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9年第8期 >> 正文

传媒产制的“第三部门”:北美和澳大利亚社区媒体的实践、制度及民主价值*

李艳红

【内容提要】 本文概述和解释了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社区媒体状况,包括其多元形态和角色、抗争和合法化的历史、政策基础、背后的哲学理念,以及在这些社会所赋予的民主角色及其现实表现,并讨论围绕它所产生的相关学术论辩及在当今时代的趋势、困境和启示,主要集中在广播和电视两种媒体。本文的目的是帮助理解,在传统的“公共”和“商业”之外的第三种媒介产制模式在西方社会究竟是如何运作,并如何发生其社会作用,它对于中国的传媒改革可以提供哪些启示。本文同时也希望对变迁时代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启示,讨论公民社会作为传播主体可以如何发挥其传播力量,以丰富现有的社会与政治话语,服务地方性社区和居于弱势的社群的传播需要,推动社会正义,进而实现其民主价值,这在当代中国可能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社区媒体(community media) 自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逐渐成为全球现象。特别在最近的二十年多年,小规模的电子媒体经历了巨大变化,取得了诸多成就。在当今的欧美和广义的西方社会,甚至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传媒产制的另类(alternative)领域,社区媒体的发展以及与这些国家媒体政策之间的互动都日益活跃,值得我们关注。在一些国家,社区媒体甚至(主动或被动)被纳入国家政策,成为其传媒体制的一部分,构成传媒产制的第三部门。

  例如,在“第一世界”的北美,媒介近用(media access)政策在各地被付诸实践;在西欧,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电台、电视台获得了国家媒体政策的承认,被合法化;在澳大利亚,被称为“公共广播”的社区广播部门在获得了相对稳定地位之后,增长迅猛,并呈现出多元势态。而在欠发达的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社区媒体的发展也颇为惊人:在拉美,社区广播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在非洲,社区媒体成为重要的发展策略,被政府、国际和本土NGO等共同使用。

  作为一个颇具生命力的媒体产制领域,可以说,社区媒体自其产生之日起即构成了一支独特的力量,是当今另类媒体的生力军,它在活跃社会的媒体产制话语、增进多样性、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区发展、推动进步和社会正义的实现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对中国的学人而言,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现象。那么,究竟什么是社区媒体?在我们身外的世界,那些被我们称为——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社区媒体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媒体趋势、社会力量和价值理念?它如何出现,又将向何处去?它所参与其中的媒介民主化潮流如何构成了当代新社会运动的一支?围绕着它所产生的学术论辩如何展开?本文希望通过阐述和解释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社区媒体发展和现状来为上述问题提供解答,主要集中在广播和电视两种媒体。{1}本文将阐述社区广播和电视在这些国家的多元形态和角色、抗争和合法化的历史、政策基础、背后的哲学理念,以及在这些社会所赋予的民主角色及其现实表现,并讨论围绕它所产生的相关学术论辩及在当今时代的趋势、困境和启示。

  笔者认为,对这一传媒与社会力量的理解,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重要面向,甚至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问题的一种面向。近年来,我国传播学界对于西方的广播电视体系和制度的介绍日趋增多。但是,现有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都只集中在“公共”(public broadcasting )和“商业”广播电视(commercial broadcasting) 这样两个主流的传媒产制部门或体制上,而对这个相对“非主流”的社区广播部门(community broadcasting sector)基本上没有任何关注。而在我国改革年代所兴起的有关公民社会和社区的研究和讨论当中,社区和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传播面向也尚未浮出水面,例如,有关公民社会作为传播主体之潜力,社区的传播需要以及传播在社区发展中的角色等皆未被有意识地提上讨论议程。本文希望为与此相关的学术讨论提供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视野。

一、什么是社区媒体?

  什么是社区媒体?

  即使就社区媒体的电子形式而言,今天社区媒体概念所指涉的对象也极为多样。它可以是美国的低功率广播电台,或是提供给地方社区成员使用、播放其自制节目的社区公用电视频道(Public access television);可以是英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才逐渐获得合法执照,出于对公共广播内容不满由移民群体自己创办的前“地下电台”实验;可以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边远地区原住民自己参与建立,从中获取与自身相关的资讯,并在其中表达其族群文化身份的原住民电台;可以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用来促进社区发展,改善贫穷状况,在社会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乡村电台、大众电台、矿工电台和教育电台;甚至也可以是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建立新闻网站、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载体产制和发布新闻、在反全球化事业中摇旗呐喊的独立媒体组织(Indymedia);或者是今天在北美和欧洲都得到迅速发展,致力于提供给社区地方资讯和平等近用互联网机会的社区网络(community network)。

  (一)参与的媒体:“由人民产制、服务于人民”

  那么,在这些彼此差异巨大、世界各地所兴起的创办社区媒体的努力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共同性,使得对它们的概括成为可能呢?有人将社区媒体描述为“由人民产制(by the people)”,并“服务于人民(for the people)”的媒体{2},这一说法虽略显简化,但却体现了分别从媒体的组织属性和内容属性来定义社区媒体的两种尝试。 

  “由人民产制”表明的是社区媒体在运作和组织管理上的“参与”属性。与当代社会主流媒体不同,绝大部分的社区媒体都实行社区参与和近用的政策,让社区媒体所服务社区的成员都参与到社区媒体的产制和管理过程中来。而且,在大部分社区媒体组织,“参与”性格并非仅仅停留在通过扩大被访者范围来让更大范围的声音被听到这样的采编技巧上,它往往涉及更激进一些的变革,包括把媒体的产制工具,如麦克风、摄像机和磁带交给民众,让其参与到传媒产制的过程中。因此,在大多数社区媒体组织,志愿者往往占据相当比例,而只依赖非常少量的专职工作人员,这使得社区媒体区别于由国家或政府控制的媒体或是如英国BBC这样的由专业人员掌握内容产制的公共广播媒体。不仅如此,对绝大多数社区媒体而言,社区成员还被吸纳进入社区媒体的管理,这使得社区媒体通常比主流的商业和公共媒体具备更为民主的管理结构。

  绝大多数的社区媒体组织都并非以营利为目的,非营利属性往往成为社区媒体的标志性特征,这使它们也区别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电台。从社区媒体的财政来源来看,它们往往依赖比较多元化的财政来源,包括捐款、赞助、成员费或基金支持等,有的社区媒体会有部分的广告等营利收入,但总的来说对营利收入的依赖程度不高。{3}

  “服务于人民”描述的是社区媒体的内容及其角色功能和诉求。社区媒体通常强调对社区的服务,或具有“社区意识”。从内容来说,社区媒体总是选择播放那些满足社区成员需要且往往并不能够从主流传媒中获得的内容或观点,如报道地方资讯、鼓励地方文化表达等。社区媒体与当今西方社会主流的商业媒体和公共媒体在节目的内容和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商业媒体的节目形态建立在扩大利润和维持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公共媒体以提供对公共事务的复杂和深度报道及传播精英文化为主要特点;社区电台则被认为更具备草根和行动的风格,力图推进社区对话,支持改革和社会变迁,履行更多的社会角色。

  在今天对社区媒体的理解当中,“社区媒体”总是与这些概念相关联,或者说按照这些原则运作:如非营利、近用(access)与参与、社区卷入(community involvement)、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sm)、志愿精神(volunteerism)、独立(independence)、多样性、地方主义(localism)和民主决策等。社区媒体被认为提供给个人和社区以传播的平台,使其能够表达自我,构成了当今“参与性的传媒产制文化”(participatory media culture){4}的一部分。

  (二)从“地方性社区”到“公民社会”愿景

  不过,社区媒体之所以成为一个自我证成的概念,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上述多样媒体形态的经验概括,同时也是因为它蕴涵了某种媒体理想。与其他用以定义上述媒体现象的概念不同,如“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激进媒体(radical media)、公民媒体(citizen media)等概念,“社区媒体”概念更集中体现了对“社区”的愿景,“社区”这个前缀及其所置身的“公民社会”成为这一概念的出发点。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社区”已经占据社会学家的注意并产生争论多年,但这里采用其最传统的意义已经足够,至少是个良好的出发点。所谓“社区”,就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地理区域,在这一地理空间内,人们得以发生互动,一个典型的社区可以是一个邻里(neighborhood)、村庄、城镇等,但有时它也会用来指涉一些更大范围,如城市。因此,简单地说,社区媒体指的是在一个地理社区内传播,提供给社区成员资讯,以促进和丰富地方人群生活的媒体传播形式。它往往是一些小规模的、地方色彩浓厚的媒体。很多学者偏爱这一地方色彩的定义,“地方主义”是社区媒体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5}

  然而,社区概念的意义也在扩展。在现代社会,面对面社区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跨越更广泛地理空间,其间人们并不发生直接面对面的互动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建立网络式关联的利益和兴趣社区 / 共同体(communities of interest),在这些共同体内,成员共享一些独立于地理位置的文化、社会或政治利益。而且,随着电子网络的发展,所谓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也被发展出来。{6}这些都为社区媒体概念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维度,也使得传统上基于“地方主义”所建立的社区媒体概念需要拓展新的理论资源。在这一情形下,“社区”的愿景因而也超越了传统上对面对面互动并充满团结和信任的地方社区的向往,而是将社区媒体置于公民社会 —— 个体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基本场所之中,成为公民社会成员、组织和运动得以表达各自的观念、身份和文化并促进参与民主的场所。

  体现这一思路,“国际传媒与传播研究协会”(IAMC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给出了当今最广义的社区媒体定义:“(社区媒体)源自公民社会领域,于公民社会传播,引起公民社会回响(originates, circulates and resonates from the sphere of civil society)……这是存在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媒介传播领域(通常是非政府和非营利的),但同时可能与国家和市场发生互动……”{7}这一定义将公民社会视为传统上国家和市场之外的传播主体,是国家媒体和商业媒体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本文采用这一定义。

二、北美和澳大利亚社区媒体的现状:类型、实践与角色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都属于较早将社区媒体纳入制度和政策议程的国家,尽管各自的政策过程充满周折,且当前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但总体来说,政策奠定了其发展的基础,特别在加澳两国是如此。在美国,社区媒体,尤其是社区广播处在一个相对漠视甚至有些敌意的政策环境当中,但尽管如此,也取得了惊人发展。

  下列数字体现了社区媒体近年来较快的增长趋势。在澳大利亚,从听众规模来看,全国有超过700万人至少每个月收听社区广播(占15岁以上人口的45%),社区电视部门则有300多万(占总人口的1/5)的观众群,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8}获得执照的电台数量来看,澳大利亚的社区广播部门从1970年代只有几家广播电台迅速发展到2007年有361家社区无线电广播执照,79家原住民社区电视执照以及6家社区电视台 。{9}另外,有40个左右的社区,社区广播是当地唯一的广播服务。{10}

