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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日外交在20世纪60年代的转型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刘建平

【内容提要】 为抵制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拒绝邦交正常化但唯利是图的对华政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切断经济交流并厘定日本政府必须停止反华政策等政治原则作为重开贸易的条件。但由于日本民间组织、在野党和重视对华关系政治活动家的推动,更由于发生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外交挫折,中国虚化政治原则而重开中日贸易,并尝试联合日本反抗苏联;对日外交形成了经济和政治实用主义的两条路线。60年代对日外交的转型发展或可谓应付时局的选择,但偏离中日关系主题,因此衍生了影响深远的负面后果。

  2008年12月,日本外务省最新解密档案中有关1965年1月佐藤荣作首相访美的文件引起日本主流媒体关注,报道的焦点是佐藤1月13日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密谈。文件表明会谈涉及中国,佐藤提出:“如果发生战争,希望美国立即进行核报复。”他认为美国可以从海上发动对中国的核打击;而麦克纳马拉则确认:“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1}日本学者据此分析,佐藤设想与中国开战时以美军舰载核武器打击中国,而美舰的补给在日本海港进行,因此也就意味着美舰载核武器无需事前协议即可进入日本。于是日本的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和平团体等批评说,佐藤倡导日本“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之“无核三原则”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原来是对国民、对世界的欺骗。

  因为档案是研究历史、建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进而理解现实的原材料,所以每有重要公文解密或发现,日本主要报纸会郑重报道并请专家分析其意义。然而不幸的是,中国主流媒体对于上述关乎中国人身家性命的资料鲜有讨论,倒是在2009年7月初对麦克纳马拉高寿去世的消息不亦乐乎似地辗转流传。中国社会无需鹦鹉学舌,而有必要根据佐藤与麦克纳马拉的密谈进一步认识日美同盟、认识日本尤其是理解中日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日本政府根据美国冷战政治的需要选择与台湾国民党当局议和缔约,但中国政府秉持人民友好的理念,在协助日侨回国、释放战犯、推动中日贸易等方面照顾“日本人民”的利益要求,甚至设想“以民促官”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内定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如此这般的友好,怎么还会招致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发生中日战争想象,甚至怀有借美国核武器打击中国之孽仇奸计呢?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中国对日外交所特别需要反省的,否则乃无异于以德报怨始竟以德招怨终、临灭顶之灾却不知何故般的愚昧。

  也许会有论者指出:佐藤的核打击说是出于对中国1964年10月之核试验的恐惧。但应该注意到,东亚地区的直接冲突者是美国和中国,而中国同时也声明:掌握核武器是为了防御,即“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会首先使用”,也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2}更何况中国大张旗鼓地推进着“中日人民友好”运动,怎么能设想受美国遏制、苏联压迫、印度劫扰且落后贫穷至大量饿死的中国对日本发动战争呢?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上世纪50年代末评论岸信介首相迎合美国、侮辱中国的行为时,认为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立场”正在暴露。{3}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没有经过严肃的谢罪、赔偿和惩办战犯处理,所以其对亚洲落后国家的“帝国主义性”不得矫正。厘定这一逻辑线索,佐藤荣作的战争想象与核虐杀中国的建议便可以溯源了,即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敌视、蔑视中国的帝国主义政治心理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作为对岸信介政府时期“潜在”帝国主义野心的反击,中国政府曾于1958年5月切断与日本的一切交流。但从佐藤荣作的战争想象和灭亡中国的用心来看,对中国的敌视、蔑视有增无减;因此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末的对日“绝交”并未达到打击其“潜在的帝国主义立场”之目的。原因何在?梳理历史事实可以看到,中日关系在60年代不仅得到恢复,并且由于1962年“备忘录贸易”和1964年互设商务联络机构、交换新闻记者的实现,当时竟被称为“友好关系大发展”,而后来老干部的回忆中更有“喜事一桩接一桩,高潮一个连一个”的形容。{4}这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切齿于密室形成了对照。很显然,要理解越来越丰富的资料呈现的越来越复杂的中日关系事实,就必须探讨从50年代末中日“绝交”到60年代反而“大发展”的历史逻辑。

一、中国对日外交的政治整顿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美国控制日本与中苏同盟冷战的东亚地区体制下,中国以“人民友好”的理念展开中日贸易、协助日侨回国,即所谓“人民外交”;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经苏联协调对日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中国也设定了中日恢复邦交的目标,努力开拓“民间来往,官方挂钩”的路径。然而,日本政府但取中日贸易、日侨回国、释放战犯等“友好”利益,对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谈判期待则虚与委蛇;到岸信介首相时期则更不加掩饰地蔑视、敌视中国:对于1958年初在日本北海道山林发现的侵华战争期间强掳的中国劳工刘连仁拒绝谢罪、赔偿,后来又纵容暴力分子侮辱中国国旗。于是,在中国国内抗议舆论蜂起的形势下,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于1958年5月9日发表谈话,谴责日本政府之“敌视”、“侮辱”已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中日关系随之断绝,当时内部有“经济绝交”之说。{5}

  对于中国的强硬措施,日本政府以“干涉内政”之嫌和“政治经济分离”主张相回应。《人民日报》遂反击指出:中日贸易是建立在友好基础之上的,而日本政府一面“敌视和侮辱”中国人民,一面又要“在中日贸易中捞一把”,这是“采用卑鄙无耻的手法”来回答中国的友好诚意,使中国人民感到“忍无可忍”。其所谓“政治和经济分开”,就是要求贸易而“政治上继续敌视中国”;但“中国人民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过去的“交往方式”。{6}这表明,中国政府决意对外交进行政治整顿,改变过去那种为了追求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而主动满足日本方面利益的政策,不再允许敌视中国政府、蔑视中国人民的日本从中国获得利益。

  “经济绝交”使日本的对华贸易企业受到打击,如签署协定的钢铁、化肥行业已有部分开始生产,多年致力于对华贸易的中小企业、尤其在原料上依靠中国者更陷入困境;因此,围绕如何打开僵局形成了中日间的外交斗争和日本国内的政治斗争。对日本政府而言,由于其最为关切的滞留在华的日本人回国、释放战犯等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完毕,并且民间团体仍在与中国方面沟通,贸易利益则可以从台湾、东南亚等地区获得补偿,所以它不为中国的抗议、“绝交”所动而取“静观”的消极态度。即使在野党、日中友好团体和日中贸易团体等号召国民运动,日本政府仍然回避责任,甚至编造说中国正在“试探”与日本恢复贸易,以诱导舆论、消除压力。对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负责人发表谈话,驳斥日本外务省“无耻的捏造”,重申:“只要岸信介政府继续敌视中国,继续用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中日贸易就断无恢复的可能。”{7}另一方面,作为日本民间组织代表常驻北京的“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也电告国内:陈毅外长谈话的立场没有改变。“据闻为了打开局面多方都有派代表团的意向,若打算含糊其词地会商,恐反生恶果。总之,只要日本政府的政策不转向友好,重开贸易是不可能的。”{8}负责对日工作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5月21日还曾当面向来中国接运日侨、战犯的友好团体代表解释说:我们对日本人民的友情是不变的,但对日本政府的敌视政策则采取断然的态度,只能等待日本的政治转向友好。现在日本的中小企业可能特别困难,但希望不要急躁,努力去改变日本政府的政策以打开僵局。社会党、共产党、总评等民主势力对日中恢复邦交作宣传、搞运动,我们深表感谢;但我们现在认为,恢复邦交还很遥远。{9}也就是说,中国既不再奢望于可预见的将来恢复邦交,也不愿意响应“日本人民”重开中日贸易的要求,倒是希望他们去改变自己政府的政策。

