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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

刘一皋

【内容提要】 本文拟通过“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行为的分析,考察大规模学生群体行为发起和持续发展的条件,尤其是组织形式和行动策略的变化特征,以及学生与政府、社会各界的关系变化,探讨“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基本模式形成的影响,并说明群众运动中某些普遍存在的现象

  “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学生运动之始,亦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对于运动爆发后逐渐呈现出的激烈化特征,多数研究偏重使用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进行解释,强调在广义的“五四”运动中,对待中国文化和引进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在爱国运动中对于中国式道路的不同选择,导致行动出现不同程度的激烈化。再者,从爱国运动的发展观察,多强调群众运动就是一个逐步深入且激烈化的过程,突出群众觉悟水平的局限和内外反动势力压迫的刺激。此类研究多以当时精英人物的言词内容为分析对象,对于运动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以言词代替行动的现象。为什么“经过了细心的计划”与“可观的效率和协调”的“很有秩序”的“文明”示威游行,{1}发起后便立即趋于激烈?激进小团体活动和警察镇压只是表面因素。事实上,即使是消除了“五四”运动的主要弱点,{2}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仍然会出现行动趋向激烈或失控的现象。由于工人、市民的情况极为复杂,其内部的差异也十分巨大,不易进行较宏观的论述,因此,本文拟通过“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行为的分析,考察大规模学生群体行为发起和持续发展的条件,尤其是组织形式和行动策略的变化特征,以及学生与政府、社会各界的关系变化,探讨“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基本模式形成的影响,并说明群众运动中某些普遍存在的现象。

一、直接行动与把握机遇

  

  1916年初,陈独秀写道:“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自勉为强有力之国民,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自一九一六年始,世界政象,少数优秀政党政治,进而为多数优秀国民政治,亦将自一九一六年始。此予敢为吾青年诸君预言者。”{3}然而,如何进行多数国民之运动?陈独秀仍以勤、俭、廉、洁、诚、信之伦理道德改造,“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4}“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又提出“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5}但未明示如何行动。即使运动已经发生,李大钊还以为:“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6}陈独秀则呼吁国民全体“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但又感慨“我们国民是何等昏惰”。{7}

  无论如何,国民运动需要直接参与,与教育、启蒙的精神养成存在明显距离。况且,中国的内外环境,也无渐进改造国民性的条件。于是,学生运动便成为危急时期国民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

  学生品评政治,并以请愿、示威等形式直接参与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近代,各种激进思潮的影响和国外社会运动经验的获得,使学生运动走在国民全体的前列,又时常表现为留学生由外向内的发动。1918年4月间,留日学生获得中日政府协商所谓“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他们举行集会、散布传单、抗议秘密外交,并决议组织救国团。活动遭到日本警察镇压后,5月12日,留日学生开始集体回国。通过回国留学生的联络和国内报刊的揭露,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法政专门、工业专门等校学生举行向总统府请愿游行,要求公布协定内容并加以废除。天津、上海、福州等城市也有类似活动,并联络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此举使学生们“受到了锻炼,取得了经验”,{8}这一活动也成为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预演”,{9}也可以说是“前奏”。{10}

  所谓“预演”局限于一些重要城市,规模小而分散,虽有联络与呼应,但没有坚强的组织支持,起落短暂,缺乏与社会各界的有效沟通。在北京政府的压力下,大部分回国留日学生很快重新东渡,北京请愿学生在得到政府口头保证后便宣告复课,当时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学校老师对学生行动存有很深的成见。{11} “预演”的新发展表现在,一是新知识分子与民众共同行动的开始;一是运动促使学生组织起来或实行大联合。事实上,前者还主要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趋势,共同行动尚停留在先进分子的言词中,而非主动、有效的行动;{12}后者确有具体内容,但对于组织形式的认识却极为模糊。

  多数研究均强调大型化联合组织的出现,如北京大学学生会的成立、各地学生救国会(爱国会)的组建、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但是,此类组织缺乏具体职能和活动的明确规定,仅为松散之组合,缺乏共同行动的权威。更有影响力的是一批小团体的组建,如新潮社、国民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成员多为几十人,至多上百人,为志趣之组合,以出版杂志和校外演讲为主要活动方式。一些更为激烈的学生试图建立“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13}充当爱国运动的前驱,如同言社、工学会、共学会等,一般仅有十多人,且采取组织内秘密活动的方式。很明显,小团体虽然更急于行动并敢于行动,部分成员在运动中也渐露政治头角,但并不适合大规模共同行动的动员,也始终都非组织的核心。

  正是国内外环境的急速变化,为大规模群体行动创造了条件。受到一战时期世界政治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影响,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和平纲领及美国舆论的鼓舞,中国朝野对巴黎和会寄予莫大希望。在国内,南北对峙的政局,为鼓吹国民运动或国民自决的新思潮提供了活动空间。“那时,北京的学生界,三三五五,课余饭后,在教室、操场、公寓里,以及公园里,凡是大家游散聚坐的地方,无不争论着国事与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蕴蓄、滋长中,到处遍布,到处散发,而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消息接连传来,像给这股怒发的力量泼上了火油,立即燃烧。”{14}“那些受过革命教育和参与过革命运动的学生,眼看见这种情形,抚今思昔,就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于是反躬自问,就觉得‘责无旁贷’,不能不有所动作了。”{15}

  最初的行动松散而随意。4月中旬,驻日公使章宗祥自日本东京回国,“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把一位公使夫人吓得哭了。”{16}4月20日,“山东绅民,因青岛及路矿交涉,在省城演武厅开国民请愿大会,到会者十余万人。要求省长代电中央,主张将青岛及路矿,由和会公判直接交还。并请惩办祸首,废除非法密约,当经省长代为转电政府。”{17}除通电外,未见大会如何组织及活动的报道,所谓“山东国民请愿大会张英麟等十万三千七百人同叩”,可能仅是发通电各团体宣称能够代表的人数,并非实际参加者,也没有授权程序。{18}当时,最通常的“行动”就是通电,即仍然是语言的抗议。

  缺乏常态化的国民运动,尤其需要机遇。据匡互生回忆,4月间,北京各学生团体“就不约而同的有一个举行五七示威大会的大预备,同时并且得了全体同学加入的同意”。{19}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全体学生二万五千人叩”名义发给各报馆及各会的电文称:“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20}人数和所谓全体也是虚数,或是想象中可以被代表的数字。{21}选择5月7日,只是想通过重申历史记忆,强化现实危机意识,借以创造行动机遇。这种方式在中国现代史中十分普遍,特别是当组织能力和社会认同较弱时更是如此。

  自5月1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各界团体均酝酿回应,5月3日下午,北京国民外交协会仍议决:“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22},“以示举国一致”。{23}此时,学生却正在酝酿提前行动。{24}“各校学生情不可遏,屡举代表秘密会议,佥谓七日虽迩,已莫能待。北京大学学生遂于三日(星期六)午后一时发出通告,召集本校学生于晚七时在法科大礼堂开会,共议进行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盖是时有数人演说,激昂慷慨,声泪俱下,于是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将中指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而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顿现一种凄凉悲壮之气象。少顷,咸以事非急举不可,遂议定知会各校学生于翌日齐集天安门为示威之运动。”{25}

  为何提前行动?为何定于5月4日?据当时记载和参与者回忆,理由大致有三:一是情况紧急,不得不发;二是原定5月7日游行示威“被反动政府得知,准备镇压爱国运动”,故采取紧急措施,提前行动;{26}三是5月4日是星期天,“不要学生罢课参加,也容易得到一般同学的同情而可以扩大人数。”{27}理由之一非常明显,也是被最多主张的理由;理由之二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成立,5月3日晚的议决也非秘密,“警厅已有所闻,派员至北京大学,欲要求禁阻”,并以电话知照使馆界;{28}理由之三涉及学生的行为特征和组织程度,是“五四”运动得以发动的重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5月3日晚北大法科大礼堂的会议组织,当时报道或记载均只有所谓学生全体或代表,没有具体组织名称和代表产生机制。{29}回忆材料却多强调小团体在发动中的核心骨干作用,代表又多是小团体中人或热心分子,{30}以及发起决定的小团体密谋性质。{31}一般而言,此种组织松散、目标宽泛的会议,只是形成公意或公决的形式,内容并不重要。会议主持者、讲演者的主张如何?是否存在不同意见、建议及争论等均未引起参加者的注意,差不多未在回忆中留下印象。相比而言,反倒是激烈的插曲更为重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五月四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32}在3日高师的会场上,“同学刘庆平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大家非常激动。”{33}以自残或自戕激励情绪,在当时的群体行动中十分常见,除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外,也是组织能力和社会认同较弱时的无奈之举。

