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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研究:如何“理解中国”,怎样“创造性转化”

李德瑞

  赵旭东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段乡村政治研究的理解与实际所发生的研究过程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或误读,产生这种偏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主要是通过概念及其转换来考察这段研究并对相应过程做出判断的;而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那些概念并不能充分指代实际的研究及转变过程。

  赵旭东在其《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①一文中,对中国近三十年的乡村研究及其中的思考范式,从研究对象到表述方式做了深入的回顾反思与颇具启发意义的批评。因做博士论文之故,我也恰好对赵在该文中所提到的问题有所关注。本文拟就我读赵文后的一些思考与分析、我对相关问题的不同看法及一些反思基础上的尝试性探索展开论述,以期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交流和探讨。

  需作说明的是,虽然我在本文中主要是针对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这篇文章而展开讨论,但我对赵在这些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及分析思路的理解,还依据了他另外两篇与此文的论述相关的文章,以及可视为与此文一体的他的一个会议发言。另两篇文章分别是《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②和《乡村的创造性转化》③,会议发言是指在2008年9月19日至20日《开放时代》杂志联合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开放时代论坛”会议上,赵旭东所做的题为“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的发言,该会议发言所整理出的文字内容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一文中。我对赵旭东有关乡村研究问题的评论和观点的了解,是通过他的这些文章和会议发言而获得。④但因赵旭东这篇正标题为“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副标题提出了“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的文章,可看作是对他之前所发表那两篇文章以及那次会议发言的那些思考的集中阐述和系统表达,所以本文就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赵的这篇文章上。⑤

  本文将分四个部分来展开论述,首先,对赵文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学专业研究者的独到视角及其人类学视角下的阅读期待,与他所批评的对象与问题之间的差异与张力做出分析。其次,以赵文对乡村政治研究中“治理”概念的使用所做的批评为基础,对“自治”与“治理”这两个关键概念之间所发生的研究转变过程,做一个基于具体研究路径和内在演进逻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然后,在前两部分论述的基础上,针对目前中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相关问题,从更为一般性的层面做出些反思,并对研究实践过程中的一些不同探索性思路进行阐述。最后,对全文的论述要点进行概括,同时就赵文所提出的“‘理解中国’与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⑥这个结论性意见做出进一步思考,并就如何达致“理解中国”与“创造性转化”的这一研究目标,提出几点尝试性的建议与看法。

一、人类学的阅读期待与政治学的写作关怀

  

  赵旭东在这篇文章的论述中,给人一个甚为深刻的印象是,他作为人类学专业研究者的视角、眼光和关怀。这种专业素养在他对乡村政治研究进行审视与考量中,特别是在他对四本研究或涉及乡村政治论题的著作⑦所做的点评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在此我们不妨从他对四本乡村政治研究作品的评论入手,来展开分析和论述。

  通过援引奥特纳的相关论述,赵旭东指出了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撰写的重要准则,即“在这里,‘理解’这两个字极端重要,因此是理解而不是强加另外一种解释,这是民族志最为根本的东西”(第16页)。而“为了达成一种真正的理解,民族志就要求有一种真正的从本土人的视角来看的丰厚的田野资料,同时还要求有从整体上而不是从部分来看待一个社会及社会中的各类现象的姿态”(第16页)。这可以说是赵所秉持的人类学评判标准及其“阅读期待”的核心表达。

  同时,赵也通过一句精炼的总结道出了这些作品的根本特征及其想要表达的核心关怀:“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问题意识极为鲜明,这些作品的作者通过实地的调查和观察提出当下乡村所存在的实际问题以及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第15页)。除了介入对当下乡村实际之思考并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关怀⑧外,这些作品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们都是多少带有些人类学色彩或试图借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表述方式来写的作品⑨。这种穿上带有人类学色彩“外衣”的乡村政治研究作品,由一位带着专业眼光的人类学研究者来阅读和评价时,便出现了颇有点意外但又十分有意思的效果。我在此以“人类学的阅读期待”与“政治学的写作关怀”来描述出现在读者和作品(及其作者)之间的这种情况。透过这种情况我们可发现,人类学的关怀及其在阅读中所流露出来的专业期待,与这些作品及作者原本所想要表达和展现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

  以《黄河边的中国》为例,赵在肯定其记录内容确属丰富的同时,却甚表遗憾地指出,“书中对于乡村的记录是缺乏民族志的厚度的,更为重要的是缺乏一种理解的厚度”(第18页),而当赵批评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眼中的政治只有经济、税收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其他的东西都被奥特纳所说的‘消毒’消灭干净了,能够反映当地人对于世界理解及其价值观念的宗教几乎是看不到的,似乎那里的人们除了和地方政府‘打游击’来逃避征税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生活了”(第19页)时,他显然是以一个典型的人类学专业研究者的标准在要求当时未必把自己当作人类学研究者、也未必想要(如赵所期待的那样)去写一部“民族志”的作者的。而作者当时所想要通过这本书展现的,可能就只是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他或许既没有想要通过呈现去形成一种“整体认知”,也没有想要去做一个人类学的深度描述与理解。这从作者在该书前言当中的陈述我们即可得知,作者言:“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在所看、所谈之中,夹杂着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未形成理论,更多的是一些关切与忧虑。”⑩

  同样,当以“民族志的姿态”为标准来批评《中国农民调查》这本报告文学作品中因“农民被刻画成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非专业人士所不容易窥探到的漏洞”(第20页)时,以及在对《小镇喧嚣》和《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这两本政治学研究者的作品关于缺失“文化表达”的批评中,赵也都持以类似的人类学标准和分析思路。而他这种“阅读期待”下的批评与其所指对象的“写作关怀”之间,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张力与错位状况。

  若以此为基础来反观赵的这些批评的话,便会发现这种批评多少带有点“人类学的苛责”的味道。因为,如果我们稍微不那么“强硬”地以某种特定标准来做出判断的话,就不难理解出这点:作者展现了一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就否定了另外一些东西,也不意味着另外一些东西就是不存在的,更不意味着作者就意欲对另外那些东西进行“消毒”。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不可能按照读者的期望,去展开自己的写作和思考,而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写作并表达关怀。{11}

  如果说,赵对这四部作品的评论是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人类学阅读期待”的话,那么,联系他对乡村民主政治、宗族政治及村落共同体等其他一些方面研究的批评,则可看出这是他对乡村政治研究展开批评的一个基本思路和依据。

