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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品的组织

邓宏图 雷 鸣

【内容提要】 组织是一种特别的公共品。如果能够使不同成员的边际贡献与他们从组织中得到的边际收益相等,那么组织就实现了均衡。由于成员的边际贡献难以测度,因此只有通过实施“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才能激励成员实现组织的共容利益。

一、导论

  一定意义上,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实际上是经济主体效率选择与规约它的文化、习俗、规则、法律制度相调和或相调节甚至相冲突的结果。从微观角度看,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组织内部成员间的合作性的或策略性的互动引发了组织的治理方式的演进①,由此带来的组织的边际变化进一步成了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当然,规则的变化会改变人的行为约束从而影响人的策略性行为,最后也会改进组织的治理结构。

  许多人只是把组织看作是某种执行机构,与行为人一样,有着自己的目标。法律上则把组织等同于法人,即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赋予它以自然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这种看法有其道理,却忽略了组织的自然特性,即它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有关公共品的定义最为清晰、全面。②在他看来,纯公共品对消费它的人来说既不具有可分性,也不具有排他性,而且对每个人而言,公共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是一样的。纯私人品则与此相反,对消费者来说,既具有可分性,又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但是,纯公共品与纯私人品实属罕见,更多的物品介于两者之间。由于消费者的偏好或口味并不一样,又因为公共品(如公园)离每个人的空间距离也不相同,每个人对公共品的评价也不一样,结果就是,不同消费者对同一种公共品会有不同的出价。此外,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将导致搭便车现象,这使公共品的生产或供给出现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

  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③已经证明,由于个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又由于个人行为的外部性很难通过市场机制内部化,因此,为了防止滥用公共品(如公地),就必须作出相应规定,尽可能使个人使用公共物品时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一致,这就引出了组织的惩罚问题。要使组织规定(例如惩罚)具有可置信威胁,当然就要对组织成员的违规行为施加惩罚。宽恕是惩罚的“对应物”,当组织不打算对违规成员进行惩罚时,即被当作是对该成员的“宽恕”。现实世界中,对搭便车者的惩罚有着重要的意义。单次博弈中惩罚可能是有成本的,甚至成本高昂。从长期来看,惩罚能够改变搭便车者的信念,提高经济效率。经济学的实验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④

  我们注意到,许多研究者并未关注组织的公共品性质。公共品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作为有形的公共品与作为规则化、惯例化甚至制度化的另一种公共品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组织视作一种“特殊”的公共品。

  这里的基本逻辑是,一个组织相对于另一个组织当然是私人性的,是“私人品”,但是,相对内部成员,组织就是一种“公共品”(或者说“共有品”)。组织首先是由一群人创建的,其目的是以“组织”为中介,聚合众人之力而实现这些人的“共容利益”⑤。因此,组织是由一整套的规则、章程和由这些规则和章程所规约的人群构成的。它把所有这些人的“共容利益”如何实现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由于不同的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和自己的专属利益,这就极易使作为公共品的组织衍生出,甚至“堕落”成某些势力或某些“强人”实现其个人专属利益的“工具”,因此,作为公共品的组织会产生许多有别于“共容利益”的副产品,即某些势力或某些人的特定目标所确立的“特殊利益”,这些私人目标看起来象是“共容利益”,实际上与后者毫无关系。如此看来,作为公共品的组织出现权力争夺(冲突)、寻租、(组织功能)失灵,甚至崩溃也就非常合乎逻辑了。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理论上对所有这些现象作出充分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二、作为公共品的组织的性质:互惠、共容与交易

  假如参与缔结某组织或加入某组织的成员没有共同利益,或者说所有这些成员不是基于互惠目的,那他们为什么或者有什么必要缔结一个组织或加入这个组织呢?正是共容利益才使各成员愿意缔结或接受(组织的)规则、章程并维系这个组织的持续存在。可以把“共同利益”定义为不同成员的私人利益的“交集”,这个“交集”不仅为组织成员所共同拥有,而且只能在成员间相互协调其私人行为的过程中才得以最后实现。

  “互惠”对于组织成员来说就是公共品,因为至少需要2人才能相互协调实现(各自所需要的)“互惠”,这意味着“互惠”至少是2个人或更多人的“公共品”。然而,互惠作为公共品,不是没有代价的。首先,它必须经由至少2个人缔结合约或更多的人所缔结的组织来提供,这就必然要花费组织成本或协调成本(对2人来说就是缔约成本);其次,由于互惠作为公共品(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因之对2人而言,涉及到履约成本,而对3 人以上的组织则涉及到实施成本。既然互惠是一种特定的公共品,它的消费过程又具有外部性,那么,如何形成正向激励来鼓励成员提供这种公共品就显得十分重要⑥。随着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其成员搭便车的动机愈发强烈。这意味着,要实现互惠这个目的,协调各成员的努力就必然涉及到贡献与受益的计量成本以及相应的监督成本。实际上,计量问题既是组织产生的前提,也是组织失灵的根源。

  在威廉姆森⑦看来,人的动因天然是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产生与信息不完全、信息披露扭曲或人们对它的曲解有关。本杰明•克莱因(Klein, Benjamin)等⑧则认为,机会主义不一定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或欺骗行为的基础上,它与资产的专用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⑨相联系。这意味着机会主义并不一定是先验的,而是理性人在复杂的不确定的交易中遵循寻利逻辑的结果。杨小凯和黄有光⑩在对人类行为进行分类之后,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机会主义是在人们追求自利目的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一种策略性行为。 

