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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

邱林川

【内容提要】 什么是新型网络社会中的劳工问题?作为研究者,我们应当如何对其进行观察、分析与思考?本文聚焦网络社会,尤其是新型媒体产业的运作,以初步说明哪些传统劳工问题仍在延续,哪些又是新现象、新问题。文章首先回顾文献,介绍自我程控劳工、原始劳工、非物质劳工等重要概念和国外研究流派。而后,本文一方面进行全景式综述,对电子制造业、信息服务业、Web2.0“参与式”网络媒体中的各种劳工现象,包括“玩工”进行讨论,同时结合笔者的实地调研,提出“网络劳工”概念及其涉及的问题。文章最后在总结现实情形的基础上展望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及其未来研究方向,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日益令人关注的理论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互联网、手机等新型网络科技的普及扩散,另一方面更反映出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一步全球化、数码化、网络化的趋势。这其中涉及的劳工问题,既包括传统议题的延续,又涵盖新的劳动领域、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劳工组织形态和文化表达方式。

  新旧交织,可能模糊视点。最令人视点模糊的,莫过于无视劳动和劳动者的存在。网络社会也好,知识经济也罢,又或是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新经济等相关概念,细看其近年成果,大多要么依赖西方的纯逻辑假设性推演,要么只强调少数精英、管理阶层或政府部门的作用。

  本文聚焦新型网络社会中的劳工问题,尤其是网络媒体产业的运作,希望初步说明哪些传统问题仍在延续,哪些是新现象、新问题,以及新旧之间有怎样的矛盾与联系。文章目的主要是抛砖引玉,一方面进行全景式综述,另一方面结合笔者近年在华南,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调研,介绍“网络劳工”概念及其所涉及的问题。①

一、网络时代的劳工研究

  回到网络社会理论的原点,劳工其实是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②早在20世纪60年代,卡斯特就因其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而成名③,七八十年代,他又关注世界各地的劳动阶层生存状态、工作状态,包括香港社会底层的公屋住户。④随着新自由主义扩张,社会贫富差异加剧,劳动者内部亦进一步分层。卡斯特于是提出,全球网络社会里的劳工有两大基本种类⑤:一是“自我程控劳工(self-programmable labor)”,如软件工程师、金融分析员等。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但仍因工作压力过大、福利无保障而焦虑;他们会用网络科技自我增值,且在相当程度上内化了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原则,但他们仍不拥有自己工作所需的生产资料,仍要靠出售劳动时间取得收入,因此仍是“劳工”。⑥另一种是“原始劳工(generic labor)”,如清洁工、保姆、餐厅小工等,也包括下岗工人和待业人员。他们社会地位低,劳动福利少,甚至完全没有福利。他们没有值钱的文凭,而且一般不用网络媒体,所以常处于被忽视、被欺压的悲惨境地,只能在全球资本体系的边缘勉强度日,能糊口就算不错了。⑦

  “自我程控劳工”与“原始劳工”的分化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其网络逻辑在生产劳动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网络逻辑其实是资本逻辑的延伸。⑧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从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就影响正常的劳动关系,侵害劳工利益,损害劳动者应有的尊严乃至生命。血淋淋的剥削压迫曾因帝国主义内部竞争、凯恩斯主义改良、社会主义外来压力和各种形式的工人社团活动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苏东剧变后,内外压力下降,最原始的劳工控制手段又借网络通讯手段和新型跨国组织形式死灰复燃。虽然表面上不一定象过去那么血腥,但同样是通过“遗弃(dispossess)”生产者的方式,把资本的外在价值判断强加到劳动者头上。⑨

