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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变迁下的环境与文化

——以乌伦古河富蕴段牧民定居为例

陈祥军

【内容提要】 自公社化后,伴随农业开发及游牧生计的转变,乌伦古河河谷内人口、耕地及牲畜数量激增,流域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牧民定居政策,促使牧民由游牧改为定居。定居意味着从事农业,进而越来越多的牧民变为农民。本文通过对乌伦古河流域的实地考察发现,乌伦古河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牧民定居政策有着直接联系。牧民定居政策促使传统游牧生计方式彻底发生改变,打破了原有的生计与生态的平衡关系,进而破坏了对牧民与自然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的游牧文化的功能。

  游牧民的定居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也是政府决策者与研究者不断争论的话题。新疆游牧民定居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由于其后经历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而进展缓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游牧民定居才被作为一项“政策”开始实施。本文通过对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河①流域牧民定居点的考察,重点选取该流域中游的富蕴县河段(简称“富蕴段”)进行深入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以乌伦古河为事件发生的背景,探讨游牧生计变迁之后,对生态环境及游牧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研究区域背景

  (一)自然生态

  乌伦古河处于阿尔泰山以南、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北,是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最大的内陆河流,流经阿勒泰地区的青河、富蕴、福海三县,全长573公里。流域内生物物种丰富,号称我国柳树的天然基因库。乌伦古河远离海洋,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受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影响,冬冷夏热、气候干燥。 

  乌伦古河富蕴段全长约210公里,流域内有5处峡谷,将河谷分成6个河段,每个河段之间形成6个大小不等的河谷盆地。由于人民公社以来的农业开发,如今河谷内只留下稀疏的河谷林,草场与湿地已消失殆尽。很多以湿地为栖息地的鸟类也销声匿迹。沿河两岸低山带号称“沙漠卫生”的梭梭林已经消失,河谷出现了明显的沙化迹象。各种野生动物数量锐减,沿岸农牧民很难再看见河狸、狼、狐狸、野驴、鹅喉羚等野生动物的踪迹。

  (二)社会生活

  乌伦古河历史上一直是哈萨克牧民春秋转场的必经之地,以及部分牧民的冬牧场。河谷内原有的湿地、河滩草甸及灌木林是牧民传统的夏季打草基地。新中国成立前,乌伦古河既没有定居人口也没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当地牧民在氏族部落的传统放牧区域内游牧。自上世纪60年代初,很多氏族部落的头目及富有的牧主们,被下放到乌伦古河河谷地带开垦农田,进行劳动改造。他们是最早的哈萨克农业生产队的成员,而牧业生产队是后来实施牧民定居政策才逐渐形成的。

  富蕴段现驻有六乡一镇的农牧业居民点,其中牧业村(牧民定居点)达17个。2006年,富蕴段流域内总人口接近3万人,其中哈萨克人占95%,农作物耕地面积约10万亩,牧民牲畜年末存栏数达50万头/只。河谷内农户之间居住比较集中,定居点牧户居住非常分散,即使同一个村子常常也是绵延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如位于富蕴段吐尔洪乡牧业5队,居民点的第一户与最后一户之间的距离约10公里。②

  流域内的农业生产队除了种植玉米、小麦、葵花、瓜果等农作物外,还兼养一些牲畜。其牲畜夏季让牧民代牧,按牲畜头数付钱,冬季留在河谷居住点内圈养。流域内的17个牧业村中,大部分牧民在河谷有固定的房屋,只有少部分牧民全年仍旧带着毡房游牧。即使有固定房屋的牧民,全年定居的仍然很少。大多数牧民只在冬季住在定居点,其他季节还是逐水草而居。牧民的牲畜除部分冬季半舍饲外,其他季节均为纯游牧。留在定居点的一般是一些体质较弱的牲畜。当地牧民有春夏秋冬四季牧场,习惯放牧路线东西宽约180公里,南北长约413公里。③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一段流域为背景,从促使流域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游牧民定居作为切入点展开对主题的分析。此研究调查时间的跨度从2006年一直持续到2009年,在此期间对乌伦古河上、中游进行了实地考察,重点对富蕴段农牧民进行入户访谈。调查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第一,在县级相关部门通过访谈及参加会议搜集资料,先后调查了畜牧局、农业局、水利局、统计局等政府部门;第二,访谈乡、镇级主管农牧业的领导;第三,对河谷17个牧民定居点进行重点调查,对160户牧民进行了入户访谈;第四,选取重点对象,以封闭型问题的方式,对退休的乡、村干部、宗教人士以及有威望的老人进行深度访谈。同时,直接参与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从而获得比较客观的资料。

