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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团体、公民社会和国家组合主义:有争议的领域

Jonathan Unger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争论:一派认为,应该用公民社会概念来研究中国团体;另一派通过调查研究认为,中国几乎所有团体的生活在本质上是国家组合主义。公民社会和组合主义都关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社团和其他机构。但不同的是:公民社会站在社会的角度,发展自治社团,维护“公共领域”的能力,以界定和制约国家权力;组合主义则相反,从国家的角度,为实现政府自己的目的,与选定的社团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在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学者们考察了中国不同类型社团的活动,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同时他们也超越了国家、社会和组合主义以及公民社会的框架,阐明了别的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中国国家级和地方级的社会团体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这些社会团体包括各类慈善机构、科学团体、商贸协会、文化团体、职业协会、青年团体、环保组织和妇女权益保障团体等等,类型众多,不能一一列举。最近可获得的官方数据显示,到2007年为止中国已有354000个官方注册的团体{1},另外还有大量未注册的团体。相比之下,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时期甚至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初期,除党和政府衍生的所谓“群众组织”如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外,很少有其他团体的存在;中国政府经常将这些新团体称之为国家和经济社会团体之间的“桥梁”。

  他们是桥梁吗?如果是,他们为谁的利益服务?他们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工具,还是更经常地代表他们成员的意愿和受他们的影响?中国今天有那么多的种类和数目众多的团体是否表明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过去二十年的这种快速膨胀是否渐渐地削弱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各类团体、协会占据的领域构成政府与社会必然争夺影响力的竞争空间?他们的快速增长是否有可能推动中国未来潜在的民主化进程?简而言之,新团体的涌现是否意味着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 

一、公民社会与国家组合主义

  

  这些日子关于非国家组织整体影响的讨论经常会谈及到公民社会这个词语,但是,正如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组合主义是相对的,后者设想取代各类团体相对于国家和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这本书基本上是这两个不同构架的争论。

  如果我们要确定中国是否正在形成一个公民社会,我们首先要澄清这个词语的概念。在过去的15年里,西方的媒体就已经开始使用“公民社会”这个词语,并已开始进入我们的政治词典。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涵义却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尽管这样,这个概念的大多数使用仍然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意思:一种组织起来的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创造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空间,并有可能遏制国家权力的扩张。这个概念通常蕴含着的意思是:建立和保持民主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力量。

  不过在学术界,不同的学者对这个共同的核心意思给予了不同的解释。这部分取决于学者的政治立场,部分取决于多元的知识分子传统。其中19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回顾了中世纪末欧洲的自治行会和城市,看到政治社会需要与现代国家协调来保护个人自由的传统。这样做,黑格尔有时意在暗指市场经济提供了这样一种缓冲区。{2}最近借鉴黑格尔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者已开始强调这一特别的部分,并将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当这一派为维护市场资本主义而反对国家管制和赋税时,他们就经常会陷入对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的争论中。{3}

  目前对公民社会的第二个定义:将公民社会等同于自由民主的因素,这个也只有少数人使用。过去10年里我已读过关于这个定义的几篇论文,在我看来,都是重复赘述:这些学者将公民社会视为民主化的必要条件,然后列举出他们认为的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含蓄地将列举的这些条件称为“公民社会”,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公民社会对于民主化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公民社会的第三个也是最普遍使用的概念关注自治组织在创造公民社会所占据空间上扮演的角色。这些自治组织包括:宗教机构、工会、媒体,还有最重要的志愿团体。这个公民社会概念�%0年代的早期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社团的出现是否预示着公民社会的崛起?一些学者开始实地考察研究中国的社团,早期研究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协作小组,成员包括:戈登白(Gordon White)、裘德·霍威尔(Jude Howell)和尚晓媛(Shang Xiaoyuan);他们实地考察研究了1991 ~ 1993年的中国,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优秀的著作《寻找公民社会》。{7}

  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争论:一派认为,应该用公民社会概念来研究中国团体;另一派通过调查研究认为,中国几乎所有团体的生活在本质上是国家组合主义。

  在随后章节中将会对组合主义的含义进行更详细的探讨,在这里只需指出一点:组合主义是指,国家只认可某社团作为该选区的唯一代表。简而言之,公民社会和组合主义都关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社团和其他机构。但不同的是:公民社会站在社会的角度,发展自治社团,维护“公共领域”的能力,以界定和制约国家权力;组合主义则相反,从国家的角度,为实现政府自己的目的,与选定的社团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国家组合主义作为组合主义的一种变体,在国家组合主义下,政府控制社团,而且有时甚至在社团组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对社团的控制可以令它们成为潜在的工具,从而使公民社会不能独立于国家之外进行有效的运作。

二、各章之间的讨论

  

  在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本书的作者们考察了中国不同类型社团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在别的方面也努力区分了:是公民社会,还是国家组合主义能更好地描述中国的情形。贯穿本书的、或隐或现的主线是一场讨论,原因在于研究主题的不同,或公民社会,或国家组合主义,或兼具二者,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中国已处于急剧变化的阵痛之中,有些作者也考察了社团在此期间扮演角色的变化。那些起初作为国家组合主义的社团是转变为更加自治的社团,还是反之,变得更加不自主?在此时期里,是否产生了新的社团类型?他们是否为自己谋取了以前被禁止的新的功能?他们是否有助于形成与国家相对立和分离的公众领域?