  正是在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语境中,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网络科技开始快速普及。大历史环境影响使得网络新媒体研究存在诸多误区,如过分虚拟化、娱乐化;只看表象,不看实质;只重微观个体,不重结构性不平等;只关注消费,不关注生产劳动与劳工。⑩如此种种,并不全因为研究者的个人偏颇,同时更是太多人随资本起舞,为其做“行政式研究”的结果。而要聚焦劳动与劳工问题,其前提条件就是要用批判视角看资本。目前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包括文森特·莫斯科{11}、丹·席勒{12}、赵月枝{13}等。其中莫斯科等人已进行了不少针对“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的研究{14},还有布洛克和道尼编的关于信息革命过程中劳工问题分析{15},他们采用社会史视角,涉及对象相当广泛,从早年西欧的文员到北美电脑行业工会,从台湾的动漫产业劳工到印度的电报业罢工均有涉及。

  除上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史研究路径以外,尼格利和哈特在《帝国》中提出“非物质劳工(immaterial labor)”{16},将当代意大利左派思潮中的重要概念普遍化。所谓非物质劳工,一指工业生产过程信息化,二指符号创意产业日益兴起,三指以身体或虚拟形态进行的商业化“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17}这里包括拉扎拉托强调的“影音生产、广告、时装、软件生产、摄影、文化活动等”是“经典的”非物质生产活动{18},同时和佛图纳提从意大利女性主义视角对非物质劳工概念的梳理{19}以及美国女性主义学者Hochschild等对“情感劳工”的分析{20}都有很多联系。

  上述海外学者关心的劳动与劳工问题,有的反映出西方产业“后工业化”的特性,如“自我程控劳工”与“原始劳工”的两极分化;有的则和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社会不平等状况有广泛联系,如劳动对象非物质化、劳工性别与公私域界限问题。再进一步,笔者在近期拙著中提出,中国作为现今新型网络社会发展的全球重心之一,也在酝酿有自己特色的“网络劳工(network labor)”,使得在劳工群体内部两极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草根网络建构形式,从而为新工人阶级形成提供了土壤。{21}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全面论述该阶级形成过程及其面临的挑战,但审视劳动与劳工问题正是了解阶级形成的基础。

  最后还应强调的是,乔万尼·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重新对东亚现代化道路进行大胆诠释。{22}他在日本学者杉原熏(Kaoru Sugihara)的基础上提出,东亚“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正在全球范围内恢复其历史领导地位,正在再次超越西方工业革命的现代化模式。这里重点是要重新评价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尤其因它不但有可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且又允许自下而上的决策,实现人与自然均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23}当然这还是大胆假设,未来发展尚有相当不确定性。但中国以致东亚能否彻底告别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成功关键仍要看对劳工问题的处理。换言之,重新反思劳动价值、尊重劳工权益,这不但是网络社会理论发展的重点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走到今天面临的核心问题。

二、回归劳动

  那么,究竟什么是劳动?这个问题的答案,放到新型网络社会中,放到今日中国的实际环境里,又有什么新的意涵?以恩格斯的经典定义,劳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性活动。{24}劳动者无论运用体力还是脑力,都是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这样的活动原本规模较小,只用来满足个人和家族需要,但随着历史演进,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其规模越来越大,同时外在于劳动活动的产品交换和管理控制体系也越来越发达,进而出现劳动异化问题,也就是劳动不为劳动者服务。

  然而,异化并不代表劳动不重要。相反,它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核心矛盾。对马克思而言,资本归根结底是流动中的价值,而最根本的价值则是劳动时间。{25}这对我们有两点极为重要的启示,一是要回归劳动价值论,虽然近年来关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媒介资本的讨论越来越多,但不能脱离劳动谈资本,更不能忘了劳动时间这一根本性的价值单位;二是要重新审视流动性问题,流动中的价值才是资本,而流动的渠道就是网络。网络不是真空,而是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它也需要依赖劳工才能存在,才能正常运转。因此可以说,网络化劳动的问题,不是因为新型信息科技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马克思剖析资本的原有之意。

  网络社会劳工问题一方面与工业资本主义有很深的连续性,同时它又采用新的形态,以非物质、数码化方式表现出来。下面就这两方面结合近年来信息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讨论。