  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区取向的广播电台也开始迅猛发展,成为美国重要的新的广播形态。{11}社区 / 公共广播的听众从1985年的980万到1995年发展为1970万。社区电台的数量则翻了倍,增长到627个。{12}就社区电视而言,美国现有数千个地方频道提供给公众使用(大约占整个有线电视频道的16.5%)。{13}

  (一)多样和活力的社区电台:服务弱势社群、表达政治与文化多样性

  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社区广播电台一般都由社团组织向政府广播主管部门申请执照而创办。它们往往都有以上所描述的公众近用政策,让社区成员参与到电台的节目制作甚至管理当中,服务特定的地方社区或利益文化社区。收入来源一般较为多元,为非营利性质。 

  当前社区电台在各国都呈现较为多元的形态,基本上都存在以下电台类型:以少数族群语言播出,并由少数族群成员参与,提供给少数族群信息和文化服务的少数族群电台;以传播社会变革思想、发表异见、推动社会变革为己任的激进进步电台(progressive radio / radical radio);由于背靠大学机构,往往最早获得政策许可和支持,因而有悠久的发展传统,并常常在传播另类社会观点中居于前列的校园—社区电台;以及针对特定地理社区,特别是一些乡村和边远城镇播出的电台等。

  相对而言,澳大利亚的社区广播部门由更为多样的利益和团体构成。{14}例如,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电台分布广泛,不仅在边远地区,也分布在大都市,针对大城市的原住民播出。就少数族群的社区电台而言,到今天,社区电台在澳大利亚超过75种语言播出。也因此,更为多元的少数族群从社区广播中获益。其中,移民电台值得一提,澳大利亚境内存在不少此类为移民社区提供资讯、服务和满足其文化需要的移民电台。除了少数族群,澳大利亚的社区电台还关注其他相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社群,为其提供服务。例如,它有专门提供给老人、新移民、同性恋者的电台,还有专门为阅读障碍人士提供的电台(RPH: Radio for the Print Handicapped)等。近年来,提供给思想活跃而越来越不满足于主流商业和公共服务电台所播出内容的青年电台逐渐增加和活跃。另外还存在许多提供给不同文化和兴趣取向的社区媒体,如提供给音乐爱好者以高雅音乐或另类音乐形式为主的音乐社区电台等。在地理分布上,澳大利亚的社区广播虽然始于都会地区,但是很快扩散到乡村和其他相对隔离的地区。其城市的社区广播也很发达。

  与澳大利亚相比,加拿大社区电台的多样性相对弱一些。原住民社区电台占这个部门的主体,无论是从社区媒体的起源还是从其当代表现来看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加拿大的北部地区,这些原住民的社区电台极为关键,成为当地的“主流”电台。除原住民电台之外,加拿大最活跃的少数族群电台是法语电台,这在魁北克省最为突出,其他省份的法语电台也是所有少数族群电台中最活跃的。英语的社区电台为数不多,大学校园电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非常有特色,不仅针对学生播出,也辐射周边社区。在地理分布上,加拿大的社区电台还是以偏远地区为主,在城市并不是很活跃。 

  美国的社区电台在角色和功能上的分化没有这么显著,例如,它的大型社区电台往往提供综合服务,有女性节目、同性恋节目、环境主义节目和另类音乐等。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激进传统、政治取向和追求社会改革的进步电台是其社区电台实践的最重要的定义者。这使得美国的社区电台有较强的一致性,共享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支持进步政治、另类文化和参与民主。美国的社区媒体从其起源即有激进传统,早期以反战、推动无政府主义为立台之本的和平电台(Pacifica)对美国的社区广播发展产生了核心影响,且至今仍然存在,并保留着这一传统。在当代,激进社区电台也仍然在美国的社区广播生态中占有重要席位,它们或是动员公民来促进变迁和改进现状,或是在节目中嵌入更具解放性的激进社会改革的目标。

  多样的社区电台在各自的社会都扮演了多样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角色。原住民、少数族群和移民群体的电台提供给各个族群社区有关政府政策和当地事件等的资讯,并提供给当地社区居民文化表达的空间,来表述及传播他们自己。{15}特别是原住民媒体,其角色更加突显:它们往往提供“第一层面的服务”,并成为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社区之间的“文化桥梁”。{16}在一些原住民媒体活跃的地区,它们甚至成为社区组织的关键场所。{17}另外,这些社区电台还行使一些重要的维持社区文化、语言和社会网络的角色和功能,也促进了这些地方的教育。{18}移民媒体对于促进移民和难民在新社会的安顿则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对于新兴起的社区意义更为重要。{19}因此总体而言,社区媒体在族群处理,拓展文化多样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社区媒体其实构成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处理复杂族群关系的文化政策的一部分。

  除上述少数族群电台,提供给其他弱势社群的电台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对于赋权给这些人群,使其生活方式、偏好及议程等得到沟通和传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20}城市的青年或音乐电台则在提供多样的文化趣味,或是促进“归属感”等方面有好的表现。{21}

  另外,激进社区媒体在提供政治多样性,提供对被主流媒体忽略或未加重视的议题的报道,增加事实和观点的多样性方面有引人注目的表现;在促进社区对话,推进积极的社会变迁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22}

  (二)社区电视:公众近用频道、多样化的公共空间与“大杂烩”

  美国和加拿大的社区电视与其社区广播的制度传统不大相同,它们以公用电视频道(public access channel)的形式存在,其制度基础是将有线电视公司的频道分配给非商业使用,让公众使用这些频道。在这一专门的公用频道中,播出公众自己制作的节目。

  在美国,各地的公用频道主要由公用电视中心(public access center)来负责日常的管理运营,其主要职责是提供电视制作的培训,并不对播出的节目进行编辑控制。美国的社区频道实行实质的公众近用政策,按照先来先到(first come,first served)的原则安排节目播出。在加拿大,有的社区公用频道由有线电视公司自己运作,有的则由非营利组织负责运营,在由有线电视公司自己运营的社区频道当中,有线电视公司同样不能直接干涉编辑过程。

  与社区广播扮演的正面角色相比,社区电视频道的节目内容和角色被认为是正负皆备。在加拿大,尽管社区频道被赋予播出公众节目的期待,但在现实中,其内容混杂,并不是纯粹的公用频道,真正的公众近用节目只是其节目的一部分。现实中很多社区频道播放的是一些社区服务节目,如市政会议、体育和地方脱口秀等,或是列出一些社区事件。也有的社区频道并不播放自己的节目,而是采用地方新闻频道的形式,轮流播放如新闻、公共事务和人情趣味的报道,与主流的电视频道内容差异不大。而且,在现实中个体提供的内容很少能够真正得到社区频道的播出。一些跨地区的大有线电视公司甚至发展出一种节目样式,可以在各地的社区频道播出,来填充各地社区频道的时间,这导致了节目公众近用和地方性格的削弱。但另一方面,大部分社区频道还是开放给社会团体使用,或与志愿者合作,因而有时在体现和创造媒体多样性上还是比主流的商业或公共传媒要强。例如,针对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恋者(LGBT)节目最早就是由社区频道播出的。

  在美国,尽管建立在自由表达、社区与个人发展原则基础上的公众近用原则被严格执行,其社区频道全部播放由公众制作的节目,但同样喜忧参半。对倡导传播民主化的理论家而言,一方面,公用电视频道确实为民主传播提供了真正的、尽管不那么完美的公共空间,在促进政治和社会观点的多元化方面扮演了一定角色,使得一些不可能在主流传媒上播出的反映不同于主流观点的节目得以获得播出平台。{23}例如,纽约的Paper Tiger电视组织90年代针对当时海湾危机所制作的电视节目就是通过公用频道播出,被认为是对商业媒体过分泛滥但缺乏洞知能力的报道的一种补充。后来Paper Tiger建立起的Deep Dish Vision电视网则开始更系统地向全国的公用频道收集和发送(通过卫星盘传送)节目,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些如反全球化、劳工或健康照顾等在商业电视中被忽略或遮盖的议题。{24}

  但另一方面,社区电视的表现似乎并未把这一理想发挥好。公众近用原则使得社区媒体成为业余人士的玩耍或操练场所,公共性未得到充分体现。社区频道因而被认为总体“质量”不高,产制的是大量琐碎和无关紧要的内容。而从节目所传达的价值观来看,其节目内容成为“大杂烩”,什么价值观的都有。而且,多数公用频道都被宗教团体占领,这使其现状与社区媒体倡导者的理想实现仍然相差甚远。

  澳大利亚社区电视则是向政府管制机构申请执照获得,主要依靠社区、赞助和与高等教育机构形成伙伴关系来维持。今天澳大利亚的社区电视台从一开始就在组织模式上差异很大,结果导致在节目内容、有关社区近用的政策和安排以及收入获取方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总体来说,社区电视的内容反映了较大范围的社区观点,包括不同的语言团体、社会正义团体和同性恋团体等,有时也包括一些地方资讯以及一些杂志风格的娱乐内容等。由于澳大利亚真正获取政府执照的社区电视自2004年以后才出现,其表现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评估。

三、社区媒体的政策、管制及背后的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

  

  “公共领域的命运深深地系于国家和一个国家的当代政治处境……”。{25}北美和澳大利亚多样、活跃并扮演重要角色的社区媒体状况也可以从这几个国家历经数年所发展出的政策和管制结构中得到解释。虽然并非决定和影响社区媒体的全部,各国的公民社会状况以及非商业媒体的传统等也是影响社区媒体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各国的传播政策对社区媒体的历史发展和当代表现具有直接影响。

  今天,社区媒体已经在三国都获得了一定的政策和法律支持,尤其是加澳两国,它们发展了相对较好的公共政策框架,有利于社区媒体的成长。这两个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清晰的和完好发展的管制政策,不管它是以一种自发契约的形式,还是以法规的形式,是孕育一个充满生机的社区广播(电视)部门的绝对必要条件”。{26}相对而言,美国的社区媒体尤其是社区广播尚未形成紧凑的法律支持的政策框架,其广播电视的主控范式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社区媒体的发展。

  各国社区媒体的制度安排可以从三个层面:法律定义、执照颁发及具体管制要求以及财政支持加以阐释。

  (一)法律定义:“公民社会”成为合法的传播主体

  对社区媒体给予法律定义是社区媒体政策的最高形式,它宣告社区媒体在法律层面赢得地位。加澳两国都在法律上确立了社区广播部门作为国家和私人营利之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的地位,这“使得(在这两个国家)社区被命名和生效成为实质的从事广播活动的利益主体……”。{27}在澳大利亚,1976年即引入了新的广播(broadcasting)立法,成为首个将社区广播建立为广播体系之合法部分的第一世界国家。{28}1992年的广播电视服务法案(Broadcasting Services Act 1992)也将社区媒体写入了联邦法律,并将其界定为广播电视体系的“第三层级”。它在对社区广播电视服务做出了定义:规定社区媒体是“为社区的目的提供”,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或不是营利企业的一部分”,以及“提供能够让公众采用普通设备、免费收听的节目。”{29}在加拿大,1991年颁布的广播电视法案也规定了加拿大的广播体系由公共、私人和社区部门组成,将社区广播和社区电视都认可为一个专门加以区分的和独特的广播电视部门,与另外两个部门 —— 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并列。但是在美国,迄今为止社区广播缺乏法律层面的定义,这使得它无从形成一个紧凑的社区广播政策。也因此,美国的社区媒体未能够像加澳两国一样在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下生存,而是面临诸多生存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区媒体在美国的长期稳定发展。

