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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隐蔽的再生产

——从职业地位获得看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

方长春

【内容提要】 如果说再分配体制下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对社会分层的刚性作用意味着阶层结构的某种程度的再生产的话,那么,这种再生产特征是否因为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消解了呢?通过对职业地位获得过程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自致因素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被加强,但家庭背景因素通过所谓的自致因素的作用来影响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如果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近似度量的话,家庭背景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潜在影响则提醒我们趋于隐蔽的阶层结构的再生特性的存在。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治权力和国家对资源的集中分配成为人们地位获得的主要机制。有论者曾指出:“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三十多年中,国家倡导并在实践中推行‘持续的阶级斗争’。不同‘阶级(成分)’被政治、家庭和职业标准加以界定;阶级标签被用于政治运动的大众动员,以及生活际遇和生活身份的分配。这是一套被政府及其不同部门设计、支持乃至操纵的阶级系统(或者说是‘社会主义阶层’)”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精英”阶层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而原来处于相对较低地位的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当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下来之后,当新的统治结构稳定下来的时候,社会阶层结构变得相对稳定,城乡二元分割以及单位制等制度设置,使得社会流动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国家再分配体制中所处的位置,因而他们的经济利益取决于他们在国家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地位,以及他们接近被国家高度集中的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大小”②。按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观点,“1978年以前,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社会整体上趋于封闭,先赋规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规则”③。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逐步分化,新的阶层(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群体(如农民工群体)不断涌现,阶层化的机制以及阶层之间的相对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阶层结构也仿佛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开放性。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说早期的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对社会分层的刚性作用意味着阶层结构的再生产,那么,这种再生产特征是否因为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消解了呢?抑或这种再生产的作用机制发生了形变?本文试图通过职业地位获得过程的经验考察,探讨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④。

二、研究设计

  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所谓阶级或阶层的划分,实际上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由国家权力强力介入而作的人为划分(这种划分也毫无疑问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作的“阶级划分”慢慢消解。但是,由于经济改革是从社会的边缘,或者说是从“体制外”首先开始的,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谓再分配的经济体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占主导地位,可以这样说,在整个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中期,国家制度和政策安排依然是决定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在这种体制下阶层结构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刚性,这种刚性不仅体现在不同阶层的相对关系上,而且体现在人们的代际地位获得上。就城市社会而言,单位制等制度设置,使得阶层结构的生成过程表现一定的再生产特性,即各阶层的成员相当一部分从其内部产生。以职业地位获得为例,林南和边燕杰运用1985年天津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虽然在中国父子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职业继承,但是父母单位所有制对儿子单位所有制有显著的影响⑤。边燕杰认为在中国找单位与找工作是两回事,找单位在先,从事职业在后。并且,单位相对于中国人的地位获得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不同的单位提供不同的工作环境、晋升机会、工资、福利、住房等等。通过对1988年天津调查数据的分析,边燕杰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位地位在父子两代人之间有越来越强的继承性,父母对子女职业地位的影响是通过子女单位所有制来实现的⑥。其实在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城市劳动力大都隶属于一个个具体的单位,个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与单位息息相关,进入不同的单位也就意味着拥有不同的生活机遇⑦。而单位作为一个结构性的地位决定因素,也在城市居民代际地位获得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作用⑧。自1978年改革开始,特别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单位制度改革的政策,加紧对单位体制的职能转化。这些转化是否导致了单位制作用的衰落?刘欣等通过理论探讨指出,作为国家控制的核心机构之一,工作单位在社会转型期仍然对中国城市分层有着重要的影响,再分配机制依然影响职业流动,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单位的地位密不可分,单位组织仍是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分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⑨。

  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引入,上述阶层结构的再生产特征是否发生了改变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表明,最具优势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社会流动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具有代际继承性并且多进少出的特点⑩。而陈光金通过分析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机构的有关私营企业主的多次调查数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要机制从所谓的精英循环转变为精英复制。这可能意味着,对其他普通的社会阶层(工人、农民)而言,这个社会阶层的边界正变得日益封闭”{11}。