二、游牧与定居

  定居与移动、农耕与游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这是游牧民定居背后主要存在的三种对立关系。牧民定居的过程首先是与牧民发展农业的过程密切联系。要牧民发展农业,就必须停止“逐水草”式的移动。因为,从耕地、播种到收获,经历春、夏、秋三个季节,要想种好庄稼就必须定居。因此,要发展农业就要放弃游牧,农业发展要求牧民必须停止移动,常年定居在一个地方,这两对矛盾背后的实质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矛盾。

  (一)历史回顾

  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新疆,国民党盛世才统治时期就开始实施由政府倡导、动员、规划、资助的牧转农户,建立定居点的尝试。当时,政府把那些牲畜很少或无牲畜的贫困牧民转为常年定居从事农业的农民。牧主、部落头目及牲畜较多的牧户,一般冬季集中在定居的村庄或镇里的土房里过冬、照顾孩子上学、兼办公事等,牲畜由部分人家(牧工们)在山区冬牧场放牧。春夏秋三季又汇合过着游牧生活。但自始至终常年定居下来的是那些非农不足以为生的牧民。只要稍有能力的牧民就会购买牲畜或依附富有的牧户,继续从事游牧。④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开始对游牧民的定居模式进行探索与尝试。曾经在伊犁、阿勒泰和塔城等游牧区域进行尝试,几乎全部以失败而止。例如1952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单纯从牧业改革和便利行政管理出发,曾把一两百户牧民聚集在一处,出现了“童相斗,狗互咬,毡房如市”的热闹场景。一两万头牲畜拥挤在一起,吃草有了困难。⑤这是促使游牧民定居的第一次尝试。

  1953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中提出: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该定居政策的出发点是:“定居与游牧各有好处和缺点。定居对‘人旺’好,但因天然牧场、草场产量有一定限度,对牲畜发展不利。游牧能使牲畜经常吃到好草,对牲畜繁殖有好处,但全家老少一年四季随着牲畜搬家,对‘人旺’来说极为不利。而定居游牧,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则可以兼有两者的优点和克服两者的缺点。因此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一部分人(主要是青壮年)出去游牧,一部分人(包括老弱小孩)在定居地方建设家园,设卫生所、种植牧草、种菜、兴办学校等,并在自愿条件下,逐步将牧民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这将可以更好地达到改变牧业区人民的生活面貌和达到人畜两旺的目的”。⑥但该会议中提出的“人畜两旺”的“定居游牧”,在新疆是未能行通的。⑦最关键的原因是单家独户不足以完成原来由集体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游牧过程,也无法解决集中定居与分散游牧的矛盾。例如,富蕴县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牧民定居工程,直到1982年,全县定居的牧民不足20户。

  新疆大规模牧民定居工程是从1986年自治区召开的北疆牧区经济会议后开始以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大分散、小集中、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为指导思想,因地制宜,逐步开展的。在起步阶段(1986 ~ 1994年)按“十有”(水源、道路、住房、牲畜、棚圈、耕地、草场、学校、医院、文化与技术推广站)的目标定居、半定居牧户达到7万多户。⑧

  1996年5月,第一次新疆畜牧工作会议提出,“把实现牧民定居作为改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中心环节,逐步使草原畜牧业由传统的四季游牧方式向冷季舍饲、暖季放牧的生产方式转变,由粗放经营向半集约化经营转变。”

  2002年8月,第二次新疆畜牧业工作会议对牧民定居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进一步加大饲草料基地建设和牧民定居工作力度,促进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草原牧区要继续抓好牧民定居建设,全面提高定居水平,使定居户基本达到‘三通、四有、五配套’的标准。⑨要将饲草料基地建设和牧民定居工作相结合,从提高牧民的科学种植、养殖水平入手,引导部分牧民向家庭牧场方向发展,努力发展集约型的草原畜牧业。”

