在美国新闻节目的“世界焦点”(World Focus)网页上看到,主要反映中国在安哥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中国在安哥拉的铁路等大项目都在进行,这是我们援助的一个特点,不是给钱,而是建铁路、修水电站,因为给钱可能引起贪污或难以落实等问题,但这种基础建设项目可以给当地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的援助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也有一些问题。但至少,在国家层面上,主导思想还是平等的,是共同富裕,我个人还是看好其前途的。

  严海蓉:不应有种族歧视

  有个蛮重要的问题,是刚才陈宜中提出来的,就是歧视的问题。我的问卷调查中,非洲人对于中国人的印象,基本是比较正面的,认为中国人勤劳、友善。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人是不是种族主义者,非洲受访者认为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但是我想提及另一个调查,是我参与的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高等院校做的一个调查,对欧美、日本、中国和非洲各方面进行评价。在国内的问卷调查表明,我们国内的精英对于非洲人是非常歧视的,认为他们政治能力不够、智力不够、文化不够,在全球等级排序中是最低的。但是为什么非洲人没有看出来?我访谈的中国人,在赞比亚或别的地方,他们对非洲人的称呼听起来也是很不舒服的,他们不会分国别,称赞比亚人或苏丹人,而会说“老黑”。很多中国人都会认为非洲人素质太低、没有能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些国家走过的政治历程,内外交困的状况,比如说,非洲的国家自由化以后,不是由本国的统治精英,而是由国内和跨国的精英机构共同管理。当看到赞比亚田地很多,而粮食不能自给,就认为一定是非洲人很懒,很简单“短路”的结论。其实,在国内,对农民、农民工在文化上、素质上的歧视也是非常厉害的,国人把国内的逻辑推展到国外去。这方面的歧视问题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种族主义?种族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还是自古以来都有肤色歧视?这是可以辩论的。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建坦赞铁路时,非洲人对中国人的记忆是完全没有种族歧视的,中国人不耻于体力劳动而白人的种族歧视强烈地体现在分工方面,白人是管理者,而黑人是体力劳动者,但我们本身,要反省这样一个问题。而且,中国的崛起给很多中国人的感觉越来越好。当然,中国人和白人有不一样的地方,中国人在非洲作为外国人的优越感还没有完全形成,但在今后会加强而不会减弱。这些和我们国内的歧视和等级化的问题都可以结合起来讨论。

第四部分:拉丁美洲研究

  苏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美经济五十年的波动

  说实在的,拉丁美洲可以讲的故事很多,各位爱听哪一段,我心里没有底。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希望不要扫大家的兴。我讲的题目是“拉美经济五十年的波动”。我这里准备了一个ppt。请大家看下表,“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览表:1950 ~ 2000年”(见表2.1)。

  1950年到1981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率是5.3%,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81年到1990年,拉美经济增长率是1.3%;第三个阶段是1991年到2000年,拉美经济增长率是3.3%。如果延伸到2002年,则1991年到2002年的增长率不到3%。可见,从1950年以来的这52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况。前三十年情况比较好。1981 ~ 1990年,拉美人均GDP增长率为- 0.9%,那是拉美的经济衰退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199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华盛顿共识”出来以后,拉美搞了十年的大规模结构改革。改革的十年间比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率要低40%左右,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这三个阶段后面的故事很多,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是在1950 ~ 1981年这三十年间,虽然拉美的经济形势不错,但是经历了一场大的社会—政治危机,我称之为“参与危机”。在拉美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三十年是工业化的高潮期,社会转型加速,但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看,广大的民众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参与,从而引发参与的危机。从政治层面看,广大民众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利;所谓经济参与,首先是要获得就业,从而能够参与初次分配,其次是要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从而参与再分配。因此,经济参与首先表现为社会参与。拉美的一般民众,特别是进入城市的农民,第一代人要获得资产是很困难的。由于这些问题拉美都没有解决,从6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危机,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这场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民众社会抗议运动普遍爆发,持续高涨。其中有两次事件影响很大。一次是墨西哥1968年的学生运动。墨西哥学生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游行示威,遭到镇压,很多人牺牲,被称为墨西哥“悲惨之夜”,是一次标志性事件。二次是1969年阿根廷的科尔多瓦风暴。科尔多瓦是阿根廷第二大工业城市,当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造成大规模的风潮,很多人被镇压。第二,游击队的暴力活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出现数支城市或乡村游击队,持续的游击队运动深深地震撼了整个拉美大陆。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例如,“解放神学”、“游击中心论”、“依附论”等相继问世。就发展理论而言,如果说50年代出现的“拉美结构主义”理论主要体现一种民族主义思想,那么,60年代问世的“依附论”则强调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选择路径。第四,激进与保守两派势力在政坛上激烈较量。激进的政治势力在一些国家上台执政,实行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其中以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变革最为激进。保守势力则大力反扑,集中表现为右翼军事政变连连发生,从1964年推翻巴西若奥·古拉特政府开始,一直到1976年阿根廷魏地拉军政府上台,到那个时候,拉美大陆上除了四个国家,其他都是由军政府掌权。美国政府把拉美的这场危机归咎于古巴输出革命,归咎于“共产主义颠覆”,大力支持右翼军人进行镇压;与此同时,美国也并非不了解这场危机的社会政治根源,因此才有60年代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

