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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中迷失:通往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生活满意度

Richard A. Easterlin

【内容提要】 在上世纪90年代东欧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生活满意度随GDP的暴跌和回复而同步下降和上升,但其回复是与GDP的回复程度不相称的。2005年,在GDP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平均高出25%的情况下,生活满意度却仅仅回复到其转型初期的水平,很可能仍低于转型前的水平。生活满意度在因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而提高的同时,却也因工作、保健和家庭生活而有所下降。在整个90年代,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扩大,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受教育较少的人和年龄超过30岁的人;男人和女人同等受害。

  当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央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人们的主观福祉(well-being)又如何呢?人们对其生活的满意度增加了还是降低了?人们之间的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在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教育程度高和教育程度低的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吗?虽然人们可能觉得转型问题很有意思——甚至可能有人会说,由于它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比较有关,这些问题应该是很重要的——但在汗牛充栋的研究转型经济的文献中,对这些问题却关注甚少。本文就试图填补这一空白。本文的地理范围包含了中欧、南欧和东欧;时间是转型期的第一个10年,即1989 ~ 1999年,然后再与最近的和以前的经验相对照。

  有关转型的宽泛的经济事实涉及到大量不同的时期,特别是上世纪整个90年代(可参见Campos & Coricelli, 2002; Havrylyshyn, 2006; Mickiewicz, 2005; Murrell, 1996; Philipov & Dorbritz, 2003; Simai, 2006; Svejnar, 2002; UNICEF, 2001; World Bank, 2002)。最显著的当属经济急剧地、大幅度下滑的时期,仅仅几年或更短的时间,实际GDP下降到1989年水平的大约50% ~ 85%。如果从火星来一个经济学家,面对着这些GDP数据,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一个相当于大萧条的经济灾难已经降临到这4亿人的身上。①从好的一面讲,消费物品的短缺——一种社会主义时期的长期现象——基本上消失了。在要素投入上,资本减少了,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外流。在很多国家,失业率从零上升到了两位数。“在转型初期,贫穷和不平等都急剧恶化,至今(1999年)没有下降的迹象”(Campos & Corticelli, 2002, p. 816; 另请参见 World Bank, 2000b)。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安全网络严重破裂(Fox, 2003; Orenstein & Haas, 2005; Pascall & Manning, 2000; Simai, 2006; UNICEF, 1999, 2001; World Bank, 2000a)。与这些突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伴的是同样剧烈变化的政治体制。以前的警察国家被一个崭新的、一般来说是民主的政权所取代,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民事和政治权利。

  这种大规模的变迁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福祉感受的,目前还不清楚。在经济学领域,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决定着人们的福祉,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绝对收入决定着人们的福祉,那么人们可能会期望福祉水平会随GDP变化而变化。如果是相对收入影响着人们的福祉,那么福祉可能会保持不变,人们只需要适应经济变迁就可以了。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收入较高的国家(本文所研究的某些国家于1989年沦为中高收入群),快乐并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Easterlin, 1974, 1995, 2005)。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与经济变迁相比,政治变迁是如何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当被问及福祉之源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很少提及政治状况。相反,最让他们日夜萦怀的都是他们日常操劳的事,最突出的是生存、家庭生活和保健(Easterlin, 2000)。基于此,人们可能会说,经济条件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瑞士发现,以拥有立法提案权和复决权为形式的直接民主,对福祉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意义,其他政治事务亦如此(Frey & Stutzer, 2000)。此外,在对收入、语言和宗教进行控制的情况下,最近的一项对欧洲的跨国研究发现,在民主和快乐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orn et al., 2007)。②如果政治变迁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突出因素,则人们会看到,即使经济状况不利,也会出现主观福祉水平的上升。

  对于转型期间生活满意度趋向的有限的实证研究,通常都仅针对一个国家,虽然涵盖不同的时期,但却没有一个连贯的描述。Frijters及其合作者发现,在1991 ~ 2001年期间,东德(指前民主德国地区,下同——译注)的生活满意度随收入的增加而增长(Frijters et al., 2004a, b),而1995 ~ 2001年期间俄罗斯的生活满意度则直接随收入的增减而上下起伏(Frijters et al., 2006)。在他们看来,这些结果证明了绝对收入对福祉水平的重要决定作用。Saris (2001)和Veenhoven (2001)都描述了198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生活满意度的下降,而Lelkes (2006)则描述了90年代初期到末期匈牙利生活满意度的下降。Hayo和Seifert (2003)对1991 ~ 1995年间的经济福祉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在10个转型国家中,有7个国家声称对其经济状况满意或很满意的比例下降了。总之,无论是理论还是现有证据,都没有专门针对转型期间的生活满意度的变化。(Sanfey和Teksoz[2007]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将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探讨。)

  本文首先简述了所采用的概念和方法。然后介绍上世纪整个90年代生活满意度变化的证据,此后,分析了谁在生活满意度上受益和受损。最后,论述了90年代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满意度变化。主要目的是提供事实,但是,事实很快就会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因此作者斗胆探索了一些实验性的问题,特别是提出了某些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假说。你将会看到,相对于经济学研究中常见的对不同的经济改革形式进行评估,生活满意度对转型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一、概念、数据和方法