  例如,当他对乡村政治研究中“带着强烈的本土政治关怀”,以及希望“尽快地自上而下改变中国,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2}的问题提出批评时,他显然是以人类学的视野和关怀来做评判标准的。可是,这样一种带有改造目的、具有本土政治关怀的研究方式,很可能恰恰就是政治学的基本关怀所在,也是政治学在乡村的研究所必须要做出解答的问题。{13}

  赵对这些作品及其他方面问题所提出的批评,以及这些批评中所包含的理论洞见和启发意义,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或分析了{14}。我在此主要是就赵文中所体现出来的甚为专业的“人类学的阅读期待”,与这些作品及其作者所想要表达的那种“政治学的写作关怀”之间的“误差”与张力,进行揭示和分析,并希望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促进更加深入的学术批评与交流。

  就乡村政治研究的“政治学”特点来看,这种带有较多实践关怀和“现实感”的研究,以及作者在作品的所思所虑中体现出的那种“忧天下(国家)之忧”的情怀,都已构成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特征,至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对较早投身乡村政治方面研究的华中这批研究者来说,其开创者张厚安先生,就是基于对原有那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研究之“唯书、唯上、不唯实”状况的反思,才转而走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走向农村这片研究“田野”,并最终以“三个面向,理论务农”为自身研究宗旨和旗帜的{15}。由政治学投身乡村研究的这种面向实践、面向现实的学术取向{16},既影响了华中这批乡村研究者的研究,也成为了后续乡村政治研究的一个基调,并形塑了乡村政治研究的基本路径与特征。从而在后来的研究中,这种实践关怀和现实兴趣便成为多少带有点“传统”意味的基本立场。至于这样的关怀和“传统”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怎样去克服弊端和做出改进,确实是需要深入反思的问题,{17}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乡村政治研究根本就不应该带有这样的关怀。

  事实上,对这种乡村政治研究做出反思与改进的努力之一,便是研究者们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观察视角、表达方式的借鉴,尤其是人类学那种注重深入理解研究对象本身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当政治学研究者们意识到已有政治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式难以满足他们对乡村社会深入认识之需要时,他们便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从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及其方法与准则中“取经”来了。当然,他们的这种借鉴与转向,是围绕着如何才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乡村社会(及其治理状况)这一目的的,其内在的关注焦点仍然是政治学(或者说实践性)的问题,即要么对现实、实践问题有关切,要么对宏观政治有关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科的方法、视角与理论资源,只是这些努力想要改进自己研究的学者们所借以使用的工具和手段。这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中的研究者致力于本专业、本学科的理论演进或学科完善而做出自身贡献的研究目标,显然是有所差异的。{18}

  做点小结的话,在此指出赵文中的这些问题,并不是想要“否定之否定”地推翻赵的批评,更不是要否认他这些批评的意义和价值。虽然指出了赵文中的一些问题,但我的重点并不意在对赵文提出批评,也没有想要为这些被赵所批评的作品和个人以及群体进行辩护,而是希望,通过这种“阅读期待”与“写作关怀”之间差异的展现、分析和阐释,来对乡村研究当中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和关怀的研究做出点带有沟通性质的工作。并且期望在此基础上,能够促进目前持不同视角和立场的各方研究之间有更多、更具实质意义的理解,也就是具有更多人类学所强调的那种“有厚度”的理解。因为,乡村研究也好,中国学术研究也好,都唯有在此种“有厚度”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更加有效地对话交流、讨论问题和积累提升。下面,我将从另外一个方面,针对一个较为具体但甚为关键的问题{19},来展开分析和考察,以继续我的这项“沟通”工作。

二、由“自治”到“治理”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除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评论外,赵旭东还对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当中“治理”这一概念提出了拷问,对它被“不加反思地接受下来”并广为应用的情况提出了批评。赵指出,地属华中的这部分以政治学研究为依托的乡村研究学者,在由先前的“自治”(村民自治)转入到“治理”(乡村治理)的研究时,不加反思地接受下了“治理”这一概念“并将其应用于中国乡村社会与政治的分析”,不仅如此,“在这些研究者的眼里似乎并不值得对这两个词汇的词源学作些谱系学的考察,反倒只是认为是一种极为自然的学术旨趣的转变”(第12页)。因而,赵认为乡村政治研究主题由“自治”到“治理”的转变是某种“误读”的结果{20}。

  鉴于“自治”与“治理”这两个概念在乡村政治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甚至已成为核心概念、而且它们也确实被认为构成了前后相继的两个研究主题的情况,在此确有必要对乡村政治研究中的“治理”概念做出检视,并对这两个概念之间所发生的研究转变过程进行考察。

  要说华中这批学者“不加反思地接受”并使用“治理”这一概念,并不算冤枉。因为,从整体上看,这批学者确实没有对此概念进行专门的谱系考察或词源分析。虽然,对这些以政治学为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而言,接受当时政治学界的这一流行概念{21},亦应属顺理成章之事。正如有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治理”这一概念被引入对乡村的研究,显然是受到了当时政治学界所流行的“治理”这一理念的影响{22}。而且华中乡村政治研究的带头人之一徐勇曾专门发表文章对“治理”进行阐释{23}。但在此文中,徐勇尚没有明确提出“乡村治理”这一概念,故这篇文章只能算是这批学者将“治理”概念引入分析中国乡村的一个“征兆”。对于将“治理”概念运用于乡村研究,从而形成“乡村治理”这个提法,这批研究者的确没有对之进行完整阐述或概念界定{24},更没有对其词源做出谱系考察或反思性辨析。由此来看,赵对他们的这一批评也应属凿凿之言。

  只是,问题的关键却不在这里。因为对华中这批最早进入村民自治研究的学者而言,在他们的研究正需深入和转化之时,“治理”概念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为他们从较为单一地关注农村“自治”与“民主”这些颇带有几分理想主义和宏大关怀的政治学视野当中突破出来并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农村政治研究天空提供了契机,也为他们转变后的纵深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思路乃至表述上的便利。所以,“治理”概念在华中这些乡村政治研究者这里,便有着全然不同的“生命历程”与意涵境遇。