  阿克塞尔罗德发现, “一报还一报策略”在所有的策略中最能赢得“合作”。这个策略不首先使用惩罚,只有观察到其他行为人采取“非合作策略”后才针锋相对地“以牙还牙”,但如果对方合作,实施“一报还一报策略”者将重新选择合作策略来回报对方的“改恶从善”。“一报还一报策略”是两个缔约人实现合作的关键甚至唯一的条件。{11}

  尽管合作是建立组织的必要条件,但组织的起源、生存与发展必须依托更多的可靠条件才能满足具有“共容利益”的参与人的基本需要。奥尔森在谈到专制的起源时说,固定匪邦与流动匪邦相比,前者可以从他所统治的居民那里获得稳定的劫税率,后者的劫掠却是一次性的;相对于流动匪邦来说,居民更愿意生活在固定匪邦的支配之下,因为后者能提供给他们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是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无论固定匪邦,还是居民,都发现他们拥有“共容利益”,这使某种特定的组织甚至国家得以出现。{12}这表明,与简单的二人缔约不同,缔结并巩固一个组织的“合作机制”更为复杂,超过2人以上的社会成员要缔结“组织”必须首先能发现或认识到他们的“共容利益”,必须对“共容利益”有基本的认知并形成相应的价值观(例如,“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与此同时,要使组织变得可持续,还必须依据“共容利益”制订相应的条款,以促使组织成员采用合作策略。合作的结果将实现 “彼此的互惠”。

  表面看起来,与私人品不同,公共品是不能交易的。不过,有关公共品的“供给”是集体选择的产物,加上每个成员对公共品的个人偏好并不完全一致,等量的公共品或者服务并不会给每个成员带来等量的效用,这就导致了诸多的“组织问题”,比如成员间的“讨论还价”,即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公共品,提供什么样的公共品或服务,以及具有不同偏好的成员如何为公共品组织的正常运转支付费用,等等。这使表面看来不可交易的公共品事实上成了可交易之物,组织成员将就他们各自所预期的公共品的价格(即预算成本)、数量(包括组织所能扩展的边界及其各类服务)以及收益的分配比例进行交易(或者缔约),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遵循的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共容利益”的指引,其后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13}

  显然,我们可以把那些政治组织(如政党)、经济组织(如企业或经济合作社)与社会组织(如各种俱乐部等)等同于“法人”。与市场中的自然人一样,这些组织各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目标,它们也因这些可辨识的目标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目标而存续,然而,即便具有法人性质的私人组织(如企业)对其成员来说也仍然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组织对其内部成员不具有排他性,它所提供的各类服务对于其成员来说也具有普遍性和不可分性。更有甚者,许多国家的执政党不仅对它的党员具有公共品性质,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也具有公共品性质,因为执政党的方针、政策甚至政治路线每天都在左右着社会成员的政治或经济选择。

  正如前述,由于各成员的个人偏好、口味不同,即使对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公共品服务(包括各项针对全体成员的政策)也众口难调,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不同成员为获得这些公共品服务而愿意支付的“意愿价格”也将不同,这将导致组织内部的分歧与冲突。如果组织内部需要就某项议题作出全体成员的“一致性同意”的集体决策,那么为弥合不同成员的歧见就必然发生不同成员间的“选票交易”{14},那些对某项议题具有强烈敏感性并预感该项议题将给他们的未来带来可观的边际收益的成员总有动机说服甚至强制那些对该项议题缺乏足够敏感性的其他成员,以使后者对该项议题投赞成票。这意味着有关公共品的交易确实是存在的。事实上,即使组织作为公共品对全体成员具有互惠性,即使某项公共议题将给全体成员带来可观的共容利益,在未达成共识前,不同成员一定会对某项共同的议题存在强烈的歧见,这既可能引发冲突,也可能带来交易。

三、权利、权力与交易均衡

  假如组织内部全体成员都拥有平等的权利,那就表明他们在任何公共议题上拥有同等的表决权。某项公共议题能否通过,取决于成员对这些公共议题的偏好,即这些公共议题一旦通过后究竟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预期收益。显然,假如一个组织仅由两人组成,双方极易协调各自偏向从而在某个公共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至多把公共议题调整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地步。如果一个组织由三人构成,情况将变得稍微复杂些。布坎南就指出,如果三个人同时接受同质的公共服务,但必须为此分担必要的税负,那么,高收入者希望一个较低的预算水平,低收入者却想要一个较高的预算水平,而中等收入者则希望预算水平和相应的税率结构处于某种稳定的中间状态。{15}这些情况将诱使组织成员以“两两合谋”的方式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结果,即在一个三人构成的组织内部,如果出现偏好不一致的情况,某个成员为获得多数同意,会有意与另二个成员中的一个做交易,以结成分利联盟,迫使最后一个成员接受他们的主张。上述逻辑可以推广到一个n人组织(n?叟3)。

  (一)两人组(织)的讨论:权利、交易与均衡

  如图1,横轴表示各成员对公共品的意愿贡献,纵轴表示组织成员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假设存在一个由二人(A和D)构成的组织,左边的纵轴代表成员A对某特定公共品(例如,我们可以定义此类公共品为二人的“公共安全”)的边际评价,右边的纵轴表示成员D的边际评价。现在假设二人的偏好完全一致,这意味着他们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A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由HG表示。D的边际评价由KE表示。横轴AD自左向右计量的是成员A对公共品的意愿贡献,自右向左(即自D向A)计量的是D对公共品的意愿贡献。显然,如果A、D同质,意味着KE和HG等价。此时,A和D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完全一致,MR1=MR2,表明他们对公共品的意愿贡献完全一样,即AB=BD。这种情况意味着由A和D缔结而成的组织的“集体选择”与单个成员的意愿选择完全一致,成员间无任何冲突,他们的权利、义务、责任乃至对公共品的贡献也完全“对等”。