  这里的核心概念是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即对下列问题的回答:“考虑到各种因素后,总体来说你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如何?”回答的数值范围是从1(不满意)到10(满意)的整数。十年之前,经济学家们都从所谓的“客观”度量——如人均GDP、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等等——来推断福祉水平,而人均GDP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近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主观”福祉(SWB)的度量——即对个人幸福或总体生活满意度等问题的回答。③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研究实词性(substantive)和方法论问题,包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可比性问题(Clark et al., 2008; DiTella & MacCulloch, 2006; Frey & Stutzer, 2002a, b; Graham, 2008; Layard, 2005; van Praag & Ferrer-i-Carbonell, 2004; van Praag & Frijters, 1999; Veenhoven, 1993)。在方法论方面所形成的共识是,这里所采用的主观福祉度量法对福祉度量是有意义的,尽管和包括GDP在内的其他度量法一样,它是有缺陷的。主观福祉度量是有意义的这一结论,得到了大量的跨地区的回归研究的支持,此类研究肇始于Andrew Oswald和他的合作者,他们在多个国家中接连发现,在主观福祉和大范围的经济、社会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同的联系(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 Oswald, 1997)。我们这里的研究兴趣是实词性的,而非方法论的——即就转型过程中的主观福祉变化问题,生活满意度度量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数据是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这些调查有4期:1981 ~ 1984年,1989 ~ 1993年,1994 ~ 1999年和1999 ~ 2004年,涉及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参见European and World Values Surveys Four-Wave Integrated Data File 2006)。这里所采用的基本数据在附录1列出。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优点是,它在不同的国家和连续的调查中都询问相同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基本的可比性。转型国家最早出现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第2期(只有匈牙利出现在了第1期),这是转型刚开始的时期。世界价值观调查第5期已于2005 ~ 2007年间完成,一些初步的结果已经发表于Inglehart 等人(2008)的论文中。这篇文章以及Eurobarometer最近出版的调查使得生活满意度的变化研究更新到了2005年,其结果见本文的最后一部分。④本研究中还包含了东德1990年以来的年度数据,这些数据归入社会经济调查组中,在附录2中列出。⑤这个纵向的调查所包含的关于满意的问题,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问题极其类似。总之,该研究涵盖了横跨中欧、波罗的海、巴尔干以及前苏联的13个转型国家。中亚的转型国家没有被包括进来,因为直到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第3期,才有关于它们的数据。

  在任何一期调查中,世界价值观调查无论是在调查的年度还是月份上,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这里已经对生活满意度观察资料进行了日期确定,以便与它们所最有可能考虑的一年一度的GDP资料相匹配。⑥因此,比如说在1991年前四个月所做的调查被标注为1990;1991年5月到8月的中期调查被标注为1990.5,并于1990和1991年的平均GDP进行比较;而在年度末的调查,如1991年的9-12月,标注为1991,并与1991年的GDP进行比较。有6个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第3、第4期的调查都落在了这个十年的最后几年,为简便和可靠起见,这些调查被合并在了一起。

  基于这些能够进行最早的生活满意度研究的数据,我们将这13个国家分为两组。其中8个国家,其调查数据是在转型的初期,当时它们的GDP相当于1989年水平的95%或者稍多一点,而失业率大约为2%或更少(见表1)。而另外的5个国家,其调查数据发生在转型期的稍晚的时候,当时的GDP大约是1989年水平的85%,失业率通常为10%或更高。具有转型早期的生活满意度数据的那8个国家,提供了关于转型期第一个十年中生活满意度发展趋势的完整图景,也是我们所主要依赖的数据。

二、福祉的发展趋向

  上世纪90年代转型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变化过程如何呢?在那些数据可用的国家,虽然数据并不全面,但却能够描绘出一个相当连贯的图景。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第一,生活满意度先是骤降,而后回复,大体上与实际GDP所指示的经济变化过程是一致的。第二,生活满意度的回复不如GDP快。

  第一个推论的证据如下。在表1上面的具有早期转型数据的8个国家中,其中有一个国家,即东德,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数据每年都有,其中有5个国家,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有上世纪中期和后期的观察数据。当把这6个国家的数据按照时间绘成图,并与年度GDP数据进行比较后,可见所有这6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都呈V型,与GDP的形状(见图1)相当类似。在第7个国家,即斯洛文尼亚,也有按三个时期分好的数据,虽然生活满意度第一次下降接近于GDP的低谷期,但其回复期是与GDP相符的。⑦

  像图1中那样的生活满意度的大幅度和快速下降是很少见的。图1中6个转型国家中从顶点向低谷下降的数值,超出了1980 ~ 1984年间在14个欧洲非转型国家的调查中所观察到的波峰—波谷间的变化值(无论是正的还是负的)。