  (一)电子制造业

  首先,中国电子制造业发展迅猛。改革开放初期,电子厂基本是小规模国营企业,今天则是众多外资企业和少数国内私企的天下。{26}以前,电子产品基本依赖进口,近年中国成为全球电子制造业的中心,手机和个人电脑均占全球产量一半左右。这样重要的产业升级,造就了数以百万的工作机会,但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关于电子制造业的记述很多,包括对外资和市场开放政策的赞美,再就是对某些企业家近乎神化的描写。常被忽视的一点是,电子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一样,非常依赖劳工。无论资本、政策,还是天才企业家,都无法替代工人的工作。然而,这些工人的劳动状况究竟如何?他们的工资、福利、职业安全健康条件是否和电子制造业的整体提升速度保持一致?他们能民主参与到生产决策过程中吗?

  过去两年,笔者在珠三角地区接触到很多电子制造及相关行业的工友。作为外资集中的出口导向电子制造业中心,珠三角相当具代表性。但这些工友中很少有人对工作感到满意。主要原因是工资低、开销大、福利差,被老板和主任们欺压之余,哪里还敢奢望民主治厂?这与李静君、潘毅等以前在珠三角电子厂调研的发现基本吻合。{27}稍有不同的是,我接触的工友更多的是工伤工友,包括制作线材时被毁容的、压制手机外壳时失去手指的,还有在塑料包装带生产机上痛失右手的。这些工伤致残的劳动者们住满了工业区医院特有的“手外科区”,但只有极少数能顺利拿到全额法定补偿。

  面对这样的劳动状况,反思本文主题,至少有三方面值得强调。第一,信息网络时代虽有“非物质化”的一面,但它同样有自己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即电脑、手机、线材、配套设施等),而该物质基础一定要靠劳工制造和维护,否则不可能存在。第二,电子制造业不单是“高科技”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除了精密机床和自动化晶圆生产线外,它也包含大量传统制造行业,如做电脑机箱的师傅们常自称是在“五金厂”工作,做手机的则说自己来自“模具厂”,还有相关的印刷、包装、运输,都属劳动密集型。第三,劳工待遇提升速度跟不上产业提升速度,这不是电子制造业独有的,也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只要资本逻辑挂帅,就会出现为了剩余价值最大化而千方百计逃避社会责任的情况,就会忽视劳工权益。这是历史上劳动异化问题的延续,因此可以回到过去找答案,如社会主义法制的提升、劳动者之间的团结、集体谈判权等。总之,不能天真地以为信息网络时代是全新的,所以不再需要过去的经验教训。这样的想法是脱离实际的。

  (二)信息服务业

  除电子制造业外,信息服务业也是劳动与劳工问题集中的地方。相对而言,信息服务业的新情况更多,因为经过技术自动化和运作商业化的变革,老的通讯服务业工种(如邮电局接线员)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新型劳工形态。这包括传统媒体产业如平面媒体、广电媒体,还有电影业从业人员(包括临时工、实习生),也包括拉扎拉托更广义的“非物质劳工”如广告、动漫、时装、创意产业人员。{28}90年代以来,广告公司为跨国企业提供“全方位”“整合市场营销”正是信息产业“服务业化”大趋势的表现。

  广义的信息服务业还涵盖金融业的大部分范畴,因为无论股市汇市报价、加息减息、交易过程、金融分析和咨询,其劳动生产过程归根结底都是对信息的传递、处理与控制。只不过与大众传媒和创意产业相比,其运作速度更快、网络化程度更高而已。正因如此,卡斯特才把金融看作全球网络社会“流动空间”的代表产业。{29}然而,金融及相关产业也不全是银行家的天下。如撒森{30}就系统分析了纽约、伦敦、东京的金融机构和三地总体城市发展,而后发现,原来金融业在造就高收入人群的同时更催生大量低收入、低专业技术含量的工作,如普通文员。传媒创意产业也好,金融业也罢,它们都要依赖普通中低层员工的辛勤劳动。