  在一些章节中,编者选出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已出版过自己成果的学者,请他们就同样的话题就过去5 ~ 10年变化的基础上,更新他们的研究成果。以我自己关于商业协会的那章为例:新的研究发现,由于政府为掌控各种变化而将政策倒置,发展已停滞。别的一些章节全面地考察了自20世纪90年代末涌现出的各种新类型的社团,他们探讨了新的社团类型是否重新界定了公共言论和活动,实际上是拓展了公民社会的边界。这些文章包括本杰明·李· 瑞德(Benjamin L. Read)关于城市业主自治委员会的一章,萨曼莎·科奇—马克思 (Samantha Keech-Marx )的关于新女性权益保护协会的一章以及张昕(Xin Zhang )和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关于某贫困县的农村发展机构的一章。

  安德鲁·沃森 (Andrew Watson)写的第一章提供了一个对在当下中国的“改革时期”所出现的大量社团的通览。沃森明显地将他们中的大多数视为是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构建,他勾勒了一系列的社团类型,范围包括从受政府影响最多到最少的社团,并且对每种类型的社团都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描述。他指出:“过渡型的公民社会源于过渡型的政府”,而且他考察了被一些社团占有的“竞争空间”。尽管如此,沃森认为中国整体上在未来会走向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他看到:“作为整整一代人推进公民社会发展的潜力,在于作为整体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由于社团生活各方面所接受的承诺而形成的价值、行为和习惯”。

  我和陈佩华(Anita Chan)合作的第二章则与安德鲁·沃森写的第一章恰恰相反,将中国社团的大部分视为国家组合主义类型。我们认为,一个团体要公开存在,就需要得到党和政府机构的支持,并到政府登记注册。实际上中国大部分主要团体曾是由政府成立的,直到今天还处于党或者政府机构的严密控制之下。因此,它们是国家组合主义类型。但也同时描述了,在过去20年中,一些社团运行中发生的转变和一些地区性的小型社团在过去10年中获得部分自治的机遇。在陈佩华的第三章中,她将注意力放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这样一个以前的“群众组织”上,指出:即使在这样一个国家组合主义性质的组织中,其部门在规定范围内正设法为其所在选区的工人或者职员服务——工会会员对基层工会组织的影响在未来有可能会增大。

  肯尼斯·怀特·福斯特 (Kenneth W. Foster)在下一章中考察了某省辖市中的商业协会,从他的研究领域的经验看,他得出以下结论:与这个城市的许多专业协会一样,这些商业协会应该被视为当地政府管理机构的延伸而不是政府与社会对话的参与者。在得出此结论的同时,他也暗示性地突出了这些社团可以在发展中的公民社会中扮演任何角色的可能性。乍一看,福斯特的调查结果可能赞成国家组合主义的构架,但读者们会发现,他也明确指出:这些并非组合主义社团。本章中一个最吸引人的方面,就是他指出了这样一个社团是跟当地官僚机构庇护下的一大群的社团组织是差不多的。据此,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他的这一章“不仅在于阐明当地商业协会的本质,而且在于阐明当地官僚机构的运作”。而他发现:在这方面,政府作用并不是发挥的很好。政府发起和赞助社团的机构一般地并不想给予社团权力或责任,这样就大大限制了社团对他们的监管。

  我是第五章的作者,同样关注了商业协会。在12年跨度里,我考察了在某大城市中为了大、中和小商业主而成立的三个协会,并且进一步发现他们在相同的国家组合主义形式上发挥着不同的功用。政府对大、小商业主的看法有天壤之别,而且对这样的每个社团的视角,以难以预料的方式随着时间而变化。本章展示了这三个社团功用上发生的戏剧性的变迁以及政府为达到对它本身所关注的团体成员的控制而不断重新做出的决定。

  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在他的第六章中考察了一些制造业中的商业协会,得出了一组不同的结论。肯尼迪特别集中地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商会企图形成价格垄断的卡塔尔的未果努力,他发现:在这一时期内的社团一般都不能有效控制他们的成员,反而有时被成员主动提出的利益要求所影响;他也发现当地政府对这些社团施加司法控制的方式与国家组合主义方式并不十分吻合。肯尼迪作出以下结论说:“社团的成败参半与成员行为相应,这表明中国的政府和商会之间关系的本质不能用公民社会,国家组合主义或者别的什么某一个标签充足的反映。……在中国存在着的、对立的名词和利益与对公共政策施加的不同水平的影响,保持了界定中国经济体系和在这个体系中社团角色的复杂努力”。