  这一在中上等收入国家中生活满意度直接随GDP波动的发现,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的通常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后一种情形中,当GDP增加时,主观福祉变化很小。在主观福祉和GDP关系上的这种迥异的结果,是否能够得到解释呢?⑧

  答案也许是对GDP下降的反应不同于对GDP上升的反应,而且在转型国家中人们所看到的是“损失厌恶”显然扩大了。由社会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所做的大量的小团体研究发现,在一个起始的参照点上的收入的增加,对人们的福祉来说其意义远不如等量的损失重大(这方面开拓性的研究参见Tversky & Kahneman, 1991;另见Rabin, 1998; Kahneman, 2003)。Easterlin (2001)所调整过的一个图形可以说明,这种说法在这里是很适合的。

  假定在一个既定的时间点上,中等收入是y1,快乐水平u1位于效用方程A1上,A1说明的是跨地区的可观察的幸福和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见图2)。如果收入增加,人们的期望也会相应地增加,则当人均GDP从y1增加到y2时,快乐水平位于u1点保持不变(这是一个从点1向点2的运动,连接这两个点之间的粗虚线说明了这一运动)。这是因为人均GDP增长对快乐水平的正效应(沿着A1的一个向上的运动),被效用函数的一个从A1到A2点的向下的移动抵消了,因为对物质期望的增加减少了特定数量的收入的快乐值。但是,如果人均GDP下降,比如说从y1下降到y3,而收入期望值仍位于其起始水平,则快乐从u1降低到u2(这是一个沿着A1从点1到点3的下降运动,用连接这两个点的虚线表示)。相应地,人均GDP的回复使人们沿着A1朝参照水平1点运动,也将快乐水平朝u1提升。为了说明,示意图勾画出了极端的情形,即对收入增加具有完全的快乐调适,而对收入损失的调适却是零。

  简单地说,这里的观点是,对于从一个既定的起始水平的收入增加,人们在快感上具有调适功能,他们的期望会随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地增长。但期望在下降时却没有那么容易适应。人们一旦达到了某个既定收入水平,我们将坚守这个参照点——即著名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即人们将已有的东西看作是自己应得的——译注)(参见Kahneman,Knetsch & Thaler, 1991)。因此,如果收入降低,他们就感到被剥夺了,他们的主观福祉将下降。反过来,一个能够让他们返回参照水平的收入回复,可以增加主观福祉。读者将会注意到,图2中点1上的虚线弯曲与损失厌恶示意图中的弯曲是类似的(参见Kahneman, Knetsch & Thaler, 1991, p. 200)。

  作为例证,我们看一看东德和西德,这两个比邻而居,具有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地区(1990年德国统一前分别是前民主德国和前联邦德国——译注)的相反经验。在东德,人均GDP于1990年急剧下降,然后又回复,生活满意度也经历了大体类似的过程。而在西德,实际人均GDP在1990到2004年间增加了15%,但生活满意度却有轻微的下降(参见Easterlin & Plagnol, 2008)。东德的格局与图2中从1点向3点的虚线运动是大体相符的;而西德却与从1点到2点的运动相符。

  图3提供了第二个推论的证据,即上世纪90年代生活满意度的回复低于GDP的回复。对于表1中上面一组中转型较早而又具有90年代后期资料的8个国家来说,其生活满意度在整个时期的变化与GDP指标的变化是不符的,而且这一数据是与一个OLS回归线相符的。如果像GDP那样,生活满意度能够回复到1989 ~ 1990年的水平,那么回归线将穿过原点。但实际上,当GDP完全回复到起始水平时(GDP的变化是0),y轴上的截距是显著的-0.25。鉴于生活满意度从顶点到低谷的下降仅仅在1.00或更小,0.25的差额就是相当大的。 

  生活满意度何以没有与GDP一起同步回复呢?最常见的说法是转型国家在就业状况上的急剧恶化。在每一个转型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包括这里的就业率,就业人口的百分比在进行生活满意度研究的最初和最后一个日期中间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大多数国家的下降都达到了两位数。这种下降反映了失业率和非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失业率的增加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对男人来说(表2)。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对于那5个较迟进行调查的转型国家来说,就业率的下降比较小,但在失业率增加和现有劳动力指标上,在这两组国家中所观察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比较A、B两组)。

  实际工资绝对水平的变化也证明了就业状况的恶化。1999年,平均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989年的40%到90%弱,只有捷克和波兰例外,分别达到了107%和96%(参见UNICEF, 2001, App. Table 10.9)。虽然在我们所研究的国家中,就业和工资在上世纪90年代普遍恶化,但其表现形式却不尽相同。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在国有企业吸纳劳动力的同时,是大量的工资拖欠。这种差异使得对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状况进行简单的总体性数量比较颇为困难(Barr, 2005有一个很好的概述)。

  就业状况恶化的含义超越了经济效应,因为它还是社会保障体系恶化的征兆。在转型之前,存在着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温室”(socialist greenhouse),“一个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人为环境……”(参见Sobotka, 2002, p. 41,详述见第4章)。这种体制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很多社会福利都与就业挂钩——“由于对有能力劳动力的巨大渴望,政府鼓励妇女去学习、结婚、工作、生孩子,而家属赡养则比较弱,政府采取措施来帮助妇女来处理相互矛盾的需要”(UNICEF, 1999, p. viii)。随着就业的急剧下降,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额外的扶持也有了大幅度的下降(World Bank, 2000a)。