  另一场危机是1982年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导致的“应急性调整”使拉美经济陷入衰退,整整十年都没有走出来。20世纪90年代末“华盛顿共识”出台,拉美国家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进行结构改革。改革十年中发生了三场大的金融危机,首先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然后是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最后是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可以说90年代前期还比较好,后半期越来越差,甚至有人说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是又一个“失去的五年”。

  二是拉美国家社会分化现象的刚性特征。请看下表,“1970年前后拉美国家的家庭收入分配情况”,包括了10个拉美各种发展水平的大、中、小国家(见表2.2)。

  第一个看点是1970年前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只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第二个看点是,反映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最低的是阿根廷,为0.44,但也超过了0.40的国际警戒线。巴西是0.66,全世界最高,40%的人占有5.7%的国民收入,10%的人占有58.7%的国民收入。第三个看点是洪都拉斯。洪都拉斯是拉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275美元,基尼系数是0.63。可见,一个国家的分配情况并不取决于其经济水平是高还是低。

  再看下表,“1970年前后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困状况”(见表2.3)。 

  从这个表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1970年前后,只有阿根廷和乌拉圭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较少,其他国家贫困问题都比较严重。整个地区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其中赤贫线以下家庭占19%。下面,我们来看看1980年以来拉美地区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化情况。

  下图表示1980年以来的贫困率(见图1)。1980年是40.5%,到1990年达到了48.3%的历史最高记录。从1990年以来一直到2005年,贫困率始终没有降到40%以下。接下来的图表示拉丁美洲贫困人口和赤贫人口数量的演变(见图2)。1980年贫困人口是1.359亿,到1990年达到2亿,最高是2003年,达到2.26亿。2003年以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才有所减少,但是直到2005年,贫困人口依然高于1990年的2亿。拉美的贫困问题还有一个特征,拉美的城市化水平很高,比欧洲还高,因此城市的贫困人口增速也很快,称为“贫困城市化”。

  为什么我要研究拉美这五十年的经济波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贫困、贫富两级分化状况的问题?这和我们国家的现实需要是相关的。拉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工业化高潮期,社会转型处于加速期。60年代以来,拉美的人均GDP经历了由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过渡,现在超过3000美元了。在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许多人说,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或者说是危机高发期。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均GDP增加到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社会矛盾可能会加剧,但不一定会引发社会危机。拉美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期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频繁发生危机,但是这是一种具有拉美特色的现象,并不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各种社会矛盾只要我们处置得当,危机是可以化解的。我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有一个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内源性现代化,在某个特定阶段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现代化,受初始条件的限制很大,往往各种社会问题同时出现,“叠加”在一起,解决的难度极大。例如,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贫富分化现象、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如果我们对这类问题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特别是学术界不给予超前的研究,缺乏预见性,那可能是要发生危机的。所以,我很赞赏《开放时代》倡导的“以学术关怀社会”的理念。我认为,社会矛盾激化绝不会都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量化”指标为指示器;社会冲突也不会因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就自动化解。我的第三个观点是,经济增长是解决社会问题和危机的物质前提。没有经济增长是空谈。增长率多高才合适,这要根据各个国家自己的实际情况。至于我们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是否都需要超过10%呢?我看不见得。至少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我们GDP的基数大了,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所包含的绝对量比十几二十年前多多了。所以说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但不是一味要高增长。我的第四个观点是,我们现在实行大面积“低保”政策、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还谈不上“福利赶超”。我们看一看,拉美国家四十年来贫困人口都占40%左右,为什么就是解决不了?一种利益分配格局一旦形成并相对固定化,恐怕想改也难,因为在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后面会形成一种相应的权力分配格局。所以,我们国家要趁这个机会,在社会分化不是很严重,矛盾不是很尖锐的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拖下去的话,是要出问题的。像拉美四十年有增长、没有发展,四十年以后,大家看看,依然是两级分化的社会。这是我们想要的吗?当然不是!

  第三,我要讲一个左派的问题。我估计大家对现在拉美左翼当权很感兴趣。为什么拉美这么多左派?拉美政坛的左倾化是从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开始的,由此开启了一股拉美政坛“左倾化”的潮流。最近十年来,一批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按照国际上的看法,有激进左翼当政的国家,如古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有温和左翼当政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拉圭和萨尔瓦多等。左派当政的国家都是拉美重要的国家,可见,拉美左派当政成了潮流了。我要说明一点,左派右派的划分没有严格的标准,一般根据国际舆论的评价来定。“激进左翼”与“温和左翼”之分主要是根据其内外政策来判断。其他国家的政府是否就是“右翼”政府?我认为,事情不能那么简单化。这些国家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可能是其内外政策比那些“温和左翼”政府更温和一些,或者是与美国的关系更紧密一些,或者是执政党属于右翼政党。其中一些国家,像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很好。相反,激进左派当政的尼加拉瓜却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为什么拉美国家左翼当政会成为一个风潮呢?第一点是政治参与没有解决;第二点是社会问题没有解决。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右翼军事政变成风,到70年代后期仍然保持民选的文人政府当权的国家仅有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哥斯达黎加四国(不含加勒比国家)。1978 ~ 1990年又出现一个政治民主化潮流,所有军人政府都退出政坛,拉美又成为“一片民主的大陆”。但是,拉美的政治民主只是一种“选举民主”,政府和议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谓公民的民主权利也就是大选时投一票,选举完了依旧是精英政治,民众监督不了,矛盾依然尖锐,民主非常脆弱。

