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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集体化时代塑造乡村干部群体的运作机制

——以山西长治张庄为考察中心

邓宏琴

【内容提要】 如果说“诉苦”可以塑造农民的国家观念,“情感”能够激发农民参与革命的激情,那么“反省”就是确立农村干部的村庄管理主体意识,并改造干部的小农思想和行为,树立忠诚于国家的观念和服务大众思想的一种重要机制。通过反省机制的运作,干部明确自身的优缺点,并对缺点和错误进行解剖,通过追根溯源,将个人行为与国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一方面通过自我表述与相互批评,确定什么是受到国家鼓励和群众认可的行为,什么是错的和违背国家政策与村庄利益的行为及其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通过“坦白”,接受国家和群众的监督,得到既符合国家的行政要求又能代表普通群众利益的改造,并将国家意志与农民利益进行归并统一,促成国家与村庄的有机融合,化解对抗与矛盾。

一、引言

  郭于华、孙立平的“诉苦”模式从普通农民的视角来揭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过程。作者敏锐地看到诉苦不仅仅是一种划分阶级的过程和动员社会的方式,更是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的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并且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包括与国家的关系。不过,如果进一步深入,可以看到,将农民与国家连接起来、掌握诉苦手段和治理术的人是乡村干部。在这一层面上,国家对乡村干部的控制和改造似乎更为关键。裴宜理的情感模式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激发了全体民众(包括干部在内)的感情和参与国家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热情,并没有注意乡村干部在连接国家与农民之间的重要作用。黄道炫对共产党上层在土改运动中的干部整顿改造做出深入论述,但没有展现整改运动在乡村一级的实际运作过程,也未阐明整改给乡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带来的影响。①

  本文以韩丁的著作《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及其描述研究的对象——山西长治张庄的村庄档案为材料,从乡村干部的视角来审视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其对国家与农民融合而非对立关系的产生和改造乡村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作为国家管理乡村干部的一种重要机制,“反省”②在国家的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反省机制的运作,国家把作为半正式行政人员的乡村干部群体纳入到国家体系中,同时动员群众参与对干部的监督,从而加强对干部的改造和对乡村的控制治理。

二、反省机制:连接“集权”与“简约”

  国家对乡村基层组织的控制和治理是学界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学科的学者对此多有讨论。集体化时代的乡村治理既继承了以往的体制特征,又具有时代的色彩。

  马克斯·韦伯的“世袭主义的官僚制”和孔飞力的“官僚君主制”概念都注意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都侧重于对中央和县级以上(包括县级)各级行政机构的探讨,但他们着重于探讨政治体制的内部状况。③迈克尔·曼恩进一步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抽绎出国家权力的两种类型——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前者是指具有自主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后者是国家向社会渗透的实际能力,可以反映国家权力深入社会的程度。{4}如果以现代史的学术术语来看,可以将其理解为控制与动员的区别,国家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能力,基础设施权力则可以理解为国家自下而上的动员能力。后者的关键在于乡村一级,即国家对普通大众的动员能力及其积极主动的参与,如集体化时期的党和国家中央集权强大,基础性权力也同样强大;日伪时期的伪政府可以依赖刺刀牢牢地控制约束民众,却不能够对其实施有效动员,所以伪政权的专制权力强大,但基础性权力却非常弱小。

  这实际涉及到权力的实践问题。国家能否真正地深入社会,能否有效地控制社会,关键在于权力运作过程中的效能,这在国家对乡村一级的治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那么,国家在村庄一级的权利是如何实践的,其行政运作的具体实态如何,又有何特点?关于此,黄宗智和李怀印都有推陈出新的研究成果。李怀印通过对乡村治理实践的研究,认为传统的儒家治理理念——“无为而治”、“不扰民”,在晚清和民国早期的基层行政实践上得到贯彻,这种出自国家主观愿望的设计而远非无力渗透的半正式地方制度与中央集权长期共存。⑤黄宗智将这种地方和乡村治理的特点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国家在地方一级运用不领国家薪金的非正式行政人员实现对村庄的治理即实行“简约”,目的不只是不扰民,还在于避免过多的中间层造成地方官员与皇帝之间的隔膜,威胁到中央集权及皇帝个人的权威。所以民国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对社会的行政治理主要依赖科层化的官员和机构组织,民国时期在县级政府之下设置“区”一级行政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具有人民公社一级更为复杂的机构设置。这样的官僚化之路同时还保留着简约化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村政府一级,如改革之前村干部没有正式工资,非国家干部,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村庄本身。黄宗智认为虽然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和过去的简约治理有很大不同,但这些不同不能取消二者在治理方式上所有的共性,即在正式行政机构上倾向于简约。⑥

