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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国家精神:从小国心态到大国理性

任剑涛

  国际社会公认的大国,不是某个国家支配了大多数国家的结论性说法,而是因为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凸显了自身的强盛之道,因此心悦诚服地认同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的结果。就此可以断言,大国不是实力强制的结果,而是别国内心认可的结果。缺乏内心认可,哪怕是一个国家一时成为别国全心模仿的范例,也会因为模仿国内心的拒斥使这些国家逃脱开去。

  2009年的年中,人民日报出版社不惜工本,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大国策》系列丛书。丛书分为八个子系列,分别系于中国策、中国模式、中国政治、中国民主、中国民生、中国软实力、国家安全战略和大国战略八个主题,共计47卷之多。①全书悉心收集了国内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论述相关主题的文章,可谓聚焦国策、纵论国是、收罗宏富、主旨突出,是近年少有的论述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型综合性文丛。披阅其中数卷,内心有感,抒发于此:中国之成功迈向领袖世界群伦的大国境地,无疑需要系统而深刻地思考中国的国家精神,从而有力推动国家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满心关注GDP增幅演进到理性布局国家均衡发展、塑造从容大国气度,成功地以现代理性引领国家作别小国心态,建构大国精神。

一、迈向大国第一步:作别小国心态

  今天,中国人讨论大国兴衰问题,是有其独特因缘的:国家近30年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国人在国家的自我认知上彻底改变了小国定势,逐渐形成建构大国的民族心理。在国家弱小的情况下,大国问题对于国家建设而言,于己于人都似乎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极其遥远:于己,要么流于理想主义的幻想,要么流于现实主义的悲观;于人,要么只能是对于真正大国的羡慕,要么则是对大国霸权的愤怒批判。但大国的建构对弱小国家真是一盘无缘享用的圣诞大餐。中国自19世纪中期以降,就处于被大国瓜分的救亡境地。如何有效抵抗大国的侵略和自身怎样变法自强成为国家建构过程中同时呈现的双重主题。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弱国处境:不说国家如何强大的主题提不上台面,即使国家的存亡就已经耗费了民族的主要资源;不说国家如何对付外敌的入侵问题,即使民族成员内部的政治共识都难以达成;不说国家取得世界大家庭的平等地位问题,即使是试图获得西方列强的基本尊重似乎都不可能。在近代中国无可挽回地成为强盛国家同情对象的情况下,中国人建设强大国家的愿望,就此成为两种民族心理的混合物:一是对自己辉煌历史记忆的依稀缅怀,“汉唐气象”的民族号召力由此而来;二是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刻骨铭心的痛恨,“落后挨打”的政治号召力由此深入人心。自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救亡自强是民族政治运动的主调,但弱者处境锻造的民族心理则不可能是大国心态。在改革开放使国家实力明显增强之前,民族的自我认知维系着的国家心理正是小国心态。直到改革开放为国家积累了巨大财富并为中国人的民族认知提供实力支持的时候,大国问题才成为国家建设的真实问题。

  因此,在中国建设大国的历程中,作别小国心态,是构成大国建设的前提条件。小国心态的典型标志是:擅长以道德激愤凸显自己国家过去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倾向以历史辉煌记忆的不断复述掩蔽当下国家的真实处境,总是在对国家的整体虚玄论说中隐匿国家建设的紧迫任务。这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的近代史意识形态典型地反映了国人的小国心态。中国人的近现代历史认知大致由三个要素组成——悲愤心态、仇恨意识、你死我活的民族心境。悲愤心态是由被欺凌的历史记忆促成的。19世纪中期以降,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力,强行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自此,中国逐渐丧失传统帝国的自尊自傲,一方面堕化为大国的附庸,另一方面忙于挽救国家危亡。这是一种具有强烈对比度的改变:此前,中华帝国曾经辉煌千年,即使在西方国家已然崛起,并试图与他们心目中的富强中国通商之际,乾隆皇帝对于马戛尔尼的通商请求也还能在国家礼节上居高临下地提出要求②;此后,中国人迅即体会到天下秩序崩溃之后自身的不利处境。晚清中国被列强瓜分,迅速沦为主权不保的“半殖民地”弱国,国人对于这种处境也随即显现出悲天悯人的普遍愤慨。于是,从心底里升腾起来的怨恨主导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一部中国近代史,自此成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③抵抗政治由此成为中国人处理中西关系的唯一政治形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更加强化了这种政治倾向。国人这种对抗强权的政治心理,似乎与小国心态各去东西。但外在的抵抗强权与内在的弱小自认恰恰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只要在小国抵抗强权而又全无兑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悲愤的民族心理就此挥之不去。如果中国人走不出这种悲愤,也就意味着中国人还陷在小国心态中不能自拔。