  上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进行一场由新自由主义指导的经济改革。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实现了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由国家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克服了高达3 ~ 4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等等。但是,如我们在前面介绍的,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要低得多,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大批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不下。因此,民众反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兴起,如“世界社会论坛”,1997 ~ 2001年,拉美先后有七位总统在民众抗议浪潮中被迫提前退位。因此,查维斯政府的内外政策是有其针对性的,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对内进行变革,维护民众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

  最后我要介绍一下中国和拉美的经贸合作以及中国和拉美的关系。1999年中拉双方的贸易额为82亿美元,就是说,从新中国成立到1999年经历了五十年双方贸易才达到82亿美元。2000年为125.96亿美元,首次超过100亿美元。2000年到2007年,八年间突破了1000亿美元,2007年达到1026.11亿美元。2008年达到1434亿美元。这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跨越式发展呢?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快速发展需要引进拉美大量的资源。例如,我们进口的大豆主要是巴西和阿根廷的;我们进口的铁矿一部分是巴西的;进口的鱼粉是秘鲁、智利的;进口的铜矿是秘鲁和智利的,我们还需要拉美的镍、铝等矿产以及石油和农产品。可以说,拉美和中国的贸易合作,在中国发展的全局上,即使不是举足轻重,也至少是相当重要的,中拉关系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棋盘上是有分量的重要关系。

  索 飒(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关于中国的外国问题研究——从拉丁美洲文化研究谈起

  我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重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研究。  

  无论是“第三世界”形象而又模糊的提法,抑或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后殖民国家、南部世界诸种表述,一批具有共同或相似命运的地区和国家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把它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正如一位墨西哥思想家所描述,我们都“在欧洲文明的筵席上姗姗来迟”。

  有人说全球化进程是自古就有的自然趋势,不必大惊小怪。此言回避或忽略了这一进程中发生的质变。

  随着技术交通手段的进步,人类交往一直在持续发展,此间文化和经济动因兼有。郑和为弘扬天朝七下西洋,伊本·巴图塔出于朝觐的初衷和“哪怕学问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的感召周游世界,记录了南国泉州被称作“榟橔城”的轶事;多重背景的“十字军东征”也有明张的宗教因素。前哥伦布时代既已存在的亚洲与美洲的联系,大洋洲与美洲的联系,非洲与美洲的联系也都在持续的研究中浮出水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出现,尤其是金融经济的成熟,全球化的速度及规模迅猛发展,并发生了本质变化。全球化从人类生活中的简单交换需求,从对财物的原始掠夺战争,发展成导致人类生活全面异化的唯“利”是图,直到我们今天正目睹的世界范围内的对自然资源的新一轮疯狂争夺。经济利害的趋导、竞争的思维模式,已在人类文明集团的交往中占据本质地位。如果不改变这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和谐只是一个幻想,只是一个皇帝新衣式的谎言。

  在这个变异过程中,1492年是一个象征,与这个象征性的年份一起,拉丁美洲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起点。由于它作为牺牲品的“领先”地位,它的经验教训对于一大批第三世界地区和国家具有启示性。

  这些地区的命运由于资本主义链条而紧密相关,但这些地区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缺少自觉意识,即缺少“觉悟”。它们更重视对西方的纵向研究,而轻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思考。

  最近有两位拉丁美洲教授以一篇《浅论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的论文成为拉丁美洲在此一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先锋,这是一个迟到的觉悟的象征。  

  举两个例子说明第三世界的命运是如何被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

  其一,中国的鸦片战争与美洲的奴隶制度。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尊献给该国独立战争中中国战士的纪念碑,上有铭文:“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

  只有细致了解了古巴的奴隶制历史,才能体会其中饱含的深沉意味。

  19世纪上半叶,机器工业发展迅速。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出于仁慈和良心发现——提出废奴。由于黑奴的减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岛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引进替代性劳力(甘蔗园、榨糖厂离了大量的劳力无法运转)。引进欧洲穷白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劳力的举措相继失败。这时,从东方传来了消息。

  在遥远的中国,1840年把中国带入半殖民地历史的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鸦片战争中得手并熟悉了中国的英国资本家首先开始运送大量华工到英属加勒比群岛的牙买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作苦力,并启发了古巴奴隶主,后者上报王室请求引进“来自用棍棒管理之国的子孙”。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委托两家公司招募华工,其中之一便是“英国伦敦公司”。1846年,英国人已在厦门修建了大量板房作准备。雇佣苦力的办事处设在葡属澳门和英属香港。1847年,第一批华工抵达古巴,最早的两艘运送苦力船只之一是英国船。

  苦力是签约的奴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本地奴隶的逃亡。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早就出现了华工组成的团、营,个个骁勇出众,坚贞不屈,其中不乏前太平军的战士。他们的事迹被古巴人记录成书,荣誉被刻录在上述碑文中。这样的特殊地位是华人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这样的付出生命是由惨无人道的资本压迫造成的。古巴与中国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由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缔造了最初的友谊。如今,华人已经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来源之一。  

  其二,大帆船贸易。

  1521年,为西班牙王室服务的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穿过后来的“麦哲伦海峡”,“发现”了今之菲律宾群岛,从此,远近七千个岛屿上的土著陷入与美洲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被称作“中国印第安人”。