  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肯尼亚,信息服务业还因全球化“外判(outsourcing)”成风而出现规模可观的“电话服务中心(call center)”,为西方国家市场提供电话服务。{31}在中国大陆,虽没有大规模针对西方的电话服务中心,但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市场服务的电话客服公司在沿海地区则属常见。{32}国内消费力增强也为电话客服提供了更多市场,如信用卡查询、网上购物、旅游订票等。电话接线员多为女工,包括从农村进城的打工妹,也包括下岗职工。

  另两种更有中国特色的信息服务业一是“短信写手”,二是“网游代练”。前者大约在2002年兴起,具体活动是为手机短信公司提供内容,如节日问候、笑话等,也包括各种垃圾短信在内。这些“写手”无论是进行原创还是在网上剪贴,都是在提供信息服务。{33}“网游代练”从2004至2005年开始出现,也叫“打金币”,其实就是在网络游戏中进行重复劳动,积累虚拟货币或虚拟物件,再用这些虚拟的货币和物件(其实也不过是信息处理的一种形式)换取真的货币。{34}该产业开始主要针对美欧日及台湾市场赚取外汇,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国内网游的发展,国内“人民币玩家”所占的市场份额增大。和短信写手类似,网游代练以提供信息内容服务换取市场报酬,其劳工主体是有一定电脑技能的年青人,包括来自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也包括城市失待业人员、就业不足人员和勤工俭学的学生。短信写手和网游代练都有很强的时间性,比如前者在重要节假日前需要加班,工资数倍于平时;后者则需要以最快速度为新游戏开发代练产品服务,否则就可能无法盈利。两者因此都可算是“灵活资本主义(flexible capitalism)”{35}在中国网络媒体产业中的具体表现。

  信息服务业还包括软件业。一般来说,软件编程被想当然地看成高科技行业,软件工程师也被当作社会精英。但这种固定思维在全球网络化的环境下,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语境中,已受到质疑。印度是全世界输出软件工程师最多的国家,项飚对印度软件工程师进行了深度调查{36},研究背景是电脑千年虫(Y2K)危机,西方公司为了防范,聘请大量印度工程师改进电脑系统。这本应是高科技、高收入的信息服务,不料却充满了中低阶层的劳工现象,如就业不足、工资低、福利差、劳工权益无保障。如此条件使大家干脆把这个劳动市场称为“采购全球身体(global body shopping)”的市场,意思是这些软件工程师们的工作状态似乎已不再以动脑为主,而更象凭身体干体力活的劳动者,虽然他们工作的对象是电脑系统。

  上面提到的通讯服务业、传媒及创意产业、金融业、软件业、电话客服业、短信、网游、动漫等行业,其劳动主体首先是俗称“灰领”的中低层信息服务劳工{37},其次才是“IT白领”阶层。所谓“灰领”,是相对“白领”和“蓝领”而言,其间界限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却说明信息服务业同样需要依靠大量劳工。虽然这些信息“灰领”的劳动工具是电脑和电话,其直接工作对象是内容、符号和信息,但他们在低工资、低福利状态下从事重复性劳动这一点上是和制造业“蓝领”相当类似的。

  当然,信息服务业还包括“情感劳工”,这是非物质劳工的女性主义传统所强调的。性别问题在电子制造业和其他类型信息服务业中同样存在,如电子晶圆厂和电话客服中心就都十分依赖女工。女工们除了和男工一样面对剥削之外,还因自己在生理和社会性别上的差异而承受更多的压力,如“月经政治”。{38}而情感劳工则比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更进一步对劳工的身体和主观意识进行商品化、异化。最极端的例子是性工作者,这也是意大利女性主义分析非物质劳工的起点之一。{39}与此对应的信息服务业工种包括色情网站、提供成人聊天服务的“声讯台”,以及近期开始受到打击的网上“声优”内容下载服务。{40}当然,被商品化的情感不一定要和性有关。欢乐、微笑、轻松、关切,这些都可以通过表情、声音和动作,再通过符号化、数码化、网络化,最终变成商品。这在日益采用新型传播技术手段的娱乐业、心理咨询、护理等行业中都有表现,其中包括不少社会声望地位较高的职业。然而,情感劳动中的劳工问题经常被忽视,因为它一般不被看作是劳动,因为它好像既不算脑力活也不算体力活。但仔细想想,没有脑力和体力,哪可能有情感劳动?而且这些情感劳动者,不也是通过劳动时间换取报酬的吗?我们不能因为有的行业承受污名化压力而忽视它,这里的异化问题很可能更严重。