  但是这一法律框架主要是针对社区广播而言,美国和加拿大的社区电视频道采用的是有线电视的方式,并不受益于这一法律框架(下文将论述)。澳大利亚的社区电视虽最终获得在这一法案下执行,却得到不同等的“待遇”,直到晚近才在这一框架下形成相应的执照颁发和频谱分配政策。

  (二)社区广播政策:频谱分配、执照颁发及对业者的要求

  法律层面的定义直接影响到特定社区媒体政策的出台。在北美和澳大利亚,广播和电视都由一个独立的广播管制者来发放执照,并对其进行管制。目前,在澳大利亚,这个机构是澳大利亚传播与媒体部ACMA(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加拿大是广播电视与电信委员会CRTC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美国是联邦通信委员会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这些机构也是出台社区媒体政策并对其提出管制要求的机构。

  各国都设计了特定规则来分配广播的频谱资源和颁发执照。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社区媒体”在法律框架下成为一个专门的范畴获得频谱资源和执照。甚至在法律出台之前,这些国家的管制机构就已经出台过一些相应的政策,法律定义只不过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这些政策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这一政策使得这两个国家大量的和多种类型的组织都得以申请到执照,因而鼓励了其社区媒体的多样性。美国的情形不同,由于缺乏法律定义,美国的社区广播政策并不稳定,FCC并没有一个专门提供给第三部门的社区媒体执照。因此,今天的社区电台在历史上往往是在多种执照范畴下获准成立的,有的是获得发给学校和大学的专门执照,称为“教育电台”,有的是获得发给非商业的社区团体的执照,有的是低功率电台。另外,缺乏法律定义也使得FCC对非商业电台的执照颁发要求严苛,导致美国的低功率电台在合法化的道路上跌跌撞撞、举步维艰,因而构成了其社区广播成长的一大阻力。

  除了颁发专门的执照,国家管制机构还对申请社区广播执照的业者提出特定的要求,以保证在现实中社区媒体履行期望的角色�间,在经过了长达二十几年的实验期之后,于2004年才被获准在社区广播电视(community broadcasting)的范畴下颁发执照。

  (四)政府对社区媒体的资金支持

  各国政府部门也为社区媒体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就社区广播而言,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力度最强的是澳大利亚。该国有一个独立的基金实体“社区广播基金”(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负责管理和分配政府给社区广播部门的基金以及其他的一些核心的财政支持。在加拿大,北部边远地区的原住民电台和魁北克省的社区电台有政府的资金支持。美国没有专门的社区媒体基金供社区媒体申请,但是自7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也提供了多个基金可供社区电台申请,如PTFP (Public Telecommunications Facilities Program)基金等,另外,社区广播业者有的还可以从联邦或州的艺术部门中获得艺术支持的基金,或积极申请公共广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的基金。

  各国社区电视部门的资金则通过特定政策得以保证。加拿大社区电视频道的资金来源为有线电视公司上交的资金。目前,它的政策的主要内容沿用的是1995年以来的规定(1997年有所中断,但2002年得到恢复),有线电视公司被要求将其每年总收入的5%交给加拿大的节目制作基金会,如加拿大电视基金,这些基金将提供给加拿大的独立节目制作机构。有线电视公司若选择自行运营社区频道的话,则可以使用这部分基金。{33}美国的社区电视频道一般也由地方的市政基金和有线电视公司所缴纳的专门费用来支持。澳大利亚的社区电视则未获得任何的资金支持,这一点也正是近年来有关澳大利亚社区电视部门进一步发展讨论的一个焦点。

  虽然政府对社区媒体部门的资金支持并非完全充分,且究竟这种支持对于社区媒体的民主角色根本上是有利还是有害仍存争议,但一般来说政府的资金支持对于使社区媒体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发生发展机会还是有重要作用。

  (五)政策理念:地方主义(localism)、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与言论自由

  各国殊途同归,都建立起社区媒体的政策框架,那么是否都建立了共同和一致的政策理念呢?各国的政策理念体现在各自对于社区媒体所服务的“公共利益”的具体阐释之中。总体来说,它们并未指向一个明确的哲学能指,而是体现在多个方向的阐释当中,包括地方主义、多文化主义、国家认同、言论自由和非商业主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三国政府的政策是多重社会力量或论述的结果,体现了某种折中。

  “地方需要”是各国有关社区媒体政策最主要的焦点,政策大多围绕其对于地方社区的意义来陈述。例如,FCC在其1960年的节目政策声明中即已强调需要“给地方的自我表达提供机会”,“发展和使用地方人才”,表明公共利益标准的“主要成分”在于执照获得者积极和持续地发现和履行其所服务地区的品味、需要和愿望。如果履行了这些则意味着实现了公共责任。{34}社区与地方需要在加澳两国的政策文本中也有显著体现,前面已有陈述。

  “多文化主义”作为加澳两国的立国之本也体现在社区媒体政策上,它们的社区媒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文化政策的一个表现。社区媒体被期望发展和反映各自的文化多样性。例如,CRTC即规定其广播系统应该反映加拿大社会多文化和多种族的性质,尤其是需要充分考虑原住民的存在。另外,加澳两国因为都存在国家文化认同的焦虑,社区媒体也被委以发展和反映国家身份认同的重任。这一点在加拿大尤为显著,加拿大的社区广播经验被认为生长于一系列独特的处境,这包括地处美国边境,内生出保护本土文化和身份的需要。{35}

  美加两国的社区电视政策则更多被视为对言论自由之哲学传统的延伸,尤其在美国。只不过,传统的言论自由权理论论述的主要是消极的言论自由,即免于干预的言论表达自由。而在近用这一原则上强调的则是积极的言论自由,即个体有积极表达自我意见的权利。{36}

  除此之外,“非商业”也是各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立足点,如前所述,诸多管制规定都围绕如何防止商业力量侵蚀社区媒体的角色而制定。“商业”力量在这里被视为一种侵蚀性力量,对社区媒体的公共角色相背而行。

四、社区媒体的兴起与媒介民主化运动

  除了政策,形塑各国社区媒体发展的另一方力量来自公民社会的倡导和行动(advocacy)。社区媒体在这几个国家呈现的多样性和活力状态都与各自丰富的公民社会状态有关,可以说,社区媒体是公民社会活跃在传播领域的表现。这一点也在社区媒体的历史发展经验中得到体现。各国的公民社会自60年代以来即开始社区媒体的倡导和实践,它们建立传统、形成理念、发出声音,并积极推进政策形成和争取政策空间,汇入了当代媒介改革的潮流。社区媒介在这些国家的兴起和当代发展可以认为是公民社会自身要求介入和管理传播体系、建立替代性媒介,以及实现公民传播权利的努力。

  Howley这样阐述社区媒体兴起的民主化性质:“社区媒体是对当代媒体文化的一种普及的和策略性的干预,其目的是实现媒体结构、形式和实践的民主化”。{37}这一点在美国的社区媒体发展历史中尤为显著,美国社区媒体的兴起构成了其传媒民主化运动的前沿。{38}在加澳两国,尽管社区媒体的创办者并非全都是具有自主运动意识的媒介民主运动的倡导者和行动者,但创建社区媒体的实践本身仍然代表了一种在国家和市场影响的领域之外创建新的符号中心的努力。从这一角度,社区媒体的发展实际嵌入于一个逐渐浮现的传播民主的全球抗争的过程当中,是传播民主化运动的一部分。 

  (一)早期的草根实践:民主愿景及建立自己的传播方式

  尽管各地的社区媒体在起源和结构上存在差异,但是所有建立社区媒体的早期努力无不是那些被排除在既存广播体系之外的团体对既定广播体系的一种反应(无论是针对商业的还是公共的广播体系),他们发展自己的项目,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是基层组织建立自己传播方式的努力。

  美国的社区广播是在对商业媒体的反抗中形成的。由于美国的商业广播居垄断性地位,其早期的社区媒体实践即体现出非常明确的反商业意识,建立替代性媒介的努力和声音极为强烈。例如,最著名的奠定了后来美国社区和公共媒体模式的和平广播网的创立者Lewis Hill早年建立第一个电台KPFA的初衷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不同于当时主流商业媒体的非商业的广播电台模式。他力图建立一个“听众支持”的财政模式,用以区别于当时美国社会占主控地位的商业电台,同时也区别于立基于大学、依赖大学支持的教育电台。同时,他“相信电台和报纸都不应该由受利润驱动的企业主来操控,而是应该由动机最客观的新闻记者和艺术家来掌握,这样才使得具启蒙性质的节目成为可能”。{39}在节目风格上,它则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主流商业广播的样式,体现为将高雅文化和对社区参与与社会行动的强调结合起来。

  美国社区电视的早期倡导也表现出类似的反商业诉求,但它同时具备了更明确的、通过参与来使传媒民主化的意识。尽管作为社区电视之理念基础的公众近用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当时,加拿大政府发起一个以改善贫穷为目的的“挑战变迁”的项目,使用参与式的影片和录像拍摄方式,以促进穷人的社区行动。{40}但是,这一让公众参与到传媒制作的民主理念对于美国社区电视的兴起发生了更重要的影响,它使得通过参与来民主化传媒以及通过传媒参与社会、促进社会民主的理念在美国得以被实践。{41}美国的社区电视还起源于另一个美国自生的运动 ——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的公众近用电视的运动,这一运动的愿望是创造一个允许公民直接参与到美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轮廓当中的民主论坛,他们也倡导公众近用的观念,其理想是,通过让公众近用有线电视和可携带的录像设备等这些当时的新兴技术,来赋权于民众,希望通过公众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活动来获得个体的丰富、社会意识以及参与社会行动,促进社区传播和社会变迁,并解决社会的一些不平等问题。当时的倡导者心怀希望,当录像设备和有线电视频道从大公司和机构的控制中释放出来,置于公众的手中,将会有多么大的赋权效果。{42}