  持续了250年的西班牙—墨西哥—吕宋—中国的“太平洋航线”出现了,来往于洋面上的西班牙贸易船只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或“中国船”。“大帆船贸易”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链条上重要的一环,造成了亚洲与美洲在近代的联系:在墨西哥出现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传说,其原型是身世为印度莫卧尔帝国公主的女奴;历史上第一本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因缘名为《吕宋华文合璧字典》。在“大帆船贸易”中,中国举足轻重。如果没有与中国的贸易,西班牙难以维持它在东方的这个殖民地。白银和货物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中国)间出现了反向流动。贡德·弗兰克以此为重要例证在《白银资本》中解构了西方经济历来领先、西方文明具有内在进步性的神话。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抢夺了菲律宾,迅速普及的英语替代了西班牙语。被菲律宾人视为国父的独立运动领袖里萨尔(José Rizal)用西班牙文写作的爱国檄文已无法为后来的国人读懂,但它们被收入了拉丁美洲人编辑的大型文库《阿亚库乔文集》。介绍里萨尔的墨西哥已故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Leopoldo Zea)写道:“里萨尔在我们的美洲和亚洲、非洲人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尽管我们的语种不同,但我们都能懂得人类历史上层出不尽的解放者的语言。”

  为了掩盖全球化进程中的这种本质变异,“思想”、“文化”的因素并没有退场,而是成为“强者”、胜者解释历史、证明历史的被动工具。

  阿根廷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在《论对“他人”的遮盖》一书中严厉抨击西方精神巨擘黑格尔: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人利用“新大陆”的被“发现”,找到了一个证明西方文明优越的“他者”代表,黑格尔是当时欧洲思潮的集大成者,他把历史学升华到哲学领域,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这样表述:

  世界历史从东方向西方发展。欧洲绝对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世界历史就是由无法控制的自然意志向普遍性以及主观自由发展的学问。

  论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马克斯·韦伯,为美国近代扩张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天定命运”和“边疆理论”,直到20世纪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先后为成功者的历史证伪。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展和思想工程,拉丁美洲也出现了绵延不断的思想论战,有幸地成为一块思想丰富的大陆。围绕“现代化”、“文明”以及发展道路的讨论热潮几起几落,其中有代表性的两本经典文化论著是针锋相对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著)和《从善良野蛮人到真诚革命者》(委内瑞拉作家卡洛斯·兰赫尔[Carlos Rangel]著)。一位圭亚那作者写了一本书,题为《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论及非洲大陆因奴隶贸易损失的人口至少有1亿多,提出非洲今日的落后与青壮年当年被掠有关的观点。

  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对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历史的讨论并未停止、终结。这些似曾相识的讨论也证明了第三世界命运的一致性,而相互的借鉴启发意义重大。与其盲目吞咽历史进程、文化背景、经济基础与我们差异很大的富裕国家的经验,全美“大国崛起”之梦,不如多潜心研究第三世界兄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拉美大陆上先后出现过“实证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论战,是拉丁美洲地区现代化初期的精神脉动。论战中所涉及的进化与传统、经济与文化、西方文明与民族精神、穷人与富人、民主与专制等等命题几乎无一不在当今中国再现。

  遗憾的是,对于“第三世界”的研究长期处于“不发达”、“发展中”状态。

  一位拉美思想家在被问及“为什么拉美思想不像拉美文学那样被世界热衷”时回答说:“我们的文学就好像我们大宗出口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后者可以被任意加工,前者也可以被随意解释;而我们的思想则是制成品,是西方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我们的拉丁美洲文化研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我们没有从美洲民俗、具体的艺术门类起步,而是从拉美思想史切入,撰写了作为拉丁美洲文化史的《丰饶的苦难》和《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这些更似姿态的初步研究意在呈现:拉丁美洲是一块有着丰富思想资源的大陆。

  第二个问题是,“第三世界”研究中的“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

  如同“第三世界”的朦胧提法,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也只是一种便于指代的概括性提法。外部视角指公开的或潜在的殖民主义视角、“欧洲中心论”视角、把研究对象“物化”的视角。内部视角指基于历史知识、文化认识之上的人道主义视角,指对待作为“他者”的被研究对象的平等意识,也指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的觉悟,并由这觉悟而导致的人性化研究态度。

  在广义的对“第三世界”研究中历来有两种视角。早期美洲殖民史中,已经出现了两种对“他者”研究的对立视角。16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译为道明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Las Casas)是这种内部视角的代表,他是拉美史上的“印第安人保护者”。其三卷本巨著《西印度史》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外部视角的代表——某些西班牙宫廷史官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无端污蔑。

  在《西印度史》的长篇《前言》里,拉斯卡萨斯引用一位古代史学家的观点开宗明义地指出,史家撰史大致出于几种目的:表现学识捞取名誉,向权势献媚,恢复被歪曲的真理,披露被遗忘的事实。紧接着,拉斯卡萨斯又引证说明“历史”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意为“看见”或“认识”,即历史应该是基于亲历的真知。中世纪的史家拉斯卡萨斯以他的言行毫不掩饰地宣布:我所写的历史是有立场、有目的的历史,是“主观”的历史。