  虽然黄宗智的问题意识并不在于对集体化时代乡村治理的探讨,但这里还是引发出一个问题——集体化时代乡村治理的实质。需要注意的是,同样是“集权的简约治理”,晚清民国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治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在两个时期强弱不同,前者弱小,后者强大。集体化时期的国家何以在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保持简约的同时又能够保持高度的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除了党组织对乡村干部的控制之外,显然还有更为复杂的一套运作机制。那么它又是如何进行行政实践的,进一步而言,这种简约化的治理如何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实现对接,体现国家的意志和民主建政的愿望,又与普通群众产生怎样的关系,如何影响干部在村庄的公共管理行为,进而对村庄的日常生活发生影响。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制度史的考察,多从中央高层对于干部问题的不同认识及国家对干部的管理政策进行整体宏观的勾勒,少有从村庄一级的行政运作机制来论述乡村治理的实态。

  本文以村庄行政实践为研究层面,认为反省机制是连接集权与简约这对矛盾体的重要机制,它使集体化时期的政治体制既能加强国家集权,又能在维持简约的同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渗透。乡村干部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集权简约的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对干部的监督管理与改造。通过反省机制,有利于使乡村干部保持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成为国家在村庄的代理人,同时在国家与农民之间起到良好的桥梁作用,使其既能贯彻国家的行政要求,又不违背村庄利益。反省机制是形塑乡村干部的重要方式和渠道,同时也为国家与农民提供一个相互之间深入与协作的公共空间以及解决矛盾与冲突的对话机制。

三、“错误”的政治化:从日常“错误”到政治错误

  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土”、“不流动”、“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的特征概括一语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本质特性。生活在情理社会中,农民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固定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但这些与集体化时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建构存在矛盾,被认为是不符合国家的行政要求而犯了错误。

  1945年驻扎在张庄炮楼里的潞城县伪警备队第四中队投降后,张庄的农民斗地主、分土地、互助生产,处于分享斗争果实的喜悦中。与此同时,村庄干部的命令主义和霸道作风开始出现并迅速滋长。正如韩丁所言:“在革命队伍内部纪律松懈和对群众强迫命令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报复主义、宗派主义、徇私枉法,以及享乐主义所产生的小偷小摸、逃避公役,乱搞男女关系,甚至持枪强奸妇女。”⑦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这些村痞、恶霸式的作风和坏干部形象在韩丁笔下的民兵王满喜、申玉兴和民兵队长李洪恩、农会主席王雨来等人身上,都有生动的表现。尽管这些人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乱纪,比如王满喜闯入斗争对象的家中,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他从李保金家拿麻种,在寡妇菜园里任意揪葱拔蒜,从伪头目家抱走熟西瓜,并因伪头目的反抗把他关了一夜班房,还强奸、轮奸地主闺女和儿媳,把不愿意运送粮食的贫农老存和占了大车店炕上最后一个空位的老实贫农打了一顿。他拒绝为军属出义务工,但却不允许别人偷懒,并把偷懒的人带到村公所里进行审讯、殴打。但是,跳离《翻身》文本的价值预设和韩丁对村庄少数干部的革命文学式的人物描写,将这些行为放置在村庄的地域情境中,却似乎并没有如此强烈的反差。除了明目张胆地抢劫、强奸事件的恶劣性质和偷盗的伦理谴责外,拉帮结派、实施报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以及乱搞男女关系对于村民而言,即使不是司空见惯也并非稀奇。正由于此,村长师福元和支书张天明在支委会上批评李洪恩的流氓行为,李洪恩本人也在公开的会议上对此做了检讨并发誓改邪归正,但是没有几天李洪恩就又恢复了原貌,李甚至还骂支书张天明多管闲事,至于两性关系则根本就不能说成是什么大问题,况且张、师二人自己也不干净。⑧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档案看到,张庄干部们的上述“错误”仍比较普遍,只不过各人的程度不同,涉及粮食和现金的多少有差异。干部的好占便宜、小偷小摸、做买卖和举行婚丧礼中的显摆、要面子等被国家归类为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白吃白拿、投机倒把、瞒产私分和铺张浪费。这些与张庄干部在土改时的行为相比更为隐蔽,也是村庄里公开的秘密。副大队长赵贵才承认自己对小家庭生活考虑得太多,经常以多记工分来补足自己的生活,最后发展到严重的私拿行为。他拿过公共的洋钩1个,洋条绳1条,大队油3斤,布票6尺,肉1斤,五队红薯150斤,三队红薯30斤,油1斤,瓜、豆角、白菜合50斤。⑨赵贵才将“偷”称为“拿”,在其他地方如山西太谷的村民则将“偷”形象地称为“抓握”。⑩小队保管郭胜保也承认自己的偷盗行为可以说是一贯的,也是屡教不改的,曾在铁路上偷过檩3个,板子9块,夏季在富村道看本队小麦时又偷盗小麦5把,还在九月的某个夜里偷本小队毛茭36穗,又将别人的自留地豆子割去。{11}看到别的干部占了便宜,一开始还看不惯的李春贵也慢慢转变了思想,开始多吃多占。{12}

