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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同省份通婚圈概况及其历史变化

——将人口学引入通婚圈的研究

周 皓 李 丁

【内容提要】 在总结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关通婚圈(通婚距离)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通婚圈的概念和通婚圈研究的意义进行辨析,对造成通婚圈研究分歧的症结进行分析,并利用人口数据对我国不同省份的通婚圈大小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估计。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择偶和婚姻家庭问题。

一、通婚圈及其研究意义

  通婚圈是用来描述择偶规律和结构的重要“指标”,表示某一社会群体成员婚配对象的来源范围。通婚圈可以从“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两个不同的维度进行定义和测量。通过“社会距离”来进行测量的叫做等级通婚圈,指人们的择偶范围被限定在一定阶层、种族、宗教和教育标准之内。借助婚姻实现的社会纵向流动以及常说的“门当户对”都与等级通婚圈紧密相关。①等级通婚圈的特征与大小是反映一个社会阶层化程度以及社会集团之间的开放性或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标。地理通婚圈是通过地理距离进行测量的,指婚配对象来源的空间范围。地理通婚圈的大小指示着某一区域内成员的婚配对象的来源情况,能够反映一个家族、社区、地区乃至国家与其他区域之间社会经济交往状况。通婚圈与通婚距离紧密相关,前者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群体(如一个家族、社区或者地区的成员)的可能择偶范围,而通婚距离通常被用来指具体婚姻单元中配偶双方的空间或社会距离。通婚圈的变化反映婚姻交往的变化,通婚圈的扩大意味着人们的择偶范围扩大,远距离交往交换的扩展;通婚圈缩小意味着人们的择偶空间变小,地域交往封闭或不对称。简单地讲,通婚圈的变化意味着某一群体成员的“平均”择偶范围、通婚距离变大或变小。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对一对的配偶之间的通婚距离进行测量进而得到一个群体的通婚圈的大小以反映这一群体的通婚择偶结构及规律。下文提到的通婚圈主要指地理通婚圈。

  由于择偶和婚姻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通婚圈问题得到了社会科学的长期广泛关注。不同专业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众多研究。当前社会学关于通婚圈研究的理智资源主要来自社会学及人类学。②人类学家多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家族或者村落社区为单位讨论作为社会交往空间的通婚圈与经济生产、文化制度及其他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③社会学有关通婚圈的研究很多是利用问卷调查来测量通婚距离的远近进而某一地区的通婚圈的结构、大小及其因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变化。④概观之,这两个学科研究的通婚圈主要是小范围农村社区(或者少数族群、遥远部落等)的通婚圈,对大范围及城市通婚圈的关注很少。实际上,除了这两个学科外,人口学家也通过“婚姻迁移”、“婚姻流动”、“外来媳妇”等概念和主题参与到了通婚圈的研究中。基于统计数据,人口学家给我们呈现了包括城市通婚圈不断扩大的事实及其影响在内的有关通婚圈变化的现象和问题。⑤他们的研究能够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相互借鉴。从后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于人口学研究的忽视使社会学对我国通婚圈概况及其变化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此外,已有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过于强调通婚圈对于社区、村落等中观社会单位的结构意义,而忽视了通婚距离对具体婚姻家庭的影响。作为社会空间的重要表现形式,婚姻圈这一结构在施坚雅那里主要被基层市场体系所解释。吴重庆对孙村通婚圈的探讨承袭这一传统,他将一个村落的通婚圈与祭祀圈、市场圈进行比较和对话,实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树立了通婚圈研究的典范之一。⑥此后,很多研究都对作为一种重要结构的通婚圈的特征与变化进行了描述和解释。实际上,通婚圈除了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外,也被人类学和社会学家用来作为“自变量”。在杜赞奇那里,通婚圈被当作文化网络的粘合剂从而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不过,这种功能同样被置于抽象层面。社会学对通婚圈和通婚距离意义的探索有将其微观化、“功能化”的趋向,如王思斌在雷洁琼主编的《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第七章中关于家庭网络的论述很好地呈现了通婚距离对微观家庭的社会网络的意义。但是这种趋向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从微观上讲,通婚圈(社会平均通婚距离)的变化意味着具体的婚姻交往的变化,这不仅会影响男女双方的结合,还会影响到新家庭建立之后的适应与融合,影响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与维持。在市场化的大转型背景下,由于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经济领域缺乏约束的干预以及社会中层组织的不发展,家庭在社会自我保护方面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与风险,家庭之间的互助合作意义重大。⑦姻缘关系作为一种强社会关系,是建立家庭关系网络、形塑社会空间的重要途径,在社会网络扩展方面的意义也就可想而知。通婚圈的大小,即通婚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婚后家庭成员居住模式的选择,不同家庭单位之间的互动和交往,进而影响到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规模和质量;影响到外嫁子女与娘家的联系与照应,外嫁子女父母的养老以及外嫁子女的社会支持与融合。已有研究显示,近距离通婚能够为亲戚之间的互相帮助与合作创造现实条件,有助于姻亲关系家庭之间的互助合作。⑧一方面,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婚姻单向流动及通婚圈的缩小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内卷化,甚至威胁到基本的人口质量。⑨另一方面,通婚距离过大,同样会影响家庭关系网络的拓展,使得姻缘家庭之间的交往和互助成本大大提高,即使是远嫁子女与娘家亲人之间的临时探访所带来的成本也可想而知。通婚距离过大不仅会影响家庭关系网络的扩展,还可能影响到家庭内部各种关系的调节和处理。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地域,更有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价值标准,从而使家庭内的关系(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面临更多的挑战。夫妻双方背后的社会资源的差异将可能使得一方对另一方更为依附。⑩如果公共制度再对远嫁男女进行歧视,那么问题将更加严重。关于城市外来媳妇社会适应与支持研究说明了城市通婚圈扩大所可能带来的问题。{11}