  5月4日上午十时,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讨论通电国内外、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和下午游街示威事宜,以补3日晚会议仓促之不足。{34}在短时间内,北京学生得以快速行动,这些行动以社团活动、思潮鼓吹的方式进行,学生活动具有年青气盛和集体生活等特点,并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精神,行动主题易于引起全体学生的关注,行动方式适合学生参与政治的习惯,行动时间可以容许更多学生的参加。北京学生很好地把握住了行动的机遇,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成为国民运动的前驱。另一方面,学生单独行动,也反映出学生与社会各界团体尚缺乏紧密、有效的联系,并试图进行一定的区分或切割。

二、制造声势与行动激烈化

  

  5月4日下午一时半,十几个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先是短暂的集会,演说者说些什么,与会者听不大清楚,主要通过标语了解集会要义以及“要有什么样的行动”。{35}“人人手里拿着一个或两个白旗,旗上写着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还我青岛’、‘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国民应判决国贼的运命’、‘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取消二十一款’、‘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等等,好几千面没有同的。也有用英文法文写的,也有画很有刺激力量的图画的。”{36}类似的口号还有一些,最有名的是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旁署“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北京学界泪挽”。走上街头的学生运动为制造声势,较之事实陈述或法理辩驳,更多地是使用口号的语言暴力、或是夸张的宣示、或是诅咒的谴责,以获取感官上的刺激。

  集会后列队游行,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西口,使馆界巡捕不放行,“谓须得大总统之同意始准入内游行。当由该巡捕以电话与公府往返磋商至二小时之久,不得要领,于是此一心一德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37}学生代表去美、英、法、意使馆见公使,也皆因公使不在,只得留下说帖而返。运动面临极大考验。其实,此种遭遇对中国人并非首例,此时如和平退出结束游行,“五四”行动就只不过是众多学生示威游行中的一次,也许不会成为中国现代史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愤怒的学生以及大批加入的市民急欲宣泄,遂将队伍引向赵家楼,非游行总指挥傅斯年的劝说所能控制。{38}

  赵家楼曹汝霖宅是否是游行目标,当时记载十分模糊,回忆材料多有矛盾。据《青岛潮》记,5月3日晚北大会议上,有山东某君以留日学生送章宗祥卖国贼之旗而世人称快,提议仿效以泄胸中之愤,“遂决定照留学生送章办法,于退出公使馆后,至帽儿胡同曹宅一行。当恐制旗不及,故乃于次日集会时间,略有更改。”{39}5月4日上午会议的记载中,则无赵家楼内容,《每周评论》只记自公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40}有回忆说:“依照大会决议,应向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41}支持事前就有计划的多为高师学生,他们调查了曹汝霖等住宅的门牌号数、收集了卖国贼的照片和火柴、火油等引火物,又称:“除极少数参加核心小组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是没料到会演出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殴伤章宗祥等暴动事件的。”{42}可以推断,去赵家楼示威声讨之举,虽有留日学生先例,又有人在会间提议,并能在“掌声与呼声相杂”的环境下取得会众赞成,但却不是“五四”游行的确定目的地,至少大多数学生并不知情。{43}学生在遭受严重挫伤后急需泄愤的情绪,使游行方向受到少数人的引导,并趋向激烈化。

  火烧赵家楼一般都归因于曹宅的傲慢和警察的阻喝,有学生回忆:“其实,他当时出来了,也许大家就骂他一顿卖国贼之类,丢下旗子走开,也难说。门却始终紧紧地关着。”{44}火烧赵家楼之举,并不完全适用条件预设或因果推理分析,中间既有少数人密谋,更受运动中群体心理受挫后的情绪支配,并非理智的行动。即使曹宅门户大开,曹汝霖在门前领罪,也很难保证得以避免暴力行为,警察的阻喝也不是激怒学生的主要原因,反而是其不作为助长了学生行为的激烈程度。在群众运动中,“无论怎样怯懦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些有勇气的人了!”“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45}很容易相互效仿,竞相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有趣的是,在火烧赵家楼的全过程中,破窗、翻墙、砸锁,甚至放火都有人在回忆中承认,惟独群殴章宗祥无人自认,表述时均使用“众人”、“大家”、“群众”。学生打人毕竟不太光彩,哪怕对象是落水狗。混乱的群殴也说明,小团体密谋可能引领运动趋向激烈化,但不能控制群体行为。

  因情绪激愤产生的过激行为,持续时间很短。曹宅起火后,学生四散,警察也察觉到事态严重而采取行动,落后且散归的学生32人被捕。此种情况,被认为“当时学生所欠之手续即未整队耳”,{46}也说明赵家楼之举并无确切计划。但正是收束时的瑕疵,为运动的新行动之发起提供了刺激源。如果“五四”当天学生整队平安离开现场,运动也许很快就会告一段落,甚至第二天学生就回到教室上课。学生的被捕,使得以后的一系列行动逐步升级,而且,对于学生和整个社会而言,来自政府的压迫,较之国际局势和外交失败,感受得更为深切,其动员理由更为直接,行为自然趋向激烈化。

  对于学生的被捕,当局与社会各界使用了不同的标准对待。当局极力将事件作为单纯的治安或刑事案件,从秩序和法律维护者地位出发,以为火烧赵家楼事件,“纷扰滋事,实属狂热过度”。5月5日,教育部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以敦士习而重校规”。{47}同日午后三时,在北大法科召开各校全体联合大会,“各校代表呈请各校长请大总统释放被捕同学,再由各校联合上书大总统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且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又各校公推代表晋谒教育总长,陈述游街情形及理由并本日罢课理由;再宣言中外,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请一致行动;电请上海和平会议主持公理;电请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死力抗争,万勿签字。”会场言论更为激烈且悲愤,有血书“杀卖国贼”四字者,有提议抵制日货者,以及北大学生“郭钦光连日忧劳过度,今日呕血数升而亡”。{48}并决定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作为下一步运动的组织机构。学生的组织性有了明显提升。{49}

  北京学生在上徐总统书和致各界文中,将自己描绘成国家、民族公义的前驱及秩序的遵守者。“是日队伍秩序,极为整肃。同人等皆属赤手,尤为众目所共见。且经过之处,市民追随狂呼,亦足见人心不死,众志成城,而非吾学生界单独之行动矣。”市民的加入,可以作双重解释,一则说明人心所向,一则学生不应为行为后果独负其责。然而,学生不可能完全撇清火烧和群殴之干系,又辩解道:“学生诚无状,但此次之事,乃为万余学生与市民之爱国热忱所激发。抚心自问,实可告无罪于国人。如有谴责,万余人愿分担之。”以强调主客观事出有因,说明行为应该得到谅解,使用的是卖国贼人人得诛之的道德价值标准,亦在说明社会运动中的群体行为并不完全适用于法律的裁决,即所谓“法不责众”。{50}此时,学生并不准备以社会运动向国家法律挑战,故告诫当局:“晓谕人民,万不可对于日人加以野蛮,致惹国际交涉,俾日本政府借词,以遂其狡焉思逞之计。”{51}学生以神圣、纯洁的形象彰显其行为的合理性,然言词中的模糊甚至暧昧,也为运动发展中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鉴于中国所处之内外环境,尽管“聚众打人放火,难免犯法”{52},学生行为还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尤其是中上层的普遍谅解。{53}5月7日午前十时,当局在压力下释放被捕学生。被释学生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各校共以汽车六乘,赴警厅欢迎此热忱为国之三十二青年。当汽车驰赴北京大学时,道旁人民欢呼雷动,此三十二人者,鼓掌以答谢,口中犹狂呼‘还我青岛’不止。”{54}这些只是表面上的胜利,原定于5月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却在当局压迫下草草以各界代表会收场,{55}学生也有了回校上课的迹象。此种结果,暴露出国民运动缺乏有效组织的一致行动,而学生在运动中的突出作用,甚至可能助长惟独学生行动可以凌驾法律之上的感觉。