  广义的情感劳工其实早已扩散,广播里的心理咨询节目、网站上的软性色情内容、动漫配音、广告公关,都或多或少涉及情感劳动。与此类似的最后一种信息服务业类型是零售业,尤其是为低端互联网、手机服务相配套的中小型店铺,如网吧、长话吧、卖小灵通手机的小店、打字复印店、二手电器店等。这些店铺规模大一点的可能会雇佣店员,有较明显的劳资区隔,但也存在规模很小的家庭店、夫妻店,甚至一人一店的情况,比如兼卖电话卡的报摊、手机修理、内容下载服务等。这样的小店数量庞大,但劳资关系不明显。{41}经常看到的是,所谓老板同时也要看店、进货、打扫卫生、应付检查、保持良好邻里关系,是一种涉及各式各样服务业范畴的混杂劳动形态。当然,收入的相当部分要用来交场地租金,因此他们也是被雇佣的“佃农”。而且,这些小店主们也有很多原本是下岗工人、农民工,包括有幸拿到工伤赔偿才有开店资本的工友。如果说前面涉及的信息服务业主要解决的是内容生产、软件调试、情感支持等问题,那么这些零售业店铺则是新型网络社会的地方节点,其重要性对劳工阶层的新媒体用户尤为重要。

  回归劳动,就是要回到上述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劳工的劳动生产过程之中去,记录和分析其中的现象,发现和讨论其中的问题,尤其是和劳动者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回归的目的是要告别过去只重消费和资本的研究路径,透过系统观察和思考,争取实现劳动者民主参与生产决策、合理分享劳动成果,同时尽量减少劳动异化现象。

三、群众参与背后的“玩工”

  前文介绍了信息产业中的劳动问题,包括历史延续性较强的电子制造业,也包括新型劳动形态出现更多的信息服务业,其中还有不少中国特色的信息劳工形态。随着产业规模扩大,信息产业劳工人数更多了,形态更丰富了,如各式各样的“灰领”劳工,上面提及的还只是当代信息产业劳动大军的一部分,还只是有直接劳动雇佣关系的“正规军”。下面的部分希望强调指出的是,近年来,信息产业网络化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开始依靠“民兵”、“志愿队”乃至“义工”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这一发展的隐蔽性更强,但却是将信息产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推到工厂流水线、电讯服务业和小商铺以外的时空,推到我们的书房和任何可以手机上网的地方,推到我们的闲暇空余时间,让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网络劳工”。

  讨论网络劳工之前,首先应当反思一下网络媒体促进“群众参与”的观点。 这一观点非常流行,尤其在Web2.0、公民新闻(如博客、播客)、社会网络服务(SNS, Social Network Service)日益发达的今天。的确,从一般用户个体和部分群体经验出发来看,新型网络媒体是可以让一些普通人包括边缘群体发声,为他们赋权,甚至迫使大企业和国家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这样的例子很多,因而有网络媒体开创群众书写时代,让过去只能被动接受的受众变成主动参与的“生产消费者(prosumer)”这一流行的乐观看法。在此,笔者并不否认该乐观看法有其成立的时候。问题是,这样的时候究竟有多少?回到民主参与生产决策的层面,的确,网民在很多时候(但并非所有时候)可以决定其博客的内容;的确,在特定条件下,厦门PX和孙志刚这样的事情可以利用网上群众参与影响国家和地方决策。然而,在内容生产的宏观结构上,网民们真能参与到互联网服务商和内容商的决策过程中吗?