  促使他们发生上述研究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村治实验”{25}中所遭遇的理想与现实落差之“打击”,以及经历了那种挫折后的反思。关于这点,这些研究者都曾在不同场合做过他们各自的反思性阐述。例如,吴毅曾回顾了他在参与以张厚安为首所发起的那场村治实验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以及那次研究与实践经历对他学术思考的影响:“这次实验使我们得到了当今高等院校中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所很难得到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机会。”{26}而当他们这个研究者群体带着理论与理想进入村庄进行村治改革,在现实中却遭遇“乡村运动、运而不动”的挫败感觉时,吴毅在反思中意识到,“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论和思维方式……离中国民间社会的所思所想实在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27}。基于此认识,吴毅的思考和研究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在这之前,‘理论务农’一直是我个人的学术指归,但是,黄梅的困惑和双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尚不能站在村庄的立场上完全的理解村庄的行为,而是站在村庄之外去指点村庄时,理论支农可能就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28}。因而,借鉴人类学调查者所强调的“主位”立场去观察和分析事物,“以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作为调查者所思所想的基础,尝试着去理解农民的立场……”,便逐渐成为吴毅在农村研究中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规矩”。{29}类似的反思及转向,也发生在贺雪峰等人身上。虽然他们各自所藉以转向的具体进路有所不同{30},但不论是因什么之故而发生的转向,这些研究者们当时所产生的反思意识以及这种反思基础上的转变(及研究拓展)趋势,都是清晰可见的。

  此外,笔者于2008年对徐勇的访谈中,也曾涉及到了这段研究及其转变。徐勇的回顾也甚为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在此不妨录入两段原话{31}:

  李:做完这本书{32}之后,从98年到2000年前后,大概这三四年的时间,刚好对村民自治争论的也最多,当时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徐:当时我们觉得这一篇文章{33}呢,不一定很有说服力,当然它很重要。说很重要,这就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篇文章确实有它的好处,因为它是从整个治理的角度,不仅仅是从村民自治,这个视野是很开阔的。所以说对我们应该说也有启发。更重要的是,1998年我们到水月村去做实验,那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那篇文章的影响更深。那是我们直接参与到民主的实验了,就是说我们原来还只是一种调查,现在进入到实验层面了,这个实验过程使我们感觉到:我们那么多的教授、那么多的老师学生在那里宣传民主、发动民主,结果并不是如我们所愿。这说明民主不是万能的,也不是说一村民自治就灵了,不是这样简单。后来我们就在那里开会做一个小结,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总结。开完会从九江坐船回武汉,在这个坐船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形成了一些思路,觉得用“治理”的概念可能更合适一点,乡村治理的概念慢慢就出来了。


  ……

  李:噢。这样的话,就是张老师领导的那个村治实验是吧,那个黄梅实验,可能对你们所有参加的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是吧?

  徐:大家都有那么一点感觉。因为我刚刚说了,民主……在挫折当中比较容易反省。那么98年的时候,村治实验,它也是一种挫折,因为经历过挫折,在这个挫折过程当中大家都在反省,就是我说的,这个村民自治不是那么简单。

  李:这就促使了继续、视野面更宽,然后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些方面的问题。

  徐:对。以后就开始用治理、乡村治理这个概念来(研究农村),就把视野打得更开阔一些。就是说农村问题啊,不简单的是个村民自治问题,它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考察的。

  

  不论是吴毅为自己定下要“尝试着去理解农民的立场”的规矩,还是徐勇所意识到的“农村问题不简单是个村民自治问题”,还“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考察的”,抑或是贺雪峰在村庄选举观察的经验基础上,逐渐关注乡村社会性质并进而提出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34},都清晰地表明了华中这批研究者基于内在反思而发生的转变轨迹。尽管他们大都是根据自身研究经历和学术思路来论述这一转变,但却都不约而同地展现了这种研究转向的根本原因及其内在理路。

  通过这些回顾我们可看出,在华中这些农村研究者{35}这里,由“自治”到“治理”之间的逻辑转变,不是赵所理解的那种是两个差异极大的概念之间的转变(因此不对之进行词源学与谱系学的考察,研究便难以有效进展下去),而是一种研究视域扩大、研究范围拓展、探讨进一步深入的转变。正是在这里,“治理”这个词更能够表达他们在进行了村民自治研究后力求超越原有研究局限并想要做更深、更广层面研究的需求。产生这种需求的原因在于,他们在村治实验与田野调查的经验中意识到,在诸种乡村政治实践活动中,非制度文本的、经济与社会乃至文化层面的因素,在隐约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如有评论者所说:“对华中学者们来说,在19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当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治理’这一术语,为他们超越政治学的学科限制而对农村社会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华中学者们转而采用‘治理’这一概念,以便于揭示说明非正式的权威和社会力量,意在较之前的‘村民自治’研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36}

  对这批以政治学为初始背景的乡村研究者而言,通过借用治理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概念{37},来对乡村社会中诸多非政治权力或制度层面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因素的考察和关注,其实也就是对除民主、自治或国家这些政治因素以外的那些社会、文化、历史、地方性传统等因素的关注。在对这些因素予以关注的研究过程中,便促使了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带有明确自觉意识地去借鉴或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来开展他们颇具这类学科色彩的乡村研究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尽管他们对这些学科视角、方法的借鉴和使用令一些正统的社会学研究者觉得是“野路子”、太另类,也令人类学的专业研究者觉得那够不上是标准的田野研究和民族志写作。{38}但是,这种视角与方法的拓展,对他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却是影响深远而且也颇具贡献的。他们也正是在从其他学科汲取理论营养与学术灵感并借助相应视角与方法的基础上,打开了乡村政治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拓展了原来为政治学学科视角所限的研究领域,加深了对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并最终将“自治”(村民自治)研究转化、推向了“治理”(乡村治理)研究。{39}

  分析至此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者由“自治”到“治理”的研究是经历了一个内在反思和拓展认知的过程而发生的转变,在这一视域拓展和范围扩大的研究转变中,这些研究者确实没有对治理概念进行词源学考察,也没有通过对此概念的谱系分析来确立其“合法性”。但这却是研究者们在经历了反思并进入“经验”本身的逻辑当中之后,沿着经验和事实的逻辑往前走时所发生的“一种极为自然的学术旨趣的转变”{40}。这种转变是在这段研究的特定情境下而发生的一种颇为自洽且自然的变化{41},也只有根据这种转变所发生的具体情境和内在逻辑,才能够对之进行恰当定位和理解。

  简言之,赵是通过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转换,来理解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这些转变的;而为他所批评的这些研究的实际转变过程却并非如此。无疑,自治与治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确有着极大差异,但因赵只是通过自治和治理这两个概念来理解和考察这段乡村政治研究及其转变,故他难以看到这种概念变化背后的内在研究理路之变。而在赵所批评的这些研究者(至少其中有一部分)这里,他们实际进行的或想要做的工作是,以“治理”概念所大致指称的内容作为一个基本而宽泛的领域,或者说暂时借用这个概念,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及其变化过程,来考察乡村社会内部那诸多丰富而复杂的、也可能与“治理”无甚关联的状况、过程与机制,以揭示和把握中国乡村社会本身的内在逻辑,并希望在把握了这种逻辑的基础上,找出一个能够更为贴切、更为准确地表达这种逻辑的概念。{42}即便是仍然使用这个概念来表达,那也应该赋予它在中国社会情境中的特定含义{43}。因此,在赵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联想”(第13页)的研究转变,在华中乡村政治研究者们这里却是一种实实在在、有内在根基和生长逻辑的研究转变历程,既是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研究实践的拓展与深入,也是对中国乡村认识的拓展与深入。