  5月8日,大总统令表达了当局对事件的态度:“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学生应即由该厅送交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著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56}当局试图以更换校长及教育主管的方式整饬学校,并准备追究参与学生的法律责任。当局秋后算帐,只能刺激学生采取更激烈的集体行动。

  行动主题转为挽留蔡元培校长。在挽蔡的各种呈文、通电中,学生威胁“自十一日起,一律罢课待罪”,或称“若令校长得留,则生等虽去校之日,犹怀补过之思。否则,非惟贻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险,且恐激起全国舆论之非难”,或强调蔡“辞职离京,群情惶惑,恐酿大变,务乞各界垂察。”{57}蔡元培辞职之举,在社会上尤其是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5月11日,北京中等以上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加入辞职和声言罢课的行列之中。但是,除言词带有恐吓、要挟之意,挽蔡很难采取直接的激烈行为,蔡元培的自白,更难以刺激起激愤的情绪。5月14日,当局同意挽蔡,“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58}同时强调秩序,以为学生行为“名为爱国,适以误国”,“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59}学生得以转而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

  5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再次通电全国称:“窃愿联络公团,共同拒约,披露报章,宣告中外,使知我民意所在,人心未死;庶强邻折让,正义可伸,外交前途实利赖之。”{60}此时,此种通电已近空言。5月1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举行紧急会议,议决:“谨于五月十九日一律罢课,至三失望恢复为止。”{61}所谓“三失望”包含在上大总统书的六大要求之中:(一)欧会不得签字。(二)惩办国贼。(三)挽回蔡、傅,打消田长教育。(四)收回警备令。(五)交涉留日学生被捕事。(六)维持南北和议。同时议决罢课后急须实行三事:(一)组织学生护鲁义勇队,研究方略,为政府后援,以贯彻其爱国初心。(二)四处演说,以唤醒国民对外之觉悟。(三)组织十人团,既以维持内部秩序,免政府内顾之忧;又以提倡国货作持久之计划。声明:“此次纯以智仁勇为精神,决非扰乱秩序之举动;凡事一本良心之主张。”{62}同日,北京学生举行郭钦光追悼大会,以痛切之情进行罢课动员。由此,运动有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有了可供操作的组织形式和行动内容。虽然,学生反复声言非与政府对立,其行动却必然与政府形成更加激烈的冲突。

  罢课原本是学生自我牺牲的消极行为,“积极方法就是演讲,于是各校纷纷组织演讲团,每日至少派出十队,或八队,游行演讲,同时至少有二三千人”。{63}“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全城各街、各胡同、各游戏场无不见有演讲员及贩卖国货者之踪迹”,且行为趋向军事化。“护鲁义勇队以清华学校创办为最佳,该校高等中学全体皆加入,除请该校军操团团长会同军操教员订定操演枪法战术外,并聘有陆军军官授军事学……人多荷枪佩刀,而同学相见莫不行军礼,且校内张布棚多幕,森严威武,俨若战地,令人想见古代斯巴达之国风。”{64}于是,罢课并走上街头的行动迅速扩大,许多中学甚至小学相继“一律全体罢课”。{65}中学生的行为,较之“极镇静”的大学生更为激烈,{66}尤其抵货活动中查抄、焚毁日货更积极,{67}一些最直接的语言攻击和传统的形象侮辱也进入活动,如“有制成泥偶,指作日人,陈列道路,加以种种侮辱。又各学校所组织之学生演说团游行街市,所有旗帜及宣言,有指日本为敌国,日人为敌人字样”,{68}更为当局所不容。

  5月22日,学生对政府以“必根据法律重证据”惩办国贼的答复极不满意,坚持不达目的决不上课,面对“即日停止游行讲演,以防危险”的威胁,决定“曲谅政府苦衷,暂行停止”讲演。{69}5月25日,大总统令称:对于集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情事,“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芽”。{70}教育部下令各校长会同教职员督率学生,限三日内一律上课。5月28日,北京学生召集临时代表会议决:“凡罢课各校学生自二十九日起均将行李书籍等物收束齐整,专俟政府下解散令既行全体出校另谋救国。”{71}

  运动又到了一个关键点。以往研究强调,政府以“提前一月放暑假”和“举行高等文官考试”的手段分化学生。其实认真分析,多数学生并不准备与政府对立,更不准备流血,各地学生响应过于分散,且无有影响力的社会一致行动,学生运动难以持久。《大陆报》当时发表社论告诫当局:“对付人民群众之惟一武器,厥为忍耐与见机。”{72}但是,政府却按捺不住,从而给予学生将运动推向最高潮的机会。

  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两令:一则称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任职期间“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凡我国人,须知外交繁重,责在当局”。一则称“政府虽重爱诸生,何能偭弃法规,以相容隐”,要求“即日一律上课”,“其联合会、义勇队等项名目,尤应切实查禁。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仍依前令办理。”{73}学生立即给予回应:“于三日上午十时每校派数百人同时出发恢复讲演,预料政府必逮捕拘禁,翌日则加倍出发至二万五千人尽被拘禁而后已,若有鞭笞杀戮则情甘共受。”{74}6月3日、4日,北京发生针对学生的大逮捕,以至于“化学校为囹圄”,引发全国学生的激烈抗争,并导致工商界的共同行动。

三、相互呼应与组织大型化

  

  “五四”时期,交通、通讯的技术进步,报刊、学校的发展,使学生运动已基本可以实现全国相互呼应之势。

  北京爱国运动发生后,津沪等地函电交驰,以学生动作最快,多为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学生,相当部分又为省议会等团体代电。如5月7日,山西省城各校中学以上学生2000余人聚集省议会声援北京学生,称:“今日非学生干预政治之行动,乃人民建议议会之举动。”{75}次为致电北京学生,“望益奋勉,敢为后援”,以及表达“愿取一致行动”之意。{76}运动之初,各地学生多未采取直接行动,也不知应如何行动。恽代英在筹办五七国耻纪念时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愿意同学不说爱国的话,因为不说是心死了。我不愿意同学只说不做,因为这是无真心无胆气的表征。我不愿意同学不趋于极端,因为不如此,不见他有真感情、真知识。我又不愿意同学趋于极端,因为真理常不是在极端上面,而且趋于极端容易失败。我不愿意听许多不冷不热的折衷论,因为那是不求甚解的心理之表现,但是自己又喜欢说折衷论。”由文字可见恽代英的心绪非常矛盾,在得知北京学界事后,他更感叹“人须‘舍得’才能救国”。{77}

  最初呼应的特点是语言上趋于激烈。山东省议会举行的五七国耻纪念会上,有提议“组织小刀会,速杀日本人”者,有“鼓吹罢学、罢市排斥日货”者,也有“削指以血书字”者,并咒骂商人不与会,过激言词往往得到“鼓掌赞成”。{78}在南方政府控制区域,通电直接宣称“杀伤章贼,烧毁曹宅,实为国人心理所共快”,或“立毁曹宅,痛击章獠,有国以来,无此痛快”。{79}南北对峙下,政治利益成为行为判断的首要标准,无疑鼓励了学生行为的激烈化。留日学生原计划五七国耻纪念日在东京开大会,遍觅会场均被日警禁止,不得已改为整队向各国公使馆递送外交问题意见书,日警以人数过多逼令解散,并夺去写有标语的旗帜和国旗,捕去30余人。消息传来,不独助长了学生的抗争意愿,对于当局也更感失望。