  答案是否定的。2009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的第七届中国互联网研究会议上,一位国内极富影响力的博主向与会的谷歌公司副总裁发难,批评谷歌利用博主们贡献的信息内容进行营利,而对如何将营利分配给原创博主则重视不足。这当然不仅是针对谷歌和各搜索引擎公司,因为象新浪这样的门户网站不也在利用网民参与带来的免费内容(如跟贴)和“眼球”(对广告的注意力)进行营利吗?电信业运营商(如中国电信)、网络聊天工具(如MSN)、网络游戏商(如盛大),还有社交网站(如人人网和开心网),但凡涉及“用户制造内容(UCC, user-created content)”的,几乎都在如此操作。腾讯公司有句口号:“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42}由于QQ是免费的,所以所谓用户价值不是大家直接购买聊天工具的收益,而是通过吸引大家长时间泡在QQ上进而影响消费使用行为的商业模式。

  还是史玉柱一语道破天机:“得非人民币玩家者得天下!”{43}史玉柱几年前靠 “征途”杀入网络游戏市场,掀起“人民币玩家”高潮{44},2009年10月又开始推出所谓“绿色征途”,以“免费模式”吸引更多用户。所谓“非人民币玩家”,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库克里奇所说的“玩工(playbor)”{45}。他们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在网络游戏里,沉迷的同时,不知不觉免费为游戏商吸引了更多用户,创造了更多内容,改善了更多服务。其中不乏有人能够修改游戏中的漏洞,甚至做出更适合网友需要的改良版。这些“玩工”过去在传统网络游戏公司眼中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但近年来则成为网络游戏界的新宠,网罗之余还给予利润提成,但他们花时间和精力为网游添加的内容也好,改良版也罢,其知识产权则牢牢控制在网游公司的手中。原因很简单,用公司正式员工来开发、改进网游,不但成本高而且风险大,远不如发动成千上万的免费“玩工”,让他们发挥创造力,等到其中个别人成功胜出,为公司带来丰厚营利,再给他们部分分红。{46}如iPhone游戏中的佼佼者就因其利用业余时间做出的一款游戏非常成功,在5个月内拿到苹果公司80万美金的提成。{47}

  这样的商业模式不光对网游,对其他网络经济形式也有相当的解释力。甚至可以说,这是资本逻辑扩张在新型网络时代引致的又一轮新的圈地运动,只不过这块地不是土地,而是我们的闲暇时间。表面上,它好像只涉及信息产业生产过程中的“民兵”和“志愿者”,但其实对“正规军”也有很大影响。“玩工”崛起的同时,“灰领”员工待遇有可能进一步被压低,甚至难保饭碗,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被外派给“玩工”了。

  本文并不否认网络媒体对公民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只希望强调,如果无视网络媒体运作中的劳动和劳工问题,包括没有雇佣合约关系的情况,再新的技术手段也同样会沦为资本的工具。对于网上群众参与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如果真要讲话语权的分散、草根网民的主体性表达,甚至自下而上的民主,就不能把网络信息传媒体系看作透明的真空,不对其采用批判眼光进行审视。为什么这些网络公司愿意帮助平民百姓更加平等、自由、民主地参加到其他商业、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去,而它们自身却不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尤其是那些已经加入生产过程为其提供大量劳动时间和价值的劳动者?