  可以看到,对通婚圈意义的强调不该忽视通婚距离的变化对家庭社会适应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城乡及地区发展不均(可能使有的地方婚姻圈过分扩展,有的地区过分内卷),独生子女一代逐步进入婚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本来就有缩小趋势),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家庭之间的合作和照应更为必要),而城乡化政策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中层组织不发达(家庭网络和婚姻交往意义重大,远嫁子女无法将自己的老年父母带入城市养老)等问题的存在,对通婚圈以及通婚距离的关注和研究也就更具意义。

二、关于通婚圈大小变化的争论及其症结

  

  通婚圈研究具有如许意义,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通婚圈的变迁态势有三种不同的声音:邱泽奇、吴重庆、新山等认为通婚圈在缩小和内卷化;雷洁琼、陈兰兰等认为通婚圈基本不变;{12}王金玲、韦美神、仰和芝、黄佩芳、周海旺等认为通婚圈呈现出扩大的趋势。{13}这种分歧强化了通婚圈变化所具有的地域特征,但使我们无法把握整体的发展趋势。

  之所以产生众多不同声音,并不是由于大家对影响通婚圈变化的因素或结构存在分歧,不同研究所考虑到的影响通婚圈变化的因素几乎相同。{14}如吴重庆指出,作为社会网络之一的通婚圈的变小受到包括婚姻择偶方式(“无处不在的媒人”及其网络)、婚姻观念(讨个“有用”的人)、国家政策(计生工作)、经济活动方式(包括历史上农业生产对水的依赖、传统商贸活动的衰落以及新型职业模式)的影响。也恰恰是这些因素的变化,如婚姻择偶方式的转变(由说媒变为以自主认识为主)、婚姻观念的变化(不再强求一个有用的农业劳动力)以及伴随人口大规模流动而出现的就业和居住的“城市化”等,被崔燕珍用来说明崔村出现的新情况:“农村青年的婚嫁行为已逐渐摆脱传统的历史烙印,越来越具有现代化的特征,表现在通婚圈方面逐渐由传统的地缘、血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变,突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与县外乃至省外间的通婚逐年递增。”{15}