  而且,不仅在贸易方面,中国政府还停止其他友好交流并明确恢复交流的政治条件。6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告以“由于岸内阁继续敌视中国人民故而暂且停止帮助日本妇女回国”。{10}6月11日,中国渔业协会致电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通知不再延长到期的中日渔业协定,并表示:在战争状态并未结束、正常关系并未恢复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在友好日益增进的基础上,本来是没有任何可能签订中日两国的民间渔业协定的。今后,如果岸信介政府不改变它对我国的敌视态度,而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中日两国民间渔业协定的签订问题也是无法加以考虑的。”{11}6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顾问赵安博会见日本协商日侨问题三团体的代表,他说:只要岸信介政府坚持不友好态度,不仅撤侨问题,一切交涉都要停止。{12}但日本政府淡然处之,岸信介表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日中相互理解”,外相藤山爱一郎也声称要“消除中国方面的误解”以“推动与中国的睦邻关系”等等。高唱这些貌似文明、稳健但不知所云的空话的目的,正如日中友好协会6月24日的声明所指出的,就是“要把发生紧急事态的责任恶意地转嫁给中国”。{13}

  当然,面对多年努力开拓的中日交流、尤其是中日贸易发生破局,探索恢复也是合理的要求。但是向中国要求解除限制,还是向日本政府要求改变对华政策?在日本,两种倾向都存在,而且前一种倾向逐渐成为主流;这是因为尽管要求政府改变政策的国民运动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压力,但自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并没有动摇,对华政策不可能改变。从中日“绝交”后不久的第28届大选结果来看,自民党从上次大选的290个议席变为287个,社会党的议席从158个增加至166个,而共产党则从2个议席降为1个。{14}也就是说,中国问题并不能构成影响日本政治外交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岸信介政府并不认真处理,而是把外交的重心置于对美交涉签订新的日美安保条约。相应地,热心中日友好和中日贸易的活动分子便把目标集中于打探中国政府重开中日贸易的条件上了。

  对于日本的贸易团体和在野党而言,这也是扩大影响之政治利益和争取中国市场之经济利益的驱动使然;但中国政府严肃说明了政治条件。中日关系断绝之初,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内山完造、日中邦交恢复国民会议代表委员小畑忠良、日中贸易促进会(原“中日贸易促进会”,1958年4月改名)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七人即于5月13日发表声明,号召以“国民外交”克服危机。{15}这种“国民外交”运动具有既抗议日本政府也希望中国恢复交流的两面性。而日本社会党、共产党领导人在谴责政府的同时,也都表达了去中国访问的意向,因为在野党如果能打开政府无能为力的中日贸易就可以争取更多国民的支持。7月7日,执行送还华侨和接运日侨任务的协商日侨问题三团体代表宫崎世民(日中友好协会方面)得到廖承志、赵安博的接谈,廖承志提出了恢复民间交流的条件,即政治三原则:不敌视中国,不制造“两个中国”,不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16}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指出:“如果岸信介政府继续敌视中国人民,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那么,中日来往全面中断的责任,应该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担负。我们深信,日本人民争取中日友好、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斗争,正像他们争取和平、独立、民主的斗争一样,一定能够排除一切障碍和困难,获得最后的胜利。”{17}这样就正式公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原则,期待日本人民自己解决政府的问题。8月,为了探询恢复贸易的条件,日本社会党派出国际局长、参议员佐多忠隆访华。廖承志在会谈中在提出,岸信介政府要公开保证做到“立即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行”、“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并就侮辱国旗事件采取谢罪、处罚犯人等补救措施。他还强调: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两面三刀地利用中日贸易。因此,在履行上述条件之前,无论是政府代表还是民间代表,我们都不接待。现在保守党内部也有贤明之士希望访华,但那样做会被岸信介政府利用,反而既损害他们的政治生命,又被用来说中国示弱,所以不接受来访。“这是代表周总理、陈毅外长所提出的中国政府的正式见解,也是最终的态度。”当佐多忠隆说“这样会使对中国抱有好意的人们、一部分财界人士踌躇畏缩并给国民运动的热潮造成负面影响”时,廖承志解释说:对一部分人的确是抱歉了。可回顾过去60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反对战争势力的人被镇压、投狱,但战争势力必定垮台。今天的不幸在于岸信介政府要使日本回到帝国主义的老路,对此不能妥协让步,否则就会助长其反动性,对两国都没好处。{18}如此,中国方面再次确认了恢复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

  佐多忠隆带着中国的正式意见回国,但遭到自民党的批评,自民党甚至否认“敌视中国和采取了非友好的态度”。{19}而岸信介更反复强调“政治经济分离”原则,拒绝解决“带有政治色彩的国旗事件”,并辩称“静观”就是不接受“中共的误解”,“希望贸易是出于建立友好关系的心情”云云。{20}对此,《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驳,称岸信介既敌视中国还要与中国贸易,这是“侮辱”中国的、“欺人太甚”的“友好”,中国人民“绝不会发生误解”。{21}相应地,在1959年3月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团长浅沼稻次郎)访华时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双方不仅确认重开中日贸易的政治三原则,又提出了“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能分开”、在当前“政治问题必须居于优先地位”的原则。{22}即“政治经济不可分”也被确定为整顿中日关系的政治原则了,甚至是根本原则。9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三应邀访华,周恩来在与石桥共同发表的会谈公报中又提出:“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23}如此,为重开中日贸易而厘定的政治原则即“政治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似乎明确而巩固下来了。

二、人民外交的民间化转型:从政治原则到贸易原则

  