  2008年7月,第三次新疆畜牧业工作会议提出:“全力推进牧民定居建设。按照定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的要求,遵循‘定居先定畜、定畜先定草、定草先定地、定地先定水’的原则,坚持‘三通、四有、五配套’的标准。采取异地搬迁和农区、城镇、城郊插花安置等形式,把牧民定居工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建设现代农业有机结合起来。”⑩

  由此可见,政府对游牧民定居投入力度越来越大,政策实施标准越来越具体化。截止2007年底,富蕴县牧民总户数4485户,牧民总人数23038人,定居牧户只有966户、4830人,未定居牧户3519户、18208人{11},未定居人数占牧民总人数的79.03%。由于定居的各项标准条件没有及时到位,对于牧民来说,游牧仍然是最有保障和最安全的生计模式,因此,实际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牧户很少。即使定居,大都是半定居方式,只有极少部分牧民常年居住在定居点。

  (二)定居的两个向度:政府与牧民

  自新中国成立后对牧区原有生计方式的改革与探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明确提出牧民定居政策及标准的细则,作为制定者的政府和作为接受者的牧民对“定居”的理解一直存在明显差异的两个向度。支撑牧民定居政策实施的深层理念是进化论的思想:认为游牧代表着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必须以先进农耕方式来代替。

  1. 政府的向度

  政府对定居含义在不同时期的阐释,可以看出在实施牧民定居政策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探索过程。1953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提出在牧区要实现“人畜两旺”,可以看出政府更多的是考虑人和畜,而没有考虑游牧民所生存的干旱区草原是否能承载这种“人畜两旺”。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政府逐步完善和明细牧民定居的标准,其定居政策的理念是用“现代”取代“传统”、“科学技术”取代“传统知识”、“集约化生产”取代“靠天养畜”以及“科学管理”取代“乡规民约”等,总之,政府推行牧民定居是在一套现代化、科学化、技术化、集约化等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其最终目的是要改变传统的、落后的、没有效率的、靠天养畜的生计性游牧业。

  2. 牧民的向度

  在传统牧民社会,只有那些没有牲畜或找不到富裕牧户依附的贫困牧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定居。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定居的也是这些贫困牧户。传统哈萨克社会认为只有那些没有本事、没有能力的人才去种地。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30年间,牧区社会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此期间牧民定居政策并没有真正实施。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随着政府大规模实施牧民定居政策,牧民对定居的态度从观望、尝试、迷茫、被动接受到抗争,以至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在被调查的牧民中,大部分老人一是对定居后牧民的生活比较迷茫和堪忧(个案2),二是坚持认为游牧是哈萨克人最有保障的生计方式。还有一部分老人同意定居,前提是能给予更多的土地种植饲草料,但仍然希望至少保持冬夏两季草场之间的游牧,即决不能放弃移动(个案1)。老人们认为,如果让他们停止移动,身体首先就接受不了,定居会使他们的体质下降,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减弱。中青年的牧民大都想定居,当问到他们心中的定居条件时,大部分人的答案是已深入牧民心中的政府宣传下的“三通、四有、五配套”标准。但当问到他们是否想放弃游牧,绝大部分牧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个案3)。

  在访谈的160户牧民中,全部的牧民都认为完全定居是不可能的,在夏季,人和牲畜一定要去高山牧场。实质上,牧民认为的定居只是冬季不必去寒冷的准噶尔荒漠草原,定居点对人来说是有暖和的房子,对牲畜来说有暖圈、充足的饲草料以及用来种草的耕地。对于牧民来说,最难熬的是寒冷的冬季,只要冬季人和牲畜都能够安全度过,他们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世代就是游牧,羊群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生活是很辛苦的。如果政府能有一个好的政策,让我们定居、有耕地,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当然是好事。可是我们是以养畜为生,不养畜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生活。现在的年轻人也还是跟着羊群走,希望政府有政策让孩子们有就业渠道,孩子们想法多,没有钱去实现。孩子们希望不要落后于社会,能跟上社会的发展。(个案1:叶某,66岁,富蕴县吐尔洪乡牧民,2006年11月23日。)

  

  今年峡口那里定居的牧民,种的苜蓿地,没有足够的水,苜蓿都旱死了。定居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政府天天说要定居,又没有那么多的地,开垦出来的土地又没有水。新农村建设,只是把墙刷干净。很多房子都是土房子,维修一下就变成标准的防震房子。(个案2:胡某,64岁,富蕴县喀拉布勒根乡牧民,2006年11月26日。)