  这种分歧状况与通婚圈的地域差异存在一定关系,也与各调查研究的时间、地点、规模不同有很大关系。除了雷洁琼组织的课题组是较大范围内的随机抽样调查外,其他研究或是小规模的非随机抽样实地调查,或是根据地方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具有典型性但不足以推论总体。{16}地区不同,条件不同,研究发现截然对立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对整体的情势首先有所把握。实际上,基于共同的关键性解释变量和逻辑,只要有必要的信息我们就有可能估计一个地方通婚圈的变化情况。然而,主要趋势怎样,整体情况如何,国内学术界仍然缺乏基本判断。这深刻影响着一个研究主题的发展与出路,影响着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创新和引进非常必要,人口学资料和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三、利用人口调查数据对通婚圈进行测量

  既然围绕通婚圈大小变化的争论主要不在于解释变量和解释逻辑的分歧,而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小规模数据之间的对立,那么解决这种分歧也就得依托于研究范围的扩大与方法的创新。人口普查是规模最大的调查,人口学是对普查数据利用最便捷和深入的学科,我们可能通过人口学和普查数据对全国的整体情况进行把握。在关于婚姻家庭的研究中,人口学事实上作出了很大贡献。{17}但人口学的研究视角与解释逻辑同社会学及人类学有一定差异。在解释逻辑上,人口学主要依赖于出生性别比、婚姻市场、婚姻挤压以及人口迁移等概念对婚姻问题(包括婚居方式、大龄未婚、婚姻迁移等等)进行解释。他们(如杨云彦、谭琳、倪晓峰等)利用人口数据对婚姻迁移现象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通婚圈”概念,但与通婚圈研究密切相关,具有融合和结合的可能。要跨过不同学科之间的门槛,就必须将人口迁移与通婚距离结合起来,解决通婚距离的测量问题。

  以往关于通婚距离(或者通婚圈)的测量,唐利平总结到“有的(研究者)是以一个地区婚入婚出女性的婚嫁距离作为考察通婚圈的大小的指标,有的是以一个地区婚入女性的婚嫁距离作为通婚圈的测量指标,有的是以一个地区婚出女性的婚嫁距离作为通婚圈的测量指标。应该说这几种测量指标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结论的理解需要考虑测量指标的差异。”这些测量指标虽然都具有推论总体的潜力,但由于无法进行特大范围的抽样调查,我们无法基于这些测量对全国的婚姻圈情况进行把握。而在人口学方面,有关婚姻迁移的研究和数据很多,但都没有与“通婚圈”或“通婚距离”这一概念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婚姻迁移和流动的距离测量出来,那我们就有可能依托人口数据来讨论通婚圈问题。但我们不能直接用婚姻迁移人口的增加来直接证明婚姻圈的扩大。因为人口数据的记录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仅仅考察个体的迁移与流动无法反映夫妻为结婚而跨越的“距离”,必须将配偶双方结合起来,才能衡量和比较夫妻双方来源地距离的远近。我们认为,当来自于不同地域(主要应该是出生地不同)的男女组合而成婚姻单元在所有婚姻单元中的比例的变化能够表明婚姻圈的变化,总婚姻单元中远距离婚姻的增加意味着通婚圈的扩大和平均通婚距离的延长。这种对通婚圈大小的测量不再停留在个体层面而转化为远距离通婚在所有通婚中所占比例问题。

  在这种测量方式下,我们需要确定或者估计一个地方的所有婚姻单元数,即有多少对夫妻,然后再看这些夫妻中有多少是“远距离”婚姻,如果“远距离”婚姻所占比例越高,那么这个地方平均的通婚距离相对较高。怎样定义“远距离”婚姻呢?以往社会学的研究主要以婚配家庭之间的空间距离为测量,但人口调查数据中没有此类直接测量。我们不得不将跨越一定地理或行政边界的婚姻作为“远距离”婚姻。比方说,跨省婚姻通常比村内婚姻、县内婚姻的通婚距离要远,跨国婚姻的通婚距离就更远了。这种测量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难以对“远距离”进行细致的区分,同样是跨省界的通婚,实际的空间距离可能非常不同。如北京人与河北人结婚所跨越的距离要比新疆人与上海人结婚跨越的距离小得多。此外,有些家庭住在边界附近,这时跨界婚姻不一定比边界内的通婚距离更远。因此,如果一个地区的边界长且人口集中在边界附近,那么从测量上看,这些地方跨边界的“远距离”婚姻可能很多,但实际的通婚的距离并不远。所以,通过这种指标对不同地区的通婚圈大小进行比较时应该考虑到这一因素。但这种影响可能并不大,而且在同一地区通婚圈的历时比较中不需要考虑这一因素。首先,不同地区之间的划分通常都是以一定的地理边界为依据的,跨越一定的地理边界本身就意味着距离的增加。因此尽管存在有些边界不以地理屏障为依据,但总体上而言,跨界婚姻往往比界内婚姻跨越的距离要大。其次,一个地区的边界通常不会频繁变化,具有历时的稳定性。因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个地区不同年代的婚姻中按照同样的标准测量的“远距离”婚姻所占比例的变化,从而反映出该地区通婚距离的历时变化。

