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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公共性

田毅鹏

  自人类迈入工业社会门槛以来,即开始面临复杂的城乡关系问题。19世纪末叶,英国学者霍华德曾按照城乡一体的原则设计了著名的“田园城市”方案,他把城市比喻为“磁铁”,把人喻为磁针,断言“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①但在现实中,城乡关系远非霍氏想象的那样简单和浪漫。揆诸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现代化的早发国还是后发国,其城乡关系的演变轨迹都异常复杂。尤其是现代化后发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后,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为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其社会长期存在着“二元结构”,城乡之间壁垒森严,形成了严重的城乡不平等。由“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的演化逻辑,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对于游走于城乡之间、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村流动人口来说,以城—乡空间为依托所建构的公共性难以满足其需要。因此,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的视域应该是“动态”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公共性构造的转换需要一种“流动的公共性”相伴生。

一、 “社会二元结构”与“二元公共性”

  在当代中国社会,二元结构及其所依托的公共性构造,实际上是与单位制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1949年以来,中国在城市社会建立了典型的单位制度,通过“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结构体系以及一系列制度体系(包括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给、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保、婚姻、征兵等十余种制度),建立起典型的城市“单位社会”。在单位体制下,城市人口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虽然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亦存在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别,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与城市单位体制不同,同时期的农村是按照“准单位”的原则展开的。上述十余种在城市单位中盛行的制度在乡村却几乎完全失灵。正是通过上述这些制度划分了农民与城市市民的身份区别,形成了鸿沟为界的城乡世界。在社会二元结构体制下,社会的公共性构造同样是二元的。因此,二元社会结构问题之解决,亦存在着一个公共性构造的转换问题。

  这种植根于二元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二元公共性构造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其负面影响却是始终存在的:一方面,二元结构对城乡社会人为的隔离机制,严重地制约着城乡社会健康发展。步入工业社会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其社会发展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城市—乡村”对立的二元模式。但这种对立并非是一种势均力敌基础上的对抗,因为在大工业发展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②由此,在城市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乡村必定走向“孤立和分散”,与日渐繁荣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③而二元结构却通过刚性的制度体系人为地制造了城乡隔离,滞阻了社会正常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二元结构及二元公共性蕴涵着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使得农民失去了作为现代公民所应享受的基本权利。故在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背景下,这种公共性的二元构造不可能持久,其走向消解具有必然性。

二、社会转型期乡村公共性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联产承包政策的出台,中国乡村的公共性构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的公共性构造逐步走向解体,而新的公共性体系尚未形成,出现了乡村公共性的危机。

  首先是村庄“原子化”现象的出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联产承包制的建立,村庄作为共同体的诸多职能开始逐步弱化,甚至消失,村民成为单个的孤立的个体。在原子化状态下,村民个人间、与组织间的联系被极大弱化,导致乡村世界出现了“鸡犬之声相闻,民罕往来”的局面。 

  其次是乡村社会的“空心化”。在社会流动化的背景下,乡村能人和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出,使得妇女、老人、儿童成为乡村世界的主要留守者,乡村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在城市化背景下发生的空前的人口流动使得城市“过密”和乡村“过疏”现象几乎同时出现。就乡村过疏现象的实质而言,它实际上是在现代社会急剧变动的背景下,中心城市(过密地带)与“边缘乡村(过疏地带)”空间关系的重构。作为现代文明集聚的空间——“中心城市”对边缘乡村构成了空前严重的“挤压”。而与外部“城市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疏”的乡村,则根本没有能力正常地回应来自外部的挑战,从而使村落社会在失去大量人口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最终走向“崩坏”。其后果是乡村世界丧失了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基本能力,乡村公共事务亦处于瘫痪状态。正如晚清科举制废除后乡村士绅阶层的消逝改变了乡村世界的组织权力结构那样,当代中国城市化、市场化背景下乡村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直接后果,是乡村组织的衰败和村庄公共性的失落。

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公共性构造的转换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断言:“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④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已不是一种静态存在,而是游走于城乡之间,以“兼业”的方式在城乡之间流动。因此,相对于“静态公共性”而言的“流动的公共性”构建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所谓“流动的公共性”,特指在现代城乡关系转换的进程中,为保障往返于城乡之间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权益而拓展和创生出的公共性形态。主要表现为:

  (1)组织形态的流动公共性。村庄“原子化”使得村民流动可资利用的社会组织资源非常匮乏。虽然有学者研究调查显示:“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外出前就存在的初级乡土关系和外出后建立的次级乡土关系都起着重要的作用。”⑤但受村落原子化的影响,同时因乡土同质群体内部可利用的资源本来就非常有限,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脱离群体的原子化倾向亦非常普遍。因此,如何将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纳入到组织体系之中,便成为异常重要的课题。在这一过程中,除加强各级政府主导的、依托于城乡空间的正式组织建设之外,还应关注非正式、非制度化、流动性的系统和群体的建设,以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和情感支持的“虚拟社区”,为流动中的农民工提供真实的社会保护和屏障。

  (2)拓展制度的空间涵盖力。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公共性体系构造是依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不同的社会空间内展开的,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这种二元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学者将此变化概括为由社会“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的转变,即在城乡“二元”之外加上了“农民工”这新的一元。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将“农民工”作为单独一元展开分析,主要是因为长时间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在城市无根,在农村无业,其流动性对现有公共体制提出了挑战。如政府传统城市管理与服务制度都是针对城市人口设置的,难以涵盖流动性强的农民工群体,而且“旧体制下的社会等级制(例如市民与农民之别)在改革中逐渐变成了‘单位等级制’(‘好单位’与‘差单位’及‘无单位者’之别),旧时的‘市民特权’已基本上为‘单位特权’所取代,没有‘单位’依托的进城者即便有了一纸‘城市户口’,依然很难说有多少权益可言”。⑥鉴于此,人们开始呼唤在制度政策层面加强“流动公共性”建设,即政府在出台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相关的各种制度、政策时,都要考虑到其实施对象的流动性特点,例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关系是否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随人流动”、“随地转移”等等。

  (3)作为观念形态的流动公共性构建比较复杂。一方面,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村流动人口存在“脱序”,即脱离主流社会的动向,“脱序”后的人们“别有天地,这个天地是无序的、混乱的、盲目的、充满了艰辛和苦难的,是要单独面对社会的”,自然也与主流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出现了一定距离。{7}因此,如何使流动中的农民工避免“游民化”,进入主流社会,接受主流社会价值体系,成为流动公共性构建的关键。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市民而言,应确立宽容、正义和公正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公共性往往也表现为一种基于正义和公正,为达致公共善而努力行动的价值体系。毫无疑问,建立在二元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二元公共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和公正。而对于处于流动状态的乡村弱势群体而言,给予其平等公正的公民待遇,承认公民所具有的流动权则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乡村人口日益减少和城市人口日趋过密,但我们不能人为地限制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因为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移动,乃是现代化历史的必然,抑制人口流动,必定扩大地域差别。

  总之,现代化背景下人类社会空间变迁及其转化过程的复杂性,在城乡关系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如果说农业时代的文明中心在乡村,那么,工业时代的中心则开始转移到城市。伴随着这一中心转移,无论是早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将面临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村落终结”和公共性构造转换等真实而严峻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农村、农民的再组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流动状态下城乡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


【注释】

①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页。 ③同上,第57页。 ④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5}谭深:《农民工流动研究综述》,载《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6}秦晖:《使“进城农民”入城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5期。 {7}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责任编辑: 郑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