  进一步假设A、D具有异质偏好,例如,A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高于D,边际评价线由HF移至LJ,D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保持不变,这样,A对公共品的意愿贡献将移至C点,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与此同时,D对公共品的意愿贡献将从B移至C点。此时,AC≠CD。但是,如果双方仍能按照各自的边际评价协调他们的行动,结果还是可以得到一个足量的公共品(服务)。显然,假如成员A和成员D各自的真实偏好完全能够被对方观察到,即他们各自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是公开信息并且可证实,则此时各成员的权利、责任、义务乃至他们对公共品的贡献就同样会有一个完全“对等”的比例关系。

  由于公共品的消费没有可分性和排他性,因此,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相对低的成员可能不必按其意愿贡献供给公共品而仍可享受到对他来说足量的公共品服务,因而总的讲公共品服务将出现供给短缺的情形,除非有关A、D的偏好和行动的信息对双方来说是公开透明的,并为第三方所证实。另一方面,由于A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远高于D(例如,MR2?垌MR2)因此,在不存在收入约束(或财富约束)的情况下,A有动机提供全部公共品。无论如何,这两种情况均表明,D是搭便车者。这意味着,A和D的权利、责任、义务乃至对公共品的贡献将会是不对等的。

  如图2,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假如A不存在收入约束(或财富约束),在他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远高于D的情况下,他将有意愿提供全部公共品。此时A的边际评价线由LJ延长为LP,P是A的边际评价线与DM的交点。这意味着,由于搭便车,D从A所提供的公共品上获得了纯租JKDC。不过,有两个情况必须说明:

  其一,在上述给定条件下,假如A同时还消费着另一私人品的组合并从中得到边际收益为mr2=DP,即意味着A实现了他个人的消费行为的最优,他将有极强的动机提供公共品。此时D可获得他与A交易(磋商或谈判)后所产生的全部的“组织盈余”(即JKDC),当然D也有可能向A转移部分盈余,以激励他(A)的“慷慨行为”。

  其二,在给定条件下,假如A同时消费着的私人品能给他带来的边际收益mr2=CJ > DP,即意味着A只愿意根据其意愿贡献供给公共品,结果无论A,还是D都无法享受到足量的公共品,即便如此,D仍然是搭便车者。

  (二)权力与可置信威胁

  在我们所讨论的例子中,只有F是交易均衡解(点),J和P都不是稳定点(解),原因在于,后二点(解)都表示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乃至对公共品的贡献均是不对等的。就J点来说,由于A相对于D能从公共品中得到相对高的边际收益,D存在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动机,这就暗含了A可能通过惩罚或别的手段而迫使(或诱致)D为(供给)公共品作出相应的努力,其努力(贡献)程度应与他能从公共服务中所能得到的边际收益相当。

  P点同样是非稳定点。尽管在P点A实现了他个人的消费均衡,似乎并不介意D是否为公共品作出了贡献。然而,D搭便车有违公平正义的社会惯例,没有任何贡献却独享组织盈余JKDC。如果A对人际间的公平具有强烈偏好,显然就会采取相应的策略迫使D让出相当比例的“组织盈余”,例如,A将要求D尽可能为公共品服务“买单”,其大小等于后者从公共品中得到的边际收益。当然,要得到这个结果,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即独立于A和D的第三方能观察并证实D的行为,另外,A的“强制性的要求”或“惩罚”对D的搭便车行为具有可置信威胁。

  上述二点都涉及到本文未及展开讨论的“权力问题”。无论第三方,还是作为当事人的A方,有无合法的扼制D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权力就变得十分关键。如果缺乏相应的权力,即缺乏对搭便车行为的可置信威胁,D仍会选择搭便车,因为他发现:尽管公共品对他本人来说十分有用而且必要,但这种必要性远不及A渴望公共品服务的迫切性,后者明知D具有强烈的搭便车动机,也无法彻底放弃公共品服务。这说明有效的组织治理有赖于合理的权力分配。必须赋予第三方惩罚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权力,或者在组织内部构建一种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即“责、权、利相统一的惩罚——激励机制”),诱使搭便车者履行必要的义务,承担与边际评价相一致的责任。当然,当后者要这样做的话,他的预期所得应该高于他的预期所失。{16}

  (三)三人乃至n人组合(织)的讨论:权利、权力与共容利益

  同样的逻辑可推广至n(?叟3)的情形。假如n=3,即现在有一个新成员M加盟到由A和D构建的组织,那么组织就有A、D和M三个成员。显然RD > CD,就公共品的供给而言,三个成员的决策成本大于只有二个成员时的决策成本。

  图2表示,新成员M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为TM,TM高于FK,意味着M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要高过D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即M对公共品的意愿贡献大于D的意愿贡献。例如,M的意愿贡献是RD,而D的意愿贡献是CD,显然。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无论AR,RD,还是CD,它们表示的是不同成员对公共品的边际贡献的强度,并不一定表示不同成员在公共品供给中的“贡献比例”,因为各自贡献的比例不仅与“意愿”有关,也与成员的不同谈判能力或所拥有的实际权力有关。当然,理论上,边际评价越高的成员,其对公共品的意愿贡献也将更大。

  如果组织成员愈来愈多,即n?垌3,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最低者其愿意贡献将最低,如图2,假如D的边际评价最低(用JK表示),其意愿贡献的强度可用CD来刻画,反过来,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最高者,例如A,其意愿贡献最大,可用AC来刻画,正好可由最高边际评价线(LJ)和最低边际评价线(JK)的交点来确定。很显然,那些边际评价介于A和D的组织成员,其边际贡献的强度(以W表示)满足如下不等式:

  CD < W < AC

  上式并不意味着,边际评价最低者对公共品的边际贡献一定达到CD的水平,也不表示边际评价最高者非要作出与边际强度AC相对应的贡献。绝大多数的组织成员对公共品的贡献满足上述不等式,但能否就各自的贡献份额达成一致同意的“交易解”(即组织均衡解),则取决于权力规则下的利益博弈。一般说来,最小类型的集团 ——在这类组织中某个或某些成员从总收益中可以获得很大的一部分,即使他们必须负担所有的成本,也觉得值得提供集体物品。另一方面,在比这类集团大得多的集团中,不借助于某些书面协议合作或组织就不可能获得公共品,因为组织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通过某种独立的、“选择性”的激励对违规者实施可置信的惩罚可以诱致单个成员作出合乎共容利益的选择。{17}因此,与边际评价对应着的意愿贡献是一个理论值,是否变成实际存在的贡献,取决于成员间的多边交易或者他们各自拥有的谈判能力,但在最后,则取决于组织如何确立它的选择性的激励原则,这就涉及到惩罚与补偿问题了。

四、选择性激励:惩罚与补偿

  正如前述,对两个人来说,互惠动机将使他们选择合作策略;对一个组织来说,不同成员追求共容利益的动机也将使“合作”成为实现组织均衡的“进化稳定策略”。然而,随着组织规模越来越大,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也越来越高,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单个成员的寻利动机却可能使组织陷入“公地悲剧”的“制度锁定状态”。这意味着具有公共品性质的组织与市场不同,如果不施以相应的约束条件,它不会自动实现均衡。

  众所周知,在某个市场,交易人的寻利动机受到普遍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潜在的交易者都可以参与任何一笔他想要的交易,价格机制是一种特定的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它能甄别任何一个潜在的交易者并使他们成交。然而,就具有公共品性质的组织而言,它不能完全借助价格机制而应通过更为特别的选择性的激励机制来甄别公共品的生产者与需求者的类别并使他们(对公共品)的边际贡献与他们(从公共品中)所能得到的边际收益相匹配。

  (一)扭曲性激励:惩罚、补偿和中庸策略

  假设存在一个组织,包括若干个成员,进一步我们假定这些成员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守约、不守约以及介于守约和不守约之间的模糊策略即中庸策略。而组织同样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即惩罚、补偿和介于惩罚与补偿之间的中庸策略。组织可能对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惩罚,但也可能视若无睹(这等于一种变相的激励或“补偿”),或者在它苛刻的时候惩罚,在它高兴的时候息事宁人,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中庸策略。(组织内部的)成员会根据他们对规则或制度的理解而选择相宜的策略,以最大化他们的预期收益。

  为使问题的讨论变得更简单些,我们假设只有一个组织和一个平均成员,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平均成员看作是全体成员的代表,它具有一般行为人的(行动)特征。如表1,假如平均成员选择“守约”,将花费守约成本。假如平均成员选择不守约,他将得到公共品服务g却不必花费成成本c。也就是说,无论守不守约,成员都能得到公共品服务g。一般而言,总有g > c,因为在理论上组织成员从公共品服务中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大,只不过公共品的提供遵循的是集体行为的逻辑而与私人品的供求具有质的不同。另外,无论这个平均成员采取什么策略,只要组织采取惩罚策略,他都要承受(组织施加的)“加害成本”。正如表1所显示的,组织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包括模棱两可的“中庸策略”,平均成员也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包括“忽左忽右”的“中庸策略”。此外,我们还要假设组织有一种特定的溢出性效应,v。本质上,溢出效应与其他公共品一样也属于公共品范畴并为所有成员共同分享,否则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构建或加盟某个特定组织。v和g尽管都是公共品,但它们彼此却是独立的,而且它们的形成(或供给)机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把组织的外溢性(即补偿v)定义为,任何一个组织成员,只要他的行为符合组织要求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作为组织成员的社会地位、尊严、相应的经济红利或道德伦理评价。{18}只要一缔结组织,就一定存在着组织的溢出效应;而某个特定的公共品则需要通过组织成员的集体行动才能产生出来。我们先分析如下三种情况:

  (1)从表1可知,如果组织始终很“温柔”,善恶不分,无论成员守约还是不守约,都采取“补偿”策略,则对成员来说,将有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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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不守约所得 > 中庸所得 > 守约所得。

  显然,给定组织“善恶不分”的(一味宽容的)“补偿”策略,成员的最佳选择是不守约,其次就是中庸策略。

  (2)假如组织所选策略很“武断”,即无论它的成员采取怎样的行动,都以惩罚相威胁,对成员来说就有如下结果:

  ■

  显然,给定组织的“惩罚”策略,成员的最佳选择仍旧是不守约,次佳选择是中庸策略,最劣选择是守约。

  (3)如果组织所选策略很“中庸”,即无论它的成员如何行动,都以模棱两可的中庸策略应对,将有如下结果:

  ■

  综上所述,无论组织采取什么策略,成员的最优选择都是不守约,次佳选择是中庸策略,最劣选择是守约。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论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无法解释组织为什么能够存在并巩固下来。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在于表1所展现出来的组织的激励机制是扭曲的。例如,常识告诉我们,成员如果不守约,是不能从组织那里得到补偿的,相反却要受到惩罚;如果成员守约,则不仅不能给予惩罚,相应地还必须得到补偿(例如,能够得到来自组织或成员的正面评价)。当然,无论守约者,还是违约者,他们都能从组织那里得到一般性的公共品服务(g),这是由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决定的。显然,扭曲性激励会使成员选择不守约,因为如果别的成员能提供公共品而自己却能搭便车分享它的服务,那么不守约当然就成了最好选择。问题在于,如果所有成员都这么想,即其他成员与自己一样也选择不守约策略,那么组织就无法提供任何公共品。另外,正如前文所述,如果不守约的成员将受到惩罚(即加害成本k),也不能分享组织的溢出效应(即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和个人尊严。根据早先的定义,溢出效应用v表示,有组织补偿之含义),那么理性的成员也可能通过(实施)中庸策略来保持自己在组织内部的“适应度”,他们希望其他成员守约,而自己则有时守约,有时搭便车,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其期望收益。这些成员之所以把中庸策略作为首选,乃因他们相信这样做是安全的。如此看来,表1有关中庸策略的“逻辑表述”是有其特定的经济学分析含义的。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节所做的分析是“基准分析”,表1列举了行参与人的各种策略以及组织的对应策略,在此基础上,给定组织的各种可能的策略,我们把组织成员在选择不同策略时所导致的结果(即成员的得益值)一一列在表1。然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表1所列举的某些策略,例如,在行参与人(组织成员)明明采取了不守约的策略的情况下,组织却进行补偿,或者在行参与人明明采取了守约策略的情况下,组织却施加惩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应予剔除,因而这就有了表2,表2实际上表1的“修正版”。

  为了避免犯错,组织必须构建一种正常的选择性的激励机制,以使成员能够守约而不要陷入“公地悲剧”或“组织失灵”的困境。作为下一节的分析基准,我们有必要把表1中明显不合理的“成份”剔除掉,得到更为合理的表2。

  表2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表1(显示)的扭曲激励,空格部分是我们剔除的选项。不过,我们要对表2中“行参与人”的中庸策略作出必要说明。假如行参与人选择中庸策略,在我们看来可能存在如下两种情况:

  其一,行参与人有机会主义动机,他知道选择不守约过于“露骨”,不仅要受到组织惩罚(g),还会失去必要的信任和尊严(v),因此选择模糊策略既可搭便车分享公共品服务,还可避免其他成员的指责。

  其二,行参与人可能犯错,即他愿意守约,却因为非个人性的“系统性偏差”而看起来一会儿守约一会儿不守约,好象他刻意要采用中庸策略一样,尽管他的真实意图并不如此。

  无论何种情况,组织都要改变激励扭曲的情况,构建相宜的激励结构,甄别出守约者、非守约者、犯错者,以实现组织内部的共容利益。

  然而,即使如此,表2的策略和相应的支付值仍然没有真正“刻画”出组织与成员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

  第一,表2尽管剔除了不合理的策略,却仍没不能清晰地给出组织所应该实施的一以贯之的稳定策略,这样,表2所示的“策略解”将既不可能是稳定的,也不可能是最优的。

  第二,组织与成员间的关系将是一种长期关系,而非一次性的博弈关系,这是作为“基准分析”的表1和表2所不能“涵盖”的。

  (二)组织惩罚:公共品博弈中的“一报还一报策略”

  表1所展示出来的逻辑可能会受到“同义反复”的(评论或)指责,原因在于它有一个极关键的假设,即“平均成员”的设定(见本节第一部分)。事实上,不同成员的偏好是不同的,正如本文第三节反复说明的,参与人是非同质的,他们对公共品的边际评价并不等同,因此,对于公共品的意愿贡献也极不相同。另外,前述模型甚至暗示组织有可能犯错,以致对守约行为给予处罚,而对不守约行为进行补偿(v),我们把这种情况概括为“扭曲性激励”。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即,组织的确可能犯错,例如在成员守约时“误伤”他们,在成员不守约时反而补偿他们,但组织不可能永远犯这种低级错误。这样看来,我们有必要对(表1所显示的)组织行为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修正。表2正是对表1(所展现的)扭曲激励的“矫正”。考虑到行参与人也有可能犯错,即他的本意是要守约的,却表现出不守约的行为特征,表2保留了成员可能表现出来的“中庸策略”(见表2最后一行)。只要成员的“不守约策略”不是十分露骨,组织就不会处罚他,而是也采取中庸策略来应对这种情况,因此,表2最后一行就把(组织)对(成员所表现出来的)中庸策略进行惩罚的可能性给预先排除了。

  1. 组织策略:选择性激励

  在阿克塞尔罗德看来,一报还一报策略是“善良策略”,它不首先背叛,只要对方是合作(守约)的,它也一定会选择合作(守约),因此,对“善良策略”来说,它第一步总是选择合作(守约)。但如果他发现对手的策略是不合作的,他将随即作出反应,也会在后续阶段选择不合作。这意味着,如果成员总是守约的,那么组织将对此策略进行持续的“补偿”;如果成员总不守约,那么组织刚开头由于不知道成员是违约的,会选择“补偿”,但随后就必然选择“惩罚”策略以“教训”违约的成员。同理,如果成员总是采用中庸策略,那么组织的第一步策略将仍是“补偿”,随后它也将采取与成员一样的中庸策略。

  这样,表1出现的“守约而被惩罚”,“违约而被补偿”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无论有多大可能性都不予考虑)。不过,面对成员的中庸策略,组织也会选择中庸策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组织在甄别成员类型时犯错,从而避免更严重的后果。例如,成员明明是守约的,却误认为成员不守约。另外,我们也发现,成员的中庸策略实际上是他们所犯的一个“错误”,例如,他本来存心要守约的,却不料选择了“违约”,发现后即迅速调整过来,又选择守约,相反的情况也存在。面对这种情况,组织也以模糊策略处理。它并不马上处罚那些“犯错者”,除非成员坚持违约策略。这样,在作为“基准分析”的表1和表2的基础上,我们就有了表3。