  下面,本文将利用夫妻匹配的方法处理2000年“五普”个人数据,依据数据信息将家庭中的婚姻单元甄别出来,并进行夫妻匹配,获得夫妻双方的出生地信息,对通婚距离的远近进行分类。分类的依据是看夫妻双方的出生地是否相同,如果双方的出生地不同(如出生在不同的省,不同的县),就将这对夫妻确定为跨区域的婚姻。然后,再来看在所有的婚姻单元中,这种跨区域的婚姻所占的比例。这种比例的扩大与缩小应该是与婚姻圈的扩大与缩小相对应的,进而可以反映通婚圈的变迁。

  以出生地代表婚前居住地对通婚距离进行测量存在一些不足,但是是普查数据中最好的测量方式。从出生到结婚期间,个体可能发生迁移。如一个女性出生在广东,但婚前迁移到北京,居住生活了多年后与一位北京男士结婚。这种婚姻是不是“远距离婚姻”呢?根据前面对两地婚姻研究意义的分析,远距离通婚对具体家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通婚家庭之间的交往成本的影响造成的。如果通婚双方出生地不同,但双方家庭在同一地域居住了很长时间,双方家庭主要的亲属朋友关系网络都在同一地域空间内时,测量意义上的远距离婚姻可能并不“远”。但是,这种情况——出生地(出生时母亲户籍的所在地)在外县或外省、结婚前随家庭迁入本地并居住相当长时间、配偶为本地出生——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大。因为这要求其婚前随父母进行了家庭式迁移且是迁入地的常住人口。考虑到2000年已结婚的人口年龄绝大多数达到和超过20岁,如果其婚前随移且常住本地,那么其所在家庭必须在1995年(5年可能还并不足以将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完全转移到迁入地)以前进行迁移。这种携带未成年人的家庭迁移在1995年以前的迁移人口中所占比例有限。因此,我们的测量方式仍然值得尝试。建立通婚距离测量指标后,我们将从总体、分时间、分地域等角度分析我国不同省份婚姻圈的概况及其历史变迁情况。

四、数据处理及匹配结果说明

  首先利用“与户主关系”对2000年普查数据进行夫妻匹配,将数据从以个体为单位的记录转换成以夫妻为单位的记录。然后再来判断夫妻的出生地是否相同。2000年的普查数据中的“出生地”共分三类:(1)本县市区;(2)本省外县市区;(3)外省。如果夫妻双方的出生地类型分别为1与2,1与3或2与3,那么夫妻肯定不是来自于同一地域。同时,如果夫妻双方的出生地类型均为3,且省记录不同,也可判断他们不是来自于同一地域。但如果夫妻双方的出生地类型都为2;或者双方均为3,且省份编码相同(即都来自于相同省份时)时,就很难判断他们的情况。由于没有进一步明确的依据,我们只能将这种夫妻双方均为本省外县市区的情况视同相同地域。从这一点来说,目前估计结果应该是最为保守的结果。

  在对家庭户内的婚姻单元进行匹配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与户主的关系”。在2000年“五普”这两次普查的问卷中,与户主关系分为:(0)户主;(1)配偶;(2)子女;(3)父母;(4)岳父母或公婆;(5)祖父母;(6)媳婿;(7)孙子女;(8)兄弟姐妹;(9)其他。{18}根据这种与户主的关系,再辅之以“初婚年月”,我们就可以大致确定家庭户内的婚姻单元。首先我们可以将户主与配偶、父母、岳父母或公婆、以及祖父母予以配对(这里的配对只要根据“与户主关系”即可);其次对子女与媳婿配对(这时就需要再加上“初婚年月”)。这几种关系是最为主要的,而且在数量上也占较大的比例。当然,这种配对仍然不能将所有的婚姻单元予以复原,因为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子女的婚姻状况为“再婚有配偶”的。由于这时子女的初婚年月与媳婿的初婚年月并不相同,我们无法进行配对。即使普查时一个家庭户内仅有一个子女及一个媳婿的情况也无法判断。