  张庄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张庄所在区的其他村庄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晋中双口村的干部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双口村的干部除了占便宜外,还调用下属当个人劳力,从生产队拿或者多分粮食、蔬菜、布票、食油、现金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日用品,白用白拿集体的各种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具,私自提高自己的工分等级,增加自己的劳动工分,并因此而形成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共同体。{13}可见,在集体化时代,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并不仅仅只是乡村干部本身的问题和个人行为,也不简单是一种道德败坏的恶劣行为,在村民看来更成为一种必须的生存选择。{14}除了村庄管理体制和监督体制不健全为干部的以权谋私留下空隙外,它也被乡村社会的文化和农民习性所支配,是由小农意识和生存理性所引发的谋利行为。

  同时,乡村干部也无法摆脱村庄的人情网络,虽然这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郭真宽在返乡之初曾决心要在农业战线上鼓起干劲来,大干一场,并在劳动等方面都走在人前,领导大家干。逐渐地,村民有人结婚、举行葬礼、修房盖屋等都要请干部吃上一顿,虽然自己很不想去,但其他干部都去,如果自己一个人不去怕人家说闲话,慢慢地也就跟随大家的做法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再考虑对错和带来的后果,对人的看法也变了,谁对自己有好处,谁就好,就欢迎谁。{15}公平公正的公共关系原则常常被互惠互利的私人交往原则所缠绕和取代。至于亲缘关系更是无法隔断,于是干部在工作中庇护亲戚谋利的现象自然也无法避免。支书陆晋中利用职权让自己的弟弟当上了电工,并将身为坏分子的姨夫迁到张庄,隐瞒了其犯过法的历史,还让其担任副业队采购的重职。{16}

  村民的分散性与从众意识是村庄实现制度化公共管理的重要障碍。制度化的公共管理与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归属和劳动组织形式是相应的,却与农民长期以来的个体经济和自由劳动方式相矛盾。李春贵在刚刚回到村庄时工作积极主动,但慢慢感到农村组织松散,怕别人说自己是假积极,于是便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17}许多干部在开始时还有较大的热情和干劲,但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后就渐渐地不敢再大胆管理社员,做(农)活不检查质量,并且认为当干部惹人,做了工作还会被社员骂,这何苦呢?保本就行了,管教别人干什么。当干部没好下场,当个普通社员则没人骂。{18}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文化的变革滞后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不仅普通农民还并不习惯于村干部的组织和调配,而且村干部自身的公共管理思维和方式与科层化政治体制的要求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集体化时代的华北农村干部是生长于本乡本土的普通劳苦大众,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人情往来、伦理道德观念、小农经济理性、个人主义和分散性等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深深扎根于乡村土壤中,形成乡村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村落文化。但是,革命到来后,这些乡村传统与国家意识形态不相符合,而且无法适应村庄公共管理工作的需要,于是国家通过阶级话语的设置和反省机制的运作,将在村民看来并无对错之分的思想和行为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将其定性为政治性的错误和缺点,借以实现对村庄干部的监督改造和对乡村的治理。