  在中国的中日关系叙事里,1959年9月的周恩来、石桥会谈公报和3月的张奚若、浅沼共同声明往往被相提并论于“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的确立。其实,这两次表述有着很大的不同。本来,提出“政治三原则”之后,针对日本政府的“政治经济分离论”,中国方面通过与日本社会党协商,强调必须优先解决政治问题、否则中日贸易就不能重开,这是为了巩固“政治三原则”不妥协立场的“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但周恩来与石桥的会谈公报已经把“政治三原则”与重开贸易的关系虚化,表达的是一种无法具体操作的“结合起来”。尤其《人民日报》社论《周恩来总理和石桥湛三先生会谈的重大意义》就更加弱化了“政治原则”的原则性,它说:对于周总理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的提法,石桥先生表示同意。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来作为处理问题的原则是行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一面听任另一个国家在政治上露骨地敌视自己,一面又同这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石桥先生此次来我国访问,今后也还有其他日本政治家为促进中日友好前来我国访问。他们这种访问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行动。这样一种政治性的行动,将能够为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有利的条件。”{24}粗看起来,社论似乎是在赞赏“日本政治家”来华表示友好,但日本政府必须改变敌视中国政策这一重开中日贸易的政治原则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只要有“日本政治家”作出来华示好的“政治性行动”,贸易和文化交流就可以重开。换言之,即使日本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只要有冠以“日本”的政治家表示友好,中日贸易的政治原则就算得到满足。这是虚化甚至放弃“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的前兆。

  为什么政治原则刚厘定不久就发生了动摇?这是因为在石桥湛三访问之前,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已来华反映中小企业的困难,并商得中国以出口“照顾物资”的方式重开中日贸易,1959年5月底又就首批“照顾物资”的具体细节达成了协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人民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两国工会的交往。中日“绝交”后,总评事务局局长岩井章倡议组成“国民战线”与日本政府斗争。1958年10月总评组织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了坚决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反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立场。对此,《人民日报》评论说,这反映了“两国工人阶级友好团结的新发展”。{25}不过,日本的“政治”友好并非为友好而友好的抒情演出,不久总评就提出重开贸易的要求;因为贸易断绝使得日本从事中日贸易特别是以进口中国原料为生计的中小企业遭遇困难,近20万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1959年1月29日,总评事务局长岩井章和政治部长小山良治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有关负责人接谈后向廖承志汇报,经商定认为可以给予特殊照顾。2月12日周恩来会见岩井章,说:贸易与工人是有密切关系的。但代表工人阶级的你们很清楚,妨碍中日贸易的是日本政府,日本人民应该要求日本政府改变政策。我们决不允许岸信介政府一面敌视中国,一面做买卖。但我们对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同情他们的经济困难,小企业中确因贸易中断发生困难的,如有友好进步团体的介绍和保证,个别来往而数量又不大,我们可以考虑。5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代表在广州就首批“照顾物资”的细节达成协议,后分批发运,有关行业的困难因而得以缓解。{26}这样,在日本政府并未改善对华政策的情况下变相重开贸易,即中日关系的政治原则被贸易重开的事实冲破了。当然,由于宣示“政治原则”之声犹在耳,中国不承认“照顾物资”是正式贸易。但无论如何,总评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行证打通了关节。而既然贸易重开,中国也就不得不对政治原则重新解释,以与暗中发生的事实协调起来。

  貌似强大的政治原则堤防已见蚁穴,破溃便只须时日了。因为需要中日贸易者不仅是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的资源与市场并不会由于政治关系恶化而失去吸引力;所以,“照顾物资”让日本的政治活动家看到了正式恢复贸易的希望,于是积极前来推动。继岩井章于1959年2月谈妥“照顾物资”出口之后,3月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也向中国领导人和外贸部门探讨打开中日贸易的问题。在毛泽东接见时,代表团团长浅沼稻次郎表示:要发动国民舆论,使日本政府改变政策或者争取社会党掌握政权,早日恢复中日邦交。他一方面给毛泽东这些画饼充饥式的政治承诺,一方面提出:希望把日本经济和中国的长期计划结合起来,把日本的科学技术和中国的丰富资源结合起来。果然,毛泽东肯定地说:与“主张和平的朋友”在经济上合作是可以考虑的,“贸易总有一天重开”。在经济分科会谈中,尽管中国方面以政治优先原则为由拒绝讨论贸易协定的问题,但团员佐多忠隆还是认真说明:“如果这样贸易中断下去,对美国一边倒的经济状况将继续扩大,甚至有体制化的危险;因此,早日缔结贸易协定、重开贸易对日中两国都有利。”另外,佐多也要求给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以特殊照顾。{27}

  社会党的访问虽然没有在重开贸易上取得即刻突破,但所谓以中日贸易拉住日本不至于“一边倒”向美国的逻辑是有政治诱惑力的──即使这种逻辑的导向是为日本谋取利益。其后,日本不同的利益集团更积极活动,除代表“日本人民”的政党、团体之外,自民党的资深政治家如前首相石桥湛三、党顾问松村谦三也有意访华为贸易拓路。为此,廖承志特别征询 “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的意见。在考虑“照顾物资”政策时,西园寺就表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不能中断,民间贸易也应该继续进行。”而对于石桥、松村的来访意向,他更极力赞赏,建议“积极予以接待”。{28}于是周恩来决定邀请石桥、松村访华;那么,当然的结果就是中日关系政治原则的空洞化了。我们可以看到,1959年9月石桥访华发表“会谈公报”还算是含糊其词地赞同“政治经济不可分”;但10月下旬松村访华时连共同文件也不发表,与周恩来在会谈时还为岸信介内阁辩称“并非敌视中国”;{29}到1962年9月松村第二次访华发表共同会谈纪要时便很清楚,他不接受作为重开贸易条件而要求日本政府改变政策的政治原则,只同意“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30}即他坚持在“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下发展贸易。尽管如此,倒是中国方面主动把这种访问说成“政治”。比如,1959年11月11日周恩来在欢送松村的宴会上讲话时说: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可以使贸易和文化交流恢复发展起来。“我们应该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这就是政治。有人把政治和经济分开,这是可笑的。接待松村谦三先生来中国访问,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一种政治关系。”在这里,松村的来访被勉强当成“政治”而取代了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反华政策的条件;但即便如此,松村也不作正面回应,只是表示:“两国人民不应该处在目前的不幸状态,而应该使他们的友谊回到常轨上去。”{31}总之,中国领导人通过重新解释中日关系的政治原则──即只要有日本的政治活动家来中国表示友好(而不是原来的日本政府必须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就可以重开贸易──而使之空洞化了。对于这次访问,松村谦三后来评论说:留下强烈印象的就是周恩来把接待这次访问当成“政治事件”,这让我们“确知中国是怎样地渴望着与日本建立共存关系”。{32}既然是中国“渴望”,松村当然不可能接受中国的政治条件了。