  有必要说明,表3绝不是作为“基准分析”的表1和表2的简单的“逻辑延伸”,它更加真实地考虑了成员(即行参与人)和组织之间的长期的(博弈)关系,因此,(在表1和表2中的)一次性博弈(此时)就变成了t次的重复博弈。表3所刻画的是t表示为无限多次博弈,即t→∞时的情况。现在,我们要证明,在优于“简单”的“惩罚策略”和一味温情的“补偿策略”的情况下,“一报还一报”策略将是组织协调与成员关系的“最好策略”。 

  表3显示,无论组织成员作何选择,组织均采用“一报还一报”策略,假设π是成员在以后各期的贴现率,如果成员守约,它能得到如下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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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成员不守约,组织首先会采用善良策略,发现情况后即实施处罚,则有如下预期收益:

  ■

  如果成员采取模糊的中庸策略{19},组织先以合作策略应对,随即也采用中庸策略,则有如下预期收益:

  ■

  令(1)-(2)可得:

  ■

  令(1)-(3)可得:

  ■

  与表1所展现出来的逻辑不同,一报还一报策略使中庸策略毫无优势,与守约策略比,它是相对劣的策略(见(5))。可见在组织实施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情况下,成员将不会考虑使用中庸策略。

  另一方面,由(4)可知,我们无法马上判定,给定组织的“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守约和不守约这两种策略究竟何者更值得成员选择。当然,毫无疑问,对公共品服务而言,守约策略理应成为(成员的)首选策略。但对个体成员而言,如果不施以确定的限制性条件,的确无法马上判定守约与不守约何者为优。

  令(4)大于零,有如下不等式成立:

  ■

  这里:

  ■:表示组织成员得自公共品服务的价值与公共品提供给任何守约成员的全部价值的比例,简称公共品的“公共品服务(价值)率”,显然它大于0;

  ■:表示组织成员为创造公共品而产生的成本与任何守约成员得自公共品服务的全部价值的比例,简称“公共品服务的成本率”,它同样大于0;

  ■:表示组织成员违约成本与任何守约成员得自公共品服务的全部价值的比例,简称“违约成本率”,也大于0。

  这样,(6)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如果公共品在未来的每期价值相对于现值的折现率不小于公共品(服务)的价值率、公共品(服务)的成本率和公共品(服务)违约成本率的和(差),即意味着组织对违约成员的惩罚是可置信的,成员选择 “守约”策略优于“违约”策略。换句话说,只要k(惩罚)足够大(即惩罚足够重),不等式(6)就容易实现。

  2. 组织规模与“一报还一报”的经济学含义

  条件(6)并不苛刻。随着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公共品供给的分摊成本将越来越小,显然分摊成本与组织规模存在如下关系:

C1 < C2 < …Cn(n是组织成员数,即组织规模)

  从而有:

  ■

  作为公共品(或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外溢性,对每个成员都是同一的或等价的(只要他不违约,他就可以得到全部的g+v),因为它们具有不可分性和非排他性。如果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即意味着 ■ 越来越小,由于(g+v)在理论上可看作常量,在 ■ 愈来愈小的情况下,决定不等式(6)是否成立的关键因素就是k,即组织对不守约成员的惩罚的“强度”。

  如果组织规模(用人数n表示)越来越大直至一种极端情况,即n→∞,那么有:

  ■

  结合(7)、(8),我们考察(6),发现不等式(6)较易满足,只要组织惩罚的力度足够大,成员违约的动机就极小,无论公共品在成员的未来生活中占有多大权重,都可以保证成员不违约。当然,我们要特别说明,组织规模不可能无限大,一定存在着“组织边界”,这里假设的情况,只是说明如果组织规模足够大,可以近似地使  ■  逼近于0。

  相应的,假如公共品(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每个成员来说非常重要,与他们的预期收益密切相关,即意味着π→1,从而也就有下式成立。

  (c-k)→ v   (9)

  (9)的经济学含义很明确,随着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在c → 0(在c变得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对违约行为的惩罚(k)越来越具有道德惩戒作用。如果成员违约,来自组织的惩罚使得成员在其他人那里越来越失去信任和尊严。换句话说,c意味着成员对公共品的贡献(他出力了),k则是成员由于违约而受到的惩罚,故两者差值越大,意味着成员的道德评价越低,这暗含了(9)的逻辑,即(c-k)事实上相当于v,或者说,v可测度于(c-k)。

  很明显,假如组织规模越来越大,c越来越小直至0,则c-k=-k→ v,或v≈k,那就说明惩罚(k)越多,来自组织或其他成员的信任就越少,成员的道德耻辱感也就越强,组织的外溢效应(v)对成员来说也就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除非他能与其他成员一样选择“守约”策略。

  按照我们的分析,如果组织实施“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则成员的“讲真话”或“守约”就是他们的占优策略,搭便车问题也因此得到解决。

五、实例

  有关公共品的讨论已有丰富的文献积累,但是把组织当作公共品的理论分析却并不多见。当考察组织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时,组织就被拟“人”化了,它被人们当作寻利的法人,与经济学所设定的“行为人”没有两样。但组织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公共事件”,更重要的是,对于组织成员来说,组织就是公共品。组织决策、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一个“公共过程”,它遵循的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与个人决策过程有着质的差异性。古往今来的许多实例证明了这一点。决策的公共性、消费(服务)过程的不可分性和非排他性,都使组织具有公共品的性质。据此,我们可以列举历史上出现的若干实例来证明这一结论。