  国家在政治上将农民划分为高低不同的社会等级,将农民区分社会地位高低和亲疏远近不同的贫富、声望、人情、道德、血缘姻亲关系等标准置换为阶级的标准。成分高的地主和富农以及威胁到国家意识形态和违反国家政策的反革命、右派和坏分子成为被专政的对象,干部与这些四类分子之间的交往被定性为阶级路线不清、阶级立场不稳定,是党性不强、坚持原则性不强、对敌人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拉拢下水的进攻没有察觉而认敌为友的行为。与四类分子一团和气,对他们管理不严及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都是具体体现。王文则就检讨自己有和平麻痹思想,认为四类分子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没有认清他们是阶级敌人,所以对他们管理不严格。他曾收过富农鱼河只的两包饼干,反革命分子申宝银还给他从六队借粮,结果鱼河只经常打人骂人,身为治保主任的王也没有对其严肃处理,抓住申宝财在菜地偷吃红薯、玉米,不但不制止,还跟着一块吃了六七次。1962年坏分子周道昶大偷木料,也未交给群众大会处理,而贫农任四元偷了玉米却组织大会斗争,罚粮七八十斤,{19}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观点不清,对贫下中农采取打击的手段和怀疑的态度,依靠贫下中农不够,看不起自己的阶级兄弟。即使是与四类分子有亲缘关系,也应划清界限、拒绝往来。给地主家当过养子的李三元为此就检讨自己养在地主家庭里,和地主家庭走得很近,没有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给地主送信,是为地主办事,是地主的狗腿。{20}

  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存在,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剥削道路。杨龙亮在检查书中写道:“自己不但有多吃多占现象,而且进一步进行贪污,这都是资产阶级不劳而获的思想,由于自己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追求富裕和享乐思想就越来越严重了,工作肤浅不深入,革命意志一天天衰退下来,不是革命的促进派,而成了群众的尾巴,甚至在某些地方和群众对立起了,走进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大门,甚至腐化变质。”{21}这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话语影响下的结果。贪污盗窃、多吃多占、铺张浪费、庇护亲属朋友得利甚至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发家致富、只算计工分的思想都会被认为是私字当头,挖社会主义的墙角,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给群众当老爷,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无论是否是正当利益,只要是为个人谋利,就是罪恶的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都需要做出检讨。郭真宽和高银龙评价王长平工分大就干,工分小就算,本人和妻子光做高分活,不做低分活,一身资产阶级思想,党性不强,堕落腐化现象十分严重。{22}不过,批评别人的高银龙也受到李三元的揭发,犯错误的性质却是相同的:“你把自己的粪全部上到自留地,每天拾粪都上在自留地,一贯自私本位十分严重。还亲自跟我说,在农村当党员没有什么前途,你变成(了)叛徒。”{23}维护小私小利的行为被扣上了堕落腐化、叛徒的政治帽子。

  不积极参加农业劳动而去倒买倒卖,不重视农业而重视副业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支书陆晋中就检讨自己在工作中掌握经营方向上有资本主义倾向,重副轻农,认为多打粮食国家收,副业挣钱自己花,在副业上物质挂帅,(实行)钱粮高补助,激发工人干劲,给副业人员杀猪屠羊。社会主义方向不坚定,(在)生产中以物质利益挂帅,认为物质刺激来得快,下一头小牲口奖励50 ~ 100元,也有抓工分思想。{24}这样的错误被归因为学习毛著抓得不紧,思想工作抓得不够,没有及时突出政治,没有坚持政治挂帅。