  从前东德和匈牙利两个国家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这种福利的损失或下降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含义,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中存在着某些生活领域的满意度的证据。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在以前有政府扶持的领域,生活满意度下降了。因此,在东德,在保健、工作和儿童保育方面的满意度都下降了(见表3,A组)。相反,1999年在与生活水平有关的方面的满意度则高于1990年——的确,在商品供应和环境方面要好多了,在前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个领域是非常贫乏的。在1992年才进行第一次调查的匈牙利,1997年在工作、家庭、邻居和保健方面的满意度都降低了,而收入和生活水准方面的满意度却没有变化(见表3,B组)。

  关于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的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另一个转型国家——中国的经历提供了另外的证据。中国实际GDP的增长令人瞠目——2004年的水平大约相当于1990年水平的三倍(见Maddison, 2003)。尽管经济增长前所未有,但生活满意度却下降了。根据盖洛普从1994年到2004年4次世界民意测验的数据,Kahneman和Krueger (2006)得出结论说,对生活非常满意的人口的比重稳步下降。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世界跨度更大,所得出的结论却大致相同:⑨

  虽然中国没有像东欧那样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欧洲转型的诸多特征在中国也很明显,比如,显著的失业、不平等的扩大以及社会安全网络的废除。这些状况很可能使中国和欧洲都出现了生活满意度的下滑。⑩

三、受益者和受害者

  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在生活满意度上损失最大的人,是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年龄超过30岁的人,男女受影响程度相同。{11}以吉尼系数来衡量的生活满意度上的不平等扩大了。

  转型对不同的人口群组的影响,可以通过对上世纪9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数据进行多重回归然后进行比较来显示,这里的回归是针对性别、年龄和教育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12}在教育方面,生活满意度的斜率在转型初期是可以忽略的,但在这整个10年中,它趋于明显,而且显著是正的(见图4种的左边一组)。这里的教育是用教育结束时的年龄来衡量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在这两个时期的唯一可用的教育标准,是最低的为7年或更少,最高的为23年或更多。图中的这两组是根据国家虚拟的多重回归的系数而分成的,其中的国家虚拟是表1中上面一组中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7个国家所汇集的资料。而对单个国家的数据的回归结果也大体相同。

  几乎没有关于转型初期生活满意度的年龄斜率,其境遇与教育相同(见图4,右边一组)。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显著的负斜率。这里的年龄类别为小于30岁,30 ~ 44岁,45 ~ 59岁以及大于60岁,而且最后三组人在这10年期末的系数明显低于年轻一组。相对于小于30岁一组,年龄最大的两组人平均来说在生活满意度上遭受了最大的损失。对每一个国家的数据的回归所产生的结果都大致相同,只有60岁以上的人在不同国家间有更大的差异,也许是由于养老金政策的差异。

  可以断言,转型初期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均等化,是与工资均等(政治身份除外)和完全就业的社会主义政策有关,这方面差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因自由市场力量的主导作用而产生的收入的增长和失业的差异。生活满意度的基尼系数与收入的基尼系数变化的简单比较,为这一说法提供了证据。在表1中上面一组几乎所有8个国家中,生活满意度的不平等在上世纪90年代有了扩大,这种扩大是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正相关的(见图5;回归线10%的斜率系数有点不太显著)。{13}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可能基于几个原因——大量工资差距的出现(Brainerd 1998, Milanovic 1999),人口中失业的增加及其不同影响,以及相应社会保障制度的废除。

  在对教育进行了控制后,为什么在大于30岁的人口中的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大于年轻人呢?对于大于60岁的人来说,答案也许主要是老年人养老金保障的恶化。对于30 ~ 59岁的人来说,答案也许是,当自由市场建立时,大多数30 ~ 59岁的人也许已经在社会主义的温室中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历程——夫妻双方都工作、职业路途已定、已经有房子、有孩子、有家庭。现有体制的崩溃使很多类似家庭陷入混乱,当他们试图承担家庭责任时,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障却消失了。{14}有些家庭甚至举家迁徙,迁回临近城市中心的村镇,试图在那里将维持生活的农业与非农就业联系起来。{15}社会压力增加的征兆日益明显——酗酒、吸烟、吸毒日益增多;男人死亡率增加;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增加(见UNICEF, 1999, 2001; Brainerd & Cutler, 2005)。虽然并不限于30岁以上的人,但这些新情况在老年群组中更突出。

  相反,30岁以下的人在“社会主义温室”中浸染较轻。可以说,由于在“野地里”(相对于前面所说的“温室”而言——译注)长大,较年轻的成年人更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与这种更大的适应性相一致,Alesina和Fuchs-Schündeln (2007)发现,和较年长的人相比,东德的年轻一代人不太偏爱福利政策。