  响应成果主要表现在各地学生组织纷纷建立,尤其在挽蔡运动中“各省附和者亦日益众”,出现了组织联合的趋势,以满足运动的联络、协调和鼓吹之需。5月7日晚,天津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代表24人聚会,决议联络省教育会、天津总商会、省议会筹组公民大会等事项,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5月14日下午,天津学生联合会假直隶水产学校内召开成立大会,15日各学校又联合设立国货维持股,专门负责抵制日货事宜。{80}在上海,5月8日上午九时,各校召集代表开会讨论,“决定如北京学生不即释放,即一律罢课;并定设立全国学生联合会。”9日各校代表又议决“抵制外货,从调查报告入手”等工作事宜。5月10日,武昌中华大学等15所学校学生为响应北京学生义举,各推选代表开茶话会议,“目的以极和平方法赞助北京学界之进行”。{81}5月11日,中华民国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设临时办事处于寰球中国学生会内,{82}宣布“期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号召各地学生响应。15日又宣言:“若满一星期犹无满意之表示,则誓出最后之手段对付”。{83}5月11日,安徽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福利为宗旨”。{84}5月12日,杭州中等学校以上救国团联合会、济南学界联合会成立,均为运动之临时组织。

  北京实现同盟罢课后,各省学生蜂起响应。5月23日,天津中等以上公私立15校万余学生一律罢课,派过半数同学出外游行、讲演。同日,山东学生一律罢课,罢课宣言书称:“学生等对于此等政府,殊深觖望。不得已,乃以个人能力,自谋保全,誓死相争,罔计利害。”{85}学生们开始组织演说团、抵货调查部和制作简明印刷物。上海学生联合会于5月19日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于22日一律罢课。21日又开紧急会,应教育会请缓,由教育会电请政府“限三日内有明白正确之表示”。至26日,上海公私立中等以上共25所学校学生二万余人,齐集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宣誓典礼。5月26日,南京中等以上21所学校学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于28日一律罢课,组织讲演部,分拟演讲稿。5月29日,杭州中等以上学生一律罢课,进行通俗讲演、组织义勇队和发行报纸等事项。29日安庆已有学生不肯上课,30日,所有省垣中等以上各校一律罢课,结队游街发贴传单。开封学生有主张各省学生取一致行动者,也有主张对外固当力争,但罢课须详细研究者,经讨论表决,决定5月30日实行罢课。5月31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召开大会议决,拟于6月1日起武汉中等以上全体学生概行罢课。

  各地学生响应一律罢课,可以视为全国学生界实现了一致行动,行动内容、形式基本相同。虽然各地学生均强调必须加强与全国学界和本地各界公共团体的联络,但因组织薄弱和信息传播滞障,以及政治环境的差异,各地学生的步骤尚不能完全一致。例如,福州学生为步京津沪汉等地学生后尘,决定5月24日举行游街以扬国威,尚不知北京学生已经罢课。5月28日,保定学界联合会宣告罢课,宣言书至6月2日始传出。再者,各地宣称的一律罢课,也非指当地全体学校,有些地方甚至不占多数,虽然仍有新的学校渐次加入。因此,在一致罢课行动中,各地学生构成及组织程度有所差异,特别是各地方当局在处理运动的策略和手段也有所不同,这都可能直接影响学生行为特征,也有可能扩大政府与学生间的冲突。

  与北京相比,各省城镇学生运动尤以中学生为主力,如西安私立成德中学的屈武就当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大批中学生走上街头,无疑会提升运动的激烈程度,也使一些传统的诅咒,以传播流言进行鼓动的方式进入运动,增加了运动的复杂性。北京爱国运动发生后,许多地方都曾有当局将对被捕学生军法从事或枪毙的谣传。据江苏警察厅公函称:“本月二十二日,据北区张署长转送由日本领事署密交志愿救国党同人致凌野药房、前田一二洋行公启二纸,恐吓谩骂;及昨日下午四点钟,在大行宫卖鱼地方,有学生四五人演说云:本月二十五日毁日本商店等语。” “在大中桥某杂货店,见一中学校学生投递鸡翎信一封而去。侦探等俟学生走远,随进该店将信拆看,内云:日本散放镪水,制造牙粉丸药,毒害中国人等语前来。”{86}学生运动扩大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女学生的加入。女性参加政治运动,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为取得社会尊重或引起关注,女性参政行为往往更为暴烈。河南女生为推动各校一律罢课,“任女士致函男校责以大义,并赠以红裙一幅以辱之。而阎女士复断指书‘坚持到底’四字,当时鲜血淋漓,后复伤风以致全手肿起,医者谓病甚危险,诸生良心赖以激起,而罢课之议始决。”{87}江西女生程孝芬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十余字,发起女子救国团,推动了江西学生游行讲演抵制日货的行动。{88}女学生的广泛加入,还使得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更方便进入家庭。

  对于地方当局,收买分化策略仍是最高明的手段。安徽省长吕调元请求明令宣布分年举行留学生考试、文官考试及应试限制,“嗣后内外官吏,必注考试出身者,始可录用。度于大学之上,设立最高学院。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得有最高学位者,取入该院。自由精掏学术,制器著书。博置仪器,优给廪禄。但分军费百分之一,而规模宏巨,以足以广造就,而资鼓舞。”此种做法令学生等“自奢于功名”。另外,“优待劳动,奖励职工,偏设补助机关,限制垄断营业”便可“隐患弭消,邦基永固矣”。{89}上海学生运动规模较大,但举动“尚属和平”,“措词亦极文明”,当局行动也以劝导和监视防范为主,{90}似乎较为温和而有秩序。但是,一般而言,各地政府及军警对待学生运动,较之京津沪大城市更为严厉。山东督军张树元对于学生开会集议、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抵制日货之事,“通令军警恪遵明令,严重取缔。如有不服制止者,即行逮捕。”{91}安徽督军倪嗣冲禁止集众演说,派警察撕毁沿街所贴传单,激起学生全体罢课,省教育厅立即限三日内各校学生一律解散,勒令回籍。{92}

  强势压制孮6��学生自罢课后组织学生联合会,于6月2日群赴公共体育场举行宣誓典礼。河南省会学校联合会在实行罢课过程中,首度发挥组织作用,并提出了组织学生大团体的办法。西安学生在举行了空前未有的示威游行后,“为了使学生运动组织化、经常化”,又在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基础上组成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97}学生组织大型化的同时,亦伴随着组织军事化特征,越来越多的学校或学生团体,增加了兵式体操暨武术课程,并加习军事学。

  6月1日下午,由上海学生联合会职员邀集北京、天津、南京三处及留日学生代表召开非正式联席会议,讨论组织全国永久联合会事宜,“皆认学生联合会之组织,为时势所必要,刻不能缓”,其组织名称定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暂借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为事务所。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大东旅社开成立会。{98}学生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意味着学生运动将失去其独立的地位和特征。

四、唤醒社会与努力切割

  

  6月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向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报馆发出宣言书,内称:“学生等方当求学,惟知有真理耳。真理所在,死生以之。”{99}学生试图以必死抗争的悲壮口吻,唤醒全社会一致行动。

  事实上,当“五四”运动发起之后,工商各界便有响应。5月5日,京师总商会就学生被捕开紧急会议,6日决议不购日货、急救学生和以全国商会名义电欧会力争青岛。后又提出停运日货、不用日本银行钞票和不阅日报、不登日报广告等办法,公决抵制日货之调查和陈列两种办法。{100}各地方商会行动大致相同。除通电、集会、为被拘学生请命之外,上海提出不装日本轮船,不用日本钞票。“上海著名各大报特专登广告声明自五月十四日起不收日本广告并日本船期、汇市、商情等。并大书曰:愿同胞牺牲私利一致用国货。”另外,宁波扛帮船夫同盟决定不搬日货,京北南口一带工人相约誓不为日本人做工、不购日货;天津商界驻日本大阪买办电称:“在日本所购日货,拟全数退还卖主,不日即将全体返国”。{101}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能够得到多数工商业者的赞同,既能表达爱国热忱,又有利可图,至少在运动期间不至于有大的损失。但是,要求一致行动显然问题很多,故强调从调查与陈列入手,并保留相当的缓冲时间。5月27日,上海南北报关公所邀全体同业集议,公决阴历五月初二日(5月30日)为截止装运之期。“五月初四日后,如有不肖奸商,暗中仍装日货日船者,查出时罚银五百两,内提四成充报告人之奖金,五成充国民大会经费,一成充登报费等用。如罚定后,不愿遵缴者,除取消该奸商报关牌号外,一面请国民大会公决执行。”{102}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威,依靠各商号的自律和相互检举,以国民大会为执行机构,难以满足群众运动的需要。因此,“虽南、北商会屡经学生要求一致抵制,然仅由各商店悬挂旗帜,不欲稍涉激烈,与营业实际亦不生关系。”{103}虽说当时也曾出现一些强制现象,但并不严重,常见的是“谁卖日本货就被骂为乌龟”的语言暴力。{104}