  窃以为,赵似乎太过于倚重概念本身了,而没有对它所被用来描述和表达的对象及内容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在他看来,将“治理”概念引入对乡村政治的研究,便成了不加反思地“照搬”这个概念来用之于对中国乡村的解释。然而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赵过于倚重概念本身所造成的误解。

  或许,对具体研究及其变化过程的分析,对概念被使用的具体情境的考察,才是我们对概念进行词源学或谱系学分析、对某种研究进行知识社会学考察{44}所应予以更多关注的方面。即,考察这些概念怎样被使用、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是怎样围绕学者们认识实践的需要而发生变动或拓展的,具体理论是怎样随着社会变化及对其研究的需要而发生演变的;反过来这些概念和理论又是怎样影响或激发了人们对实践的理解、观察与思考的。若需对某种研究做知识社会学考察的话,就更有必要考察实际研究过程中发生了怎样(即便是细微)的变化。{45}而如果只是强调对概念本身的涵义进行分析梳理的话,那样的研究很容易偏离真实的社会过程,也很难真正达到对概念的深入理解与把握。

  诚然,概念和它所对应的事物之间,从来就不是截然对立的。在这里之所以做出这种二元划分,主要是希望指出: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论争,其实都是纠缠于概念和语词上的争论,或者是因对相应概念的理解差异所导致的分歧,而对概念所指称事物的切实考察则显欠缺。尤其是当我们过于看重对概念进行源自西方理论脉络与学术传统的谱系分析时,我们就很难对中国社会正剧烈而迅速地发生着的变化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对中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活生生的事实也难以有及时灵敏地捕捉与把握,更难有个很好的理解与解释。{46}

  概念和语词既是人们对事物的抽象或描绘,那么它们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与了解。但若太过倚重概念本身的话,这种影响作用就会变为干扰。这种干扰作用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由于我们太过于重视和依赖这些概念来进行研究思考了,而没有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到对事物本身的理解和把握上面。这种“词”与“物”的关系问题,也正是我接下来要重点论述的一个问题。

三、“词”与“物”{47}的关系及中国学术的境遇

  

  本部分的讨论话题,是因赵文而引申出来的思考,与前述赵文当中所体现出的问题有一定相关,但又不单单是针对赵文的一个讨论,更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的反思与探讨。

  如前所述,赵旭东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段乡村政治研究的理解与实际所发生的研究过程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或误读,产生这种偏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主要是通过概念及其转换来考察这段研究并对相应过程做出判断的;而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那些概念并不能充分指代实际的研究及转变过程。所以通过概念所理解或“看出”的情况,往往与实际所发生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反过来,这些研究(及中国社会)当中实际所发生的事情,也尚未能够有相应的概念及词汇给予恰当的表述。这就提醒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词”与“物”的关系问题。{48}而如何处理词与物之间大量存在的“紧张关系”,以及在此种境况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该如何自处的问题,便成为我们不得不通过研究实践来求解的问题。

  “词”和“物”的关系及中国学术研究在此状况下所面临的境遇问题,通过引述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者的两段论述,或许可使相应分析与论述更便于展开。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在评述中西思维差异及其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困境问题时曾说: 

  跨文化译解的困难之处可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分析过的鸭兔(Duck-Rabbit)(一种杜撰的、两似的动物形状,最初由心理学家加斯托罗所使用,见其著作《心理学中的事实与虚构》(1990)。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讨论了这一形象。——译者)的形象作一说明。中国人在许多场合画了个鸭,我们却望见是一只兔子。无力觉察这种差异和此中的含意,会使我们陷入某种困窘淆乱之中……

  如果中国和西方的对话者,就像知识分子惯常所做的那样,主要通过文本媒介来了解彼此的世界,那么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语言是个过滤器,往往把殊异陌生的思维方式变得似乎耳熟能详……在类似这样的例子中,西方人好像相信,中国人看到的同样是一只兔子,正如中国人也会自信地说,我们大家正在瞧着一只鸭。{49}

  

  因为我们社会科学中的大量概念和词汇(及其背后的理论体系)都是经由跨文化译介而被引入对中国社会的解释的,所以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郝大维、安乐哲所分析的跨文化译解和认识中的“鸭兔”混淆之困境,是导致概念与所指互相脱节、词与物难以配套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鸭兔”混淆困境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词与物不配套的问题。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面临的词与物不配套的困惑淆乱问题,与郝大维、安乐哲所说的“鸭兔”混淆所造成的困境,具有相当程度的类似性。{50}

  面对这种词与物之间的“鸭兔”淆乱困境,学者们的应对措施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更多地注重对概念和词汇及其相应理论进行正本清源和分析梳理,以及更多地通过概念界定或理论推演来展开思考与研究,这是现行学术体制下的通行应对措施;另一种则显得对概念不那么慎重,对理论也大多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而是更加注重考察概念在中国社会中的对应之物或难以对应(以及无甚关联)之物,更多倚重于“物”来展开研究{51}。赵文所体现出来的思路,可以说是更加注重概念分析的这种研究方式;而被赵所批评的这些研究者,则大都是将注意力重点放在了“物”的方面,至少是在努力地实践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和思路。

  前一种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用语规范、推理严谨、论证有章法,也便于和已有相关研究进行对接与理论对话。其问题在于:当我们在中国语境中通过概念(尤其是诸多由西方译介而来的概念)来做出理解、解释和判断时,很容易出现偏差。出现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研究难以对“词”所指称的“物”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特点进行捕捉把握,也就是难以对“鸭”和“兔”在其各自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细微差异做出辨析。

  换言之,词源与谱系考察这项工作能够有效开展的前提是,对中国社会当中的对应之物(或无法对应之物)有个较好的了解和认识。即只有首先更多倚重于我们自身的经验、感悟和认识{52},把自己眼中的“鸭”画出来(或者至少有个基本的轮廓)时,才可能对“鸭”和“兔”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内在含意做进一步的理解,才可能更好地认识和解释中国的“鸭”和西方的“兔”,也才可能对之进行有效的词源学与谱系学分析并有望理清概念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混乱与偏差。{53}而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或基础的话,对概念的词源学、谱系学分析,就很容易变成是对源自西方的一些概念进行隔着时空界域的艰难的“情境化”理解了,这种理解显然是几无可能真正达到“情境化”之深入程度的。这样一来,就容易变成是围绕概念及语词而进行的脱离了对应之物的抽象推演甚或文字游戏,或者是概念对概念(而非概念对事实)的解释以及概念对概念的混战。{54}