  第二,孙子女的情况。由于在普查或调查中,孙子女及孙媳婿在编码时都归为“孙子女”,因此,这种情况就无法判断了。不过考虑到三代同居甚至四代同居的比例问题,这部分的影响不会太大。

  第三,夫妻双方调查规定的时间内不在同一家庭中居住,如夫妻中有一方长期在外打工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无法将原来的婚姻关系配对复原。

  第四,其他的情况。在与户主的关系为“其他”的人中,同样无法判断其夫妻关系的属性。

  表 1给出了匹配结果的检验。“合计1”是根据个体数据中的婚姻状况作出的统计,可以看到2000年数据中,最多能够匹配得到的对数为327750对。{19}但我们得到的总对数为303866对,即共差23884对,占总对数的7.29%;即匹配结果与最大可能的结果之间差异在7% ~ 8%之间,匹配结果应该说还算可以接受的{20}。

五、数据分析

  (一)通婚圈概况——本地婚姻及跨地区婚姻构成

  根据上述配对结果,303866对夫妻各自的出生地见表2。

  由表2的数据可知,来自于不同地域的夫妻有40442对(即表2中带有星号的数据相加),再加上夫妻均为“省外”的11816对夫妻中的2485对{21},共为42927对夫妻,占已匹配的婚姻单元的14.227%。也就是说在所有婚姻单元中,夫妻双方有一方来自其他县市甚至其他省份的比例达到了七分之一左右。

  与人们的常识一致,远距离婚姻中,女性外嫁的情况多于男性“外嫁”的情况。从表2中可以看到,丈夫出生于本县市区而妻子出生于本省外县市区的为18578对,妻子出生于省外的为7766对;这批“妻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外来媳妇”。妻子出生于本县市区,而丈夫出生于本省外县市区的仅为6590对,丈夫出生于外省的人数则更少,仅为3770对。也即,外地男性上门入赘的相对较少(仅占本地女性的4.2%),外地女性远嫁上门的则相对较多(占本地男性的10.06%)。在这种结构下,一个地区通婚圈的扩大意味着有更多的女性嫁入,而如果女性选择配偶时强调向上流动的话,则意味着通婚圈扩大的地方社会经济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在城乡差异存在的情况下,通婚圈的扩大更可能是城市通婚圈的扩大。

  异地通婚中,距离相对较近的跨县区婚姻(夫妻中有一个来自本省外县市区)占多数,与我国人口迁移以省内迁移与流动为主相对应。跨县区的婚姻有25168对,占所有异地婚姻(42927对)的58.63%。其余17759对均为跨省异地婚姻,占所有异地婚姻的41.37%,这一相对比例并不低。

  (二)通婚圈的时期变化

  以上只是通婚圈大小的静态描述,不能反映婚姻圈的历时变化。为此,我们可以从结婚队列的角度进行考察。图1给出了按结婚年份统计的总夫妻对数中的跨地域婚姻所占比例。可以看到,尽管前期有部分的波折,但总体趋势是逐步上升的。这一比例在1990年及以前基本上都维持在13%左右,但自1990年开始,这一比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91年、1992年在14.4%左右;1993、1994年则在15%左右;1995年为16%,而1996年则为16.85%;1997年已经到了17.28%;1998年则为19%;而1999年和2000年则分别高达20.37%和23.54%。即将近四分之一的新结合的夫妻至少是跨县市区的。当然这一趋势并不完全客观,因为2000年调查时仍然存活的早年成立的婚姻单元数量有限,而且远距离两地婚姻的生命可能更短,从而使我们低估了早年成立的婚姻中远距离婚姻的比例。