  6月5日,上海南北区各商店得北京学生被捕消息,一律罢市。同日,上海学生联合会邀集学商工报各界代表开紧急会议。“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6月6日下午2时,上海商、学、工、报四界假总商会开联合大会,通过对内对外宣言及致各省与北京电报。对内宣言称:“今商已罢市,工已辍作,与学生一致进行,存亡危急之顷,实赖兄弟同声之应。(一)国贼一日不诛,辍业行为一日不停止。(二)纯粹为对内的行为,对外概守相当的敬礼与友谊。(三)尊重市场秩序,力护法律内之自由。(四)辍业不消,则更求多数之应援,待公道之裁判。”{105}当学生得到社会响应而运动扩大后,如何保持“君子”之行动,学生立即陷入选择的两难境地。

  学生尚且难以实现罢课行动的完全一律,又何以要求商人自愿选择一致罢市?罢市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的强制因素。在上海,“五日黎明,各学生结队先自南市十六铺各水果行前,跪求闭市。凡少不表同情者,学生跪求不起。一时感动商民,遂全体罢市。”{106}在天津、济南、南京、汉口等城市,跪求方式也广为使用。天津学生联合会组织跪哭团,“团员都身穿白孝服,手拿哭丧棒,专到那些顽固商家去哭劝,来感动他们。每当跪哭团到那一家商店门前,群众们也都围满了门,群众还都高呼:‘奸商们,拿出天良来吧,别再卖日货啦。’如果不达到目的是不会走的。”{107}济南学生“沿街跪倒哀求各商界勿畏强御,共保国土,请即闭门,以遂初衷”。{108}其时,群体自辱式哀告的力量并不在于感动,而是将诉求对象置于运动的对立面,面临社会舆论的道德、良心谴责,学生跪求引起围观还可能导致直接的暴力行动。“如一般热心者,禁止各菜市诸货品贩卖。不听,则以火油灌之,或殴击之。对于反对者之货物,必加以‘乌龟’、‘王八’字样,高悬街市中。”{109}可是,当商人参加统一行动后,也会要求运动遵守秩序。在当局的各种文件中,对学生运动的指责有所升级,特别强调进入或夹杂在学生中的下层民众的危险性,这些人被指为莠民、流氓、奸徒、好事之徒、不法分子等,认为他们受国民党或过激党操纵利用。无疑,这些都给予学生莫大的压力。

  以往研究多强调罢市后运动重心转到上海,但对于上海学生的行为特征却注意不够。{110}罢市后,上海学生显然接受了商民的主张或意愿,更强调运动的秩序,尤其是行为的非暴力。学生游行演讲时手持的和张贴在大街小巷、商店门前的标语中,充斥着“万勿暴动”、“切勿暴动”、“爱国同胞切勿暴动”、“警告同胞请勿暴动”、“文明抵制不可野蛮”、“敬劝同胞慎守秩序”、“举止文明幸勿暴动”等内容,惟恐表达不清而产生激烈行动。学生既要进行宣传、发动,又要查抄日货,此时又肩负起维持运动秩序,甚至公共治安的责任。全体罢市后,上海学生联合会“深恐不法之徒,假名学生在外滋事,因即函请省立第二师范全体童子军分任维持南市方面秩序,另请复旦大学及寰球中国学生会童子军,亦在租界方面担任维持”。{111}甚至当自来水、电灯厂、电车公司、小菜场也议定加入罢工时,学生从公众日常生活秩序考虑,还要“力劝其不得罢工,否则救国适以害国”,“并决定每小菜场派学生数人维持”。学生站出来维持秩序,或是得到了当局的默许,即“他们是被允许出来协助维持群众的秩序”;{112}或是当局有意推卸职责,制造混乱,迫不得已挺身而出。总之,当学生成为运动秩序维持者时,自身行动便受到了极大限制,或者在多重身份下陷于矛盾之中。

  然而,无论学生如何努力,如何用心良苦,也无法维持国民运动深入发展中的秩序,运动本身就根本无法做到所谓“举止文明”。

  首先,学商之间尽管都强调秩序,但利益相差巨大,很难在一致行动中维持协调。学生先用“跪求”迫使商人同意罢市,又以公众舆论、公愤或公意及秩序纠察维持罢市,当多数商民因小本营业“实难再牵延”而出现动摇,尤其是商会上层受当局压迫和经济利诱决定独自行动时,学生只能以更为激烈的行动回应。当上海罢市进入第六日,地方当局命令各商店开市,租界工部局取缔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商会则以“学生已经释放,免职一事由护军使负责,必达要求目的”,通告各商店及工界先行开市。{113}学生遂打破不入租界游行的自我约束,执旗游行至黄埔滩,当巡捕阻止干涉时,又以小学生表现最为激烈,抗争中引发冲突。{114}学生联合会通电的言词也趋激烈,直接指斥政府对学生“摧残压迫无所纪极。于京津学生,则拘留镣铐;于宁汉学生,则刀刺枪击;坑儒之祸,不难重见”。{115}6月10日,天津实现全体罢市,给予北京政府沉重打击,当局立即派人前往劝说,并出示曹、章、陆免职令,商会遂立发通告开市。学生得知后,立刻派代表赴商会开绅、商、教、学四界联合会讨论办法,但由于无法开议,学生联合会副会长马骏便以“鄙人尚有生命热血可流于诸君之面前,以激动诸君良心之发现”的悲壮行动,迫使商会维持罢市,避免了“各校学生均列队齐赴商会质问”的更难以收拾的局面。{116}学生虽然取得了暂时胜利,然而,以死要挟的方式无法保证一致行动的稳定性。

  其次,随着罢市、罢工相继实现,运动越来越多的充斥着谣言和暴力,维持秩序也越来越困难。淞沪警察厅及租界工部局等官署多次布告称:“近日上海各处发生一种谣言,辄谓日人贿通内地流氓,散放毒药,捕风捉影,全属无稽。显系不逞之徒,捏造谣言,以图惑乱人心。即间有手持瓶水等件,形迹可疑者,亦显系奸徒故意借此挑衅,希冀激怒群情,破坏秩序,彼乃得以从中取利,其心极为叵测。”{117}谣言的散布,多系民间口传,但也有相当部分来自传单、报刊。如有传单上:“载有请看上海内地自来水总厂,查获日人欲于水塔中放置毒药等辞。以致用户纷纷电话来问,并有来函嘱为预防者”,迫使自来水公司登报避谣。{118}有些报刊亦将传闻作为消息刊登,加重了社会恐慌。谣传导致人人自危,也加深了人们的愤恨。{119}“遇有向自来水龙头洗手之人,即群指为某国人指使,加以丛殴,驯至头破血流,祸及无辜。”{120}谣言攻击对象主要是日本人及朝鲜人,但被殴伤者却多为中国人,被打死者全是中国人。此种情形与抵货类似,受损者中不乏中国厂商的中国制品。此种事态非学生所能掌握,运动即将失去控制。