  而且,当概念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来传播时,不仅因语言的“过滤器”作用而把殊异陌生的思维方式变得似乎耳熟能详,而且还会因其脱离最初的“生发”时空而变异走样,这就会使通过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概念与它最初所指的事物及情境之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如费孝通所说,文字的出现是为了连结空间和时间的隔离,而且“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55}因此,过于倚重语言文字来对事物进行理解,会使它的这种缺陷放大而反过来产生某种隔离甚或误导作用,而非沟通效果。概念作为“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56},是对事物的共同特征加以概括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它经由文字表达时所带有的这种缺陷仍是存在的。当概念游离于特定的时空之后,会使人们对它形成时所加以概括的事物及其特点的了解产生隔阂,甚至会造成自以为是的“正确”理解,而实际上这种理解很可能已与它原来表达的意思相距甚远了。在此情况下,尽管我们能够很符合学术标准和规范地描画出了可与西方学术研究“接轨”与“对话”而且又为国际上所承认的一只“兔”,但是这样的“兔”可能既与中国的实际无甚关系,也对中国学术的发展与提升助益不大。

  与其这样,或许可考虑采取第二种应对方式,暂时对概念不那么谨慎或“器重”一点,对概念及一些语词暂时采取一种比较“粗糙”的态度。即暂且用这些概念来指称我们所观察、捕捉到的事物——尽管此时这些概念未必能很好地表达我们的所见所思,这些事物也未必就很切合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此时我们需要做的是,紧紧抓住这些灵动的“物”(而不是“一触即跳”地迅即回到头脑中的那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当中去了){57},对“物”的方面保持敏感,并不断沿着这些经验之“物”的逻辑往前探索,在灵动经验及其细微差异中去捕捉、揣摩和领悟其中的意涵。当积累了扎实、厚重的经验感悟之时,再来总结提炼或重新阐释所需要的概念。

  更为重要的是,对事物及其本质属性在概念层面的理解与把握,是需要人们具有一种现场感的。就是说,当我们理解和表述某个事物时,需要有种“在场”的体验。因为,只有通过那种现场感和在场的体验,才可能使我们在语词之外去体察、领悟和捕捉到那些细微而灵动的方面或真正重要的差异。如前所述,语言本身所能够表达的东西是有限的,语言所透露出来的也仅仅是事物全部信息的一部分。所以靠概念及语词的交流与沟通,会出现大量信息流失与理解偏误的情况。因此重视郝大维、安乐哲所强调的那条原则是很有必要的:“恰当运用这一单纯在场的原则(Principle of Mere Presence),可使比较学者在探究形成文化感悟方式的要素时,去关注真正重要的东西”{58}。

  这种“在场”的原则,对于理解和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物”,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如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概念和理论体系来自西方、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也有些西方化{59},而且所使用的诸多概念及语词和中国社会中的事实不配套的情况下,同时也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尚不能对中国社会当中的事物进行较好解释并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概念与理论体系的情况下,我们确实有必要强调这一“在场”原则之于认识中国的重要性。注重并运用“在场”原则,可使我们更多地关注对“物”的考察、体验、捕捉和把握;并在假以时日的经验积累基础上,可使我们逐渐克服在面对西方概念、理论时的诚惶诚恐心理,也可使我们能够在面对既有(其中可能包含有诸多误解和偏差的)认识时保持一种警醒和反思,从而也就不那么容易在不自觉中成为西方认知期望的简单追随者和呼应者了。

  在目前国内学界中,明确提出运用“在场”体验、注重现场感这种研究方式的研究者不多。有些尚处于探索之中,如贺雪峰在关于“集体调查”的论述中曾涉及到了这点,即“所谓‘集体调查’,就是多人汇聚一处,边调查,边讨论,白天分散调查,晚上集中讨论。集体调查不仅可以防止单点调查的以偏概全,而且有助于在调查现场激活灵感、扩展视野、形成共识”{60}。虽然贺在此更注重的是集体调查对于“激活灵感、扩展视野、形成共识”这些方面的作用,他尚未对多人集中于“调查现场”所产生的那种“在场”效应及其深层意义进行阐述,但这其中已包含着运用“在场”原则来进行研究的方法探索和内在理路。这是一种值得探索和深思的研究路径。

  总结言之,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科学尚没有一套能够恰当地表述和解释自身社会的理论与概念体系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物”的方面,而对“词”的方面不要太过纠缠。我们更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多用“物”来思考和探讨问题,而不是更多倚重“词”来讨论问题。因为后一种方式很容易变成只是依靠缺乏对应之物的概念及词汇去缠裹自己的想法,从而也束缚了自己不同(尽管这种“不同”可能非常细微,但却可能十分重要)的发现和“另类”的探索。而当我们有足够多的经验积累和深厚体悟时,当我们能够以现实之“物”为基础来对既有理论进行筛选、改造或提炼时,那些源自西方的概念和词汇及理论体系,自然就有其相应的去处或者位置了——它们要么被改造、要么被重新阐释、要么被替换。

  同重视对“物”的研究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做较具实践关怀的学术研究,或者说做改造中国与认识中国相统一的研究{61}。这是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处境和发展状况下,实现侧重对中国社会之“物”研究的一个“可欲”之途径。就是说,通过具有实践关怀的研究和思考,来促使我们的研究和认识能够更加贴近中国社会的“物”。{62}

  毋庸置疑,学术研究的本职工作和理想状态当属认识世界,改造现实和参与实践方面的问题,确实不(或说不应)属于学术研究的“势力范围”。但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尚不能自立、也未能够自主的情况下,单纯追求“认识中国”的学术研究,就很容易被“挂靠”到已有的、处于话语优势的西方社会科学那边去。因为没有自身的根基和内在脉络,也未能够形成自己具有生长能力(从而能够自我演进)的逻辑,当我们追求认知的理论依据时,就很容易(甚至也只能)将自己的研究去与西方既有的理论脉络和学术传统相对接了。当然,并不能说这种“对接”就一定是错误的,可问题在于,当我们以这种“对接”和对话之下的见解来面对中国极为复杂而又变化极快的现实,并以一些碎片化的见解来指导中国的实践{63}时,追求纯粹为“认识中国”的学术研究,就难以真正保持“纯粹”了。