  加拿大的早期社区媒体历史相对温和。其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逐渐建立的是公共广播,而非商业为主体的广播电视体系,这使得反商业并非这个国家早期倡导者的诉求。而且,其早期的创立者也并非如美国以精英改革者为主,社区电台兴起于那些被主流媒体所忽略的地方和人群,他们并未像其美国的同伴一样提出明确的民主愿景,没有显示出非常明确的建立替代性模式的意识。但是,这一历史同样表明,社区媒体的兴起是草根人群在现有传播体系外寻找新兴传播空间的努力。其社区电台起源于60年代以来北部偏远地区的原住民社区使用有限设备创建电台的努力。当时加拿大的传播体系并不能满足当地要求,因为其疆域的辽阔使得传播设备的全面覆盖成为一个难题,而当时的CBC尽管努力拓展覆盖疆域,但在内容上却仍然不能满足原住民的传播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原住民社区组织使用现存的一些设备(这些有限的设备有的是CBC的低功率无线电传输器[LPRTs],有的则是其他政府部门如印第安事务部,分配给第一民族),用于在社区之间传递一些信息,或播放一些新闻、重要的公共信息和音乐等。{43}在南部,除原住民建立的传统之外,魁北克省以及一些大学校园电台的创建努力也同样体现出类似的特点。

  澳大利亚从早期就开始实行公共和商业广播并重的双重体系,这种相对完整的体制结构使得早期关于广播的政策论辩很少。社区广播的倡议因而很少进入公共论辩的范围。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澳大利亚的社区广播也以一种基层运动的形式出现,倡导变迁的“无线电行动者”包括音乐爱好者、教育家、少数族群团体、宗教团体、工会主义者和原住民社区成员等,还有无数其他的个体和社区组织。这一运动具备非常明确的民主化传媒的政策诉求,他们直接挑战了当时由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以及商业广播主控的广播体系,要求新形式的广播,一个第三部门,以纠正或反对当时的双重广播部门,来体现一些新的原则,如参与、近用、独立,非营利、非商业和多样性等。{44}

  (二)公民社会的抗争及争取民主化的媒介政策

  社区媒体被政策和倡导行动共同建构,其未来也将取决于这双重力量的互动。而在这二重力量的对比中,公民社会的倡导和行动更为重要,因为来自公民社会的倡导、实践和诉求不仅建立了社区媒体的传统,是社区媒体发生发展的关键;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社区媒体的政策并非自上而下获得,而是在草根媒体不断抗争的努力中形成。社区媒体的民主化行动和诉求更集中地体现在他们争取民主化之传播政策的过程当中。

  以实现传播民主为诉求的美国的媒介改革运动发展最为激烈,争取社区媒体政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整合进入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媒介民主化运动之中。低功率广播的合法化过程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它就是媒介改革者有意识推动的结果。美国的低功率调频广播在FCC于1978年取消执照发放之后一直属于非法,1996年之后,广播的集中垄断快速发展使得广播内容同质化。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媒介改革者积极倡导低成本的低功率调频广播,并进行积极的院外活动,要求合法化低功率广播。除了精英的媒介改革倡导力量之外,草根的低功率广播的自我实践在这一政策实现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要。当时尽管尚未合法化,作为社区媒介的低功率调频广播数量却已很多,在不申请执照的情况下广泛存在,这导致了在广播层面广泛的市民社会的不合作潮流。这些共同的力量最终使得FCC投票决定将低功率广播纳入合法体系。{45}

  在加拿大,社区广播政策有一个长期的逐渐成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管制机构并非回应于一个有意识提出民主化传媒政策的行动主体,且国家电视体系CBC在社区媒体政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6},但基层行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早期原住民电台的合法化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CBC的服务无法到达的北部边缘社区,早期的原住民及其传播社团将设备用于自己的传播目的,正是这一社会行动在后果上促使了后来CBC对其的允许和许可,被获许颁发执照。{47}除原住民,魁北克地区以及一些校园—社区电台的行动和实践也都是形塑加拿大社区广播政策的重要力量。正是这些促成多样形态背后的多重力量的努力,促成了现在所实行的相对紧凑和完备的社区媒体政策。{48}

  在澳大利亚,相对稳定的社区媒体政策出台同样也是建立在草根团体之努力的基础上。在1978年之前,澳大利亚的社区电台都是以“实验”或“教育”的名义获得执照,直到1978年,广播电视的管制机构才出台准许颁发专门的“有限商业”执照。这正是经过充满志向的实验广播业者的多项努力和游说才达到的,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1974年成立的公共广播协会(Public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n){49},这个组织将之前非正规的倡导者的网络转变为一个能够与政府协商的代表实体。这些组织和行动以及之后社区广播电台的增长,直接促使了澳大利亚国会在1992年通过的广播电视服务法案(BSA)中提供专门的社区广播执照。{50}

  澳大利亚的社区电视比社区广播的发展更不顺利,为争取政府当局许可为社区电视颁发执照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录像近用团体请求政府开办社区电视,但是都因为成本和频谱不足的原因被拒绝和延迟。直到1992年,政府才允许为社区电视颁发有限执照(limited license)。这一时期,尽管政府开始颁发执照,但是仍然往往以频谱稀缺为由拒绝社区电视的申请,除非以实验的目的。直到2004年政府才真正给社区电视以社区部门的范畴颁发执照。在此迂回曲折的过程中,推动政府许可社区电视的动因包括多个主体的行动,例如,早年的录像近用中心(video access center)成为后来澳大利亚社区电视倡导团体形成的场所,原住民开办社区电视的实践活动也是推动这一政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另外的推动力量还包括,敦促有线电视开办社区频道的努力和低功率社区电视的实验团体等。这些都促使政府不得不重视现存制度体系的不足,许可这些被忽略的社会力量自己开辟传播空间。

  社会团体推动传媒政策民主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阻力。尤其是美国,由于主控意识形态强大,权威部门往往对商业传播公司持友好态度,而对社区媒体抱漠视甚或敌意态度,在这样的环境下,公民社会团体的抗争更显艰难。例如,在有关公用频道的辩论中,大的有线电视公司往往使用新自由理论,认为媒介近用实质上是对媒体所有者(有线电视公司)的言论权利的侵犯,以此来争取“挣脱”自己提供公用频道的义务,这些辩论甚至实质性地影响到美国公用电视政策在70年代的波折。{51}而在低功率调频广播的合法化过程中,代表大的广播公司利益的全美广播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公共广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也都全力阻挠,特别是商业的广播业者,为了保证自己对频谱资源的占有,进而追求稳定的利润,极力游说议会阻止低功率广播的合法化,尽量在数量上限制低功率广播发展的数量。

  如果说早期的抗争还是零散的、缺乏明确主体意识,更缺乏政策动员力量的话,社区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联盟组织则意味着社区媒体的抗争和政策推动获得了一个代表实体,成为这个部门的政策发展和院外活动的力量。这些组织成为社区媒体倡导者的联络,建立之间的网络,并且成为这个部门声音的实体代表。这使得抗争和争取更明确,也更容易取得成效。今天,各国都形成了各自的社区媒体联盟组织,例如,美国有社区媒体联盟( Alliance for Community Media)、全国社区广播业者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mmunity Broadcasters)、媒介近用组织(Media Access Project)等;澳大利亚有社区广播协会(Community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加拿大有全国校园和社区电台协会(National Campus and Community Radio Association) 和服务于法语社区电台的加拿大社区电台联盟(l’Alliance des radios communautaires du Canada inc)等。

  (三)当代实践:对媒介集中化现状的“批判性干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国家的传媒都呈现越演越烈的进一步“去管制”(deregulation)、私有化、商业化和集中化的趋势,挑战媒介集中和世界传媒格局的这一变化趋势及其带来的“民主赤字”{52}进一步成为社区媒体叙述自身宗旨的背景。

  一些社区媒体及其联盟在这一背景下重申或强化了它们矫正垄断性媒介文化的民主目的,将自身视为对现行这种媒体所有制高度集中现状的批判性干预(critical interventions)。{53}例如,在美国的低功率广播合法化和频谱资源分配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普罗米修斯广播组织(Prometheus Radio Project)这样表述其改革愿望:“我们相信,一个自由、多元和民主的媒体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健康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趋势是前所未有的媒介集中水平,同质化和对媒介图景的限制。我们致力于让我们的未来媒体能够让普通民众近用,并且能够提供广阔和令人兴奋的文化和信息媒体资源给民众选择。”{54}美国的社区媒体联盟也被认为是“民主化这个国家并赋权于缺乏公民权利的人”。{55}

  不仅如此,在美国,建立替代性媒介事实上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公民媒介改革运动 / 传播民主化运动的一个有力分支。{56}例如,低功率广播的合法化即是在媒介改革组织有意识的推动下完成的,是美国公民媒介改革运动近年来的重要成果。

  在加澳两国,媒介改革运动的开展不如美国强烈和广泛。但同样,面对90年代以来的变化趋势,部分社区媒体组织也积极投入到传播民主化运动之中来。Hackett & Carroll在研究了温哥华(Vancouver)的媒介运动组织后发现,致力于传播被主流传媒忽视之声音的社区电台如Co-op电台和一些致力于培育草根社群之传播能力的组织,形成了广泛的联盟,共同构成了这个全球城市(global city)传播民主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改变90年代以来报业集中和政府削减公共广播开支所带来的“民主赤字”。{57}而且,对绝大部分社区组织而言,尽管并未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成为运动伙伴,但却如Howley所言,“社区媒体……是策略性的,是因为这些努力都是在前所未有的媒介集中及媒体在跨国间的流动的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有目的的宣称,宣称自身的集体身份及地方性自主。”{58}

五、维系民主:有关社区媒体之民主价值 / 潜力的学术论辩

  为什么需要社区媒体?它对于传播民主化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看待社区媒体的民主价值?尽管在社区媒体的发展历史中,这些问题一直成为行动者们的话语出发点,但作为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待却更晚。有关社区媒体在传播民主化的过程中能够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即是理论化“社区媒体”的核心。当然,在这些讨论中,“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拓展,它不再只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程序民主,而是指向更实质的民主内涵。

  (一)传媒本身的民主(democracy of media):抗衡主流传媒

  民主——意味着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是社区媒体的一个中心概念,因为近用和参与正是产生于“人民有权利在传媒中直接代表自己”的信念。因此,社区媒体的参与性格使得它在组织方式上就有别于主流传媒,将传媒的权力从少数专业精英的操控中解放出来,加入草根的力量,因而显示出民主的性格。这是微观层面的传媒民主。

  但是微观的、传媒组织自身的民主并不必然意味着传媒体系的民主。在宏观层面促进传媒资源的平等分配和传媒话语的平等表达才是最初的社区媒体理论研究者关心的问题。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有关国际传播秩序不平等以及要求建立世界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讨论催生了最初的一批社区媒体研究者,其中最活跃的是来自拉美的学者。他们认为,需要由普通人掌握传播资源,来抗衡大的传媒集团对传播资源的控制,只有通过鼓励当地社群的传媒参与,才能制约来自西方的大的跨国传媒集团对“南方”的垄断性传媒输入的趋势,制衡传播体系不均衡的局面。这些学者尝试赋予这个部门宏大的政治宣言,例如社区媒体被视作是对全球化和跨国媒体集团之利润驱动之“邪恶影响”的一种“革命”。