  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过程中表现出的上述封闭性意味着阶层结构的再生产特征的存在,本研究以职业地位获得为例,来进一步论证阶层结构生成过程中这一特征的存在与否(之所以选择职业地位为例,其一是因为,在研究者们看来,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可以通过人们的职业地位很好地反映出来,其二是因为职业是人们群体身份的客观的,也是最易观察的标识)。根据前述讨论,在经验研究中,我们首先通过代际职业地位的关联性来考察阶层结构生成过程中的再生产特性及其程度,然后通过分析家庭背景因素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来探讨这种再生产特征存在与否的原因。具体来说,本文首先要验证的一个假设就是代际职业地位之间的关联性(假设1)。如果代际职业地位的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话,结合前文提到的“单位制”等的研究,我们认为初始职业(下文简称“初职”)的单位类型和教育程度可能是影响人们职业地位的直接因素(假设2),而职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家庭背景(研究中被操作化为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文化程度)影响着人们的教育获得(假设3)和初职选择(假设4)。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笔者2006年6月至9月在南京市所做的一项名为“家庭环境与子女教育”的社会调查,调查对象是南京市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的家长,抽样方式为多阶段整群抽样,计划样本2200,有效样本1885,资料收集方式为留置问卷,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吸收了戈德索普{12}等的观点以及国内学者在经验研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从所有制、工作场所中的权威等级(行政级别与管理级别)、技术能力等几个维度来度量人们的职业地位,将职业地位划分为这样几个类别:城市无业者或无固定职业者、农民、工人、自雇佣者、专业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几个职业阶层{13},并且赋予各类别以等级意义。

  与同类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人们的初始职业地位是很难度量的,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只涉及到人们职业单位的选择,而其职业地位不仅包括单位类型,而且包含着人们在工作组织中的权力、自由度、技术能力等等,如果以初始单位作为最初的职业地位的度量,在代际流动分析中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逆流动现象。另外,在本研究看来,教育,特别是职前教育是人们职业获得的原因变量,而收入则是人们职业的产出变量,因此以教育和收入来度量初职职业地位也有其不妥之处。基于这些考虑,在分析中,我们将人们的初职以其单位类型来衡量,目前职业(下文简称“现职”)则以体现单位类型、工作场所中的权威等级、技术能力要求等的职业地位来测量。

三、研究发现

  (一)代际职业地位的关联性

  表1是对代际职业地位关系的分析。从表1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代际之间的职业地位有着非常高的关联性。与父亲为农民的子代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子代,经济管理人员的子代,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可能性比成为工人的可能性分别高出5.558倍、0.944倍和0.926倍,而与农民的子代相比,自雇者、工人家庭出生的子代在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方面没有显著的优势,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子代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可能性最大,而经济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在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方面也有着较强的优势;与父亲为农民的子代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子代,经济管理人员的子代成为经济管理人员的可能性比成为工人的可能性分别高出3.215倍和0.915倍;而与父亲为农民的子代相比,自雇者、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成为经济管理人员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与父亲为农民的子代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子代,经济管理人员的子代,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比成为工人的可能性分别高出7.025倍、1.495倍和1.867倍,而与父亲为农民的子代相比,自雇者、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方面没有明显的优势;另外,分析结果也表明,自雇者的后代成为自雇人员的可能性也是最高的。

  如果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这三个职业阶层是优势职业阶层的话,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子代在进入这些优势职业阶层方面具有非常强的优势,而经济管理人员的子代在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经济管理人员阶层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优势。概括起来说,优势的职业阶层具有较强的自我再制性。这一研究结论与前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就本研究的假设1而言,优势职业阶层职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关联性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影响职业地位获得的直接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子代的职业地位与父辈的职业地位之间,特别是两代之间在优势职业地位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关联性,也就是说优势职业地位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但这种传递所采用的策略有可能是相对隐蔽的。因为在分析过程中,当我们将本人的教育、初职单位和职业经历等变量带入上述分析模型,结果发现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目前的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显著(方程省略)。对人们当前职业地位有着显著直接影响的是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经历。表2的分析结果显示的是本人的教育、工龄和初职单位等因素对几个优势职业地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获得的影响。