  如果将年份合并成年代,将异地婚姻区分为省内异地婚姻和省际异地婚,结果见表3和图2。由图2中的曲线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来自于不同地域的夫妻所占的比例明显地逐步提高,省内异地婚姻的比例在各个年代都多于省际异地婚;在增长趋势上,两种婚姻呈现出平行增长的态势。从全国整体形势来看,通婚圈扩大明显,80年代以来呈现加速扩大的趋势(图2,右图横坐标90年代被分为两段)。相信这种趋势应该在2000年以后仍然会有所延续。不过,随着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姻阶段,父母可能不太愿意独生子女远嫁,远嫁的情况可能有所回落。但其他因素,如人口远距离流动的增加则会强化这一趋势。真实情况如何,后续研究可以关注。

  (三)不同省份通婚圈的大小

  以上仅仅是全国的整体情况,由于通婚圈受到人口结构、文化观念、地理区位、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地区之间的差异可能很大。下面,我们对不同省份的通婚圈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从异地婚姻在婚姻单元总体中所占比例来看,全国大致分可以分为两类地区。表5中带星号的数字是省际异地婚比例高于省内异地婚比例的省份。可以看到,异地婚姻比例最高的为北京,达到33.62%,即三对夫妻中至少有一对是至少来自于不同的县市区。考虑到北京、上海这类特大城市的县市区相隔并不太远,因此,对于特大城市而言省际通婚更接近“远距离”通婚。表5表明,北京市的婚姻总体中,跨县市区的婚姻为180对,跨省的婚姻达到了960对,所占比例为28.31%。也就是说,四对夫妻中就有一对夫妻双方是来自不同省区。除北京以外,异地通婚比例较高的省市还包括了天津、上海、辽宁、黑龙江、内蒙、青海、宁夏和新疆。这些省市要么一直是全国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要么曾经是全国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要么是少数民族重点开发省区,都曾经是,甚至当前仍然是重要的人口流入省区。

  如果将上述省市归为通婚圈较大的地区,那么剩下的地区通婚圈较小,且相差不大,异地婚姻在所有婚姻单元中的比例集中在11% ~ 13%之间。但各省异地婚中省内通婚与省际通婚的构成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请见表5)。其中,湖南、广西和四川是跨省异地婚姻比例最低的三个省份,甚至比西藏的跨省婚姻比例还低。这三个省份一直以来是人口迁出大省,也是女性婚出大省,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被动,如果从婚入女性的通婚距离来看,其通婚圈可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发展变化不大,甚至有缩小的趋势。这一类地区中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改革开放后是人口流入的大省,但省际异地婚姻总体的比例并不高,这可能这些地区早年通婚圈较小,跨地区婚姻比例低有关,此外这些地方发展较晚,而我们的数据只截止到2000年也有一定影响,从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近年来跨地区婚姻急剧增加。为了反映各个省区通婚圈大小差异,我们按照异地婚姻、省内异地婚和省际异地婚的比例排序,将所有省区大致分为四个等级,并着以不同深浅的图纹(图3 ~ 图5),从而可以直观地了解我国不同省区的通婚圈情况。

  (四)不同省市通婚圈的变化模式

  上面分析的只是各个省市异地婚姻的累积情况或者说通婚圈的静态大小,而没有分析到通婚圈的历史变化。实际上那些省际通婚比例较高的省市,高比例的异地婚姻产生原因各不相同,与时代背景、社会经济的地区各级、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状况紧密相关。我们将全国各省通婚圈变化情况作图(图6,为了反映各个省份内不同时期的变化,我们没有统一纵坐标),发现全国31个省区(除台湾无数据外)通婚圈的变化模式大致分为如下六种类型:

  第一种,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省际异地婚比例高于省内异地婚比例,并且都是随着时代政策的变化省际通婚圈也发生明显的波动。上世纪60年代后随着户籍制的强化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三大城市的通婚圈急剧缩小,但1990(1980)年以后,随着这些城市的高速发展,省际通婚圈扩大趋势非常明显。