四、网络劳工:现实与未来

  前面对网络时代的劳工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全景式介绍。虽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但可看到两个普遍问题:一是如何使电子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中各种各样的劳动者,包括没有正式雇佣关系的劳动者,互相认同?二是如何保持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只有出现了跨行业、跨工种的认同,才能更好地实现劳工团结,保持劳工主体性地位;而劳动者主体性得到保障,才能进一步超越(一般来说是资方划定的)劳工之间的界限,实现更高层次上的阶级认同。从根本上说,这两个普遍问题是和19世纪英国的劳工问题(如纺织工和矿工之间的整合)、20世纪美国及日本的劳工问题(如汽车工人和建筑工人之间的整合)一脉相承的。然而,21世纪数码化、网络化发展的产业条件又与以前有很大不同。所以,笔者提出“网络劳工”作为把握信息网络产业的一个新的概念工具。{48}

  卡斯特在其90年代中期提出的网络社会理论中,对“网络企业(network enterprise)”和“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均进行了充分讨论。{49}但他没有提及劳工网络化问题,因为在当时冷战刚刚结束的历史条件下,劳工两极化现象严重,其中属于社会经济地位高层的“自我程控劳工”内化了新自由主义的网络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网络企业”的一部分,而属于底层的“原始劳工”则上不了网也买不起手机,成为无法加入网络社会主流的边缘群体。

  十多年过去了,最明显的变化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走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同时,信息网络产业的规模空前扩大,深入日常生活,其参与面不再仅限于权贵阶层,而越来越依赖普通用户;其重心向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带来数量庞大但待遇低下的工作机会。这是出现 “网络劳工”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它与过去通过传统工会实现的工人联合组织有几点不同。一是它包括了非常多样的非物质劳动形式,包括传媒产业,也包括情感劳动。二是在网络企业内部,又分化出介于卡斯特“自我程控劳工”和“原始劳工”之间的“程控劳工(programmable labor)”,“灰领”工人和网游代练就是具体例子,因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往往就像被程序控制了的“机器人”。第三,新型网络产业还吸收了大量免费劳工,包括“玩工”,令信息化劳动的外延有了空前的拓展,而且还可以披上“群众参与”的外衣。

  由此可见,“网络劳工”的所指是两个过程。一方面是“网络化劳工”,也就是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过程随信息技术普及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而被日益网络化。这里的网络,作为技术组织手段,是一种新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网络劳工也指“网络即劳工”,也就是说网络不单是一种物理存在的生产工具,它本身更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一种可以把非物质劳动集腋成裘,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生产活动。这种活动需要周而复始地运行,因为其中涉及的劳动形式一旦停下来,就可能导致网络信息产业链条的断裂。

  从灵活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网络劳工是以最低成本和最快速度进行资本积累的工具。但本文要强调的是,网络劳工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更高阶段,在适当条件下,同样可以为发挥劳动者主体性地位服务,从而支撑新的劳工阶级形成过程。这是尼格利和哈特对“非物质劳工”的大胆假设,即这一新的劳工形态将成为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掘墓人”。{50}只不过本文没有他们那么乐观,同时在他们的信息化工业生产者、符号创意产业工作者和情感劳动者之外,又加上了诸如网游代练、玩工、还有零售业劳工等更为多样的生产者,并且更强调不能忘记“物质劳工”(尤其是电子制造业)的重要性。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劳动者,正是他们的活动支撑着网络,组成了网络。他们就是网络。

  “网络劳工”概念的提出,恰是为了强调网络产业与劳工问题深层次的直接联系,而不再将其视为互不相干的两个孤立现象,或认为两者的唯一联系是它们都服务于资本逻辑。从理论上来说,只要落实劳工主体性,尤其是在生产决策和剩余价值分配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实现网络劳工的民主参与,就有可能扭转网络经济只为资本服务的局面,从异化的困局中走出来,使网络成为全民的网络。然而,理论上的可能性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维度,它不能代替现实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不可预测性。网络劳工方兴未艾、潜力无穷,但他们真的能够联合起来,与“网络企业”和“网络国家”形成三足鼎立,使网络社会成为更民主、更平等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吗?想想那些受工伤而得不到法定补偿的工友,还有那些为生活所迫,提供陪聊服务的声讯台女工,还有多少因就业不足而终日泡在网游里,被人剥削而不自知的年轻人。网络劳工的现实状况实在不容乐观。