  拉美学者所建立的这一类似于(圣经中)牧羊人“大卫”与Goliath巨人之间斗争的讨论传统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社区媒体研究。按照这一传统,社区媒体应该占据平等的传播资源,通过传播异见来改变主流传媒的同质化趋势,反抗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力,在主流传媒之外建立新的话语领导权,创造出一个平行的“媒介场”(media field)。例如,自社区电视早期起,美国的媒介学者们即赋予其矫正越来越集中的垄断性媒介文化的意义。{59}

  但是,以这一理论框架审视现实中的社区媒体,学者们则发现,现实中的社区媒体 / 另类媒体正经历“信誉危机”{60},新的话语权力中心并未能建立,相反,现实中的社区媒体力量微弱、“易受伤害”{61},对现存的传播体系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很多都缺乏有意识的抗衡目标,有的时候甚至仅仅是业余人士的操练场,因此,社区媒体对于民主化传媒没有效果,仅是一种幻觉而已。{62}以至于Armand Mattelart 和 J.-M.Piemme宣布,左翼在地方层面所发展出的以避免当前欧洲国家广播体系之“沉闷的多元主义”、同时以反对“多国主义”之文化威胁为己任的新的公共服务广播形式的实验,宣告失败。{63}

  社区媒体的现实状况也促使部分学者对这一理论传统进行反思。这些学者认为,之前对于社区媒体民主价值的讨论其实建立在二元权力观的基础上,只是从“社区媒体不是什么”,而未能从“社区媒体是什么”的角度来思考它的民主价值。{64}同时,有关社区媒体的一些参与观察式的经验研究也促使学者们重新看待社区媒体的分散和缺乏反抗意识的现状。一些学者发现和认识到社区 / 另类媒体的多样化和异质现实,由多样的团体和组织发展出来,从各种差异巨大的具体处境中生长出来。{65}他们认为,尽管社区媒体未能履行上述的反抗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规模的、分散的和从各自的历史文化脉络中生长出来的社区媒体缺乏民主价值,仅仅从期待社区媒体形成一种联合的力量去对抗主流传媒的角度来思考社区媒体的民主价值并不足够或并不能深刻理解现实的微妙和复杂。而这,也促使学者们跳出传媒中心的理论视角,从传播对社会民主的贡献之角度去理解社区媒体的民主价值。

  (二)通过传媒实现社会民主(democracy through media):“解除迷思”、日常赋权(empowerment)与多重抗争

  70年代初期以来的学术讨论也并非完全以传媒中心,忽视社区媒体的社会民主任务。事实上,这些讨论也将社区媒体视为颇具前景的政治场所,只不过,建立在相对严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二元权力观的基础上,这些讨论倾向于从显著和有意识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以及建立理性和统一的反抗议程的角度来看待社区媒体推动社会平等、激活社会变革的任务。他们认为,只要社区媒体能够克服自身的碎裂和分散的缺点,进行组织和联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变迁目标的话,社区媒体的政治潜力就能够实现。{66}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审视传媒的社会民主任务同样导致了失望。因为按照这一诉求,多数社区媒体的表现确实过于琐碎、平庸和缺乏政治诉求,削减了其作为激活进步的社会和政治变迁之工具的潜力。而且,从社区媒体的出现开始,过于分散和碎裂,几十年过去了,社区媒体并未能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事业。

  理论与现实的距离促使部分学者开始摒弃这种宏大政治框架,寻找新的理论框架来看待社区媒体的社会民主价值。吸收了后结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Mouffe等人的激进民主理论{67}以及Gramsci的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68}等成果,对社区媒体之民主价值的认识建立在对权力的重新认识上。首先,权力和压制被认为并非仅仅是通过强制的方式实行,文化的主控和领导被认为是维持权力的重要基础。按照这一认识,社区媒体的民主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反抗主流传媒,而在于成为大众或从属社会群体(subordinate group)建立反霸权(counterhegemony)的阵地,在这里,可以表达在主流传媒中被掩盖的社会经验,建立新的对现实的定义,形成与商业主流传媒的框架和偏见抗争,进而能够解除主流传媒之迷思(demythification),以颠覆维护主控权力的文化基础。如Rodrigue{69}所言:社区 / 另类媒体能够“在符号领域表达异见……符号反抗潜在地发生于这一领域……因为权力所立基的社会文化符号基础系统将停止作用。”通过解除服务于主控社会关系的迷思,社区媒体也能够实现“意识提升”或觉悟启蒙(Conscientization),促进社会行动。特别是对于“作为媒介产制过程之合作建筑师的阅听人” {70}——社区媒体的参与者而言是如此。

  更重要的,权力行使的方式并非固定,它虽然有些时候表现为强制暴力,但更多时候则以分散的网络形式存在的微观权力运作。{71}在此权力观下,政治主体并非一个既定的给与,而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72}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拥有异质和多重身份(identities)的社会主体,并非只拥有一个固定的身份,它们的身份必须被置于所处的具体情境中加以理解。这一认识直接促进了对于日常政治抗争之丰富性的理解,因为政治主体必须通过参与日常实践,在具体的日常情境中扮演其政治角色才能被激活。一些学者正是将社区媒体置于这种日常政治(politics of quotidian)范畴从而发掘其民主意义。{73}在这些学者看来,社区媒体正是激活和扮演政治主体的日常场所,尽管它们看起来缺乏明确的反抗意识或政治目标,只是从各自生活处境中生长出来的一些自我表达,但它却能够促使政治主体从中获得对自我、他人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理解,也就是“赋权”,也因此,看起来缺乏政治表述的社区媒体其实是“弱者的武器”。{74}在这一框架下,传媒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从传统较为窄义的激进反抗转向更为广义的赋权(empowerment)概念。

  另外,权力和压制的主体是多元和分化,并非如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言,资产阶级对劳工的剥削这么单向度。与这种分化的权力观相应,反对权力和压制的政治主体因而也具有多重身份,而不应该是一个统一和同质的身份。{75}这种分化的权力观以及将社会主体视为多重身份相遇的观点使得更广泛和多样的社会运动如妇女、农民、学生和反种族主义运动进入了理论家视野。建立在分化的权力观和多重主体观基础上,激进民主理论非常强调需要将多种民主抗争联系起来。{76}但是,多种民主抗争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在一个有意识的、统一和清晰的议程领导下实现所谓民主目标的线性过程,而更可能是小规模的、分散的甚至是“临场发挥”式的多种形式社会力量在各自具体场景和历史处境中与权力的“协商”过程,这些多重力量有各自的节奏和周期,各自浮出表面,彼此之间只有若有若无的关联。{77}在这一框架下,作为社会抗争之一部分的社区媒体的民主价值也就在于此。同样,在这一框架下,作为社会团体之传播平台的社区媒体的民主价值也因此被认为并非在于为一个统一和理性的运动提供传播平台,而是成为十字路口,来自不同运动的人们在这里汇合与合作。{78}

  (三)公民社会框架下的民主价值:活跃“公民文化”与“第三部门”的发展

  与前面重视从权力关系出发来理解社区媒体的民主价值不同,这一取向并不特别强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而是将公民社会视为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公共生活和论辩的场所。

  公民社会概念近年在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成为重要概念。它指的是由正规和非正规的网络、群体,如各种协会、俱乐部以及将社区连接在一起的社会联结等构成的领域。与之前学术传统认为公民社会与政治无关,只是属于非政治的社会领域不同,新兴的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公民社会作为一个社会行为领域,是促进政治变迁的重要场所和工具,是民主过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克服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较为普遍的政治冷漠问题{79},促进参与民主,是通过增进参与水平来扩展和深化民主的场所。{80}可以这样总结:“一个参与政体必须建立在一个参与社会之上”。{81}

  社区媒体的民主价值正是置放于公民社会的理论背景中得以彰显。这一取向的观点认为,首先,社区媒体即是公民社会的一个普通组成部分,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一样,是公民社会成员参与公共生活的场所。社区成员在微观层面参与社区媒体很重要,因为这促使了人们学习和采纳一种公民文化和态度,学习到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而能够促进宏观或政治层面的参与。这正是“通过‘参与’来学习‘参与’”。{82}

  正是在这一理论传统下,活跃公民文化被认为是社区媒体的重要民主价值。一些学者尝试从公民参与节目制作的行动过程本身来看待公用电视的价值。他们认为,与商业电视相比,产制公用节目的经验本身能够将公民和媒体从被动转为主动。他们发现,通过参与公用电视的节目制作,参与者可以掌握技术,了解传递信息,学习到宽容他人观点,通过共享新闻来创造社区,并且能够感受到自己可能对他人产生影响,这些都是重要的改变生活的行为。而这些“私下的愉悦”是能够转变为政治行动的,因为通过参与节目制作获得社区媒体因而塑造了公民促进了可持续的公民参与。{83}有学者则认为应该放弃采用传统的媒体中心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和看待社区媒体,而应该采用作为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第三部门”的标准,如其非营利地位、志愿者的参与组织管理的原则、部门的培训能力、社区广播所在的各种网络的性质等,来评估社区媒体的发展现状。{84}

  其次,社区媒体也是公民团体和社会行动者的传播平台,而这正是这些团体或运动在主流传媒中比较难以获得的。作为公民社会团体的传播平台,社区媒体能够克服从绝对主义角度解释客观中立的意识形态,提供不同的社会团体以机会来参与到公共论辩当中。而且,通过在公共领域中自我代表,进入一个促进宏观参与的领域。正是在这一意义下,社区媒体与广义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关联起来,它可以成为民主化的社会和政治理想中的一部分。

  (四)地方主义:社区发展与地方性公共领域的构筑

  这一观点强调的是社区媒体的地方性属性,认为社区媒体对于地方文化身份的表达、社区建构和政治参与有重要意义。它融合了多种讨论传统。在欧洲,有关社区媒体的学术讨论从早期开始即主要集中在其“地方性”上,社区媒体被认为是促进和维持地方文化及身份的工具和场所,{85}在这一基础上,“社区传播”的概念被提出来。{86}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实践的“发展传播学”对这一观点也有影响,社区媒体被认为应该作用于促进社区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并使得一个社区各个不同的部分之间形成对话。在这里,地理社区成为“发展”和参与的基本单位。今天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社区媒体政策也是在这一概念基础上被制度化。

  但是,受到激进民主理论的影响,这一概念在当代更多被纳入了上述的赋权和抗争的概念,社区媒体更多被视为地方性公共领域,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地方背景上,能够建立地方的身份认同,鼓励地方文化和政治议程。一方面,服务地方利益,提出和讨论地方关注的议题,并形塑、反映和告知地方经验,地方性利益表达代表地方社区进入更广大的公共领域,形成从“微观参与”到“宏观参与”的过渡,构成“多重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87}同时,它也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公共空间,在地方层面提供空间给族群和文化来表述及传播他们自己。{88}但仍然保持与前述激进民主理论的差异在于,这一观点仍然立基于地方,而并不特别强调“地方”必然是边缘群体或被排斥群体的抗争场所。