  

  我认为,现在并没有完全定居。夏天在外蒙边界放牧,冬天又在火烧山附近放牧。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定居。还听说政府要在2010年让牧民实现完全定局。但是,那么多的人定居以后去干什么,这么多人定居后该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来干什么?目前,我们还比较满意现在的游牧(半定居)生活,家里有20亩地,都种的是苜蓿。(个案3:巴某,31岁,初中文化,富蕴县吐尔洪乡牧民,2006年11月18日。)

  

  经过几十年牧民定居政策的实施,牧民最终发现只要圈里(家里)有牲畜,生活就有保障。当地最早定居的农业村哈萨克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牧民要差。农业区的农民如果只依靠农业,有些年份甚至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因此,不管政府怎样细化定居标准,牧民的抗争方式就是坚持不放弃祖祖辈辈的游牧传统,甚至农业生产队的哈萨克人在集体草场内,也会租用别人的草场从事冬夏两季放牧方式。因为,牧民看到定居了很多年的农民并没有从农业中富裕起来,农民仍然要依靠畜牧业生活才会过得好一些。因此,在定居点你会发现,有的牧民即使搬进政府投资修建的新房,但他们仍然爱住毡房,赶着牲畜逐水草而居。牧民们认为的定居,是建立一个为游牧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后勤供应基地,而不是停止移动像农民一样定居生活。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牧户完全居住在定居点。而且定居政策对游牧民还造成了其他影响:一是打破了游牧规律,使每年转场时在乌伦古河定居点停留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其次是造成家庭的分裂,一部分在牧场放牧,一部分人在定居点照看人工草场。

  总之,定居与农业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政府看来,定居就是为了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由游牧到农业,变牧民为农民;在牧民来看,定居只是居住环境的改善,在目前很多措施不能到位且定居成功个案很少的前提下,游牧仍然是不能放弃的生计方式。

三、游牧与生态

  从游牧到定居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迁。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必然要引起牧区社会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方式有相应的变化以适应定居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由于牧业生产对草原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很大,重新组合的社会生产必然对草原环境产生影响。{12}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游牧民的定居是否适合当地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发展?以下以乌伦古河生态环境的变化为背景分析传统游牧生计与游牧文化的关系。

  (一)传统游牧生计

  富蕴县由北向南(由高向低)地貌特点依次为山区、盆地、河谷、戈壁及沙漠,气候区依次为北部中高山气候区、低山丘陵气候区、平原气候区。这种多样化的垂直地形地貌及气候特征决定了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牧民根据自然环境特点,传统上有春夏秋冬四季草场。其放牧路线从靠近中蒙边境的阿尔泰山脉开始,南下穿过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到达准噶尔盆地,直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全年实际搬迁距离达上千公里。

  每年春天,按正常年景一般是3月20日左右,牧民驱赶着牲畜,驮着毡房及生活用品,离开准噶尔盆地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荒漠草原缓缓北移;4月初,陆续到达阿尔泰前山带的低山丘陵及两河间平原荒漠草原,这是每年牲畜接羔的地点。牧民在各自接羔点停留约1个月左右,等所有的羊羔生产完之后,开始向夏牧场移动;4月底至5月中旬,转场牧民从各自的接羔地点出发,部分牧民跨过乌伦古河到达阿克达拉(汉语称“阿魏戈壁”),部分牧民跨过额尔齐斯河到达阿尔泰山前山地带。

  5月底至6月初到达阿尔泰山中山牧场;6月20日左右到达水草丰盛的阿尔泰山高山夏牧场;入秋,高山牧场开始下雪,8月底或9月初牧民在中山牧场做短暂停留后开始南下;9月10日左右跨过额尔齐斯河,到达阿克达拉戈壁,即秋季草场,他们在此停留约1个多月,其停留时间的长短还要依据当年的降雪情况,如果降雪早就会提前跨过乌伦古河,正常年景一般是11月初跨过乌伦古河慢慢进入卡拉麦里荒漠草原;12月初进入各自的冬牧场,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中下旬。这是牧民每年转场的游牧路线。千百年来,诸多游牧族群年复一年有规律地在阿尔泰山与准噶尔盆地之间游移。