  那么,中国为什么放弃政治原则而“渴望”恢复贸易呢?除了日本活动家锲而不舍地以意识形态的、反美的、友好的理由要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困难。如前所述,中日贸易其实在1959年2月便议定以“照顾物资”的方式被暗中启动。而从1959年特别是到了1960年,“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生产力破坏已经使中国经济陷入极度困境,原本为日本中小企业提供原材料的“照顾物资”商谈,即便是在岸信介仍然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办理从日本进口农业生产资料的交易了,如1960年6月日本社会党中国照顾物资采购代表来华谈判时就达成了中国进口日本农机具、农药等协议。{33}同时,中日关系政治原则不断被重新解释,以为择机正式重开中日贸易调整话语逻辑。1960年7月,完成了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使命的岸信介内阁宣布总辞职,池田勇人内阁成立。中国领导人抓住这一时机,邀请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访华。铃木一行于8月19日到达北京,向中方对日工作干部介绍了中日贸易断绝后的情况,强调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对双方都不利。8月27日,周恩来接见铃木。在详细询问有关日本经济、日美贸易、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池田新内阁等多方面情况后,周恩来宣布了中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34}他说:根据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果能够逐渐恢复起来,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现在我提出中日贸易的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首先,一切协定今后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才有保证。关于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坚持我们说过的“政治三原则”。其次,没有协定也能做买卖,条件成熟时可以签订民间合同。再次,就是个别照顾,已经做了两年了。日中贸易促进会可以根据上述“贸易三原则”,对你们认为友好的、有可能做的、对双方都有利的生意进行介绍。{35}这样,周恩来就把中日贸易分解成政府协定贸易和民间贸易,政府协定贸易适用“政治三原则”;而对于民间贸易则不再要求日本政府改变政策的条件,只需要民间贸易的政治代表申明“友好”就可以了。

  以提出“贸易三原则”为标志,中国的对日外交从行为主体暧昧的“人民外交”分离出“民间”概念并据此重开中日贸易,中日关系也从追求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季节进入了贸易主题的经济季节。经过日本贸促团体向中国介绍“友好商社”(需要申明致力于中日友好和支持中国的政治原则),中日贸易从1960年10月开始正式恢复起来。{36}不过,从事“友好贸易”的主要是日本的中小企业,中国通过它不能进口到所需要的重要物资和成套设备;而处于经济困难谷底的中国连基本的吃穿供应都发生严重危机,在美国封锁、苏联“卡脖子”的国际政治经济困境中急需日本的重工、化工产品如化肥、钢铁、化纤设备等等,所以要与日本的大资本、垄断资本签订长期的综合贸易协议,而不是“友好贸易”那种单独的短期合同。总之,中国需要和日本建立稳定的即非政治化的贸易关系。{37}正是在这样的经济需要背景之下,“贸易三原则”不仅开辟了“友好贸易”的渠道,而且因为它没有政治原则的限制,所以为扩大中日贸易即谈判长期贸易协议和进口成套设备创造了政策上的可能——只要以“民间”名义进行。经过周恩来邀请、松村谦三的促成以及铃木一雄的联系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1960年8月在日本访问时的推动,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自民党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于1960年10月率一批钢铁、纺织、造船、机械等方面的实业界人士访华,以“探索重开贸易的途径”。{38}高碕的来访受到周恩来的热烈欢迎,中国方面还安排他乘坐豪华专列到东北、河南等地视察,希望能对建设项目——评估苏联援建项目的成果与问题,因苏联专家撤走,有些项目半途而废——进行“诊断”,从企业家的角度提出“改革意见”。{39}而作为外交的逻辑,既然中国有利益需求,日本政治家也就愈发不接受中国的政治条件。访问中,针对周恩来强调“中日两国处于不正常状态的责任不在中国方面”,高碕辨明“也不是日本人民的责任”,甚至说“这个责任究竟在什么地方”是需要“推心置腹”探讨的。{40}这种梗直的外交语言突出了免谈政治即“政治经济分离”的必要性。高碕达之助于10月底回国,不久池田政府发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出口市场的中国更加受到重视。1962年6月,有志于日中贸易的活动家、企业家冈崎嘉平太向池田首相提出考虑长期综合贸易计划、以个人担保使用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等项建议,并推荐松村谦三出面。{41}得到中国的邀请后,松村于9月再次访华。在会谈中,周恩来虽然重申“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但也肯定“见解不同没有关系,只要能够寻求共同的办法就行”。{42}而松村的使命是根据池田首相“政治经济分离的立场”谋求“在经济交流上逐渐积累,首先恢复到1958年前的状态”;令他满意的是,中国方面“从接待到谈判都不过分追求政治”,政治原则“运用的角度和衡量的分寸已显出灵活的姿态”。于是,双方达成了签订五年期的长期综合贸易协议、日本以延期付款的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等意向,商定再由高碕达之助另行访华与廖承志作出具体方案。{43}在双方发表的简短会谈纪要中,关于“原则”是“中国方面重申坚持”,双方一致的只是“促进和发展贸易的愿望”和“应该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已。{44}10月底至11月初,高碕达之助来访签订《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该文件以明确的“民间”概念规范中日贸易,高碕达之助更直接说明:他访华的目的在于协商经济问题,“是在不谈政治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周恩来在与高碕达之助会谈时也强调中日贸易的民间性质,并“极力不去涉及政治问题”。{45}进一步地,双方又在1964年4月交换互设常驻贸易机构的文件,约定该机构属民间性质,不享受外交特权,不挂国旗,不使用密码电报,在日本连续居住满一年须根据日本法令按指纹。{46}据此,8月中方在东京开设联络处,日方于1965年1月在北京开设了事务所。

  这样,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的为追求“友好”或邦交正常化目标的“人民间”贸易,经过一个时期的挫折之后,到60年代转型发展成为“民间”贸易并形成制度性的、有官方后援背景但与政治脱钩的民间贸易体制。对此,有些中日关系研究者称之为“半官方”关系。其实,这种官方后援背景不足为“半官方”的根据。因为,中国在50年代曾经向日本要求象征“官方挂钩”或“半官方”关系的政治性指标,即贸易联络机构人员的外交特权、悬挂国旗权利等等,但遭到拒绝;而这些指标性要求到60年代都尽数放弃了。简单地说,在“备忘录贸易体制”下,日本取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的市场开放利益而不给中国相应的“半官方”外交名义,中国则为了困难时期的贸易需要而放弃了国家外交地位的政治要求。所以,事实是“政治经济分离”的日本立场得到贯彻,而非中国赢得了政治尊重。

三、人民外交的政治实用主义发展

  如上所述,人民外交搁置邦交正常化目标而顺应日本的“政治经济分离”原则来发展“民间贸易”,乃出于中国克服经济困难的需要。这可称之为人民外交的经济实用主义发展。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人民外交还摸索着一条政治实用主义路线,尤其希望争取日本在野党的合作以反对苏联。

  在1958年5月中国切断中日关系之后,日本在野党、和平友好组织、贸易团体积极活动,要求打开僵局;这种“国民外交”给中国造成一种无所适从的困境:重开贸易等于自食其言,但拒绝与“日本人民”的交流即“人民外交”持续中断,又有不能为“日本人民”所理解而挫伤其积极性之虞,也不符合“人民外交”本身关于人民友好团结的意识形态逻辑。于是,中国首先重启了政治性交流即表示政治态度一致的“人民外交”。6月下旬,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接待日本花柳德兵卫舞蹈团在北京公演,花柳德兵卫团长在演出开幕式上致辞表示有责任进行反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斗争,“因为这首先是有关日本国民的利益的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秘书长陈忠经则表示:我们重视两国人民的文化友好关系,“也一贯地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敌视严格区别开来”;而两国人民如果抱着继续促进友好往来的愿望,就必须坚决同岸信介政府作斗争。{47}