  然而,正是这种“主观”的史书记录下了更加准确的客观事实。

  人类学作为一种近现代兴起的学科,起步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阴影是确凿无疑的。经过多年的长足发展,人类学内部产生过重要的争论和分化,其中的某些分支成为促进文化多元化、帮助弱势文化群体的学问。但是,人类学发展史是否经过彻底的、批判性的梳理?在它的某些科学主义的繁杂方法论中,在它的被程式化的一些“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方法中,是将被研究者作为“文明的主人”并辅助其成为自身文明的阐释者呢,还是将被研究者物化,攫取其文化产品作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原材料?人类学是一种纯客观的科学研究呢,还是应该具有鲜明的目的性?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命题。

  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爆发了如今举世闻名的萨帕塔游击队运动,那里的居民从体征和语言上属于印第安文明中的玛雅人。长期以来云集于恰帕斯地区的各国人类学研究者并不关心当地印第安人的苦难命运,对潜伏十年的游击队活动一无所知,只是把他们当做“玛雅化石”来“研究”。印第安农民起义如石破天惊,暴露了那种人类学研究的局外人隔靴搔痒;用当地人的话说,“好像我们是显微镜下的虫子”。这也是一个外部视角的写照。

  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潜在着“后殖民”思维,他们以西方文明准则为自己的文明准则,在日常的言行中频频发生这种外部视角的言论。如某已故著名北方精英、社科院原高层领导言及“与印第安人怎么能讲平等”时,如同谈论一个天经地义般的共识,如某高等学府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轻佻狂言“拉美人只知道唱歌跳舞生孩子”。这样的思维导致冷漠的物化研究。因此,当专业研究人员脱口说出“拉丁美洲出事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对于我们研究人员来说,出事越多越好”时,就不足为怪了。   

  内部视角需要一个人道主义起点,起码要达到前述中世纪修士拉斯卡萨斯所体现的原始基督教思想中的平等观念。他曾潜心学习印第安语言,就近观察、悉心体会他们的思维方式,努力理解他们的文化,并逆国家主义潮流,不畏惧宗教裁判所的大棒,为弱势地位的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文化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辩护。

  由内部视角出发,语言(在对拉丁美洲的研究中,不仅是对西班牙语的掌握,而且要求对印第安语言的某种了解)的重要性突显,语言是通向理解的重要桥梁。研究者所掌握的语言会影响结论上的差异。

  由语言问题还可以引申到翻译问题。在外国问题研究领域,翻译被研究对象是一项重要内容,准确地翻译出他者的文本才能正确、贴切理解他者的言说。在西班牙语译界,存在严重问题。《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私生子的历史》是一篇经典论著,但是它的英译本译者删去了其中的思想精华(经过了也许是作者的不得已的同意),而它的依据英语本的汉译本更是错误百出。翻译的粗糙不仅仅是语言水平和工作责任心问题,其中潜藏对第三世界的不尊重。某位拉美作家曾写道:我们对欧洲人名地名的翻译小心翼翼,从来不出错;而相反,他们对我们的翻译总是漫不经心,误差不断。

  掌握了语言,也并不能保证思想的准确传递,上述冷漠的局外人态度在翻译问题上同样屡屡作祟。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有一篇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著名散文:《我们的美洲》,其中的一句汉译译文很能说明问题。原文的意思是“一句欧洲圣贤的名言并不能使印第安人被凝结的血液重新开始流动”(大意),译者译成“一句欧洲圣贤的名言并不能使冷漠的印第安人焕发热情”。注意:印第安人并非天性冷漠,而是殖民地的历史凝固了他们的血液——对文化的理解直接影响着翻译的差异。

  由内部视角还可以引伸出学院式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关系、重视非主流资料、重视底层民众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眼光与民族主义。  

  中国的外国问题研究缺少世界眼光。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来具有世界眼光,而中国的长期闭关锁国历史造成了眼光局限性,半殖民地历史、西方中心论又造成了知识界的民族自卑感。我们的外国问题研究囿于专业的藩篱,无法从世界体系的高度认知专业研究范围中出现的命题。中国文明的新崛起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我们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必须以自信的平等地位对世界发言。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朝这样的方向徐徐努力,他们在上个世纪中叶提出的“依附理论”、“解放神学”等都具有世界意义。最近玻利维亚印第安人出身的总统艾沃•莫拉莱斯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基于印第安文明观的“新十诫”。这种敢于挑战西方文明基石的言行具有象征性,是一种文化自信自尊的表现。

  拉丁美洲问题研究理所当然可以囊括对其宗主国西班牙的研究。拉丁美洲的研究者也只有到了理解亚洲,理解非洲之时,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

  这种世界眼光包括超越“狭隘民族主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固然可以也应该为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咨询,但是作为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更应该是关乎全人类的长远命题,也只有在达到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更准确、更正确的政策咨询。因此,比配合政府法律法规出台的诸如社会保险、小额贷款等具项研究,我们更应该关注对象国、对象地区的发展道路、思想史等宏观问题,即使微观问题的研究也是为了达到对全局的理解,而不是应景之作。至于揣摩领导意图、歪曲事实真相的研究题目所反映的,就不只是研究者的眼光,而是研究者的品格问题了。这种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对民族、对人类犯罪的“研究”,是中世纪史学家拉斯卡萨斯指出的“向权势献媚”,是社科研究领域里比剽窃更严重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凝聚民族的旗帜;在当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饱受列强欺辱、近代以来从未成为强者的民族——开始富强、逐步成为崛起的大国时,则要警惕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