  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社区媒体的地方性格被认为更能彰显价值,为全球同质化的媒体文化增加地方维度。{89}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社区媒体不必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因而不必考虑让自己的传播到达和满足所有的受众(这一点正是全球化时代媒体集团的企图),它们于是得以呈现地方方言、报道地方事务、谈论地方议题和关注地方现实,人们也得以从“地方社区本身的观点”出发来了解信息的全球化。

  但是,对地方主义并非不存在批评。批评者认为,尽管小规模社区的社区媒体可能可以在地方层面影响到议程设置,并促进社区建构,但是,地方媒体不大能够触及现代民族国家给民主体系带来的规模问题,代议民主的体制将它的大部分政治决策过程都委托给国家代表,而不是地方代表,一些国家的许多政治过程都是通过国家层面的机构来完成的。这使得仅仅局限于地方性的社区媒体很少能发挥其民主价值。因此,社区媒体应该突破地方局限,实现社会政治议题的全国性传播和联盟。这一阵营的理论家看好的是美国的Paper Tiger和DDTV电视的传播模式,它们不断触及和讨论具有全国性意义的议题,并促进它的广泛传播。{90}

六、未竟的事业:社区媒体面临的困境、挑战与趋势

  尽管社区媒体被认为具有上述的民主潜力,并且在近年取得了诸多成就,但现实是,与占主流地位的商业广播和公共广播相比,社区媒体的总体影响仍然微弱。如澳大利亚媒体专家Albert Moran所言:“这一部门(社区媒体部门)缺少公共服务广播和商业广播二者的政治权力”。{91}社区媒体的倡导者和研究者对于社区媒体的未来仍然充满忧虑。他们认为,政策环境的不稳定、身处一个漠视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有些敌意的政策环境、资金的困境,以及新技术所酝酿的政策和技术挑战都构成了限制作为媒介民主化形式的社区媒体潜力的因素,给社区媒体的近年发展及未来带来相当的不确定性。

  (一)仍显不足的政策环境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美国社区媒体政策的不足在前面已论述,由于对社区媒体缺乏法律定义,因而缺乏一个稳定、严肃和有效的针对社区广播的制度框架或管制结构,这种状况对社区电台的成长非常不利。例如,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频谱稀缺”一直被提出作为排除和边缘化社区电台的理由,有利的频谱资源总是优先分配给商业广播业者。同时也促使FCC在发放执照及日常管理上对社区电台采取极为严苛的政策,如标准非常严格、程序复杂,而且并不发给稳定和长时期的执照,执照所有者需要经常定期申请更新执照等。这样严格的审核制度给许多社区媒体组织的日常工作造就了比较沉重的负担,例如,有的组织从孕育到真正开播,要花费10年。另外,FCC还对社区媒体日常运作提出许多高的要求,例如它关于猥亵、同等时间、技术等方面的标准,这也使得一些社区媒体组织的日常运营带来困难。{92}

  在加澳两国,政策环境仍有待优化,才能有助于社区媒体的成长。例如,在加拿大,尽管法律已经规定了有线电视公司必须辟出专门频道给公众近用,但CRTC仍然给商业的或私人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以优先权,优先让有线电视公司决定要不要自己开办社区频道,只有在其选择不自行开办的条件下,其他的社会团体才有可能申请独立的执照。又例如,在促进多平台之社区媒体政策(multi-platform approach)方面,虽然加拿大的立法可以被认为是具有超前性思维的(例如,它既有有线电视、数字有线电视的社区媒体政策,又有低功率的广播和电视政策),但是它在促进社区媒体上卫星,或者说推动社区卫星电视这一点上仍然裹足不前。{93}

  而在澳大利亚,尽管它已经赋予了社区媒体部门一个稳定的地位,但相对于商业和公共服务两个部门,社区媒体部门仍然居于边缘从属地位,是一种边缘性的和补充性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与商业和公共广播平起平坐的制度体系。这是因为,其社区媒体政策的设立是基于对多元性和多文化主义之文化政策的考虑,而非专门对社区媒体之意义价值的充分考量。{94}另外,社区媒体在使用新兴技术或技术转型过程中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政策支持仍然是个未知数。 

  之所以各国的社区媒体政策不能足够的优化,尤其是在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95}例如,美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得FCC本能地对非商业的广播电台充满敌意,也不可能像加拿大一样对社区媒体提供政府支持,即使在社区公用电视上开了口子,但也仍然是在与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以个体为单位的言论自由哲学基础上的实践,或者仅仅是立基于地方主义,认为社区电视主要是用来服务地方社区,而并不将公用电视真正视为电子公共论坛等。{96}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平等原则和“传播权”(communicative right)概念等都未能构成社区媒体政策的理念基础。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广播电视业界的游说力量非常强大,他们并不希望一个强大的社区媒体部门来影响和干扰他们的频谱。

  (二)资金困境及其引致的专业化(prefessionalisation)、理性化和商业化趋势

  除政策环境,无法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也是诸多社区媒体组织面对的困境。

  很多时候,资金困境或与政策相关,因为政府提供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是社区媒体政策的一部分。尽管各国社区广播的财政来源都较为多样化,但政府拨款都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是,在各国都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政府的资助并不稳定或逐年减少。

  在加拿大,只有北部和魁北克省的社区电台可以得到政府资助,南部则得不到任何资助。澳大利亚政府给予社区媒体很大的财政支持,但是自1996年之后支持力度逐年下降。且由于社区电台的增长,平均每个电台所能获得的资助就更少。例如,在1995年,每一个社区广播电台通过政府的核心政府资金平均所能获得的资助大约为25000澳元,但是到2002年,平均每个电台能够获得的政府资助只有15300澳元。{97}而社区电视则并无任何的政府资金支持。

  面对资金困境的问题,有人建议政府增加对社区广播的资金支持,但是对此存在争议。政府资金的支持对社区广播的发展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政府的资金具有双面性,它在推动社区媒体发展的同时也可能使得社区媒体丧失独立性格,从而削弱其草根和民主意义。美国是显著的例子,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NFCB的争取,社区媒体有机会获得联邦的基金支持,但是,联邦资金的支持却造成了80年代社区广播的专业化,这是因为,政府的资金支持往往建立在一些较高的标准上,例如,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工作人员,要求制作专业的节目,对技术标准也有较高要求。这却使得一些社区电台为迎合这一标准而削弱了业余和志愿者基础,减少了与主流专业化传媒之间的差异。另外,在这一背景下,部分针对少数族群,或低收入社区,或小规模的邻里社区的社区广播由于比较难获得支持而逐渐处于劣势。这些都背离了社区媒体原初的追求,也削弱了社区媒体的草根价值。{98}另外,美国80年代后期以来,公共广播体系CPB也开始给社区媒体提供资金,这一过程也同样导致了上述的趋势,使得社区电台越来越多成为公共广播的附属台,或与公共媒体趋同,越来越专业化、理性化(小的电台被大的电台吞并)和官僚化。{99}

  加拿大的社区电视也存在专业化的趋势。很多社区电视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越来越减少了“社区”的成分,一些有线电视公司甚至开始不顾CRTC的指令条款,减少甚至完全停止了电台让公众近用、参与和训练的成分。{10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并非资金困境,而与加拿大有线电视公司的所有制集中程度有关,由于有线电视公司的所有制越来越集中,有线电视运营商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全国网络系统的节目运营并偏好专业化节目制作。例如,在加拿大的温哥华,80年代的社区电视是众多小的社区频道构成,这些小的电视频道由不同的有线电视公司运营,但是随着有线电视业的集中,到2002年,社区电视全部都被集中到一个由Shaw公司运营的大的区域性频道当中。集中后的社区电视不仅频道的数量减少了,而且也改变了社区电视的日常运营和节目风格及标准,如导致大量削减了公众近用的节目的数量和时间。{101}

  在财政困境下,部分社区媒体也寻求公司赞助。例如,在澳大利亚,政府对社区电台资金支持的下降直接导致了这个部门的商业化趋势。而社区电视台由于没有核心的政府财政资助,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依赖赞助和出售时段,来获取收入。商业化趋势引起了这个部门诸多焦虑。在社区媒体界,主流的意见是,商业化会削弱社区媒体的非商业伦理,进一步削弱其公共职能{102};社区媒体的商业化也使得很多听众对此不满,认为这些社区媒体丧失了民主的价值,与其他主流媒体已经没有任何区分。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应该允许社区媒体进行一定的商业运作,而不应该对其运作伦理做太严格的限制,允许一定的商业化是有必要的,它有利于解决很多社区媒体组织一部分的资金问题。{103}

  在资金困境前,大多数研究者和倡导者都同意“第三条道路”,即以听众的赞助和订阅费作为最主要的基础,但这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听众的订阅费和赞助等一般难以维持稳定,而且,对一些社区媒体组织而言,往往存在某种内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例如,社区广播的一个价值和生命力即被认为是其向公众开放的近用政策,大量使用业余的志愿者,但现实中的一个规律却是,越是使用媒介近用政策,播出志愿者制作的节目的电台,就越是不能够吸引到受众。因此,如何在公众近用和节目质量之间维持平衡成为社区 / 另类媒体作为媒介民主化形式所必需面对的一个挑战。{104}

  (三)数字时代的挑战:服务社区还是服务全球?