  重启的政治交流意义的“人民外交”很快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达到高潮。所谓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是指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爆发的反对修改并主张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大众运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于1951年,规定了日本提供军事基地、美国防卫日本安全的不平等关系。岸信介上台后积极与美国交涉,根据日本已经具备一定自卫能力的事实要求“对等”关系;从1958年10月开始谈判,1960年1月在华盛顿签署新约即《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6月批准生效。该条约规定日美相互合作承担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日本在野党和国民大众反对可能把日本卷入战争的日美军事同盟,爆发了从1958年秋到1960年夏持续一年多的抗议斗争。由于这一运动的反美、反政府性与中国批判岸信介政府、反对日美军事同盟的目标一致,日本在野党和政治团体不断访华,双方一再发表联合声明、宣示共同立场。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热情鼓励这一斗争,认为:日本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了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48}北京甚至举行了各界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大会和规模达100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大会,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同样性质的声援活动。不过,尽管日本的大规模抗议可以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对日本的访问,却并不能阻止日美国会通过新的日美安全条约。很显然,街头“人民运动”不具备革新日本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力量,没有能力阻止国家合法权力的运行,或者说日本的大众抗议斗争本来也不是革命形势而是日本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因此,“反对美日反动派”的“人民外交”则更是无能改变国际秩序的象征性政治仪式了。

  但即便是象征性的“人民外交”仪式,对于处在严重国际政治孤立形势下的中国而言,也是外交存在的必要证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过苏联中苏军事合作的建议遭到中国拒绝、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被苏联撕毁、中印边界冲突时苏联公开声明“中立”以及苏联停止对华技术经济援助、中苏边界发生纠纷等一系列事件,中苏同盟在事实上已经破裂。这样,在中美矛盾尖锐的形势下,中国又增加了苏联这一意识形态、国际政治乃至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强大敌对者,更由于一直“以苏为师”而自陷于政治正确性论证的困境。因此,战后传统的中苏、美日对立格局发生转换,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方针也逐渐向争取日本以适应对美苏“两面作战”的轨道上调整,政治实用主义的对日外交路线形成。

  所谓对日外交的政治实用主义路线,是指对日工作脱离中日关系问题和目标而服务于其他国际关系的取向。简单说来,战后中日关系的主题是通过战争责任处理、结束战争状态而实现邦交正常化。在上世纪50年代,尽管对日外交以“友好”的名义虚化对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追究,但目标还在于结束战争状态、追求邦交正常化。到50年代末日本政府给予这种追求以打击之后,无力结束战争状态的对日外交又失去邦交正常化的目标,转而被用于处理当前的国家困难了。其一方面,是接受日本的“民间贸易”条件,把中日贸易作为应对“大跃进”经济恶果的手段之一,即对日外交的经济实用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就是试图争取日本支持反对苏联的国际政治斗争,即对日外交的政治实用主义路线。作为对日外交政治实用主义路线的政策思想,毛泽东在60年代前期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世界政治格局分析。

  本来,“中间地带”理论是战后初期毛泽东为消除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恐惧而鼓舞人们敢于以革命战争应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提出的地缘政治观察和国际统一战线构想。当时针对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毛泽东在1946年8月谈到:美国反苏战争口号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扩张侵略势力;因为美苏中间隔着欧、亚、非三洲辽阔的地带,美国借口反苏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首先受到侵略的是中间地带,因此这些国家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的进攻。{49}很显然,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能够提供一个关于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简单明了的数量对比,从而坚定了中国共产党战胜有着美国支持背景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信心。上世纪60年代,面对中美对立和中苏交恶的严重局面,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以应对反美反苏的“两面作战”。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许多人担心国际形势对中国不利的情况,提出相反的意见说:我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美国到处碰钉子,苏联也是这样;总之,“美、苏两国都很困难。”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不满,法国反对美国的控制。“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在东方,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50}这一新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是在关注美国阵营的内部矛盾,突出苏联阵营的内部矛盾,捕捉并突出日本与苏联的矛盾。毛泽东还强调“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他试图提示美国和苏联的孤立和为了促进这种孤立中国应该努力的方向,从而为建立反美反苏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思想灵感。由此,中日“人民外交”便被赋予了与苏联斗争的导向。

  毛泽东主要对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进行了试探。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到“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他说:中苏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这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世界,而自由民主党是受美国控制的。从国际地位来说,日本同美、苏比,占第二位。像这样第二位的国家还有英、法、西德、意大利等。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半年后,日本社会党议员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来华访问,毛泽东在7月10日会见时一方面批评美国“手伸得太长”、“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一方面表示中国还没与苏联算清帐,千岛群岛应当归还日本。他说:我们现在提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51}可以看出,毛泽东支持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意在从中日两国都受到苏联侵害与威胁的现实,启发共同斗争的觉悟。

  然而,对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核心地位的苏联党,无论是日本共产党还是社会党,都不赞成过激斗争。倒是毛泽东关于领土的谈话被透露之后,赫鲁晓夫很受刺激。1964年9月15日,日本国会访苏友好代表团将池田勇人首相要求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信转交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恫吓说:苏联已经发明了一种足以“灭绝人类”的“新型的十分可怕的武器”,毛泽东关于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评论是“挑衅性的、反苏、反共和贩卖战争的”,“无论谁破坏边界,都将遭到应有的反击”,包括“十分可怕的武器”的袭击。{52}面对强大而蛮横的邻国,日本提出领土要求乃自讨无趣;而中国虽无意在领土问题上“算帐”,但支持日本的领土要求则使得苏联对中国更加疑忌——从1964年开始,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并加剧制造纠纷,中苏关系由政治论战走向了边界武装冲突。