  只有具有更高的人道主义境界,才可能使民族主义升华,真正产生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世界眼光。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积极乌托邦思想。

  2010年,拉丁美洲将纪念取得政治独立二百周年。论及独立运动,拉美知识分子常常引述两个文本。一是“解放者”玻利瓦尔写于独立前夕的《牙买加信札》,其中写道:

  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拥有被辽阔的海洋包围着的一方天地,这个偏远的世界尽管在管理社会方面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传统,但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是全新的……我们既不是印第安人,又不是欧洲人……我们仍是一个酝酿之中的族类……随着世纪的推移,也许将由此出现一个逐渐覆盖全世界的、兄弟般友爱的新民族。

  另一份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曾描写新生美国的一段话:

  大自然和宽阔的海洋把我们与来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毁灭性的混乱隔绝开,我们所拥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蚀,我们崇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将一切祝福赐于我们,向我们证明它为人在尘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拥有如此多的祝福,我们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幸福的民族呢?

  比较两个内容近似、本质相异的文本,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思维模式,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将导致人道主义关怀和民族利己主义两种文化传统。

  主张竞争、适者生存的狭隘民族主义不是唯一的历史选择。帝国主义希望崛起的第三世界加入它们制定的竞争规则,“与世界接轨”,并会在这种竞争中老谋深算地扼制我们,对我们分而治之,让我们互相消耗,坐收渔翁之利。为此,它们坚持“历史的终结”。早于19世纪末,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就这样絮叨:批评势在必然的东西是徒费心力,托尔斯泰伯爵的基督心肠是于事无补的……

  拉丁美洲文化传统中的积极乌托邦思想也许是一件武器,可以用来抵御这种无所作为的“终结论”。解放神学中的“希望”观念,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关于“也许至今的全部历史才是一场乌托邦(轮到我们真正有所作为的时刻了)”的精彩表述,“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都是积极乌托邦的体现。

  理想主义吗?第三世界的思想、文化被冷落、被解构达几个世纪之久后,已所剩无几;我们必须珍视包括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印第安文化、佛教文化等在内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否则人类只能面对毁灭的绝望前景,如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在千百次冒险滚动后,地球已是个被磨圆的色子,它已无法停止滚动,除非落入一个坑里,一个巨大的墓穴之坑”。

  舒诗伟(台湾《青芽儿》杂志):拉美情缘

  二三十年前,我在美国念书时碰到加州伯克利一位念人类学的女研究生。她在瓜地马拉找了一位当地的报道员,跟她一起住、一起吃。到两年后要离开时,那个报道员跟她说:“我从来就不相信你,很多东西我都在里面做假。你们是白人,你们欺压了我们五百年。你现在还要来做什么东西?”这位女研究生很伤心,跟我谈起这些。她说: “我这么真心地对待她,与她一起相处的这么久。为什么她还要怀疑我?”

  我想这或是当今一些白人的“原罪”?他们的前人、甚至是他们这一代,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而我们是黄种人,我们或对拉丁美洲那边的人没有什么欺压,所以人家比较不会“先天地”怀疑、甚至仇视我们。我有时觉得有些白人也蛮“可怜”,他们碰到黑人或者拉丁美洲人,人家不会那么容易来相信。我想,不同族群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关系,也会有形、无形地影响我们去理解另一个地方的方式吧。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跟拉丁美洲的情缘,这其中也可涉及到:知识到底是由谁来生产,怎么生产,知识生产出来到底要做什么等一些研究上的议题。

  我跟这些地方的关系,仔细想想,主要还是与行动有关。例如,在1980年代初期,我们会去街头抗议美国政府封锁刚成立新革命政权的尼加拉瓜、反对拉丁美洲许多军事独裁政权对人民的镇压等等。

  我也自问过:为什么会想去研究拉美? 

  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去了解世界。台湾出去的,很多只会看到美国。可是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去看看第三世界?看看拉丁美洲?看看非洲?看看亚洲其他国度?

  我后来决定应该以拉丁美洲,尤其是以中美洲为出发点来了解世界。因为那时候是1983年至1985年间,尼加拉瓜方革命不久,桑定诺政权一方面忙着国内的社会改造,另一方面也承受着尤其是美国的极大压力。至于萨尔瓦多,则是内部打得一塌糊涂;瓜地马拉,也是打得一塌糊涂。当然,这其中,有各种国内、国际的势力在相互纠缠着。但尼加拉瓜,或是中美洲,可能走出另一种新的路子吗?

  我修的一些课,蛮有意思的。其中有一门叫做“美国如何颠覆拉丁美洲进步政权”。每一个学生选个题目做研究,然后做报告。我选的题目是,智利在1973年,民选总统阿叶德(Allende)的政权是如何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费了三年时间,搞到垮台,而阿叶德也死在总统府中。逐渐地,我想研究的方向也慢慢浮现——中美洲的国家与新社会运动。

  我选这个研究方向,也和台湾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有关。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让许多台湾“党外”、争取民主的人士(不分外省 / 本省、统一 / 独立)因之入狱或流亡。在之后几年的高压、沉闷的气氛后,整个社会又开始涌出新的冲撞力,先是由环保、社会议题(如“鹿港反杜邦”、“老兵返乡”等运动),再扩大到政治议题(如戒严、民主选举、党禁、报禁等)。整个社会、政治开始动荡。台湾社会要怎么走下去?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民主、正义与公平的社会?这也是当时我以及许多人所关心的。