  运动既要发展,又要保持秩序,学生在唤醒社会的同时,亦在努力与已经投身运动的各界进行切割。其中,与商人的切割较为简单。学生在运动中具有道德优势,而且更为坚决和积极,上海罢市后,“民族资本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款十万两银子,给我们作活动费,被我们退回了;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也给我们十多万元的巨款,我们也立即退回。从此规定,学生会不接受任何人的捐款,此示纯洁。”{121}学生与工界的区别,主要在于学生不似工人受生计窘迫之累,罢课也不会给社会生活造成直接冲击,况且学生较之工界更为单纯而理智,有着更完善的组织及更加遵守秩序。由此,学生把自身视为运动中理性与公正的化身。自罢市发生后,上海学生会上层极力辩白骚乱、谣言等均非学生所为,学生是“尽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劝告居民勿违反治安”。{122}当罢市进入关键期,罢工进入升级期时,上海学联再向工部局保证:“上海学联今日全部停止活动,没有会员在街上进行宣传。但在城里,可能有人冒充学生出现在街上,这样可以使人不相信学生运动。”{123}并请求“发给学生小组以正式的证章,以示其为真正的学生而非骗子也”。{124}辩白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极力切割与所谓有关政治党派的关系,以避免“被作为政治性海盗的抵押品及工具”,{125}确保爱国运动的纯净与秩序。

  在行动上,切割的主要措施就是学生站出来维持秩序。对于此举,正面解释称赞学生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保证了“三罢”斗争的深入开展。可是,在运动中,维持秩序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避免给中国当局和外国势力以镇压、干涉的口实,学生行动实际起到了一种隔离作用。其一,学生处于军警与群众之间维持秩序,以免冲突。上海罢市后,军警出动择要驻防,“童子军学生队等,诚恐军警与商民言语不通,易起冲突,凡遇军警驻扎地点,必有童子军等在旁照料。”{126}其二,学生处于流氓、敌人、阴谋分子与群众之间,以防有人冒充学生或混杂群众中借机扰乱、挑衅。上海第一商校学生“惟恐流氓冒充学生,借端骚扰,妨害秩序,有碍治安。每日派义勇队在小东门、大东门、十六铺等处,协助军警维持秩序”。{127}天津学生团“恐有匪人乘机扰乱秩序,故现在组织学生临时警察队三百名,以补警察之不及,并担任保护日人在华界商店之生命财产”。{128}隔离的方式,被广泛使用于群众集会、示威游行。10月10日,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市民大会,会场主席台前第一排为没有参加组织的市民群众,第二排是有组织的救国十人团等,第三排是商界各同业公会等,第四排是学联的男学生,第五排也就是最外边的一排是女学生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员。此种布置,据回忆者称,如警察干涉破坏,可利用军警对女性防范不严,以女学生为先锋、旗杆当斗争武器冲出重围。{129}如果将此种布置称之为斗争策略,似乎也有几分道理,但却与斗争的实际需要不符,除非女学生在冲突中具有较其他群体更强大的战斗力。符合逻辑的解释是,此种布置的主要作用就是阻隔,利用学生的特殊社会地位,尤其考虑到当局如对女学生动武可能面临更强大的社会谴责,故可能预防警察干涉;另一方面,学生将警察与其他群众隔开,也在于预防群众可能采取挑衅性的激烈行动。因此,当被唤醒的民众越来越多地投身国民运动之中时,学生并未完全认同他们是群众的一部分,至少也是其中十分特殊的一部分。

  当罢免曹、章、陆的命令电文传到上海后,6月12日,各商店先后开市,参加运动的学生、店主及工人们举行集会游行以示庆祝胜利。租界巡捕以违反当局法令试图阻止并驱散,领头的学生此时已无力控制热烈的游行队伍,随即发生了纠纷,“群众将桌子、竹杆、排门板、石头、煤油炉等所有手头上可供投掷的东西全部从阳台上及窗口里投掷下来”,{130}最终引致巡捕开枪,酿成血案。胜利的狂欢迅即转为悲剧,这说明民众一经唤醒而参与运动,商学两界追求的秩序便成为不可能,学生利用特殊身份居间隔离而维持秩序的作用也渐次失效。

  面对失控的局面,学生陷入前所未有的无力与无助,纯粹的、独立的学生爱国运动已成为空想,完全汇入民众运动之中又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当局的暴行也会刺激运动继续发展,运动的激烈化趋向也可能越来越明显。考虑到下一阶段的运动将如何进行,以及学生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学生队伍内部开始出现剧烈的分化。

五、现代学生运动基本模式的形成

  

  “三罢”斗争之后,又有拒签和约运动和声援鲁案、闽案等斗争,“五四”运动在继续。学生在斗争中的行动更加激烈,不但自残警示的场景频繁出现,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学生自愿放下特殊身份,选择附和民众行动,以参与者的数量取势。同时,当局的镇压也更为严厉,逮捕、戒严和开枪制造血案的发生,要远高于运动前一阶段。抗争与镇压互为条件推动运动持续发展,直至走上拥护暴力革命的道路,即用革命的暴力打破反革命的暴力。学生在运动中的话语也在发生变化,有论者替“暴动”正名:“中国人所以不暴动的缘故,都是看错了‘暴动’这两个字,都是根源于受专制毒太深;以为人民反抗政府,不问是非,都是‘暴动’。”强调“中国人不怕他有‘暴动’,只怕他不动”。{131}以大牺牲谋大幸福,以非常的举动解决重大的困难,较之陈独秀1916年时的认识进了一大步。在众多的“五四”回忆中,“暴动”更转为革命词语。组织大型化也在继续,渐次突破了业界和地域的界限。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爱国运动的发展。当然,最有成效的组织建设,当属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工作,学生的作用仍十分重要。

  尽管如此,截止“三罢”斗争之后,学生队伍出现明显的分化迹象,并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稳定的行为特征。这些特征,不但存在于“五四”运动的后期斗争,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学生运动中反复出现,并且对共和国时期的学生运动或学生群体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几点:

  第一,学生以其特殊的地位,在特殊的环境背景下走到了国民运动的前列。“五四”时期,民国创建后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尝试已遭严重破坏,政党、国会和玩弄政治的军阀、政客名声很臭,地缘性的业界组织或民意团体,以及诸如国民外交协会类型的社会团体,都无力独立从事大规模社会动员工作。“学生无政治的臭味、无党派的作用、无权利的思想,纯以爱国为前提也”,{132}因为学生群体易于接受新观念,对国内外局势更为关注且敏感,组织程度相对较高,以及具有政治参与传统和拥有更广阔的社会联系网络等因素,学生运动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前列。此外,学生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加之各界团体和传媒追捧,甚至当局对于学生参与的容忍,也助长了“‘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能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事都问不好;而且目标不专,精力不粹,东冲西突,自己弄得筋疲力尽,而敌人也得乘机而入。”{133}

  第二,学生以牺牲学业、甚至以身体、生命为代价参与大规模集体行动,需要有一个能够被一致接受的主题。爱国就是最佳主题,民族国家危机也就成为发动运动的最佳机遇。因此,学生运动多以能够超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民族主义为号召,并以外部刺激为唤醒民众的主要因素。然而,从“五四”运动的全过程观察,纯粹的民族主义无法成为大规模群体行为的唯一武器。对于学生及广大民众而言,帝国主义过于强大,无论集会演讲、游行示威,还是最为激烈的抵货,都不愿直接引发交涉或武装干涉。于是,运动的主要对象逐步内转,转而谴责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要求首先清除政府内部的卖国分子或丧权辱国者,革新改良政治。上海实现罢市后,尤其强调“此次罢市,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134}当运动目标转向对内时,当局的处置便成为运动深入的主要刺激源,对于斗争对象和解决方式、程度的要求随之模糊化,动员的口号、方式也发生某种变化,学生运动的唤醒作用便告一阶段。