  很多30岁以下的人,在转型初期可以选择晚婚或晚育。这种应对经济压力的人口学策略是大萧条时的一个特征,现在有证据表明,该策略广泛应用于转型国家(见Philipov, 2002, Philipov & Dorbritz, 2003, Sobotka, 2002, 2003; Szivós & Giudici, 2004)。在少数几个国家,人口变化在转型之前就已经发生,但在上世纪90年代,这些变化通常以加速度发生于转型的每一个国家。这并不是当自由市场取代社会主义温室时较年轻的成年人降低家庭规模的结果。在这里所涉及的7个转型国家中所做的调查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20 ~ 24岁的女人所期待的完整的家庭规模,与15岁以上的妇女无异(参见Philipov & Dorbritz, 2003, p. 115, Table 2.5.2)。相反,这反映了推迟建立家庭的决定,以应对不太稳定的经济形势。

  何以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大体相同呢?答案可能存在于两个平行而又相联系的新情况中。一方面,失业增加,它对男人的影响大于女人;另一方面,家庭解体增加,它对女人的影响大于男人。关于主观福祉的跨部门和跨组别的研究反复显示出失业和婚姻解体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见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 Diener, Lucas, & Scollon, 2006, Frey & Stutzer, 2002a, Helliwell & Putnam, 2004, Winkelmann & Winkelmann, 1998, Zimmermann & Easterlin, 2006)。在这里所涉及的国家的时期末的回归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四、当前和历史视野中的20世纪90年代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除一个国家之外,这里所涉及的转型国家中人均GDP都有了快速增长。除东德之外,从90年代后期到2004年,GDP的平均增长达到了36%,每个国家从18%到56%不等。此外,在大多数国家中,失业率都有了下降(见TransMONEE 2008, Tables 10.1和10.6)。

  生活满意度情况如何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除白俄罗斯外,每个国家都有合用的数据。这里所用的关于东德的一系列数据一致延伸到了2005年(见附录2)。至于其他的10个国家,2005年1 ~ 2月有一个名为“欧洲变迁”(Eurobarometer)的调查,其中包含了与世界价值观类似的生活满意度问题(见Directorate of General Research,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最后,Inglehart 等人(2008, p. 283)已经在一篇文章中发表了第5期的关于俄罗斯的生活满意度数值。{16}

  随着GDP的回复,生活满意度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有了急剧的反弹(见表4,第2 列)。只有在经济增长缓慢的东德和保加利亚出现了轻微的下降。到2005年初,除保加利亚外,每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满意度都在6.0以上,在两个方面还超过了7.0,这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通常是4或5的数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比较表4中第1列和附录1中的第5、第8列)。此外,如果将2005年初的生活满意度与上世纪90年代初相比较,在可比的12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升高了(见表4,第4列)。对上世纪90年代早期到2005年期间每个国家的观察资料所作的普通的最小平方回归,产生了一个生活满意度对时间的正系数,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除外;但唯一的一个显著系数是关于斯洛文尼亚的。所以当时间跨度从上世纪90年代扩展到2005年初时,一个明显的景象是生活满意度回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甚至更好。但是,正如图3所示,生活满意度的回复需要GDP回复到超过转型初期的水平;从表1中生活满意度资料的起始年份到2004年,GDP平均增长26%。

  虽然由于调查问题和被调查人选择的不同而不太容易进行比较,但表4中的生活满意度结果是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2007)2006年所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当面对“考虑到各项事务,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这样的说法时,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答卷人中同意这一说法的人,以2比1的比例超过了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在俄罗斯,同意该说法的人仅略多于不同意的人。白俄罗斯的情况表4中没有包括,那里的满意度是最高的,但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不满意的人超过了满意的人。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调查还导出了2006年和1989年的有价值的比较。被调查人被问到你是否同意“本国今天的经济形势好于1989年左右”。对于这一问题,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答卷人看法正好相反;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倾向于消极的回答,有的较轻微(俄罗斯),有的较强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政治形势的比较上,人们的看法比经济形势更加消极。不论是政治形势还是经济形势,一个明显的例外是白俄罗斯,在那里,积极的回答以大约4比1的比例大大超过了消极的回答。

  在所有三个问题(满意度、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调查中的年龄格局与图4很类似。在每个国家,18到34岁的人相比于其他年龄组,更倾向于赞同。年龄在18到34的人包含了一部分1989年时小于18岁的人;因为那时他们尚未成家立业。相反,50岁以上的人表达了最消极的看法。在这一组中,被调查人认为1989年的情况好于现在是很普遍的。虽然没有关于被调查人教育水平的数据,但有根据收入水平——低、中、高——分组的答案。与图4中的教育格局相一致,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人也更加满意,和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人相比,他们更看好2006年的情况。