  并且也正是从毛泽东试图推动反美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开始,非但没有达到联合反苏的目的,中日两党反而决裂了。1966年春,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率代表团穿梭访问中国、越南、朝鲜,希望就“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战争的国际统一战线”达成共识。这是因为,尽管日共也与苏共争论甚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但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日共注意到苏共新领导层改变了对援越抗美的消极态度转而呼吁“联合行动”,便主张不应该把苏联排除在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之外,希望对苏联采取鼓励正确、批评错误的“两面政策”。{53}赫鲁晓夫下台之初,毛泽东也曾主张对苏共采取“一肯二看”、“一推二看”的方针,即肯定、推动、观察苏共的积极变化,希望改善中苏关系。未料,1964年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活动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元帅表示: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把毛泽东搞掉,这样中苏就能和好。对此,周恩来、贺龙作为严重“挑衅”提出抗议和交涉,苏方表示道歉并称之为“酒后失言”。但毛泽东严肃指出:他们和赫鲁晓夫一样“颠倒了敌我关系”,即使苏共新领导对“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道歉,我们也不能与之谈其他问题,因为这个事件表明苏联“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任何会谈、会议无从谈起,公开论战也不能停止。{54}此后,尽管苏联呼吁搁置理论分歧而在反帝实际斗争中“联合行动”,但中国严词拒绝“同颠倒敌我关系的人联合行动”,反对“搞无原则的、不分敌我的团结”。{55}同样,在1966年3月初中日两党的北京会谈中,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反对日共所谓“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联合行动”、“共同斗争”。刘少奇还说:回顾历史,搞国际团体、开国际会议“没什么大作用”,各国的革命斗争还是靠各国党和人民的战斗。{56}既然有分歧,双方未提出发表共同文件。然而,在日共代表团访问朝鲜后归国于3月21日路过北京的时候,中共向日共提出要发表联合公报,22日开始准备。而此时,刘少奇为出访巴基斯坦等国已赴新疆,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主持。在联合公报起草过程中,日共同意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但拒绝中共所要求的指名苏联领导集团;最终,中共代表团同意不点名,以“在推进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定稿。{57}但公报稿送到上海请示毛泽东,由于未点名“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而被斥为“无头告示”,毛泽东亲自作出修改。{58}3月28日,日共代表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等陪同到上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指责公报稿“没有勇气、软弱无力”。然而日共代表团拒绝修改;毛泽东则以“你们这种态度会受到苏共领导集团的欢迎,而我们不欢迎”作结,决定联合公报不能发表,对外不公布有这次会谈。{59}

  中日两党会谈不欢而散,但一个多月后中国与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成功地签署了反美反苏的联合声明。与此同时,毛泽东以个人崇拜的舆论工具操纵党内斗争,发动夺取刘少奇等人权力的“文化大革命”;相应地,批判日共修正主义的言论逐渐渗透出来:1966年10月,日共中央委员西泽隆二创办《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挑战“宫本路线”;1967年1月,北京“人民大学红卫兵”的大字报公开指1966年中日两党会谈乃因为刘少奇、邓小平与日共妥协、日共修正主义拒绝毛泽东的批评而破裂。{60}对此,日共正式回应,两党之间的相互批评升级;而中国对“日共修正主义分子”的批判又促使日共、中日友好组织和贸易团体发生反华与亲华的组织分裂,暴力流血冲突也时有发生;1967年8月6日《人民日报》更发表社论《宫本集团的背叛》,公开指“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与“美帝、苏修和佐藤反动政府”紧密配合而制造“反华事件”。就在中日两党关系恶化前后,日本佐藤荣作政府之积极配合美国的远东政策、敌视中国的面目日益暴露出来,因此中国与继续从事中日友好的日本在野党派、团体提出了要同“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佐藤反动政府”和“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之“四个敌人”斗争的口号。{61}这样,中日友好的“敌人”越来越多,日本国内中日友好的力量便相应地严重削弱,而双方交流的斗争性政治仪式越来越受到重视,恢复发展起来的民间贸易也再次受到冲击。总之,把人民外交用于中日关系问题之外的政治斗争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伤及中日友好事业本身,使得中日关系矛盾丛生、复杂恶化,与美苏关系更深地纠结在一起。很显然,由于中日两国政府不能把握中日关系的主题而解决邦交正常化悬案,中日关系便不得有效控制和管理而发生溃疡性恶化;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导致美国决定改善对华关系,中日关系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四、结语:中国对日外交的两条路线及其问题点

  

  在一般论者那里,上世纪60年代是战后中日关系实现规模扩大或半官方提升而表现为恢复、发展、高潮的时期;但本文的过程研究证明,这种线性发展观是粗疏或错误的,应当代之以从原则主义向实用主义的转型发展观。

  战后中日关系的转型发展缘于中国对日外交的调整,即人民外交的民间化转型和实用主义发展;而由于人民外交的民间化转型驱动在于“大跃进”之人祸天灾的经济需要,可以说转型发展的对日外交形成了经济实用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两条路线。泛泛而论,外交的目的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实用主义似乎可以理解和接受。但这种貌似智慧和雄辩的空论毫无意义,因为实用主义的对日外交路线在当时即造成不良后果,对以后的中国外交哲学也带来了负面的价值观影响。而基于实证经验研究的历史知识,我们可以尝试对两条路线进行初步的社会科学分析。

  第一,战后中日关系的主题是处理战争责任、建立正常邦交,而经济实用主义路线搁置这一原则,把中日关系作为狭隘的经济利益工具,导致在日本的敌视、蔑视中国观不被清算和国家间政治对立结构延续的条件下接受事实上的国家间关系。追究起来,日本在战后处理过程中根据美国的冷战政治安排而拒绝与新中国议和,唯希望开拓民间形式贸易以求不失大陆的资源、市场,是当然的经济实用主义者。日本的经济实用主义外交对中国意味着冷战政治敌视的坚持和殖民主义蔑视的延续,因此中国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末认清其对邦交毫无诚意、甚至故意蔑视新中国政治尊严的面目之后,宣告不再接受日本政府的虚与委蛇、切断两国交流,并厘定政治原则以整顿对日外交,试图纠正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敌视和蔑视。然而不久,政治原则在日本“国民外交”攻势下松动,中日贸易以“工人阶级利益”、“人民友好”的名义重开;并且为了应付“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中国政府进一步虚化政治原则、搁置邦交正常化目标而与有着日本政府后援背景的大资本、垄断资本达成了长期综合贸易协议。很显然,经济实用主义于日本而言是主动自觉的利益追求,对中国来说则为被动无奈的危机应对;中国曾经以政治原则主义抵制日本的经济实用主义以求国家尊严,但后来自身经济陷于危机而发生对外贸易渴求,所以弃置政治原则而采取经济实用主义外交。这样,无论在国家能力的意义上,还是在政治尊严的意义上,都不足以让日本认真对待;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保守政治家总是一方面敌视、蔑视中国而一方面又念念不忘中国市场,比如佐藤荣作虽然以“反共”、“反华”著称,但他曾经在国会答辩中说:老实讲,中国本来“是日本最好的贸易对象国”,对于扩大日中贸易“我非常赞成,必须通过各种机会来这样做。”{62}