  更何况,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尚不十分明确、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探索和认识指导,而且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发展道路来走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变迁是极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带有某种“改造”(或者说实践)的性质或目标的。如今中国的学术研究出现“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的两相分离,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难以获得良好发展的重要原因{64},也是它对中国实践难以很好地认识或解释的根本原因。这种“两张皮”的情况不仅不利于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而且也不利于中国学术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最终也不可能达到“为学术而学术”的目标{65}。

  易言之,为“改造中国”而“认识中国”的学术研究方式,可视为目前中国学术发展特定阶段的一种权宜性选择,一种更能够贴近社会实践、也更符合中国学术现阶段发展状况与特点的策略性的学术研究操作方式。亦或者说,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下的命运就只能是在西方强势话语和现实政治经济等非学术因素的夹缝中生存与摇摆的话,那么,更多一点强调对实践层面的关切,更多注重具有实践关怀的学术研究,是一个较轻的“害处”。{66}因为,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相统一的研究路径,是一种更有可能贴近中国社会之真实的路径。{67}以“改造中国”为目标,我们的研究就更容易接近中国社会的真实这个“鸭”,而不至于那么轻易地就被西方人眼中的“兔”牵走了注意力,也不至于动辄就用“兔”的认识来硬性切割中国的实际。

  当中国的学术能够形成自主话语和自身理论体系时,也能够很好地用于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实践与问题时,或者既能够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又能与之形成良性互动时,亦或者“词”与“物”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张时,就可以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为“认识中国”的学术研究了,而不必再为“改造中国”这个目标或现实焦虑而困扰了,也不必再以“改造中国”的目标来“绑架”我们的学术研究了。

四、小结:“理解”目标与“转化”任务如何实现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或许已发现,赵旭东和他所批评的研究者之间,关键差异并不在于乡村研究是否需要或者是否应该理解中国,而在于如何才能够更好地达到理解中国这个目标。他们在对于中国社会、中国乡村、中国学术的关怀方面并没有根本性分歧,只是在具体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推进方式上存在些差异。

  本节希望在对前面的论述进行总结概括的基础上,就如何达致“理解中国”并实现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这些问题上归纳出几点尝试性的思考和建议{68},权当作在对此问题进行探索和尝试过程中的一种带有“试错”性质的阐述了。

  首先,注重沟通,尤其是研究领域及问题相关的研究者之间那种有深度的学术交流与沟通。{69}这是目前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尽管大家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研究相似或相关的问题、都是在使用同样的语言文字进行写作和表达,但细究起来却会发现,不同学者、学术群体之间的隔膜甚巨,各自所依托的理论资源、学科背景、研究路径、思考方式、观点的理由根据,又都是如此之不同。多一些站在对方角度的相互了解,便可能少一些相互的隔阂、贬抑与否定。或许,就中国的学术研究来说,多一点国内同行之间的深入理解,可能比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去跟进和追逐西方的学术热点和流行理论上,要更有利于增进对中国的理解与认识。

  其次,注重通过“物”来思考和研究,克服依赖“词”的学术研究,更多通过“物”来展开交流和讨论。这里的“物”,不仅指中国社会(中国乡村)中的存在之“物”,而且还包括中国学术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及其变化诸方面之“物”。我们既要对中国社会及其转变过程中的“物”进行深入体察,还要注重对中国学术研究本身及研究过程中的“物”做出考察,不论这些研究和过程中包含有怎样的问题与缺陷,但都是在中国社会特定场域中切实存在的。我们需要对这些情况有个真实(虽然这种真实有时并不那么令人欣慰)的了解。我们的研究,也唯有以此种认识和了解为基础,才可能做进一步的反思、批判、转变与提升。同时,现阶段的中国学术,需要在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相统一的“情境”中来展开研究,认识中国的学术需要有面向中国实践的基本关怀,至少需要有较具实践关怀的中国乡村研究。

  再次,以理解中国为目标而需要“创造性转化”的,恐不只是中国乡村研究本身,更应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在内的诸门中国社会科学的专业与学科。因为,学科边界的确立,是为了便于进行知识传承、学科“规训”和体制建立,但却未必就有利于对社会实践进行认识并展开研究,也未必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创造性转化。由此观之,自西方移植到中国的诸门社会科学专业学科,更需要在和中国实践的结合与互动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以便更好地、具有整体视角和“现场感”地来理解中国。