  警察国家的解体和政治民事权利的增加,在很多转型国家中应该能够增加生活满意度。最初生活满意度的急剧下降表明,恶化的经济、社会状况对主观福祉的影响超过了政治状况。Ronald Inglehart及其合作者(2008, p. 277)的一篇新文章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价值观所采用的生活满意度标准和快乐标准反映了不同的决定因素,前者反映的是经济状况,后者反映的是政治形势。在他们的解释中,“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民主化伴随经济崩溃的过程,导致了快乐上升而生活满意度下降”(见Inglehart, Foa, Peterson, & Welzel, 2008, p. 277)。正如前面的脚注4解释一样,在第2和第3次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快乐的向上运动,似乎是由调查人操作指南的一个变化所引起的一个“初始偏差”(primacy bias)所导致的。此外,民主化增加快乐的说法似乎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发现不一致,后者发现,在大多数国家中,被调查人认为2006年的政治形势比1989年更糟,1989年以来的政治形势变迁比经济状况的变迁更消极。

  对于在转型国家中民主化导致快乐的增加这种说法进行直接检验是可能的。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12个国家中,其中9个国家在第2第3次调查中快乐增加了;在另外3个国家中,快乐下降了。在此期间,欧洲变迁调查问了下列问题:“总的来说,你对(贵国的)民主运作方式是非常满意、相当满意、不太满意或一点也不满意?”{17}欧洲变迁的问题确定了4个回答选项,世界价值观的快乐问题也包含了4个回答选项。在第2和第3次调查中平均快乐增加最多的三个国家中的其中两个国家,对民主的平均满意度也增加了(白俄罗斯和斯洛文尼亚)。在第2和第3次调查中平均快乐下降的三个国家中的其中两个国家,对民主的平均满意度增加了(白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在所有12个国家中,对快乐变化与对民主的满意度的变化进行OLS回归得出了一个负的系数,虽然这个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些结果并没有证实快乐和民主之间呈正相关的说法。

  2005年的生活满意度的回复,是否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满意度一般说来要高于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将上世纪初期的观察资料假定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满意度峰值的一个合理的近似值,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但是,也有理由相信,这个假定并不理想。虽然证据有限,但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90年代初,而且高于2005年,也没什么不妥。

  有两个国家,其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满意度数据与这里所用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一个位于中欧(匈牙利),一个位于东欧(俄罗斯)。此外,Veenhoven (2001, p. 115)还提供了白俄罗斯1984年的估计数,尽管还有某些疑义。这里是1982年匈牙利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值,为了进行比较,还列出了1990年和2005年的数值:

  这些数值表明,在上世纪80年代,生活满意度有一个较大的下降,甚至到2005年,生活满意度仍然显著低于1982年的水平。一个表明在1978到1990年间道德失范有了明显的恶化的调查(见Speder et al., 1999; cf. also Andorka et al., 1999),为80年代匈牙利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提供了间接证据。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调查也表明,这些国家中有精神压力增加的现象(参见Noelle-Neumann, 1991; Glatzer & B?觟s, 1998, p. 178; Boguszak, Gabal & Rak, 1990, pp. 15-18)。

  1981年,在莫斯科东南250英里的俄罗斯的坦波夫州(Tambov)进行了一个世界价值观调查。虽然坦波夫很小(人口一百多万),但据说它是“一个能够代表这个俄罗斯的地区(俄罗斯人做的调查)”(见Inglehart和Klingemann 2000, p. 175)。为了检验坦波夫州的代表性,1995年在对俄罗斯联邦进行调查的同时,再次在坦波夫进行了世界价值观调查。下面是坦波夫于1981和1995年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情况,为了进行比较,还列出了整个俄罗斯于1990和1995年的情况,以及白俄罗斯于1984、1990和1995年的情况:(见下页)

  1995年在三个地区的观察数据在数值上相当类似,上世纪80年代坦波夫和白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总的情况是与下面的推论相符的,即上世纪80年代的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生活满意度有了显著的下降。

  1993年所做的一个纵向调查(见Saris & Andreenkova, 2001;这里所列出的数据来自于:http://www.vanderveld.nl/russet.html),也为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俄罗斯的生活满意度有所下降提供了证据。当时,被调查人被要求以1到10的标度来表示他们当前的生活满意度以及5年前即1988年的生活满意度。同样的问题还用来进行金融满意度调查。这里是1988年和1993年的调查结果,中间插进了1990年的结果:

  虽然回顾性的估计已经接近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但生活和金融满意度情况却与坦波夫和白俄罗斯的情况是一致的,即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明显的下降。此外,这里列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满意度数值——1988年俄罗斯大约为6.5,上世纪80年代初坦波夫和白俄罗斯大约为7.2——在量值上与匈牙利1982年的数值很类似,高于2005年俄罗斯(6.09)和匈牙利(6.30)的数值。如果这些数据具有代表性,那么2005年转型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可能要低于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

  虽然上世纪80年代的证据呈现出了一个相容的图景,但它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进一步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如果它是正确的,人们可能会顺理成章地问到,在转型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某一时期的生活满意度怎么可能高于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呢?前面所提供的关于东德和匈牙利的领域的满意度(domain satisfaction)的数据(表3)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推测性答案。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物质产品供应方面有名地低效率,但它在其他领域向个人提供了大量的对个人幸福来说极其重要的保障,比如工作保障、儿童保育、健康保险和对自己和父母的老年赡养。人们可以设想,专制的共产主义政府和有限的民事、政治权利,与经常空空如也的货架一起,将使生活满意度保持在一个低于现在的水平。但上面有限的证据表明,在其他个人事务上的更大的保障可能超过了这些负面效应。