  实际上,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才有了成员是学者,商人或者是专业人士的(至少是少量的)信息输入的社团。从那时以来偏远地区的和有时并不正式注册的社团已开始运作,这其中包括:代表穷苦人利益而运作的小团体,农民工法律维权协会,致力于减轻偏远地区贫困的社团,妇女权益保护协会,保护环境和反对纯粹为修建大坝而进行地区移民的社团。他们中的一些在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之后得以注册;一些依附于那些被正式承认的社团,并在其名义下运作;还有一些则注册为公司或研究机构进行运作。例如:在四川成都,一个发行了季刊和开通了24小时热线电话、支持男同性恋的团体,是作为公司,而不是作为非政府组织而注册的。{8}别的一些社团很少愿意使他们引起官方的注意,所以并不以任何身份注册,而只是默默地运作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

  很大程度上,这些社团怎样运作取决于他们功能的性质,中国政府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强调了纯粹的慈善社团在福利体系中所能扮演的积极角色。特别是如果他们的运作与当地政府一致,他们被认为是有益的;但同时社团的日程安排也被政府警觉地注视,而且常常给予压制。即使如此,政府的不同容忍程度仍然能被觉察到。例如即使在游说停工重要的政府部门中意的三峡大坝后,在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成立的、相对自主的环境保护社团仍在活跃地存在;而一旦被发现威胁到政府的经济或者政治利益,别的一些社团则会被当地或地区的管理部门取缔。一般地,国家和当地的政府官员对那些他们不能容忍而又坚持自主运作的、站在对立立场的社团不是长期的严格监督就是定期的取缔。

  令人信服的一个例子是在2005年调查关于接受外国资金支持或与外国有联系的社团的国家运动,许多在运行资金上有困难、鼓吹更加自主的社团,由于接受了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捐赠,他们突然就面临到危险。政府发起运动的本意在于防止中国可能发生与先前在塞尔维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相似的“颜色革命”,而牺牲品则是一项使注册更加容易的预期立法被无限期推迟。在中国的运动期间甚至运动后,幸存的社团在两年以内,有时至少直到政府下一个加紧对社团控制的运动周期时开始,才能有稍稍自由的活动。

  第2 ~ 6章是考察在组织中政府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团,最后3章则考察了那些组织更加自主的社团,他们在以下领域发挥作用:保护妇女权益,致力于减轻贫困以及担负起保护城市业主权利的中产阶级的事业。所有在这里被考察的社团无一有被取缔的危险,而且上述各章也有助于解释在中国政治体系的限制下这些社团为何能够有效地运作。

  在萨曼塔·基奇-马克思的第7章中,她集中地考察了宣称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的三个社团。她不仅考察了他们怎样避开在敏感的区域运作,怎样有效地施压于政府加强立法,而且帮助、培训中国的司法体系公正地制裁那些施虐的丈夫。基奇-马克思展示了他们在理解怎样运作方面的警觉程度,正如她所指出的那样,不是以批评和反对的方式将自己独立于政府之外,而是将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与政府本身的言论和认识相结合。基奇-马克思认识到:“与公民社会构架的基础相反,在严格意义上,像上述社团的中国的大众团体,并不占有政府或非政府领域”。她认为“社会运动”文学提供了分析这些社团的一个有益视角,它已说明最有效的社会运动怎样能采用有说服力的框架和口号。

  在张昕和理查德·鲍姆的第8章中,他们考察了在某贫困的内陆县的一个农村的反贫困和社区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在从不与“社会政治主导的国家领域竞争”的意义上,他们的发现补充了基奇-马克思;而且农村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确实事实上已接受了对国家官僚机构的忠诚,并且聚精会神地举行讨当地政府欢心的活动。张昕和鲍姆暗示这是一种机敏和有效的、并且不与非政府组织本来的目标相冲突的做法。在别的国家的研究也能得出相似的结论。在研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相似的社团时,乌普霍夫(Uphoff)和埃斯曼(Esman)认识到:“最成功的地区社团是享有政府的支持或者至少得到政府的认可,从而得到来自国家的服务或者资源”{9}。