  第二种,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三省都是由于原有(尤其是50年代 ~ 70年代的)的省际婚姻的沉淀,省际婚姻比例远高于省内异地婚姻比例。但从80年代开始,这些省份新成立的婚姻中的省际婚姻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而且异地通婚正逐步转变为以省内异地通婚为主。辽宁省的情况与黑龙江及吉林的情况稍有不同,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下降之后,省际婚姻在90年代增加明显。这可能与辽宁省改革开放后的持续发展有关。而贵州,虽然不属东北三省,且省际通婚比例一直不高,但通婚圈的情况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有相同的趋势,跨省婚姻比例持续下降,这可能因为它遭遇到同东北三省类似的人口迁移模式及产业模式的变化有关。

  第三种,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南、重庆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区。这些地区80年代前跨省异地婚比例小,80年代及以后跨省婚姻快速增长,且省际婚姻有追上和超过省内异地婚的趋势。

  第四种,以安徽、福建、江西、山西、甘肃为代表,省内异地婚增加,省内人口迁移大,但省际人口迁移带来的省际异地婚徘徊不前。

  第五种,以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云南为代表的人口流出大省,省际异地婚和省内异地婚同步增长。但总体上而言,省际异地婚的比例很低,省内异地婚仍然大于省际异地婚比例。前面分析指出这些省份可能是女性婚出大省,其通婚圈可能变化不大,但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些省份的通婚圈实际上也在不断扩大。

  第六种,以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大省。这些地区的婚姻受历史上的民族事件、民族地区政策影响大。这里,西藏地区异地婚的低位徘徊情况因为案例数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而新疆在五六十年代有着大量的省际婚姻的存在,此后仍然居高不下,且省内跨县区婚姻大幅增长。宁夏异地婚比例高,有下降趋势。内蒙古的省际异地婚姻的比例与宁夏类似,在80年代以前一直高于省内异地婚姻的比例,并且在50年代 ~ 70年代处于高位,80年代之后有下落趋势,但90年代后似乎有所回升。青海省内异地婚有所增加,省内人口迁移大,且省际异地婚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

  上述六种类型的地区的省内异地婚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增长趋势不明显,少数民族省份变化不规则外,增长趋势都非常明显,省内不同县域之间的婚姻交往持续扩展。省际异地婚受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及国家政策影响痕迹明显。

  这种分类是非常粗糙的分类,一方面样本数据仍然有限,无法更为精确地估计各省市通婚圈的确切变化。另一方面,各个省份内部的地区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没有纳入考虑。这些差异甚至更大,在省一级的笼统分析会抹杀内部的差异。但是上述分析至少有利于我们把握全国的整体情况,有助于后续研究进一步明确与深入。

六、结论

  婚姻交往是至为重要的社会交往,有关通婚圈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到通婚距离变化对社区和地区社会空间的影响,还要考虑到通婚距离对家庭及其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不同省份的通婚圈大小进行了测量和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整体上而言,我国各省市的通婚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等级,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跨省婚姻的比例达到了20%以上;东北三省以及民族大省的异地通婚情况比较多;其他中部大多数省份的跨界异地婚比例相当。从整体趋势上看,多数地区的异地婚姻比例近年来都在增加,通婚圈在不断扩大。但是具体分析表明,不同省份情况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六大类地区,各个地区的发展规律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迁移动向、婚姻观念、国家政策制度紧密相关。

  通婚圈的扩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说明人们的跨地区交往过更为频繁,社会交往更为活跃。随着远距离婚姻的增加,也涌现了不少新的社会问题,城市跨省婚姻大量增加给城市管理和服务系统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城市政府应该建立更为开放的市民化渠道,为最有可能城市化的本地居民的另一半提供市民待遇,避免出现上海“两地婚姻”、北京的“外嫁京”等类似问题。通婚距离延长的同时,婚入婚出的不对称使得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的婚姻挤压问题,社会经济较发达地区女性不愿远嫁落后地区,落后地区女性大量婚出的情况下,当地男性很多又找不到对象,从而出现新的买婚骗婚、大龄未婚现象。

  由于数据的限制,这里我们只考虑到省际层面的通婚圈情况,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省区内部不同地区和不同城乡的通婚圈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后续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依托地区数据优势把握本地区通婚圈的整体特征,并找到影响通婚圈的独特因素及此种通婚圈状态及其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在社会政策制定方面有所考虑。