  当本研究正在进行时,Sanfey和Teksoz (2007)发表了一个有关转型国家生活满意度趋向的有价值的研究(另请参见Guriev & Zhuravskaya, 2008尚未发表的跨国分析)。他们的结论和我们这里的结论有很大的一致性,特别是关于转型国家中V型生活满意度和转型对不同人口组的不同影响方面。由于他们的研究是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2 ~ 4期的数据,这种一致性再次得到了加强。但在其他方面,还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也许最根本的是对下列问题的回答:“转型使你快乐吗?”他们的回答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活满意度回复到了接近转型前的水平”(p. 707)。这一结论并未得到当前研究的证实,当前的研究发现,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而且根据他们所没有的一些资料,直到2005年,才回复到或超过转型早期的水平。这两个研究在对90年代解释上的差异起因是,在他们分析生活满意度的回复程度时,他们包含了世界价值观第2期调查所涵盖的所有转型国家,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则集中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7个国家再加上东德,在这些国家其起始生活满意度都降低到接近于转型前的GDP和失业水平(见表1)。显然,Sanfey和Teksoz所研究的数量更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国家,总地来说在转型中起步较晚,因此,由于GDP的急剧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其生活满意度数值已经下降到了低于转型前的水平。由于起始的参照点较低,到上世纪90年代末其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回复程度更高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我们的研究还认为,如果将研究生活满意度趋向的起点提早到80年代,那么很可能的结果是,即使到2005年也没有回复到以前的水平。

  我们的研究还在另外一些方面与Sanfey和Teksoz所做的研究不同。首先,相对于起始参照点,我们强调生活满意度对收入下降和收入增加的反应是不对称的。其次,它增加了对生活满意度不平等的分析,它还包含了领域满意度的数据,转型数据显示出对物质生活水平满意度和对工作、家庭及健康满意度的不同的变化方向。领域满意度的结果表明,虽然东欧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总的来说提升了对物质生活水平的满意度,但其代价是对就业、健康和家庭安全满意度的下降,其福祉总体平衡的结果,往最好处说也不能确定地说是好的。

五、结论和含义

  总之,欧洲转型国家产出和就业的急剧下降导致了生活满意度的快速下滑。结果是,虽然GDP增长了,但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停滞和生活保障网的恶化,阻碍了生活满意度的相应的回复。当工资和就业不平等增加以及家庭生活受到干扰时,人们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显著增大。受到打击最大的是30岁以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男女受害程度相同。观察到的生活满意度变化趋势表明,在对主观福祉的影响方面,经济状况胜过了政治状况。

  2005年,生活满意度已经回复到了或高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但这一回复需要人均GDP的增加平均比上世纪90年代初高出大约25%。此外,现有的证据虽然有限,但仍能够显示出,即使到2005年,生活满意度很可能仍低于90年代的普遍水平。2005年仍低于90年代初水平的原因是,就业安全、保健和儿童保育、养老方面的损失,压过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满意度的改进。

  由于高收入国家中快乐的时间序列趋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通常没有联系,故转型国家中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向与人均GD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不一样。生活满意度对GDP的下降和增长反应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人们厌恶损失的心理现象——从一个起始参照点的收入的增加,对人们福祉的意义要低于等量的损失。

  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在有限的国家中对生活满意度所做的断断续续的观察。的确,如果人们要确定那些生活满意度观察资料接近于转型初期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数量就降低到了8个。此外,中亚的新兴共和国被完全排除在外,因为世界价值观第2期调查没有包含这些国家。这里所指的“转型国家”指得是一个笼统的整体,尽管资料有限,我们仍尽力区分不同国家的经验。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即在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一些未出版的调查,这些调查可能有助于弄清楚转型前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主观态度(参见Kuran, 1991)。

  经济学家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我们也仅仅试图弄明白这方面的度量在福祉上的含义。但可以合理地断言,它对福祉的估价添加了一个维度,并成为知识宝库的一部分。{18}人类经济转型的代价是巨大的,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发生了逆转。Brainerd 和Cutler (2005, p. 125)的一个关于俄罗斯的说法也适合于一般的转型国家,他们指出,“1989年前,俄罗斯人生活在一个提供经济保障的国家:几乎没有人失业,人们享有看起来丰衣足食的生活,微观经济稳定性对一般居民没有多大的影响。”在向自由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这些都消失殆尽。保健和儿童保育的供应也一样。离婚率的迅速升高使得家庭支离破碎。酗酒、吸烟和吸毒大幅增加。自杀率升高了,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增加了。许多家庭举家迁移,有些人迁移回了依靠农业维持生存的村庄。