  干部在工作中的各种作风都被认为是“主义”的产物,其中一些是没有实际错误行为的“错误”。陆晋中检讨自己对党员教育不够,对干部不管,对团支部工作不闻不问,对青年进步也不够支持,对文娱活动也不太支持,对治安工作也抓得不紧。上级任务布置一下就完了,不上党课,开展不了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管、不教育,不过问。各种会议没有坚持下来,开会少。陆将此认为是对党员采取官僚主义,对个人采取自由主义的结果。{25}除此而外,工作中怕惹人是好人主义的体现,不同群众商量是命令主义;与同志不团结是个人主义和凸显个人的英雄主义;对工作布置多检查少、工作没有中心、没有全局观点是事务主义;不给同志提意见是保本主义;对工作保持中游、不争上游是右倾保守主义;包办代管别人工作是主观主义;保护争取所在小队利益是本位主义。这些“主义”的本质都被归结为资本主义思想的体现,都是受批判和揭发的思想与行为。其他诸如怕投资,没有长远打算的短眼光,不能对工作保持长期热情、灰心丧气没信心,革命到半路就不革命的半截子革命也同样被归结为资本主义思想。郭真宽就批评王增卿道:“增卿是个妇女主任,可是开会从不对妇女讲话,害羞,这是革命,不能害羞,不能有依靠思想,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26}

  总之,一切积极的、正面的思想行为都是社会主义的,一切消极的负面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害羞就是资本主义,敢想敢干就是社会主义。在国家阶级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村庄实际运行和日常生活中干部的单纯思想意识和行为被归结为路线问题、性质问题、走哪条道路的意识形态问题,尤其在四清运动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错误”被彻底政治化。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干部,实际上并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是什么,他们将一切违反国家政策的行为都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将忠诚执行国家政策的行为都看作是共产主义的风格和坚持社会主义路线。那么,乡村干部的“错误”是如何实现政治化,国家意志和符合意识形态的村庄公共管理要求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到乡村干部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对村庄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四、反省改造:批评与自我批评 

  整党、整风、整社运动是将乡村干部的日常错误转化为政治性错误的重要方式,也是反省机制的重要实践过程。如果从乡村干部的视角出发,他们参与“三整”的过程就是自我解剖,揭发他人,并受到他人包括干部和群众(代表)在内的检举、揭发、批判和上级鉴定,以及写检查、下决心、制定工作计划的思想斗争和行为实践过程。过关会、揭盖子会议、与群众见面会、积极分子座谈会、洗澡会、整党会议、支部鉴定会、学习班等都是反省机制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1948年第一次过关会以来,张庄的党员和干部经历了数次的自我解剖坦白与揭发他人的思想体验,主要有1961年整风整社、1962年支部鉴定会议、1965年四清会议、1966年整党会议、1971年整社运动、1977年整党会议等。韩丁在《翻身》中细致描写了土改复查运动中的两次过关会。在土改工作队的介入下,贫农团小组按东片、北片和西南片选出了各自的七名代表,中农也选出了他们的代表参加会议,干部们就阶级成分、入党动机、工作作风、阶级路线、如何改正错误等进行自我检查,随后群众代表发表意见进行质疑并与干部个人进行辩论,工作队干部时刻注意把握辩论的方向。1948年的过关会与以后历次类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过程大致相同,每次都有工作队(主要为土改工作队、四清工作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进驻,群众代表的选举方法也基本无变化。在1966年5月的张庄整党会议中,个人“自我检查”与别人“帮助检查”(实质是在肯定优点的同时更多地进行揭发)是会议的主要议程,工作队员最后对检查人错误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个人的优点、缺点都做出评价,检查人对别人的批评和评价做出表态。这是一种自我解剖与接受检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机制,也形成了个人无法逃离的公共监督空间。个人检查与决心书有时虽是私人空间中的活动,但也无不受到国家政治压力的影响。