  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大国竞争局面中的乡愿定势,也反映出难以改变的小国心态。中国人看待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心中总是有一个预设:既然19 ~ 20世纪的百年期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因此对中国有所亏欠。今天中国要谋求发展,西方列强就理所应当为中国让开大道。假如不让开大道让中国快速且如意地发展,那么西方人就继续在亏欠中国。中国人今天对国与国关系的认知就在这种单纯而幼稚的道义逻辑支配下展现着。这实际上体现出中国人对于国与国关系始终处于竞争性合作状态的无知。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可爱的”道义立场,它们之间不论是国际友谊或国家对抗,都是国家利益引导着的。所谓国家之间“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就“可信地”显现出成熟的现代国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清醒认识。一个总是期待强国善待自己的国家,实际上就是乡愿心理支配下的小国心理的体现。

  再一方面,中国人总是认为在国家间的强弱处境中,没有共存共荣的逻辑,只有你死我活的定势。因此,我们总是认定,中华民族要想崛起,一定要以某个领导世界的民族的衰落为写照。这种一起必有一落、反之一落必有一起的国家间处境判断,使中国人难以广泛寻求国际合作,并在这一合作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习惯了“敌我不得兼容”的对抗思维的国人,也就习惯于要么绝对与某一个国家为敌(如20世纪50年代中美关系),要么绝对与某个为友(如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甚至于与所有的国家为敌(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帝修反”的关系),把完全属于所谓国家特色的发展视为横空出世、绝无依傍的发明。其实这是一种弱者孤芳自赏的典型行为。强盛国家敢于在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中择善而从,弱小国家缺乏自信,所以封闭自负。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以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来安慰自己同样可以创造现代辉煌,并且以僵化的民族立场来自证超越所有现代经验实现飞跃发展的合理,其实,这都是缺乏自信的小国心态局限了中国人眼光的表现。

  作别小国心态,就不能太过拘泥于历史上的不公遭遇,而需要放开视野,展望并筹划自己的发展大业。不拘泥历史,不是不讲历史,而是在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开放地选择。放开视野,不是无视民族特色,而是采各家之长、补自己之短,从而得以吸取现代国家发展经验,最大限度促进中国的发展大业。不打破小国心理定势,中国就不可能跻身于大国行列。道理很简单,精神矮子绝对无法成为国家巨人。