  转型变化对人们个人生活和福祉的影响,人均GDP几乎完全反映不出来。甚至收入差异标准——日益成为GDP的补充指标——也难以反映出真实情况。相反,生活满意度指标不仅反映出了物质福祉,而且男男女女所日常牵挂的工作、健康和家庭,更能够反映出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的深远意义。生活满意度并非衡量福祉的详尽指标。但如果在制订转型政策时能够考虑到这一指标,也许转型中的损失会更少。

  (译 / 张清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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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有些转型分析家也将这种经济衰退比作大萧条,其中最突出的是Branko Milanovic, 1997。 ②但是,在转型国家,向民主发展的效应并不显著。同上,第514页。 ③ Simon Kuznets坚持认为GDP是一个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指标的看法,通常被经济学家们忽略了(参见Kuznets [1948]和Gilbert et al. [1948]之间的交流)。 ④世界价值观调查所采用的4类幸福度量这里没有采用。10个等级的生活满意度度量具有更大敏感性的优势,但是,不采用幸福度量有更重要的理由。在大多数转型国家,虽然生活满意度有了明显的下降,但在第2、3期的调查中,幸福度量却上升了。幸福度量上升的原因,是因与幸福问题相伴的指南的一个变化而导致的“初始”偏差。在第二期调查中,调查人员接到通知,要求将答案选择的次序在一个被调查人和下一个被调查人之间交替出现。所以,第一个被调查人的选择范围可能是从“非常幸福”到“一点也不幸福”,而第二个被调查人的选择范围则可能是“一点也不幸福”在前头。有不少的调查研究表明,被调查人有更偏向于选择前面的选项的倾向 (Belson, 1966; Chan, 1991; Schuman & Presser, 1981, pp. 56-77)。因此,在第2期调查中,由于负面的选项更靠前,所以一般的被调查人更倾向于选择不幸福的选项。在第3期调查中,“非常幸福”的选项又被置前,被调查人交替选择选项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第3期调查中关于幸福的回答有高于第2期的偏差。 ⑤参见Haisken-DeNew & Frick, 2005。德国经济研究院的德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组那里有德国的数据。 ⑥这里的GDP资料来自于2003年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只有1986 ~ 1988年的资料除外,这三年的资料来自于Philipov & Dorbritz, 2003。 ⑦有些研究人员将上世纪90年代7个国家的GDP变化描述成L型,而非V型。但根据图1中有限的生活满意度的调查数据,V型更恰当。 ⑧在本研究中,GDP和人均GDP是可交换使用的,因为在转型国家中,上世纪90年代的人口几乎没有变化。 ⑨1990年的数据主要是基于城市人口;但1994年的数据表明,在城市和农村人口之间,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差异。见Inglehart et al., 2008, p. 283。 ⑩对于那些不相信在像中国这样的实际收入有了极大增加的贫穷国家生活满意度却没有改善的人来说,中国的邻国日本的情况值得注意,在上世纪后半叶,日本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增长,虽然人均GDP在起始的低水平上增长了5倍(见Easterlin, 1995; Kusago, 2007)。 {11}某些少数民族可能也在受害者之列,但此处不做探讨。 {12}这里没有对生活环境的控制,因为转型的影响是通过生活环境起作用的。如果就业情况的恶化对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人们就可以期望看到转型对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就业状况的控制将能够消除这一效应。 {13}在生活满意度不平等扩大方面的一个例外是东德,从西德到东德的大量的收入转移,有力地支持了东德贫困人口的收入。参见Busch, 1999; Headey et al., 1995; Schwarze, 1996。 {14}Gassmann and deNeubourg(2000, 2002)有一个基于拉脱维亚的实证数据的关于经济应对策略的很好的概述(另见Górniak, 2001)。关于应对策略分析的一个前沿人物是Modigliani(1949),他认为,在大萧条期间,面对收入下降,家庭通过降低储蓄率来保持惯常的消费。 {15}参见Brown et al., 2005; Tammaru et al., 2004。关于维持生活的农业的崛起,参见Alber & Kohler 2008; Mickiewicz, 2005, p. 86。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在5个可比较的国家中,上世纪90年代的初期到末期,人口少于2000人的居住地的常住人口有了大量增长——平均增长了7%——一个与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城市化持续发展趋势明显相反的人口再分配。 {16}该文章还对这里所涉及的国家中的4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作出了估计。我们之所以选择“欧洲变迁”调查数据,是因为它所涵盖的10个国家包含了这4个国家,而且10个国家用同一的调查数据。在2008年10月,本文完成后,涉及50个国家的第5期数据(其中包括Inglehart et al. [2008]文章中的5个国家)公开出版(见World Values Survey 2005 Official Data File, V. 20081015, 2008)。 {17}在5个国家中,该问题所涉及的时间跨度与世界价值观对快乐问题调查的时间跨度是一样的;而在其他国家,该问题所涵盖的时期与快乐问题所涵盖的时期差了一年。 {18}实际上,有些心理学家主张,政府决策者应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度量主观福祉(见Diener & Seligman, 2004),而且有证据表明,欧洲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参见 Donovan & Halpern, 2002)。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