  干部对于自我解剖与别人的揭发顾虑重重,“有错误的谈出来怕受处分,怕下了台丢人败兴。”{27}批评与自我批评给干部带来的思想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当支书裴兴发得知被撤了职的农会主席郭真宽要跳井时,他没有打算阻止他,而是回家看了看自家的那口井。有的人甚至为此而后悔入党、当干部。申天喜就说如果自己没有参加党,就已经是贫农团成员了,而且是基本团员。{28}高银龙也不想参加会议,并下决心要脱离党,认为顶多是被开除党籍,自己也不犯法。{29}群众对检举揭发同样顾虑重重,有的怕伤了感情、有的怕提出来干部不接受、有的怕提错了上辩论会、有的怕提出来不解决问题。{30}所以工作队宣讲国家政策、做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成为反省机制的第一步。

  派驻到村庄的工作队接受过相关的培训,他们成为宣扬国家意识形态、树立国家在村庄的权威形象的代言人。通过工作队的宣讲和村干部对国家政策、文件的学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洗手、洗澡、下楼、过关等阶级话语和国家意志在村庄得到灌输。工作队向干部讲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国家的政策,国家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而非一棍子打死,并允诺只要干部能检查认识改正错误,就依然能够成为受到党信任的干部。{31}这样不仅树立了党救人一命的恩人形象,也减轻了干部的心理负担,并使干部将接受党的考验、改造自我、获得重生作为自我解剖的目标。同时,干部在“引火烧身”后,也对群众做出绝不报复的承诺,从而发动群众对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的政治参与。当支部书记陆晋中、主任裴兴发检查了各自的工作作风,并向群众提出保证不打击报复、保证及时改正错误、保证不当改良主义的承诺后,鸣放出各类意见198条。在这次整风整社中,干部被开除党籍的1人,书面检查的2人,严重批评的4人;共退赔现款1977.10元,房屋价款445.40元,还退给社员镰刀47把、缸28口、房27间;同时通过整风也建立了财务制度、劳动制度、食堂制度、队务制度,安全卫生制度等,对群众关心的粮食问题也进行了清理,并使群众认识到国家的困难。{32}由此,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得到了表述,并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国家意志也得到灌输,教育了群众。尽管一些意见并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但这样的机制有利于使隐而不显的对村庄干部作风的私下舆论成为公开的评论,并确定其错误的性质,从而对干部的行为形成约束。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场面是异常激烈的。当干部个人进行了自我批评后,往往会得到这样的评论:检查不够老实、不深不透;对错误认识不够、根源挖得不深;狡猾得狠、态度不端正、想蒙混过关。1966年5月的整党会议上,李来祥说:“我感到我不够党员标准,当了干部,不想劳动,多吃多占,问题很严重,请大家给我提一提。”李刚说完,王长平就立刻批评他检查太简单,浮皮潦草三言五句就完了。李洪恩、郭真宽、郭胜保等人紧接着将一颗颗“炸弹”扔向李来祥,李连忙解释道:“同志们提的意见,很宝贵,有些(我)说得简单了,没有动脑筋。”{33}王长平解剖自己入了党已经五六年了,由于没有起到党员的作用,造成四队减产欠收,社员们骂,个人灰心丧气没信心,革命到半路就不革命了,并且认为自己入党好几年没有转正,感到没希望了。大家对王的这种自我检讨和灰心丧气大为不满,李洪恩向他提出质问:“你的入党动机不纯,入党是为了当官做老爷,别人能转正,你为什么不能?党的大门是敞开的,主要决定于自己,绝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入党。”黄丑则也批评他:“一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有利就干,没利就散,奋斗是为了个人,做的事情就是和党对立,阶级觉悟没有提高,干工作讲价钱。当干部为了自己发财致富,不为集体着想。”裴兴发说:“你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今天这个党要不要在你自己,为什么自己不能转正呢,埋怨大家(和党)组织有什么理由。”胡雪珍同样质问他:“没有给你转正你是灰心哩,你不看看你做(的)事是什么事情?”{34}在过关会上,个人任何的行为和消极思想都会遭到质疑和痛斥,触及灵魂而非走过场的批判大会无疑会对干部们形成巨大的思想冲击。无论检查者本人做出如何全面的检查,总有遗漏之处,于是总会被批评为检查不够,接着揭发出许多检查者没有说出来的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及舆论空间的设置,国家意志及其对干部的行政要求得到强化。