  从表2的分析结果中首先可以看出,教育在进入优势职业阶层方面的作用是很显著的,仅仅从教育和优势职业地位的表面关系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符合所谓工业化逻辑对所谓绩效主义的宣称。表2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工龄对人们获得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以及获得经济管理人员职位的影响是积极的,也就是说工龄越长对人们获得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经济管理人员职位越有帮助。有意思的是工龄虽然对人们获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位的作用也是显著的,但这种作用是负向的,对于这一反常的现象,可以用技术更新的速率和近来高等教育的扩展来解释。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技术不断涌现,而与此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近10多年来快速扩展,这就使得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更容易获得专业技术职务。

  从表2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初职单位为党政机关者有着非常强的优势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初职单位为各类企业的,其初职单位本身就构成其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显著障碍;初职单位为民营 / 三资企业、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成为经济管理人员的可能性最大,而初职单位为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最大。总之,初职单位对人们当前优势职业地位的获得是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的。

  前述分析表明,本人的教育和职业经历对人们当前的职业地位的获得有显著的影响(即本文的假设2得到验证),而这体现的是自致因素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影响。这一结论仿佛与前文论证的职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的结论相矛盾,但正如我们在研究假设中提到的那样,家庭背景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初职选择的影响是不可以忽视的,并且如果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的话,可以说家庭是以一种内隐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接下来我们分别验证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获得和初职选择的影响。 

  (三)教育的获得过程

  如果说家庭背景影响着人们的教育获得的话,那么这种影响首先针对的是人们职前教育的获得,因为职后教育的获得还有可能部分地受到当事人因自身职业地位而获取的某些资源的影响。另外,就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而言,职前教育获得所受到的家庭背景的影响要比职后教育所受到的要直接得多,这也正是本研究不同于同类研究而选择分析职前教育的原因所在。根据新近的一些研究,就当代中国的情况而言,父亲的文化和职业在不同的年代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均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表现{14}。本节的分析过程,参照同类研究的一般惯例,将家庭背景主要操作化为父亲的文化和职业地位{15},除此之外我们试图引入来自母亲的一些影响,并考察家庭背景对不同性别者的影响。

  表3是对人们职前教育获得的回归分析。从模型1的分析结果来看,父亲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均影响着子代的教育获得,并且来自于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来自父亲文化程度的影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获得更高层次教育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他职业阶层。笔者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影响{16},所以分析过程中,我们试图在模型中带入“母亲文化程度”和母亲的职业等变量,分析结果表明,母亲的职业对子代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但母亲的文化程度与子代的教育获得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参见模型2。并且,从后续的几个分析模型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年代、针对不同性别者,来自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一直呈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一直以来被同类研究所忽略的现象呢?如果考虑婚姻的同类匹配性,母亲的文化实际上能够较好地体现一个家庭文化资本拥有状况,家庭文化资本的丰富性实际上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其子女。

  模型4和模型5是为了考察不同年代家庭背景对人们职前教育获得的影响。在分组时,我们将研究对象按其16岁所在的年代分为两组,其中一组,16岁所处的年代为1976年以前,另外一组为1976年以后。之所以要选择跟“文革”有关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作划分,一方面是因为本研究的大多数调查对象是在60年代以后完成学历教育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关研究表明,在这一时间点前后,中国人的教育获得机制是有所差别的{17}。需要说明的是,16岁所处的年代为1976年以后的,大多数人是在70年代末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完成学业的,也就是说,这里所作的划分,差不多是按照80年代以前和80年代以后完成学业划分的组别。如果根据经验数据的收集时间来判断的话,从白威廉(William Parish)等针对当代中国所作的相关研究中{18},实际上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及以前,家庭背景因素对子代地位获得(包括教育地位)的直接影响曾经因制度干预而被消解过。但就教育获得而言,模型4和模型5的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70年代末以前完成学业的调查对象而言,还是对70年代末以后完成学业的调查对象而言,作为家庭背景的父亲职业对子代的教育均存在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并且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革,日趋加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济管理人员子代的教育获得。比较模型4(Adjusted R2=15.2%)和模型5(Adjusted R2=22.4%)的方程解释力,还可以看出,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获得总体影响也是随时代的变革而加强的。另外,从模型4中还可以看出,对于那些在70年代末以前完成学业的人来说,父亲的文化程度对其影响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对于这一发现,笔者认为,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在那个年代,这些父辈们的职业地位跟其文化程度之间的关联性很低(某些优势职业地位的获得可能是依据革命功绩,而非以文凭所体现的工业化理论所谓的知识与技能),也就是说真正能决定这一时期调查对象父辈地位的是其职业地位。