  牧民每年在四季牧场间移动的路线基本没有变化,这些牧道都是经过许多代游牧民的积累,才最终选定的最佳移动路线。在四季草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是每年都一样,要依据当年的气候及水草情况而定。大致停留的时间不会悬殊太大。

  (二)游牧变迁下的生态环境

  游牧民定居是改变游牧生计方式的主要因素。由于定居与农业的密切关系,农业的开发就意味着牧草面积和游牧空间的缩小,进而影响游牧民长距离大范围的移动方式。农业开发还离不开水土资源,在准噶尔盆地这样一个干旱区域,乌伦古河自然成为农业开发的首选地。因此,乌伦古河生态环境随着游牧民生计的改变而逐渐发生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乌伦古河生态环境非常好,河谷内森林茂密、灌木丛生,牲畜进去都不易找到。马苏提老人1963年跟随接受劳动改造的父母一起来到这里。当时一起来的约有20多户,都是牧主或宗教人士的子女。他们来这里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由于河谷内树木茂密,大家不得不住在河谷两岸的戈壁上。白天小孩都不敢进入河谷林深处砍柴。当地哈萨克人有一句俗语形象描述了当时乌伦古河的生态,汉语意为“林子密得连狗都钻不过去”。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那些接受劳动改造的部落头目、牧主、宗教人士及其子女们成为最早的定居牧民。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他们在河谷内筑坝、引水、大力开荒造田。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富蕴段靠引乌伦古河灌溉的耕地总面积约为28万余亩,其中农田7万余亩、苜蓿和人工草场5万亩、天然草场15万亩、林地1.6万亩。{13}在此期间,河谷逐渐成为富蕴县重要的农业基地之一。自从河谷中有了农业和定居人口,河谷生态环境开始发生急剧变化。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谷内的农牧业人口已达9000多人。定居农业人口的增加必然需求更多耕地,而新增耕地只能以牺牲河谷林及天然草场为代价。因此,农业的盲目开发致使河谷林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97万余亩,减少到1983年2.57万亩,减少了58%(见图1)。{14}富蕴县农业耕地面积的增加幅度也可印证乌伦古河生态环境变化的原因(见图2)。同时,定居人口对柴薪的需求使他们不得不砍伐河谷林及两岸的梭梭林。大量砍伐使梭梭林逐渐远离河谷,加速了河谷草地的沙化。

  1986年自治区召开的北疆牧区经济会议之后,开始大规模推行牧民定居工程。政府为鼓励牧民定居,只有开垦更多的土地。由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特点,农业开发的区域非常有限,一般以河流为依托,筑坝引水开垦耕地。额尔齐斯河流域由于沟深崖陡,可开发的耕地非常少。乌伦古河河谷盆地成为最具开发潜力的农业基地,县域内大部分耕地集中在此。富蕴县农作物耕地面积的变化,也可反映出乌伦古河流域内耕地面积的增长趋势(见图3)。新开垦的耕地,几乎全部为河谷次生林、湿地及灌木林。

  随着政府对牧民定居投入力度的加大及推行速度的加快,河谷内人口及耕地面积同步增长,相应对水的需求量也在增长。调查发现,在农业用水高峰期,富蕴段中下游的水流量明显减少。定居牧民为了多收获牧草,只有给饲草料地多浇几次水。牧民一般都采取大水漫灌方式,一是造成水资源的大量浪费,二是致使低洼地长期积水、地下水位逐渐升高,土壤底层的盐分不断上升,造成土壤盐渍化不断加剧,最后只有撂荒。当地老人讲,80年代以前,河床很窄。只要一下雨,河水就可以漫过河床,给沿岸的林木及草场浇一次水。尤其是春季发洪水的时候,河水流量比现在大很多。

  牧民定居除了促使河谷内人口及耕地增加外,还打破了牧民原有的移动规律,表现在牧民及牲畜在河谷停留的时间发生了变化。定居点建立之前,牧民在河谷停留的时间很短,最长不会超过一周。牧民一般是全家人跟着牧群移动,甚至学校也是,所以有“马背上的学校”之称。定居后一个家庭被拆成了两部分,一部人随畜群和水草移动,一部分人在定居点照顾孩子老人及草场。当牧民从夏牧场向冬牧场转场时,都想早点与定居点的家人团聚。因此,转场牧民及牲畜在河谷停留的时间比过去长了很多。部分牧民还把大牲畜(马、牛、驼)提前赶到河谷,它们对河谷林造成的破坏最严重。例如,马能把树皮啃得精光;被马和牛吃掉的柳树枝条像被剪刀剪过的一样。大牲畜的啃食使河谷次生林无法快速恢复。