二、超越霸权迷思

  成为强大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因此,中国人在两种驱动力之下努力实现这一梦想:一方面,中国人努力重温大国梦——从历史的向度上看,汉唐由此成为中国人大国梦的历史寄托对象;从现实的角度论,大国霸权成为我们认知大国之为大国的唯一兴奋点;从未来展望上讲,中国可以主导世界的前景成为激越人心的行为动力。另一方面,中国人总是以大国自认,乾隆时期对英国人的姿态,民国时期加入联合国的决断,人民共和国时期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断定,反映出中华帝国时代形成并一以贯之作用于中国人政治神经的“天朝上国”心理所具有的惯性力量。古代朝贡体系对于今日国际关系的认知,④不可遏止地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中国人的大国梦首先是历史梦。在现实处境中,中国只是一个国土广袤、人口众多,但国家综合实力不强的国家。但在区域化的世界历史阶段,中国曾长期是相互隔绝的区域中的强大国家。可以断言,一个从历史到现实从来没有强国记忆的国家,是不可能无端生发大国梦的。汉唐万邦来朝的景象,中国人未曾一日忘怀;元朝西向征战所向披靡、清朝广开疆土称霸东方,中国人总是心怀喜悦地回顾。虽然近代以来中国成为破败的大国,前朝盛景早成往事,当朝衰落景象催人落泪。但历史依然强劲地召唤中国人的辉煌记忆。既然中国人可以创造辉煌的历史,未必就不能再开创辉煌的现实?正是这种绝对不服气的民族精神,支撑起中国人当代的大国梦想。

  但历史终归属于过去。在经历了“文革”时期那种毫无现实实力支持的空幻大国迷梦之后,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终于认识到大国的硬实力才是其软实力的基础。仅仅依靠热情高涨的道义吁求,单纯寄托于意识形态的国际主义呼唤,绝对无法使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在埋头发展经济几十年之后,中国人抬头看世界之时,大国认知已经有了重大转机:中国的GDP排位,已经从世界末尾跃升到世界前三。国家经济实力一时唤醒了国人的大国梦。似乎是基于大历史的大国观由此形成: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领导世界的时代终于无法避免地到来。因此,中国人在经济发展的当下,总是深怀兴致地探讨“英国病”的成因,⑤总是在美国经济出现哪怕是经济周期见怪不惊的现象时不约而同地述说美国衰落、中国崛起的故事。⑥这种国与国之间不共戴天的盛衰论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大国认知定势——要么是中国崛起为大国,要么是中国受制于大国;要么大国是英美,要么大国是中国。毋庸讳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大国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大国霸权梦,但这却是一种典型的大国之为大国的肤浅认知定势。

  大国之成为大国,从表面上看去,确实是以国际霸权为大国鸣锣开道的。回顾19世纪英国人建设举世无双的“日不落帝国”,使英国成为无可匹敌的大国,就直接显现为英国对于世界的暴力掠夺与武力征服。而20世纪美国人成为世界霸主,虽然不像英国人那样直接诉诸战争手段,但美国人以强权征服的手段称霸世界的进路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从19世纪末美国对中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开始,到20世纪中期美国对中国和战局势的左右,再到美国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国人大脑中的大国记忆总是与强权记忆彼此重叠、难解难分。而中国人对于曾经与自己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相当接近甚至基本同一的苏联的有意无意缅怀,也是在苏联足以跟美国对抗的霸权思维中定位的。国人念兹在兹的大国崛起,基本上限定在一个国家称霸或称雄世界的单一目标上。⑦当然这种霸权迷思在有没有实力支撑的不同前提条件下,显现出来的形式具有重大差异: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我们会以挑战霸权的道义论说来应对国际霸权,进而以永不称霸的许诺来显示自己不图谋霸权,即使实力增强也不会称霸来凸显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绝对正当立场。而在实力大增的情况下,我们也会以自己区别于西方强制性霸权的论说,来营造共赢的国际氛围。然而,这种以道义批判霸权的论说,很难与国家实力显著增强条件下的国际话语保持一致性——当下中国崛起论与美国衰落论的相携出场,就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关于大国认知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霸权心态。这种矛盾是由国际社会缺乏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正义常常需要国际霸主来加以维持,而非政府间或非政府的国际组织远远还承担不了维护国际正义的重任。只是国际霸主之所以成为国际霸主,关键并不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而在于它的综合实力,以及它对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的巧妙平衡与维护能力。