  还是以葛兰西的名言作为结语吧:我们需要的是“知性的悲观和意志的乐观(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optimism of the will)”。{51}假如对网络劳工的讨论能够既服务于对现实的知性分析,又为未来长远发展提供一点希望的线索,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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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调研活动得到福特基金会和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资助,项目名称分别为“边缘群体与媒介赋权: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和“创建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探究腾讯与QQ”。 ②参见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Castells, M., The power of identity; Castells, M., The end of millennium, Oxford: Blackwell, 1998;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 / 认同的力量 / 千年终结》。 ③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④Castells, M., Goh, L., and Kwok, R.Y.W., The Shek Kip Mei syndrom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ousing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⑤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al city; 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⑥另见Sennet, R.,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new capitalism。 ⑦见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 / 认同的力量 / 千年终结》。 ⑧同上。 ⑨Harvey, 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 a critical geography. ⑩参见邱林川:《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 {11}Mosco, V.,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Mosco, V.,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2}Schiller, D.,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Schiller, D.,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13}Zhao, Y.,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nomy, power and conflict . {14}参见Mosco, V.,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osco, V., and McKercher, C.,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15}Blok, A. and Downy, G. (eds.), Uncovering labor in information revolutions, 1750-2000. {16}Negri, A., and Hardt, M., Empire. {17}同上,第293页。 {18}Lazzarato, M., “Immaterial labor”, in Virno, P. and Hardt, M.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p. 136. {19}Fortunati, L., “Immaterial labor and its machinization”. {20}Hochschild, A. R.,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21}参见Qiu, J. L.,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22}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 {23}同上。 {24}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25}马克思:《资本论》。 {26}Qiu, J. L.,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27}Lee, C. K.,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潘毅:《中国女工:新型打工阶级的呼唤》。 {28}Lazzarato, M., “Immaterial labor”. {29}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30}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31}Mirchandani, K., “Webs of resistance in transnational call centres”; Knights, D., & Jones, B., “Outsourcing (the) economy to India: Utopian and dystopian discourses of offshoring”. {32}电话客服中心又称“呼叫中心”。见《电信客服:两岸一线牵》;王黎明:《国内呼叫中心的发展情况分析》;李炎:《北京打造国际绿色呼叫中心》。根据《互联网周刊》提供的“中国专业外包呼叫中心服务里排行榜”(2009年5月20日,第64页),国内主要的电话客服中心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 {33}见陈金国:《短信写手戴鹏飞》;秦沣:《短信写手的浮华瞬间》。 {34}见《魔兽代练者每月工资做高可达1500元》;李国训:《“网游代练”遭遇生死关》。 {35}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36}Xiang, B., Global “body shopping”: 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37}见王寻:《通往灰领之路》;魏民:《灰领》;梁寒冰、陈伟:《灰领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 {38}潘毅:《中国女工:新型打工阶级的呼唤》。 {39}Fortunati, L., 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 Fortunati, L., “Immaterial labor and its machinization”. {40}参见吴慧、杜娟:《八部委联合完善立法工作打击淫秽色情声讯台走向制度化》;文欣:《我在声讯台的日子》;《网友批“第一声优”糟蹋了自己的声音》。 {41}参见丁未:《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社会资源分配与草根社会的传播生态》;Qiu, J. L.,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42} 《腾讯十年》创作组(编):《腾讯十年》。 {43}参见曹筠武、张春蔚、王轶庶:《系统》。 {44}参见吴晏:《免费网游商业模式及未来趋势分析:以巨人网络公司为例》。 {45}Kücklich, J.,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46}同上。 {47}Wortham, J., “The iPhone gold rush”. {48}Qiu, J. L.,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49}参见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Castells, M., The power of identity; Castells, M., The end of millennium;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 / 认同的力量 / 千年终结》。 {50}参见Negri, A., and Hardt, M., Empire; Hardt, M., and Negri, A., Multitude。 {51}葛兰西:《现代君主论》,第91页。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