  综上所述,由于生计变迁而转变为农民、定居及半定居的游牧民,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已经改变了乌伦古河原有的生态平衡。在干旱半干旱区,游牧随季节变化的移动性,可以使各类草场得到恢复,能够保持游牧地原有的生态平衡。这种随季节的移动正是当地牧民长期适应自然的结果,它更适宜于游牧地的生态环境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生计方式都是经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长久磨合的结果。因此,一个民族生计方式的变迁将会引发很多预想不到的问题。

  (三)生计与文化

  游牧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牧民的生活资料几乎完全依靠周围的自然资源。牧民赖以生存的是草场,而牲畜相当于牧民的流动“银行”。传统牧区社会,饲养牲畜主要是满足自身需要。他们用羊毛织布、擀毡;用羊皮做冬天御寒的大衣;食物主要以肉食、面食、奶食为主,饮料以奶茶、酸奶为主,奶酒次之。游牧生态系统正是通过牲畜在人与草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植物甚至野生动物为基础,以牲畜为中介,以游牧民为最高消费等级的食物链。食物链是依靠人和牲畜的移动才得以维持。

  游牧民生计的变化使牧民社会的认知体系以及游牧文化也逐渐发生变化。由于认知体系和游牧生计方式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一致性,因此,如果游牧生计方式发生快速变化,认知体系需要完全重建,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苏丹南部的丁卡牧民,牛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如果有关于牛的颜色的词汇突然从生活中消失了,那么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去描述视觉感官看到的那些用颜色、深浅才能表达的事物。{16}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许多哈萨克牧民在长期游牧生活中积累的地方性生态知识逐渐被遗忘乃至消失。老人更是哈萨克游牧社会中游牧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传承放牧技术、生态知识、生态观念等,以自身行动来影响氏族成员的环境行为。而定居后老人权威开始下降,同龄人间的相互间影响在不断上升。这将会导致当地牧区社会青少年违法行为逐渐增多。调查中,经常会听到老人的感慨:“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放牧,开始攀比吃穿”。由于老人权威的下降,失去了约束牧区社会群体行为的影响力,因此,近年来出现了外来人员唆使牧区校内青少年猎杀野鸽子、毛腿沙鸡等行为。

  不同的生计其实就是人类适应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的结果。斯图尔德认为,在生态人类学研究中,生计方式是最基本的问题。在人类的生计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从生境中获取生活资料,其中,资源是环境中的关键因素。技术是历史的衍生,环境的关键是资源,人们通过文化去认识资源,通过技术获取资料。{17}在富蕴县这种既有高山、河流,又有戈壁、荒漠等不同气候及地理条件的地区,牧民为适应自然环境,选择随季节及水草不断移动的游牧生计。游牧不仅是对草原和沙漠条件做出反应,游牧人本身也为这种环境的推广做出了反应。{18}因此,在此生计基础上形成的游牧文化是起着调适游牧民与乌伦古河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作用。

  游牧文化里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理。孩子们甚至在摇篮里就随着转场的驮队南来北往,从生下来就与周围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哈萨克老人更是游牧文化的传承者,在日常生活中用自身行为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保护周围环境的重要性。游牧生活中还有很多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知识、习俗及禁忌。如,没有狼就没有健康的羊;不要砍伐单独生长的树,不然你会过一生的单身生活;牲畜点缀着草原,树林点缀着河流等;不要伤害猫头鹰,否则你就会失去良辰吉日;不能污染河水等。这些谚语和禁忌是长期游牧生活的积累,可以看成他们重视保护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的证明。这些传统游牧习俗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协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四、结论

  乌伦古河生态环境问题,其实质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牵扯到生态、文化、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生计方式的转变,主要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其诱因是国家政策。正如莫克勒(Merkle)所说:“尽管这个事实是,游牧对于利用脆弱的干旱生态系统是最佳的手段,但社会政治环境经常会改变游牧民所保持的生计方式。”{19}一项制度的实行离不开文化环境的支持,定居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简单进化论以及农耕先进于游牧观念的影响。游牧社会自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已发生很大变化,定居政策使游牧生计方式彻底发生改变。由于移动性是游牧民认同的一个特点,大部分的社会文化系统都将受到这种移动性特点的影响,并且游牧民的各种价值也是在移动性的特点中衍生出来的。{20}生计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游牧文化内涵、功能及传承基础。