  反省既有干部针对自身错误和缺点的反省,也包含有对自我优点的肯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只是限于干部对错误的自我解剖和他人的批判。1966年的整党会议上,陆晋中在对自己的缺点进行了解剖后,各个党员及群众小组代表对陆的工作作风与个人作风提出了看法,张诚利说陆对上级的指示执行好,工作积极、热情、负责,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家里一些事不过问,没有私心,立场坚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没有书记架子,能和社员打成一片,但是有事务主义现象,工作没有中心,有些本位主义,没有全局观点,对支部工作抓得不紧。其他党员和群众代表也发表了对陆的看法和评价,结果陆晋中被认为是一个有缺点的好干部。{35}除了陆晋中外,其他每一位干部都得到了肯定的评价,当然也有对其错误的诸多批评。吃苦耐劳、敢说敢干、责任心强、斗争性强、老实忠厚、对党忠心耿耿、没有架子、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能打破情面、关心群众、维护集体经济、勤俭持家、家庭关系处理好、能想办法出主意、能如实反映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好干部的作为。无论是公共管理还是个人的私人生活,都成了评价的对象和评定个人的标准。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重新认识,并从工作队队员、群众和其他党员干部的积极评价中建立自信,也能相对愉快地接受缺点和树立改正错误的信心。

  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总结评定结束后,个人需要对最终评价做出回应。王长平就在整党会议上说:“大家有决心把我改造过来,大家帮助我,我感到(是)很对的,大家希望我回到正路上,今后在队里,(我)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要出主意想办法,干活要挑重活干,大家今后要看我的表现,必须要(把)家里教育好,使我的十分力量来加强教育工作。”{36}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大多数人都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党挽救的恩情,并痛下决心彻底悔过。由于“小组能对其成员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当某个人被全体成员认为是有病的时候,这些人只能证明他们已完全接受大家的观点和规范,才能够恢复自己的自尊并为小组重新接纳”。{37}这里,大家的观点和规范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和群众监督中所形成的干部群体一致接受或被迫接受的原则和标准,所以“反省”不仅仅限制在纠正错误,更重要的是实现使干部符合国家要求和村庄利益的政治建构。

  除了召开会议的形式之外,干部写检查书、决心书和制定工作计划,以及上级对党员干部的鉴定书,都是国家加强控制和干部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只不过缺少了问答机制,不再处于在公共场合自我表述并接受他人批评的直面冲突中,但同样有利于干部的自我教育和改造。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通过反省机制,干部得到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和忠诚要求的政治建构,并且通过国家对“政治安全感”的设置,明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好干部与坏干部的界限,有利于促使干部自身积极加入村庄的公共管理和加强自我改造,并将做服务于革命的一份子、忠诚于党的一份子、服务于大众的一份子作为自身的目标预设,也使制度化的公共管理在村庄逐步得到建立和完善。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集体化时代以党的指示为行为准则,一心为公、全心维护集体利益、兼顾甚至放弃个人利益的那些红色干部的涌现。

五、结语

  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自近代以来逐渐被打破,尤其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政权组织、劳动模式、经济产权、日常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干部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出现,成为治理村庄、连接国家与乡村普通民众之间的重要渠道。对这一群体和乡村政权组织的管理等就成为控制和动员乡村社会的重要一环,“反省”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诉苦”可以塑造农民的国家观念,“情感”能够激发农民参与革命的激情,两者都是针对普通大众的一种动员机制。相对而言,“反省”更主要的是针对乡村干部群体参与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动员机制,它相对于动员农民而言更具意义。