【注释】

①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载林聚任、何中华(主编):《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4辑(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专辑),第1 ~ 3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以下涉及到这篇文章时均称为赵文,在引述这篇文章内容时,将在其后括号中标出所引内容在《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4辑当中的页码。赵旭东这篇同名文章另刊于《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内容有所删节,但主要观点未变。 ②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③赵旭东:《乡村的创造性转化》,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④之所以如此,是希望首先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赵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路与主张,然后再来展开相关的论述与思考。 ⑤如果所探讨的问题涉及到了赵旭东在另外那两篇文章或那次会议发言中的具体观点或论述的话,我将在相应的地方做出说明。 ⑥赵文最后一部分的标题为“‘理解中国’与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见赵文第28页。 ⑦这四本著作分别是: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以下在提到这四本书时,均将只以其主标题相称。 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将这些著作的共同点(之一)概括为“政治学的写作关怀”。主要是由于在这些作品中,要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于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如《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及如曹锦清那样虽属学者的“观察与思考”但也明显是在关切现实问题之解决方案的作品——即《黄河边的中国》);要么作者本身就是以政治学学科为背景的专业研究者,他们在作品中的思考与写作也具有较为明确的宏观政治关怀(如于建嵘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和吴毅的《小镇喧嚣》)。本文也正是在“实践关怀、面向现实”(因为政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常需介入现实,甚至带有改造现实之“冲动”)和“宏观政治关怀”这两个基本意义层面来使用(或者说借用)“政治学”这一概念的。 ⑨虽然从整体上看这些著作多少都带有几分人类学的色彩,但若不将之放在赵文的这种特定视角和关怀下来解读的话,就会有所不同了。因为,从各作品本身来看,若把《黄河边的中国》归入社会学著作的话,理由似乎要更充分一点;而若以报告文学来定位《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或许更为合适。 ⑩ 《黄河边的中国》,前言第3页。 {11}当然,正如作者有理由来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写作并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某种关怀一样,读者自然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出解读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批评。无需否认,这种来自“他者”视角的批判或提醒,不仅能够揭示出一些十分不同的问题,而且也往往包含有十分重要洞见和启发。不过问题在于,以这种外部视角所展开的审视与批判,也会因缺乏对作品(及作者)本身内在思路和研究理据的深入理解,而难以从作品或研究思路本身进行反思和突破,从而也难以达到在学理上的有效提升和在学术积累上的增量推进。尤其是当批评者过于强调自己的标准和关怀,以至于自身所持的逻辑框架太过“坚硬”的话,这种问题就更容易出现了。 {12}见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赵文引于第5页。 {13}我在此无意为这种类型的研究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做辩护,而只是希望说明这是政治学研究当中的基本视角,至于这种研究和视角所存在的问题,其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释中有些怎样的缺陷和不足,则是需要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反思的问题。在此我主要是想指出,赵的这些批评,主要是由于他所秉持的人类学视角与其批评对象所持的那种政治学视角之间存有差异,及因这种差异而产生的一定程度的理解偏误而提出的,而不是对于那种政治学视角下的乡村政治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问题和缺陷的批评。 {14}例如,赵提出乡村研究应该对于相关历史因素加以关注,应把乡村的现在状况放入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当中来考察和定位;在考察乡村社会的现状时,要留意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和分析框架以及这种思维在对乡村社会作出判断时所产生的偏颇问题;他还指出,在提出具有本土化色彩的概念时,应对此概念背后的文化支撑及其相互关系做出揭示,并指出这些具有本土性色彩的概念与学界已有的或者西方已有理论当中的概念之间的差异与联系。这些批评与提醒所带来的学术思考及理论洞见,对于目前的中国乡村研究而言,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也十分有利于乡村研究的推进和提升。 {15}见张厚安:《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性转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年回顾》,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6}应该说,这种实践兴趣和现实关怀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非政治学这门学科所独有,而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研究当中较为普遍的情况;但政治学这种实践关怀在90年代的中国乡村研究中,从实践到学术都产生了甚为独特的影响。 {17}像赵文这样带有外部视角的批评与提醒,自然也属对之进行反思和改进的方式之一;而且这种批评对于乡村政治研究来说,既十分必要,也甚为重要。 {18}这是就这些学科当中的主流研究思路而言的,因为这些学科化的研究中也不乏有面向实践的取向或倡议。 {19}该问题不论是在赵文的论述中,还是对赵所批评的研究者(群体)而言,都因其具有核心概念的地位而显得甚为关键。 {20}赵文这一部分的论述标题为“治理的观念与乡村政治的误读”,见赵文第10页。 {21}此一时期政治学界有研究者对该概念进行过较为集中的引介与阐述。可见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以及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See Alexander Day, “The Central China School of Rural Studies: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 41, No. 1, Fall 2008, pp. 3-9. {23}见徐勇:《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载《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24}只是在各自的具体研究中,他们对这个概念做出过描述性说明(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界定)。例如,在一本论集中,贺雪峰曾对“村治”和“治理”的涵义做出过专门的梳理分析,见贺雪峰:《乡村治理与秩序——村治研究论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 ~ 5页。另外,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曾对这一概念做了相应描述,见该书导论第6页。 {25}即自1996年下半年至1997年底期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省政府一些领导的支持下,在湖北黄梅县小池镇的水月庵村进行的一场围绕村治改革的实验。 {26}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27}同上,第378页。 {28}同上,第379页。 {29}同上,第378页。 {30}吴毅是基于村民自治在乡村的尴尬“遭遇”、乡村“运而不动”所产生的反思;贺雪峰等人当时的反思则主要是基于村委会选举观察的田野经验,并沿着这种经验的路径往前探索时所发生的研究转向。这在后来吴毅等人的一篇回应性文章当中,他们也做了说明,见吴毅、贺雪峰、罗兴佐、董磊明、吴理财:《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31}其中李指笔者本人,徐指徐勇教授,访谈时间为2008年10月11日上午,地点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访谈录音的文字整理经过了徐本人的审阅。访谈的详细内容将在笔者的博士论文当中进行展现。 {32}指徐勇的博士论文,也即后来他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为名所出版的书,该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33}指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沈的这篇长文,从理论到实践对村民自治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34}见吴毅、贺雪峰、罗兴佐、董磊明、吴理财在《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一文中的回顾,以及贺雪峰在《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载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 ~ 272页)一文中对华中这批研究者的乡村政治研究所走过的三个阶段的回顾。 {35}不论是对早期作为村治研究者的一批,还是对后来有所分化的政治学范畴内的乡村研究者和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范畴下的乡村研究者而言,都是如此。 {36}Alexander Day, “The Central China School of Rural Studies: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 41, No. 1, Fall 2008, pp. 3-9. {37}至少,相对于华中这些学者先前所围绕或使用的村民自治、自治与民主这样一些概念而言,治理这一概念更具有包容性。 {38}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们这些研究在专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看来,是不够纯粹和正统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如赵文中所批评的那样,见赵文第12页及第28页的论述);而在秉持政治学理路和学科传统的乡村政治研究者看来,他们又是多少有些偏离了政治学而归依于人类学、社会学学科之下的研究。例如,曾有论者以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一书为例指出,“人类学长期深入的田野作业的特点,使它能够关照具体‘事件过程’背后更大的社区构建过程,提升了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解释力,以至于政治学者进入此研究领域之后,完全被这个学科的学术积累所折服,出现了政治学著作的‘人类学化’”(见贺东航:《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诸问题——对〈岳村政治〉的学术反思》当中的这段话及其相应的注释,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3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9}指出以政治学为背景的这些研究者旨趣转变的这一过程及其内在理路,并不是说这种研究转变的方式、过程和效果就不需要加以反思和批判性地检视了(事实上,这一转变在认识中国乡村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这种研究进路的内在局限与问题、矛盾与张力,都是很有必要加以梳理、分析和批判的);而是说,对这种研究进路及其转变过程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前提,是要首先清楚这一转变的实际状况,是要建立在对此一转变过程有着切合实情的了解基础上的批判。 {40}虽然赵在文中对此持质疑与批判态度,但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揭示我们会发现,赵所质疑的,却正是事实。 {41}对于这段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学术和学者而言,这也是一种更为真实和实在、更能够接“地气”的,也是更符合内在逻辑性和自洽性的一种研究转变脉络。 {42}也就是希望在对乡村社会及其变化过程有个扎实理解的基础上,提出能够恰当描述和概括这种状况的概念来——虽然现在还没能够明确地提出多少概念来。 {43}这与赵在该部分结尾所提出的“重新在中国乡村去理解类似西方的治理观念的成长过程”(第13页),也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他们首先要理解的是中国乡村社会本身的变化过程,而非“治理观念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应用这个概念来认识中国乡村,最主要的不是为了让这个概念的涵义变得更丰富,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乡村社会,且也只是暂时借用这个概念来表达自己的一些认识。如果最后的认识能够使这个概念的涵义变得更加丰富或需做重新界定,那也是在认识乡村社会时所产生的副产品,而不是根本目标。根本目标在于认识乡村社会,而非为了理解某种观念或丰富某个概念的涵义而去认识乡村。 {44}赵旭东在《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一文以及在《开放时代》杂志上的那个会议发言中,都提到了知识社会学反思的问题,而在这篇文章中,又提出了有必要“对这两个词汇的词源学作些谱系学的考察”(见赵文第12页),所以,在此对他所提到的知识社会学反思这个问题稍作论述。本文是从这样一个基本意思层面来理解和使用“知识社会学”这个概念的:知识(或思想、观念、理论)与产生它的社会背景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制约与互动关系。 {45}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才可能使我们对概念进行词源分析与谱系考察的工作更加有效,也能够使概念对社会实践有个良好的把握,最终使学术理论的发展建立于扎实的根基之上并有望获得提升。 {46}对概念的词源与谱系进行分析的工作固然重要,但当我们对自己所处其中的社会本身都没有认识清楚、甚至根本就不熟悉的时候,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耙梳整理来自异文化当中的那些概念与理论(尽管它们显得“来势汹汹”,也似乎颇具解释力)的话,那只会离深入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这个目标更远,而不是更近或者有望达到这个目标。 {47}这里的“词”和“物”,大体上可与“概念”和“事实”相置换,“词与物”的提法受到了福柯所著《词与物》一书的影响,见[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但本文不是在福柯所讲那个层面的论述与考察。 {48}因为这种词与物不配套的问题——诸多概念与事实不相对应,既有的“词”难以贴切地表达“物”,“物”也难以有个恰当的“词”来给予准确描述或解释,甚至概念本身既与它原来的意思相距甚远,又难以恰当表述中国社会中的对应物——已成为困扰众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问题。 {49}[美]郝大维、安乐哲:《期望中国:对中西文化的哲学思考》,“导言”第4 ~ 5页,施中连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在另外一本书的序言中,他们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见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中译本序”第VII页,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0}因此,我们可通过跨文化翻译和理解中的“鸭兔”混淆困境为参照和类比,来对我们学术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做出分析和阐释。 {51}在此只是说这种研究方式相对而言显得不是那么倚重概念本身、也不是非常看重概念分析或理论演绎,但并不是说在概念使用方面就完全不慎重。 {52}这样的认识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西方的概念与词汇乃至思维框架,但这却是要有自我主体性的一种认识,是要包含有自身经验和切实体会的认识,吸收和借鉴也是以我为主地“拿来”,而不是以他人的认识来认识或表述自己。这其中的差异虽很微妙,但区别却甚为重要。 {53}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较好地理解并描画出我们眼中的“鸭”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按照西方人眼中“兔”的形象来理解和认识我们社会中实际上是“鸭”的事物。在中国学术尚难以以一种自主和自信的姿态来面对西方学界或立足国际学界的情况下,我们也很容易按照西方学者的潜在预期,来说服自己接受西方人所画的那只“兔”就是我们社会当中的“鸭”,并且也确实会如西方人所希望的那样,不再坚持我们自己的事物是“鸭”,而认为就是他们所画出来的那只“兔”。 {54}所以说,依赖概念及语词而做出的理解与判断,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那是因具体的事物和抽象的概念之间失去内在逻辑联系而“自由错位”所产生的问题。 {55}见费孝通关于“文字下乡”的论述。载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 ~ 15页。 {56}《哲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2页。 {57}也不是很容易就被“词”的方面牵引着注意力,然后不由自主地陷入到“词”背后那些抽离时空、仅止于文字的空洞逻辑当中去了。因为,这些“词”背后的逻辑和它在中国所指称的“物”的逻辑,很可能是极不相同的,至少是有重大差异的。我们需要保持敏感的,就是这些重要但却未必显见的差异。 {58}[美]郝大维、安乐哲:《期望中国:对中西文化的哲学思考》,“导言”第4页。 {59}吴毅曾作过这方面的反思,见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第378页。 {60}见贺雪峰:《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总序”第1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1}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改造中国”与“认识中国”的问题,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开放时代论坛”这次会议上,一些与会学者曾做过探讨,见《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一文中贺雪峰、吴重庆、仝志辉、卢辉临、文军等人的发言。 {62}当然,强调通过“物”来认知和思考的研究路径,并不是说这种研究方式就是没有问题的。重视对经验之“物”的思考容易陷入对经验现象和事物本身的描述之中而难以形成较为系统的抽象和概括。这就需要研究者从根本上修炼自己在经验和理论之间、在“词”和“物”之间、在微观和宏观之间来回穿梭和不断自我否定的“内功”;需要研究者既要谙熟西方理论、概念所表达的意思及其背后的演变逻辑,又要对中国社会中的“物”有足够深厚的理解与领悟,对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中的内涵及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进行把握与提炼。显然,这对研究者而言,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但或许,这正是中国学术研究实现提升的动力与机会,也是众多有志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研究者值得去为之上下而求索的志业。 {63}因为目前中国的实践极其需要有相应认识的指导,而学术研究也往往会受这种现实实践力量的吸引而对之加以关注思考,并希望在这种关注中体现自身价值。 {64}因为脱离了实践活动及社会变迁的丰厚营养环境时,它就会变得既没有足够的动力,也缺乏丰富的灵感来源。 {65}见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66}也就是说,要更多通过实践,对实践(乃至现实问题)的思考,来对学术研究及相应思维方式中的诸多幻想成分、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太远的成分进行些许矫正。这种矫正可能并不完全有成效,但至少可做到一定程度的矫正,从而减轻思考认识过于脱离实际的负面后果。 {67}就这个层面而言,20世纪晚期以来的乡村政治研究,确实开启了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它所秉持的那种面向社会、面向实践、面向乡村社会本身的研究理念,正是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相结合的体现。尽管这种研究路径并非没有问题,但是就这方面来说,却是颇值得肯定的。 {68}因为赵旭东在提出“理解中国”这一目标时,除了指出需要“真正有厚度的理解”、“多个视角的观察”、“对于他者的整体生活世界的理解”(赵文第31页)这样一些颇具人类学色彩的倡议外,他似乎也未再就如何达到有深度地理解中国这个目标提出具体的研究操作方式。 {69}如前所述,本文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希望在不同学术研究思路及方式方法之间尽点沟通方面的绵薄之力。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