  而在更加广泛的文化意义上,中国向日本妥协、重开贸易,对希望中日友好和中日交流的政治家、企业家固然是鼓励,但反面也满足了日本垄断资本对中国的资源、市场欲望,刺激了日本社会认为中国落后、无能而不得不有求于日本的负面中国观。为此,“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曾于1964年6月通过北京电台对日本国内批评说:中国“工业生产下降”、在国际上又“处于孤立状态”,因此“非常需要”与日本的贸易,如此看法“是错误的”。{63}但这种辩解性批评很难发生效果,因为观念是事实的反映而不是话语的移植。如果中国有大国外交的成功和经济发展的进步,还需要靠这种批评来消除日本国内存在的新殖民主义“市场中国观”和种族主义“落后中国观”吗?总之,由于经济困难和外交孤立而向日本作出原则妥协是窘促的政策调整,一方面使对日外交符合了眼前利益需要,但另一方面则助长了日本的负面中国观。而这种负面中国观的扩大再生产又对中日关系带来不易处理的消极后果──从日本的舆论调查来看,一直到70年代初中日恢复邦交的前夕,日本国内只有26.4%的受访者对侵略战争表示反省,但赞成中日邦交正常化者竟高达86%,其理由主要是担心“错过巨大的市场”以及“落后于世界大势”。{64}也就是说,把中国视为经济发展工具这种负面中国观占绝对比例。当然,日本的中国观主要来自通过中日关系对中国的认知,经济实用主义的对日外交恰是日本既取得利益又发生蔑视的对象。

  第二,经济实用主义路线把外交的政治原则非原则化以取得所谓经济利益,但作为被动妥协措施则给外交本身带来了价值混乱、阵线模糊、顾此失彼等捉襟见肘的新问题。比如,在日本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治情况下与大垄断资本达成“政治经济分离”意义的备忘录贸易协议后,原来一直支持中国的政治原则、与日本政府作斗争的日中贸易促进会等友好团体及其代表的中小商社便面临了政治尴尬和生存压力,他们一时“感到沮丧”和“不知所措”,日中贸易促进会的负责人铃木一雄还因与中国方面联系不顺利而醉酒打人。周恩来、廖承志等了解后立即考虑安抚,以示没有忘记在上世纪50年代积极响应中日关系三原则的日本朋友。{65}因此,1962年12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有关团体访华并高规格接待,签订了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廖承志还把“友好贸易议定书”和“备忘录贸易协议”称为中日贸易的“两个车轮”,使得日本贸促团体及广大中小商社“极为振奋”,“深切地感受到中方对他们的支持”,一时间大批“友好贸易”商来到北京,都受到“热情接待”。{66}“友好”、“热情”的场面或许感人,但它不是无成本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敌视”的还是“友好”的,对中国都有似乎不能不接受的利益要求和压力偏向。并且,经济实用主义外交路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仍然存在,比如: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强烈抵制并引发大众游行抗议,本来日本担心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滑向“政冷经凉”,但中国方面向日本经济团体、民间友好组织表示重视经济合作,于是小泉坚定地参拜下去,使中国外交、内政一再陷于被动;{67}甚至,小泉之后的不参拜首相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中国合作利益,但日本民意调查显示的中国观则越来越坏。{68}原理很简单,外交既为国家行为,就具有国之为国的价值规范;而经济实用主义外交路线既然破坏了国家价值规范,其所设想的国家利益就难免发生偏差或虚幻了。

  第三,与经济实用主义路线把中日关系作为狭隘的经济利益工具相对照,政治实用主义路线也脱离中日关系主题,是试图把中日关系作为廉价的国际政治斗争工具的外交取向。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政治实用主义对日外交路线的源头可见于斯大林1949年7月对刘少奇的谈话,他要求中共与日共建立密切关系以与美国展开“争取日本”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在远东“完蛋”,并希望“中国人民仇恨日本人的情绪不应该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阻碍”。{69}这是斯大林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式把中国、中日关系纳入与反美冷战体制的战略部署。但就中国而言,反美政治实用主义对日外交路线在基本事实认知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无视美国强权单独占领日本而且保守政党掌权、日共势力脆弱的现实,更脱离中国人民作为侵略战争受害者的实际感情和国际法地位。那么自然地,在与美国斗争的意义上“争取日本”,除了能够“争取”到一些向中国寻求政治特别是经济利益的日本在野党或其他团体的联合政治仪式之外别无收获,最终也只有在中美关系解冻的前提条件下才得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在“争取日本”的意义上轻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则造成了国内政治对于中日关系的过敏。更有甚者,随着中国外交发生中苏关系恶化的异变,反苏政治实用主义的对日外交路线也跃跃欲试,但很快归于失败甚至损失了中日两党的友好关系,即反苏不成又失去了“争取”的对象。这一方面是因为陷于党内斗争泥沼的中国对日外交部门、中央领导层欠缺对日共的全面、准确评估,此为组织特征决定的知识缺陷、思想混乱和能力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基本外交哲学的错误,即根据以统一战线策略压胜对方的国内政治斗争经验想象国际政治斗争。岂知,美、苏不是中国可能压胜的强国,比较具有国际政治常识的日本、日共更不会接受中国的统一战线策略。

  历史的教训似乎没有引起重视,毛泽东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又发生了搁置台湾问题的中美关系主题而主张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设想;但到1975年终于发现,美国既在台湾问题上压迫中国,又利用中国而与苏联搞缓和,以致毛泽东当面向基辛格抱怨美国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70}一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仍在致力于“一条线”国际战略,岂料美国以“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军售伤害中国的政治尊严和安全利益;正如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所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容忍美国是“战略上的原因”,美国外交官则更不讳言中国不得不“咽下这颗苦果”。{71}在反复体尝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政治角力的游戏之后,邓小平认识到意识形态化敌我二分的对抗性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即国际政治的国内政治经验主义想象的错误,1979年中共中央决意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调整中苏关系,以保证现代化建设能在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72}这是对政治实用主义外交路线的初步反思和纠正。

  当然,国家行为的哲学不可能靠一个领袖一个时期的思想和力量获得重建;由于中国外交史的实证研究尚无有规模、有系统的展开,实用主义外交路线的历史与问题还没得到知识自觉、思想辩证和价值评估意义的整理,这种外交哲学难免继续被误作智慧而与时俱进。在当今历史意识萎缩而强调“面向未来”的发展主义时代,和平发展、相互依存论声浪崛起;其中有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的遗传,是知识欠缺、想象过剩导致的自我麻痹。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中村政则2005年出版的《战后史》之最后总结或可作为针砭,他写道:如果日本不清算过去,“战后”就不会“终结”。这不仅是指金钱的赔偿,参拜靖国神社、保守政治家的“妄言”之类,证明着对亚洲国家的“战后”没有结束。日本结束“战后”的方式将有两种“对立”的选择:“或战争之路,或和平之路”;现正徘徊在这个“战后最大的岔路口上”。{73}如此尖锐、坦率的揭示,难免大煞和平发展、相互依存论的风景;但应该相信日本学者比中国人更了解日本。何为“战后还没有终结”?就是诸如中日关系还遗留着“战争状态”。何为结束战后的“和平之路”?当然指以谢罪、赔偿等和解步骤处理“历史问题”。至于“战争之路”则似乎太可怕,许多人可能不愿去设想还有如此结论。但无论如何,“历史问题”是对日外交偏离战后中日关系主题的后果。