  “反省”具有权力实践的功能,它强化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村庄的渗透影响,是国家权力的延伸与深化,从而建立起国家权威和慈祥爸爸的恩人形象;“反省”也使普通民众获取了更多的微观权力,这两种权力共同对干部群体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同时干部群体内部的微观权力也在增长,有利于村庄领导的内部形成自我约束。干部在反省机制中作为中介,将农民与国家联系起来,将国家意识建构与村庄利益联系起来。国家在对农村抽取资源、加强对农民的谋生手段和日常思想言论控制的同时,对于乡村的秩序稳定不无担心,反省机制为化解村庄矛盾、干群矛盾和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积极有效地整合国家与村庄的利益。由于国家对乡村的深度控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对抗,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只是土地革命中翻身得解放的英雄史诗般的一致性,也是在社会建设历史过程中的一致性。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革命的话语中,大众式参与政治建构、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被称为群众路线,这成为集体化时期国家集权的简约治理的一个主要特征。集权的简约治理实际在集体化时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完全不同于晚清民国时期的简约治理,所以国家能够在保持简约的同时又能加强对基层的行政控制。反省机制的运作实际形成了由上层控制、下层监督和干部群体自我监督三方面共同构成的政治民主监督体制,这样一种民众政治的氛围和空间不只停留在土改时期,而是延续至集体化时代,政治民主在集体化时期并不是超现实的革命虚构。反省体制是集体化时代中国共产党控制和治理、改造乡村社会的重要微观实践机制,在政治现代化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政治文化运动”的遗产对于今日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的田野调查及写作获“2009年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重点项目(编号:20093001)”资助。


【注释】

①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寇南等译,载《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黄道炫:《洗脸——1946-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说文》:“省,视也。”引申意为检查、审查,也含有明白、醒悟之意。乡村干部的反省,是来自上层的审查检阅、下层群众舆论监督和发自内心的自我解剖所产生的压力和动力的结果。 ③马克斯·韦伯认为的“世袭主义的官僚制”,是以家长和仆人关系构建起来的私人化世袭主义君主制度和以专门化、职业化为特征的理性科层制(官僚制)的矛盾体,但绝非统一体,两者之间始终排斥对立,后者最终会代替前者。孔飞力则指出两者之间其实是可以共容共生的,因为皇帝既要保持他至高无上的权威,又要依靠系统化的官僚体制,并且避免皇权受到官僚制的约束。他将此政治体制称为“官僚君主制”。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8 ~ 323页;[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7、280、287页。 ④参见黄宗智、李怀印的论述。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10页。 ⑤李怀印:《中国乡村治理之传统形式:河北省获鹿县之实例》,载《中国乡村研究》2003年第1辑。 ⑥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⑦[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 ⑧[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256、261页。 ⑨参见《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2-1,复件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下同。 ⑩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11}参见《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2-2。 {12}参见《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2-13。 {13}马维强:《双口村:集体化时代的身份、地位与乡村日常生活》,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7月,第104 ~ 105页。 {14}詹姆斯·斯科特认为乡下的偷窃行为铭刻在村庄的社会结构中,不仅仅是村民的生存选择,而且还是其自然权利的实现。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还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 ~ 323页。 {15}参见《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2-1。 {16}参见《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3-1。 {17}参见 《张庄村档案》,编号ZZ-26-2-2。 {18}参见《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2-21、ZZ-30-1-6、ZZ-30-1-6。 {19}参见 《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2-8。 {20}参见 《张庄村档案》,编号ZZ-26-2-5。 {21} 《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1-5。 {22}参见《张庄村档案》,编号ZZ-26-2-5。 {23} 《张庄村档案》,编号ZZ-26-2-5。 {24}参见 《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3-1。 {25}参见《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3-1。 {26} 《张庄村档案》,编号ZZ-30-1-3。 {27} 《张庄村档案》,编号ZZ-6-28-2。 {28}[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374页。 {29}参见 《张庄村档案》,编号ZZ-26-2-4。 {30}参见 《张庄村档案》,编号ZZ-6-28-2。 {31}参见《张庄村档案》,编号ZZ-6-28-2。 {32}参见 《张庄村档案》,编号ZZ-6-28-2。 {33} 《张庄村档案》,编号ZZ-26-2-4。 {34} 《张庄村档案》,编号ZZ-26-2-4。 {35}参见 《张庄村档案》,编号ZZ-26-2-1。 {36} 《张庄村档案》,编号ZZ-26-2-5。 {37}[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