  在争议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是否拓宽了公民社会的边界上,张昕和鲍姆认识到:虽然“如非政府组织等志愿者组织的团体占据相对解放的社会空间,本质上就是一个根基以培育即将出现的公民社区社会”,但它却小心翼翼地不去“积极地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在本杰明·李·瑞德的最后一章中,他考察了在房地产开发中涌现的、立足为城市的中上层而组建的业主委员会。由于居民和这些私人高楼公寓工程的开发管理公司之间冲突不断,一大批完全自主的业主委员会已经出现;其成员大多是受教育良好的专业人士和有很高领导能力去有效运营这些协会的商人。在一些事件中,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已和管理公司达成一致,解散他们;但在别的事件中,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倾向于支持他们的活动。正如瑞德指出的那样,这些自主的业主委员会的领导者“完全同意与政府紧密合作,在与房产投资有关的事件上,他们以民主和自发的方式进行组织,表现出自己的热情”。在本书涉及的各类社团中,这些业主委员会更接近瑞德所说的“如果要假定的话,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的表现形式”。

  本书共九章,我已扼要叙述了与公民社会和组合主义争议有直接相关的一些方面,但各章中的描述和分析要比我短短的几句说明要丰富得多。各章的作者们也超越了国家、社会和组合主义以及公民社会的框架,并且也阐明了别的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如:中国政府的本质,怎样认识中国的几种重要类型的选举和中国社会的潜在重大变化。

  (译 / 刘庆军 王 尧)

  *本文是作者为其编的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一书写的导言部分,该书已于2008年由 “ Armonk: M.E. Sharpe”出版。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作者和他妻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佩华的大力帮助,最后陈佩华对全文进行了校正。在此,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译者注


【注释】

{1}新华社,2007年11月27日。 {2}参见:Jean L. Cohen &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John Ehrenberg, Civil Society: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3}举众多的例子之一,卡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是美国一个重要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库,它的网站有2390篇关于“公民社会”的引文,一些将公民社会与赋税和政府管制相对立。比如卡图研究所主任1993年演讲的文章包括以下内容:在公民社会中,人们通过储蓄来保证退休后的生活,而不是依靠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卡图研究所以公民社会为题目出版了三本书,根据它的出版说明,这三本书都反对福利体系和“保姆政府”(过度保护或干预个人生活选择的政府——译者注)。 {4}正如一本关于公民社会理论的主要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当代对公民社会的兴趣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东欧知识分子的主张:共产主义加速的危机是‘公民社会对国家的反抗’”。John Ehrenberg, Civil Society: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an Idea, op. cit., p. 173.关于公民社会理论的第二本书同样认识到,“现代公民社会早期概念的复兴,首先是在东欧的民主反对派与专制的社会主义党国的斗争活动中”。Jean L. Cohen &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op. cit., p. 15. 约翰·基恩(John Keane)同样宣布,“现代对公民社会和国家兴趣复兴的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占欧洲一半的中东部地区”(基恩说的第一阶段发生在只受葛兰西影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 John Keane, Civil Society: Old Images, New Vis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 {5}例如, Adam Michnic, “The New Evolutionism”, Survey, Summer/Autumn 1976,这表明,通过发展志愿协会来组织公民社会;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Poland 1980-1981”, Telos, No. 47 (Spring 1981), pp. 23-47; Arato, “ Empire vs. Civil Society: Poland1981-1982”, Telos, No. 50 (Winter 1981-82), pp. 19-48;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New York: Knopf, 1991, pp. 125-214; Maria Markus, “Constitution and Functioning of a Civil Society in Poland”,in Robert F. Miller (ed.), Poland in the Eighties: Social Revolution against ‘Real Socialism’, Canberra: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4; S. Frederick Starr, “Soviet Union: A Civil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8, pp. 26-41; Zbigniew Pelczynski, “Solidarity and the Rebirth of Civil Society”, in John Keane,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Verso, 1988; Vladimir Tismaneanu, “Nascent Civil Society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8, Nos. 2-3 (1989); 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Seweryn Bialer (ed.), Politics, Society, 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121-49; Janina Frentzel-Zagorska, “Civil Society in Poland and Hungary”, Soviet Studies, Vol. 42, No. 4(1990), pp. 759-77; Zbigniew Rau (ed.), The Re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Robert F. Miller (ed.), The Developments of Civil Society in Communist Systems, Sydney: Allen & Unwin, 1992. {6}我在澳大利亚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讨论小组,其比较的调查结果形成Robert F. Miller (e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ommunist Systems, op. cit.我知道的、专门涉及到中国的潜在公民社会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9年中期Mayfair Yang的出色的实证研究。Mayfair Mei-hui Yang,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ness in a Chinese Socialist Factor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2 (July 1989), esp. the section starting on p. 35. {7}Gordon White,Jude Howell,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也可见Gordon White,“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January 1993), pp. 63-87. {8}Drew Thompson and Xiaoqing Lu, “China’s Evolving Civil Society: From Environment to Health”, China Environment Series, No. 8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2006), pp. 34-35. {9}Milton J. Esman, Norman T. Uphoff , Local Organizations: Intermediaries in Rural Development,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67-68.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