  因此,我想做的研究,不只是“朝外看”,多了解世界,尤其是中美洲;也更是“回头看”,透过外地的状况,来反观、检查与开创台湾的社会。当时我想,出来学了洋的、新的东西后,再与自己社会的现实相关照,来看我们自己的社会怎样走向更好的方向。到后来,对洋的知识少了这种想像,而是认为洋的思想、观念,或多或少有助我们理解自己社会,有所启发;但有生命的、有关自己社会的知识,还是得由自己具体的社会现实中发展出来,而且能与具体百姓的生活相扣连。更何况,在洋知识里面,不少隐含着西方中心或美国中心观,而且有些是霸权式意识形态。

  我有几次都快念不下去了,尤其看到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美国对拉美诸国长久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各种或明或暗的、令人发指的作为。看到拉丁美洲底层民众承受苦难,也能奋起,很多时候我根本坐不下去,只想把笔一丢,书一抛,去中美洲与底层民众在一起。在这期间,我开始学西班牙文。

  真正没能再继续学业的一个原因,是家中出了事。我父亲过世,留下母亲一人在台湾。在考虑一阵子后,中美洲没能去得成,我反而是回到台湾。

  在台湾,我有四五年时间在台北,教些书,参加些活动,但总感觉不踏实。1994年,我很意外地住进台湾偏北的一个陌生的小农村,后来,就一路这样生活下来。

  在农村两三年后,慢慢认识了些村民。于是也意外地与大家一起组织社团,为地方的教育、环保、产业等事务努力,也与一些村民共同来做家乡的文史调查、景观改造等等。2002年,台湾加入WTO。既然身在农村,我开始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三农”议题。

  在农村这段时间,我与拉美、与世界的缘份是断了吗?好像是,好像也不是。由我们的村子到台北,物理上的距离约120公里。但在心理、生活上,台北似乎是远在天边,更不用说什么拉丁美洲了。

  但拉丁美洲,对我也似乎并没远去。那儿有我的一些朋友,还能定期收到我所订阅的有关拉美的期刊,更何况有电脑网路。1990年代中期,有两年时间,我为报刊书写有关拉美状况较深度的报导与分析,每两周一次,每篇约3500字,后来结集成《拉美地志·魔幻行脚》出版。

  自2003年起,由于关注重点转向“三农”,除了关心社会中具体的“三农”状况,我也在有限的能力下,特别去把握其他地方,尤其是拉美的“三农”发展。像古巴在1993年遇到粮荒后,所致力的有机农业、都市农耕;巴西的“无地农运动”(MST);委内瑞拉查维兹政权对既有的粮农体系的改革;“农民大道”(Via Campesina)的“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等。这些,也在《青芽儿》刊物中,尽力以白话文的方式,一篇一篇地刊载。

  去研究、了解海外,除了增长见识,以包容的心态尊重多样文化,以及促进“四海皆兄弟”的国际团结之外,我想,对我更重要的一点,是立足在自己的土地上,透过国外情况的关照,通过各种知识的散布与交流,让我们社会中有更多的人,以更宽阔的姿态、更扎实的做法,共同努力;让我们的社会,一步步走得更稳健。

评 论

  黄万盛:拉美与中国之间的特殊管道

  三位的发言我非常受益,学到很多东西,既有很多知识意义上的学习,也有很多心灵交汇,很多生命享受在内。

  我想三位的发言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叙事,可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主题和关怀。苏振兴教授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周密、非常仔细和长时间的研究,用短短20分钟的时间,把拉丁美洲五十年变化过程当中的经济和政治的经验教训,嫁接到中国的现实处境当中。所以在听他讲拉丁美洲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警惕着这种经验教训和我们自身有多大相似。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学术叙事。唯一我觉得可以再发挥一下的,可能与我自己的关怀有一定关系,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席卷拉丁美洲的左派运动,后面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如果对这些原因的检讨能够被发掘出来,对中华民族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应该有深刻的价值。去年2008年,是法国“五月风暴”的四十周年,我参加关于“五月风暴”四十周年的讨论会。当时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只是巴黎的。我们知道在整个拉丁美洲,“毛主义”的传播跟格瓦拉、墨西哥的学生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1968年的稍后,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有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伯克利的大学生甚至把校长夫人的裸体照片放大到四层楼大小张贴在校园里。背后的年轻人的激情,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理念联系在一起?除了教训以外,还有什么值得今天反思和汲取?我想拉丁美洲跟中国的情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管道,很难在这个管道当中,让其他的族群去了解,因为这个联系是特殊的,是我们自我的。我想并不只是我一个人会关心这个领域的探讨,而且这方面的讨论对中国的年轻人,可能在一个特殊的阶段会变得格外重要。我现在有一个判断,中国年轻一代对拉丁美洲的了解,仅仅只通过格瓦拉。这比较危险。

  索飒教授给我们的是一个女性叙事。从女性学者的角度,探讨整个拉丁美洲的思想文化跟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非常细腻,非常感性化。索飒女士的女性叙事的方式我特别能接受,因为我个人跟拉丁美洲这个地区有比较肤浅的关系。我的夫人的父亲在牙买加出生,他就是索飒女士说的最早被卖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劳工的后代,后来在牙买加发展出当地最大的零售业,这是曾氏家族用苦难熬出来的。我对牙买加的感受是,在这片土地上,你用现代社会赋予你的所有概念系统都没有办法解读,因为它有很大的特殊性。