  这里就需要辨析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国际社会中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究竟依靠什么国内条件才足以发挥这样的影响力?二是在多极世界格局中,大国共荣是不是必要和可能的?就前者言,在国际社会发挥决定性影响力的前提自然是一个国家国内雄厚的实力基础,这一雄厚的实力基础,既涉及到长期稳定的民主制度,也涉及到持续繁荣的市场经济,更涉及到富有价值感染力的文化建设。缺乏这样的国内基础,一个国家是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有效影响的。就后者论,资源短缺似乎注定了世界格局中大国的唯一性。但现代早期世界格局中的唯一大国态势,到今天已经显示出多个大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趋势。这是世界格局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从20世纪以前的单一大国,到20世纪的数个大国,再到21世纪的多个大国发挥国际影响、维护国际秩序,这一演变既是不约而同追求发展的局面所注定的,也是不同国家致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因此,霸权思维已经无法准确解读国际局势或国家间的关系。

三、大国理性:为国家崛起聚集丰厚资源

  从大国战略的国内基础与国际影响两个方面看待大国问题,我们可以知晓大国之为大国的双重根据,那就是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兼得国内均衡发展和国际综合影响的优势,否则其大国地位难以获得公认。这就需要一个试图成为大国的国家既充分动员国内优质资源,建立起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文化多元的良序机制,又需要这个国家同时在国际社会纵横捭阖、树立起国际社会乐意认同的国际事务裁决者形象。各种制约国家发展的因素就此必须摆平,而不能让国家处于畸轻畸重的发展状态。就此而言,大国理性就是一种平衡理性。这种平衡理性可以表述为四个边际关系:一是大国战略的国内基础之政治、经济、文化的平衡发展;二是大国战略的国际政策之利益获取与国际公正的平衡;三是大国战略的软实力、硬实力与巧实力的平衡;四是大国战略的历史认知、现实考量与未来预期的平衡。

  这样的平衡原则全面地贯穿进某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过程,这个国家就势不可挡地成为大国。反之,一个国家试图成为大国,就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春梦。对此可以从两个视角加以印证:一个是历史事实的角度,另一个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

  从前者即历史的角度看,回想19世纪英国崛起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的历程,可以看到,它崛起成为大国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英国国内经济—政治的实践状态非其他欧洲国家可比,二是英国人对于自身的现代政治经济实践的自觉理论概括也非其他欧洲国家所能比拟,因此,出现了第三个推动英国登上大国地位的因素,那就是几乎整个西欧的“英国热”显示出艳羡与模仿英国发展模式的潮流,使英国的国际影响力远超其他国家。从英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态势讲,它继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之后,以工业革命全面提升了市场经济的品质⑧,并在市场经济规范发展要求的情况下,开始实践现代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权力分割制衡机制,保证了英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民主与法治的支持力量,两者相得益彰。这都是当时其他欧洲国家的国家建构望尘莫及的地方。与此同时,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与亚当·斯密分别从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的角度,阐释了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的理性筹划进路,使国家发展的理性自觉上升到现代历史的空前高度。国家理性自此获得了社会渐进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的自觉动力。这样的国家理性,完全不同于后来德国人黑格尔在哲学论证上提出的“国家精神”,后者作为一种绝对精神力量,可以脱离开国家发展的实际成为抽空的精神幻想,而前者构成与国家实际发展进程相互辉映的两种动力之一。正是英国的这种均衡发展态势,使得与之激烈竞争的法国人乃至欧洲人羡慕不已。伏尔泰曾说“上帝啊,我真的热爱英国人,如果我不时爱他们甚于法国人,愿上帝惩罚我!”⑨可见,英国之作为大国不是英国一厢情愿的事情,而是别国精英心甘情愿的认同结果。这种认同力量与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并无简单关联,而与其他国家认定的有利于自己国家崛起的强盛之道紧密相连。