  (一)家庭

  家庭是一种组织。在市场上,家庭是以私人组织的面目出现的,但对其成员则充满了父爱主义的责任与义务。一般来说,家庭是极其初步的、初级的共产主义制度,家庭成员共同劳作,共同的、大致相等地消费他们创造的产品与服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后者最普遍、最一般的表现形式就是一夫一妻制,{20}这个漫长过程实质上是家庭这种具有公共品性质的特殊的组织的责任、义务和惯例的演化过程。一夫一妻制使子女清楚地知道其父母是谁,而父母也很清楚其子女是谁,这种最初级的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能在家庭内部确立父母的责任和子女应享受到的基本权利,包括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抚养权和继承权。在中国,子女在父母年事已高时还有赡养他们的义务。显然,家庭是极端有效的组织,概因它内部的责、权、利分布与成员的(禀赋)分布一一对应,具有积极的选择性激励所应具有的一切特征。

  (二)封建行会

  行会是依照职业类型而专业化的手工艺人的一种组织,它是通过对内实行劳动章程,对外实行垄断这两项任务而发挥作用的。{21}行会成员在行规的严厉约束下一致对外,因此它极为封闭因而极具“私人性”。然而对内政策,行会是用尽一切手段来为所有行会会员提供平等的机会。为了实现这种平等,行会就必须通过制订极其严苛的政策或规定来对成员进行限制,在原材料的采购、加工、生产、定价、销售与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均有极详细的标准,以防止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全体成员的利益。{22}行会内部,惩罚是极其严厉的,只要发现违规行为,轻则罚款,重则开除。

  (三)庄园制

  在7到12世纪的欧洲,庄园制经济是一种普遍形式。庄园制的本质是一种农奴制,农奴对庄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劳役,后者为前者提供生活和生产条件。庄园制度的突出特征就是实施农奴——领主契约的性质。领主不仅在经济上对农奴实行超经济强制,而且对后者的婚姻、社交和民事纠纷等等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终审裁决权。农奴通过给领主提供劳役而换来领主对他们所承担的包括人身安全在内的终极责任,这样,一种包括社区、政治、文化与准军事功能的公共性组织,即庄园制的宗法结构也就产生了。正如诺思所说的,农奴数量的增减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因而也就一直调节着庄园制下的领主们对农奴的“强制力”或“约束力”,当农奴即劳动力短缺时,前者对后者就会表现出足够的“亲和力”,以避免农奴逃离庄园,危及庄园主的利益。{23}

  (四)汉萨同盟

  汉萨同盟是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它在13世纪逐渐形成,14世纪达到兴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个。1367年成立以吕贝克城为首的领导机构,有汉堡、科隆、不莱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拥有武装和金库。1370年战胜丹麦,订立《斯特拉尔松德条约》。同盟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实力雄厚。15世纪转衰,1669年解体。{24}

  汤普逊认为,将同盟不同成员联合在一起的唯一真正纽带是互利的原则。它们渴望得到受保护的贸易通路,进而渴望得到更广泛的国外贸易特权并维护之。象汉萨同盟这样的联合组织的出现,完全是由于自卫的需要。在陆上:道路条件恶劣,捐税繁重,不堪重负,且有受劫威胁;在海上,连续不断的事故,未标明的海岸线,收藏财富的原则,大群的海盗,浮动不定的货币,履行合同的困难——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商人同盟。汉萨同盟使贸易状况,特别是海上贸易发生了许多变化。到了中世纪晚期,同盟的诸多海上贸易催生了国际法的出现。{25}这些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商业,约束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实际上,各成员的寻利导致了互惠性的同盟的出现,但由于同盟成员散布于如此广袤的地区,并非所有城市都有相同利益。所以在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之间,在东部城市和西部城市之间便产生了诸多不可调和的对立。此外,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近代的商业世界的环境及其需要发生了变化(如荷兰、英国及俄国的崛起),而同盟不能理解并适应这种变化,这就宣告了汉萨同盟的最终解体。{26}

  (五)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要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尽管成了政界和学术界的“议论中心”,但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系统研究。1958年7、8月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兴起,以大约一千户左右的农户为基本单位,建立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公社组织。后来毛泽东发现“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度引发了严重的生产危机,就在1960年开始把此种制度调整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土地由最基层的生产小队所有,后者既是生产经营单位,也是利润核算单位。公社社员除以集体为单位共同所有土地外,还以(单个)家庭的方式占有自留地,作为集体生产的补充。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既是基层的政权组织,又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直至1962年, “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组织形式才巩固下来。1969年,农村人民公社又开始创办一系列社办企业,作为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延伸。改革开放后,这些社办企业演变成了乡镇企业。显然,公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赤脚医生(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也是在公社内部成长起来的。诚然,人民公社体制对其成员的微观激励并不显著,但其政治动员能力与宏观效应却不可小视。

  (六)联产承包制

  1979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成了农业生产的基本经济制度。自秦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结构就成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形态,因此,单从组织形式来看,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革命性的生产形态。然而它的意义不容低估:其一,它释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户除农业外有更多的选择;其二,这种组织结构为农户提供了更强的生产激励,虽然它无法在孤立的家庭内部发展出分工与专业化的产业格局。正如前述,尽管家庭与其他经济组织的交易是一种纯私人性的交易,对家庭成员来说,联产承包制仍然具有公共品性质,家庭决策实际上是其成员的集体决策。