  我想用索飒女士的叙事方式来对她的发言做一个评论。

  在纽约的大街上,你会遇见一些黑人提着水桶帮你擦汽车。当红灯来的时候,他就扑上来。你想说“对不起,我不需要”,他不等你的话说完,已经拿一块抹布在你车上开始擦了起来,要记住,这是一块染满油污的抹布,擦完这车就非擦不可,否则你看不见。这样的情况在牙买加同�的是,这太不容易,至少你个人的行为不容易成为一个典范。史景迁先生研究张岱,在明朝崩溃的时候,清人进来,张岱坚决不跟清人合作,很有一些我们现代人不跟美国人合作,不跟现代性合作那种决绝的志愿。他跑去隐居,但是隐居了几个月,他发现实在受不了,因为他原本的生活方式在隐居的环境中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持,最后他终于相信,中国自古以来流传不侍二主、忠心耿耿的隐士,真是有在隐居中被活活饿死的,最后他放弃了隐居,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个人把修炼当作自我成全,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真正伟大的谱系是在红尘中转变红尘。我们要回到这个红尘当中,尽管这个凡俗世界不可爱,可是我们有这个责任、这个使命来转变它。

讨 论

  严海蓉:三大洲会议

  我想问一下,在古巴,在拉美也有一个三大洲的联合的思想,英文是Trio-continental,他们也召开过一个大会。这个会议和万隆会议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在今天的拉美还有没有留下影响?

  田力为:开放过度的问题

  我向苏振兴老师提一个问题。我以前看过苏老师翻译的《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是一本很有知识性的书,使我很震撼。我看过对改革开放最激烈的一个批评是,认为开放太过度了。过度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灭掉了自己的重工业和创新技术,导致创新技术依赖外国;二是放弃了中国人的自主品牌和市场渠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现在开放的有三十几个行业,估计75%以上的前五位全部受外资控制,那么中国人在开放的过程中就丧失了股权,丧失了管理权,丧失了品牌和市场渠道,最后沦为一个打工的。最形象地说,中国实际上拉美化了。

  苏振兴:“另一个世界”

  严海蓉老师刚才提问“三大洲会议”的问题。“三大洲会议”是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古巴革命军政府在哈瓦那召开的大规模会议。那个时候调子比较高,“三大洲团结起来”搞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现在应该说无论是古巴还是其他拉美国家,这个思想也还存在,但是更多的是谋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不是着眼于反帝。那么有没有更激进的思想呢?有,那就是“世界社会论坛”。“世界社会论坛”实际上是拉美搞起来的,首届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举行。他们是比较激进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提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田力为先生提及开放过度的问题,我不敢做这个评价。拉美是有开放过度的问题,很多产业开放以后,本来是国有的,私有化了,很多东西都是外国来主导,自己的品牌、产业都没有了。

  王首燕(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想象古巴

  我读过古巴的一些资料,感觉人家更加符合我对社会主义的想像,但是我没有去过。索飒老师可以对古巴再作些介绍吗?

  索 飒:古巴不是一个“他者”

  我觉得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恐怕也是所剩无几了。的确,讲古巴问题不是在讲一个“他者”,而是和我们自身的感情、矛盾等纠缠在一起。我们去古巴的时候也不到处去问怎么样呀,从来不胡乱打听。我们在用我们的眼睛认真观察,用我们的心去体会,用我们自己的历史去和她比较。我们这次去古巴,避开了她的政治问题而考查她的历史,革命的基本成因是什么。他们讲一个是黑奴制度,一个是单一种植。古巴的革命是必然的,除了当时的政局以外,还有古巴的历史原因。革命以后古巴遇到的种种困难也和这个历史原因有关。比如说,古巴没有农业传统,这和种甘蔗有关。革命以后卡斯特罗非常关心生物工程、遗传工程,为什么?因为他要打出一个世界品牌来,过去只有甘蔗。他把甘蔗全都砍了,砍了还是不行,又恢复种甘蔗。后殖民国家都面临着殖民者留下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卡斯特罗不断有给人民的信,每天写一封,对世界发言。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勒紧腰带生活,下面的老百姓怎么样?

  你要看古巴的话,有好几个社会成果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取消种族隔离。这个国家大概是世界上唯一的由于革命而造成比较好的种族融合的国家。第二个是社会福利。为什么老百姓能够坚持到现在,他们说是社会成果分配的问题。美国人回来了,大老板回来了,我的孩子上学就不能免费了,我看病也没钱了,所以他们还勒紧裤带在这两者间权衡。再一个是古巴对教育的重视。古巴的教育是免费的,认为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其教育程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认可的。还有古巴的国际主义思想,古巴对于国际上的援助,我觉得是真诚的。他们支援安哥拉,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也没有留下自己的什么利益。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古巴还是有一定自由的。像描写同性恋的电影,老百姓一样能接受,一样去看。对于男女私情,古巴也不像我们极左的时候那样,要狠狠管起来。今后古巴会怎么样,还需要我们观察,观察,再观察。(待续)

    (录音整理:郑 英、黄柏莉、刘 琼、刘朝华)


责任编辑: 吴莆田 郑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