  模型6和模型7显示了家庭背景对不同性别者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家庭背景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家庭在各种资源的占有上的差异,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子女家庭往往会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儿子的教育而非女儿。模型6和模型7的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假定。

  至此,本文的假设3得到验证,即教育作为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自致因素受到来自家庭背景(父辈的职业地位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分析作为影响人们职业地位的初职的获得过程。

  (四)初职的获得过程

  前文已述,人们初职所进入的单位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日后的职业地位的获得。那么,人们初职单位的选择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在研究中初职单位被划分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 / 三资企业、个体 / 农民等几类,分析发现,父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子代初职单位的获得没有直接影响,因此在表4的回归模型中没有纳入“父亲文化”、“母亲文化”这两个变量。

  从表4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首先,职前教育程度是影响人们初职单位选择的重要变量,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文化程度的高低对能否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国有企业,再次是民营 / 三资企业,从这一结论中还可以看出,文化程度高者在初职选择时更倾向于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其次,户籍对人们初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19};第三,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初职单位的选择,特别是对子代能否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有着显著的影响。

  如果说表4的分析中,作为自变量的父亲职业地位,既考虑到了父亲的单位类型,又考虑到了父亲在工作组织中的权力与技术能力的话,表5的分析则是以父亲的单位类型作为自变量。从表5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父亲在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工作的子代,初职选择时,在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相对于那些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子代来说,父亲单位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和父亲单位为国有企业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的概率是成为“个体 / 农民”的概率的16.394倍和5.559倍;相对于那些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子代来说,父亲单位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和父亲单位为国有企业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进入国有企业的概率是成为“个体 / 农民”的概率的7.446倍和7.378倍。 

  从表4和表5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家庭背景因素的父亲职业对人们初职单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进入,也就是对所谓的“体制内”单位的进入上。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年代的差异,我们对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情况逐一分析。

  表6分析的是不同年代父亲单位对子代初职单位选择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父亲单位和子代初职单位分别被划分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其他三个类别。年代划分的依据是人们初次参加工作的时间。从表6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任何年代父亲的单位类型对子代初职单位的选择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父辈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但在不同的年代,父亲单位类型对子代初职单位选择的影响是不同的。与父亲单位为“其他”相比,父亲单位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比进入“其他”单位的概率的倍数,从总体上来说是14.097倍,在70年代及以前是13.091倍,在80年代为17.923倍,在90年代以来这个倍数变为9.555倍。从这些倍数的变化上来看,单位类型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的在父子两代之间存在一定的继承性,并且这种继承性在80年代最强,90年代以来这种继承性有所削弱。从分析中同样可以看出,父亲单位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进入国有企业也表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并且从回归系数上也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也是在80年代最大,到90年代以来有所削弱;而父亲单位为国有企业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相对优势随着年代的变化逐步被削弱。对于上述随年代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可以用整个社会的职业结构调整来解释。在计划经济时代,选择全民所有制单位是人们职业选择的最佳偏好,但随着年代的变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家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在整个社会职业结构中,某些单位类型(如私有 / 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回报(经济的或声望的)有所提高,这就改变了人们在初职单位类型选择上的偏好。既便如此,从上述分析(特别是表4的分析)中还是可以看出,具有优势家庭背景者有着更多的机会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依然是多数人在初职选择时的偏好所在。

  从本节分析的结果来看,本研究的假设4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如果说作为职业经历的初职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职业地位的话,那么作为职业经历的初职所受的来自家庭背景的影响是不可以忽略的。 