  新技术的挑战并非始于数字时代,早在卫星技术出现之时,它就给社区媒体的发展带来新趋势和新问题。例如,卫星传送节目的技术曾使得美国诸多社区电台希望依赖卫星传送的节目(往往是有)来填充节目时间段,这被认为进一步削弱了志愿者在社区媒体组织中的地位,并使得社区媒体进一步丧失地方性格。{105}

  数字技术在给社区媒体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类似的挑战,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矛盾也开始出现在数字技术在社区媒体的应用当中。一些社区媒体开始尝试让数字技术运用于社区媒体,如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声音编辑或建立网站,进行网络广播,创造地方的声音档案(sound archives)等。{106}网络广播使得社区电台可以不再只局限于某个地理社区。但是,社区媒体能否使之在服务于全球的同时并不放弃对地方社区的服务,或者说,社区电台在追求超越地理社区的更大范围的听众的同时,能否继续建构和维持其地方基础,被认为是当前数字化社区媒体需要仔细对待的问题。

  另一方面,社区媒体的理念和实践也延伸至互联网领域,将具有全球潜力的技术纳入到社区建构的目标上来。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诸种探索,一种探索更为宏观,侧重于硬件上的努力,如为边缘和边远社区接入宽带,建立社区网络,提出由公共机构而非私人机构来建设社区网络的方案。这可以降低服务价格,覆盖对私人企业不具营利潜能的偏远、分散地区。这在多个国家都已经在实践。{107}另外一种取向的探索则更微观,包括建立社区网络中心(telecenter),让边缘人群及社区组织获得免费网路空间、技术培训,建立公民参与社区生活的技术平台等。{108}但是,新技术带来的新兴社区媒体形式是否确实能够履行如传统的社区电台和公用频道的角色和功能,或甚至能够承担新的使命,仍有待观察。

  数字技术同时也给现有的针对广播和电视两种技术形式的社区媒体政策带来机遇和挑战。机遇在于,当前许多国家政府对社区媒体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就是频谱稀缺或不足,即,一旦把一种频谱分配给社区使用,就意味着可能浪费了本来应该分配给国家或是商业使用的频谱,而数字广播技术使得至少在原则上大量的更多的广播频道成为可能,在这一条件下,“频谱稀缺”的理由被认为将不再令人信服。{109}但这是否能真正改变社区媒体在当前传播政策中的边缘位置还未可知。挑战在于,政府能否对社区媒体予以和商业及公共服务媒体同样的数字化政策支持,目前来看,美加澳等国政府对媒体数字化的支持仍然主要放在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上,较少放在社区媒体上,这将有可能使得社区媒体在技术设备上更加落后于主流传媒,成为限制其潜力发挥的技术障碍。

  (四)其他阻力:未竟的民主事业

  另外,作为传媒民主化的一种形式,学者们认为,社区媒体也面对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和局限,例如,它们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暧昧不明,尚未形成有机的关联;在内部的自我管理上有滑向等级式组织的危险,有的组织则面临集体式自我管理的挑战,因为既要维持与社会上更广大的民主之间的关联,同时又必须避免“无结构的暴政”等。{110}这些都意味着,社区媒体要系统发挥其民主价值,仍然有相当长的道路。

  

七、结语和讨论:对中国现状的观照

  本文全面概述了社区媒体在美加澳三国的发展历史和状况,剖析了这一“第三部门”的传媒产制模式对这些社会的意义和所代表的价值,并探讨了促成这种传媒产制模式的动力过程。

  基本的发现是,社区媒体在这几个国家都呈现出多元形态,扮演了重要和多元的社会文化角色。这与这些国家近年来逐渐建立起的政策框架相关,同时更根本地得益于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在主流传播体系之外寻求建立自己传播空间的努力。社区媒体的兴起构成了广义上传播民主化运动的一部分。今天学术界对于社区媒体之民主价值寄托于多种面向,这来自其参与和开放的特性,既可能形成对权力和利益集团(尤其是资本主义秩序)及其所代表的媒体体系的抗衡,推进弱势社群的利益和正义维护;也在于日常生活的赋权,通过意识的提升来激活社会变革。另外,社区媒体对于地方人群以及对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意义也仍然被重视。

  当然,到现在为止,社区媒体的民主价值并未得到彻底发挥,在这些国家仍然面临困境,这包括政策不足、资金困境和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等,社区媒体仍然是这些国家未竟的民主事业。

  作为对国际传播理念和实践的一篇介绍性文章,本文一方面为我们了解西方媒体提供了一个“另类”窗口,另一方面,希望本文所描述的“参与式的媒介产制文化”(participatory media culture),以及它所代表的民主价值能够汇聚到我国传媒改革的讨论当中,丰富现有的改革话语。中国过去二十几年所启动的媒介改革可用“市场化”来概括,市场化确实给我国带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进步。然而今天,在二十几年市场化探索过程之后,国家管制下的传媒商业化已经导致了传媒之“公共性”的危机。{111}当社会日益沉浸在娱乐化狂欢、“哄客”意志{112}、公共空间的私密化{113}和碎片的专业主义{114}的飘摇之中,中国的传媒改革重新来到十字路口,传媒改革需要“再起步”{115}。“市场化”这一单一面向的改革模式愈来愈推促国人检视其不足,探索和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在这一背景之下,国际社区媒体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视野,在这个视野中,“公共性”得到新的诠释,草根、平等、开放、多元、参与、近用和非营利等成为关键词,而不再是“高端市场”、“收视率”、“做大做强”、“传媒帝国”和“营利模式”。

  而对于今天中国日渐活跃但又面临困境的公民社会而言,尽管由于相应的政策框架并不存在,在目前讨论真正参与意义的社区媒体制度是个尚早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和关注公民社会是否能够发展自己的传播力量,以配合其社会行动,服务特定社区 / 社群,甚至,公民社会是否能够形成其传播和象征权力,创造新的官方和商业之外的符号中心,表达多样的社群声音,尤其是来自草根的声音,丰富今天中国的改革话语,将是未来公民社会在中国发挥作用的重要面向。

  这一面向在新媒体时代有了更多现实意义。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在中国严格管制的传媒体制下,民众参与表达成为可能,这些参与也在近年来成为中国民意发展最受关注的面向。它推动了多个“网络事件”的“公共表达”,在今天中国的民意论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网络讨论社区(BBS)、博客、各种分享性的“圈子”如QQ群、校内网等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官方和商业之外的意见表达场所。但是,这些由新媒体技术所催生的“参与”性的、目前仍然处于相对松散状态的意见表达是否会日益发展出组织化形态,形成明确的公民社会事业诉求,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社区媒体事业那样;在中国语境下,参与性的表达和意见产制将与国家管制如何展开互动和周旋,如何面对商业力量的“收编”;是否能够超越“事件中心”的眼球式的关注,发展出“议题中心”的社会话语,形成真正意义的非官方和非商业的符号和话语中心;是否能够重新发现其地域属性,构建地方性公共领域,服务特定社区和社群,都将是未来中国的新媒体和公民社会研究及实践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正是国际社区媒体经验的启示。本文希望可以为处于困惑的公民社会的研究和实践者提供一个了解全球世界的“同类者”及其历史经验的机会。全球视野中生机勃勃的社区媒体现象并没有神秘图谱,它是公民社会之身体力行的结果。

  

  *本文是笔者作为2007 ~ 2008年中加学者交换计划成员,赴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访问成果。感谢赵月枝教授为本文提供的指导、激励和帮助。