  再看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领袖国家的历程,也可以与英国经验相互印证。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首先是因为它以国内秩序的创造性建构,开辟了一条通往大国的平坦大道:在经济上它以股份有限公司创造出奇迹,而在社会政治发展上以解决族群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社会怨恨问题、政教关系问题、政党制度问题开拓了现代政治的新境地,奠立了大国政治的国内基础。此后,美国更借助于进步主义时代的政经调整,塑造了大国的内政外交架构,终于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续国际事务中以优良的经济秩序和优良的政治制度,占据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宝座。⑩

  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一个试图成为大国的国家,绝对不是穷兵黩武可以兑现其国家图谋的。在很大程度上,大国之为大国,就是因为它得以聚集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丰厚资源,从而既提供民族认同的坚实物质基础,又供给国家良性运作的制度基础,更凝聚起民族力量的强大观念资源。缺乏这样的资源聚集能力,一个国家即使一时半会儿显得无比强盛,那也是海市蜃楼、光景难再。在现代世界兴起早期出现的所谓大国,比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要么国家曾经因为敢于开拓崭新疆界,从而赢得了从区域化时代迈向全球化时代的先机;要么开创了现代工商事业的新天地,从而使国家得以迅速聚集巨大的财富。但这几个国家终究因为缺乏国家精神凝聚力、缺乏现代制度创新的新精神、缺乏领袖世界的精神气质或精神准备,无法真正为现代世界示范。后来一直试图成为领袖群伦的超级大国的法国,也因为内政外交的进退失据,反而因为其大国的国家建构定位牵累了法国的正常发展,以至于迄今法国也从未登上超级大国的排行榜。{11}

  可以断言,国际社会公认的大国,不是某个国家支配了大多数国家的结论性说法,而是因为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凸显了自身的强盛之道,因此心悦诚服地认同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的结果。就此可以断言,大国不是实力强制的结果,而是别国内心认可的结果。缺乏内心认可,哪怕是一个国家一时成为别国全心模仿的范例,也会因为模仿国内心的拒斥使这些国家逃脱开去,并且对霸主国家自身的命运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苏联与所谓铁幕国家的命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苏联自身的轰然坍塌与东欧卫星国家的树倒猢狲散,典型地说明了大国不是靠单纯强制就可以实现的国家成就。

  自然,理性不能为大国崛起和兴盛提供绝对担保,但除却理性地筹划和运行,一个国家试图成为大国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明了大国理性何以出现并怎样维持,就是一个试图建构大国的国家必须清楚的核心问题。简单讲,大国理性的成长有赖于三个动力:一是国家—社会—市场的有效分化及其相互之间的积极影响,这是建立起国家与公民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的基础。缺乏公民与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互信,即使一个国家兴盛一时,也难以为继。二是民族的心灵习性有助于政治理性的发育和生长,这是大国之为大国的民族性(国民性)条件。一个热情似火但缺乏理性节制能力的民族,是无法领导世界而成为真正大国的。法国大国建构的失败、苏联大国图谋的破产,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资源贫瘠的注定结果。这两个民族的诗意、浪漫,使它们缺乏足够的国家建设理性。三是公民对于公共事务具有高昂热情的同时又具有冷静的政治事务治理能力。擅长哲学玄思的民族很难建立领导世界的大国,这是因为他们耽于沉思,而失于公共事务的繁琐治理。因此,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始终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同时在显露国际霸权的时候无法兼顾国际公正,进而在展现硬实力的时候出现两种极端——硬实力是软化的,因为它是依靠强制维系的,而真实的国家实力其实不强;而软实力又显得硬化,因为它仅仅是武力包裹着的意识形态而已,真正的认同是缺席的。前者使其后继乏力,后者使其好景不长。因此,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无法展现所谓巧实力,也压根儿无力制定其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国家长期战略。

  作别小国心态,并不等于自然进入了大国精神世界。大国的雍容气度绝对不来自故意的附庸风雅。仅仅依靠心理上的自我鼓舞是不可能支持大国精神成长的。大国精神不仅与国家的政经实力相关,也与国家的制度安排恰当与否有关,更与这个国家民众是否乐意关注国家事务并积极提供智力支持相连。就此而言,一个国家是不是能够动员她的公民们普遍行动起来,开动脑筋,积极运思,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就成为制约一个国家是否有希望成为大国的重要条件。