  在我们看来,行会、汉萨同盟带有自发性和民间性,而庄园制则带有强制性,人民公社和联产承包制的演变则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诉求与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的双向互动,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违背组织存在与演进的一般性规律。尽管组织中的成员议价能力不同,成员之间的权力和权利配置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只要组织与成员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存在着“共容利益”,那么通过构建互惠和惩罚机制就能使组织获得相应的效率水平。如果组织的内部惯例、文化、规则与它们所面对的社会习惯、习俗、文化与法律制度相一致,那么组织的存在也就满足了司法正义与社会正义的一般要求。如果组织的创新性活动能给社会文化、惯例或制度带来一个边际上的改进,那么这样的组织就获得了某种革命性的意义与历史价值。

六、结论

  本文认为,作为公共品的组织具有公共品的诸多特性,它使组织成员即使面对对自己有利的公共目标时也可能选择“放弃”,因为搭便车是每个成员合乎理性的(可行)选择。如果组织成员从公共品服务中得到的边际效用与他为公共品服务所提供的边际努力刚好相等,那么组织及其成员就实现了一系列的“行为均衡”。即使如此,这些均衡所确定的(各个成员的)“贡献比例”和“分配比例”并非固定不变,它们要受到不同成员的地位与权力配置的影响,因为后二个因素决定了组织成员在公共权利的享用方面的谈判能力。

  研究表明,给定组织选择不同的策略,其成员有动机(选择)“不守约”(的策略),因此,(作为公共品的)组织就必须利用积极的选择性的激励方案替代好赖不分的扭曲性的激励(方案)。我们发现,“一报还一报”的选择性激励方案是组织用来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最好方法。对违约者来说,这种策略简单、明晰,具有说一不二的“可置信性”。历史上与现实中的诸多组织,如家庭、行会、封建庄园(制)、汉萨同盟、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制等等,它们无不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并且,要获得较高的组织效率,又无一例外地颁行具有可置信性的规则与法律,以使组织成员最大化他们的“共容利益”。


【注释】

①守约者与违约者分别是针对组织来说的,因为组织有整套规范,组织成员有义务遵守这些规范。但是,往往存在诸多违反这些规范的组织成员。这样就相当于组织成员发生分化:有违约者、有守约者。假如违约者和守约者的行为会导致组织内收入分配的“重新分割”,那么,守约者和违约者就会“陷入”争夺更多收入份额的博弈中。在转型社会,“收入”可表现为“职称”、“工资等级”、“权力”、“荣誉和地位”,等等。 ②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 ~ 175页。 ③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1968):1243-1248。 ④Ernst Fehr, Simon G?覿chter, “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No. 4. (Sep., 2000), pp. 980-994; Armin Falk, Ernst Fehr, Urs Fischbacher, “Appropriating the commons -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474, May 2001. Ernst Fehr, Urs Fischbacher, “Third-party punishment and social norm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5 (2004) 63-87. ⑤关于共容利益的定义见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1 ~ 21页。“共容利益”在这里主要指成员行为的互惠性,其词意与“共同利益”接近,但后者主要指不同成员的利益的“交集”,而前者强调一个人的利益与另一个人的利益虽然不同,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在本文,我们假定,共容利益包含共同利益,故正文中我们有时会混用这两个词。 ⑥公共品的两个特性是:它产生的好处无排他性,为全体成员所分享;公共品的最优配置又取决于成员自动地为它的产生所作的贡献,这是一个两难问题。因此,各成员对公共品的贡献的测度就十分重要。参阅Ian Krajbich, Colin Camerer, John Ledyard, Antonio Rangel1, “Using Neural Measures of Economic Value to Solve the Public Goods Free - Rider Problem”, Science, 10 September, 2009。Ian Krajbich等的论文尽管提供了一个如何测度公共品(对成员的)边际贡献因而必须为此支付多少“成本(税收)”的实验方案,但他们的研究并不能解决不同成员的权力或权利博弈如何影响公共品配置及由此而来的(不同成员的)支付比例的决定问题。 ⑦Oliver E. Williamson, “The Logic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4, No. 1. (Spring, 1988), pp. 65-93。另参阅威廉姆森:《治理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 ~ 276页。 ⑧Klein Benjamin, Crawford Robert G & Alchian Armen A,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 21(2), pages 297-326. ⑨有关不确定性的讨论见杰克·赫西拉发(Jake Hirshleifer)等:《价格原理及其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 ~ 293页。 ⑩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 ~ 58页。 {11}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9 ~ 48、118 ~ 131页。 {12}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 ~ 21页。 {13}同上,第10、16页。 {14}在中国农村的村主任选举中,存在着诸多贿选现象,这正是选票交易的表现之一。 {15}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 ~ 130页。 {16}关于选择性激励的论述参阅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联合出版,第38 ~ 42页。 {17}同上,第38 ~ 79页。 {18}例如,作为组织成员,他能从组织获得必要的声誉和信任。经过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周期后,他还能从组织中得到红利。如果某个成员的所作所为不符合起码的组织原则,那么他就可能失去信任和必要的尊严,这都意味着该成员受到了组织的“惩罚”。但是,即使如此,该成员仍然享受着作为公共品的组织的服务,还享受着经由组织决策而提供的一般性的公共品的服务。对农村社区组织来说,这些一般性的公共品包括公共道路、桥梁和必要的农田水利设施。 {19}人们会问,如何甄别成员的中庸策略与不守约策略呢?这个问题讨论起来还是较为复杂的。不过,不守约策略与中庸策略相比,前者行动果敢坚定,具有持续性的不守约特征,后者只是犯错,会较快地调整不合适的策略,它不会持续性地不守约。 {2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版,第76页。 {21}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6页。 {22}同上,第87 ~ 95页。 {23}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2 ~ 140页。 {24}参见http://www.hudong.com/wiki/%E6%B1%89%E8%90%A8%E5%90%8C%E7%9B%9F。又见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8 ~ 243页。 {25}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220、235、239页。 {26}同上,第220、243页。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