【注释】

{1}印刷媒体,如社区报纸也是社区媒体的重要类型,本文暂不考察这一社区媒体形式,而聚焦在社区广播和电视这两种电子媒体形式上,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本文关注社区媒体的政策和管制基础。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人们一般享有出版自由,印刷媒体的创办一般并无需经政府的同意,涉及的政策议题较少,而广播电视则涉及频谱资源的分配、执照的颁发等,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被纳入了管制范畴,往往涉及更复杂的政策议题。 {2}Lewis, Peter M., “Community media: Giving ‘a voice to the voiceless’”, in P. M. Lewis & S. Jones (eds.),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cutting edge, Hampton Press, 2006, pp. 13-39. {3}有一些商业媒体也从事一些“服务社区”的节目,却通常不被纳入为社区媒体的范畴。 {4}Deuze, M., “Ethnic media, community media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Journalism, Vol. 7(3), 2006, pp. 262-280. {5}Jankowski, N., O. Prehn & J. Stappers (eds.), The people’s Voice: Loc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Europe, John Libbey & Company Ltd, 1992. {6}Jones, S. G. (ed.), CyberSociety: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 Jones, S.G. (ed.), CyberSociety 2.0: 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8. {7}IAMCR,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转引自www.iamcr.net/secannounce/comcom/index, 2008年11月访问。 {8}Melville, B, “Digital Challenges for community broadcasting”,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No. 120, Vol. 2006, pp. 10-13. {9}Meadows, M., Forde, S., Ewart, J. and Foxwell, K., Community Media Matters: an audience study of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broadcasting sector, Brisbane: Griffith University, 2007, p. 4. {10}另外,在澳大利亚,社区广播拥有大量的志愿工作者,澳大利亚的社区广播(不包括社区电视)常规地吸引了2万名志愿者,每周贡献大约相当于279万澳元的志愿工作(不付薪酬)。 {11}由于美国的社区广播与公共广播体系几乎是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下兴起,二者都是替代主流商业传播的方式,且近年来有汇同的趋势,因此有的作者会把二者放在一起讨论。例如Dunaway, D., “Community radi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ommercialism vs. community power”。 {12}Dunaway, D., “Community radi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ommercialism vs. community power”, in Jankowski, Nichols W. with Ole Prehn (eds.), Community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Hampton Press, 2002. {13}除了提供给公众使用,美国还有提供给教育使用和政府使用的频道,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的PEG,其中教育使用的频道占整个有线频道的12.9%;政府使用的占10.7%。PEG频道每星期产制超过20000个小时的节目(Alliance for Community Media, 1997)。另外,有关加拿大社区电台的近年增长数字资料暂缺。 {14}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一个较为茁壮的公民社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社区媒体政策相对完备,社区媒体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地位(Rennis,2006)。 {15}Forde, S., Meadows, M. and Foxwell, K. , Culture, Commitment, Community: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Radio Sector, Brisbane: Griffith University, 2002. {16}{17}Foxwell, K., J. Ewart, S. Forde and M. Meadows, “Sounds like a whisper: Australian Community Broadcasting hosts a quiet revolution” ,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Vol. 5(1), 2008, pp. 5-24. {18}Meadows, M., Forde, S., Ewart, J. and Foxwell, K., Community Media Matters: an audience study of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broadcasting sector, Brisbane: Griffith University, 2007; Foxwell, K., J. Ewart, S. Forde and M. Meadows, “Sounds like a whisper: Australian Community Broadcasting hosts a quiet revolution” ,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Vol. 5(1), 2008, pp. 5-24. {19}有关社区媒体的经验研究在澳大利亚发展比较成熟,而在加拿大相对较少。所以引用的文献以澳大利亚为主。参见Foxwell, K., J. Ewart, S. Forde and M. Meadows, “Sounds like a whisper: Australian Community Broadcasting hosts a quiet revolution”。 {20}Rennie, Ellie, Community Media: a global introduc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21}Foxwell, K., J. Ewart, S. Forde and M. Meadows, “Sounds like a whisper: Australian Community Broadcasting hosts a quiet revolution”. {22}Barlow, William, “Community Radio in the US: the struggle for a democratic medium”, Media Culture Society, Vol. 10, 1988, pp. 81-105; Hackett, R. & W. Carroll, 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 London:Routledge, 2006; Howley, K., Community Media: People, Plac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Kellner, D., “Public access television: ‘Alternative views’”, Humanity and Society, 9 (1) , 1985, pp. 100-107. {24}Stein, L., “Access television and grassroo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wning, J. (eds.),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25}Pavarala, V. & K. Kumar, “Enabling Community Radio: Case Studies in National Broadcasting Policy”, MICA Communications Review, 1(3), 2004, pp. 5-23. {26}Fairchild, C., Community Radio and Public Culture,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1996, p.167. {27}Rennie, Ellie, Community Media: a global introduction. {28}Lewis, P. and J. Booth,The Invisible Medium, London: Macmillan, 1989. {29}www.aba.gov.au/radio/services/licence_types/community/index.htm., 转引自Pavarala, V. & K. Kumar., “Enabling Community Radio: Case Studies in National Broadcasting Policy”, MICA Communications Review, 1(3), 2004, pp. 5-23。 {30}Fairchild, C., Community Radio and Public Culture. {31}Fuller, L. K., Community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ourcebook on public, educational, and governmental access,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4. {32}CRTC公告,2002-61。 {33}当时CRTC规定,如果有线电视公司自己同意开辟社区频道的话,这个本应上交的5%当中的2% ~ 3%(其总收入的)就可以由有线电视公司自己使用来运作这个社区频道。 {34}Taglang, K., “Community & broadcasting”, The digital beat, Vol. 2, No. 21, February, 2000, 转引自http://www.benton.org。 {35}Fairchild, C., Community Radio and Public Culture. {36}林子仪:《论接近使用媒体权》,载《新闻学研究》第45集(1991年),第1 ~ 23页。 {37}Howley, K., “Community Media: People, Plac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38}Barlow, William., “Community Radio in the US: the struggle for a democratic medium”, Media Culture Society, Vol. 10, 1988, pp. 81-105;刘学、向宗平:《美国公民媒介改革运动:1920s-2007》,载《新闻学研究》总第97期(2008年), 第179 ~ 229页。 {39}转引自Downing, J.,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40}Engelman, R., “The origins of public access cable television: 1966-1972”, Journalism Monographs, 123, 1990, pp. 1-47; Engelmann, R., Public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America: A political histo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6. {41}1971年在纽约大学建立的另类媒体中心(Alternate Media Center)是当时推动社区有线电视的重要机构力量,该机构的目的即是将加拿大“挑战变迁”的项目应用到美国的情境当中。 {42}Engelman, R. “The origins of public access cable television: 1966-1972”; Fuller, L. K., Community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ourcebook on public, educational, and governmental access. {43}Fairchild, C., Community Radio and Public Culture. {44}Barlow, Bill, “Conceptions of 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in Australian Community Radio Stations”, in Jankowski, N. W. with Ole Prehn (eds.), Community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ampton Press, 2002. {45}刘学、向宗平:《美国公民媒介改革运动:1920s-2007》; Schechter, D., “Fresh airwaves”, The nation, 2000, Feb 14,转引自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00214/ schechter,2008年12月访问。 {46}加拿大早期社区电台的发展与加拿大当时的政策背景有关,一是加拿大希望地理上全部覆盖,二是希望整合区域差异,建立一个加拿大的国家文化身份。这两个动机使得当时的CBC 转移设备到原住民社区,并一定程度上允许它们使用这些设备运用于自身的一些目的,比如不转播CBC的节目,而是自己制作节目等。因此,正是这些有利的政策环境促使了原住民的社区电台创建的努力成为可能,并能够发展壮大。 {47}Lewis, Peter M., “Community media: Giving ‘a voice to the voiceless’”; Fairchild, C., Community Radio and Public Culture. {48}同上。 {49}在澳大利亚,public broadcasting 实际上指的就是社区广播,而我们通常意义说的公共广播,在澳大利亚被称为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即公共服务广播。 {50}Rennie, Ellie, Community Media: a global introduction. {51}同上。 {52}Hackett, R. & W. Carroll, 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 {53}Hackett, R., “Taking back the media: Notes on the potential for a communicative Democracy Movement”,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63, 2000, pp. 61-86. {54}参见http://prometheusradio.org/about_us/,2008年12月访问。 {55}Drew, J., “Media activism and radical democracy”, in J. Brook & I. A. Boal (eds.), Resisting the virtual lif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1995, pp. 71-83. {56}刘学、向宗平:《美国公民媒介改革运动:1920s-2007》。 {57}Hackett, R. & W. Carroll, 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 {58}Howley, K., Community Media: People, Plac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59}Kellner, D., 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Boulder, CO: Westview, 1990; Devine, R., “Marginal notes: Consumer video,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future of access”, Community Television Review, 14 (2), 1991, pp. 8-11; Devine, R., “Acces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future of a public”, Community Television Review, 75(6), 1992, pp. 8-9; Engelmann, R., Public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America: A political histo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6. {60}Thomas, P. N., “An inclusive NWICO: Cultural resistance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P. Golding & P. Harris (eds.), 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7, pp. 163-174. {61}Reeves, G., Communication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3. {62}转引自Devine, R., “Marginal notes: Consumer video,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future of access”。 {63}Mattelart, A. & Piemme, J. ,“New means of communication: New questions for the lef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4),1980, pp. 321-338. {64}Rodriguez, C., Fissures in the Mediascape: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Citizens’ Media,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2001. {65}同上。 {66}例如,在这一理论视角下,美国公用电视作为民主之社会变迁的工具的有效性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草根媒体是否能够被连接到一个更大的政治和文化论坛当中。转引自Rodriguez, C., Fissures in the Mediascape: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Citizens’ Media。 {67}Laclau, E. & Mouffee, C., Heg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68}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69}Rodriguez, C., Fissures in the Mediascape: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Citizens’ Media. {70}Downing, J.,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71}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eon, 1977. {72}Mouffe, C.,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 towards a new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in L. Grossberg & Nelson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1988, pp. 89-102. {73}Rodriguez, C. Fissures in the Mediascape: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Citizens’ Media; Downing, J.,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74}Scott, J. C.,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5}Mouffe, C.,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 towards a new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76}Mouffe, C., “Preface: Democratic politics today”, in C. Mouffe(eds.),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London: Verso,1992, pp. 1-14; Mouffe, C.,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n C. Mouffe (eds.),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London: Verso, 1992, pp. 225-239. {77}Rodriguez, C., Fissures in the Mediascape: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Citizens’ Media. {78}不过,即使在今天,部分左翼的批判传播学者仍然对社区媒体的微薄力量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温和的社区媒体倡导者并不触及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变迁问题,它的理论根源仍然是自由多元主义。不过,这一局面在当今由互联网和新信息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潜力的趋势下有所改变。近年来反全球化事业对互联网的使用如Indymedia等的出现使得学者们重新开始评估社区/另类媒体对于社会进步事业的潜力。 {79}Putnam, R.,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80}Cohen, J. & A.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81}Verba, S. & Nie. N. H.,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82}Held, D.,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83}King, Donna L King and Christopher Mel., “Making Public Access Televis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dia Lite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3(4), 1999, pp. 603-623. {84}Lyons, M., Third Sector: The Contribution of Nonprofit and Cooperative Enterprise in Australia, Crows Nest: Allen and Unwin, 2001; Van Vuuren, K., “Beyond the Studio: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Radio and Social Capital”,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 Policy, 103, 2002, pp. 94-108; Van Vuuren, K., “Community broadcasting and the enclosure of the public sphe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 28(3), 2006, pp. 379-392. {85}Jankowski, N., O. Prehn & J. Stappers (eds.), The people’s Voice: Loc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Europe, John Libbey & Company Ltd, 1992; Lindby, “Community Television as a tool of local culture”, in Jankowski, Ole Prehn & James Stappers (eds.), The people’s Voice: Loc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Europe, John Libbey & Company Ltd, 1992. {86}Hollander, Ed, Stappers, J, “Community Media and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n Jankowski, Ole Prehn & James Stappers (eds.), The people’s Voice: Loc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Europe, John Libbey & Company Ltd, 1992; Hollander (ed.), Stappers, J. & Jankowski, Nicholas, “Community Media and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n Jankowski, N. W. with Ole Prehn (eds.), Community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ampton Press, 2002. {87}Forde, S., K. Foxwell and M. Meadows, “Creating a Community Public Sphere: Community Radio as Cultural Resource”,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 Policy, 2002, 103: 56-67. {88}Forde, S., Meadows, M. and Foxwell, K., Culture, Commitment, Community: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Radio Sector, Brisbane: Griffith University, 2002; Howley, K., Community Media: People, Plac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89}Howley, K., Community Media: People, Plac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90}Stein, L., “Access television and grassroo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91}Moran, Albert., “Multiplying Minorities: the Case for Community Radio”, in Jennifer Craik Julie James Bailey and Albert Moran (eds.), Public Voices, Private interests, Sydney: Allen & Unwin, 1995. {92}Bekken, J., “Community Radio at the crossroads: Federal policy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 grassroots medium”, 转引自http://www.infoshop.org/texts/seizing/bekken.html, 2008年12月访问。 {93}社区广播在澳大利亚政策中的文化地位居于第三个层级,最高是公共服务广播及文化政策,其次是市场,再其次才是社区广播,参见Rennie, Ellie, Community Media: a global introduction。 {94}参见Rennie, Ellie, Community Media: a global introduction。 {95}同上。 {96}同上。 {97}同上。 {98}Barlow, Bill, “Harlem Community Radio”, Democratic Communique, VIII(3), Winter,1989, pp. 17-18, in Jankowski with Prehn (eds.), Community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Hampton Press; Bekken, J., “Community Radio at the crossroads: Federal policy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 grassroots medium”. {99}Bekken, J., “Community Radio at the crossroads: Federal policy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 grassroots medium”; Barlow, William, “Community Radio in the US: the struggle for a democratic medium”, Media Culture Society, Vol. 10, 1988, pp. 81-105. {100}Rennie, Ellie, Community Media: a global introduction. {101}Inglis, G., “Controlled by Canadians — Public Process and the CRTC: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Community Channel, and the Regulation of Canada’s Broadcasting System”, Thesis in Master of Art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unpublished, 2006. {102}Dunaway, D., “Community radi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ommercialism vs. community power”. {103}Rennie, Ellie, Community Media: a global introduction. {104}Hackett, R. & W. Carroll, 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 {105}Bekken, J., “Community Radio at the crossroads: Federal policy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 grassroots medium”. {106}Lewis, Peter M., “Community media: Giving ‘a voice to the voiceless’”; Buckley, S, “Radio’s new horizons: democracy and popular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2000, pp. 180-187. {107}Malina, A. & N. Jankowski, “Community-Building in Cyberspace”, in Jankowski, Nichols W. with Ole Prehn (eds.), Community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Hampton Press, 2002; Howley, K., Community Media: People, Plac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108}Moragas Spa, M., D. Domingo, and B. Lopez, “Internet and Local Communications: First Experiences in Catalonia”, in Jankowski, Nichols W. with Ole Prehn (eds.), Community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Hampton Press, 2002. {109}Rennie, Ellie, Community Media: a global introduction. {110}Hackett, R. & W. Carroll, 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 {111}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载《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总第8期(2009年)。 {112}朱大可:《大话、哄客和灵语失踪案》,载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13}任剑涛:《私密化与公共关怀——以当代中国为例的讨论》,转引自http://www.100paper.com/100paper/wenhua/shehuiwenhua/20070622/23389.html,2009年5月访问。 {114}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载《新闻学研究》第71期(2002年),第17 ~ 60页。 {115}潘忠党:《专题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载《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总第6期(2008年)。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