  古代中国之所以在区域化世界格局中显得强盛,是因为她足以聚集整个国家的智力资源。这种聚集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策论传统。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产生,就是因为读书人试图校正“天下无道”的局面,力图以自己的力量恢复“天下有道”的社会政治秩序。孔子的“士志于道”就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干预国政的雄心壮志。当古代知识分子获得“坐而论道”之外的“起而可行”机会的时候,他们无不试图以“帝王师”的尝试实现其政治抱负。{12}探析古代策论传统的构成要素,对于其发挥的积极政治效用才会有一个合理认知:对策中的主体要素包括,具有宏图大略的政治家虚心求教于天下聪明睿智之士、天下心怀济世救民大志之人竭心尽力构思修齐治平之术,整个国家全体动员起来烘托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和显示出维持强盛的民族动向。而对策的客体要素,一者是国家统治与治理难以解决的重大实践难题,二者是牵扯到国家精神建构的复杂建构问题,三者是国家改弦更张的总体举措抉择。从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些经典对策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上述主客观要素的同时存在,才使君臣殚精竭虑、努力求解。一方面,希望获得有效对策的君主绝对不仅仅着意于对策知识分子的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另一方面,对策知识分子也肯定不能依靠毫无主见的献媚之词获得君主青睐。对策的君主与士人因解释或解决政治难题而结合起来,构成对策传统的政治过程。从君主一方来看,他必须具有虚怀若谷的气量;而就对策知识分子来讲,他们也只是想以自己的政治智慧提供治国良方。知识分子有这样的理想,使他们的策论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合理化的一个重要保障。当然,由于古代中国的皇权专制,以及皇权专制情况下权力的不受约束,对策知识分子屈道从势的悲剧无法避免。屈道从势,既体现为对策知识分子对于皇权的无可奈何,一切策论都得由皇帝决定其价值,策论价值没有自我显示的空间;也体现为策论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没有保障,一旦开罪于皇帝,就大致甚至彻底丧失了对策机会。董仲舒后来观天象议汉武得失,遭削职为民,就反映了对策知识分子的尴尬。

  因此,在现代背景下再造中国的策论传统,需要解除几个悖谬,以保证对策知识分子不至于陷入屈道从势的窘境:第一个悖谬是,知识分子的策论是不是必然陷入丧失价值原则,沦为政治帮凶的处境?策论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自己的价值立场不变,同时有效介入政治事务过程并实际影响政治事务的决策呢?这里首先一个难题就是道与势的矛盾问题——志于道还是屈于势对于策论知识分子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各种前现代社会中,由于主权国家大多缺少保障基本人权的制度机制,知识分子的专业分化程度又相当之低,因此屈道从势是对策知识分子不得已的事情。好在现代民主社会化解了道与势的绝对矛盾处境。一方面,宪政民主的人权保障,为知识分子解除了生命之虞,只要符合宪法保障的基本规则,对于任何权倾一方的政治人物说“不”都不会有什么政治危险。另一方面,政治权势人物不再拥有一切置人于死地的资源,他们只不过是职业化的政治活动人物而已,在有效限制权力的前提条件下,屈道从势的政治障碍消失了。知识分子再也不用以自爱的方式保证论政的正当性,{13}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权势说真话了。“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式的理想主义;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14}道德理想、正常方式与适宜结果共同构成知识分子政治谏言的要素。