  第三,学生爱国运动一经发起,为扩大运动声势必然出现两种趋向,即带有暴力性质的行为激烈化和寻求统一行动的组织大型化。在行为激烈化方面,学生行动往往充满矛盾。事实上,运动发起、进行、深入的各个环节,都充斥着激烈的词语和行动,时常用国家大法的人权精神解释违反现行警察法规的行为,并要求“我们究竟应该还勇猛些,还进步些”。{135}另一方面,为使多数学生参加运动,尤其是争取教育界、文化界和商界的支持、参与,又要求严守秩序,以避免“那些无知无识的人乘机捣乱”或“暴动”。强调秩序的实质是试图维持对运动的控制。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狂热与冲动基本无法控制,即使是纯粹甘地式的非暴力和平抗议,也难免趋向激烈化,维持秩序不过是部分运动领袖的美好愿望而已。要求运动中一致行动,便要求组织的统一和大型化,而组织统一就意味着行动中的强制性愈强,这对于“五四”时期学生小团体林立和倡导个性的社会环境又是一种悖论。运动中学生组织的整合和大型化最为突出,但组织效率和权威性提升却极为有限,学生中的核心组织仍是小团体。在“三罢”斗争中,学生会、商会、工会都有发展,但其大型化和集中化程度不一,组织结构有别,均难以独立承担国民运动的领导、组织作用。各界联合会或国民大会只是松散组合,成员内部利益差异巨大,根本无法持续协调行动。同时,运动的深入发展,又必须“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136}导致革命政党的创建。“五四”运动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均将其组织视为全国性政党,并与世界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两党都寻求暴力解决的政治路径,彻底放弃了在现存制度下进行渐进改良的道路。行为激烈化和组织大型化,使学生在运动中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位置,作用明显减退,队伍分化加剧,而在新型革命政党创建的过程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五四”运动中学生始终面对的另一难题是,为要达到运动之目的必须唤醒民众,但当社会各界渐次投入运动后,如何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关系,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简单而论,有划清界限和群众化两种态度与方式。所谓划清界限,主要指当社会各界大量参与运动后,学生忧虑下层民众因缺乏组织、自私、惰性及流氓习气严重,可能对运动目标、一致行动和行动秩序造成伤害,并影响学生与国内外传媒、工商界中上层、当局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言词和行动极力维持自身独立,以及单纯的、纯粹的爱国热忱。当然,此种表白无助于运动发展的需要。如此,要么退出运动回到书斋中去,要么联合社会各界并力争融入其中。“五四”时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意识到下层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试图加以动员和利用,“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等口号得以流行。然而,如何群众化呢?当时较为普遍的认识是所谓“养成群众”,即充分了解群众的衣食住行和语言,经过政治文化宣传和生计教育,“使他们化不知以为知,而且要使他们知道之后,能表同情,能给帮助,能来携手。”{137}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复杂的问题,有着多种形式的实验或实践,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到抗日战争时期,群众化主要转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以克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与“五四”运动中学生面临的问题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改变。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学生队伍分化后的政治立场并未影响参与者对运动可能持相似观点,即“五四”运动最突出的作用就是“动”或“直接行动”,以此推动了整个国家和社会活跃起来。在由空想变作实际行动的过程中,情况要远比空发议论复杂得多,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无论是文化引进还是道路选择的解释,都不能满足整体历史解释的需要,所谓中国经验更多的是行动中之积累。也正是在行动中,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充分暴露出来,各种社会力量不断进行着分化与重组,并且形成较为稳定的运动方式。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也时常被作为群众运动的范例,最终走向革命化,成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惯常形式,以及最重要的革命遗产之一。吴玉章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样猥琐渺小,摇摇欲坠。”{138}一种群体行为方式一旦形成,尽管环境及认识可能出现较为急剧的变化,仍会以较为稳定的惯性影响历史发展,并反复再现一些重要的行为特征。“五四”运动之后,学生运动在较长时期内都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的重要形式,故在历次大规模学生群体行动中,其发动、深入、收束全过程的演进,以及运动中学生与当局、学生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关系变化,学生队伍内部的分化、组合,都可以在“五四”运动中找到其影子。