【注释】

①陆益龙:《户籍隔离与二元化通婚圈的形成——基于一个城郊镇的分析》,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 ②唐利平:《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③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4 ~ 190页。 ④邱泽奇、丁浩:《农村婚嫁流动》,载《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 ⑤周海旺:《上海市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3期。倪晓锋:《大城市婚姻迁移的区域特征与性别差异——以广州市为例》,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赵丽丽:《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⑥吴重庆:《社会变迁与通婚地域的伸缩——莆田孙村通婚地域调查》,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⑦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89年。张云武:《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关系网络:以大庆市和上海浦东新区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⑧雷洁琼(主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 ~ 155页。 ⑨新山:《婚嫁格局变动与乡村发展——以康村通婚圈为例》,载《人口学刊》2000年第1期。 ⑩《异地婚恋“一地鸡毛”?》载《新民周刊》2005年12月9日,转引自:http://www.sass.org.cn/newsarticleshow.jsp?dinji=52&sortid=1510&id=6475,2009年6月14日访问。 {11}谭琳等:《“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赵丽丽:《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上海政协建言:关注外地配偶生存》,东方网,转引自http://news.sohu.com/20060111/n241382917.shtml,2009年6月14日访问。《“名分”困扰“外嫁京”——别再牵连孩子罩阴影》,载《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6日,转引自http://www.people.com.cn/GB/kejiao/40/20010806/528926.html,2009年6月14日访问。《户口——“外嫁京”心中永远的疼?》,中华网,http://news.china.com/zh_cn/law/1008/20010809/10076084.html,2009年6月14日访问。 {12}陈兰兰、高红波:《中部地区农村青年流动性与婚姻地缘性研究——以湖北襄樊部分地区农村调查为例》,载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zxwz/t20080917_18558.htm,2009年6月14日访问。 {13}王金玲:《浙江农民异地联姻新特点》,载《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韦美神:《“内卷”与“扩大”:外出务工对瑶族通婚圈的影响——以文本田东县L屯为例》,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Z1期。仰和芝等:《农村未婚女性外出打工与通婚地域圈变化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安徽C村未婚打工女性为例》,载《安徽农业科学》2006年第16期,第4179 ~ 4180页。黄佩芳:《嬗变中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人口性别比例及家庭结构和通婚圈——以浙江省萧山后坛村为例》,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周海旺:《上海市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 {14}马宗保、高永久:《乡村回族婚姻中的聘礼与通婚圈——以宁夏南部单家集村为例》,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15}崔燕珍:《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对当地婚嫁行为的影响——以崔村的个案研究为例》,载《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1期。 {16}倪晓锋:《大城市婚姻迁移的区域特征与性别差异——以广州市为例》。谭琳、柯临清:《目前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载《南方人口》1998年第2期,第41 ~ 45页。谭琳、黄博文:《八十年代中国女性省际婚姻迁入的逐步回归分析》,载《人口学刊》1999年第4期,第10 ~ 15页。谭琳等:《“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杨云彦:《我国人口婚姻迁移的宏观流向初析》,载《南方人口》1992年第4期。 {17}笔者2008年12月2日10时1分通过中国期刊网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检索得到的社会学及统计学以及人口学发表的主题包括婚姻的2296篇期刊文章中,发表在人口类期刊上的有515篇,占到将近四分之一。 {18}1995年小普查与2000年普查之间有很小的区别:1995年小普查中“子女”的编码为5,父母、岳父母及祖父母这三类关系的编码依次减1。 {19}合计1中男性和女性有配偶的人数不一样,主要由夫妻不在同一户(即夫妻分属于不同的户)等情况造成。 {20}郭志刚教授曾利用1995年小普查北京市的数据,用分性别的方法来进行匹配,在总共82632户家庭户中,配对得到73070对,比本结果多了412对。 {21}在11816对中至少有2485对是“异地婚”。11816对夫妇调查时都在外省(相对于出生地),为了判定他们是不是异地婚,需要有进一步的数据。由于普查数据只追问到出生在哪个省,未进一步问出生在哪个县。我们根据出生的省份不同,至少可以判定这2485对为“异地婚”。

责任编辑: 吴 铭