  游牧文化中的认知体系和游牧生计方式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游牧生计方式发生快速变化,游牧民的生态观念及环境行为都会逐渐发生变化。随时间推移这些变化都会对牧民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而传统游牧与乌伦古河生态环境并不存在大的冲突。游牧文化视自身、草原、牲畜以及一切生命都为大自然平等的一部分。牧民尤其把草原看作自身及牲畜赖以为生的基本条件。相反,乌伦古河环境的变迁,其主要原因是由定居政策实施后引起的。

  牧民四季游牧是由具体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是一种可持续生计方式。这种四季游牧使不同草场有休养生息的时间,不会使草场出现过度放牧的现象。游牧决定了牧民不会在河谷停留很长时间,即没有定居人口,河谷内就不会有大量耕地,也不会对水有大量需求,更不会对河谷林造成很大破坏。既然维系乌伦古河生态系统中最关键的两个生态因子——水和河谷林,没有受到破坏,乌伦古河流域的生态平衡也不会被打破。

  今天,游牧仍然适应着当地的生态环境,游牧文化仍旧规范着牧民的环境行为,维系着乌伦古河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在实施具体政策或项目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这些政策或项目是否与当地族群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传统文化以及地方性知识等相适宜。正如费孝通所说,“就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讲,必须强调善于发挥这个民族本身在体质上和文化上的特具的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条件,发展其经济,提高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发扬自身的精神文化,在一个地区的发展中,贡献其应有的力量。”{21}


【注释】

①乌伦古河(Ulungur He)译自蒙古语,意为“斑白的河湾”。参见牛汝晨:《新疆地名概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②河谷少有大片平坦的地方,同时,牧民仍保持着游牧时各个“毡房”之间的距离来建造房子。因此,定居点牧民的居住格局非常分散。一个村子往往沿河绵延几公里。 ③富蕴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编):《富蕴县农业区划》(内部资料)1991年,第1页。 ④参阅杨廷瑞:《游牧论(中国六族六畜游牧经济纲要)》(油印本),新疆畜牧书店1991年版,第50 ~ 51页。 ⑤参阅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农村工作部等(组编):《新疆牧区社会》,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页。 ⑥新疆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新疆畜牧业经济研究会及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牧区政策文献汇编》(内部资料铅印本),1985年版,第7页。 ⑦杨廷瑞:《游牧论(中国六族六畜游牧经济纲要)》(油印本),第54页。 ⑧赵英宗(主编):《建言献策录——〈现代畜牧业与新疆发展〉专辑》(内部资料)2008年5月,第258页。 ⑨标准化定居,就是“三通四有五配套”,即通路、通电、通水;有住房、有棚圈、有饲草料基地、有院林;配套技术服务体系、文化室、卫生院、学校(幼儿园)、生活服务设施等。 ⑩资料来源:新疆畜牧厅资料室提供,2008年。 {11}资源来源:《新疆阿勒泰地区游牧民定居可行性报告》,阿勒泰地区两河源保护区提供,2008年。 {12}崔延虎:《游牧、定居与牧区社会发展研究与思考》,载《草食家畜(增刊)》1996年,第5页。 {13}富蕴县地名委员会(编):《富蕴县地名图志》,新疆地矿测绘大队制印厂印刷,1991年版,第176页。 {14}富蕴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编):《富蕴县农业区划》,1991年版,第59页。 {15}数据来源:《富蕴县统计年鉴(1949 ~ 2006)》,2007年12月,内部资料。部分资料来源于富蕴县农业局。 {16}Amos Rapoport, “Nomadism As A Man-Environment System”,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78, 10(2), p. 220. {17}罗康隆:《生态人类学述论》,载《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37页。 {18}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利——世界环境史》,王国豫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19}R. Merkle, “Nomadism: A socio-ecological mode of culture”, www.ilri.org/InfoServ/Webpub/Fulldocs. {20}Amos Rapoport, “Nomadism As A Man-Environment System”,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78, 10(2), p. 220. {21}费孝通:《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