四、小结与讨论

  总结经验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单从人们的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来看,直接影响人们当下职业地位的因素主要是教育程度和职业经历(初职、工龄等),这往往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人们的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受制于人们的自致性因素。结合本文开头的讨论,如果把职业地位作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近似度量的话,这样的印象容易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即阶层结构日趋开放,阶层结构的自我再生特性被消解。但这一认识又与前述代际地位关联性的结论相矛盾。从职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来看,阶层结构的再生产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进一步的分析化解了这种结论表面的矛盾,因为作为自致因素的教育和职业经历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家庭背景的影响。经验研究所展现的代际职业地位之间的关联意味着,具有优势地位的家庭,可以通过子女教育、对子女初职的选择,以及其它可能的方式,间接地将其优势传递给下一代,或者说这种优势的传递具有潜在性、隐蔽性。从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上来看,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意味着一种再生产的机制,并且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与再分配体制下的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相比较,当下的这种再生产过程越来越趋于隐蔽,日益被人们地位获得过程的所谓的自致因素的作用所掩盖。

  马克斯·韦伯曾经用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这个概念指称某些社会集团通过只局限于让一小部分有资格的圈内人来分享获取资源和机遇的渠道这样的机制,从而达到报酬的最大化。并且,任何一种能够被某些集团用来达成他们对“特定的、通常是经济性的机遇的垄断”的群体特征——如种族、语言、社会起源或宗教等——都可以成为社会排斥的基础{21}。其实社会排斥机制存在于任何社会中,只是排斥的主导机制不同而已。帕金(Frank Parkin)曾指出社会排斥的两种机制,即集体主义排他(collectivist exclusion)和个体主义排他(individualist exclusion)。集体主义排他指的是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如以种族、民族、宗教、血统等为标准的屏蔽。而个体主义排他所制定的屏蔽、筛选标准有利于个人竞争,而并不将某一个身份群体整个地排斥在外,如建立在财产和文凭基础上的排他。纯粹集体主义排他,比如那些建立在种族、宗教、族群等之上的排他,将产生出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被统治群体来;而纯粹建立在个人主义标准之上的社会排他,将产生出一个以高度的社会分裂和未成型为其特征的被统治群体来{22}。当然,在真实的社会中,两种排他通常以这样或那样的组合方式而起作用,因此它们所产生出来的社会分层体系,总是居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上。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来看,再分配体制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对社会分层过程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集体主义的排他。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个体性的、自致性的因素在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被加强,这种情形下的社会分层过程从表现形式来看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竞争的个体性排他,而这些个体性因素所受到的非个体性影响的存在则提醒我们,内隐化的集体主义排他的存在,而这种内隐的排他机制则有着在一定程度上将阶层结构的再生特性隐藏起来的倾向。


【注释】

①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载李友梅、孙立平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③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3页。 ④在笔者看来,城乡分割的刚性特征尽管有所松动,但再生产依然是这种差异形成的主要特征,因篇幅限制,本文不打算讨论这种差异的生成过程。 ⑤Lin Nan and Bian Yanjie,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7(3), 1991, pp. 657-688. ⑥Bian Yanjie,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⑦Andrew G. Walder,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7, 1992, pp. 524-539. ⑧Lin Nan and Bian Yanjie,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pp. 657-688. ⑨余红、刘欣:《单位与代际地位流动:单位制在衰落吗?》,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⑩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139 ~ 155页。 {11}陈光金:《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要机制的演变》,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 {12}Robert Erikson and John H. Goldthpore,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13}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的经验资料来源于城市社会的调查,因而在样本中农民所占比重较低;另外,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有时结合人们所属单位的类型(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等)对职业等级进一步细化。 {14}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张翼:《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对于被访者父母亲的职业为“其他”、“军人”等情况的,在分析过程中被当作缺省处理。 {16}方长春、风笑天:《阶层差异与教育获得—— 一项关于教育分流的实证研究》,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 {17}刘精明: 《“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8}William Parish,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 L. Watson (eds.),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本研究的调查地为城市(农民样本相对较少),如果同时考虑到城乡,这种影响会更突出。 {20}16岁时父亲职业为“军人”的,在分析中被当作缺省处理。 {21}Frank Parkin ,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4. {22}Frank Parkin,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pp. 44-113.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