  第二个悖谬是,策论知识分子必须共同为政治事务进行规划,但基于不同政治价值立场的策论知识分子总是无法达成政治共识,因此他们总是陷于相互攻讦的状态,以至于无法为政治生活的正常展开提供富有价值的对策意见。因此,现代复杂分工体系中的知识分子如何使用策论工具来干预公共事务?底线共识与策论对峙之间的悖谬如何化解?就前者而言,现代宪政条件下保障策论知识分子得以形成底线共识,不管价值立场与对策主张之间具有多大的差异,对策知识分子都不能挑战宪政共识。换言之,他们绝对不能产生一种抹杀对手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的冲动并将之作为策论的基本决断,这就注定了策论知识分子不会诉诸国家权力来保护或推行某种特定的对策,策论成为自由竞争的政治咨询。以后者分析,民主条件下得以维护持不同见解的策论知识分子的理性主张,在不同的对策之间,既然人们不是诉诸权力裁决,那就必须服从互较短长的对策竞争规则,由此使得对策的理性效用相应提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集思广益之意。

  第三个悖谬是,不同取向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在策论中才能显示其知识创新或知识传播的价值?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但书斋知识分子与策论知识分子的各自功用是如何的?书斋知识分子或谓人文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情景下才足以取得傲人的学术成就?而对策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只能在“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功名利禄中获得认可?在政治清明没有保证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确实只有两者择一,甚少回旋余地。因此一个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最好甘守清贫,退居书斋,方成名节。但现代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则不必在两者之间踌躇徘徊。因为他们退入书斋是专业知识分子,进而论政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在两种角色之间,并没有不可克服的跨越障碍。{15}虽然人们也认为“公共越多,专业越少”,似乎还是难以完全兼顾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与公共介入,但顶尖知识分子并不是那些将自己完全隔绝在象牙塔中的书呆子。

  可见,古代策论传统与现代策论方式具有重大差异。解除了传统策论的悖谬处境,在现代条件下完全可以重建策论传统。积聚优质智力资源为中国崛起谋划,正是重建策论传统的现实动力。而今天的策论,相对于古代著名的“天人三策”来说,可谓新天人三策:一策应对普世价值需要,二策致力政治格局谋划,三策构思国家长盛蓝图。普世价值对策就是要为现代中国提供深层精神支持,免除中国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物化境地;谋划政治格局,就是要为中国政治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免除中国陷入制度无序的混乱危险;构思国家昌盛蓝图,就是要为中国前景做出谋划,以免国家陷入盲目前行的危机。而这些策论目标,正从《大国策》系列丛书的编辑意图和各篇作品的立意中体现出来。


【注释】

① 《大国策》系列丛书,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5月陆续推出。 ②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参见“前言”,第一节“‘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面对‘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前者是英国人的自诩,后者是中国人的自认。这种近代边缘上的悲剧性事件预示了中华帝国的现代可悲处境。 ③即使抗击侵略者的史实并不保证这种侵略与反侵略的政治叙事,人们对于这样的历史意识形态建构也照样坚信不疑。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见第293页以下“三元里抗英的史实与传说”,即可知道作为意识形态的抵抗政治历史与真实的历史有多大的差距。 ④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序章”,朱荫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参见罗志如、厉以宁(著):《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倒是美国人自己坦然讨论美国衰落问题提示了我们中国人,国家盛衰问题是一个致力长期发展的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参见亨利·R·诺:《美国衰落的神话——领导世界经济进入九十年代》,“导论,领导抑或衰落:美国的选择”,朱士清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⑦参见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阐述九强历史,基本上是以它们称霸、称雄世界为叙述主线。 ⑧参见布罗代尔著:《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四章第四节“民族市场——英国的商业领先地位”,顾良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⑨转引自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刘雪岚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页。 ⑩参见沃尔特·拉菲伯:《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黄磷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尤其是第一章、第十一章。 {11}参见布罗代尔著:《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四章第三节“巨人症使法国深受其害”,顾良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直到21世纪法国也还未能有效整合国内政治经济资源来为其超级大国定位提供支持。 {12}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余英时文集》第4卷),第一节,“知识人与‘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14}爱德华·W·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6页。 {15}理查德·A·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引言”,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