【注释】

{1}周策纵在其著作中引用了数个外国人的观察,说明“五四”运动发动时学生行为之理性。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45 ~ 158页。 {2}许多关于“五四”运动局限性的研究,都曾援引张太雷的评价:“五四运动像一盘散沙样的,不久就消灭了,其原因有二:第一,五四运动的主要成份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学生,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太幼稚与软弱,没有维持这运动的力量,而中国劳动群众在那时参加的又甚少。第二,五四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领袖,一个群众运动没有有主义的政党领袖,他既不能走入正轨,亦更不能继续发展。”参见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载《中国青年》第77 ~ 78期(1925年5月2日)。 {3}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载《新青年》第1卷5号(1916年1月15日)。 {4}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载《新青年》第2卷2号(1916年10月1日)。 {5}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载《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这些文字发表前学生已知内容,并作为其影响的重要证据。事实上,陈独秀并未主张“五四”式的行动。 {6}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载《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7}陈独秀:《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载《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8}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9}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11页。 {10}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11}习惯使用蔡元培回忆加以说明:“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当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参见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 {12}笔者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时曾写过一文,讨论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认识的状况。参见刘一皋:《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新青年〉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描述》,载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集》(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3 ~ 1190页。 {13}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 {14}王统照:《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载《人民文学》总第55期(1954年5月号)。 {15}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1页。 {16} 《随感录·苦了章宗祥的夫人》,载《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17} 《中国大事记》,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6号(1919年6月15日)。 {18}比较而言,“五月七日上午十二时在济南省议会内召开了以学生为主的国耻纪念大会,到会者六、七百人,除多数为学生外,还有议员与改良会、讲演会等人士,而商界无一人参加。”时间相距很近的两次大会,中间还有北京爱国运动的发生,但规模却相去甚远,必有出入。参见李澄之(口述):《回忆五四运动在济南》,载胡汶本、田克深(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19}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2 ~ 493页。 {20}詧盦(编):《学界风潮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6页。 {21}周策纵对这个数字有怀疑,以为可能远高于实际的数字。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42页。但是,周策纵未提发电者是否有权代表的问题。 {22}吴中弼(编纂):《上海罢市救亡史》,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50页。 {23} 《北京国民外交协会为青岛问题定五七召开国民大会电》(1919年5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页。 {24}一些回忆均强调蔡元培告之学生北洋政府拟决定在和会上签字消息的震动作用。参见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有学者据此认为是蔡元培借学生唤醒民众,故“五四”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蔡元培而起的。其实,其他团体也都知道这一消息,而且蔡元培的主张也绝非“五四”式的行动。 {25}蔡晓舟、杨量工:《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53页。该资料集收录时将编者之一的“杨量工”误写为“杨景工”。《五四》一书北京同文印书局中华民国八年九月初版时,封面署“谅功”,版权页为“杨量工”;台北传记文学社1993年版署名为“杨亮功”。 {26}霍玉厚:《在五四的洪流中》,载《吉林日报》1959年5月4日。 {27}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载《展望》1959年第17期。 {28}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0页。 {29}如《每周评论》报道,三日北京的学界大会“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参见《一周间北京的公民大活动》,载《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30}据张国焘回忆,5月2日下午七时“国民杂志社”社务会议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目前救国应采取的步骤。”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49 ~ 50页。除张国焘外,许德珩也有类似的回忆,参见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载《九三社讯》1951年第3期。 {31}高师参与者的回忆特别强调高师在“五四”发起中的地位,以及工学会秘密活动的核心作用。于力认为“‘五四’运动是由北大和高师当时的在校学生领导着发动起来的”,5月3日“晚间,高师操场北端的西花厅里,会集着以‘工学会’为基干的十几个青年,秘密地宣布明日游行后,还要前往东城赵家楼胡同安福系巨子曹汝霖氏的住宅去示威的计划,并布置届时分给各个人应担负的任务。”参见于力:《“五四”回忆》,载《北方文化》第1卷第5期(1946年5月1日)。 {32}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33}陈荩民:《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92页。 {34} 《一周间北京的公民大活动》,载《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35}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载《人民文学》第55期(1954年5月号)。 {36}《一周间北京的公民大活动》,载《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37}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54页。 {38}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58页。其实,当游行队伍转向赵家楼后,傅斯年的作用也就是充当一位游行队伍中的积极参与者,既无法劝说同学不要激动,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收束措施,未能发挥所谓领袖或组织者的职能。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傅与一位名叫胡霹雳的同学发生激烈争吵并互殴,气愤之余,傅不再参加学生会工作。 {39}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0页。杨晦的回忆支持此说,但又说在东交民巷受挫后,“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停了一会之后,又走动了。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不过也还是默默地穿过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参见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23、224页。 {40}同注{36}。 {41}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90页。 {42}周予同:《五四与六三》,载《解放日报》1959年5月4日。 {43}王统照回忆称:“初穿过御河桥北去向东时,大队中间与后面的学生还不明白第二步的目的地所在,纷纷传问,……及至从东单牌楼更向北走,才逐渐从大队前面传达过来,要往‘赵家楼’去的话。”参见王统照:《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载《人民文学》总第55期,1954年5月号。毛子水称:“我记得当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出发前,只说把那些游行人所持的标语旗丢进日本公使馆里大家便散队归校。后来东交民巷不许通过,所以游行的队伍只好走向赵家楼,预定将标语旗丢进赵家楼曹汝霖家里再散队归校。我当时只随着队伍游行,并不知道那些人在决定这些事情,但在路上所听见的大概是这样。”参见毛子水:《“五四”五十年》,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4卷第5期(总84号,1969年5月)。 {44}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24页。 {45}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4页。 {46}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56页。 {4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83页。 {48}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57 ~ 458页。 {49}据田炯锦回忆:“过去北大学生集会,主席都系临时推定,再集会时,另推主席,惟段(锡朋)自五四当晚被推做主席后,直至其离京赴沪前,不但北大学生集会,由其主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会议,亦由其主席。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全体会,及北大学生干事会往往一日开会数次,有几天,段的嗓子都哑了。”挽蔡时学生更为主动:“当时学生一面上课,一面于下课后,自动到学生会工作者,常有四五百人,往往于深夜尚聚集会所,探听当日各方面进行情形。”参见田炯锦:《五四的回忆与平议》,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5卷第3期(总88号,1969年9月)。 {50}例如,梁漱溟在北京《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以为,“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这个地步。我们概然恨司法官厅,不去检举筹安会,我们就应当恭领官厅对于我们的犯罪的检举审判。”其后,知非(蓝公武)发表《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一文给予回应,强调“出于群众的行动”,不适用“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的说法,并以为“从道德方面看起来”,在中国历史上,“五四”行为也被视为“美德”。转引自杨亮功、蔡晓舟(编):《五四——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51}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98、194、199页。 {52}陈独秀:《致胡适》(1919年5月7日),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8页。 {53}最为典型的是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在请予保释呈文中称:“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号,聚众之下,致酿事变。……国民为国,激成过举,其情可哀。”如不得保释,“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为此迫切直陈,即乞准保。”参见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2页。 {54}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3页。 {55} 《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关于山东问题决议四项电》(1919年5月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87页。 {5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87 ~ 188页。 {57}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5页。 {58}《大总统指令第一千三百三十二号》,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7日,第4版。 {5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3页。 {60} 《学界行动之昨讯·致全国各公团之通电》,载《晨报》1919年5月17日,第3版。 {61}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5页。 {62}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2页。 {63}詧盦(编):《学界风潮纪》,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251页。 {64}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6页。 {65}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3页。 {66}詧盦(编):《学界风潮纪》,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248页。 {67}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8页。 {68}《内务部训令》(1919年5月23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6页。 {69}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2 ~ 53页。 {7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7页。 {71}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5页。 {72}该社论称:“须知人民群众之危险,乃只在遭受挑动之时,乃只在因被反对而致团结之时。彼之行动,必须成一集合体而始有效。而其能成一集合体,必由武力以激成之,对付人民群众,只有一法,即听之而不干涉。待其有自动的暴举,乃干涉之不再宽容。然人民自行暴动者,殆十无一二。彼等在道中徘徊既久,饥疲交作,自必渐渐散去,此乃人类简单之心理也。吾人尽力警备,自属必要。但不可警备过分,以促成爆裂。若警戒太密,足为烈焰飞腾之导火索也。”转引自海上闻人(编):《上海罢市实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第342 ~ 343页。 {73}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68 ~ 169页。 {74}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7 ~ 468页。 {75} 《山西省议会转达各校学生要求代电》(1919年5月8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08页。 {76}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74页。 {77}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537页。 {78}《庞作屏报告济南各界集会密呈》(1919年5月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05 ~ 206页。 {79} 《衡永郴桂各界要求释放学生惩办曹章陆通电》(1919年5月15日),《广州参众两院要求释放学生严惩国贼通电》(1919年5月),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0、232页。 {80}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61页。 {81} 《鄂省学界之奋起》,载《申报》1919年5月16日,第7版。 {82}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66 ~ 67页。 {83}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75页。 {84}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83页。 {85}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91页。 {86} 《江苏教育厅关于侦防反日活动函》(1919年5月2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12 ~ 213页。 {87}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76页。 {88}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06页。 {89}《吕调元密电》(1919年5月2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9 ~ 200页。 {90} 《徐国梁报告代电》(1919年5月29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15页。 {91} 《张树元等密电》(1919年5月29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07 ~ 208页。 {92}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71 ~ 172页。 {93}《芜湖警察厅文电》(1919年5月24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19页。 {94} 《王占元等密电》(1919年6月2日、6月10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25、226页。 {95}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75 ~ 477页。 {96}《武汉学生界之惨象与北京无异》,载《申报》1919年6月8日,第6版。 {97}屈武:《急流中的浪花——五四运动回忆片断》,载《中国青年》1959年第10期。 {98}詧盦(编):《学界风潮纪》,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257、258页。 {99}同上,第280页。 {100}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07 ~ 108页。 {101} 《勇敢之津商》,载《益世报》1919年5月19日,第2版。 {102}吴中弼(编篆):《上海罢市救亡史》,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79页。 {103} 《上海交通银行报告急函》(1919年6月5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41页。 {104}《麦高云致上海英总领事》(1919年7月30日),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777页。 {105}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45 ~ 446页。 {106}杨尘因:《民潮七日记》,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31页。 {107}马惠卿:《五四运动在天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557页。 {108}《山东罢市之详情》,载《申报》1919年6月14日,第8版。 {109}杨尘因:《民潮七日记》,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44页。 {110}熊月之以为“上海学生似乎比较注意斗争方式”,当与官府出现分歧时,“采取的是和平而不是尖锐对立、武装冲突的方式。”这种说法仅强调了策略,未进一步深入探讨学生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参见熊月之:《五四运动与上海社会》,载《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年版,第192页。 {111}《童子军维持秩序》,载《民国日报》1919年6月6日,第10版。 {112}《麦高云致上海英总领事》(1919年7月30日),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783页。 {113}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53页。 {114}杨尘因:《民潮七日记》,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42页。 {115}吴中弼(编篆):《上海罢市救亡史》,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600页。 {116} 《本省要闻·罢市声中之种种》,载《大公报》1919年6月12日,第3张。 {117}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11页。 {118}同上,第407页。 {119}有研究以为,上海下层民众的集体性举动,更多的是由谣言产生的恐怖而激发,未必反映其爱国认知,强调因谣言产生“集体恐慌”的社会动员作用。其实,在大规模群体行动中,谣言之煽动与民族主义之动员往往相互影响,互为条件,不易区分和控制。参见冯筱才:《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20}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04页。 {121}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59页。 {122}《上海学生会致工部局函》(1919年6月6日),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722页。 {123}《上海学联致工部局总董函》(1919年6月10日),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735页。 {124} 《上海学联致工部局总董函》(1919年6月11日),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738页。 {125}《麦高云致上海英总领事》(1919年7月30日),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784页。 {126} 《本埠新闻·上海商界罢市之第四日》,载《申报》1919年6月9日,第11版。 {127}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28页。 {128} 《本省要闻·实行罢市之天津》,载《大公报》1919年6月11日。 {129}参见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72页;刘清扬:《觉醒了的天津人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558页;王贞儒:《五四运动中三个剧烈的斗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613页。 {130}《麦高云致上海英总领事》(1919年6月13日),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740页。 {131}仙槎:《非暴动论》,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0号(1920年3月7日)。 {132}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43页。 {133}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年5月),载《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1日)。 {134}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331页。 {135}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第683页。 {136}陈独秀:《本志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37}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年5月),载《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1日)。 {138}吴玉章:《五四运动前后我的思想转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60页。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