【注释】

{1} 「『核』寄港の容認、示唆」、『毎日新聞』2008年12月22日。 {2}周恩来总理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致池田勇人首相的电报(1964年10月17日),载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4页。 {3}刘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第89页。 {4} 《大公报》评论员:《中日友好大发展的一年》(1964年10月4日),载《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5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80页;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5}《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2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87 ~ 89页;肖向前:《为中日世代友好努力奋斗》,载王殊、肖向前等:《不寻常的谈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6}《再斥岸信介》、《中日文化往来不能不受影响》、《岸信介的姿态骗不了人》,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11日、6月25日、1959年2月16日,第5版。 {7}《我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负责人驳斥日政府造谣》,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31日,第1版。 {8}「西園寺氏から五団体へ電報」、『アカハタ』1958年5月29日。 {9}「日本の政策転換待つ」、『アカハタ』1958年6月3日。 {10}「岸政府の責任追及」、『アカハタ』1958年6月6日。 {11}《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2集,第247 ~ 248页。 {1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13}「政府の言動 日中関係打開に逆行」、「日中関係を悪化させる岸内閣の反動政策」、『アカハタ』1958年6月27日。 {14}波多野勝·清水麗『友好の架け橋を夢見て──日中議連による国交正常化への軌跡』学陽書房、2004年、162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下册,段元培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6、821页。 {15}「国民外交で解決 内山完造ら七氏声明」、『毎日新聞』1958年5月14日。 {16}西园寺公一(口述):《红色贵族春秋——西园寺公一回忆录》,田家农等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216页;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第114页。 {17}《人民日报》1958年7月7日,第1版。 {18}「佐多忠隆参議院議員の中国訪問の報告書」(1958年8月29日)、石川忠雄等編『戦後資料 日中関係』日本評論社、1970年、98-101頁。 {19}「佐多報告にかんする自民党申し合せ」(1958年9月1日)、石川忠雄等編『戦後資料 日中関係』、101頁。 {20} 「首相、日中貿易で答弁」、『朝日新聞』(夕刊)1959年2月3日。「日中大使級会談にかんする岸首相談話」(1959年2月15日)、石川忠雄等編『戦後資料 日中関係』、112頁。 {21} 《岸信介的姿态骗不了人》,载《人民日报》1959年2月16日,第5版。 {22}《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3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52 ~ 55页。 {23}同上,第71 ~ 72页。 {24}《人民日报》1959年9月23日,第7版。 {25} 《祝贺中日两国工人阶级友好团结的新发展》,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5日,第3版。 {26}笔者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某老干部的采访,2006年10月24日、10月26日、2007年3月2日;王家宠(主编):《活跃在人民外交舞台上——中国工会国际活动的回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 ~ 195页;周恩来接见日本安井郁、岩井章等人的谈话(1959年2月12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 ~ 207页;岩井章:《我的工运之路》,尤祖德等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第133页。 {27}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59年3月18日);佐多忠隆「経済問題の報告」、『月刊社会党』昭和34年5、6月合併号、128-130頁。 {28}西园寺公一(口述):《红色贵族春秋——西园寺公一回忆录》,第217、210页。 {29}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 田川日記──14年の証言』毎日新聞社、昭和48年、16頁。 {30}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同松村谦三会谈(1962年9月19日),载《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4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 {31}周恩来总理在欢送松村谦三宴会上的讲话、松村谦三在宴会上的讲话(1959年11月11日),载《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3集,第93、95页。 {32}日本経済協会『日中覚書の11年』日本経済協会、1975年、31頁。 {33}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第155页。 {34}田中修二郎:《中日关系转机期的周恩来》,载《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李德安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 ~ 53页。 {35} 《周总理谈中日贸易三原则》,载《人民日报》1960年9月13日,第1、5版。 {36}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37}笔者对对外贸易部某老干部的采访,2007年3月19日、3月24日。 {38}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1年、197頁。 {39}王殊、肖向前等:《不寻常的谈判》,第211页。 {40}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高碕达之助宴会上的讲话(1960年10月11日),载《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3集,第152页。 {41}冈崎嘉平太:《回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和“备忘录贸易”》,载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编):《日中友好运动史》,吴晓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5 ~ 168页。 {4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96页。 {43}王殊、肖向前等:《不寻常的谈判》,第216 ~ 217页。 {44}《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4集,第16页。 {45}高碕達之助「わが道をゆく」(1962年12月24日)、小西国際交流財団編『戦後日中の大道を拓いた先覚者』小西国際交流財団、2000年、38と44頁。 {46}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第92页。 {47} 《日本花柳德兵卫舞蹈团在京首次公演》,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26日,第4版。 {48}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时的谈话(1960年6月21日),《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3集,第5页。 {49}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 ~ 60页。 {50}同上,第506 ~ 507页。 {51}毛泽东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的谈话(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等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7 ~ 509页;日中国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編『日中国交回復関係資料集』日中国交資料委員会、昭和49年、531頁。 {52}1964年9月15日合众国际社莫斯科电讯。 {53}小島優編『日中両党会談始末記』新日本出版社、1980年、9-15頁。 {54}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41 ~ 864页。 {55}《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载《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1日,第1版。 {56}小島優編『日中両党会談始末記』、69頁。 {57}小島優編『日中両党会談始末記』、174頁。 {58}笔者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某老干部的采访,2006年2月8日;《对中共代表团与日共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中一段文字的修改》,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59}宮本顕治「毛沢東との最後の会談」、『週刊朝日』1977年6月24日号、21-23頁。 {60}小島優編『日中両党会談始末記』、216-218頁。 {61}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6个组织会谈纪要(1968年3月19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891 ~ 893页。 {62}「佐藤首相の貿易構造転換論議」(1970年12月14日·衆院予算委)、朝日新聞社編『資料 日本と中国’45-’71』朝日新聞社、昭和47年、120頁。 {63}白根滋郎:《战后日中贸易史》,方桂芝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64}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刘建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 ~ 126页。 {65}解建群、林连德等(编著):《贸促春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史(1952-1994)》上卷,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1995年版,第464 ~ 465页;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第64页。 {66}解建群、林连德等(编著):《贸促春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史(1952-1994)》上卷,第466 ~ 467页。 {67}「奥田経団連会長訪中 極秘会談は中国の要請」、『産経新聞』2005年10月25日;「靖国参拝直前『伝言』託す」、『毎日新聞』2006年8月13日;《温家宝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27日,第2版。 {68} 「共同世論調査」、『読売新聞』2008年8月4日;刘志明:《中日相互舆论的变迁》,载《中日传播研究》,北京: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69}刘建平:《“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78页。 {70}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记录(1975年10月21日),可参阅William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 391. {71} [美]约翰·H·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229页。 {72}李凤林:《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32页。 {73}中村政則『戦後史』岩波書店、2006年、288-289頁。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